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工业互联网作用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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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指示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2008年“阳光绿色网络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信部电[2008]83号）、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有关《开展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整规办发[2006]12号）等文件的要求，中国互联网协会作为工信部、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开展互联网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的实施单位和试点单位，于近期成立了互联网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中心（筹），制订了《中国互联网行业企业信用评价实施方案》（试行）及《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标准》（网站企业与电信运营商），将接受互联网行业企业的自愿申报，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为了确保评价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协会已聘请了国内权威的行业专家和信用评级专家全程参与和监督评审过程。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 信用评价简介
1、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分为三等九级（即AAA、AA、A、BBB、BB、B、CCC、CC和C）。
2、信用等级评价报告、证书和铜牌由中国互联网协会颁发。统一采用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制定的证书、铜牌样式和编号。
3、评价结果有效期为三年。在有效期内对企业每年进行一次复查，复查不合格者要相应下调信用级别。有效期满后企业可重新申请参加信用评价。
4、评价指标：包括企业综合素质、财务状况、管理水平、竞争力、社会信用记录等方面。
5、信用评价工作流程：《申请表》资格初审《受理通知函》提交《评价申报书》/材料缴费征信调查评价/审核公示终评向企业提交《评价报告》/证书/铭牌年度复查。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相关系列文件和资料，包括《实施方案》、《申请表》、《评价申报书》格式等，将在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站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专栏详尽，供企业查看、下载。
二、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1、根据整规办和国资委有关文件精神和部署，评价结果将向社会公示，向整规办、国资委和商务部报备，并向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政府部门推介。
2、评价结果将作为互联网企业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年检的参考依据，服务政府的市场监管。
3、配合各省市地方政府的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评价结果将作为对企业融资、获得政府资助、享受税收优惠等的参考依据。
4、在年度“中国互联网大会”等场合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推介和宣传。
5、向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优秀企业的信用信息，增强企业融资能力。
三、 信用评价费用
根据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关于行业信用评价“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经协会理事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报备，每个企业评价收费标准确定为1.5万元人民币。评级结果三年有效期内每年一次的复查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四、 申报条件
1、评价对象：基础电信运营服务企业；电信增值服务提供商（网站、无线增值服务、域名注册、ISP、IDC等）；互联网和电信网的设备提供商、软件提供商及系统集成商等。
2、申报企业必须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且取得合法资质，互联网协会会员优先。
3、连续2年工商年检合格、2年内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协会的会员单位或省内互联网企业须有所在省协会出具的审核意见。
五、 首批申报截止时间
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常年接受企业申报。有意参加“首批互联网企业信用等级评价活动”且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请填写《申请表》（见附件1）并加盖公章后，于2008年8月18日前传真至我协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中心（联系方式附后）。
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中心将进行资格初审，确定评价企业名单，并出具《受理通知函》（见附件2）。
六、 信用信息保密承诺
1、按照全国整规办和国资委要求对企业工商注册基本信息和评价结果进行披露，以便公众查询，为参评企业扩大宣传；
2、在整个评价过程中，直接参与人员根据评价需要有权知晓企业各种信用信息，获得的信息仅用于此次评价目的；
3、除了上述两项以外，其他涉及包括评价报告在内的企业商业秘密信息的披露和转让，都必须取得权益人授权。
七、 联系方式
互联网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专项工作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北京至诚在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地址：北京西城区德外新风街2号天成科技大厦B座三层
邮编：100088
咨询、投诉电话：010-82273323
电子邮箱：xinyong@isc.org.cn
传真：010-82273326
联系人：付迎、孙国兵
评价中心网址：
（1）中国互联网协会 企业信用评价专栏（查看、下载文件、表格等）；
（2）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办公室，中国反商业欺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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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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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也是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适应信息交互需求从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人与物理空间而形成的。工业互联网集成了物联网、移动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最新创新成果，并与先进制造相关软硬件技术相结合，将信息连接对象由人扩大到有自我感知和执行能力的智能物体，体现了通信、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的集成优势，是互联网的演进和发展的新阶段，信息通信技术支撑信息社会发展的新手段。
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开辟信息通信发展新空间
工业互联网支撑工业全流程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应用于企业生产，将带来四个方面的变革。一是智能化生产，基于海量数据的建模分析，形成智能决策和动态优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网络化协同，借助网络整合分布于全球的设计、生 产、供应链和销售资源，形成众包众创、协同制造等新模式，大幅度降低开发成本，缩短产品上市周期。三是个性化定制，基于互联网用户个性化需求，通过灵活组织设计，制造资源和生产流程，实现低成本、大规模定制。四是服务化转型，通过对产品运行的实时监测，提供远程维护、故障预测、性能改进等一系列服务，实现工业企业服务化转型。
工业互联网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工业互联网是工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工业互联网为载体，实现全球智力资源、制造能力的广泛汇聚，促进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从单打独斗转向众智众力，如支撑众包研发、在线协同、云制造等新的发展模式。不仅加速了研发迭代进程，更促进了工业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工业互联网拓展信息通信业发展空间。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发展将引导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加快向工业领域延伸和应用。在促进制造业高端发展的同时，带动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和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拓展信息通信业发展的新蓝海。
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突破和推广应用
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同制定规范统一的标准体系，推广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下一步要着力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跨领域协同攻关。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加快顶层架构设计，充分发挥互联网、电信、IT和制造业的协同优势，突破网络、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产品制约，形成统一或兼容的工业互联网体系架构。我希望各方面共同研究建立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的可行性，以吸纳各领域的创新主体，共同推动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
二是适时组织开展应用示范，工业互联网的普及推广，需要先行者的探索和实践，要加快推进总体架构和技术体系的实际应用测试，突破大范围推广应用的障碍。目前，中外都已经有一些应用示范案例，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共同进行跨国家、跨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测试工作，共同探索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成功模式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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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圩指出，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顺应全球大势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是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打造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重要抓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在新型网络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大数据分析以及安全保障等关键领域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涌现出一批综合集成解决方案，形成了一批验证示范平台和优秀应用案例。特别是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成立，在体系架构、标识解析、试验平台、技术与标准、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积极引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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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的深远影响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信息技术的局限性：一方面，物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管理范畴，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产品生产制造流程的各个过程，都接入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远程智能控制；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使得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运行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这些技术进步为工业制造业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近年来，一些国家加紧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工程实验甚至是项目建设。这些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信息物理系统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智慧工厂”、“未来工厂”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环节的试点实验，以参考架构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体系化构建。这些研究、实验与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基础。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内涵
当前人们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尚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人们通常从某个方面的属性去界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如GE将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称为“制造业云操作系统”。实际上，所谓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兴制造业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众多行业及众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与售后服务等产品生产过程，在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数据中心，并通过一个统一的云操作平台实现远程智能制造。
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不同，工业制造业实现平台化所需技术更加复杂、门槛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直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并大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之后，工业互联网平台才开始出现。
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早在2012年，随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以及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由于当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尚未出现，人们还无法认识和理解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内涵、属性、作用和影响，实际上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工业4.0）的深刻内涵。
与现在的工业制造业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统一标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然是当前工业竞争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宏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试图将各行各业的技术和标准裹挟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改变分工格局。平台化使得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得以整合所有工业企业的各个制造环节，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监控平台上各企业的产品生产及其生产要素与市场动态。因此，平台不仅是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实现远程智能制造的操作界面，而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产品交易、服务保障的虚拟市场。
――平台生态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包括不同产业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众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企业，也包括产业链的其他相关企业；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以及各类服务型机构。网络效应将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组织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复杂网络。
与当前的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产品的交易和流通环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电子商务充其量只是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远比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重要得多，未来还将跨越国界、跨越行业界限，成为超级平台，从而全面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格局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为争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正在从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国家层面为推进“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电气电子（ZVEI）和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设立“工业4.0平台”；2015年3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共同接管并启动升级版“工业4.0平台”建设。
美国政府层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机构，但是，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所建立的各大制造业创新机构（IMS）都包含了相应平台建设的任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7月资助建立的“数字化制造与创新设计研究中心”（简称DMDII）。DMDII启动了“数字制造公共平台（简称DMC）”，其功能定位是数字化制造的开源软件平台，旨在鼓励全社会的中小创新机构、创业家和技术狂人等开发面向不同制造业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
企业层面其中尤以GE和西门子公司最为典型。
GE在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推出了包括24种工业互联网产品的九大平台，2013年推出更为宏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Predix。2015年，GE向全球制造业企业开放 Predix平台。
西门子建立的跨业务软件平台为Sinalytics，该平台不仅整合了远程维护、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现有技术和新技术，还能够对机器感应器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保密传输和分析。
此外，IBM和德国SA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充分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将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首要基础设施，成为集聚全球工厂、工业产品、市场用户的第一入口；将借助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加速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无论是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企业还是工业3.0的企业，都将被无奈、无情地“裹挟”到代表工业4.0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上。因此，谁控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具备了实时跟踪、优化配置甚至是全面掌控全球工业制造业发展命脉的实力。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全球领导权竞争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平台化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于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平台化一旦促使其双边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阈值），该平台的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增长。此时，竞争对手将很快面临经营困境，直至死亡或退出市场，该平台也将迅速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最近20年来，我国的传统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无不验证了这个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考虑到我国工业信息化总体水平落后，多数企业与行业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水平，能够达到工业3.0的企业很少，因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补课”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两化深度融合”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面对美国和德国在工业4.0平台方面的竞争，上述网络效应给平台竞争所带来的“裹挟”作用将不会预留给我们这种“补课”的时间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工业4.0平台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迎头赶上，直面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国家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为克服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落后局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打方向，分层次地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第一，构建针对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要将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近期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核心发展目标，着力研发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及相关机制，并尽快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二，选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服装、家电以及部分先进制造业等），并基于产业价值链和平台生态化特征整合这些行业的相关企业，组建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创新机制，激发各方动力，以发展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较强技术与市场实力的龙头企业，启动建设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此，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引导、优化各地正在开展的“双创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克服“泛娱乐化”趋势，引导企业真正地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
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领导与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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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键词： 汽车供应链；集群供应链；互联网+协同制造
Key words： automobile supply chain；cluster supply chain；Internet +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ing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5-0055-03
1 汽车集群供应链和“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内涵
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将汽车工业称为“工业中的工业”，不仅因为汽车工业对技术、资金投入等资源的高要求，更因为汽车产业极强的产业关联度与管理体系的复杂性。其中，汽车供应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供应链管理系统[1]。汽车供应链前端关联着材料、能源、设备生产、配套加工等产业，后端则关联着销售、后市场服务、交通运输等产业，而这些相关产业本身即是复杂系统，汽车供应链的这种特点使得零部件及相关企业有就近集群发展的倾向，汽车集群供应链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发展的。
汽车集群供应链是指在特定的汽车集群地域中，材料与零部件供应商、整车与副料厂商、整车与零部件经销商，以及政府部门、物流企业、金融机构、研发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企业与组织机构，通过分工协作，围绕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有机聚合而成的网络供应链组织形式[2]。汽车集群供应链是汽车供应链与集群组织的耦合，在对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汽车供应链内各节点的利益博弈，还要顾及跨供应链企业间的竞合活动。集群供应链网络治理问题对集群竞争优势创造与集群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3]。
我国政府在2015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利用“互联网+”协同制造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整体水平的发展规划，并对“互联网+协同制造”定义如下：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汽车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却带来信息延时、交易成本高昂、资源配置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为汽车集群供应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 “互联网+协同制造”在改善汽车集群供应链中的作用
中航工业信息技术中心首席顾问宁振波认为，广义的协同制造包括了供应链和用户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甚至会跨其他产业[4]，即“互联网+协同制造”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供应链整体环节的优化改善。互联网自身具有分享经济效应、去中心化效应及大规模定制效应可以极大地增进汽车集群供应链上各节点间的联系、促进汽车集群供应链上资源的优化配置。
2.1 分享经济作用
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的根本内生动力，是引导集群供应链内外资源的互利共享，包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和物流资源等，资源的共享打破了集群供应链的组织边界，使产业链相关利益体通过供需关系高效对接，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通过市场行为引导集群供应链上资源的优化配置。
2.1.1 信息资源地位凸显
“互联网+协同制造”使得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供应链协作体系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传统集群供应链以物质资源的流动为主导，信息分享程度低，从而导致集群供应链各节点上资源的闲置浪费，间接地拉动了交易成本的上升。信息资源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中作用的增强降低了交易门槛，使汽车产业内外相关体的跨界融合成为可能，从而为集群供应链的迭代创新提供了动力。
2.1.2 对集群供应链的全方位激励
马化腾认为，协同制造凸显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通过打破信息不对称、减少中间环节，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5]。汽车集群供应链因“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平台公共服务、免费理论等经济外部性，一方面使供应链上各环节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因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内外相关体的跨界融合，增大了集群供应链的内部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激励集群供应链向更经济、高效的共生模式转变。
2.2 去中心化作用
根据霍佳震的分类，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以整车及电机、发动机等部件制造企业为核心，属于单核集群供应链W络或平行式多核集群供应链网络。其特点是核心企业凭借自身雄厚的技术支持和强大的品牌优势，掌握着整个系统的运转，其他企业在这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大企业带动下，一方面按照它的要求，为它加工、制造某种产品的零部件或配件或者提供某种服务，另一方面又完成相对独立的生产运作，取得自身的发展[3]，如日本丰田汽车城。
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资源在网络中的流动方向是供应链上游企业向核心企业集聚，后由核心企业向供应链下游释放，节点企业间联系较少，由于信息缺失，从而带来效率低下、生产浪费等问题。“互联网+协同制造”模式则是去中心化，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在互联互通网络空间、资源共享平台上，使汽车集群供应链向数字化、扁平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减少资源流动中间环节，将在集群效应基础上的组织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时有效解决资源流动低效率和组织内部损耗等问题。这种去中心化的作用不仅是汽车集群供应链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而且能将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各行各业连接入网，并且使入网企业在自身垂直领域不断整合与融合，即实现TCP/IP协议中互联网无限扩张的理念。
2.3 大规模定制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差异化需求已成为市场主流，而传统汽车集群供应链模式在产品差异化、及时性等方面已逐渐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发展大规模定制技术则成为众多汽车企业的选择。低成本、定制化与响应速度是大规模定制同时追求的三大目标[2]。“互联网+协同制造”使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在网络世界实现了差异化、低成本的“蓝海”战略。从市场角度看，“互联网+协同制造”是通过免费公共服务平台，将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进行汇总，以及对消费者潜在需求进行挖掘，进而使差异化需求形成批量规模，使企业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互联网+协同制造”是通过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和众创行为，为企业个性化生产开辟了新空间，是传统大规模定制的升级版。此外，“互联网+协同制造”使消费者与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的直接沟通成为可能，提升了消费者的参与度，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供了保障。
3 汽车集群供应链应用“互联网+协同制造”的难点
与一般供应链相比，集群供应链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存在多个核心企业的网络结构；二是供应链纵横交织、相互关联，存在跨链合作；三是兼有垂直、水平一体化的特征，且网络化、专业化更明显[3]。基于集群供应链的特点，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组织结构在应用“互联网+协同制造”时相较于其他产业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3.1 体制变革
“互联网+汽车”可预见的高端境界是车与车、车与路的联网。最大的困难不在于技术障碍，而在于体制。其中涉及通信、汽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四个目前相对独立的领域。从当前的情况看，各个领域都在研究和推动“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与对策[6]。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内，供应链成员通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链内及跨链的竞争与合作，使集群获得了相当的规模经济效应，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间利益关系复杂，“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引入必然引起集群供应链网络内各方的利益博弈，关于汽车集群供应链发展各项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互联网+协同制造”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应用时的稳定性、适应性和可延展性都需要不断累积经验并深入探索。
3.2 信息资源整合
“互联网+协同制造” 是指以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构筑起来的制造业共享经济新模式。核心是物理信息空间和商业逻辑空间进行深度、无缝链接、及时互动，根本方法是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的协同效应凸显[7]，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汽车集群供应链各个节点构建起虚拟化、智能化的网络协同，实时同步生产模式是汽车集群供应链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实质。然而在汽车集群供应链网络中，供应链上下游节点企业间的联系及跨链企业间的联系为“互联网+协同制造”对信息资源的整合造成了困难。企业信息的创建、传递、共享等模式须与集群供应链整体发展保持一致，且企业间的信任机制也成为制约信息资源整合的重要因素。另外，“互联网+协同制造”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众创等拓展了汽车集群供应链的边界，外来信息的涌入，更增加了信息资源整合的难度。
3.3 协同制造理念提升
纵观国内汽车市场，虽不乏比亚迪、吉利等优秀汽车品牌，但优秀汽车产品的丰富程度较之国外品牌仍差距巨大。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汽车集群供应链在实施协同制造时更关注生产环节，而普遍缺乏对协同设计的重视。
在整个汽车供应链中，从前端的创意生成、概念设计到产品设计、详细定义产品性能，再到工艺规划、工装设计、小批量试装一直到规模化生产，整个过程都需要高度精确的协同制造技术的支撑，国外大企业更重视工程协同设计，而将生产制造环节进行外包。国内汽车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也是因为缺乏对协同设计的重视，从而在制造有特色的汽车产品方面缺乏竞争力。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对汽车集群供应链的改造，更应该从提升汽车供应链上企业的协同设计理念入手，单纯制造领域技术的提升并不能使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
4 汽车集群供应链中“互联网+协同制造”实施策略
4.1 建设工业云
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的首要目的，是增强集群供应链网络节点间联系，以信息共享为基础，优化集群资源配置，提升集群协同效应。由工信部主推的工业云服务创新平台对信息在集群供应链网络中的共享传递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工业云通常指基于云计算架构的工业云平台和基于工业云平台提供的工业云服务，涉及产品研发设计、实验和仿真、工程计算、工艺设计、加工制造及运营管理等诸多环节[8]。汽车集群供应链的工业云平台是区域工业云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之存在一定的界限，通过工业云平台将集群供应链各节点企业连接入网，企业通过工业云平台在产品研发、工艺设计、工装设计、规模化生产等阶段实时了解集群供应链中其他企业的信息，并分享企业自身信息，从而使得集群资源合理调度。
增强工业云与区域经济体资源禀赋及主导产业的结合，是工业云的发展方向。就现阶段而言，工业云往往用于解决中小型企业由于工业计算机软件平台建设、计算机仿真等技术经验不足，从而限制了其创新能力的问题。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以“政府支持+企业实施”的模式，以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为核心构建集群工业云，为集群内企业信息共享提供支持，集群工业云与区域工业云链接，实现与集群供应链之外企业的交流，同时，对集群供应链网络企业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4.2 建设智能工厂
从技术层面来说，在汽车集群供应链中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集群供应链上企业的协同设计、协同生产能力等，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工艺规划、机加仿真、物流仿真等，形成与实际生产过程并存的虚拟生产过程，降低生产不确定性，缩短生产周期。
以智能工厂为载体，深入推进互联网技术与集群供应链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融合，集群供应链网络中的各项资源集成了存储、感知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在生产价值链中的资源、设备等实现自组织功能，并根据从集群供应链网络中获取的信息灵活进行生产过程，从而打造开放、共享、协同的智能化汽车集群供应链。制造过程的虚拟化，将企业生产过程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并实现与消费者的对接，为生产定制化提供了支持。汽车集群供应链企业智能工厂的建设是与区域及集群工业云联系在一起的，智能工厂是工业云信息资源的来源，而工业云则是智能工厂协调发展的渠道。
4.3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人才体系
汽车集群供应链实施 “互联网+协同制造”以提升汽车工业的升级需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互联网+协同制造”是对汽车集群供应链体系的全新构造，此过程伴随着集群供应链网络的结构性变化、信任机制的改变以及交易模式的改变甚至各相关体利益分配模式的改变，这需要国家或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对集群运作模式、企业行为等进行详细而明确的界定，涉及到利益调解方式、标准制定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同样，引入“互联网+协同制造”是以高端人才、适用性人才的引入与培育作为支撑，人才体系的完善是协同制造理念与技术不断提高的根本动力。
5 结语
“互联网+协同制造”是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性技术，是制造业领域内各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性手段。汽车产业是一国综合制造能力的象征，我国在汽车制造领域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汽车产业的改造创新对我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此从汽车集群供应链的角度，考虑“互联网+协同制造”技g的实施应用，改善了集群供应链网络本身的问题，同时，为汽车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赵永斌.基于供应链的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构建[J].物流技术，2008（2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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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霍佳震，吴群，谌飞龙.集群供应链网络的联结模式与共治框架[J].中国工业经济，2007（10）：13-18.
[4]魏东.熟悉的“陌生者”――新常态下审视“互联网+协同制造”[J]. 中国信息界-e制造，2015（09）：22-33.
[5]马化腾.“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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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早在多年前，就以信息化应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等形式在孕育发展。今天，“互联网+”理念的提出，进一步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融合发展上升到占据新兴业态竞争高地，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优化的新高度。借“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东风，在一产、二产和三产中全面推进“互联网+”，对中国经济转型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将极大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互联网+”将从经济结构优化、业态结构优化、市场结构优化三个方面，产生结构转型的效应。
“互联网+”将依靠创新驱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向产业服务化方向调整。如果说，“ICT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那么，“互联网+”是一个服务化的故事。服务化不光涉及服务业，而且涉及农业、制造业，是一产、二产和三产共同的升级过程。服务化代表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其方向是要使经济从同质化、低附加值、产业链低端的非优化结构，转向提高质量，追求高附加值，进入产业价值链高端，满足人们多样化需求的优化的结构。
中国政府此时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客观上将推动互联网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整合，变革生产方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在这里不光意味着技术，而且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业态是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形态）。产业化与服务化最直观的区别在于，产业化是大规模生产，长于降价竞争，进入低端结构，提高GDP速度;服务化是差异化生产，长于提价竞争，进入高端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互联网+”传统融合行业，实际是产业化与服务化相互渗透融合过程，要在保持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增长质量。从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变，就是从传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将充分发挥网络空间对我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智能化提升作用，利用移动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打造网络服务平台，加快实现向智能化、服务化方向的转型升级，实现各行各业的普遍增值。在这里，我们看到，智能化、服务化并不仅仅是“互联网+制造”（如工业4.0）的方向，也是“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农业”的方向，是整个经济转型的方向。这不意味着我们又提出了新的转型目标，而是同此前目标一脉相承。例如，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这是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转型目标，它可以概括在智能化之下。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也可以概括在服务化之下。因为服务化就是指通过差异化实现高附加值，差异化只能靠发挥人力资源实现。这可以解释近年来为何中国GDP增速下降，但就业率不降反升，这主要是服务业、服务化发展的结果。
“互联网+”的过程还是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互联网+”与创新驱动的交集在市场导向，市场在服务化中，通过差异化需求，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创新的需求。创新就是差异化的供给。没有服务化显示需求目标，创新就会陷入盲目。以往政府导向的创新，往往与应用、需求脱节，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与服务化结合，片面强调产业化，造成供给导向而非需求导向。互联网产业从出生起，就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由市场获得创新的源动力。“互联网+”将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产业所长，将需求导向的创新驱动，注入所结合的各行各业。一方面在技术创新上学习美国所长，补上自己所短;另一方面在市场创新上发挥中国所长，以补美国所短（美国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市场百分之百输给中国商业模式）。在“互联网+”中以市场创新为主、技术研发为辅，解决结构优化中的高附加值问题。事实上，如果在“互联网+”各行各业中，真能把互联网业专克美国“师傅”的本事学到手，中国对美国的超车就自然实现了。
“互联网+”将占据新业态竞争高地，使互联网发展空间拓展到中国各行各业，催生多样化增值应用。新业态将突出增值服务，从旧业态中长出增值服务这一价值增长点。以增值的业态化，保证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这不同于研发创新的思路，是市场创新的思路。
新业态将突出平台作用，重点发展平台（支撑服务业），形成“重服务（支撑服务）―轻服务（增值服务）”相结合的新型业态。
支撑服务业与生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B2B服务业属于生产业，但不等于全是平台支撑的服务业。中国互联网相对欧洲等国的突出优势在于有一大批世界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分享平台资源，为增值服务（APP服务）创造了轻资产运作的条件。
新业态将突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作用。在利用互联网方面，要从单纯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化为接受互联网技术经济范式。
首先在与移动互联网结合中，不光要得到移动技术，更主要是接受精准营销，例如C2B，以及WEB应用（去中心应用）这些移动模式;其次，各行各业在与云计算结合时，重要的是吸收云服务、商业云、分享型经济这些新模式;第三，各行各业与大数据结合中，比数据分析更关键的是从技术上的多样性，悟出商务上的范围经济（多样性经济），实现模式创新。
新业态将突出数据业务。“互联网+”最终使各行各业实现数据业务的主营化。推动各行各业第二信息部门从成本中心转变为利润中心。例如，电信业早期以语音业务为主营业务，但最终被数据业务“越顶传球”（OTT），实现超越。未来各行各业的增值业务都将成为数据业，形成对传统主营业务的冲击，加快产业创新。
“互联网+”将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向精准化转变。“互联网+”将使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更上一层楼，一旦发挥网络超过市场之处，即一对一、精准配置资源的优势，“互联网+”将显示出超级资源配置效力。
与市场机制一样，网络扁平化地配置资源，在这点上有别于政府机制，又有别于市场机制。其次，市场机制主要以定量的价格为手段配置资源;但网络机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为手段（包括语言、非结构化数据）配置资源，可以直接精准配置价格所无法配置的资源（如品质、体验），形成情境定价。
“互联网+”将给市场竞争带来新的特点。首先，“互联网+”更适合差异化竞争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竞争（Contestable）状态，而非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表现为平台类似“自然垄断”，而应用（APP）完全竞争的新垄断竞争结构;其次，“互联网+”擅长提高的是效能（相对于差异化的效率，即低成本个性化），而不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质化），表现为效率与多样性并重;第三，“互联网+”长于提高劳动者的多样性产出（如创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表现为不仅直接创造更多就业，而且可能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机会（如创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无需转移支付，直接实现公平）。
最根本的“互联网+”，是“互联网+”市场。“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人们在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将补上一句，“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性作用”。无疑，互联网将加快有效能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这由信息化的驱动作用决定。
“互联网+”将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制造”，是“互联网+”行动计划首先要加以推动的领域。“中国制造2025”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基础，制造业服务化是“互联网+制造”的重要方向。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代表了下一步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的世界性趋势。其中，“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元素，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将帮助中国推进智能制造，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带动高附加值的新业态的发育，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把中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制造”，当作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是不准确的。德国和美国提出工业4.0或工业互联网，除了顺应发展潮流和普遍规律外，还有与中国竞争的意思。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普遍规律，但如果照搬德、美针对中国的扬长避短之策，势必造成中国的扬短避长。所以中国必须独立思考，在遵循“互联网+制造”共同规律的同时，扬长避短，才能寻机超车。
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工业4.0》一书中认为，工业4.0实质是为了“控制工业的复杂性”。他指出，“近几十年里，技术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产品乃至系统无限增加的复杂性”，“产品的开发和制造所必需的程序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传统的方法、手段和结构不足以稳定地控制这种复杂性”。例如，德国工业界认为：“如何解决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今汽车制造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森德勒认为，“复杂的、智能的、网络化的技术体系强迫人们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而对策则是：“把现在的手持设备操作的简单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工业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及产品上去。这通常被称为简单的复杂（Simplexity）”。这是理解工业4.0、工业互联网和“制造业2025”的关键。“互联网+制造”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多样性价值和复杂性成本这对“收益―成本”矛盾。相形之下，智能化、服务化已经具体了，只是上述逻辑的派生。智能化是指从技术角度（人与自然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服务化是指从商业角度（人与人关系角度）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的成本。
中、德、美“互联网+制造”的不同在于：德国的优势在制造业的中间环节，美国的优势在技术创新，中国的优势在市场创新。德国工业4.0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于，他们认识到，德国工业正是由于存在以嵌入式软件技术形式固化的复杂性中间增值环节，才没像美国制造业那样被中国掏空。因此他们加强以软件固化多样性价值这一增值点，进一步改进方向是引入移动智能的化简、降低成本，实现Simplexity，防止被中国人追上。美国搞工业互联网，与德国相反，是在总结与中国竞争教训，也认为不能把制造业搞得太简单同质化，要发挥技术创新这一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占据制造业的上游，利用自动化制造“新硬件”。“工业互联网”立论不像工业4.0那么稳，弱点在它与就业脱节，招致更强调就业的“新工业革命”（创客）理论与之竞争，二者真正的共识在强调技术创新上。中国的“互联网+制造”，一方面要补自己的短板，这就是通过“制造业2025”，强调智能化――分别加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并强调相互融合，分别去追德国、美国所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的所长，这就是背靠巨大市场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创新上寻求超越德、美，获得“互联网+制造”的主动权。
中国的“互联网+制造”要加强服务化环节的创新驱动，寻求弯道超车。中国通过互联网+行动计划来加大力度，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从表面上看，这说的是技术;但仔细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它说的实际是新业态。因为是在新业态这一节下谈“互联网+”，而不是在技术的那一节下谈。发展新业态属于市场创新，它要由技术与商业两方面配合来实现。技术与商业结合得好，中国就会发挥出相对德国、美国的优势。
前面已经分析过什么是一般新业态，现在重点来剖析制造业新业态。现代制造业是在一二三产普遍从产业化向服务化转变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制造业业态的所谓“现代”，首先要由这一特定的现代化内涵来决定，而不光只是技术升级。第一，“互联网+制造”形成的新业态，应是指制造业服务化这个方向的新业态。其目的是从结构优化上解决高附加值的稳定来源问题，中、德、美的不同仅在于相对于最优制造结构的相对位置不同，但共同趋向于新业态竞争高地这一点是相同的。要解决的都是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成本这一主要矛盾。智能化和服务化，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二，中国“互联网+制造”需加强对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制造业服务化可以有不同发展形式，需根据国情确定。德国由于弱在互联网支撑服务（SAP过去只是支撑工业3.0时代的IT业务服务），因此把增值点定位在制造内部，将网络引入制造内部，因此特别强调软件的中心作用。中国同德国比，强在互联网支撑服务，但以往主要不是支撑生产，而是支撑消费，应该把互联网支撑服务，先“+”进制造业体系，在生产业中发展出像阿里巴巴那样的世界级平台。中美在争夺“互联网+制造”领域的生产性支撑服务平台上难分胜负。美国对新硬件创新的技术支撑服务强，而中国对制造应用的支撑服务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应用选择由自己的服务平台来支撑是再自然不过的。从这个角度看，价值网络的作用和定位对中国来说就重要起来。中国需要跨越从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整合到价值网络整合的三级跳，挑战与希望都非常大。第三，“互联网+制造”的高附加值将来自多样性制造应用。制造产品向个性化的制造应用服务转变。在“端应用”（APP）上，依托价值网络生态，实行轻资产运作，是提高多样性价值和降低复杂性成本的必然选择。
中国发展“互联网+制造”，离不开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逐渐加大研发投入，有效推动互联网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结合，并将先进的技术模式转化为先进的服务模式（如将云计算转化为云服务），使创新驱动中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两个轮子都很好地转动起来。
“互联网+制造”既不是软化，也不是硬化，未来发展趋势是“软硬兼施”。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实现信息的软与物理的硬之间的融合。中国的制造业，要从做大，做强，向最优的方向发展。从长远看，不光要看到2025年能不能把钱赚到，还要看是否能发挥出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通过新业态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互联网+服务”将强化现代支撑服务业以激活增值服务
以互联网思路发展服务业，一方面要重点发展支撑服务业，为支撑服务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在支撑服务业基础上，刺激多样性的发展，发育高附加值的增值业态。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和先导部队，互联网的服务业的升级可以说是整个中国服务业升级的一个风向标。互联网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中以平台化、生态化为特色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深刻改变了流通业的面貌，改变了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互联网+”将把这一成功复制到流通业之外的所有服务业中。
互联网服务业态上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互联网+服务”在所到之处，势必将这种业态带入服务业中的各个子行业，包括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等等，在现有的传统服务业基础业务业态上，长于基于数据业务的增值业务业态来。
基础平台与增值应用的分离，相当于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离，是服务业内部支撑服务业（“重”服务业）与应用服务业（“轻”服务业）的业态分离。这种分离对业态的创新在于，第一，实现重资本与轻资产的分离，为多样性增值创造轻资产运作的条件，有效降低了创造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重大改变是通过提高知识形态的虚拟资产在资本中的比重，将服务业固定成本的构成，从现有由物质投入（如大商场的土木工程）为主，转向无形投入（如软件、虚拟商铺）为主。由于这些无形资产可以零成本复制（例如电子商务的虚拟柜台可以零成本无穷复制），使得增值应用（APP）的提供者不必重复构建固定成本，而在“以租代买”的商业模式（即分享型经济模式或称云服务模式）下，只需要自身的边际投入（如创造性劳动），就可用轻资产运作方式创造多样性价值，从而有效降低了多样性价值的复杂性成本。这与工业4.0的原理异曲同工。
第二，促进了服务业“大”生产与“小”生产的有效社会分工。基础平台相当于大规模制造的“大”生产，增值应用是个性化定制的“小”生产。在“大”生产方面，支撑服务业与生产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支撑服务业肯定都是生产业，但生产业不一定是支撑服务业。因为支撑服务业必须是以平台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提供生产，而不靠平台的倍增放大作用直接提供人工形式（小生产方式）服务的只能算生产中的简单再生产。中国与欧洲发展电子商务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欧洲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国好，但电子商务发展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阿里巴巴等一批上市平台，相当于服务业中的“重工业”;而欧洲只有应用，没有大平台，就好比搞工业但只有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因此搞成了服务的简单再生产，没有起到对APP多样性价值的倍增放大作用。“互联网+服务”，最核心的就是要解决在世界级平台的支撑下发展服务的问题，把中国的服务业，从整体的小生产状态，提升到世界级水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之上。在“小”生产方面，思路应是在大生产的水平上，倒过来发展“小”生产――即个性化的、定制的多样性增值服务。传统服务业的问题在于，人工服务虽然增值性强但成本过高（即鲍莫尔说的服务业“成本病”），其实质是多样性价值与复杂性成本相互冲突。“互联网+”利用平台化解了复杂性成本，通过分离固定成本与边际成本，复制前者，分享给后者，从而战略性地解决服务业的高附加值如何以利润高于成本的方式稳定下来的问题。
“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实质要求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过去提转变发展方式、增长方式，都不提新生产力，只在生产关系中空转，极易落空。“互联网+”的新业态，则把生产力引入生产方式的转变中，为发展方式、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口号之外的实实在在的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关系看，旧业态是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面向的是做大，新业态是范围报酬递增驱动的，面向的是做优。由此推论，“互联网+”要产生实效，需要通过创新，降低多样性成本以支持提价竞争，从而实现高附加值的业态转变，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升级。
“互联网+农业”将充分释放服务化潜力，将农业现代化提升到新水平
中国工业化目标还有五年即将基本完成，在即将进入的信息经济时代，以服务化驱动产业化，是与信息化驱动工业化相一致的新的路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服务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应成为“互联网+农业”的中心议题。
农业服务化要解决的问题。从生产方式来看，农业家庭经营是按一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按二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农业服务化经营则是按三产的生产方式搞农业。
如果说农业产业化主要解决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经济）问题，“互联网+农业”则更多是在农村产业化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农村家庭经营的多样性价值与精准对接市场的复杂性要求之间的矛盾。例如，农业名特优新产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互联网可以有效降低订单农业的复杂性成本（传统订单农业可以处理简单情况，难以应对复杂情况），在农业领域解决多样性价值与复杂性成本的矛盾。
从更广的背景看，在通过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需要信息化提供新动力，依托互联网平台开辟更加适合农民增收的增值渠道。推动公司+农户，向网络+农户转变，有效化解产业化条件下形成中间层层得利的公司与农户的利益矛盾，让农民与增值业态直接结合。“互联网+农业”的特色在于通过平台服务与增值服务互补的服务化新业态，系统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方向。家庭经营与互联网在个性化定制上具有螺旋式上升的关系，小生产的个性化定制增值性好，但成本性弱;“互联网+”能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家庭经营的个性化特点从弱势变为优势。
农业服务化的实践基础是信息化、电子商务助力和引领的“新三农”转型。遂昌模式开启了服务驱动型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浙江省的“电商换市”已成为全国首创的省级电商兴农村、行业电商化的战略部署。从农业电子商务的微观实践看，互联网在帮助农民与市民对接特色商品（如一村一品）上具有特别的优势，不同于产业化的大宗商品交易。有利于推动农业从同质化的产业化，向差异化的服务化方向转型升级，形成中国特色的家庭个性化定制自主经营与产业化大生产对接之路。
以服务化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服务化，实现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农业”，“互联网+农业”的本质是“信息化+农业”。基于信息化驱动农业现代化这一定位，结合农业产业化，中国“互联网+农业”之路，应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两次现代化的统一。相对于农业产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提速，要把发动机马力提高到“工业化还有五年就要基本完成”之后新动力系统上来，否则全局都按信息化的马力带动，但农业还按工业化的马力带动，农业就会拖全局的后腿。信息化驱动，就是指要加上一匹马力更强的发动机，让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台发动机一起拉动农业。
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服务化要比产业化效率更高，比产业化马力更强。服务化不完全等于电子商务化，但它首先是电子商务化。电子商务不光是做小买卖，而是要解决新的商业基础设施问题。具体说，要把农业从依靠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第一代思路，“要想富先修路”的第二代思路，转向电子商务平台等服务基础设施的第三代思路。
新商业基础设施在农业中的普及与应用，使得信息逐渐成为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形成分布式协同特征的信息生产力，优化重构传统的农业生产与流通关系。信息生产力融入现代农业技术并进行集成化组装，进而释放出信息经济下农业升级的巨大能量。
以市场机制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位势，以机制保障农民增收。产业化是中国制造时代的农业发展思路，以一产的二产化来推进现代化无疑是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行的。但在中国经济急剧向服务化升级的新形势下，需要以农业服务化的发展以及一产的三产化，进一步提升农业在整体经济中位势，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正如梁春晓所言：“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服务业，我们就不可能有更好更优的增长方式，我们也就无从谈什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间必须经历一个中国服务，因为服务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所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化都离不开专业服务。”
在产业化机制下，我国农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服务体系。从这种服务体系建设向服务业发展，是向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体系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完全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育形成的，有助于与政府主导的服务体系形成互补，共同发挥社会服务作用;其次，网络本身配置资源的作用不亚于实体市场，它可以比实体市场更精准地、一对一地在分散的农村空间配置资源，这是农业向信息经济的伟大一跃。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不可能单把农业落在后面，离开“互联网+农业”，信息经济无法全面发展。
由电子商务带动或驱动下的农业服务业的发展，将形成三类服务业态，一是农业电子商务服务交易服务;二是农业电子商务支撑服务，“指的是几乎所有电子商务交易都会用到的基础的电子商务服务，像物流快递、网上支付、云计算等公共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支撑服务或平台服务，是中国相对于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所在，中国农业一旦与世界级的商务引擎结合，将产生巨大能量。这一能量不亚于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能量。三是农业电子商务衍生服务，特指基于平台上的应用（APP）服务，包括交易之外的其他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增值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商务衍生服务是农民成为增收主体的关键。通过免费的支撑平台，服务于以农民为增收主体的衍生服务，这是克服产业化中公司与农户利益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在农业之外，“互联网+”还可以为农民从事二产、三产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促进农村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通过服务化实现农业转型、效能提升和质量提高。服务化不同于服务业，是指以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搞农业，以信息化的方式搞农业。是家庭经营与产业化矛盾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服务业或信息化的生产方式，在于将定制（家庭经营方式）与大规模（产业化经营方式）有机结合为一体（大规模定制）。
农业服务化也不限于农业服务业，可以将三产的经营方式引入到一产之中。比较农业、工业和电子商务的效率可以了解其中机理。一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小生产，二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大生产，三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小生产（定制）与大生产（大规模）的结合。服务化中的平台经营主要提高大规模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的成本领先竞争优势，服务化中以农民为主体的衍生服务主要提高定制生产（如订单农业）和增值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产业化中，以科层化的企业方式（集中迂回方式）降低交易费用;而在服务化中，以扁平化的网络方式（分布式网络协作方式）降低交易费用。产业化的优点在效率，服务化在吸收产业化优点的同时，加入多样性经济的优点并形成效能（效率+多样性）上的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基本面上解决增产（成本领先）与增收（差异化）的矛盾。
“互联网+”，本质上体现的是信息化驱动。中国工业化目标还有五年将基本完成，最根本的经济转型，是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化经济的转型，这是经济现代化水平的质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是信息化主导机制落地的具体方式。
责 编M凌肖汉
"Internet Plus" and the Futur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篇7
穿越历史的云层，再来观察眼下的世界，就会另有一番体味：德国依靠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推行“工业4.0”战略；美国立足先进的信息技术，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而中国则提出“互联网+”计划。德国和美国的战略，都是强调互联网与实体的连接，形成更具效率、更加智能的生产系统。
在中国，“互联网+”首先从技术依赖比较弱的领域开始突破。这些领域往往具有如下特征：市场化程度较高，比如零售、餐饮、物流等行业；大量刚需得不到满足，老百姓不满意的行业，比如医疗、教育、城市交通等。而在真正核心的工业生产部门，“互联网+”的突破还不是很明显。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传统工业的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第二，一些领域的垄断和封闭，使得互联网进入成本非常高；第三，中国的优势在于天量的市场需求，只要是刚需没被满足的地方，谁进入都能迅速成功。
篇8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奠定现实基础
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地克服了传统信息技术的局限性：一方面，物联网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应用管理范畴，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产品生产制造流程的各个过程，都接入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远程智能控制；另一方面，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等，使得企业信息系统建设成本更低、效益更高、运行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这些技术进步为工业制造业全面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条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也就水到渠成。
近年来，一些国家加紧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工程实验甚至是项目建设。这些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以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CPS）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智慧工厂”“未来工厂”为代表的关键技术环节的试点实验，以参考架构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体系化构建。这些研究、实验与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广工业互联网平台奠定了基础。
（二）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内涵
当前人们对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尚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人们通常从某个方面的属性去界定“工业互联网平台”，如GE将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称为“制造业云操作系统”。实际上，所谓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兴制造业生态系统，在这种生态系统中，众多行业及众多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流通与售后服务等产品生产过程，在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数据中心，并通过一个统一的云操作平台实现远程智能制造。
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不同，工业制造业实现平台化所需技术更加复杂、门槛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直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并大量应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之后，工业互联网平台才开始出现。
（三）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与现在的工业制造业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是统一标准。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仍然是当前工业竞争的核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加宏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试图将各行各业的技术和标准裹挟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之上。
二是改变分工格局。平台化使得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得以整合所有工业企业的各个制造环节，并通过大数据技术监控平台上各企业的产品生产及其生产要素与市场动态。因此，平台不仅是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技术交流与实现远程智能制造的操作界面，而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进行分工协作、产品交易、服务保障的虚拟市场。
三是平台生态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不仅包括不同产业的众多企业，也包括生产同一产品的众多企业；不仅包括生产制造企业，也包括产业链的其他相关企业；不仅包括企业，也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者以及各类服务型机构。网络效应将使得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组织全社会甚至是全球各类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复杂网络。
与当前的各类电子商务平台相比，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有着本质的差别。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产品的交易和流通环节；而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环节，电子商务充其量只是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工业互联网平台要远比目前已经出现的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重要得多，未来将跨越国界、跨越行业界限，成为超级平台，从而全面地配置全球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对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格局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
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为争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导地位，美国和德国正在从两个方面展开竞争。
1.国家层面。为推进“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VDMA）、德国电气电子（ZVEI）和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联合设立“工业4.0平台”；2015年3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德国教育和研究部共同接管并启动升级版“工业4.0平台”建设。美国政府层面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进机构，但是，根据“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计划所建立的各大制造业创新机构（IMS）都包含了相应平台建设的任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于2014年7月资助建立的“数字化制造与创新设计研究中心（简称DMDII）”。DMDII启动了“数字制造公共平台”，其功能定位是数字化制造的开源软件平台，旨在鼓励全社会的中小创新机构、创业家和技术狂人等开发面向不同制造业领域的软件解决方案。
2.企业层面。其中尤以GE和西门子公司最为典型。GE在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之后，推出了包括24种工业互联网产品的九大平台，2013年推出更为宏大的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平台―Predix。2015年，GE向全球制造业企业开放Predix平台。西门子建立的跨业务软件平台为Sinalytics，该平台不仅整合了远程维护、数据分析及网络安全等一系列现有技术和新技术，还能够对机器感应器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保密传输和分析。此外，IBM和德国SAP公司也在开发自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加快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若干建议
1.充分认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突出地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将日益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首要基础设施，成为集聚全球工厂、工业产品、市场用户的第一入口；将借助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加速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无论是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企业还是工业3.0的企业，都将被无奈、无情地“裹挟”到代表工业4.0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上。因此，谁控制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谁就具备了实时跟踪、优化配置甚至是全面掌控全球工业制造业发展命脉的实力。毫无疑问，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成为全球领导权竞争的核心内容。
当前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平台化所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于全球制造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可能带来的影响。平台化一旦促使其双边市场达到一定的规模（阈值），该平台的价值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增长。此时，竞争对手将很快面临经营困境，直至死亡或退出市场，该平台也将迅速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最近20年来，我国的传统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无不验证了这个相同的过程和结局。
考虑到我国工业信息化总体水平落后，多数企业、行业处于工业1.0、工业2.0的水平，能够达到工业3.0的企业很少，因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补课”的意识和思维。实际上，这也是当前我国“两化深度融合”政策的出发点。但是，面对美国和德国在工业4.0平台方面的竞争，上述网络效应给平台竞争所带来的“裹挟”作用将不会预留给我们这种“补课”的时间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工业4.0平台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迎头赶上，直面美国和德国的竞争。
2.明确地要求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为克服我国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落后局面，要充分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主打方向，分层次地推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首先，构建针对整个工业制造业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要将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近期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核心发展目标，着力研发平台总体技术架构及相关机制，并尽快启动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
其次，选择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势行业（服装、家电以及部分先进制造业等），并基于产业价值链和平台生态化特征整合这些行业的相关企业，组建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联盟，创新机制，激发各方动力，以发展该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第三，鼓励和支持部分有较强技术与市场实力的龙头企业，启动建设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为此，要建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机制。尤其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引导、优化各地正在开展的“双创平台”建设；另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措施，克服“泛娱乐化”趋势，引导企业真正地参与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中来。
3.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的领导与政策支持。
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纳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重要关注问题中；建立和完善工业互联网联盟运营机制，协调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行业平台、龙头企业平台之间的业务分工与协作；设立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基金，加强平台核心技术与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努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与技术标准体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企业加入并做大做强工业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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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问题简化一下，剔除社会因素聚焦工业本身，我们可以发现工业1.0和2.0解决的是“生产”的问题。工业1.0是“工业生产”通过能源、技术的发明与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是现代工业的起步阶段。工业2.0的核心，是在能源与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叠加了“管理革命”特别是“流程管理”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实现了量产使工业产业化，是人类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量产使人类社会从物质匮乏逐步过渡到物质丰裕，市场供求关系开始颠倒，工业3.0的焦点已经不是生产而是市场！无论是德国人说的工业4.0，还是美国人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思维，有一个高度契合点，即互联网的技术和理念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和市场的关系。原来我们常说客户中心、客户导向，如果没有互联网，说得再好听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却无法实现，从客户到产品两端间距巨大，从一端几乎看不到另一端。互联网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用户和产品间的距离瞬间缩短！最典型的就是小米的运营方式，它把互联网的优势充分地呈现了出来。
人类工业化的标志性产品就是汽车。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物流方式的出现，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人类的时空观念。当洲际旅行可以以小时为单位计算成本时，只要日程可以安排，一切就都不是事儿――行的概念解决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如果把地球理解成一个生态系统，工业4.0则改变了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之前的生态系统相对人类的认知能力而言太大，是让人类因未知而充满恐惧的东西。现在，随着信息流通效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能获取到的信息总量的不断加大，人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越来越自信。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互联网帮助构建了人类与生态环境的新关系。工业4.0构建了新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在网络环境下的另一种可能。
2014年四季度我关注了几部电影，国外的是《超体》《星际穿越》，主要探讨物质与意识、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国产的是《黄飞鸿――英雄有梦》，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基本还是励志加怀旧，而姜文为其新作取名《一步之遥》，听着就有些力不从心。对比之下就会发现，即使中国有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甚至互联网标准都是中国人定的，但是这些技术优势并未转化为价值优势，甚至并未改变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虽然互联网把产品和消费者的距离拉近了，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互联网价值的距离还是很远，互联网的优势还没能真正转化为价值。现在更多的是碎片化阅读、移动购物等“边角料”在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已经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对工业管理、产品生产以及物质需求的作用与价值尚未被开发，对社会生活产生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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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就是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有什么样的基因和思维。小农生产方式只能产生小农意识；互联网生产方式决定互联网思维。脱离了生产方式这个基本面，所谓的基因或思维，就只剩下招术和点子这种低层次的、鸡毛蒜皮的东西。
互联网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扬弃。简单地说，农业生产方式好比定制的方式（非标准化的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好比大规模的方式（标准化的方式），互联网生产方式好比大规模定制的方式。举个例子，互联网流行“平台+增值服务”，其中平台对应的是标准化的方式，增值服务对应的就是非标准化的方式。前者主要用来降低成本，后者主要用来增值。因此这种方式是低成本增值之道。
在确定互联网有自己的基因和思维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互联网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否定互联网基因和思维的人，主要是那些根本意料不到存在独立的互联网生产方式的人，他们戴着工业化的眼镜，看一切都是工业化。因此不是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是他们的有色眼镜中没有镜片色彩之外的新东西。
从生产方式角度界定互联网企业，不在于他上不上互联网（技术特点），搞不搞互联网（业务特点）；不在于企业做什么（一产二产还是三产），而在于怎么做（按一产、二产还是三产的方式做）。用农民的方式（分散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小农式的企业；用工人的方式（产业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工业式的企业；用知本家的方式（服务化的方式）搞一二三产业务，形成的是互联网式的企业。
为互联网企业画像
互联网企业其实是一个有语义矛盾的概念。网络是介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第三种组织形式（或叫资源配置形式），互联网本身具有对企业这种形式的突破。叫互联网企业，这里只是沿用人们习惯的说法。
从制度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打破企业内外边界的“企业”
企业的边界是资本的边界，或者说是资本专用性的边界。打破企业边界的实质，是打破资本（专用性）的边界。资本专用含的前提假定是资本的归属权与利用权合一。比如，买房子与住房子合一，相当于资本上的自给自足。
互联网企业则是以新的产权制度组织起来的“企业”。在新产权制度中，资本的归属权与利用权分离，借助无形资本可以零技术成本复制的特性，实现资本归属上的分享（免费）与资本利用上的收费（如按使用收费）的结合（如SaaS）。好比，房子（如马云的网上店铺）一旦可以复制，可以大量分享给用户，向房子的使用者收取租金。打破资本的自给自足，是互联网企业的一大进化。由于分享资本，企业与产业的边界被打破。
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企业可以被视为与产业内诸多企业（及个人）分享资本，同时按照资本的使用情况（分赢亏不同）结算的新产权单位。前者叫互联网平台企业，后者叫互联网应用企业。前者承担后者的固定成本，后者进行轻资产（边际成本）运作，凭借分享固定成本，从边际成本投入所获收益中，双方进行分成。
工业化企业第一不能通过复制来分享资本；第二只能以资本的边界作为企业的边界。因此他与互联网企业在产权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我们把资本不可复制的企业制度称为现代企业制度，那么互联网企业制度可称为比现代更现代的企业制度。
从企业竞争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实现低成本差异化的企业
工业化企业采用的基本竞争战略分成本领先（降价竞争）与差异化（提价竞争），但二者不能同时采用（不能“夹在中间”）；互联网企业由于生产方式的原因（特别是资本可复制的特点），多采用低成本差异化（降价+提价）的竞争战略。如基础业务免费+增值业务收费。二者之间用API（应用程度接口）联接。
现有的各种版本的互联网基因、互联网思维，多是这个基本面在操作层面的枝节繁衍。有人说互联网思维是免费、极致的品质、极低的成本，等等。虽然孤立地看符合实际，但从整体看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互联网的特点是“极致的品质+极低的成本”，是“免费+收费”，把它们拆开孤立地看，这一点在农业社会有，那一点在工业社会有，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互联网思维的特点是把相反的两极联接在一起，在互联网生产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互联网思维，是农民思维与工人思维的结合与升华。拆开就不再是互联网思维了。
从组织层面看，互联网企业是依靠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智慧型企业
网络是企业的升级版。互联网企业是信息化企业，是时代的企业。正如海尔集团董事长兼CEO张瑞敏所指出的，在这个奉行互联网的时代，对企业提出的挑战就是“速度”，企业要第一时间满足用户的需求。互联网消除了距离，这就要求企业要先“信息化”，然后，再到成为“信息化的企业”。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先要搞好企业互联网，然后成为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不同于企业互联网之处在于，他的重心在企业，不是技术性质变化，而是企业性质的变化。是企业从20世纪的企业，变为21世纪的企业，从工业时代、以工业化为本质的企业，变为信息时代，以信息化为本质的企业。
工业化企业是机械型企业，典型特征是做大做强后对市场复杂变化反应迟钝，易患“大企业病”（工业病）。互联网企业是智慧型企业，智慧表现在企业机体具有生物体的灵活性，可以轻松化解市场复杂性的挑战。
实行“网络化战略”的海尔，就是智慧型企业的一个代表。海尔在组织上实现了扁平化（倒金字塔结构），去中心化（群龙无首，人人都是CEO），自组织、自协调、自激励，使企业具有了以变制变的能力，在复杂性条件下实现“人单合一”，适应市场、驾驭市场。
从“市场”层面看，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工业化企业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互联网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作用。
网络是市场的升级版。市场长于扁平化地集中配置资源，但交易费用较高；企业通过科层化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响应需求的能力随市场复杂性的提高而递减。网络长于通过社会资本（关系和信任），在复杂分散多变条件下灵活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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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产业网讯 7月2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5（第十四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副部长尚冰、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等出会开幕式。
苗圩在大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互联网大国，网络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互联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面貌。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
苗圩强调，新时期新形势下，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网络强国、制造强国的建设目标，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创新思路、完善措施，扎实推进互联网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两个IT的融合和倍增发展。
苗圩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快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二是认真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三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行业管理，促进互联网良性有序发展；四是高度重视面临的严峻安全形势，大力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尚冰在开幕式上指出，我国互联网已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集聚平台，以及培育新动能、繁荣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关键要素，呈现出4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高速宽带网络加速建设，网络提速降费持续推进；行业规模持续扩大，创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互联网+”融合态势加快，新动能作用日益凸显；“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尚冰强调，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跨界融合和深度应用，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内容，我国互联网正处于大发展、大融合、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全行业需从国内国际两个视角出发，从产业融合变革以及全球互联网竞合变化等方面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努力开拓网络经济的新常态。
篇12
如果我们去看互联网的本质特征，不难发现，互联网有两个价值。
作为一个通信网络，它的特点是没有“中心”，这让其天然具备了平等和开放的特性，这是互联网的第一个价值。
它的第二个价值是软件和硬件共同赋予的。软件让所有的知识产品都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复制成本趋零，而硬件则遵循摩尔定律发展，成本会越来越低。这两个特点，让互联网提供免费的共享成为可能，也决定了互联网的免费基因。
如果拿互联网和工业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工业的基因是中心化的，且有制造成本的；互联网的基因却是无中心化，且信息复制成本趋零。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工业需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而互联网需要的是信息、知识和人才。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工业是标准化基础上的供给方，而互联网提供的则是精神――非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精神又的确在影响物理世界――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
所以，平等、开放、共享、免费的互联网精神便是互联网思维的基因。这几个要素正在对行业思维带来重大影响。以工业领域的变化为例，互联网思维其实已经在工业领域创造了许多成熟的技术，比如柔性制造、智能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绿色制造等。另外一个现象是，原来工业领域制造是重点，但今天还是这样吗？远远不是了。虽然互联网在生产领域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它已经创造了基于产品功能提升的增值服务，包括研发和设计服务，让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动态化个性体验不断充实产业链，并推动了产业兼并。
通过免费获得服务，通过差异化获得报酬，工业企业正在用互联网服务思维重新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生产业领域将成为未来最赚钱的领域，成为未来企业需要主要拓展的商业模式，甚至推动全产业链经营，实现产业整合――这就是互联网精神可以为传统产业带来的启迪。
互联网思维的冷思考
能否参透互联网精神，将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知识和信息正在成为企业生产的重要资源，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生产模式正被准时生产、柔性生产等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所取代，生产的变革和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运用还带来企业管理和组织结构的变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分析情况。互联网精神也好，互联网思维也罢，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依旧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带来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增加货币共性，减少货币需求，会导致货币政策出现新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原来市场上所有的产品的价值总和要等于市场上所需要的货币的总和，这是货币价值的等式，是传统金融运作模式形成的。但现在，互联网金融来了，会使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市场上货币增加，钱就会不值钱，就会产生通货膨胀。所以，监管部门必须要考虑这样的因素。互联网金融是颠覆性的，未来的金融监管会面临很多挑战，还有质量、诚信这些问题，也是摆在互联网思维面前的挑战。
还有信息安全问题。去中心化为信息公开打开了方便之门，隐私信息被广泛互联，很容易让个人隐私、国家信息没有安全可言，这是很大的问题。在互联网化后，信息安全问题也是大家必须关注的问题。
互联网经济活动将从传统的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技术监管、资金监管、信息监管、规则监管和程序监管等，这是互联网带给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互联网思维虽然与工业思维有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意味着工业思维是落后的。工业思维有很多普适性的价值观，例如强调质量、效率、诚信，这些东西在互联网时代同样是不能去掉的，还要继承。我们应该用工业思维加互联网思维去面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实现继承和创新的结合。针对当前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些战略思考。
产业整合的机遇
产业整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整合是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和发展规律。20多年前，英特尔和微软分别创造了自己的商业模式，英特尔最后形成了在芯片上的垄断。后来，微软与英特尔联手创新，于是改变了产业链的格局。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用一款智能手机和应用商店，实现了产业链的整合，获得了今天的高速发展，并动摇了运营商的垄断地位，驱动了去电信化。再看今天，谷歌这样的企业，虽然在做互联网，但其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通信热气球等，都是在进行产业后端的向上整合，借互联网变成了跨界的“巨无霸”。目前，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排在世界前35位的有六、七家，排在前10名的有3家。京东上市，阿里巴巴上市……这些企业都做得非常成功，它们将来会成为新的整合产业链的领导者。
我举这么多例子只是想告诉产业界，在产业链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获得整合的成功。因为整合还没有结束，整合尚无止境，就看你能不能挖掘出优势，找到切入点。不断整合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用互联网手段，去抓住或掌握消费者，你就有可能拥有整合产业链的核心优势，就可能变成第一，否则可能就会被别人整合，被别人兼并。所以，只有整合才能创造第一，才能创造未来。
整合不是通吃，别人没份。有精细的分工就会出现新的机会，企业应寻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作为切入点，凭借这些优势进行整合，同时还要不断寻找分工中的机会，找到新的整合点。分工和整合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随着分工和整合的延续，原来的第一可能被取代，产业获得良性发展。
篇13
中国工业与互联网的结合走到了哪里
近年来，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表现一直不错，衣食住行等许多细分市场都在走向成熟，在现代产业的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不过与此同时，互联网与整个社会的结合也正在逐步从触达个体向产业深处渗透，走向下一个里程碑式的时代。
《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2017年）》显示，互联网的发展正在从消费领域持续向生产领域拓展，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生产力正在经历又一次质的飞跃。
在全球都在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翘首期盼的时候，作为产业金字塔半个塔底的工业制造，或将成为各个国家首先展开角逐，并且与国力竞争关联度最高的领域。
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抑或是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其实都是分别从不同的国情角度，探视着传统工业企业迎接互联网改造的进程。
也正因为如此，在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IIoT）这艘巨轮即将启动航程的今天，探讨中国工业与互联网的结合究竟走到了哪一步，目前面临的阻力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极为必要。
智能制造将打通
物理和数字世界的边界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以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国家规划明确地将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放在了一起，而工业2.0的关键词是标准化、自动化，工业3.0的关键词是信息化。
这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工业产业尚处在需要完善、夯实的3.0阶段，与德国提出的工业4.0――智能化相比尚有一段距离。如果说最领先的德国企业离工业4.0尚有最后1公里的路程，那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业企业来说，或许还有一段长路需要跋涉。
未来的智能制造，必须建立在全面信息化的基础之上，在产业各个环节拥抱互联网，打通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边界。
换言之，赋予制造业所有物理环节一个非常精准的动态数字化模型，基于数字化模型把所有的ICT新技术、互联网新技术、新的模式创新都应用起来并反作用于制造业，如此才能深度改变制造业。
这样的演进步骤看起来更像是将工业设备、生产环节作为一个个的节点，逐步以数字形式汇聚成根状的信息网络，进而导入有效的管理模型，开枝散叶成智能化改造后的创新功能与应用。
古人云“春江水暖鸭先知”，最先敲开机会大门、嗅到未来商机的，常常不是政策的主导者，而是产业中的实践者。在全球制造业的这场升级之战中，亦不外如是。
德国西门子推出了自己的Mindsphere平台，美国GE推出了Predix平台，这些大型工业公司将自己搭建的工业物联网平台开放，并帮助更多的制造企业提升智能制造水平。而三一集团作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行业领先者，早在2008年就在工业物联网领域开始探索实践，并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今，三一集团已经能够做到“平均5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从大型工程机械的角度来讲，三一的这一成绩即使是与德国人的工业4.0标杆相比，也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
正式
在本次峰会上，由代表中国制造的海尔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首个中国版工业互联网平台COSMO正式并对外提供社会化服务，为企业提供全价值链价值交互解决方案，构建起社群经济下的诚信工业新生态，赋能中国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当前全球部署焦点，各国先后针对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形成国家战略。
虽然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但是中国的制造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程度不同，中国制造寻求发展的关键路径是要抢先一步，构建起可以跨产业，在生态层面上相互联接和协同的平台。
COSMO平台作为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别于美国由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德国的由工业化带动信息化平台，也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在互联工厂模式的核心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诚信工业新生态。
具体来说，通过将互联工厂模式产品化、社会化，COSMO平台将互联工厂生态系统中交互、定制、研发、采购、制造、物流、服务7个全流程节点，输出为7个可以社会化复制的系统应用，形成包括协同创新、众创众包、柔性制造、供应链协同、设备远程诊断维护、物流服务资源的分布式调度等全流程的应用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现全流程的业务模式革新，精准抓取用户需求，精准生产，实现高精度、高效率的大规模定制升级转型。
除了海尔的互联工厂解决方案，目前COSMO平台还将聚合企业需求和广大第三方开发者、解决方案商，未砘菇有更多行业先进模式、工程技术形成可复制的软件化应用。
此外，COSMO平台上除了提供海尔互联工厂的解决方案外，还能快速聚合全球一流资源构建知识智慧服务、共享集约服务、大数据服务等领域的产品，为企业转型提供全流程闭环服务。
与此同时，COSMO平台还实现了企业、资源、创客之间的互联互通，每一个需求都可以通过平台来快速配置资源，实现产消合一。目前这个平台上已经聚集了海量资源和用户，支持平台良性循环。
举例来说，在创新设计层面，平台已整合众多全球设计类的资源，并为近百家其他公司提供了创新设计服务，每月产生创新设计方案500多个，实现了从创意交互、到协同设计、到虚拟设计验证、到产品持续迭代等全流程的服务。
在智能生产IM模块层面，可以实现用户订单实时直达全流程节点，由计划驱动变成用户驱动生产，变领导经营员工为用户驱动员工自经营，大大提高了工厂的柔性、响应速度、质量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