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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要素区域流动基础上，区域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关联日益深化，区际经济联系模式也不断演化，形成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而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最终表现为经济空间结构的规律性特征。考察我国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联动模式加以识别，进而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制定奠定基础。城市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空间(李郇，徐现祥，2011)，选择城市经济作为考察基本空间单位，分别从人均GDP、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及区域发展度等4个指标加以分析(如图1－4所示)，国民经济空间结构呈现人口、经济等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与规律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呈现出空间组团化趋势。第一，三大极核区域已经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环渤海城市群已经成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三个核心“牵引空间”，不仅是经济重心区域，也是要素集聚中心、经济集聚中心与创新中心，是牵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动力核”。第二，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已逐渐显现。区域联动发展过程中，距离衰减效应显现，临近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快于距离稍远区域。随着极核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产业结构转换与产业升级过程形成的产业扩散日益加强，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引领各区域经济板块式演进。这一产业升级过程与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相协同，从而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这一过程更多依赖的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关系基础之上的。要素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成为推动空间联系及相互作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自组织机制的宏观表现是区际发展的空间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尤其在一国内部，区域的相互作用强度日益增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相互作用在空间取向、强度变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规律性。由于区域主体消费者及企业，其空间流动的规模往往受到一定约束条件的限制，如空间距离、转移成本、适应成本、政策引力等等，在其空间取向、转移规模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形成毗邻效应，即空间位置靠近的区域之间更易于成为相互作用的方向，相互作用的强度往往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这就是很多学者由实证研究得出的“距离衰减率”。获取经济相互依赖和增长传递在一经济系统内运行的渠道，最好的方式是研究跨区组织的空间结构(Pred，1976)，如企业跨区域组织生产行为的空间结构等。第三，依托重要交通干线，形成经济扩散通道。通过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连通整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间网络连通全国(程前昌，2013)，形成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沿交通干线溢出格局，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有效融合。中国经济空间结构呈现又一典型特征是城市群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无论是沿海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还是中部的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牵引空间”，在人口、经济集聚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其规模效应产生的增长极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核心作用。城市群经济区是城市经济向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群中的每一个城市通过生产、流通方面的协作和合作，形成城市经济板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城市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城市群经济区的内在经济联系得到增强，尤其是城市群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制度创新不断取得突破，从而不断深化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例如，长三角经济区中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强化，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城市群经济区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通过重要的交通干线连接作用，构成城市间、城市群间空间经济联系的要素流通道基础，如横向的新亚欧大陆桥快速交通束(主要由铁路、高速公路构成)、长江快速交通束及纵向的京沪、京广、京九快速交通束等形成的网络化、现代化交通体系，在我国沿海－内陆城市群间形成有力的空间经济联系基础，为增长传递的实现提供了通道，也为空间协调发展的实现提供了支撑。综上所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已呈现出区域城市化、城市集群化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制定相应区域经济空间管治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
在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特征考察基础上，调整区域规划战略思想，破除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思维的制约，以区域联动发展为纽带，遵循集聚性经济区划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区划，将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为“三大泛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泛珠三角经济区与泛环渤海经济区，将适应区域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泛经济区是经济区的特殊形式，是具有极核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的区域板块。中国国民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泛珠三角”(泛珠江三角洲)、“泛环渤海”和“泛长三角”(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等，这些泛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区域规划与管治向着更广域化的方向发展(方创琳，2007)。泛经济区极核区与其经济腹地的内在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合作及其一体化发展的程度日益加深，区域治理、区域政府等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日益拓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泛经济区是具有内在的经济区性质和“宽泛”外延特征的极化经济区。按照区域经济的横向集聚性或异质性划分要求，中国国民经济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是极核区，三大极核区各自的极化和辐射区是经济腹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与其各自的经济腹地构成泛珠三角区、泛长三角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因此，“三大泛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横向划分的三大极化经济区。(一)“三大泛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界定(见图5)珠三角经济区率先提出建立极化经济区即构建“泛珠三角‘9+2’模式”的战略设想。泛珠三角经济区由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14个城市经济板块为经济极核区，以厦、漳、泉等福建沿海岸城市经济板块为副中心，极化和辐射带动粤、闽、琼、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黔、滇等珠江流域经济带的省、市、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板块组成。泛长三角经济区由长三角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区组成。以“22城市”、“一市两省”内涵的长三角为极核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牵引”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以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主要为陇海－兰新经济带)为“动力轴”，极化和辐射的苏、浙、皖、豫、鄂、湘(部分城市)、赣(部分城市)、渝、川、陕(部分城市)、甘、青、藏、新等省(市、区)域经济板块组成(朱舜，2009)，具有“一极两带”空间结构的经济区，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举足轻重的极化经济区之一。泛环渤海经济区，即以环渤海城市群为区域经济中心并连接黄河下游区域和华北、东北平原腹地的经济区，主要包括京、津、辽、鲁、冀、晋、陕(部分城市)、吉、黑、蒙、宁等省(市、县)域经济区，形成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大连等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群为增长极的大扇形经济区板块。从整体上看，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现有人口、经济规模和政府财力都接近，因而无论是总量指标还是人均指标，“三大泛经济区”基本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孙红玲，2005)。概括地说，极化经济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类型。发展程度不同的增长极总是极化和辐射着一定的经济腹地。因此，从空间经济意义上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不具有同质经济区的特征;从内在经济联系看，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板块是快速发展的极化经济区，因而“三大泛经济区”由具有极化经济区特征的极核经济区及其经济腹地组成。(二)“三大泛经济区”划分意义1.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相协调。“三大泛经济区”的形成是区域经济空间关联与相互依赖的结果，以三大核心区域港口群及区际快速交通网络形成的要素流为物质基础，在核心区与腹地区间形成紧密的空间经济联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推动着核心区与腹地区间的极化与辐射作用的发挥，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泛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出明显的极化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梯度特征，从整体层面来看，一方面存在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和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以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西安以西部分及与之相连接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础交通束形成的经济带及其极化和辐射区域)。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还不具有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特征。随着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的快速发展，长三角经济弱影响区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必然增强。长三角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与日俱增，形成极化－腹地区，即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经济腹地不是具有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而是受“一极两带”极化和辐射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长三角经济腹地中有类似长三角经济区性质和特征的经济区，例如，皖江、环鄱阳湖、长株潭、武汉、成渝、东陇海(淮海经济区)、中原、西安等城市群，是次一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泛珠三角与泛渤海经济区亦具有类似层次特征，形成多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2.与劳动力等要素空间关联模式相协调。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取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梯度差、交通便捷度、社会资本等，中国目前已基本形成要素流动的板块化，表现为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间、城市群间形成较密集的劳动力流、资本流、商品流、资源流、技术扩散等，要素空间配置模式不断随经济发展演化，两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自组织过程，且不断自我强化。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皖、豫、鄂、湘、川等人口流出构成中，相当比例流向长三角经济区，而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也成为推动经济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不但反映了现实中要素空间关联模式，而且通过区划与合作网络的协同，为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集成奠定了基础。3.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在保持市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基础上，充分考虑城市经济辐射形成的集聚区特征，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经济区划的基本单位，实现行政区域经济与经济区域经济的有机融合。“三大泛经济区”的划分并不追求省级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而是以城市经济发展空间关联模式作为识别基础。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及城市群竞争力之比较。城市经济活力的增强、经济实力的提升，推动行政区域经济下较固化的行政等级系统管理模式不断演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一过程正是经济区域经济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将有力破除行政区划刚性约束作用产生的消极影响。4.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耦合。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具有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可以使中、西部拥有内在联系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腹地也是东部沿海城市群极核区空间结构扩展的必然要求。区域经济板块的内在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经济腹地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和落户，使“三农”问题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得到解决。以城市群协同发展为战略取向的“三大泛经济区”内部，在集聚与扩散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关联基础上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关系，在城乡间、城市间、城市群之间，以及由城市群空间关联形成的区域间，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耦合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之间横向合作联系的加强，更有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避免低水平竞争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三)“三大泛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地带”的比较中国国民经济纵向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和横向划分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泛环渤海三大泛经济区在空间结构、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1.经济区空间结构差异。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由各自起龙头作用的经济极核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构成，是有内在经济联系和协调发展机制的极化经济区。从整体上看，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同质经济区特征十分明显，与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差异十分显著。泛珠三角经济区、泛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环渤海经济区从整体上看属于异质经济区，各经济区内部表现为异质性或集聚性;东、中、西部经济地带内部表现为同质性。这就说明，在纵向划分的三大经济地带的同一个大经济地带板块内，经济同质性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而异质经济要素和资源的互补性又不在同一个大经济地带;在横向划分的三大泛经济区空间结构中，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和互补性是在同一个大经济区板块内，因而有利于协调经济极核区与经济腹地的分工与合作，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指向优化方向演化。2.协同发展机制差异。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缺失增强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核心实力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优势、企业群体优势和产品质量优势，而这些优势又取决于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和范围。同质经济区的三大经济地带划分，割裂了东部沿海区域资本、技术优势与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优势的互补关系，造成东部资本、技术要素和中、西部自然资源、劳动力要素空间异质特征难以协同，环境资源利益补偿机制缺失，核心城市群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不利于区域经济整合(张子云、于武、杨柏，2007)，难以保证经济要素高效使用和升级换代，使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预期。三大泛经济区的经济本质是具有拓展横向经济分工与合作内在联系的经济区，具有人流、物流、资本流等内在联系机制，一体化运行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提升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的“驱动力”，具备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三大泛经济区中的东部经济极核区拥有广阔经济腹地，不仅使经济腹地能更好地接受沿海经济极核区的辐射和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沿海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腹地空间，从而使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大城市群得到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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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正在成长的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地区的发展近来受到广泛关注。而处在这一地区经济核心地位的京津冀地区,其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颇具代表性。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才能和长三角、珠三角一样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京津冀区域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及其负面影响
将北京或天津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来比较,人均GDP均居前列,但是从整个京津冀区域来计算,人均GDP则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北京、天津与河北的经济存在过高落差,这使得三地的企业、产业在人才利用、技术、金融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态也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对接存在断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北京市长期以来在城市发展规划上以自身城区内的循环规划为核心,不大考虑与周边城市及省份的匹配关系。而北京市的发展却需要外部周边省份和城市提供大量的资源,在从外部获取各种资源的同时,其城市的发展和规模扩张仍然以城内循环为指导方针。这就致使周边资源被吸收,但周边省份却没有从北京的发展获得辐射效益,相反却造就了北京周边大量的贫困区域。
从长期来看,被贫困区包围的富裕地区其可持续发展已经给北京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障碍。一方面,专注自己区域的封闭策略导致周边省份技术、产业发展落后于北京太多,产业对接无法实现。比如很多高科技含量的研发成果在周边省份根本无企业可以承接,不是浪费掉,就是舍近求远到南方找制造商加工。另一方面,北京的发展没有注意为自身培养周边辅助力量,孤立单干,后劲就小。目前京津冀经济圈整体发展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这和北京、天津对周边的经济辐射作用比吸收小有很大关系。
实践证明任何城市的长足发展都不可能孤立的实现,只有实现核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共同发展,才能使自身有充足的发展后盾。即核心城市经济发展要考虑改善周边经济环境,周边经济发展水平不佳一定会制约核心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所以,联合经济圈核心城市功能定位应将眼光放远一些,眼界放宽一些。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发展,更要考虑整个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和自身发展的互相影响,考虑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和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互相影响,考虑自身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优势定位问题。这样制定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才可能使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环境越来越有利于自己。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就是:核心城市发展战略会影响周边环境,这个环境反过来又成了核心城市发展的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技术、人才、文化、环境、资源等方面都是适用的。北京周边的沙漠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二)协同规划使三地共同发展
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只顾自己发展的做法。以统一、有序、互利、共赢的原则规范区域内各省市发展规划的关系,减少区域内各省市发展水平的差距,促进域内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形成核心城市和区域的互相支持的发展关系,保持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既定区域经济环境可能加剧不平衡的恶性循环倾向
1.产业发展差距加大与产业对接困难相伴而生。目前,京津冀区域内河北与京津两市的发展差距已经很突出,产业对接的断带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会形成加剧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比如,北京的某科研院所开发出颇具市场价值的科研成果,想要在河北寻找制造企业作为合作对象,但结果可能发现在资金、技术、信誉、市场条件上不切实际,仍然只能在京津或其他两个经济圈内找合作伙伴。河北得不到加工制造高科技成果的机会,其加工制造的技术、人力资源、经验、投资等各方面运作就得不到提升,水平差距会进一步凸显,和北京实现产业对接的机会也就进一步减少。 2.落后区域被动的研发、制造和地方保护加剧了恶性竞争。为了减少与北京的差距,河北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自主研发、自己制造,很有可能在研发力量上造成和北京水平重复建设。当产业制造技术成熟时,结果却在研发上形成与北京的竞争,产业对接还是无法实现,产业竞争倒是形成了。为了保护已开发的力量,地方壁垒可能相继出现,条块分割变成保护手段,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被竞争取代,条块分割进一步造成发展差距。
3.对已有重复建设整合的矛盾促使域内竞争加剧。为避免区域内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各地积极商讨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在规划当中,必然涉及到各方的产业分工问题,涉及到重复建设的部分如何整合的问题。在都希望联合,都有相同产业的情况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实现最大效益,为此争论不休。联合协作会议经常召开,重复建设的项目不停上马,恶性竞争不断加剧。
4.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力差与吸纳产业的落后状态循环。“新北京功能定位”以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将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天津和河北都面临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机会。相比较而言,有实力、技术好的企业大多更看重市场和发展机会,对核心城市周边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政策积极性不高,转移出来的可能性不大,而实力较弱、技术落后、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出来的积极性却是很高的。
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河北如不对转移过来的企业进行有效审核监督,很可能使产业结构趋向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低实力状态发展,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天津和北京两市距离太近,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天津的吸引力比河北大,且滨海新区享有非常好的招商引资政策,这可能会使好的企业首先以向天津转移为目标。目前,京津两市的合作欲望很强,因相互之间很容易找到产业对接的突破口。而发展差距相对较大的河北在参与合作过程中,往往优势不突出,进一步加剧河北吸纳产业的落后状态。
综上所述,这些恶性循环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加剧京津冀区域内各地方的进一步孤立发展和差距,造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拥塞。必须打破这些循环延续下去的基础,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良性循环机制来取代这种状况,才能彻底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才能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与成功范例
在域内各城市关系方面,可以借鉴西欧各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总结和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区域开发理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增长极理论”和“增长区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法国政府首先提出了“增长极”发展战略通过8个“增长极点”的规划,促进边缘地区城市的发展,建立起依托多个增长极点的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然而,这一战略也有不足,使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更注重“增长区”的规划战略,即在大区中进一步规划出小区或发展中心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区”。20世纪70年代后,“增长区”战略特别强调发挥小城镇的作用,以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的发展模式―城市圈发展模式:其基本格局包括94个城市和乡镇体系,主要大中城市分布于沿海和南北两侧,中间是集约化农业区及游览区,其中散布着众多小城镇。合理和切合实际的城市圈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荷兰的地区优势,扬弃了其资源贫乏等发展的限制条件,利用国际市场,发挥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结构,使之成为荷兰经济的心脏区。
京津冀区域内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应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注重小城镇发展,注重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同步提升与梯度衔接。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理想模式构建
(一)在城市发展关系方面
从目前的京津冀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有了作为“增长极点”的中心城市,但“增长区”的规划不够,所以,应在中心城市多极化发展的同时,促进周边城镇的共同发展,建立梯度发展的多层次的多个极点,加快每一层次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经济往来,增加往来项目与频率。如以北京和天津为第一个层次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等为第二个层次中心城市,多层次中心城市呈梯度发展,以点连面,形成多梯度蛛网式发展,解决中心城市孤立发展的境地。国家在政策上应对河北与京津给予同等优惠政策,使资源配置趋向在政策因素上处于同等地位,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扫除行政和地区壁垒,真正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格局,加快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二)在市场方面
必须建立统一市场,减少行政干预对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各种阻碍。可以考虑在区域内省市交界的地方建立由双方共同管理的、共享收益、对各方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的各种要素交换市场,一方面规范交换行为,一方面使要素流动更加自由。
(三)在产业引导方面
各方应以互利共赢的合作规划为突破口,引导区域内产业集聚,最终形成多个产业集群,发展外向型经济合作。在这方面,三地已经在港口建设、汽车、电子、高科技研发等方面形成内部竞争,应考虑将有竞争的产业在地域范围上进行合理转移、集聚,促进各地方的产业合理分工,实现产业分工和产业集聚同时进行,互相促进的局面。
(四)在基础设施方面
加快建设京津冀域内多层面、多样化立体交通网,实现域内快速便捷交通,加快域内经济流动。密切各城市和省份经济关系。现在京津与河北之间交通网建设仍较山东及东南沿海落后,交通方便程度不佳,这成为阻碍经济交流的重要障碍之一。
(五)在文化、教育和培训方面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内,科研和文化实力最为明显,但所发挥的优势却略弱,这也是缘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北京有20多所211工程高校,科研院所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但所培养的人力资源绝大多数都是配置在北京,河北很难吸引到高科技领域的专业人才,即便是高级技工也都是类似的配置方式。因此,加强域内教育与科研培训的交流至关重要。
京津冀三地在文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三地联合经济优势发挥不畅的潜在因素,虽然文化差异在短期内不能消除,但在教育以及科技、培训资源利用上,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上是可以先行一步的。而且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伴随着专业人员就业及培训的地域转移调整,没有配套的人力资源,产业转移和调整就无法实现。
在这方面,河北已提出了“但为所用,不求所有”的人才利用模式。在未来如果能将这种模式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实现京津高级人才对河北人才的传帮带上,在促进京津人才更广泛范围利用的同时,不断缩小河北与京津人才状况的差距,最终才能实现人才及技术的自由流动。
(六)在行政及法规体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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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t logistics development needs of hinterland econom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nterland economy will also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 logistics. At presen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Guangxi is facing many good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is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nterland of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quo， using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xi beibu gulf port logistics and the hinterland economy， found that both have higher correlation， but also the existence of some not harmonious facto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rt logis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port logistics； hinterland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0 引 言
随着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广西迎来多区域合作发展的大好时机。而推动港口和海运发展将成为促进多区域合作的有效手段。但是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存在着港口规模小，集疏运基础设施不完善，信息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不能满足腹地经济区内相关产业发展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反过来港口物流发展不足也制约其腹地经济的发展。然而，腹地经济为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发展提供主要货源，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同时，腹地经济向港口物流输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高素质人才，对港口物流的发展发挥服务支撑作用。港口物流发展需要腹地经济的大力支持，腹地经济进一步发展也将带动港口物流建设。所以，研究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港口经济腹地，是指港口的经济服务区域，为港口提供进出港货物的经济范围，其内涵是港口的吸收和辐射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1]。广西北部湾港口腹地面积广阔，按照吸引作用的大小和范围的不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腹地，包括广西的钦州、北海、防城港、南宁、玉林和崇左等，也就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所辖行政区；第二层腹地主要包括广西的其余地市；第三层腹地是作为新战略支点所辐射的中南西南部分地区[2]。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结合区域经济整体性原则，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
1 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1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的影响。港口物流能够直接推动腹地经济的发展。比如港口物流服务于港航、船运等直接产业的发展，继而带动当地GDP、地区财政收入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的增加，直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港口物流的发展能促进腹地经济范围内增长极的形成。它促使大量生产要素不断地向港口以及周边低成本地区转移，吸引关联产业的相对聚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现象”，逐渐在腹地经济发展中发挥增长极的作用，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对区域整体繁荣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港口物流发展对腹地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港口物流的发展会扩大港口的规模，提高作业效率，增加国际航线数量等，吸引周边港口的许多货物来此港口中转，刺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港口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形成马太效应[3]，促进腹地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
1.2 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物流的影响。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产生大量货物运输诉求，增加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腹地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通过港口与海外市场相连接，将腹地的产品销往国外；另一方面，腹地经济的发展，需要从海外进口加工原材料和产成品等资源。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结构、对外贸易情况等影响着港口的吞吐量。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运作提供空间保证。腹地经济的发展和港城的建设，促进区域内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为港口货物的运输和中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扩大了港口的腹地空间范围。因此，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发展和内陆交通运输通道的连接提供了发展空间，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腹地经济的发展为港口物流提供综合配套服务。腹地经济的发展吸引人才、企业和资金等的集聚，促进了区域内金融、运输、信息技术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而港口物流需要一个综合的配套服务体系，这些行业的发展为港口物流的运作提供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全面的高素质人才。
2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2.2 灰色关联分析的理论及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各个因素数列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对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如果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相似，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二者关联度较高；反之，则较低。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的数据量多少、数据的分布有无规律性等一样适用，已经在生态、农业、教育、经济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灰色关联分析法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在广西的三大产业及外贸进出口总额中，港口物流与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高，与外贸进出口总额关联度较大，其次是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弱，这与区域产业的结构有关系。
①广西第二产业产值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最高为0.8167，说明现阶段影响港口物流的关键因素是第二产业，从第三章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发展迅猛，占三大产业中的主导地位，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港口对外输出产品及输入原材料、半成品等各种资源，这也促进了外贸进出口额的增长，外贸进出口总额与港口物流的关联度为0.7886。
②港口设施的完善、营业收入的增长刺激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乃至广西全区第三产业的发展[5]。但是从计算结果来看，港口物流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很低，重要原因在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第三产业与港口的发展不协同，这也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之一。
③港口物流与第一产业的关联度最低为0.6228。这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关，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此外，港口货源类型也由低层次的原材料转变成了加工制品出口。
（2）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关联度较低。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 907.67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广西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的完善起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将会加快沿海港口与经济腹地的通达性。据2013年广西统计公报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额1 098.73亿元，比上年增长23%。通过计算，两者之间的的关联度仅为0.6737。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与港口的发展步伐不一致。
3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的建议
上文对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腹地经济各个主要指标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但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制约了港口物流的发展，为了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协同发展，并结合本文的分析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
3.1 加大港口城市的对外开放力度。港口在广西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起步晚，发展缓慢，因此，扩大港口腹地区域的对外开放就显得很重要。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中国东盟贸易的频繁往来，大多货物都需要从港口城市进行进出口，因此，进一步扩大港口开放对于促进广西北部湾港口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有积极的作用。
3.2 整合广西北部湾三大港口资源。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的成立有利于统筹规划北部湾港口的管理。第一，按照广西北部湾港口的整体布局，推进各港口规划，对港口进行统一建设，避免在港口资源及设施等方面的重复投入，导致成本支出过多。第二，对港口进行统一经营，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从全局角度考虑，立足整体利益，统筹和指导各分公司开展各种港口经营活动，使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优势，形成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6]。
3.3 建立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是港口物流向更广大的经济腹地延伸的关键。一是加快铁路建设，尽量避免因铁路的疏港能力不足导致货物到港后被积压、分流，造成广西港口、铁路的货源流失的状况。二是加速铺设广西高速公路，形成以北部湾港为核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公路运输网络，提高了港口的集疏运效率，为客户提供了便捷的服务。
3.4 完善和建立港口的相关产业。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产业，加快完善港口外部配套环境，提高综合服务功能[7]。首先，可以从政府的优惠政策着手，吸引各地企业来投资建设，加快临港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大通讯、水电、金融、保险等服务型行业资金投入，多管齐下，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口周边产业企业的快速良好高效的发展提供有力条件。
3.5 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具有高素质、高效率的人才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推力。广西北部湾港的优越的地理环境，其未来的快速发展需要很多专业的物流人才。广西地区高校作为培养广西物流人才的主要阵地，应积极建立贴近实际的教学实践基地，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与企业深入交流，使得人才培养更具备针对性与地区性特色，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企业也可以与高校合作，开展在职物流人才再教育，进一步深化在职人员作业技能，提高在职物流人员的素质等。
参考文献：
[1] 郭启松. 青岛港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 叶时湘.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R]. 南宁：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4.
[3] 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 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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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协调发展对沈阳经济区的意义
在沈阳经济区内大力发展其优势产业，用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增强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明确优势产业的成长路径，一方面可以使地方政府少走弯路，合理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使优势产业的内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二、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分析
沈阳经济区产业基础较好，各个城市都已经具有了自身的优势产业，在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和共赢，使得整个经济区的综合竞争力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根《辽宁统计年鉴（2015）》、《沈阳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信息网
通过定量分析，横向比较2014年沈阳经济区产值及三大产业结构可以发现，总体来说8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的排序都是为二、三、一，但其比重中存在明显差异。营口近几年依靠港口经济发展，第二、三产业比重提升幅度较大。阜新、铁岭由于是我省的粮食主产地，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整个经济区内的产业结构趋同。这样的产业结构会导致各地区产业重叠，造成重复建设，通过经济区内的产业协同发展方式，可以使经济区内的产业得到优化，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把各个城市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并能够有助于产业链的延长和加深，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根据分析可以确定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如下：
1.高端装备制造业：主要以沈阳为中心，沈阳目前已经拥有了以沈阳机床、沈飞集团、北方重工、新松机器人为龙头的新型装备制造业研发、制造中心，产品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他七个城市应该积极开展装备制造业的配套产品的生产和研发，形成一个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方向。
2.生物制药产业
目前在本溪和桓仁已经建立了由辽宁成大、东北制药、天津天士力、吉林修正药业等国内知名制药企业入驻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沈阳药科大学也搬迁到本溪，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医药产业体系。
3.钢铁深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拥有鞍钢、本钢、抚顺特钢、营口新鞍钢、北钢等诸多大型钢铁企业，伴随着6年发改委钢铁企业去产能的政策，以粗钢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再具有竞争力，经济区内的钢铁企业应该客观评估自己的资源、技术优势，发展适合的钢铁产品深加工生产和特种钢材的生产，继续保持钢铁基地的优势。
4.农、林产品加工产业
沈阳经济区内在农产品方面的龙头企业沈阳辉山，铁岭坚果、菌类等农产品极具特色，阜新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并应加大力度开展休闲农业一体化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建设全国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林业产业方面新民的纸浆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较好，带动了纸浆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发展。
5.石化产业
沈阳经济区的抚顺、辽阳是全国重要的炼化基地，在石化产品产业链方面有了延展和深入，按照国家发改委对沈阳经济区建设的配套改革意见可知当下石化产业重点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环保和精细化工生产为主的石化产业链。
6.汽车产业
沈阳作为自主品牌汽车华晨、合资品牌汽车华晨宝马以及上海通用北盛汽车的整车生产地，对工业产值的贡献率超过30%，在这三大品牌的带动下，诸多零配件生产企业落户沈阳，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投产使用将带动沈阳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行业。我国的专用车生产基地落户铁岭，基地内已入驻企业近百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
三、沈阳经济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1.沈阳经济区产业架构
今年4月，国务院批复沈阳、大连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经济区的架构要以促进沈大高新示范区协同发展为方向，以实现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为目标。构建双核心、多轴线的产城融合模式。更好的发挥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的极核作用，构建城市联动体系。
实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产城融合的阶段目标。例如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沈阳的中德产业园与大连金普新区可以通过城市联动的模式实现跨区域联动，形成技术上的战略联盟，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结合产业区各城市优势产业特点在城际交接带处构建特色产业园，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这样的轴线更具有延展性和发散性。例如在沈抚连接带发展汽车零部件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沈本城际带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园，使本溪这个资源型城市从钢铁城市转变为现代化药都。在沈阜城际带大力发展专业物流园区，为经济区第一第二产业做好物流服务。在沈辽鞍辽南连接带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产业园、钢铁、石化深加工的产业发展，这是经济区的支柱行业，做大做强才能具备竞争力，高科技人才的配套也尤为重要。
以沈阳为极核，兼顾与大连的战略联盟关系，在东西南北各方位都形成城际连接带的产业园区，这样的模式可以实现多城多方位的联动，达到最好的协同发展的效应，也能够加速产城融合的发展，对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会起到极好的促进作用。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过程中，沈阳经济区的农业产业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目前除铁岭和阜新外，其他六市农业比重都保持在5%左右。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基本形成，要加大对农业示范企业、农业新兴行业的规模化培育，打造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宽，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和特色化。
3.调整工业布局重点发展优势产业
根据本文分析可知，沈阳经济区各城市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和历史背景导致当前的工业各行业发展水平不均衡，虽然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优势产业不同，各地区应该认真审视自身的资源和已有的优势产业，改变重工业发展的思路，集中资源做大做强支柱产业。逐步向高附加值，高端市场迈进，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革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型产业、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4.培育具有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沈阳经济区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试验区，作为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现代服务业，则需要具备提高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形成的能力和特色。在金融、物流、法律、信息服务、旅游和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增加特色，实现与工业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
5.产业集群战略在发展沈阳经济区优势产业的应用
前文分析了沈阳经济区的优势产业，由此可形成的优势产业链，通过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产业集聚和技术集聚，延伸产业链，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形成一般产业互补的协作体系。
仍然以前文所述的优势产业为核心首先l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这是国家战略基础产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母机，科技含量高，对其他产业有联动作用，进而实现输变电设备、冶金矿山设备、石化设备的高端发展。
其次沈阳经济区的汽车产业也是颇具有潜力的产业，汽车产业对于钢铁、石化、电子等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极为明显。宝马汽车产业园这样规模化，集合程度较高的汽车产业集群对于经济区的汽车产业发展以及相关行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6.打造有深度、有广度的优势产业链
在制定对策时要把沈阳经济区当成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各地区政府要把整个经济区的协同发展放在首位，要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避免产业结构重复建设，避免产业雷同，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关联度和互补性，形成差异发展的局面。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等领域不断延展产业链条，向精深化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
7.加强极核城市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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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在宏观层面，自党的十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京津冀地区由于其拥有的特殊中心位置，其毫无疑问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先导区域。而在区域经济层面，作为同时拥有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京津冀经济圈，其经济现状与发展潜力无疑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意义。正因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近些年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示范和表率，然而同步同期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与矛盾，例如地区内三地发展落差过大，区域内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京津逐渐突出的“大城市病”，环首都贫困带贫困恶化等问题，直接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以及目标实现。本文将集中探讨如何在京津冀区域内通过资源共享、共同帮扶、协同推进等机制原则，进一步推动环首都贫困带脱贫难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破除障碍、疏通渠道。
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介绍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第二部分则分别通过历史战略、区域经济以及生态安全三个角度对环首都贫困带之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影响予以分析；基于环首都贫困对于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存在如此重要之地位后，第三部分即对环首都贫困带的现状、所存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描述；最后，基于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并结合前一部分的原因分析，本文第四部分提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环首都贫困带减贫对策，文章最后一部分即为结语。
二、环首都贫困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系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至今，在区域增长极（京津地区）的扩散效应下，京津地区经济、社会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落后地区的迅速发展，进而缩小了区域经济中的发展落差，然而另一方面，此过程中的回波效应也十分显著，一方面，环首都贫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问题（见图1），其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资源补给角色。由于紧邻快速发展的京津大都市，作为首都北大门，在两大都市的“虹吸作用”下，环首都贫困带中各县市的大量资源（资金、人力）等要素流向京津地区。同时由于地缘原因，长久以来，京津地区的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建筑装饰材料等工业用品主要由河北省输入，而首钢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铁矿石，也主要由贫困带所供给。且由于京津享有比周边地区高的多的净财政获益，因而对周边的人才、企业、资金技术等优质资源表现出更高的吸引力，可见环首都地区对于京津增长极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支持作用。除此之外，环首都贫困带由于地处区域内的上水位置，也为京津地区不断提供充足、清洁的水资源。据《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2006）统计，北京百分之八十一的用水、天津百分之九十三的用水都来自河北。
另一方面，环首都贫困带也是区域发展中一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主要表现在生态涵养以及生态屏障两个方面。其生态涵养功能主要体现在优先保障京津两市的水源涵养和用水安全，其中“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就落地于环首都贫困带的下属县市域，京津诸多水库，如官厅、潘家口、大黑河等大型水库及上游地区都已被列入京津主要水源地，而为了源源不断的向京津地区保证安全、洁净的水资源，贫困带地区内也相应不断提高对以上相关水库所处上游地区的水资源保护标准和要求，并且严格控制贫困带内耗水量大或者对现有水资源存在污染倾向的企业。例如，张家口市由于位于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上游，为了改善和保证官厅水库的水质，张家口先后关停的相关企业多达500余家，地方税收损失达10亿元之多；然而与此构成突兀对比的是，贫困带内人均水资源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而且年降水量少、旱灾发生频率较高，在如此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还要优先保障京津两地的水源涵养功能，无疑进一步加剧该地区内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而在生态屏障方面，环首都贫困带作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的主要集中区域，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其先后承接了国家的“退耕还林（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同时也是京津防洪、泄洪的主要地区。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等因素，贫困带内大面积土地已然沙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风沙危害形势日趋严峻，这又反向直接影响着京津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由此可见，京津的生态建设离不开环首都贫困带的支持与协助，但同时，环首都贫困带内现存的诸多问题也离不开京津地区的协同与帮扶。京津冀地区的生态营造以及经济协同发展必须在整个大区域背景之下统筹规划，统筹协调。而在此过程中，基于贫困区域、生态脆弱区、生态涵养区、生态屏障区四大耦合区域，环首都贫困带内贫困与生态问题的解决对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与机制的推进与实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三、环首都贫困带问题及原因分析
作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塌陷地带，环首都贫困带已经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大量利好政策的扶持与倾斜，但是尽管如此，近些年的顽固性贫困问题仍然存在，并且由于贫困带主要集中于河北地区，进而导致河北部分县区与京津冀其他地区呈现出“断崖式”落差，除此之外，由于自然条件、区域定位等原因，贫困带内部近些年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他社会、生态问题，而@些问题又进一步牵制、阻挠了贫困带脱贫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实现，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整体经济发展缓慢，与其他地区差距显著
在改革开放初期，早期环首都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同期北京远郊区县，甚至部分贫困县的发展状况超越了北京同期远郊区县。然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再结合之后10余年的扶贫开发与区域合作，环首都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京津地区形成巨大的反差（详情见表1）。例如2014年，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与环首都贫困带的人均生产总值比例为1.9：4.7：4.9：1。
然而，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务必要坚持生态保护和实现减贫双重目标原则，例如在农业转型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如林果、花卉等生态价值高的农作物种植产业；另外，尽管环首都贫困带多处生态功能区、承接着修复区域生态环境的外部功能，但是在第二产业调整过程中，仍然要根据当地资源承载能力和经济开发能力，杜绝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落地，防止生态环境超载运作以及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而在第三产业方面，可加大旅游休闲、康体养生等生态特色产业比重，大力引进京津地区的先进技术和金融资源，加快推动贫困带地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转型。
2.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完善配套扶持政策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由表2可知，环首都贫困带中绝大多数贫困县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规划与其所在省域--河北省的整体资源配套情况相相差甚远，故其与京津地区的社会公共资源配备情况的差距更是可想而知。而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中国农民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收入低下，更表现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能力的绝对剥夺。因此，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大贫困带内财政支出力度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例的同时程中，尤其要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注和培养。
一方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当为当地贫困群众创造更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建立正向、长效的激励机制。例如，首先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促进当地农产品输出和农业现代化，同时改善贫困带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以吸引人才，尤其是青年人口到本地发展，培育并留住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使他们成为环首都贫困带脱贫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提升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还需要关注对贫困人群的职业教育与创业扶持，通过建立劳务输出机构，增强贫困县域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创业和融入务工地的能力，以实现贫困人群收入来源多向促进，推动农民脱贫增收。
最后，在扶贫配套资金来源问题上，考虑到贫困带县域地方财政薄弱，很难满足配套要求，因此，可考虑取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筹资金要求，所需资金缺口可通过整合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资金、社会资金等途径加以弥补。
3.以生态扶贫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
在环首都贫困带的减贫扶贫工作中，两大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生态环境退化以及经济贫困恶化，经济发展的两难局面致使环首都贫困带呈现出典型的“生态抑制性贫困”，其中直接性抑制表现在贫困区自身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进而由于环境恶化所导致的自身经济发展条件退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拉大，而间接性贫困则主要表现在贫困带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被赋予的生态功能性定位，该定位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其自身发展所必要的自我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而构成贫困带内的累积性贫困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赵其国院士、滕应研究员提出，若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或能成为实现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途径。
鉴于环首都贫困地带所处的保、承、张三市均已列入了“极重要生态功能区”，使得京津地区在更为有利的生态空间下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环首都贫困带的生态牺牲不应不得到补偿，而应该通过跨区域合作为贫困带注入充足的行政、经济、人力、生态、科技等资源，以增强贫困带县域政府的再造能力。例如，首先需要健全中央对环首都贫困带县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承接生态涵养功能的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具体操作可参照北京市周边县区标准，扩大生态补助范围，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延长生态补偿时间，同时逐步推行贫困村“护林员”制度，并将其覆盖到环首都贫困带。其次，在京津冀区域之间需要健全生态公平补偿机制。由此，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生态环境服务转换为市场价值的度量体系，加大京津生态受益方对环首都贫困带等生态贡献方的跨区域补偿力度，秉承“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思路，真正做到生态扶贫，协同发展，实现贫困县的绿福结合。
五、结语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环首都贫困带减贫工作当前急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高效、可行的协调机制和完善的技术体系，引导多渠道资金诸如。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综合区域特色资源和生态环境特点，尽快加快贫困带内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向纵深发展。如此以来，环首都贫困带内2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刘娟.协同推进环首都贫困县发展问题研究[J].领导之友，2016年1月（上）.
[2]罗俊，马燕坤.基于城镇化视角的环首都贫困带减贫研究[J].经济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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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近年来，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不久前，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更是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您的观察，这些区域经济发展“大动作”的背景是什么？
徐洪才：在我看来，这些“大动作”的背后，其实都是要打破传统的“一亩三分地”思想，加强区域经济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主席讲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定要打破“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行政分割、市场分割，阻碍了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在协同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北京市承载了太多的功能，人口太多，大城市病非常突出。另外，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分工不合理，区域发展未能形成协同效应。而且，京津周边小城市密集，落差较大，未能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同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也比较弱。此外，资源与生态环境脆弱，特别是大气污染，还有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中华儿女》：相较于过去的城市发展，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重要意义？
徐洪才：从战略上讲，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增长极：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另外一个就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有战略意义，它可以提升我们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
与过去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同，当下的城市群建设更多地强调差异化定位，以及产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同质化竞争必然带来低端产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带来“空城”和“鬼城”现象。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不是简单重复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其中，把人的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跨越。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华儿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应当如何统筹、协调发展？城镇化、生态保护、城市群建设，如何才能形成良性互动？此前的城市布局与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徐洪才：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们讲清楚。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就是要因地制宜，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地区城市，具有不同特点和优势，因此功能定位也各不相同。各地城市群规划和建设，一定要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围绕中心城市进行合理布局，防止出现过去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出现的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的现象，要特别注意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建设水平。注意保护城市的文化遗址和自然生态，努力建设自然生态良好，有自身文化内涵的智慧型城市。
打破本位主义合力共赢
《中华儿女》：在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中，各地区，包括各地方政府部门，又应该如何引领区域城市群建设所带来的变化？
徐洪才：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就要求打破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本位主义，促进协同发展。现实中，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各地区必须提高认识，关键在于政府部门要克服本位主义，要有大局观念和战略思想，特别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化改革导向。改革的核心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是资源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这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
《中华儿女》：根据您的观察，当前我国各区域城市群的规划与建设的前景如何？又会遇到哪些可能的问题与挑战？
徐洪才：虽然当前我们的国力有了很大发展，但应当承认，在很多具体指标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如，城镇化水平。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大体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过去相比，当然有很大的提高，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因而，我们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此外，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自然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我们都还面临着相当繁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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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内容时时更新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发展”是目的，“协同”是根本。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
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在适应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着明显的不协调性。概括地说，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具有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负功能。
（二）国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现状
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二者协同发展的前提是必须对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系统实行科学地管理，因为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变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美国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实施《土地赠与学院法案》，允许大学变卖这些土地，作为高等职业大学的经费，用以为落后地区的农工人员提供受教育机会，培养出大量的高等技术人才，极大地带动了美国社会经济的增长，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反过来，又翻倍增加对高等职业大学的经费投入。由此，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力就这样被美国政府左右和掌控了。提高决策者对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调控力度的重视，就能有效地控制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尤其当区域经济社会与职业教育的发展陷入混沌状态时，国家政府适时加大调控力度，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协调力度。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职业教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了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更新“一个观念”。当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重普轻职”观念仍然存在，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较薄弱，师资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不够，因此?要加强职业教育，首先就是要引导社会树立新的职教理念，做到既尊重知识也尊重技能，既尊重科学研究型人才也尊重技能技术型人才，从根本改变“千军万马挤普通教育独木桥”的状况，转变职业教育在不少人眼里是“二流教育”的观念，树立“抓职业教育就是谋发展，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的观念。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统筹力度，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根据产业发展的情况，明确职业教育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职教办学条件，并进一步充实师资队伍，着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第二，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职业教育要具备把握市场的能力。当下，职业学校必须具备适应市场能力，职业教育也必须要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职业学校想要生存和发展，这是前提。作为职业教育，不能就教育而研究教育，而是要瞄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实际上就是经济和社会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适应市场的过程，也就是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调整职业教育战略思维的过程。要求职业教育要有长远的规划和目标，要有前瞻性的眼光，还要有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教育模式的应用机制。二是要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实质上就是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原动力。“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想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出又多又好的适应型人才，光有规划，光有眼光还远远不够，还要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要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吃透各级各类政策，基地的建设，师资的建设，等等，都是自我完善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三，要协调好“三个关系”，要建立“三个新常态”。一是协调好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的关系。职业教育要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既不能盲目地扩招，也不要一味地缩减。这个“度”的掌握就是要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为基准，经过深度的磨合之后，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二是协调好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的关系。职业教育的专业是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相挂钩的，也是与社会所需的职业相适应的。我们的提法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联系密切的专业一定要精心设计，做大做强，做精做细；而经过分析和预测后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可能需要的专业，我们要提前设置，但要控制规模。三是协调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社会的用人标准的关系。这个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前两个问题的总结，而实际上这既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也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从现状分析中我们看到，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性往往表现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盲目性和从众性。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不同的职业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各有不同，必须紧密联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有的放矢，学以致用，才能实现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涉及到二者协同发展的问题，又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政策层面的、法律层面的、体制层面的，机制层面的，等等，需要我们长期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笔者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深入，职业教育的又一个春天也即将来临，而其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关系也将更加紧密，更加和谐。
作者：张越男 单位：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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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高职教育；重要意义；发展策略
高职英语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形式，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京津冀区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河北省对此做出很大的贡献，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的供给和输送。京津冀区域迅速发展，使得大量优秀人才被吸引，积极涌入该地区，但是落后地区却渐渐缺少人才，河北省高职院校正处于这种风险中。因此河北省高职院校应当正确看待优势和机遇，立足于经济发展的优势，重点发展学校教学，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效率，为京津冀区域输送人才，推动和服务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
一、京津冀区域对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的重要性
1、经济支持
京津冀区域对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提供了经济支持。现今，当地财政拨款是河北省高职学校的大部分办学经费来源。当地越高的财政收入，就会对于教育办学经费投资越高。
2、生源市场
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大部分家庭已经达到小康社会，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外，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教育费用。许多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够进入高等院校，进行职业教育。少部分人出境务工、到外国留学，提高自身再培训、再教育的需求，高职英语教育为其提供了广泛、准确的生源市场。
3、就业市场
京津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区域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淘汰，被技术密集型以及新知识、新技术所代替，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英语应用型的人才被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发达地区所需要，且逐渐扩大需求。使得毕业生就业率提高，就业市场得到扩大，进而造成河北省高职院校办学规模、招生数量得到逐渐扩大。所以，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河北省高职教育迅速发展，高职英语教育迅速发展。
二、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存在问题
1、高职院校受到河北省社会不公正对待
河北省属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点区域，但是河北省高职院校的发展却没有能够发展到预期既定的目标。其中除了政府财政拨款、院校竞争等等原因，还有一个较为隐蔽的社会原因，即河北省区域内仍然存在对于高职院校的不正确对待。高职院校英语教育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学生提及学校以及所学英语专业都觉得没有竞争力。所以高职院校应当抓住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遇，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英语教育水平、质量，积极参与英语教学评估，重视英语教育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创办有特色、有实力的学校，建设有特色、有实力的英语教育专业。
2、高职院校政府财政投入少
河北省政府对于河北高等院校的财政投入少，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小的比重，而高职院校在政府教育经费中所占比重也很少，造成各级财政对于高职院校经费投入少的问题。从社会投入实际情况中得出，现今大多是企业不再对高职院校进行指导和投资，因此企业对于参与高等院校办学的热情度不高，这是由于河北省高等院校对于社会投资企业的奖励机制缺乏造成的。从家长和学生方面来看，高职院校学生里有一部分学生属于贫困家庭，家里经济负担重，无法承担高职院校高额的学费，并且学校对其无法提供健全的助学贷款，使得高职院校办学所用资金压力也日益增大。河北省在校生人数多，而教育财政基数小，造成高职院校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学校规模无法成正比，加之学费标准不高、中央财政拨款不多等等因素，河北高职院校教育经费长期处于全国最低的平均水平。因此，河北省高职院校投入财政经费、构建稳定有效机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3、京津冀区域高职院校竞争大
高职院校竞争的内在矛盾主要源自中等职教、国外院校、民办高校和自学考试、普通高等教育、短期培训的矛盾。而高职院校竞争的外部矛盾主要源自学生和家长、社会各种用人单位、国内外其他高职院校以及各个竞争对手的矛盾。两者在不同的范围和程度，对当地高职院校的发展造成冲击。我国现今的教育体制下，高职院校受到多样的教学模式和办学主体的影响，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资源的竞争，且竞争激烈。我国部分生源首先是由于普通本科学校的扩展占据。另一部分生源被本科学校二级院校的知名度和教学资源所吸引。因此，河北省高职院校在发展初期处在生源市场弱势的境地，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各个高职院校的融合和交流，同类高职院校之间竞争激烈。中职教育事业的占有率也对河北省高职院校的生源市场有一定的冲击，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高职院校教育资金周转不灵、优质师资短缺的问题。此外，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时，注重学校的就业率、社会美誉度、综合力量、师资团队等等，而河北省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专业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和特色。用人单位重视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和综合实力，进而对学校进行投资，选择优质的毕业生。地方的高职院校如果缺少资源、毫无特色，就会在当地的市场规律下被其他更加强大的院校所合并。河北省高职院校处于京津冀区域虽然有自身的优势，但是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只有加快学校的发展，创办有特色、有实力的院校，才能在发展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使得自身竞争力得到增强。
4、河北省高职院校就业率偏低
河北省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用工荒”、“用工难”的问题，河北省高职院校由于高等教育的逐步扩招，导致部分院校学生毕业出现就业难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推算河北省高等院校学生的就业率将会更低，更何况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存在一定的问题，并没有特色和实力，会造成学生毕业后，学习的知识没有实际用处，因此待业人数将会更多。随着河北省高等院校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而学校设置的专业仍然无法适用于当今经济文化社会的需求，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也就持续偏低。这也是社会、政府、高校以及市场需要重视，共同探讨的问题。
三、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服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
1、教学方法的合理准确
高职院校英语教育，必须要和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保持一致，教学的重心和目标必须放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几个部分。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应用性学生，使得学生能够真正的应用英语，并且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社会发展迅速，日益国际化，社会要求人才的技能也更加提高。而许多外籍人士到我国参观、考察、投资、工作，所以高职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应用型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通过实践教会学生练习口语，使得其口语能力得到培养。也通过课外实践活动，使得学生的词汇量得到增加，让其能够和外籍人士在生活中、工作中具备基本交流的能力。英语考试时，不仅仅凭借试卷对学生进行考评，还应当对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进行考察。
2、英语教学阶段的有效衔接
英语教学阶段存在很大的问题，即教学脱节。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学的知识在上大学时候就没有用了，因此不进行巩固和学习；英语等级考试已经在大二进行考试，因此大三以后学生对英语课的学习也就怠慢了，甚至不再进行英语课程的学习。这导致学生在工作时，已经忘记了学校所学习的英语知识。因此，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对学生每个学习阶段的知识进行有效衔接，将初中学习的英语知识进行重新设置和更新，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有效衔接初中知识，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3、建设雄厚的师资力量
高职院校的师资力量决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师资力量是学校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所以，河北省高职院校必须建设雄厚的师资力量，使得师资结构得到优化，为保证教师的稳定性和教师利益，制定相关的政策和鼓励机制。但是也应该对高职英语教育的教师进行定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考核，教师必须对自身的英语能力进行强化，听、说、读、写、译能力，是教师的基本能力要求。教师必须对于各个西方国家的习俗、英语特色、禁忌、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些知识对于学生以后工作中，跟外籍人士交流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4、有效改革教材
大部分高职英语教育的教材都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都没有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所以，高职英语教育的相关教育部门，必须对相关教材进行有效合理的改革，使得教材能够重视学生实际应用能力，避免教材仅仅存在应试教育的模式。教材中可以多设置实践和活动的板块，培养学生的实际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开口说英语，学会说英语。也可以在改革的教材中，添加相关资料和图片，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如果有一定的资源和条件，还可以自行编写适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教材，使得学生能够在学校学习有利于毕业之后的知识，为学生奠定工作的优势，在京津冀区域找寻自身的用武之地。
5、形成英语专业特色
河北省高职院校在发展中设置的专业太过重复，专业重复的比率超过其他院校的80%，而英语教育专业却缺少过于的重视。因此，学校应当立足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的背景下，重视人才的实用型和应用型。英语教育在此背景下，就非常重要。因此，在教学中重视教学课程内容的标准、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学案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工程。在教学过程中，寻找与英语专业相关的产业，积极开拓和发展，争当该专业的重点专业，使得自身英语教育专业的竞争力得到增强，为京津冀区域输送英语应用型的人才。
6、提高英语教育层次
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专业服务层次的提升，另一方面其实是重视学生就业，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示范、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所以河北省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应当对传统的教学模式和传统观念进行改革和摒弃，积极的寻找适合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背景下的教学模式，提高自身英语教育的层次，校内对教师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进行奖励，鼓励教师对于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对教师实行聘任制，对英语教师实际口语能力进行定期考核，强化教师的英语素质和技能；对学校实用型和高技能型人才实行奖励制度，进行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引导学生、教师进行传统观念的改变，重视口语、重视实践、重视交流，在实际活动中，提高学校英语教育的教学质量。
四、结束语
京津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发展相统一，高职英语教育能够在京津冀区域获得自身的认可，展现自身价值。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河北省高职院校英语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资源；京津冀区域也为河北省高职院校英语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就业的方向。文章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内河北省高职院校英语教育重要性、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策略的探讨，强调两者的统一和密切联系。
作者：冯莉 褚爱平 史岩 刘天真 单位：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保定学院
本论文为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河北省高职英语教育服务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结题，课题编号：20161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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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可促进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是汕头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1.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弱、人才稀缺等问题。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是推动汕头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深化产教融合是解决汕头高层次人才、技能型人才稀缺，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的有效途径。依托职业院校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通过产教融合，为本地企事业单位和区域经济提供更加本土化的人才服务，助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职业院校为本地企业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企事业单位与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对解决创新能力弱、研发能力弱，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十分必要。2.深化产教融合可以解决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立足区域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通过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职业院校可以借外力解决资金、场地、实践教学资源不足、实训设施更新慢等问题。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提升社会服务能力。通过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促进师资队伍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师资的成长，产教融合是解决当前汕头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必要途径。
（二）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职业教育的生源以本地生源为主，汕头中职院校生源均来源于潮汕地区，高职院校生源70%来自潮汕地区，据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统计，汕头职院60%以上的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汕头及潮汕地区工作，中职院校毕业生留在潮汕地区工作的比例更高。而本地区本科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仅有不到10%留在本地区工作，可见职业院校是本地企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潮汕地区的企业特别是占比大的民营企业中，本科以上人才的比例非常低。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的发展能提升本地区企业人才的总体素质，有利于人才稀缺特别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稀缺问题的解决。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带动了本地区企业人才质量的提升，同时也为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提供了支持，有效促进企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通过产教融合促进汕头职业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行性。
三、助力汕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相辅相成
汕头依托汕头保税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学院，与保税区企业合作进行产教融合。校企共建产业学院，企业为师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提升了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同时，多名本地区各行各业的专家、权威、创新创业导师等，依托师资这一人才智库资源，降低本地企业的人才引进成本、专家指导成本，更有效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职业院校教学需要企业导师的参与，职业院校教师也需要深入企业丰富实践经验。企业可以为高职院校提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与职业院校进行互补，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水平和社会服务水平，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践性，培养一支的人才队伍。例如，市场营销专业与企业合作组建“金牌店长班”，依托某些大中型连锁企业门店开展见习、访学、销售竞赛、实习等。酒店管理专业开展“学徒制”产教融合，学生有双重身份，既是学生，又同时为企业员工，一方面作为学生可以提升学历、拓宽视野、进行更全面的专业学习，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员工，由企业优秀师傅指导，传帮带，提升实践水平和能力，校企携手培养，加速人才成长，通过校企携手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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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实现小企业集群
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够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能够认识到协同发展需要大家去维持和优化，进而衍生出区域内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无论是企业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而自发进行的，还是政府或民间的其他组织促成的，这样的合作交流都对企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也有利于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小企业集群的形成能够发挥规模优势，明确产业分工，间接起到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3.有助于良好政策环境的形成
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能够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政府对小微企业发展的关注度，使其充分认识到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运用行政力量来帮助小微企业，完善小微企业的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包括税费减免、法律支持、人才培训、技术创新、融资担保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良好政策环境的形成，为小微企业和区域整体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区域经济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点问题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仍然发展迅速，但是或多或少也出现了增速放缓的情况。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我国小微企业更容易受外界各种环境因素变化的冲击，在抵抗经营风险能力方面相对较弱，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存在着一定供过于求的情况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资金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我国企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况，而小微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竞争力较差，进而导致这类企业的产品销售和出口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小微企业生产管理、营销服务方面由于资金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和特点，缺乏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客户的需求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小微企业持续稳健发展，也不利于区域经济向前推进。
2.小微企业生产成本逐年上升
随着各地区政府都在努力实现公共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近几年国内超过60%的小微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有所提高，其中用工成本的提高是最严重的问题。我国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用工成本提升最突出的行业为餐饮业、服务业、商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市场竞争相对来说还较为激烈，难以通过提升产品服务价格来对所上升的成本进行转移和消化。这样一来，这些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在企业发展放缓的同时也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3.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在近些年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壮大，主要是因为一些行业对于创新能力要求较低。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目前市场对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技术装备、生产技术难以跟上市场需要，进而导致这部分小微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小微企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立足。
4.小微企业发展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
现阶段，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信息化水平较低，这些企业过于关注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缺乏对实现信息化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导致信息化经营管理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管理，进而造成信息化经营管理流于形式。一些小微企业在信息化经营管理上没有进行必要的投资，不仅存在着硬件设备落后的情况，而且在软件方面也没有专业技术人才进行定期维护，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小微企业更深层次发展。
5.小微企业融资难度较大
资金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血液。相对于大中型企业来说，小微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信用、竞争力方面还是在抗风险能力方面都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金融机构更愿意接受一些更有实力、规模更大的企业的融资请求，而小微企业要想融得资金只能采取提高融资价格的方式确保信贷安全来融得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
三、对于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些对策
1.小微企业要明确发展方向
首先，小微企业应当充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深入探究国内产品的质量安排标准和国际标准，确保主导产品品质，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运用自身优势获取消费者的认可，占领一定的市场，这样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会间接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其次，小微企业要审时度势，关注未来市场需求趋势，要重视对市场需求情况的探究工作，加快实现业务内容的转型和升级。在自身能力承受范围之内拓宽业务类型，丰富产品内容，提升产品附加值，尽可能地使产品和市场需求相贴近，这样做不仅能够促进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而且一旦形成了规模对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2.政府要适当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考虑到我国很多地区的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小微企业难以通过提升产品服务价格来对所上升的成本进行转移和消化的情况。各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小微企业的处境，根据各行业企业实际情况适当采取减免税费、加强人才输送以及在公共基础设施配置上开启绿色通道等方式尽可能地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为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3.小微企业应当就技术创新问题加强相互沟通交流
小微企业由于资金上的局限性导致其技术创新工作受限，但是同行业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都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如果这些小微企业能够之间能够通过加强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就有可能在技术创新上有所突破实现双赢。对此，小微企业可以自发进行沟通交流，通过研讨会、同行业交流活动等方式就技术上的问题进行探究，相互交流经验，洽谈技术交流具体内容，探究最为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共同实现技术创新，进而起到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此外，政府应当科学合理地监督和评价小微企业技术创新交流成果，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和防范一些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对于一些不法分子要给予严厉惩罚，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环境，间接实现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4.提升小微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深入到各个行业中去。对此，小微企业一定要认识到升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性，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投入部分资金由于自身信息系统的优化和完善。在硬件方面，小微企业应当适当更换一些过于滞后的设备，确保设备能够与其所使用的经营管理软件相匹配；在软件方面，小微企业应当邀请软件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尽可能地实现与时俱进，为实现全面的战略发展规划和管理提供一定保障。从宏观角度出发，这也是间接推进小微企业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一项有效措施。
5.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
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主要从拓宽融资渠道以及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两方面入手：第一，拓宽融资渠道。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帮助小微企业寻求更适合其发展的融资渠道，在考察此类企业的规模、发展潜力、品牌以及经营管理状况之后，系统、全面地对企业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积极为其联系相应的金融机构，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第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完善针对小微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设立政府专项信贷风险资金。这样不仅能够提升银行对小微企业信贷扶持的信心，而且还能够起到降低银行对小微企业的授信风险的作用，在推动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作者:汪忠良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孙琪恒,董海涛,关明坤.小微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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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环经济内涵
所谓循环经济，是根据物质循环经济系统、自然生态系统，而建立能量流，使经济系统能够纳入自然生态中，形成一个经济循环模式。立足可持续发展角度，循环经济是根据清洁生产方式，综合利用废弃物、能源的生产工艺，主要为经济活动反馈、资源再生到产品生产，具有低开采和高利用特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闭环流动性经济，是资源生产、科学技术、自然资源、人类系统的全过程，产品浪费与资源消耗，是依据经济线性增长，进入到一个周期后，与生态资源经济相互依赖。
按照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根据能量梯次、闭路循环特点，实现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根据经济模型、物质循环的能量进行流动。立足生态学角度，有效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提高资源回收率，降低污染排放率，达到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目的。循环经济是COM的综合利用、清洁生产，浪费经济属于生态经济，按照生态学指导人类经济活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是为降低废物排放率，实现废物无害化，促进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协同，促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资源循环利用、高效利用。
二、我国对外贸易和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
首先，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无法超过绿色壁垒。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以来，一直采取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在外贸出口方面，一味重视数量扩张，不注重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对资源过度依赖，使得资源利用率明显下降。可以说，高污染产品、高能耗产品及资源型产品的只增不减，使得出口商品结构呈显著资源环境输出特点。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外贸壁垒逐渐发展，新时期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国外国家十分注重循环经济理论，实现原材料出口，而我国出口包装，在我国建立一定限量指标，在生产时，限制原材料实施，限制了我国产品包装。
其次，发达国家通过外贸方式，将污染转移至中国。现阶段，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不注重循环经济发展，环保保准不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注重贸易污染、生产污染。处于投资全球化、贸易世界化趋势下，或直接投资，或优势商品贸易，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发达国家工业污染，严重影响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
三、我国对外贸易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策略分析
首先，强化循环经济发展。处于循环经济发展趋势下，我国需依靠科技手段，强化经济管理，依靠循环经济哲学理念，提高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最终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笔者认为，主要从如下方面抵抗外资和循环经济发展。对产品设计和材料选择科学化，对工艺技术和材料能源严格化，对生产使用和设备运输修复，对资源管理和产品浪费控制化，按照循环经济要求，合理组织生产，全面考虑自然生态因素，按照模型保护自然资源，提升资源利用率。立足工业生产要求，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科学处理生产发展、资源环境、经济人口三者的关系。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与行业协会建立协调机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外贸企业的发展思想。同时，选择先进生态生产模式。对于生产组织和清洁生产方面，必须强化环境建设，提供绿色服务，不断加大生态文化建设力度。
其次，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相关法规。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必须完善循环经济的配套法律，明确可再生资源和废气物管理条例，制定重点行业的清洁评价体系，提倡绿色消费，促使外贸企业朝着循环经济方向发展。同时，政府完善相关法规，制定具体、科学的循环经济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用法律明确双方义务、权利，实现循环经济和外资的协同发展。
第三，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力度。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必须加强环境管理，提高环境建设力度，以绿色服务为重点，积极打造生态文化环境。对于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必须深入企业建设工作计划和协调机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为外贸企业法功提供优质服务。同时，想要转化我国粗放型出口方式，必须认识到绿色贸易的正反面影响，根据国家环境标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不断提升我国环境标准，在环境质量、企业管理标准方面，促使外贸企业和国际标准接轨，促进我国外贸进出口的长远性、协同性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新时期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必然趋势，是正确处理贸易管理，优化我国商品进出口结构，纺织出现绿色壁垒的重要保障。为实现外资和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需立足产业、财政角度，必须完善循环经济法规，强化循环经济发展，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力度，转换我国出口、进口资源的依赖度，促进外资与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篇12
中图分类号：F121.3；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06-05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Size and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 Econometric
CAO Congl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synergy effec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city size on urban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urban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3 in China， it estimat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under a constraint of urban scale， the optimal city size for a given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or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pillover range of specialization. It finds that： only when a city scale surpasses 129 million can diversification pattern enhance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the population size increas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 inverted U structure and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scale increases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shift from special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industry shows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on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surrounding cities，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performs more strongly around 100 kilometers and 400 kilometers.
Key words：industry development patterns； city siz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spatial econometric
S着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从增加投资转向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进程，经济活动呈现出愈加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大约超过总人口的60%，而相应的面积不超过5%[1]。2015年中国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到56.1%，在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中国面临经济减速、驱动转换的现实挑战下，城市产业发展如何选择合适的生产模式，从而更好发挥空间和地理上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而带动整个经济体效率的提升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文献评述
对于集聚经济和城市生产率，国外学者最早倾向于从城市规模的视角来考察。许多关于“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城市生产率可能会经历先增后减的倒U型转变[2，3]。另外，早期的相关研究通常假设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唯一的，忽视了城市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内在功能等城市特征的变化对城市效率规模的动态影响。Abdel-Rahman 和 Anas，Capello等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认为在构成城市体系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经济效率会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4，5] 。柯善咨研究发现从制造业向生产业转型中提高效率的门槛规模大约为43.5万人，以2008年生产业与城市制造业的结构比例1.437来测度，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是245万人[6]。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功能等特性的变化，城市具有动态非唯一的最优规模。
随着集聚经济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的视角研究集聚经济和地区生产率的关系，但目前还没有共识。Henderson 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本地化经济集聚效应将逐渐消失[7]，而Duranton则观点不同，认为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和产业走向成熟，城市应从综合性城市体转变为专业化高度发达的特色城市，通过地方化生产模式以获取更大收益[8] 。这些分析表明专业化、多样化生产模式以及带来的外溢效应可能与城市规模协同发展，共同作用城市的经济绩效，如果割裂两者的协同影响单独研究可能会忽略某些重要因素。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缺乏一个共识的综合框架，对城市产业发展模式的综合检验相对缺乏，以往对城市规模、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经济绩效的大部分研究是独立的，在计量方法上也很少考虑基于距离的空间外部性。鉴于此，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①在分析视角上，考虑了城市发展方式和人口规模的协同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的倒U型特征。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基于距离的经济体间的空间互动。③在证研究上，进行了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综合实证检验。
2 计量模型
2.1 计量模型设定
全要素生产率（TFP）被定义为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本文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城市经济绩效。根据前文已有文献的研究，建立可供检验的计量模型，在回归模型中用一次项、二次项表示经济绩效随人口规模变动的倒U型结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市规模具有协同发展的特性，使用产业发展模式（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乘积项表示两者的协同作用；根据Anselin的研究[9]，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因而建立模型时需要考虑空间因素和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于斌斌和金刚的方法[10]，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lnTFP代表城市经济绩效，RZI和RDI分别代表城市产业的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N表示城市人口规模，交叉项RZI×lnN 和RDI×lnN分别表示专业化或者多样化与城市规模的交互影响，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产业结构、政府作用和人力资本，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εkt表示误差项，αk表示个体效应，γt表示时间效应。
当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模型），定义为模型1和模型2；
当θ1=θ4=λ=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模型），定义为模型3和模型4；
当θ1=θ4=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交叉模型（SAC模型），定义为模型5和模型6；
当θ1=θ4=ρ=0时，模型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模型），定义为模型7和模型8。
2.2 相关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绩效（lnTFP）。参照张浩然、蔡伟毅等学者的处理方法[11，12]。此外，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3年为基年，将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用城市所在省区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借鉴Duranton和Puga的方法[13]，城市的专业化发展模式用RZI 指数测量，多样化发展模式用RDI 指数测量。RZI计算公式为RZIk=Max（sjk/sk），RDI指数计算公式为RDIk=1/∑jsjk-sk，其中sk表示所有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全部城市就业人数的比值，sjk表示城市k中，j 产业的就业人数和该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本文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择了主要的产业，包括制造业、生产业、生活业和公共服务业。在14个服务业行业中，生产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公共业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专业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MAR外部性，多样化指数体现了城市的Jacobs外部性。事实上，RZI指数和RDI指数并不绝对相斥，某些多样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某一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水准。
城市人口规模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由于城市非农业人口数据从2009年起停止，本文使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来表示人口规模，使得数据统计口径一致。
交叉相乘项。专业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ZI×lnN）：该交叉相乘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专业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多样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交叉相乘项（RDI×lnN）：该项用以考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
其他控制标量。产业结构升级（third）：采用第三产业相应增加值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反映。外商投资强度（fid）：采用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价换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来反映。政府作用强度（gov）：选择政府财政支出占城市年度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积累（edu）：采用每万人中等以上学校教师数衡量。
（3）空间权重矩阵。已有文献中使用的空间结构权重矩阵有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等，但根据国外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还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距离衰减的空间权重矩阵，定义如下：
Wkl，d=exp（-dkl），其中k，l表示不同的城市，d表示距离。
3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了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年鉴》、地区统计信息网等。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没有各城市的相关指数，所以用各省的指数代替。
3.2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各模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自然对数函数值（logl） 对四种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判断与选择，由表1可知，SDM模型是实证研究中考虑RZI和RDI效应的最优模型。接下来根据模型1和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
（1）专业化、多样化指数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方程1中，对专业化指数求偏导数，可得，lnTFP/RZI=0.0551+0.0402W-0.0011lnN，专业化指数RZI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察的样本区间，专业化发展模式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专业化和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ZI×lnN）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逐步减小。在方程2中求偏导数，得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绩效的边际效应lnTFP/RDI=-0.0073+0.0015lnN，多样化指数RDI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0.0073），表明样本区间内城市的多样化发展模式抑制了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但多样化指数和城市人口规模的乘积项（RDI×lnN）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多样化生产模式逐渐开始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多样化生产方式正向效应的发挥有一定的门槛规模要求，进一步，可以解得城市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门槛规模大致为129万人。2013年我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人口规模超过129万人的有99个，大部分城市低于城市多样化生产模式经济绩效发挥效应的门槛，所以对于中国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来说，盲目地发展“小而全”的多样化生产模式是不太适宜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中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此时，城市也需及时适时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从专业化经济向多样化经济转型发展，激发城市持续增长的潜力。
（2）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来看，一次项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城市规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存在倒U型结构：一方面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产生集聚效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知识和信息的溢出，形成模效应，促进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集聚度的不断提升，交通、房价等成本持续上升，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拥挤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经济绩效，抑制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收益和成本均衡时，城市规模达到最优。同时这一规模随
着城市产业发展结构模式、人力资本、外资情况，政府作用等也在动态变化。利用方程1的估计参数，可以得到lnTFP/lnN=0.0173-0.0011RZI-0.0026lnN，把2013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2.56带入，可以得出具有平均专业化水平的城市最优规模大致为262万人。利用方程2的估计参数lnTFP/lnN=0.0167+0.0015RDI-0.0038lnN，把2013年多样化指数的平均值3.98带入，可得具有平均多样化水平的
城市最优规模为389万人，这与王小鲁等的一些研
究结果类似[14]。比较两个边际效应，可知城市规模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和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由以上研究，从2013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还远远小于发挥专业化和多样化效应的最优规模，今后在较长一段时间，我国要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加强引导，推动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而对于一些城市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北京（1245万人）、上海（1364万人）等则要提升产业多样化的水平，与相应的城市规模相匹配，使城市在专业化向多样化的转变中实现城市经济绩效的有效提升。
（3）空间溢出效应。WlnTF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1%的水平），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城市经济绩效的提升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城市效率的提升，而且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一旦产生会对整个经济部门的增长产生明显推动作用[15]。从RZI和RDI的空间滞后项来看，专业化的空间滞后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多样化的空间滞后项不显著，表明专业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与研究样本区间的城市规模以及多样化水平有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比较小，多样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还没有有效发挥出来，另一方面我国的多样化水平相对不高，部分学者认为多样化水平较高时才能发挥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对临近经济体的空间溢出。
为了进一步分析随地理距离增加，专业化效应对城市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使用SDM模型，对空间权重设定100～800千米的距离阀值，分别回归得出空间溢出系数（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专业化效应的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左右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1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说明较短的距离（比如临近城市）有助于专业劳动力和产品的提供，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和技术等创新因素的溢出。400千米左右较强的溢出效应与集聚阴影效应（Agglomeration Shadows）的减弱有一定关系，根据Fujita等的研究[16]，当与中心城市距离逐渐增大时，市场潜力函数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呈现“∽”型曲线。在100～400千米之间，随着与中心城市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逐渐上升，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效应逐渐减弱，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当距离超过600千米，随距离的增加空间溢出效应迅速衰减，并且逐渐变得不显著，难以对周边城市的经济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4）其他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对本地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地方经济绩效，反映了地方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虚高而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较低，这种测算的失真使得产业结构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人力资本积累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提高教育质量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逐渐替代物质资本成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而且人力资本特有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特征提高了其他要素的效率，进而促进了城市经济绩效提升。政府作用强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显示了在中国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绩效的提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与外商投资的领域有关，如果外商投资的领域偏重于加工制造业，技术含量低，则对城市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构建综合实证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模式、城市规模对城市经济绩效提升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专业化、多样化对经济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与城市规模相关，随着规模的扩大，专业化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多样化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加，多样化对经济效率提升的门槛规模是129万人。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经济绩效呈现倒U型结构，而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随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而增加。以2013年的专业化、多样化平均水平为基准，与专业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是262万人，与多样化水平相适应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89万人。③专业化具有显著的跨区域空间外部性，空间溢出效应在100千米和400千米时较大，在600千米以后逐渐变得不显著。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设计倾斜政策，引导剩余农业人口和非农产业向规模偏小的中小地级城市集聚，使其成为我国地方性城市群的核心和城市体系的基层结构。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模还远远小于专业化和多样化经济发挥效应的最优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可以提{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同时让更多的人分享各类保障和发展机会。（2）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不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专业化和多样化分工协作。大城市要实施“多样化”为主、“专业化”为辅的“驱动”城市路径，中小城市要实施“专业化”为主、“多样化”为辅的城市路径。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未达到产生多样化效应的门槛规模，在大城市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多样化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小规模的地级市应结合城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集中人力资源和资本推动当地特色产业专业化发展。（3）城市间溢出效应范围为都市圈的区域规划、产业布局提供了借鉴意义。城市间的溢出范围在100千米和400千米处相对较强，对于东部地区城市群内的城市而言，产业发展应采取功能互补、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西部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而言，应建立不同区域的市场核心，形成多核发展格局，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更好发挥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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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1地方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根据《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指标主要有区域经济实力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科技创新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国民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竞争力、金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等组成。从上面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都需要以人力智能资本为基础。地区性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提升该区域内人力资源水平，有助于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有助于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区域经济创新驱动。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高职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结构变化可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结构调整，也为高职院校实习实践基地建设打下基础。因此，地方高职教育系统和区域内企业系统就必然形成关联，从而有可能产生耦合和协同的；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也有必要产生耦合和协同的。
2我国高职教育和技术人才现状
了解高等职业教育的现状是建立现代职教体系的基础。在近十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到2011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1215所，招生人数达313．4万人，在校生964．8万人；职业高中4856所，职业高中在校人数达681万人，但近年来职业高中的数量日趋缩小。从高职院校省际分布来看，中东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高职院校超过60所，四川、河南等1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职院校在40－60所之间，吉林省等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为19－40所，另宁夏、青海、及海南等四省高职院校少于19所。从在校生的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国高职教育在校生所占比例分别为45％、39％和16％。从产业布局看，第一产业的专业在校数最少，仅占1．8％，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在校生人数分别为45．8％和52．4％。职业教育的人才储备为各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较好的人才支撑。“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各区域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技术人才出现供不应求，特别是一线高技能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经济转型的方向和改革深度。一切都因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显得严重滞后，基层管理、技术及服务工人难以满足企业岗位的需求，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要解决“高技能人才荒”的问题，必须使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本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把企业紧缺人才作为学校培养人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能根据经济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职业人才教育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构建地方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路径
地方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交集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科研技术、协同创新等方面。校企合作是两者产生协同效应的基础。两者的协调发展需要在下面几个方面实现对接：高职院校实现与地区明星企业对接；学校专业群建设与企业岗位群建设对接；课程标准与企业能力需求对接；实习实践过程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接；职业资格证书与行业要求对接；学校指导老师与企业技能型员工对接；人才考核制度与企业质量管理对接；校内学习与职工终生学习对接；教内基础建设与企业外部工程对接。3．1地方高职教育与区域内企业行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协同人力资源是两者协同发展的基础。高职院校要打破传统的教育理念，让教师、学生走出去，让企业专家走进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双方资源的共享（人、物、文4结语地方高职教育的发展需要区域经济提供物质基础，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地方职业教育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两者的协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动态发展的。校企合作是双方协同作用的基础，但是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高职教育与企业合作相比发达国家仍是低层次的合作，甚至很多无疾而终，双方在利益分配、合作机制以及效果评价难以达成共识，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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