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传统经济理论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国际电子商务的概念
国际电子商务是指企业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所从事的国际贸易活动，它反映了国际贸易过程的电子化。其实，自电子商务出现之日起，电子商务就应是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不应存在“国内电子商务”和“国际电子商务”的区分。本文为了方便研究和分析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所以使用“国际电子商务”一词。
2、国际电子商务的特点
国内外学者也将“国际电子商务”表述为“跨境电子商务”、“跨境在线贸易”、外贸电子等。这些概念在表述上尽管不同，却反映出国际电子商务的共同特点：一是数字化的方式，即无纸化的交易过程；二是现代化的渠道，即主要交易途径为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渠道；三是国际化的空间，即两个经济体成员互相向其境内提供贸易产品及服务。
国际电子商务融合了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大行业的特征，使两大行业得以优势互补，但在业务处理上也更为复杂多样。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紧密相联，任何一环衔接不良都会影响整体贸易活动的完成；二是电子贸易流程还不完善，作为新兴的贸易方式，其在支付、知识产权、税收等方面的法规还不完善；三是容易触发风险，该风险主要由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各国政策导致。
3、国际电子商务的应用
（1）交易前的准备。在进行国际买卖交易之前，企业需要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寻找客户并争取与之建立业务关系，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企业或产品的信息，向客户宣传和展示企业或产品。
（2）交易磋商和外贸合同的签订。询盘、发盘、还盘和接受是交易磋商的主要内容，借助电子邮件或即时软件通讯就可以完成。在电子商务运用于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出现了电子合同，外贸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进行签约。
（3）外贸合同的履行。现代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完成从备货、验货到催证、审证、改证再到租船订舱、投保、装运最后出口收汇、出口退税等一系列的业务活动，将业务员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1、电子商务对一般经济学原理的背离
（1）网络的正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摩尔定律等都是网络经济中被普遍认可的著名定律，它们都反映了网络经济所特有的正外部性的特点。
梅特卡夫定律是由罗伯特・梅特卡夫提出的，他是计算机网络先驱、3Com公司的创始人。梅特卡夫定律指出，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的增加，网络的价值或者说有用性增加。换句话说，每台电脑的价值随着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数量的增加而增大。使用新技术的人越多，新技术才越能发挥它的价值。使用网络的用户越多，网络产品才更有价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它们，并最终使整个网络的价值得以提高。例如，如日中天的电子商务网站eBay正是利用了电话用户数量较多的优势，采用电话方式进行营销，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当一项技术已建立必要的用户规模，它的价值将会呈爆炸性增长。一项技术多快才能达到必要的用户规模，这取决于用户进入网络的代价，代价越低，用户规模扩大的越快。理论上，一旦新技术已经形成了必要的用户规模，且由于这项技术相比运行初期价值提高了，所以技术开发者可以向用户索要更高的价格。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之快。摩尔定律认为：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可容纳在集成电路上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18到24个月就会增加一倍，性能也随之提升一倍。换句话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到24个月便会翻一番以上。大致上，摩尔定律与产业合流现象相结合形成遍地信息化，梅特卡夫定律再把这些广泛播撒信息的企业以网络外部性的乘数效应进行连结，最终创造出一个规模可与全球实体相媲美的、具有惊人成长潜力的、充满了无数商机的世界性的电子商务市场。
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外部性，与古典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性或者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正好截然相反。在价格决定上，网络经济也完全不等同于传统经济。在传统经济中，商品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但在网络经济中，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却随着价格的增加而猛增，这种价格猛增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从而会产生多重效应，即网络的外部性。
（2）货币经济学向信息经济学转化。在古典经济学中，需求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网络经济则将这种供求平衡的规律颠倒过来：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导致需求增长。与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是，网络经济不再立足于“货币”这个工业时代的核心元素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关注“信息”这个信息时代的关键性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经济学从以“货币”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为中心，这也是经济学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的转折点。这种理论上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向背离原点的方向扩张。在网络经济下，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主体由一国拓展为多国，各色各样的网络经济实体跨越国界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网络经济实体投资的信心，这种信心又被网络成倍的放大。“因特网乘数”中有两个因子，其中一个是“同步传递效应”，表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及时沟通；另一个是“同目标反馈效应”，表示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信息能够点对点的呈辐射状的传达，从而可以造就全球范围内目标相同的投资决策。然而，传统信息传达的非及时性和分布的分散性，导致投资者往往偏好各不相同，反应快慢不一，乘数效应很容易被抵消。
二是从边际收益递减到边际收益递增。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网络经济却表现为收益递增。举例来说，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微软生产的产品，但只给微软增加了可忽略不计的微小成本，却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巨大利润。
其实，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正如詹姆士・阿利所言：“收益递增并不等同于收益递减，这两种规律将相互共存，并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企业可以凭借电脑软件生产和销售的虚拟化特点降低把软件产品打入市场的成本，这时，技术的独创性就要比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技能等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资源更显得重要。由于起始成本较小，则递增利润的财务收益也随之较小，最终递增利润不可避免的被耗尽，递减利润便在这时候姗姗而来，递减利润的到来比其他行业晚了一些时间。
三是背离费雪方程。费雪方程（PQ=MV）大概揭示了农业实体经济与工业货币经济之间的均衡关系，但它却并不适用于网络信息经济和工业货币之间的均衡关系（MV=BH）。由于费雪方程受到了外生的信息变量的挑战，导致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用传统模型的理论加以解释，从而容易造成决策者错误决策的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费雪方程的背离只是一种观点萌芽，与最终归纳进入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凯恩斯以来的经济学溃败，理论上是因其不能完整的适应货币经济学转向信息经济学的趋向，无法对信息对货币的支配作用（亚洲金融危机、风险投资等）做出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是因其无法对“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一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一主流经济学的背离，使得近年来保罗・罗默的新增长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它们被认为是现今解释网络经济的最好模型。
2、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深化
（1）比较优势向信息和知识转移。首先，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和国际经济处于静态（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不发生改变）。前面已经提到，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这两个假设前提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其次，古典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各国之间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是比较优势存在的基础。相比之下，在电子商务经济中，各国对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和反馈上的差异即信息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显得越发的重要。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信息产业的规模以及信息处理的速度都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实力的体现，信息与知识技术已经成为各国以及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可以部分地替代当前投入于贸易中的资本，减少贸易中正在结算的在途资金，这也使比较优势的因素发生改变。最后，H-O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要素的丰裕程度造成的，一国利用价格较低的要素生产产品并进行对外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较收益。在互联网经济时代，面向全球的信息市场与技术市场使信息技术迅速技术化，并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扩散至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易于得到这些技术。另外，通用型技术的迅速传播使生产技术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产品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又可以重新获得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而占据的比较优势。
（2）规模经济的作用范围发生变化。规模经济理论的诞生主要是为了解释产业内贸易。电子商务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实际上是物流、现金流与网络信息流协调作用的结果。电子商务使贸易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信息上的差异越来越小，进一步加强了产业内贸易的趋势，借助互联网，企业可以生产出更加差异化的产品。因此，电子商务中的规模经济效应要远远大于传统贸易的规模效应。电子商务经济中规模经济作用范围扩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仅存在于行业中的实体企业，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虚拟企业也能产生规模效应。互联网将很多企业结合成一个整体，共享信息基础设施和知识技术，在生产经营中进行合作，由此形成很大的规模，创造出规模经济效益。第二，传统经济中的规模经济只能被称为供给方的规模经济，而在电子商务经济中，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并存。供给方的规模经济是指，供给方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生产成本下降，从而增加供给方的收益；需求方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某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价越来越高，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引起市场规模继续扩大和生产产品的企业的收益增长。第三，供给方规模经济与需求方规模经济相互结合可以产生双重效应：需求方的数量增加不但可以降低供给方的生产成本，而且可以使更多的消费者被该产品吸引而购买该产品，从而进一步增加需求方的数量。
3、理论冲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网络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它可以帮助外贸企业在比较优势已经转移至信息、技术和知识的背景下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具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可以有以下两个突破口。
（1）打造差异产品或服务。电子商务技术打通了外贸企业对外联系的渠道，使外贸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与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密切联系，扩大了产品推销的范围，拓宽了原料的来源，提高了处理外贸单据的效率。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外贸企业应该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不断向国际市场提供差异产品或服务，形成不易被竞争对手代替的独特产品或服务。
（2）调整定价策略。电子商务的应用，使得以往政府设置的各种行政或地理的空间隔离不复存在，外贸企业可以直接与国际市场进行密切联络，甚至可以越过海关和税收部门开展国际贸易实务。对此，外贸企业应该保持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敏感性，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与外部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使企业发展战略与外部市场需求趋近一致。
另外，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市场、企业的竞争趋向于完全竞争，消费者购买心理趋向于理智型，电子商务平台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使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对产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不仅仅关注卖家的定价。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非价格因素将更为重要，它将成为企业获得外贸竞争优势不可忽视的部分。因此，企业需牢牢把握非价格因素。
【参考文献】
篇2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
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篇3
一、循环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一）内涵上
传统经济学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的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其中，“经济人”内涵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且人都是自私的；第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都精通算计。
循环经济学又叫做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核心，在人、自然和科技发展的环境下，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以及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将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来增长经济价值的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物流方向上
传统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消费―排放几部分构成的。人们通常通过生产和消费，最大限度上的将地球上的资源开采出来，并将产品生产和消费之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土壤或者水系之中。
循环经济是从将资源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以实现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开采和利用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废弃物、开采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将可持续和可重复利用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在物流方向上形成了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流程。
（三）基本特征上
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能够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物质能源的流量，再利用能够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再循环能够将产品使用后的产生的垃圾资源转变成再生资源。
二、循环经济在传统经济理论上的发展
循环经济较之传统经济，其倡导的是一种和环境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其最终发展目的是实现资源的最优生产、减少浪费和废弃物的排放。相比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主要在理论上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新的发展观
传统经济将经济发展和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发展仅仅归结于国民经济增长，这种片面、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危害了人们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的虚假性观念，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新的发展观。新发展观认为，生态环境的承受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开采率都是有限的，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能进行超越自然环境承受力的开采，要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要能够为了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弃局部的经济利益以及眼前的利益，杜绝急功近利的追求经济效益。
（二）新的价值观
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第一，自然环境本身具有价值，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实践开采的关系上，人类劳动能够提高资源环境的价值，反之，也能够降低资源环境的价值。第二，通过资源开采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要与其所造成的社会价值和环境价值相协调。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将三者孤立的局势，禁止由于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环境价值造成的损害。新的价值观指导循环经济的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自然时，不能将其视为材料的垃圾场，要在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维持其循环系统；第二，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科技时，要考虑到科技力量对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发展和应用有益于环境的科学技术；第三，循环经济的新的价值观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能只考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要积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三）新的资源观
传统经济中，人们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获取，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开发，最后导致大量资源的枯竭。同时，传统经济没有考虑到资源利用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而循环经济在实践和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资源观，提出人们对资源开发要尊重人和自然资源和谐的规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因此，循环经济要最大程度上实现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利用、生产、处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地实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战略。
（四）新的生产观
篇4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本文来自织梦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本文来自织梦
篇5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篇6
我国的经济管理思想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已经处于萌芽阶段，如姜尚就已经提出了“国富家余”的思想，管仲则强调要“富国安民”等，不过这些都是管理者所提出的一种经济目标而并非能够用于管理实践的具体方法。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管理思想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即老子典型的“小国寡民”的治世思想，主要内容就是无为，不做改变，顺其自然，主张“领国相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却不现实，这是因为人的经济欲望无法压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阻挡的。具备实践意义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战国时代因商鞅“农战论”的提出而正式形成，他认为经济的发展首先应该从农业开始，继而才能为军事力量的提高奠定基础，实现国家富强，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军事化思想，后来的荀况则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荀况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封建经济管理思想，即“富国之学”，认为农业才是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的根本，同时还提倡节约消费，作为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另外一条有效策略。此后，我国重农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持续到明末清初。后来又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有识之士又提出了工农商并重的经济管理思想，再后来直到在我国的不断传播，才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思想理论与方针。
二、我国传统经济管理对当代经济管理的重要影响
（一）对农业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我国注重农业发展的传统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纵观历史，我国从实现农业稳定生产入手进而实现社会稳定的思想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古代社会一直倡导的是“重农抑商”的思想，农业管理成为经济管理的关键部分和重要方面，与国家经济发挥在那态势息息相关，此外又由于我国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也必要严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都不敢在农业方面进行过为激烈的改革，从而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农业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这种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今天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依然强烈，对我国当前重视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的保障与促进意义。
（二）对社会供求活动的影响
实际上，经济活动主要是基于供求关系产生的，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存在某种形式的供求需求。具体来说，经济管理就是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及消费等环节的管理，涉及了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概念。从经济管理的综合性可以看出如果仅仅对某一个方面进行管理显然会出现不良的后果，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进而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因此，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要对商品的供求有一定的了解，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将经济管理思想应用其中。另外，在经济管理活动中也会出现一些政策性的内容及放任的情形，实际上这些管理方法也都是处于对具体环境背景的考量。因此，对今天的社会经济管理仍然适用，对社会供求关系的调节也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对社会货币金融的影响
就一般的经济活动而言，经济管理涉及了具体的货币和金融两个方面的内容，而且货币金融和供求关系的管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中，对货币金融的管控通常是由政府来进行的，政府通过对价格的控制来实现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通过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管理效果。而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都是使用谷物对价值进行衡量的，从而再确定规定的价格标准。在我国，自从秦统一货币之后，金融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具备了构建货币金融管理的条件，随着条件的成熟，相关的经济现象也随之产生，例如借贷及利息等，成为了货币金融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今天，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货币金融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且其相关的经济现象仍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对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的影响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依据一般是量入为出，换句话说，国家进行的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的，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军事政策及民生政策等。另外，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赋税，国家的责任是对这些财富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以实现促进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直到今天，传统社会的相关经济管理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管理活动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经济管理思想虽然存在很多不足和落后的地方，但是其中也不乏能够体现管理思想精髓的经济管理方法，对今天农业、社会货币金融及国家政治的发展等都产生着不小的影响。对这部分好的管理概念我们应继续发扬传承并加以有效的利用，使其符合我国现代化的管理的思想，促进我国的政治、文化、科学及农业等经济不断的发展，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胡天向.试析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影响[J].知识经济，2015，24：52.
篇7
1.中国风水理论的基本内容
首先从字面上分析“风水”的概念，分为“风”、“水”2方面，包含了自然科学知识，例如，天文学、环境学、地理学、气象学、平衡学等。一般隋况其中也渗透了建筑学理论，设计中融合了各方面的知识，形成一门独立性的知识体系。是人对环境的最佳选择，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探究风水。关于环境与人的学问，建筑文化充分发挥了趋吉避凶的作用。早在夏朝时，人们就通过阳光方向，确定了“阳”、“阴”，形成了阴阳概念。通过阴阳解释具体的事物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规律。“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与阴阳的正反概念相比更加具体。5个基本元素组成了自然中的物体，各个元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我国的十二生肖，为12种不同的动物类型，在相冲相克上也严谨的依据风水理论，在园林景观的设计中也有重要影响，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进一步提高了我国风水研究的发展水平。
2.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向
2.1“天人合一”的应用
传统风水理论中，有着明确的要求。“天人合一”概念的着重强调，大部分园林景观中直观融入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将风水的原理体现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出整个园林的艺术风格，将人与自然环境紧密有效地融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情况，设计理念也要改变，风水概念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现代园林设计过程中，按照实际的情况进行细致地研究和划分。在开始设计时充分考虑和研究物种特性的保存问题，确保平衡性。在现代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种植大量的植物，首先要考虑实际情况，考虑不同植物生长需要的空间，确保留出充足的生长空间，促进植物健康茁壮地生长。在规划工作中，进行全方位的思考，充分考虑地质条件、水文因素，综合风水进行规划，使园林具有环境调节的作用，朝着“天人合一”的方向发展。
2.2阴阳平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应用
篇8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着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篇9
《孙子兵法》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浓缩和体现我国人民大智、大学的传世之作,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今天在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身逢盛世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深入地研究《孙子兵法》中关于现代企业可供借鉴的经济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关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在《作战篇》中表现的最明显,孙武曾把战争所耗和战争所得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作战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力求速胜,“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文也”。何廷锡注说“速虽拙,不费财力也;文虽拙,恐生后患也”。由此可见,孙武是一位很有军事头脑的军事家,在投入和产出上,他是极讲究经济效益的。《用间篇》中还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其大意是说,出兵作战耗资巨大,国不得安宁,民不得安息,战争数年是为了争一日之胜,如果吝啬爵禄在金百而不用间谍,那就“不仁不义,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也胜之主也”。《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合与利而动,不合与利而止”,强调的是一个“利”字,虽然这里所说的利是指战争是否有利,而不专指经济效益,更不是指利润,但这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不也是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吗?21世纪的企业家,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的激烈性,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正确的安排投入和产出,讲究经济效益,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如何合理使用资金,敢于把巨资用在刀刃上,从上述《孙子兵法》因利而动的思想中或许得到了重大启发。
三、《易经》———盛德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指南。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大业即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经的解释来看,对人生、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作为基础,这样才能以才聚人。富有大业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农业兼顾重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国由于管仲改革,把工商业当作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经》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易经》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易经•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相互流通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是善理财。重视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但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是一定就富有呢?也不是,还必须善于理财,管理财物一定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之用”,理财指的就是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3•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要“俭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辞难”《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标。
四、墨家———交相利
职工是企业的主体,现代企业只有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职工的劳动应该实现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职工劳动才有动力,经济活动才有效率。同时,企业必须对社会、对顾客负责。企业只有在为社会共同利益做贡献的价值观指导下对整个社会负责,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才能获得成功。向顾客负责就是寻求社会的共利,以寻求社会的共利为目标,正是该企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墨家主张的“交相利”思想可以说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的互利思想,它是适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价值观和经济哲学。《墨子•大取》说:“爱人不利己,不在所爱之中,利人不外己,己在所利中,为彼犹为己也”。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在今天可以成为我们公开打起的一面旗帜,因为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市场经济的这一本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提供真诚的服务,从而获得等价的报酬,这就是说利己必须利他,利他即利己
。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它应成为我们时代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无形地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本质和要求去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去反映和实现交相利的原则,任何坑蒙拐谝、损人利己的经营活动由于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必然被竞争机制所埋葬。同时,交相利的思想也强调充分实现企业职工劳动所应得到的利益回报,这对职工是一个内在的激励,他激励职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因此,交相利的思想可以作为价值主义的管理哲学,也可以作为效率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的,它的表层是封建的,应该批判改造,但它的深层智慧却有永存的魅力和价值,从中总结出古老的经济理论思想可以为我国国企改革提供新的智慧和源泉。
篇10
Keywords: organic natural view of the use of design the feng shui social structure Landscape Design garden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风水是中国独特的一种传统文化景观主要指古人在规划、设计、营造建筑空间时通过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选择出对人生产生活有利的局部小环境。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等方面的限制风水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迷信色彩但究其根本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存环境其所含的科学、哲学、伦理学等合理的传统文化内核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作为一门侧重于环境选择的学问重新审视风水理论对当代环境设计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1. 传统风水文化本质及生态观
1.1传统风水的文化本质
风水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思维理念，与中国人的行为准
则相一致，其中包含着很多系统的技术和方法。从风水学的应用来看，可以概括
为：我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营造技术，在我国建筑、选址、规划、设计、
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其核心内容是天人合一。
风水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精髓可以理解为天人合一，它讲究和谐而不做作。天就是指现实中孕育万物的大自然，人是指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自然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和谐协调。
古人按照风水思想在自然环境中寻找适宜居住的地方时总结了的规律。风水
学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解释，可以说风水学起始于宏观而着眼于微观。
1.2风水的生态观
风水学在技术和思维更深层次的解释上是繁杂的，但是其理论精髓却是
一致的，它在环境生态方面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风水中主要讲究的是气。我们可以将风水中的气作为生态系统功能的统一衡量指标，并将生命有机体和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系统功能综合地以气来统之。在风水说中则通过辩证气与形的关系，就能把生态功能的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的问题来讨论。
风水学的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重视。关于景观的空间等级分布及景观结构都是属于生态系统一个单体，实质上仍是一种还原和分析途径。
2 .风水学与景观设计
2.1基本取向
现代景观规划的设计师，用过对风、太阳、气候、自然等等变化的把握，对场地进行规划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是通过对景观环境的改造，为人们建立一个合理，美好的生活空间。两者之间的精神是一致的。
2.2风水与景观
风水和景观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考虑上是一致的。在对风水与景观的关系
上尚廓在王其亨所著的风水理论中将风水与景观关系做了如下的分析：
1.风水学中的形势以主山、少祖山、祖山为基址背景进行基址的选择，在景观中形成了“山外有山”的多种层次的立体轮廓线，增加了整个规划设计空间的层次感和进深感。
2.风水中以河流、水池为基址前景，在景观中这样的布局形成了开阔平远的
视野，而隔水回望，有生动的波光水影，构成了绚丽的画面。
3.风水中以案山、朝山为基址借景、对景，形成了基址前方远景的构图中心，
在景观的规划之后，使人们的视线有所归宿；两重山峦，起到增加风景层次感和
深度感的作用。
4.风水以水口山为屏挡、为障景。这样的改造方法在景观上使基址内外有所
隔离，形成空间对比，使人进入后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效果。
5.作为风水地形补充的人工风水建筑物如牌坊、楼阁、宝塔、桥梁等，以环境的标志物、构图中心、控制点、视线焦点、观赏点或观赏对象的姿态出现，均
具有观赏性和易识别性。风水物的设置与景观设计的考虑是统一的。
6.风水中多植树、种花，保护山上及平地上的风水林，保护村头古树，形成
了郁郁葱葱的植被和绿化带，不仅可以调节温湿度，保持水土，造就良好的小气
候，也在景观环境中形成了风景如画、优美动人、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
7.风水中当山水的形势有缺陷时，为了“化凶为吉”，通过添景、造景、修景等办法，在景观规划设计中也采用这样的方法使整个景观环境达到风景画面的完整协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按照风水概念构成的景观，通常具有以下
的特点：
1.围合封闭的景观：群山环绕，别有洞天，形成了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这与中国佛家的出世哲学、道家的回归自然、陶渊明式的乌托邦社会理想以及士大夫的隐逸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
2.中轴对称的景观：以主山――基址――案山――朝山为纵轴，以左键右臂的青龙、白虎山为两翼，以河流为横轴，形成了左右对称的风景格局或非绝对对称的均衡格局。这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及礼教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3.富于层次感的景观：主山后的少祖山及祖山，案山外之朝山，左肩右臂的青龙白虎山之外的护山，均构成了重峦叠嶂的风景层次，富有空间深度感。这种风水的格局追求，在景观上正符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在山水画构图技法上所提倡的“平远、深远、高远”等风景意境和鸟瞰透视的画面效果。4.富于曲线美、动态美的景观：笔架式起伏的山，金带式弯曲的水，均富有柔媚的曲折蜿蜒动态之美，打破了对称式构图的严肃性，使风景画面更加生动、活泼、流畅。
【结语】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环境设计的分水术，在创造美好的居住环
境方面，不仅非常注意与居住生活密切关系的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也同样注重与
视觉艺术有密切关系的景观质量问题。在这种环境艺术设计中，景观设计的功能
与审美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风水观念实际上受到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诸家哲学以及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综合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产物。
【参考文献】
[1]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08(6-12);
［2］吴良镛等.《基于儒家美学思想的环境设计》.载《中国园林》,1999
年第6 期;
[3]史箴，曾辉.“风水术”之生态学意蕴[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2004,23(4-6);
[4]李少君.黄帝宅经―认识中国居住之道[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8-39);
［5］俞孔坚《. 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8 年版;
［6］黄东兵.《园林规划设计》.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年版;
篇11
在今人的眼里，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情与爱的地方，“父者，子之天也”(《春秋繁露，顺命》)等严格等级划分，就体现了一种不合理的人对人的奴役关系。然而，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家庭更是一个从事物质和人口生产的单位。生存和绵延成为家庭的主要需要，情爱需要反倒居于次要地位。所以，出于“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的隐忧，参考“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的自然法则，按照“维齐非齐”的设计理念(《荀子・王制》)，将原本平等的个人划分为不平等的身份，确立父子、夫妇、兄弟、婆媳、长幼等身份之间的尊卑主从关系，以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使家庭这个共同体的生活能够维系，避免“争”、“乱”和“穷”的可悲结局，就成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设计的出发点。
正如荀子所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荀子・王制》)等级划分是为了“定分止争”，是为了社会和家庭能够建立某种秩序。而如果没有这种秩序，虽然亲如父子，爱如：夫妇，也难免陷入各种纷争之中。等级划分是古人的选择，其目的是要确立家庭生产活动、分配活动、家庭教育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做到事事有条不紊。在古人看来，有秩序才能有长久的情爱，以“爱”为核心的“仁”和以“别”为核心的“礼”是统一的。一个家庭之中要有情爱，也要有尊卑名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所谓“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颜氏家训‘教子》)。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确不必要像古人一样通过划分等级的途径来实现家庭关系的有序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家庭不需要秩序。等级体制是传统家庭伦理设计的外壳，现存这个外壳已被社会进步粉碎了，而其追求秩序的内核却保留了下来，并考验着现代人的智慧。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沿着人人平等的思路，对现代家庭伦理进行设计，以便实现家庭关系的有序化。
二、“父慈子孝”的本分规定与责任意识
在等级结构内为家庭成员各种身份设定各种本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设计的关键环节。本分是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夫之为夫以及妇之为妇等的规定性，是家庭有序的保障，是人不能须臾丢弃的言行规范。所以，孔子直言不讳地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论语・颜渊》)，并有“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感慨。荀子从理论上概括了本分与等级和谐的关系：“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此“义”就是本分。每个人都恪守本分，则家庭和谐；每个人都不守本分，则家庭混乱。虽然政治、法律和习俗等都起到维护本分的作用，但基于“反求诸己”的精神和“风化”的理念，传统社会更强调“齐家”要“从我做起”。在等级架构内，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为人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范，其纲领性的表述，大概是《礼记・礼运》所说的：“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而父慈子孝等总条目下面，又分别包含许多具体的条目，既包含低层次的规范，又包含高层次的要求。如父母“慈”的本分下面包括养护、教育、为子女的婚嫁操劳等，子女“孝”的本分下面包括供养、敬顺、立业、“几谏”、“继志”、“全身”、祭祀、“有后”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各种本分之间既有可以并行不悖的，也有相互调和与相互避让的，还有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协调，如孝道之中的“几谏”就属于调和的产物。本分依于身份，而身份是有等级性的，所以本分也有等级性，这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又一鲜明特色，如《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传统家庭伦理详尽而严密的：本分规定，给人以个体严重依附于家庭而存：在，而没有任何自由和缺乏个性的印象。毫无疑问，若抽去本分规定，传统家庭伦理也就只剩下一些大道理和空架子而已。至于本分规定是否扼杀人的自由，就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自由。孟德斯鸠就自由和法律的关系说过：“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家庭伦理中的自由和本分的关系也一样，只要本分设计公道，则个体并未因恪守本分而丧失自由和个性。撇开那些绝对化的说法，我们不难发现本分的内核是责任意识， 是个人对自身、对他人、对家庭的担当。做人要讲本分，这在传统社会是天经地义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电，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在人们普遍崇尚自由的今天，固然不便再强调本分，但责任意识还是要讲的，而且要理直气壮地讲。现代家庭伦理设计不是要去弱化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父母对子女以及子女对父母等的责任意识，相反，而是要去强化人们的责任意识，并为家庭责任的担当设计可行的方案。
三、“子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的补偿设计与感恩精神
人与生俱来就有趋利性，这让传统伦理的设计者们担忧社会的和谐秩序因此而受到破坏，“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传统伦理学的“重义轻利”叙述倾向很容易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即传统社会是不关注个体利益要求的。但是，只要细细品味“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仁义未尝不利”(《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等命题，就不难发现儒家并不是要否定个体利益，而只是在指示一种与人的本能趋向不同的利益实现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排除了人对自己权利的直接主张，而只拷问人自己是否已经尽到做人的本分，另一方面对于个人在恪尽本分过程中所曾经作出的牺牲，则通过受益者的恪尽本分和其他制度化的安排得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补偿。
传统家庭伦理的诸多命题，若孤立地看，确实有偏袒父权、夫权、男权的嫌疑，但综合起来分析，则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同等的关注。“以心换心”的补偿原则是贯穿于各个时期家庭伦理设计的主线。“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小雅・蓼莪》)，流露出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主动补偿愿望。“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子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体现了对子女补偿父母养育之恩的制度安排。概括地说，如果父母的“慈”是为子女作出的牺牲，那么作为受益者的子女的“孝”就是对这种牺牲的补偿；如果妻子的“听”是为丈夫作出的牺牲，那么丈夫的“义”就是对妻子的牺牲的补偿，等等。因为每个人都恪尽本分，所以事实上每个人都为家庭其他成员作出了牺牲；而又因为每个人都恪尽本分，所以每个人的付出都将得到合理补偿。在传统社会，只要牺牲了的必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其价值不小于牺牲的补偿，不论这种补偿物是什么，在何时兑现，都使牺牲者心甘情愿。人凡作出牺牲，又有着“望子成龙”、“夫贵妻荣”等的补偿期待。这是传统家庭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面。
传统家庭伦理的本分是按照补偿精神设计的，而国家的政策法律，社会的风俗习惯，也不同程度地带有补偿的性质。如果我们拓宽视野，就会发现所有的牺牲，都有相关的补偿设计与之呼应。如等级体制是一种必需，这种体制的维持意味着卑幼者的牺牲，但卑幼者的牺牲是以尊长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的形式部分得到补偿的。唐宋明清的法律都规定：家庭成员共同犯罪，由尊长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其他成员无罪。另外，在家庭等级结构中，尊长固然永远是尊长，但尊长并非从来就是尊长，尊卑关系中的卑幼也并非永远固定在某个层次里是卑幼。今日的尊长原是昨日的卑幼，今日的卑幼又是明日的尊长。为人子者，娶妻生子后自然为人父；为人媳者，有朝一日也成为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庭人口的变化，每个人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都不断上升，机会是均等的，所得一样多。一个在时间之流中不断绵延的家庭，其成员的牺牲都有得到补偿的可能性。
篇12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指在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切处理人际关系和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道、释、墨等各派的伦理思想互相交织复合而成的综合性伦理体系。
1.1 儒家思想与皇家园林
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实行“中庸”的不偏不倚的行事之道。其衍生出“中庸、和合”的美学思想构成了传统园林美学的基础。“中庸”本是一种不偏不倚、适度的行事之道，在美学中指向为一种和谐的、不激不厉的美学风格，提倡中和之美，主张整体的协调统一。从审美追求上讲究对称、均衡、平正，矛盾的调和与统一，反对对立与冲突，强调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的和谐统一。在我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皇家园林的建筑布局最能表现出儒家美学观念的审美情趣。作为皇家园林建筑的杰出的代表，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象征，故宫从方位、空间布局到装饰色彩的运用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伦理性。故宫以一条中轴线为参照左右对称展开，这条中轴线代表着皇室的威严和正统，基于中轴线铺展开的一切事物都是为烘托皇帝的天威建造的，比如高耸挺立的门楼，宏伟壮观的殿堂，金碧辉煌的宝座等都在视觉上和心理上对皇权的正统给予了强化。中轴线的两侧的东西宫是较为低矮的，处于陪衬地位。比之规模更小的东西厢房就像恭敬地文武百官一样侍奉在皇室的周围，对神圣的王权忠心守卫。这种按照伦理关系对其匀称地展开建筑布局，运用中轴线明确建筑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整体的和谐的统一，使整个园林形成有秩序、有节奏、互相协调的有机整体的规划方式，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皇权至上、尊卑有序的社会伦理秩序，更意蕴着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中庸”、“和合”思维，体现出了传统伦理思想典型的儒家美学精神。
1.2 道、释思想与江南园林
道家思想主张自然无为、顺应自然，认为“道”是世界本原，能生世间万物，追求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佛教思想博大精深，向善好施、避世无为、清净持戒等等都是通往成佛道路的方法。佛法的终极目的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给出了至为高妙的、通过修炼身心而成佛的大法。简而言之，道、释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强调通过修炼身心达到天、人、心的高度统一。从美学角度来说，这种思想反对浮华做作，提倡返璞归真，崇尚自然之美和“天人合一”美学的理念。这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尤其是江南园林的基本特征。与皇家园林恢弘正统的磅礴气势不同，江南私家园林体现出一种自然婉约的空灵之美，依自然之山水，利用各种手法创造自然的景观，利用各种人造物构建丰富的自然空间氛围，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不仅花草树木任由其自然生长，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力求与自然相融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建造手法和精神意蕴深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就以苏州园林来说，拙政园里的自然水系和狮子林中巧夺天工的假山都体现着宛如天然而成的美学特征。
2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浅析苏州博物馆新馆
现代景观设计的布局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观念和美学精神，比如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国古典园林是苏州引以为傲的标志，所以要在江南建好新的园林景观实属不易。创新是必然之路，却又不能毫无根据。既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标准，符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又不能一味单纯模仿传统作品，避免地理区域雷同化。所以贝聿铭先生接受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延续苏州文脉，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贝氏将新馆的设计原则定为“中而新，苏而新”，“不高大不突出”。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标准相符合即为“中而新”；与苏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相融合则为”苏而新”。“不高大不突出”则显示出贝先生尊重当地传统历史文化，将新馆融入苏州历史建筑群中的信心。这个设计原则落实到设计方案时，将新馆定位成园林式的现代化博物馆，色调保持苏州古城建筑特色――粉墙黛瓦。建筑体量不大，高度符合规划限制，屋顶采用坡顶，不与毗邻的忠王府争夺制高点，与周围的历史街区相协调。
在整体布局上，新馆建筑群坐北朝南，分成三大块：中央部分为入口、中央大厅和主庭院；西部为博物馆主展区；东部为次展区和行政办公区。东西区连接走廊，南大门和北面落地窗处于整个建筑的中轴线上。站在大厅甚至大厅南门外，就可望见山水园的一池碧水，直曲桥和延绵的假山。大厅朝北的两边墙壁上开有六角形玻璃窗，在不同的位置可以透视不同的园景。大厅空间高挑，穹顶及其下沿都使用钢梁结构，采用直线、三角形以及多边形的几何图形结构。灯具专门为配合大厅氛围而设计，采用三角形和八角形的几何图形，极具现代气息。
新馆的建筑整体和东侧的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衬，与原有拙政园的建筑环境既浑然一体，相互借景、相互辉映，符合历史建筑环境要求，又有其本身的独立性，以中轴线及园林、庭园空间将两者结合起来，无论空间布局和城市机理都恰到好处。同时，新馆设计也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风格，庭园中的竹和树，姿态优美，线条柔和，与建筑刚柔相济，产生了协调、统一的和谐之美，这正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影响下建造的当代园林，充分体现了古典美学精神。
3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起步较晚，在历经对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崇拜跟风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单纯模仿、抄袭的作品无法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所倡导的和谐与自然的儒道观念给予了设计师宝贵的设计源泉，也是当代艺术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美学规则。其衍生出的古典美学理念是景观设计师创作的无尽源泉。
篇13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容纳了法家、道家、兵家诸家治国治人之道，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在春秋末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伦理是经济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甚至认为利益可以为理性而失;以先秦墨家、法家和道家学说为代表形成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经济重于伦理，利益重于或等于道义;利是社会伦理的基础，道义的前提是利或利人;“交相利”乃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以许行(与孟子同时代人)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主张君民并耕同劳共食，平等交换，反对剥削欺诈;主要身亲耕，妻亲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极力维护广大小农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不乏有关于“人事”的论述。但它研究的只是人的行为规范，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体现的是一种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人在这种依赖关系之中自然不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和确证作为人的主体性，更谈不上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精神。经济伦理学的着眼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既在经济中隐含而又凸现出人的价值和伦理关系问题。经济伦理学对经济的关注是为了对人的关注。如果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讲，不是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处理好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仅仅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正好相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不是目的本身，至少也不过是目的性手段，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的主体性得到复活。只有这样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伦理精神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经济伦理学探寻在伦理建立完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行为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善恶判断系统，以主体性的人格赋予经济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即赋予经济以精神、气质等品格;最终实现人的直觉与自由的本质学问，自然要从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一体化的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矛盾关系凸现，经济伦理学倒偏重和专注于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效率，较少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诸类问题，在客观规律面前，人这一经济的主体被忽视了。现实的经济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问题的研究，甚至经济发展被视为最终目标，人被简单地视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追求物质被认识是人的根本，以为解决物质和财富的增长是人的唯一需要。经济活动若只围绕着财富增长而展开，即囿于客体，囿于人之外的物质层面，失却对人的关注，忽视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则必然导致经济与伦理的分离和紧张关系。
经济与伦理的冲突，首先体现在人类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突上。就形式而言，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是人类的理性活动，虽然经济和伦理都体现着人类的理性，但经济学却有着自己比较特殊的理性观念。经济学的理性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商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他就是理性的。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这就是经济学理性的根本内涵。具体来说，经济学理性有以下三个方面涵义: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为必然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它坚持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是人的理性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事实上，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都渗透着伦理的因素，都受到人类整体理性的影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设定过于简单、狭隘和武断，它对经济成就的判断也缺乏“人类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怎样的经济活动使人幸福”这样的伦理考虑。
其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冲突上。人类是经济的主体，经济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中，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当代的各种全球性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还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经济把人纳入到它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之中，使人成为一种可使用、可交换的商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于是，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到重视，而他的人格价值却被吞没了，人的价值仅仅表现为物化的值和交换价值，即作为手段的效用价值，而不是主体性价值。结果便是人被物所支配，被他自己的产品所支配。个人无限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所带来的只能是摒弃价值理想，忘却终极关怀，使人成为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总之，这种单向度物质价值取向导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严重冲突。
再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冲突上。通常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侧重“如何发展”，却忽视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为何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而后一方面正是前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不能对“为何发展”做出合理回答，我们的发展就会因失去价值论基础而发生意义危机。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当前“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如何’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涉及的实质上是哲学和伦理学中争论不休的“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是”，是一个存在论、本体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客观“事实”，事实固有的存在属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这里的“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目的论、实践论、伦理的概念，指立足于人类自身尺度所形成的价值评价、行为选择和伦理规范。在传统哲学看来，现实的就是合规律的，合规律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合规律成了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尺度。因此，对必然性的尊重就成了最高的善，人也只能做规律自我实现的有意识的工具。实际上，休漠以来，有许多思想家意识到，从“是”中推导不出“应当”，从事实判断中推导不出价值判断，从合规律性中推导不出合目的性。现实经济实践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否是应当做的?”“能够做”和“应当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冲突。 转贴于
通过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考察，可以知道就经济本身而言，经济活动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着与伦理价值不同的价值。但经济活动无疑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把经济活动放到整个人类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的确需要有一个伦理维度。因此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确定并不能代替对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价值论的评价和社会批判;合规律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以人为中心的尺度和伦理原则的评价和规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尺度，不仅要有效率的尺度，而且更要有人道的尺度，这里的人道的尺度，主要是指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要讲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首先必先理解科学的人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