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这些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效果背离决策者的初衷和预期？为什么会出现一轮调控周期中的“多次调控”和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三、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尝试从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归入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稳定经济总量发展，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许多人为的、非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压、破坏的作用。这在1989年的经济治理整顿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虽然理论上宏观经济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人为的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把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说法。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为了应对1994年通货膨胀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金融市场无法进行任何前进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种向计划指令下的经济体制的倒退。
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于我国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经济总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采取的经济措施又限制了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这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基本问题链条，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综合、复杂、缓慢的过程。从市场因素的形成、市场关系的建立到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力量是一个逐步从弱到强、从不稳定到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长期性的改革时间使得改革者要具备相当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经济运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才不会断链，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证，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这里，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经济运行的确定性。
我国经济体制真正建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计划下的短缺经济结束开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时间，中间经历过六次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都处在一个初步建设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正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符合。
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设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思路
理论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与政治体制相互纠缠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计划与市场激烈之争，对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选择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政治意识控制经济运行是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影响还不可能消除。但是，减少政治意识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是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关系中最基础的一步。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展。现在再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之下，它只能是一个为维护经济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个经济手段短期行为。这样，维护经济稳定看来就成了宏观调控的惟一目的。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维护经济稳定都一直是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和中国经济体制破除和建立的过程本身却是相互对立的。既要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又要保持经济稳定性，这对于本身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失控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前进。所以，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改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这对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宏观调控将从以前的直接堵、强力改，变为以疏导为主、以体制建立为先，改变以前宏观经济越想人为稳定却越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前进。
参考文献：
[1]高辉清 胡少维 包 静:《目标方向逐步清晰 二次调控该如何出手》[N].《中国经营报》，2006年6月19日
[2]顾海波：《本次宏观调控成为“空调”》，省略 2006-05-11
[3]李义平：《宏观调控为何如此频繁》[J].《人民论坛》，2007年5月22日
[4]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年第7期
[5]张永生：《中国的高投资、消费率与宏观经济稳定》[R].国研报告，2007年1月24日
篇2
三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带动了存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独到之处和成功所在就在于走了一条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道路。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以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加快改革，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改革5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增量改革能够避免过高的调整成本，使改革即时受益，取得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也力图对存量进行再配置，如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等等。尽管这些领域改革调整的摩擦成本较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也较大，但在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思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很大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四是改革与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初期是以改革促开放，后期是以开放促改革，海外华人、华商在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开拓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了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50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商投资热潮不减。可以说，外向型经济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商，尤其是港澳台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率先投资中国市场，对推动中国经济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商务部的统计，在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5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华商企业约占70％；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2/3的资金是华商投资。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封闭状态、推动了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开放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进改革的巨大外部力量。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国内各种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篇3
国家发改委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以往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改革意见相比，*年《意见》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操作性规定，并在《意见》中明确规定，要督促改革任务的完成，改革牵头负责部门要定期汇报改革进展情况。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具有“改革”职能的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会受国务院委托制定该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年改革重点具有操作性、能够实质性推进的领域划定在5个领域。
首先，要正式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据了解，一份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研究机构制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出笼，目前正在征集学者和地方政府的意见。
“今年最大的改革动作就是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发改委人士透露，尽管《意见》中只提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但高层推动财税改革的决心已定，今年将开启这一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财税体制改革兹事体大，不仅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预算民主化、公共财政转移、人大审查和监督、统一国家财政和国库、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诸多因素，以上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形势。
“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大家一致的判断。”7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郑新业对记者分析。对此，专家们多数认为“下放财权”是改革方向。
据获悉，新一轮财税改革基本思路是，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各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体制机制。
在具体操作上，财政专家贾康认为，应该推进财政体制扁平化的系统性改造，主要是扩大推行“乡财县管”、“省管县”的试点范围。
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多数财政专家认为，应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上，逐步推进“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除财税体制改革外，今年还在电力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领域开展实质性改革推进。
“完善电价政策是今年重点。”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按“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目标，继续稳步推进各项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对此，在今年4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也详细说明了改革思路：推动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意见》指出，将推进农行股改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制定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
启动收入分配、教育体制改革
除财税和金融，今年改革重点还有更令公众关注的话题——收入分配和教育体制改革将启动。
据了解，《意见》中要求，今年重点任务之一是“要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性意见”。以此判断，各界所盼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在今年迈开步伐。
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年进入决策层视野后，一直成为公众热议和热盼的改革。而由国家发改委、原人事部等部门牵头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尚未亮相。
据了解，学者们一直希望收入分配方案是个一揽子方案，既包括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应提高“低保”水平。更重要的是改革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
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意见》中提出“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意见”意味着今年该方案要亮相公众。
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除了近两年的“医改”，未来“教育改革”也将成为热点。
据悉，《意见》中显示，要研究起草教育体制改革规划，“这表示教育改革将启动”。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而教改是目前公共领域中改革最滞后的方面。”
“由于教育改革涉及文化传承、思想意识等多方面范围，比医改更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医改专家顾昕分析，因此，教育改革相比医改，可能更是长期命题。
垄断行业改革还需等待
在上述5领域改革得到突围后，诸多公众关注的改革焦点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据了解，之前各界广泛呼吁的“垄断行业”改革在今年还得不到突破性进展。包括铁路体制改革。
“由于还存在争议，铁路体制改革障碍不小。”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据悉，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早在2006年就摆在了决策者案头，但由于利益各方意见不一，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铁路体制改革近期展开的可能性不大。
篇4
1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部门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以在经济体系改革中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由于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因此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首先是要将宏观层面的与财政体系相互独立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其次要立足于微观层面，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但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本身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在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仅属于对货币经营的企业，同时也属于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相关机构。国家在经济过热时期会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其很难对贷款的冲动进行遏制，会最大限度的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放贷。这时候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就会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而宏观经济会由于这种冲突变得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银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功能就是核算和结算，由于企业融资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
我国在1978年以来采用的是双重转轨下的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而另一方面则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联系了两个转向，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随后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这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两个步骤。所谓的激进式改革就是将两个步骤并为一步，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分别采用两个步骤进行改革。必须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特殊的国情进行充分的考虑，才能确定到底选择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路径，还是激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由于我国本身经济的落后性，因此不可能选择和苏联相同的激进式改革，而如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则必须要具备一种搭配方式，也就是先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再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在我国国家干预的工业化过程中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先后顺序。国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将金融看作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有控制金融的需要。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快，这时候在金融体系的约束条件方面就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开始逐步的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明显的滞后。也正是因为如此，先进行公司制等非主流的东西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顺序，这样资本市场作为融资渠道之一就具备了发展的必要，在完成非主流领域的改革之后，再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2]。
2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历程
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心就是要将与财政相互独立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适应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创造出来。上世纪90年代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分界线，中国银行在之前的金融体系中属于监管系统，我国的银行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也就是国家专业银行、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中介主要包括担保公司、信托投资、保险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有机构无市场是我国90年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完成第一个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任务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明确下来之后，我国的金融监管系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原先的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同时又出现了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除了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在银行系统中又出现了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并且纷纷的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城市银行，在21世纪之后我国还出现了很多外资银行[3]。
以金融结构市场化为取向的企业化改造是第二阶段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除了使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得以满足之外，同时还要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体系改革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完成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从而将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机制形成。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的总体目标一共包括3个方面的小目标：首先，使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实现有限责任机制;其次，对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完善;最后，对外部监督进行强化，将与政府相互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管建立起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除了使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发展之外，同时也保证了自身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并未出现诸如其他国家一样的大起大落，这也是我国采用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非常成功的地方。
3 结语
目前，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完善。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想能够充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据，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创新。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为此，必须要以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对金融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从而最终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篇5
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逐步实现了从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幅提高为开端， 价格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改革计划价格体制时期
1979年改革之前的中国价格体制为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体制，国家通过有计划地调整、放开部分产品价格管理，逐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1979至1984年，在“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计划价格为主，自由价格为辅”，改革的方式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调整不合理的计划价格。1984至1988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价格改革的取向是“少数计划价格，多数市场价格”，改革方式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转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权限。在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同时， 全面展开。1988至1991年，围绕国民经济整顿，改革取向是稳定价格总水平，改革方式是“控中求改，相机调放”，改革的重点是探索建立价格总水平的检测和调控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调整了5 大类20 多个系列的产品价格。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改革的步伐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明显加快，从商品和劳务价格改革到生产要素价格改革逐步扩展。首先，加快了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的步伐，从中央到地方都大面积地放开了一批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其次，加强法制建设。1998年，《价格法》的颁布和实施，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基本价格制度是实行并完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使政府价格管理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最后，加快构建价格调控体系。在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由市场形成的情况下，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时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推动了价格主管部门及时推进职能转变，价格改革更加关注民生和监督，明确价格工作的职能定位是“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首先是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运用比价关系、成本关系对能源资源进行改革等。其次推进价格主管部门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价格调控监管体系。再次更加注重民生价格的监管与改革。清理涉农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加强药品价格监管，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等。2003和2008年两次适时启动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抑制价格不合理上涨。
二、我国价格体制转变的特点
第一，我国价格机制的转变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所决定的，价格改革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进行，价格改革的取向始终决定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第二，我国价格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实践过程，也是理论探索的过程。在80年代初才对价格的范畴、价格基础展开广泛讨论，而价格改革已经开始；在新世纪开初，展开了价格形成的探索，价格改革的模式也是在争论中推行。
第三，我国广泛汲取国际经验，计划价格体制逐步渐进地过渡到市场价格体制，避免的社会大的动荡。我国价格体制改革遵行从农村、农产品，逐步推广到全国、所有产品；高度集中的计划定价机制，通过“双轨制”渐进地放开，由市场定价；在改革的区域上先试点后推广、先沿海后内陆、先特区后全国；在改革的方式上先调后放、先增量后存量。价格体制改革是在汲取国际经验中渐进式进行的，将价格的变动控制在各方利益主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第四，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在价格体制转变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价格改革之初，国家下放部分商品定价权，部分商品特别是副食品价格零售价格上涨，国家给予补贴；在定价权限放开之后，国家从行政事业收费、日常生活费用等方面深化民生价格改革与监督。取消农业税，教育收费“两免一补”，推行药品“零差价”等，保障城乡居民都能在改革中受益。
三、完善市场价格体制的动向
第一，理论讨论继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探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的理论指导，理论研讨是改革推进的必然要求。价格形成是价格运行的基础，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公共产品定价、资源环境价格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谈论。
第二，坚持市场化导向与国家宏观调控。价格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要求价格体制坚持市场化导向。但是价格机制的作用存在局限性和缺陷，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弥补，坚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
篇6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3.探索会计人事制度的模式，重新定义企业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有效保障企业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现阶段，可以尝试着分单位性质进行会计人员管理改革。
4.鼓励民间会计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职业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现有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协会外，还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自律组织，如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律组织，当然这些自律组织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不能被某些利益主体所驱使。
5.强化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和民间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间接管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使其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良好风尚，积极主动地维护财经纪律，充分发挥其反映和监督的作用。对待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要鼓励其从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发展出发，制定一系列职业管理方针和标准，保证行业自律、公平竞争。政府要参与注册会计师等执业标准的制定，强化其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规范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政府型会计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使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理论就会真正产生指导意义，就一定能够为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篇7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转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篇8
2.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依赖其自身的管理体制建设与适度改革。近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强势格局的显露出来，国家整体经济环境较以往有了较大的改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各行各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农业始终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所必须持续性推进的核心产业，我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从行业特点来看，农业既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又是一项基础产业，关乎到民生以及国力。可见，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属大势所趋。事实上，在新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其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不容小觑，在改革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需要依据国家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3.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3]。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人民公社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人民公社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篇9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的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采取了与东欧等国家截然不同的渐进式改革。基于不同于“构建理性主义”和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刘江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渐进式”道路的原因以及变迁方式的选择机制进行了剖析。刘江会（2001）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过渡过快，将会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进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其次，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革的主导者，人力资本与制度体系的组合是否和谐至关重要。同时，与其说制度记忆对变迁方式产生影响，不如说制度的路径依赖会左右人们的选择。中国原先没有市场化体制的制度历史，所以要走上市场化道路就更加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对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上，国外学者诺斯、魏昂德等学者认为收益递增以及市场不完全性造成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现象，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这种路径依赖的外在表现。
二、以政府为主导的国企改革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中，杨瑞龙（1998）认为我国国企改革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并且分析指出了政府主导型改革的优点与缺点。林毅夫、蔡（1998）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问题的结症是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提出以创造国有企业平等竞争条件下预算约束为主要目标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进行改革。文炳洲、牛振喜（2007）两位学者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入手，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性问题是政企难以分开，国家的干预力量过于强大，企业自身的独立空间被压缩，在面临市场化这一重大变革时，又“水土不服。所以应将“政企分离”作为突破口，认为在企业内部狠抓治理结构，在外部营造公平竞争氛围，迫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转而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企业。
三、“产权论”与“超产权论”
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进行的研究，主要有“产权论”和“超产权论”两种研究方向。孙继军（2006）认为“超产权论”当中，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是提高绩效改善管理的关键一环，在改革产权的同时，要从多维角度对体制、市场环境、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企业应该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兼顾产权改革与公司治理，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有序稳步推进国企产权改革。
在“产权论”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由于国有产权制度无法有效解决国企经营者的选择机制和激励机制。国企的效率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委托人不是具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魏杰（2002）认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必须向产权多元化转变，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将产权逐步清晰，产权比例逐步合理化，使产权具有平等性、结构多元化、证券化，实现产权的可交易性。同时使得权比责权更为明确，其组织方式合理化。高尚全（1995）认为应该尽快明确产权主体，健全企业法人制度，同时他认为资本社会化是私人占有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建立在个人产权多元化基础上的新型社会资本，以往由政府经营的国家资本已经逐步采取了社会占有方式，以解决资本“非人格化”所导致的“产权虚置”等问题。刘小玄（2001）则坚持国有企业应该进行产权改革以及走民营化。有效的企业改革其实质是产权分立以及资源重新配置，而不能依托政府的政策保护和垄断。
通过梳理以往国企改革的研究文献，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国企改革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倾向于以政府为主导，要求政府在政策、制度上给予放权让利的支持，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学者从经营管理的角度出发，从企业经济组织的效益、效率入手，将产权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内在激励机制、活力联系在一起，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让企业在市场化的竞争中生存。而笔者认为，产权改革不是目的，核心是要通过产权改革实现对企业的激励。产权明晰的实质就是改变国有产权的性质。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保障着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一味的以效益为首要目标，将会对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造成影响。除了从产权的角度、管理者的角度、市场的角度来探讨国企改革之外，其更为丰富的理论还尚待发掘。（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江会.为什么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经验分析[J].经济学研究，2001，（3）：36―40
[2]杨瑞龙.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J].教学与研究，1998，（2）：8―12
[3]林毅夫、蔡、李周.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环境.改革[J]，1995，（3）：17―28
[4]文炳洲、牛振喜.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与实践回顾――对28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J].改革与发展，2007，（1）：16―20
[5]孙继军.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依赖及其选择[J].甘肃科技，2006
篇10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篇11
股权投资；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0.引言
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和中心环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转型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据了解，在十三五规划中，全国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而灵活性较高、收益与风险分担的股权投资的引入，为国企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创新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1.股权投资
1.1股权投资的内涵
股权投资是指通过投资手段来取得被投资单位的股份，通常是采用个人或企业购买其他准备上市或者未上市企业的股票这一方式或者是利用无形的资产、货币资金或实物资产直接地投资其他企业单位，通过风险分担的方式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或者利润分取、股利获取与风险相适应的经济利益。股权投资要承担投资失利的风险，也能获得被投资单位的利益[1]。例如，被投资单位的经营状况陷入僵局或者是直接进入破产清算环节时，投资者将会承担投资失败的后果和损失；相反地如果被投资企业或单位的经营状况良好、市场反响好、其所经营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空间较大，投资者通过股权控制被投资单位，从而从价格波动和产品销售前景中获得经济利益。
1.2股权投资的分类
股权投资可以分为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四大类。其中，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某种经济活动所享有的 共有类型的控制；控制是指获得股权并取得整个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独立地做出企业运行的决策和财务经营决策，并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重大影响的股权投资，顾名思义，仅是对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上因有参与权而产生重大影响但没有决策权。这几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其风险程度和所获利益都各有不同，控制类型的没有风险分担体，风险较大，但是相应的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最大化；共同控制次之；重大影响类型的风险可以分担，独自承受的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所获利益也相应减少。
1.3股权投资的结构及发展现状
股权投资由成本、收益、风险、权益、减值等因素构成[2]，其中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权益是受益的保障。自从20世纪初期我国提出了经济改革，许多人开始“下海”，股市一直风靡至今。目前，我国的股权投资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经济的调节和洗礼，已经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如图1）。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如下页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私募性质的股权投资金额较小，还是严重受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的影响。这是因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了大部分比例，并且其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市场和股权的发展。
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
2.1国有经济体制的内涵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是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进行全盘照搬过来的，强调了国家集体利益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化成了现在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形成的国有经济体制。其具有独立的决策能力、鲜明的行政色彩、国有资本化程度颇高等特征。目前，国有企业仍实行的是以管理资产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对于迎接新的经济挑战和经济改革有着诸多的限制和阻碍。
2.2国有经济体制的发展现状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由最初的苏联式经济模式，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有企业权力下放、让利的过程和80年代以后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让企业逐渐地拥有了发展的相对自由权的过程。到了21世纪初期至今，为适用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但由于行政色彩厚重，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和效果[3]。
3.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
3.1股权投资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的作用
3.1.1扩大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是对资本营运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国有企业通过对不同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引入战略投资方，不仅可以建立与国有企业主业相关的经营性联系，还可以扩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和产业链，达到资本利用率最大化的目标；还能够建立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产业联系，拓宽经营范畴，增加利润和回报，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例如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实际控制的鞍钢集团公司改制而来的，其原有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钢压延加工、黑金属冶炼、焦化化工等23种产品和业务，但是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改制后，其增加了家电、汽车使用的镀锌钢板的生产，创造出年生产能力达到40万t的奇迹；经过2006年股权投资的扩大，其主营业务的净利润增长率高达229.24%，推进了其在全国同行中的净利润增长排名。
3.1.2提高规避风险能力现代企业的运营发展主要是依靠多元化经营的方式，而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正是这一方式的具体体现。长期的股权投资，不仅能够弥补单一的业务经营的劣势，形成多元化经营的格局和生产模式；还能进一步地加强和丰富经营内容，分担风险的同时还能扩大收益的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对现有业务的依赖性，减少单一业务所带来的风险。
3.1.3有效实现战略转移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和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等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它所拥有的主营业务或关键性业务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并且其业务的延续能力与生存能力是有限的[4]。因此，国有企业作为主营业务急速衰退的企业，在经济侧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改制，能够有条不紊地与新的主营业务进行接轨，同时从企业的竞争实力上来看，具有更高的经营活力和较强的竞争能力。例如，总部设在广州省惠州市的由国家控股的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股权投资的形式吸收较多的资本和附加业务，保持了利润连续20年的稳健增长的步伐，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经逐渐形成了多元化业务经营的格局，其主营的电子产品（手机、彩电等）和开关插座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领先的竞争优势，在体制改革的当下有极高的生存能力，并且有希望踏入世界竞争的行列。
3.1.4有效地盘活资金国有企业的体制一般是以管理资产为主，但是股权投资是以资本管理为主，如果加大力度引进民间资本对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加大国有企业对不同企业间的股权投资，将会弥补资产沉淀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把资本盘活，真正地做到“钱生钱”。
3.2股权投资在改制中的运作
股权投资方式是通过投资决策、投资运营管理、投资清算等环节实现投资资本所获利益最大化的（如图3）。其中投资清算和决策的运作具有阶段性和专属性的特点，而投资运营的管理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特征。其通过投资实施、决策、持股比例调整、营运控制、投资收益账务等关键环节的实施，能够有效地把股权投资方式完美地契合到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达到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目标。
4.结语
随着经济结构的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箭在弦上了。尝试着把股权投资的资本运作方式融入国有企业改制活动中去，不仅可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进行风险分担，减少利润损失，增加企业的利润来源，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残酷的竞争中的生存几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绍秉仁.创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冯华，任少飞.有效政府与有效市场：改革历程中的政企关系回顾与前瞻[J].山东财政学院报,2006(6):13.
篇12
什么是邮政通信的经济效益虽已经多次讨论，相关文件也有解释。但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全面促使邮政通信经济效益的提高，还常常有所偏颇。近年来，我国对经济结构划分也部分地采用了三种产业理论。即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把有关物资商品流通、金融周转、信息传播、智力开发等服务于经济社会的行业，列为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对社会具有依存性、服务性、层次性或多样性以及网络性等特性。发挥它的经济功能要符合这些特性，邮政也具有上述特性。依存性:第三产业的发展依存于社会经济体制和发展，‘言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需求独自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也必须有赖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多数行业属于经济基础结构。国家要发展经济，应从宏观上关心它们的发展。而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约束了经济活动及相应的横向联系。对劳务生产认为不具有价值，故第兰产业发展受到限制。邮电通信的发展同样未被重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通信需求大增，而通信的作用也开始引起重视，这也体现了第三产业依存性的特点。服务性:第三产业的特点是凭籍一定的设备、工具，以自己的服务向社会提供有形或无形的产品。而在多数情况下，都不生产物质产品，而以提供劳务方式去完成服务。因此，服务质量是第三产业中各行各业建立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我们邮电提出“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也是反映了我们产品特性的—通信服务是传递信息。信息产品的目标是迅速、准确。有人认为邮政与电信不同是实物传递，实际上这种实物也是信J息的载体，它与运输业传递实物不同，后者是以能量转移为目标的。层次性或多样性: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依存于社会需求，要求第三产业具备多层次、多样化。如搞商业网点不能全都搞大百货公司、大饭店、大旅社，而应有多种规模，多样形式的配合。社会对通信的要求也一样，既要有迅速、高效的电信服务，也要有普及方便的邮政服务。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这种电信十分发达的国家中，邮件业务量仍有较大的增长(近年来增长率由1肠左右递增到2帕以上)。网络性:由于社会普遍存在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故第三产业的服务散布广泛，并以不同形式互相联系，形成网络。而这些网络汇集的中心就形成了社会的经济中心。这些网络组织的合理性与效率，也密切关系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功能。邮政因为是以实物为载体的信息传递，以迅速、准确为目标，要求紧密衔接、联合作业，故形成了组织十分严密，效率很高的网络系统。第三产业这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它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作用和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它将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反馈过程，沟通信息，促进资金周转，密切横向联系，加速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促成经济地区分工，密切关系到改革的宏观经济效益。所以，评价它们的经济效益，要符合于自身的特性。以使得它们在社会活动中充分发挥应有的经济功能，同时也使其本身发展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求其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而这也是邮政经济改革应达到的目标。
二、邮政经营环境的特殊情况和对经营的要求
篇13
《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意见》的改革内容更为全面，涉及基本经济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文化体制、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社会体制、行政体制、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涉外经济体制以及综合配套改革等十个方面。这点从数字上也可以直接体现：2011年《意见》全文约3800字，提出了22条改革意见，而今年的《意见》全文超过5000字，共提出34条改革意见。
“从细节就可以看出，国家相关部门对经济体制下大力气改革的决心。”对此，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今年规划的特点是“大而全”――首先，既有宏观层面涉及到利率、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也有微观层面引导民间资本的规划等；其次，从“国家队”参与的情况看，业界能想到的部委，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都位列其中。
具体而言，宋颂兴认为，国有企业、价格体系及金融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主要“亮点”。
在国企改革方面，《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关于价格体系改革，《意见》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体制改革。具体为，稳妥推进电价改革，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开展竞价上网和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推进销售电价分类改革，完善水电、核电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定价机制；深化成品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择机推出改革方案。深化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合理制定和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积极推动水权制度改革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推进环保体制改革，开展碳排放和排污权交易试点。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对于金融体系改革，《意见》提出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此外，还特别提出，深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
如何推进是关键
宋颂兴表示，与以往相比，此次《意见》强化了市场的作用，但更注重处理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关系，“毕竟，市场化是贯彻所有改革的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