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金融与经济学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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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M〕.人民出版社，1973.181.
〔13〕〔17〕〔18〕〔21〕〔2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M〕.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7，45，45，4，146.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DB/OL〕.http：///20100408/n271378976.shtml.
〔16〕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DB/OL〕.http：///20090917/n266795778.shtml.
〔19〕保罗・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DB/OL〕.http：///publicforum/content/ develop/1/397594.shtml.
〔23〕胡祖六.凯恩斯从来没有消失过〔N〕.南方周末，20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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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不断加剧，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在这个低碳经济大背景大环境下，碳金融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兴金融工具，不仅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也为不断发展扩充金融体系。
二、碳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一）碳金融研究基础
1.以科斯定理为基础
国外学者对碳金融的研究时是环境金融的延伸而来的。国外学者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且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于碳金融的研究是从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特别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根据科斯定理的思想，学者大量研究了以界定产权的，具体来说是排放权的金融工具与市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京都议定书界定三种灵活机制就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应用。
2.环境金融的延伸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使环境的牺牲成本降到最低，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基础上，环境经济学诞生。为了能够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实践，金融手段被广泛研究和使用。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越发的认识到气体温室效应的危害性，节能减排成为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之一。当国际环境保护的重心转向以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为标志、以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议题时，环境金融便开辟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碳金融。为了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组织机构设计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转让。这些市场机制直接推动了全球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就像刘丽巍（2010）所述，国外是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碳金融概念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融资作用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作用，并用丰富的案例介绍碳金融的市场操作机制，把市场力量引进到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
国外对碳金融的研究，是以国际碳市场为基础，重点关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运行机制与成效。
3.从低碳角度出发
除了从环境金融的角度出发。我国学者也从低碳经济的角度去研究碳金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国际气候变化，应该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需要金融支持并做出制度、产品、业务、市场等的创新性安排。即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高度，倡导在国内推行碳金融。
（二）碳金融工具发展路径研究
碳金融的产生与排放主要是由于许多实体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手段与路径来控制实体经济的碳排放一直是碳金融的研究基础与研究热点。
最初，各国的减排手段是碳税，即采用征税的方式来提高企业排放成本。但是碳税这种方法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是政府很难获得有效的信息，进而制定有效地税率从而到达有效的减排量：二是，碳税容易通过价格被转嫁与消费者。
Sorrell and sijm（2003）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和碳排放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地共存。只要有助于提高静态或动态效率的交易计划，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共存的政策工具却提高整体减排成本，没有在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作出贡献，因此在政策组合的目标和取舍必须是明确的。
三、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碳减排手段，是碳金融体系以碳排放为基础和核心。国际碳交易市场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干预下形成与发展，其中较为成功和成熟的的是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以碳排放市场为基础，金融机构创新衍生产品，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交易活跃程度。目前，碳交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总量管制与交易”（Cap-and-Trade）体制下购买减排配额，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就是基于配额的。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Ⅱ）就是基于此的。
Rubin（1996）使用了连续均衡模型探了排放权的价格、银行与跨期借款。他运用最优控制理论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分散的企业行为可以使联合成本最小，实现成本最小的方案。得出排放许可证价明确的解决方案的时间路径，讨论了当允许企业同时向银行借贷和只允许企业与银行的交易排放许可证的情况。同时排放权可以借贷的条件下的定价问题，表明减排的边际贴现成本应该不随时间变动，是固定的。由于均衡条件下，排放权应该等于边际成本，因此许可的价格应该随无风险贴现率增长。
我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是积极参与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碳排放与碳金融的研究也成为了我国的学术热点。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碳金融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碳金融实践程度也较弱。目前我国的碳金融研究多数为定性研究。
（一）我国碳金融研究方法
我国的碳金融研究主要从介绍我国目前碳金融的发展现状人手，指出当前发展碳金融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发展碳金融的对策建议。
初昌雄（2010）对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我国很早就开始着手通过政策引导信贷资源向节能环保领域配置的工作。2009年底，全行家分行全部开展了节能减排项目贷款业务，共支持全国34个节能减排项目，融资金额达到165亿，近几年注册成功的合作项目和签发量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在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路径与对策
目前我国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均以开始着手发展碳金融市场与碳交易市场。但是相关制度与机制相对缺失。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
1.完善碳金融的法律
碳金融的形成与发展不是自然而言形成的，是高度依赖制度与管制的。目前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缺少话语权，碳市场制度与法规基本是由欧洲制定的。为了提高竞争力，保护我国利益，相关立法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国内市场，在碳排放上就没有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实体的碳排放的混乱，使得以其为基础的碳金融无法发展。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近年来提出的减排目标也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构建一个碳排放的约束环境，真正促进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的发展。同时，健全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是确保中国碳金融业务规范发展的必要保障。
2.构建全国碳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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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是由信息缺陷造成的，而信息缺陷产生于私人信息，分工导致了私人信息的形成。因此，风险是以分工作为起点的。现阶段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风险的主要体现，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金融风险。这两个概念是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深入学习认识这两个概念对企业的投资建设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研究这个金融风险和风险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1.风险分析
1.1内生性风险
在经济学中，内在风险主要由于信息分布不集中，不对称造成的。从本质上来讲，信息具有空间分布不对称性，而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信息种类和信息储量也是不相同的，这就是私人信息。由于现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个体之间信息含量的差距，使得个人信息分布不对称现象严重，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内生性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逆向风险和道德风险。在合约签订之前，主要的内生性风险是逆向风险，而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后，人在中间委托人不能够观测监督的地方决定是否要采取措施，从而最终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这种行为对中间委托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严重威胁了委托人的自身利益[1]。
1.2外生性风险
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风险是外生性风险。人在自然界中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因此人们获取的信息始终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人们只能够认识真理却永远也达不到真理的境界。在经济学中，信息的不完全性是这样理解的，每个经济体中的各个组成成员对于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信息量掌握比经济体自身的信息储量要小。外生性风险主要产生在微观经济体之外，人们自己的意志不能对外生性风险产生产生影响，所以外生性风险也可以称作客观风险。由于社会信息总含量不变外在性风险不会消失，会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对社会经济造成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自然中存在的信息量的探索越来越多，掌握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外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小[2]。
2.金融风险分析
2.1金融风险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特点
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企业的管理着没有意识到这种信息的缺少现象，无法对目前个未来企业产品价格进行预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决策是否在正确。这是金融风险的主要外在表现。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金融资产价格具有波动倾向、金融危机时时爆发、社会个体金融行为出现投机是四个可观测的经济现象。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金融风险往往能够导致经济收益和金融损失相互抵消，因此不回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个体信息并不是完整的，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由于机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而产生波动，这对于市场预期的形成具有恶劣的影响，容易造成金融一体经济的混乱现象。金融机构也是微观的金融主体，也会受到内生性风险和外在性风险的影响[3]。
2.2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是经济风险
现阶段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很大程度上金融风险是经济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货币与信用是界定社会中经济活动不确定因素的主要影响因素[4]。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在信息交换中充当一般等价物，使得社会商品在交易中能够轻松的实现买与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了价格，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使得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易变为了现实。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生存与发展到重要条件，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发展状态和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信息不完全使得价格状况与未来的变化有着同样的不确定性，而外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来讲外生性风险的演化和发展是金融风险。
3.总结
本文主要对经济学中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风险和金融风险做了详细的阐述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两个概念，深入了解学习风险和金融风险能够避免投资风险，减少经济损失。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学中这两个抽象概念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国有股减持”课题组.国有股减持修正案的设计原则、定价机制和资金运作模式[J].经济导刊，2011，13（5）：101-110.
[2]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减持”课题组. 国有股配送的价格确定与方式创新[J]，2011，13（5）：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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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 Manual”(《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此前,尽管联合国和IMF等国际组织颁布了多种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GFS)等,但都没有一套系统的货币与金融国际准则｡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应该是以MFS为蓝本,其中的制度变迁同时成为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从制度经济学解释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中国际接轨的认识,也有助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框架的总体设计｡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改革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科斯的解释,“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宪法秩序｡宪法“是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的约束力具有普遍性,是制定规则的规则｡第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在宪法秩序下界定交换条件的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它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合同法以及自愿性契约等｡第三,规范准则｡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降低交易费用｡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林毅夫在突出强调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时区分了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用“供给―需求”这一经典的理论框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进行了分析｡用“供给―需求”的理论框架对制度变迁进行分析,需要具体说明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一般把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作为内生变量,把宪法秩序和规范准则作为外生变量｡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一旦形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易显著变动的,而可把它们视为外生变量影响制度创新以及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内生变量,是因为在现有的宪法框架内,在制度的成本与收益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制度安排是一个相对活跃､相对“革命”的因素｡制度中的供求关系比较复杂,人们根据不同条件找到问题的“主导”方面,由此就有了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划分｡
当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说是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一次制度变迁,而且是一次需求诱导与供给主导共同作用的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将具体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两方面来论述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的形成机理｡
二､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一)制度需求｡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可简单地归结为:按照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或外在利润)｡制度创新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一切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有很多,它们使得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具体说来有:第一是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因此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可视为制度变迁的源泉｡第二是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即政权的基本规则的变化,它能深刻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因而也就深刻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第三是技术｡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并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第四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对制度需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固定成本即可以通过很多的交易,而不是相对很少的几笔交易收回,从而降低了固定成本阻碍制度安排创新的可能;其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一些与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得以创新,如股份公司制度､跨国公司制度等;再次,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制度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可以从技术和市场规模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技术｡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深化,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工具陆续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工程研究也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金融产品的出现,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资金的借贷成本,也有利于开辟中国金融资金融通的新渠道,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借鉴国际准则的统计技术,探讨中国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统计问题｡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努力,中国的金融统计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由货币统计､经济统计､信贷登记等多个系统组成的分级管理集中汇总的统计网络,基本上实现了金融统计的电子网络化,但与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化的未来金融统计模式相比仍相距甚远,这也对当前中国的金融统计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求｡
2.市场规模｡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发展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也就越细｡在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也建立了诸如货币市场､股权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实务期货市场等｡这些市场的建立,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步得以细化,不仅大大降低了许多金融交易的固定成本,也极大地降低了中国金融统计制度的运作成本,促进中国参照国际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来建立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
(二)制度供给｡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拉坦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的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宪法秩序｡宪法秩序从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制度安排的选择空间等方面影响着制度供给｡第二,制度设计成本｡每一项能预期带来收益的制度安排都需耗费成本｡制度设计的成本,取决于设计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要素价格｡第三,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拉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向右移动,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第四,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第五,现存制度安排｡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第六,规范准则｡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反复强调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地提高｡第七,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权程度,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对制度供给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供给的因素可以从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现存制度安排､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1.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中国的金融统计体系经过50多年的由创立到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期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对国内比如实行了全科目报送制度,建立了非现场监管统计制度,实现了以会计为基础的统计信息归口管理等等;对国际比如国民经济核算正在实行的与SNA接轨,国际收支统计基本上实现了与BOP的接轨,以及中国正式加入GDDS等等｡每次的变革都是一次伴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进步的过程,长此以往,为中国的金融统计积聚了丰富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存量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有关金融统计制度环境､各种可能的金融统计制度安排及其功效的详尽､透彻的知识,这为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依据,大大降低了此次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此外,中国现有的金融统计知识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和各金融机构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所应具备的货币与金融统计知识,这将降低或减少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被采纳､应用的阻力,其被执行的成本也会因此而大大降低｡
2.现存制度安排｡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而难以扭转,即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中国金融统计制度以往的历次制度变迁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虽说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一种形式上或外延性改革的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虽已暴露但远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现有的金融统计制度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中｡而要摆脱这种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低效状态,如诺思所言,则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接轨恰好为中国的金融统计摆脱“路径依赖”,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
3.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构建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将能促进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控,并能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防范,这不仅能够减少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所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也能维持中国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预期净收益｡
三､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和需求者
(一)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需求者｡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接轨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变迁,即从原来的金融统计体系向以MFS框架为主的统计体系转变,制度的变革不仅是变化环境的要求,也是制度需求者的要求,新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框架将为其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流｡为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谁将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接轨获取收益｡
1.国际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国际组织,如果按照其对组织内成员国的行为的影响来看,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它的建立,只是为成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畅通的渠道;另一种国际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行为具有直接的指导､约束甚至规范作用,如联合国､IMF等｡中国是IMF的成员国,有义务按国际准则向其报告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与此同时,IMF也需要通过及时了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运行的现状,防范中国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
另外,中国新近加入WTO,使得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业必须按WTO的服务贸易规则对外开放:首先是外资金融机构将按协议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将更多地进入世界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统计不仅需要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国的业务,也需要区分本国金融机构的国内业务和国外业务,这就需要建立基于国际准则的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其次,透明度作为贯穿于WTO所有协定和协议的基本原则,要求基本的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必须公开､透明,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不仅要对国内社会公开,也要对国际组织和外商公开,这也要求中国的金融统计信息必须符合国际惯例,要采纳国际通用标准｡
2.政府｡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直接暴露在世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严格管制来避免世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政府只能遵守世界金融的游戏规则,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提高中国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也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金融统计研究成果和经验,加强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控,而要想达到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监控,除了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外,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能够满足金融监管要求的信息系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货币与金融统计｡
3.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主要有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对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有着巨大的需求｡金融统计是中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利用自身的金融统计资料和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并进行相关的分析来对经济金融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货币政策,适时地调整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需要金融统计为其金融监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这是中央银行确立正确的监管策略的前提条件｡中国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是中央银行金融统计的基础,因此商业银行金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直接决定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以来,原有的几大专业银行经历了向商业银行的转变,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在面临国内外商业银行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它们也开始注重对金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功能,也需要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统计｡
(二)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制度的供给者｡按照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所谓的“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收益)的行为｡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一般地由政府来提供,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表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由私人提供无法收费,或者说无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货币与金融统计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由私人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无法向所有的使用者收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我们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基本的金融统计数据,而为了满足各种金融统计信息需求者的不同的特殊需要,可以由各商业银行或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特殊的金融统计数据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并可以相应地收取一定的费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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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lconm Rutherfor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s: The Old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4]林毅夫.后发国家究竟是有优势还是劣势?[J].经济前沿,2002,(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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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历史性突破的前夜
自1996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业银行的陆续撤出，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央高度重视农信社改革，并将其作为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核心。从1996年的“行社脱钩”，到2003年8省(市)和2004年2l省(区、市)深化改革试点，直至2007年8月海南农信社省联社成立，标志着农信社新管理体制框架已全面建立和第一阶段改革试点基本完成，农信社管理体制改革迎来新起点。
然而，在中国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存在过；中国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在当前制度背景下，现有农信社体制确实不具备向真正合作制过渡的可能性(谢平，2001)。农信社改革的目标已变得越来越清晰，即要将农信社改造成既能商业可持续，又能有效支农的农村金融组织，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信用社私有化应该是未来可能的改革选项之一(谢平，2006)。
谢平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即中国现有农信社已经严重变异且积重难返。官方对存量改革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强调存量改革的“恢复合作制性质”和“支农”双重目标；后来转向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改革途径，但以“合作制”为主，仍强调支农；最近强调在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支农”的务实态度，对“合作制”已不再关注，并于2006年底允许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这种草根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中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正处在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的前夜。至此，有必要对农村合作金融做出实践考察与制度分析以及前瞻性理论探讨，以利于中国农村合作金融事业既快又好地发展。本文试图超越现有存量视角，而以整个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为着眼点，对农村合作金融未来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并提出了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合作金融存量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存量改革简况
农信社长期存在着产权不清、行政干预、效率低下等问题。2003年6月《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中央对存量改革力度增大，政策扶持加强。同年8月，试点从8省(市)启动，次年迅速扩展到除琼、藏外的29个省(区、市)。
存量改革尽管取得一些成效，如实现了组织独立、抗风险能力增强、支农能力提高等，但成效的形式大于实质，仍然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有待突破。存量改革的问题主要有目标定位不够理性、缺乏突破性成效、“支农”作用日益空洞、信贷风险值得关注、上下改革动力冲突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二)存量改革难的制度分析
1．合作范围超越效率边界。据交易费用理论，合作的边界应被限定在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它合作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的那个点上(R.H.Coase，1937)。若超越了此边界，则合作就缺乏效率。而我国农信社由于行政推动色彩浓厚加上管理体制的多次变迁，早已失去合作制性质，且其合作范围与规模明显偏大。其表现在：一是每家农信社覆盖的人口太多，社均覆盖人口约3.5万人，而中、东部地区社均覆盖人口数为7万左右；二是每家农信社服务的地域范围过大，社均覆盖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在当前农信社的服务效率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下，农信社存在严重规模不经济。
2．实施机制缺位。作为制度的三要素之一，它是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有效的最主要标志。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须知，“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主体认识不足的问题，也有整个国家制度建设现状与水平的问题，还有中央政府已遭农信社严重倒逼的问题等(彭克强、陈池波，2007)。
3．利益集团初步形成。农信社已形成比较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设法阻止对其不利的任何改革方案的实施。本次“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只能是中央花钱而很难买来好的机制。
4．初级行动团体“搭便车”。“搭便车”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不付出任何成本而从他人获得收益并使他人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低于其社会收益率的一种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机会主义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均是产生“搭便车”的根源。有两种主要的“搭便车”行为：一是制度创新中的“搭便车”。其实“搭便车”是经济人的本性，但问题是“搭便车”必须有个度，若超越了某一限度，必然最终“扼杀”创新活动，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卢现祥，2003)。二是内部监督上的搭便车。由于合作范围过大，单个社员的股金较少，监督收益远低于监督成本，导致农信社监督上的严重“搭便车”心理，如此，农信社的严重异化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就在预料之中了。
5．次级行动团体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最初指技术轨迹依赖，诺思将它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其含义是：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些(路径依赖Ⅰ)；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且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已有制度(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并力求巩固现存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即便是新的制度比现存制度更有效率(路径依赖Ⅱ)。诺思认为，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迁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自1923年诞生中国第一家农信社以来的实践证明，西方现代信用合作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之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多次重大变迁，农信社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基本丧失了合作制性质。农信社体制基本成形后，就存在着制度惯性，制度变迁就易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若没有重大外力冲击，则其惯性的趋势不易被打破。现存农信社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要想扭转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即使是错误方向)就更难。事实上，中央政府已被农信社的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存量改革的路径依赖色彩日益明显，他们竭力维护、加强现存制度，在存量改革中他们只要国家政策扶持而百般抵制改革。
事实证明，只寄希望于政府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来满足农村迫切的金融需求未必可行，农信社目
前的改革困境即是明证；故应为农民的制度创新留下空间，允许农民创立自己的合作性金融组织与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
三、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的制度分析
迄今已出现的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形式主要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合会、互助借贷、合作担保、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以下分别予以简要考察与分析：
(一)增量发展考察
1．农村合作基金会。简称“农金会”。农民自愿的资金互助合作并实行民主管理的农村非正规(或准正规)合作金融组织。1983年一些乡村为有效管理、用活和清理集体资金，将集体资金由村或乡管理并有偿使用而设立，有效填补了大片金融真空，发展――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式挂牌营业。其成立5个月来，在满足农民零星、急迫的资金需求方面优势明显，但也面临不少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吸存难，经营规模过小，处于“亏本赚吆喝”的窘境。应辩证地看待此问题，首先，互助社的业务定位有问题，顾名思义，互助社理应是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合作金融组织，如果允许其吸收存款，其还是互助社吗?岂不成了新农信社?即互助社应恢复其本义，应办成少量相对稳定的社员之间资金调剂的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其次，政府缺乏必要的扶持措施或口头承诺的扶持措施不能及时兑现。总之，互助社虽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创新，但当前政府对其功能定位不清，使其偏离正确方向，且政府扶持未跟上，使其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使人联想起与其在机构性质上比较接近的农金会的命运，不免担心其发展前景。因此，必须及时对农村互助社这一重要制度创新成果进行修正与完善，以确保其能健康发展，为“三农”融资困境的缓解做出贡献。
农村合作金融增量发展总体上仍陷入被压制的困境，即增量发展的潜力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约束而难以发挥的状况。
(二)增量被压制的制度分析
1．次级行动团体存在改革路径依赖。关于次级行动团体的路径依赖问题，上已述及，不再赘述。由于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倾向，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总是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存量改革，并对初级行动团体的民间合作金融制度创新活动及成果进行压制、取缔，迄今，中国政府仍不承认已对“三农”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间合作金融组织与形式的合法性即是明证。这势必严重阻碍农村合作金融增量的发展。
2．制度变迁主体有限理性。K・阿罗说，人的有限理性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人总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威廉姆森认为，只要不确定性或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生(迈克尔・迪屈奇，1999)。①初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虽说其是任何社会制度变迁的主力军，但其也是有限理性的。这决定了初级行动团体在进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若没有次级行动团体的宽容、引导与扶持，其制度创新活动可能受挫。②次级行动团体的有限理性。由于受意识形态、主观偏见、学习、认知能力不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制度变迁次级行动主体的政府也存在(甚至严重存在)有限理性的问题，导致不能对事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这导致政府在认识和对待民间合作金融问题上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对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演进造成不利影响。
3．对制度创新者的激励不足。首先，现存法律、制度状况。诺思认为，影响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因其规定了制度创新的可行性空间。由于民间合作金融的非法地位，初级行动团体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要冒较大的制度风险，增量制度创新必然很缓慢。其次，成本――收益的权衡。制度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无法取得专利权，致使其制度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远低于社会收益率，这严重挫伤了初级行动团体开展合作金融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再次，制度创新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实践中业已被创新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存在明显制度缺陷而不能通过持续创新给予修正与完善，反过来又影响到次级行动团体对制度创新成果的认可及其正式化。实际上，任何制度安排都存在缺陷，关键是有没有进一步创新并使之不断完善的机制条件。因此，不难理解我国的民间合作金融长期维持在幼稚阶段而未获得长足发展。
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尽早出台《合作金融法》，依法引导和管理合作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西方国家基本都有专门的合作金融法律制度，而我国发展合作金融50多年却没有《合作金融法》，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合作金融发展上的重大制度缺陷。
2．走增量渐进式改革之路。在“存量”改革受阻时，应在稳定“存量”的同时，积极寻求“增量”发展的突破。增量与存量的辩证关系应是：战略上，应积极扶持增量发展，作为存量的未来替代者和现在的竞争者；战术上，由于发展增量不可能一蹴而就，“三农”发展又不允许出现农村金融空洞，故应通过政府扶持、改造，尽量发挥存量支农的余热；通过增量与存量的长期公平竞赛，实现增量最终取代存量或促进存量改造的根本目标。必须纠正农村合作金融的目标定位，应按照实质高于形式原则对其重新定位，即应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程度”作为判断成败得失的准绳，而不能再以“理想化、形而上”的脱离农村实际的标准来判断问题。
3．发展增量合作金融的五项原则。(1)政府不直接介入原则。政府应主要以立法、政策扶持等方迅猛。但其运作违背互助合作宗旨，演变成办理存、贷业务的第二个农信社。后因出现兑付风险甚至挤兑风波而被政府先整顿后取缔。然而，关于农金会的功过是非一直颇具争议。农金会的经验：(1)它是农民在农村金融枯竭背景下开展自发金融创新的初步尝试，展示了农民作为初级行动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热情与力量；(2)它的产生与发展充分说明了农村正规金融服务能力的严重不足，应在加快正规金融改革的同时，鼓励增量制度创新，以增强农村金融的支农力量；(3)其缺陷与消亡为今后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提供了前车之鉴等。农金会的教训：(1)产权不清，官办色彩浓厚，行政干预严重；(2)缺乏必要的监管；(3)政府未能给予必要的扶持，如资金、税收优惠、引导服务等，而是任其自生自灭；(4)其终被取缔与当时国际、国内金融大背景有关，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中国正经受着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这是促使中央出重拳的环境因素；(5)未对建立健全法人治理和内控机制、经营管理者的选拔、职工培训等给予应有的重视；(6)缺乏市场退出机制，风险无法缓释。这显示了合作金融增量创新中合法化与适度监管的重要性。
2．合会。包括“轮会”、“标会”、“摇会”、“抬会”等，是农民自发创新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也是民间直接融资形式。合会的历史悠久，诞生于隋唐并延续至今。其活跃程度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及发展潜力相关。目前在发达农村地区(如温州地区)比较活
跃，规模较大，人们完全理解、接受，并参与其中；而在中西部地区比较少见。虽非现代信用合作形式，但其在缓解农民借贷难方面很有成效。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合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虽出现过若干倒会风波，但不应以瑕掩玉，况且倒会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主要是政府未及时使其合法化而缺乏必要监管所致。须知，由于中国在漫长封建制度演进中因国家塑造色彩浓厚及国家早熟性介入，导致中国的小信任系统十分发达，但是由于缺乏产权、市场和法律制度等普遍主义要素，它们无法联结成一个大信任系统；在不存在普遍主义的场合，特殊主义会变异为关系主义，从而大范围合作会增加交易费用，妨碍合作秩序的扩展(张杰，1998)；在只有压制而无监管情况下，易诱发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倍加珍视“合会”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金融民主性精华，挖掘其现代金融价值，使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三农”难题的破解做出应有的独特贡献。
3．互助借贷。农村居民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发生的互助友情借贷，即农村民间借贷中的无息或低息借贷部分，属于农民之间非正式、非组织化的资金互助合作形式，是农村合作金融形式中最松散的一种，分布甚广，历史最久。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无息或适当利息的简单货币信用交易，其主要发生于家族、村落内部，带有互，这也许是信用合作的最初萌芽(马歇尔，1986)。现阶段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发生率很高，据曹力群(2001)的调查，1995～1999年，全国农户私人借贷约占全部借入资金的70％，且约80％的民间借贷利率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温铁军(2000)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何广文等人(1999)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约占61％，其中约94％的放款行为是在亲戚、邻居和朋友之间进行的。可见，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并不是农信社，而是民间借贷，农信社充其量只能算是农村正规金融的主力军。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偏高，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一这是由农村资金供需紧张所决定的，二是民间借贷的不合法状况使民间债权缺乏法律保障而产生的风险溢价。
4．互助担保。以互助信用担保形式达到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新型合作金融形式，属于间接融资范畴。其包括：(1)农户联保贷款。农户组成联保小组，农信社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小额贷款。实行个人申请、多户联保、周转使用、责任连带、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联保小组由居住在农信社服务区域内的借款人组成，一般不少于5户。这是解决农户贷款抵押、担保难，简化贷款手续的重要金融制度创新。(2)中小民营企业担保合作。彼此熟悉或存在长期供货合作关系的民营中小企业以互助担保合作的形式达到向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目的的合作金融制度创新形式。目前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民间中小企业在业缘、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信用互助担保组织，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重要意义。其主要是3～6个中小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根据“自愿、互助、以强助弱”原则形成信贷利益共同体，即“民企联保小组”，各成员的信用额度在成员间调剂使用(李红，2006)。
篇6
经济学的又一个重大假设是，经济本质上是稳定的，价格只是发生微小且随机的变化，所以波动很快就会被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平息下来。戴维•欧瑞尔认为，这种假设与金融史相悖，他一一分析并驳斥了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利昂•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三人奠定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论证：杰文斯只接受和分析事实上不存在的理想化市场，其中，每个个体决策的基础是“对自己的要求或私利的单方面关注”，“交换的意图众所周知”，而且市场参与者之间存在着“完全自由的竞争”；价格机制跟钟摆运动一样，将最终停止在理想的供求平衡状态。
瓦尔拉斯直接将数学原理用于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熊彼特高度赞赏瓦尔拉斯的贡献），他的学生帕累托则在老师学说基础上拓宽了其数学基础。戴维•欧瑞尔指出，此三人将稳定性的概念从物理学和工程学范畴引入到经济学，但没有且无法证明他们列出的方程组具有稳定解，他们可用的数学工具仅仅适用于研究静态系统或只适用于周期性波动的系统。
篇7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不仅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 也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内外，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培养目标、 课程结构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不积极、及时地加以改革，金融学高等教育既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服务， 也难以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危机深化并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传染再次验证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只能审慎应对。金融全球化不仅对一国的金融决策当局和金融业界人士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对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进，以培养具有国际观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和培养目标设
计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外部环境变化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要表现为金融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至少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课程交叉、重复现象仍很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 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 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 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 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 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 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 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工合作的加强与深化。 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活动的空间， 使得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加速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虚拟化”（或者说金融化）的特征， 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等因素都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形成。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投机， 从而也孕育着深刻的金融矛盾和金融危机， 而金融全球化也使得金融危机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传染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正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日益开放的中国很难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充分表明了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机制的复杂性， 其规律人们目前还很难真正把握；同时，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使金融危机的扩散和传递速度日趋加快，危害日渐严重，金融安全为各国所普遍关注。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经济活动中， 金融运动所涌现出的形式之多、规律之复杂，是其他经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当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挑战
世界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金融经济特征， 一方面更加突出了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纷繁复杂而给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 既然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 那么金融学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开放性学科。 面对新的经济和科技形势，金融学高等教育应当强化对基础性、原理性的金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不仅要加强对开放性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而且还要强化对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只有这样，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与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其次， 当前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日益衍生化、全球化和电子化。传统的金融学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已明显落后于金融实践发展的要求， 所以必须对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较大的调整。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的教学内容必须融入对金融全球化、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新兴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的教学改革才可能保持应有的前瞻性， 也容易保持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步性。
第三，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始终处于快速更新的状态， 这对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由于知识的传授速度往往跟不上知识的更新速度， 所以传统的以“传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启发或诱导他们去探寻金融知识或规律，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然不完整，更无法达到“终身受用”的目标。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并相应地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以培养出通晓金融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理论和实务的人才。
二、 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若干思考
笔者认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对教育内容的简单增删修补、 课程设置的粗略调整这样的层次上， 而是要打破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束缚，确立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正确认识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全面的素质观
传统科学与知识发展缓慢， 造就了静态的知识观念， 当代知识的迅速发展与更新则孕育了动态的知识观念。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要求能够将知识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与全面素质的提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培养模式的一种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要树立全面素质观，必须正确把握知识、 能力和素质三者在教育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属于表层的东西，但它又是基础，是能力和素质的载体。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有强的能力和高的素质； 学生的能力是在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锻炼和参加社会实践而形成的， 它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能力的增强， 强的能力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素质是把外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升华形成稳定的品质和素养，成为内在的东西，亦即做人的修养。因此说，知识、能力、素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素质处于核心的位置{1}。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现代教育就是从知识教育或知识与能力的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或者认为从专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可以不提知识和能力的教育的话，这就缺乏辩证的观点了，并将导致实践中的偏颇。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必须能够正确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学高等教育要以传授体系完整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展开教学工作。 对照这样一个总体要求， 目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关系，树立新的培养目标
进入21世纪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出现的综合化、一体化、人文化、信息化趋势，要求文理渗透和文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以培养专门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要拓宽知识面、淡化专业，培养基础宽厚、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通才，也就是说培养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金融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言，应该淡化专业，强化基础，注重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 金融理论基础及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要求。在教育内容上，理论应当与实践紧密联系，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 人才高度流动，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随着混业经营的推进和深化，金融从业人员不可能一辈子仅固定在银行、证券或保险的某一岗位上， 所以我们要注重夯实其理论基础和提高其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注意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多层次性特点。
（三）根据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树立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教育观
终身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过去的40年尤其是近1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终身教育思想认为高校课程设置不应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应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3}。可以看出，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我们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新近兴起的金融工程学科就是如此，其理论基础是金融经济学， 而技术基础则大量运用工程技术和数理模型。
终身教育思想要求金融学高等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在未来任何时候都能获取知识的能力， 同时也要为学生打下一个全面的理论知识基础。 未来的金融人才必须具备综合协调能力， 能够将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到金融实践中，并不断地加以创新和完善，推动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静态、封闭的知识观支配下，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根本原则，已成定论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被纳入课程，并一度视为天经地义，而那些不确定的、有争议的，处于发展之中的知识被拒之门外，造成知识即真理的印象，这容易导致学生形成凡是知识皆有定论的误解， 严重歪曲了知识的本来面貌。这种知识观显然不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笔者认为，在金融学教学中，应特别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未知性，让学生认识到知识不过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假设，具有条件性、境域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知识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纳入课程编制的范畴。 金融学教学内容不应仅仅是既有知识的聚集，还应包括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不应仅仅是教材事先规定的材料， 还应包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形成、产生的内容。在金融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即便是确定的内容， 也常常以不确定的形势加以呈现，以凸显知识的不确定特征。
（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树立教与学统一的教学观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中， 教与学是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教师和学生形成教学的共同体。传统教学观往往将教学活动视为知识的单向传授，教师将作为真理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虚心接受，理解消化，教学过程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当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开放性、内在性，知识不再是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相对的、有待完善的东西，是需要批判、构建的对象。而知识的构建和完善需要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才能实现。教学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根本， 教师和学生都应围绕这一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具体的在能力培养方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培养。 正如我们上文反复强调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因此，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知识自我更新能力必须加强。这包括：（1）要加强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使其掌握利用现代手段如互联网查询和获取各种最新信息的能力。（2）要重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相比，专业基础课的知识老化周期要长得多， 专业基础课一旦掌握牢固， 学生今后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3） 外语与计算机能力的提高，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当前各种人才的竞争中，外语和计算机运用能力的高低，往往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2. 专业能力的培养。 用人企业往往要求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 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应重视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 因此应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尽快更新本科学生所用的专业教材，以适应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之能够充分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务操作。 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更新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实验手段、实习设计等诸多环节， 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重心从纯粹的传授知识转移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能力上来。
3. 其他综合能力的培养。 金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金融全球化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具备比其他行业更高的综合能力。 笔者认为，这些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有意识地让学生们领悟到这些能力的重要性，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地加以磨炼。 只有重视这些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平衡发展， 才可能培养出符合未来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确定与设计
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明确的首要问题， 它不但涉及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模式， 同时还决定着金融学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 下面笔者以本科教育为例谈谈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看法。
（一）毕业生应该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金融学本科教学应强调素质教育和应用教育。金融领域知识宽泛，工作岗位繁多，金融学本科毕业生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解决， 其中大部分应该且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和掌握。我们常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就成为本科教学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说，本科教育应该是厚基础、宽口径，并以素质教育为主，是宽厚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我们知道，金融学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复杂也最趋近自然科学的领域。因此，理论功底既要强调宏微观经济学更要突出金融经济学， 后者包括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掌握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理论，对于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 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当加强对学生数理分析和计量建模能力的培养，为其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扎实基础，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和西方金融学研究接轨。
（二）毕业生应该具有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能力
由于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我们认为，金融学本科阶段的教育也应该服务于知识应用这一最终目的。 在强论理论基础的同时，业务课程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实务教育有多种途径， 可以请从事实际工作的业内人士直接向学生讲授金融业务， 也可以让学生直接从事短期的金融业务实践， 还可以采取间接的办法，就是让教师先得到实践的机会或得到实践的教育，而后再向学生传授金融实务知识。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实务教学的直接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实际工作技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实务教学，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以便在日后实际业务工作中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理论和提高实际业务水平。
（三）毕业生应熟悉相关的经济原理并具备较高的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由于经济工作中各个专业具有较大的相互关联性，而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 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还应熟悉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教学计划的安排应该体现这一要求， 这可以通过安排一定的选修课来实现。同时我们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不仅要懂得金融理论与实务，也要懂得一定的国际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的国际交往能力。此外，加强计算机教学，提高本科生计算机运用能力， 有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开放意识和法制自律意识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转轨经济以及转轨后的市场经济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与计划经济时代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观念”。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我们所培养的金融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市场经济意识具体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对于金融工作者尤为重要，这是因为：（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风险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2）金融业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 微小的失误都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 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竞争意识，特别是风险意识，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应该有充分的体现。
2.创新意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更是日新月异。从宏观的角度讲， 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从微观的角度讲，一个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不断地适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 而新的金融工具会层出不穷。没有创新和超前意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对于他们适应市场竞争是很重要的。
3.开放意识。正如我们上文所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未来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 各国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此，熟悉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惯例，对于造就金融人才是必须的。 而培养出具有开放意识以及深远的战略眼光的金融人才， 是在今后激烈竞争的国际金融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一个保证。
4.自律意识。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除了应该懂得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并熟知和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外，还应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无论是1995年的巴林银行破产案， 还是2008年刚刚发生的法兴银行的71.4亿美元的违规交易， 我们都看到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欺诈投机行为对所在金融机构的重大伤害，特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金融机构的重创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金融动荡。因此，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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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发展非常迅速，主要表现为全国经济类院校和非经济类院校都开始扩张金融学生源。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1、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 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学科面临的新变化
近十多年来，国际金融学科在国内外发展很快，国际金融教科书也出版了很多，其中许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从掌握的资料来看，以下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1、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
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就其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其国内的金融日趋自由化和市场化。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的核心就主要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如何开放资本账户？如何在资本账户开放中趋利避害？由于其涉及到汇率制度安排、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资本流动的管制与放松和国际储备管理等这样一些国际金融学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因而也成为国际金融学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2、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
内部均衡目标有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等基本目标和产业结构合理、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等衍生目标，外部均衡除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基本目标之外，还有贸易收支平衡、资本流动平稳、对外金融稳定、贸易条件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贸易部门经济效益提高、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地区、行业、部门分布合理等派生要求。而在内外均衡目标的追求中，不仅本身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且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和影响。所以，内外均衡目标的冲突与调节成为各国在开放经济下在宏观经济与金融调控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3、与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相伴生的区域化金融、货币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日益凸现，各种战略规划和构想、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不断涌现，从而使其成为国际金融研究的又一重点和热点。
4、以跨国公司、跨国银行为主体的国际融资、国际投资、国际资本运营和风险管理活动，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影响，都越来越大，从而使跨国微观国际金融日趋成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内容。
三、国际金融学的新变化对教学目标的要求
面对国际金融学的这些新发展， 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如下几点：
1、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和分析，使学生在理论的逐步展开中深刻理解国际金融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只对西方国际金融理论作简单的介绍和批判、将国际金融理论与基本知识和实务合一的做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我们应当加强对反映了市场经济普遍规律的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加强对数学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运用，并将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尽可能地体现在教学中，才能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密切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掌握知识和获取技能的一般途径，对于国际金融来说，这一原则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全球范围内国际金融活动极为活跃，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外部均衡问题日益突出、内外均衡的冲突越来越引起注意，而这一问题的表现及其解决在我国总的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急需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新的改革。
3、注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组织活动中，要避免学生由于缺乏对基本理论的完整接受和理解而导致的死记硬背和一知半解的学习方法，应该将基本理论讲得尽可能的清楚透彻，并多用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在课后习题练习与考试或考查中体现出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视，从而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
四、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思路
1、国际金融课程教学目标改革
通过个人的教学经验以及与其他学者的交流，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行定位：
（1）横向目标。本文将横向目标确定为专门培养以下三类金融人才：研究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型人才的目的在于培养以深厚的金融理论基础、扎实的科研方法、较为突出的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先进人才，此类人才有益于我国金融学科的理论发展能够跟上国际的发展步伐，并能在国际金融的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则主要就是与金融实务相结合，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接轨。在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又可继续分为综合管理型人才、职能管理型人才、外向型人才等各种实务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则包含了“经济学+管理学”复合型人才，和“经济学+其他学科”复合型人才。
（2）纵向目标。横向目标确定以后，还必须对纵向的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做好一个系统的分类：对于专科生而言，专门塑造具有必备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国际金融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对于本科生，则必须塑造理论扎实、综合素质高、熟悉国际金融实务，并具有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够具有创业能力的高等经济管理人才。对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必然将他们塑造成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力并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高级经济学管理人才。一般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论型研究人才，具有较高的科研创新水平；一部分则是管理型人才，突出的优势则是熟悉国际上的各种金融实务，能够在国际贸易之中独立承担交流能力，具有很强的经营管理创新能力。 转贴于
2、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
根据国际金融学科的新发展和教学目标的要求，应当把上述的内容尽可能纳入教学内容之中。要改革好国际金融学科的教学内容，必须选择好教材，目前在国内一些高校内所选用的教材的内容较为陈旧，权威性明显不足，还可能存在一些错误；有的教材内容缺乏更新，与现今发展迅速的国际金融实务衔接不上，误使学生的认识有点滞后，不利于我国国际金融行业水平的提高。有的教材只是一味的学习西方的金融理论，缺乏与我国国情的密切结合，让学生学习之后无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去。因此，本着以上的问题，在选择国际金融系列教材上，应当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成熟和规范的教材体系，另外，由于国际金融形势不断变化，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也是层出不穷，决定了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更新较快，而国际金融教材从计划、编写到出版发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是最新的教材，出现一两年后也会滞后于实践的情况。因此，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应将国际金融的教学置身于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的国际化教学之中，密切关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不断充实最新资讯，力争最大限度地保持教材、课程、教学的时效性。
3、教学方式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课程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课，涉及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基本操作，内容跨度很大，这一特点决定了该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必须多样化。
首先，理论联合实际，推陈出新，新旧结合。国际金融课程具有抽象性、专有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等特征，要求教师对于教学方式要启发诱导、推陈出新，针对国际金融这门课程理论性和实务性为一体的特征，应从当前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具体实例入手，寻找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以鲜明的事例，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性；在教学方法上，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转变。
其次，研究性教学必不可少。研究性教学是相对于应用性教学而言的教学形式，旨在通过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创设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途径，让学生通过自主的探索、发现和体验，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国际金融课程由于其自身的专业知识特征，很显然比许多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课程更具有广阔性和适用性。
最后，借助现代多媒体实现双语教学，加强与国际接轨。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多媒体教学的引入使现代直观教学法可以通过图文并茂、声形并兼的方式来介绍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况，可以更及时、更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动态，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大了授课的信息量。双语教学作为新兴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更近距离和直观地了解国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4、考核方式多元化
为培养合格的适合未来金融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多角度考查学生能力。除了从教学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外，改革和丰富考核方式也是实现新形势下教学目标的重要措施。在总体教学目标确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当前的新形势，就国际金融教学确立多样化的合理考核模式，包括围绕课程内容中所涉及的国际金融热点问题，结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实际，有计划地安排课后查阅资料、组织学生讨论、再撰写相关的探讨性论文；将考试方式分成实务考试和理论考试，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模拟实务操作，帮助学生把第一课堂的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的各类课外学习和学术科研活动，这些安排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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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粗放式的GDP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调整，对经济学的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来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在对经济和金融学进行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对经济和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进行调整。在实践操作上，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目前在部分国家中，金融体系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没有呈现真实的财富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依靠货币、信用等形式来对经济与金融体系进行综合配置。金融体系的运转对宏观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实例，让金融体系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认清并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
三、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创新
要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和金融学创新理论。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国际上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对金融因素的影响未能引起及时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没有理论指导外，也造成相关方面的理论危机。因此，解决上述问题，要重建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但是大量经济学家在理论的阐述上，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表达，甚至出现走向“死胡同”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理论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与逻辑在建构上的有机结合。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设立必须要有经验、行为、实践三大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学方法论必须经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市场的规律，能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理论的改革必须符合两者深度的兼容，这样才能对新理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和金融学理论进行反思，是对现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理论、政策、实践等重新进行综合整合，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科学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重新回归。使相关的理论进行一次整体性的系统变革，要根据现今世情的变化，构建一个崭新、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四、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目前理论的构建是要重新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建设，使金融与实体经济这现实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纳入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样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也在实践操作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金融学的理论上，要重建宏观微观相统一的理论。国际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金融学理论对宏观与微观的分离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要求在金融学的新建理论上，对金融体系的规律与运转进行相应的研究，并阐述出相应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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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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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作为金融专业的基础性入门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主干课程，货币金融学是引导学生学习金融学基础知识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前提课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和核心，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金融理论与世界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将不断发展和创新的金融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有效结合，解决我国实际经济金融中出现的问题，成为当前教学的重要特点。但在货币金融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教学方法创新速度缓慢，以及教师金融理论更新程度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如果教师按照古典的金融理论教学，学生脱离实际只为考试而学习，势必造成学生工作后，所学非所用，所用无所学，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所以，货币金融学教学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教育教学观念转变与金融教学实践的问题，也是影响着我国金融人才培养和实际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经济环境的改变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研究经济转型期经济主体的行为转变，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产生的影响，对金融学的教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雇佣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生产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少。据统计，2009―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企业招工难。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老龄化人口占整个人口比重为8.9%。有研究表明，人口红利2015年左右将处于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人口比重在2011年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蔡P，2012）。这些使得曾经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今越来越受到挑战。
第二，原材料、矿产资源与土地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政策加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事实上，由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制约所引致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高排放和高污染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迫使我国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科技含量高、污染低的新兴产业，将经济发展战略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并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战略对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由依靠资源要素驱动向依靠技术创新驱动转变，通过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在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第三，从国际角度看，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产品出口需求下降，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下降。经济转型期，国家出口导向的弱化政策使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实行消费主导型战略而弱化出口和投资战略的功能必将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对拓展国内的消费市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这一发展模式的实行，对于部分特别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言，将会带来较大的冲击。在无法或者难以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在短时间内又无法拓展国内消费市场的情况下，这部分企业的发展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第四，技术更新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压力增大。过去几十年我国企业技术改进方式主要是向国外企业学习和模仿。但跨国企业在国内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国内企业不断“干中学”而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在研制出新技术初期，会严格控制其专利技术，以确保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随后为进一步获取利润才将已经落后的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学习和掌握了低端或一般技术后，我国企业若希望不耗费自主研究开发成本，直接复制模仿他国“高、精、尖”技术已基本不可能。另一方面，企业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也因出口管制和贸易技术壁垒而难以进行。发达国家为维持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并采取技术壁垒等严密的高新技术保密措施，强化对技术输出的控制、抑制技术的转移，致使后者无法获取某些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我们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1）系统地讲解和分析中国经济转型给经济主体造成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效应。课程需讲授宏观经济转型压力和冲击对各类经济主体影响的机制，以及各类不同主体在具体经济环境下决策的动机、过程和最终达到的实际效果。
（2）货币金融学课程的讲授需将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别环境和制度因素，与微观个体的各种行为选择整合起来，再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宏观经济的途径和机制，说明其中蕴涵的经济学逻辑关系，并构建和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实验和计量分析。
（3）货币金融学需要讲解和比较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在上述经济机制中产生的作用和效果，研究各种具体情况下最优政策设计，分析给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的各项建议。
二、教学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在进行货币金融学的教学分析模型建立时，主要可以参考小中型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为基础。小型模型主要参考Ireland（2003）和Ireland（2011）；中等大小的模型主要遵循Christiano、Eichenbaum和Evans（2005）与Smets和Wouters（2005）这两篇文献。下面我们不追求数学上的严格性，省略模型的推导过程和细节，主要介绍和说明模型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主要分析方法。
1.家庭部门。居民效用函数中包括消费变量和其滞后变量。这种设计主要是反映消费理论中的“习惯形成”和“棘轮效应”假说，也是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发展的一个近似描述。如果滞后消费变量前的常系数较小或为0，则效用函数中前期消费产生较小效应，甚至效用函数中不再含有消费滞后变量，消费带来的效用只取决于绝对消费量的大小。这种情况适用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居民从贫穷不能达到温饱的水平上获得消费，其效用当然增加较大。如果系数较大，则表示只有当期消费比前期消费增加较多时，效用函数才有所提高。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模型结构比较适合描述经济现实。我国经济已从过去贫穷和温饱水平正转变为全面的小康水平，甚至有的地方已开始走向富裕水平，因此，模型中加入滞后消费变量是对我国经济转型较好的描述。工作时间变量（系数为）和其滞后变量的构建与消费变量的形式一致。效用函数中工作时间这样的构建可以反映我国就业状况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要，转变到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即被称为“劳动红利消失”的现实经济转型过程。上述效用函数中对消费和劳动变量的设计，为我们下面研究转型对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转型对宏观经济和政策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提供相应研究的技术支持。如我们可以考虑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和等系数的变化，给企业行为和经济带来的影响效应。
2.企业部门。本部分我们关注在金融融资环境的影响下，企业债务融资行及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首先考虑企业家融资决策问题。经济转型中在来自需求或供给方面的冲击作用下，金融部门决定的贷款利率可能导致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有利的企业生产冲击，如企业获得了更好的产权保护或者政府直接减税，都会使得企业利润上升从而净值增加。净值增加导致企业融资杠杆降低，金融部门要求的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些变化又使得企业在随后的生产中利润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良性循环效应。这一现象被研究文献称为“金融加速效应”（Bernanke 等，1999）。同样的逻辑，经济转型的一个负向冲击，如劳动成本的提高，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会使得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净价值增值减少或为负，而融资成本提高。这都导致企业更难以获利或难以维持生存。
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在我国可能更严重。国内中小型企业债务融资的逆向选择现象较严重，少数的几个大银行对小企业一般缺乏了解，贷款利率的杠杆效应较大。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近期，银行业引入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趋势有所增强。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及怎样的金融融资环境，才能使得企业债务融资的金融加速放大效应得以减缓，是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方面的重要问题，也是教学中关注的主要政策研究内容之一。
3.银行部门。为考察金融环境对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分析讲授商业银行的策略选择和行业竞争效应。对此的讲解可以使得学生对我国金融发展转型和银行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引入竞争，打破大银行垄断地位的呼声越来越大。少数大银行的行业垄断，使得银行掠夺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同时，少数大银行垄断和利率官方决定也使得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大企业比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而小微企业则融资艰难。因此，银行业的垄断和竞争，以及利率市场化，这些现实分别会给企业和经济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效应，是现在我国金融银行业转型改革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4.政府部门。我们将政府部门划分为两类，一类中央银行部门，另一类称为中央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行为决策给包括企业行为的经济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课程的重要目的就是研究各种转型压力下的企业决策和行为，以及这些企业行为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的这些基本现实和其中蕴涵的经济规律，可使政府管理部门增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变化规律的认识，从而制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种策略和政策。
为应对经济转型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波动，政府部门可以运用多种经济手段调节和干预经济。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每一期的货币发行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债券或票据发行利率来调节经济运行。中央政府可通过各种税务和直接采购或转移支付来调节经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情况，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或衰退时，政府部门一般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发行、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恢复。这些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当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时，一定程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但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供给面角度，劳动工资增加，资源及原材料成本上升，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有待提高，产品附加值低而且缺乏竞争力。从需求面角度，产品的国际需求下滑，而且内部需求不足，私有投资乏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压力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部门还是采用上述政策，可能不但对经济调节效果有限，甚至产生负面的效果。如现时期政府再大规模直接投资，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而这恰好是我们课程的政策应用关注的主要内容。课程应从政府调节经济的各种手段和途径来研究这些行为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价哪些经济调节方式在各种具体的经济转型冲击环境下达到的效果，从而为政府制定具体背景下各种最优调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三、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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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增添了农村信贷市场的活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信用社的沉重资金负担。政府干预、指令贷款支持乡镇企业等与制度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新呆帐，如行社脱钩过程中的资产分割与划转，使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不容乐观。“历史包袱”是信用社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以当期成本去解决“历史包袱”是件痛苦的事情，震动最小的办法是绕过最难的改革，留待今后处理。
二、农村金融经营现状及经济学分析
（一）目前农村金融状况及原因
1．资金严重外流
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其存贷差连年增大，成为了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农转非的现象严重的原因在于：农村信用社为减少贷款风险，优化信贷资产增量结构，片面强调贷款抵押和担保，结果使抵押能力本来就有限的农村经济主体，难以利用信用社的信贷资源来发展农村经济。
2．信贷配给严重
中国农业银行自实行商业化转轨以后，对农村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贷款制定了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导致对农村经济主体信贷的大幅减少。农村信用社作为社员自愿入股，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多年来由于产权、组织管理以及经营水平等方面的弊端而无法实现良性运行，难以发挥经济合作的功能，尤其是近几年来过于注意商业化经营，忽视组织内部社员的融资需求，片面强调信贷的抵押和担保，在真正符合条件的农户个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演变成了变相的信贷配给，造成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总量有所下降。
3．金融服务形式单一
农村资本市场业务单调，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社目前发放的多是短期贷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的中长期融资服务很少，虽然部分农业产业化主导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经过改制成为农业类上市公司，其股票在社会上发行和交易，这类公司目前还是少数，迄今为止，还没有农村企业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农村地区进行股票等有价证券经纪的机构也极为缺乏，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根本无法延伸到农村。
（二）农村金融经营现状的经济学分析
趋利避亏是理性经济人在经营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法则，农信社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法人而导致的商业化倾向，与政策性定位之间存在了相应的冲突。当前，农信社肩负支农的政策性任务，而其本身，面对的农村信贷市场却是低效的，成本高而收益小，附加相当高的风险，正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业务不断萎缩。
根据国际经验，小额信贷的运作成本原高于其他贷款，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支农贷款利率与支农成本不相对称。由于农户贷款的户数多，额度小，手续烦琐，从而需要信贷员对每一位贷款人员的家庭背景、经济现状、贷款使用以及还贷前景作全面调查取证，导致工作量度倍数激增，增加了相应成本（管理成本及运营费用），与此同时，农信社所面临的风险却是相对于其他业务而加增的。由于农户贷款受自然及市场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以及相关贷款人的信用不佳甚至有意赖帐而导致风险暴露严重。当前的农信社的贷款利息不足以补偿支农信贷的成本与风险。
目前，农信社的负债结构也不近合理，定期存款占比较大，筹资成本的较大与贷款收益较小形成极不健康的竞争经营格局，同时，由于政策性定位，农信社对某些的优势项目也无权涉及并直接导致其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实力。
由于农信社的区域布局及组织形式等的特点，将农信社与“三农”政策相关联也的确具有相关客观合理性，但作为金融系统中弱势地位的农信社，在无有国家政策性引导及相关财政贴息或其他支持手段，仅凭其一己之力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三、发展农村金融的可行性建议与措施
通过对农村金融的经营背景及现状的分析与比较，为促进其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裨益乡民，较好辅助“三农”政策的执行，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相关风险补偿核准规划。通过财政部门等尽快偿还原拖欠农信社的相关贴息，同时剥离先前由于政策性原因而导致的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应完善农业部门的信用评级制度及相关部门的贷款担保机制，控制农业贷款的可能性风险及损失。
（二）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在引导农村信贷资金回流支持新农村建设方面，一是要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二是要合理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补偿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农村资金高效率地转化为农村投资。增加对当地经济信贷投放较多的金融机构再贷款额度；鼓励邮政储蓄资金参股农村信用社，投资设立农村小额保险组织，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为支持新农村建设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来源。
（三）制定《农业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当地，或购买农业政策性金融债券。建议以县为单位，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贫困县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非贫困县免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加强对县域资金流动的监测和预警，限制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系统内上存资金比例，通过运用差额准备金制度，对上存资金比例过高的金融机构可以提高超额准备金比例实行缴存，并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
（四）发展农村社区基金和小额信贷机构，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近年来农信社改革的商业化趋势不断强化，一批农信社将撤离偏远落后地区。这种趋势无法逆转，只能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农村社区基金和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就是弥补农村金融空白的重要手段。
（五）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环境，重点是完善农村经济基础条件，提高农户和农村企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建议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经济运作的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在市场交易的谈判地位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带动其他担保机构的发展。要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增加农作物收益权、权利质押，同时保护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探索运用动产质押、仓单质押等形式，根据“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企一策、一户一策”的办法解决农民抵押难、担保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武，基层央行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J]，海南金融，2006，(8)：76-78
[2]丛 正，农村信用社发展问题浅析 农业经济[J]， 2004，(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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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中一项处于边缘的热门学科，对于传统的金融学发展起到了创新作用，行为金融学将行为研究与心理研究结合为一体，是一门新兴的金融学研究学科。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个人的金融学行为，从个人的行为上分析金融市场的走势与发展方向，这一研究方向从金融学市场的反常行为来分析金融学市场的问题，分析不同的市场运作主体带给市场的影响，希望建立市场行为与市场运作发展的研究体系。
2、行为金融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
2.1对股价波动现象的分析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股价时由于借助的信息不完全对等，导致在解释股价波动时具有较大的分歧，但是在市场交易中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较弱，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交流程度不同，也不能很好的解释众多股价的波动性。行为金融学对于股价的波动现象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股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者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所应用的程序，佩恩认为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问题产生的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导致了投资者面临的市场信息有很多都是相同的，但是投资者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确是不同的。
此外在证券市场上还存在着过度反应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可以用行为金融学来解释，过度反应是当某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引起的股价波动超过了预期的水平，然后又以反向修正的方式回归到了原有的价位上。行为金融学认为这一现象是市场投资者对事件的影响不能准确分析造成的，证券市场的发展情况与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投资者在采取决策行为时容易受到主观情绪的影响，在出现问题时对股价的走向预测过于悲观，导致股价理论水平下降，而过一段时间投资者的情绪稳定后，就能正确的看待事件的影响，股价就会出现修正的现象。
2.2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分析
资产组合理论认为要通过分散投资的形式来规避投资的风险，国外资产与本国资产的联系较少，能够实现分散投资，因此投资价值较高。在现实的投资市场中，投资者更愿意选择国内股票和国外股票相结合的投资方式，且购买国外股票的数量低于资产组合投资理论的合格水平。按照资产组合理论的观点来解释行这一现象的话很容易，就是国外的股票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投资者将国外股票放在投资金字塔的最顶端。
按照行为金融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则是投资金字塔的组成是由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决定的，当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发生变化时，相对应的金字塔层数的投资比例也会增加或者是减少。在国际金融市场发生波动时，投资者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投资资产的安全，这时候位于投资金字塔顶端的国外股票将会出现被大幅度削减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