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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 一般资料： 将2010年10月―2012年8月在我科收住的需留置胃管的20例早产儿随机分成两组。经鼻留置胃管者8例（经鼻组），经口留置胃管者12例（经口组）。男14例，女6例，胎龄28～36周，出生时体重1250～2100g，平均体重1750g。
1.2 操作方法： 根据患儿胎龄及体重选择6～8号胃管。经口留置的长度为鼻翼至剑突的距离[1]，用石蜡油胃管前端，将胃管从口角插入，用3M敷贴固定于嘴角下；经鼻留置长度为耳垂―鼻尖―剑突[2]，用石蜡油胃管前端后沿鼻道插入，插入后将胃管用胶布缠绕一周后固定于鼻唇沟上方。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插入过程中观察患儿有无呕吐、呛咳、口腔及鼻腔黏膜损伤（以是否有鼻出血或胃管上是否有血丝为准）。
1.3.2 观察两种置管方法的成功率。
1.3.3 观察插管时及留置胃管期间患儿有无相关并发症（紫绀加重、呼吸暂停、窒息等）。
2 护理
2.1置胃管前备齐抢救用物（吸痰器、婴儿复苏囊等），充分给氧，保证SpO2在90%以上。插管时将患儿上半身抬高30°―50°，以防分泌物，呕吐物误入气管，引起窒息。操作者动作轻柔，技术娴熟，切忌粗暴，有阻力感时切勿硬插，以免损伤黏膜及组织。
2.2 每次注奶前均应回抽胃管，证明胃管在胃内，注奶或注药后用温开水冲管并夹紧胃管在体外的一端，下次喂奶打开。注奶速度宜缓慢，切忌过快，时间不少于15―20分/次。拔管时反折末端，当管前端近咽喉部时应迅速拔出，以防管内液滴入气管内引起窒息。
2.3 防止喂养不耐受情况，如腹胀、胃内潴留、呕吐等。每次喂奶前回抽胃液，观察胃内残留情况，并观察残留奶量大于进食奶量的1/2时，应停喂；若残留小于1/2，可从本次奶量中扣去残留量喂入，残留奶液中含有大量消化酶，不要弃去，重新注入胃内；若残留液小于1/5，可忽略不计。
2.4 注意保持口腔清洁。每天三次用棉签蘸温开水擦拭口腔黏膜，湿润口唇，并注意贴胶布的部位皮肤有无破损、出血、过敏等，胃管每4d更换。
3 结果
12例经口留置胃管者均一次插管成功（100%），8例经鼻留置胃管者，6例一次插管成功（75%），2例插管不成功（25%），插管时有阻力，出现鼻腔黏膜出血症状。经口与经鼻插管及期间患儿相关并发症。经口组：恶心呕吐1例 紫绀加重2例 呼吸暂停1例 窒息0例。经鼻组：恶心呕吐2例 紫绀加重4例 呼吸暂停3例 窒息1例。
4讨论
4.1 本结果提示，两组在置管过程中均出现恶心呕吐，可能是由于两种置管方法都会对咽部的喉上神经刺激而引起恶心呕吐。黏膜损伤方面，经鼻组有两例黏膜损伤，这主要与新生儿鼻腔狭窄，鼻粘膜血管丰富有关，特别是早产儿，不但黏膜柔嫩，而且管壁薄，粗硬的胃管极易戳破管壁造成出血[3]。经口鼻置胃管可避免胃管对鼻黏膜的机械性刺激引起的充血、水肿及呼吸不畅，还可避免留置过程中对鼻黏膜的压迫而导致的缺血坏死。
4.2 新生儿时期由于头面部发育不完善，鼻道相对短小狭窄，几乎没有下鼻道；鼻腔黏膜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伴有呼吸道炎症感染的患儿，黏膜充血肿胀，使鼻腔变得较为狭窄，甚至闭塞，所以胃管很难顺利通过鼻腔，造成插管失败。反复插管导致机械性损伤，更易引起黏膜水肿、充血，致呼吸不畅，患儿烦躁、紫绀加重、窒息。
4.3 新生儿以经鼻呼吸为主，由于解剖特点，舌相对大，与软腭接触，闭合口咽部，喉的位置相对高，会厌与软腭较接近，易造成呼吸道阻塞，经鼻留置胃管势必会造成鼻腔横截面积减少，鼻阻力升高[4]。鼻腔留置胃管还会造成局部黏膜水肿，粘液分泌，加重气道阻塞。特别是危重早产儿，本身呼吸功能不完善，当鼻气道阻力升高时，紫绀加重，更加重了脑缺氧，易导致呼吸暂停。另外，鼻阻塞时适时的反应是改为经口呼吸，使患儿口腔黏膜干燥不适，而经口留置胃管时则避免了这些不利因素。本组也证实经口组出现紫绀加重、呼吸暂停、窒息等并发症明显低于经鼻组。因此我们认为，新生儿更适合经口留置胃管。
参考文献
[1] 徐润华，现代儿科护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708.
篇2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政府监管权的讨论
在金融危机引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关于政府监管问题的讨论，或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又流行起来。关于此次危机的缘由，海内外不少人认为，危机是由缺乏政府调控、干预的市场造成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证明，并以此论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须更加强化政府的干预而限制市场的作用。其中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就认为这一危机发生主要应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是政府监管的失误。2005年5月,格林斯潘也曾发表著名论断: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美国监管者认为“金融市场的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因此，要使金融产业在公开竞争中受益，政府对其的干预就应降到最小限度”。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Ageof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从以上观点可看出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就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而言，一方面，“宏观调控”长期、人为地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两房”等机构和多种手段，以某种社会政策目标干预房地产市场。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因此，要正确地汲取危机的教训，最重要的应是反思政府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现代市场经济也不可能不要政府调控，适度的宏观调控可以熨平波动，但如果政府调控不当，干预过度，就会变成对市场系统的有组织的破坏。就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而言，德国所受危机的影响与美国相比则相对较轻。德国的金融体系未受到根本性破坏，金融市场也基本稳定。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因此，经济危机并没有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活，国内需求也基本稳定。美国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失业率上升、制造业萎缩、房价大幅下跌、贸易逆差严重，极大地考验着美国经济。其间影响因素固然很多，但两国间不同的政府监管经验则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美国德国政府监管的比较
（一）监管法律法规方面
美国德国都是高度法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监管法律法规这一方面两个国家存在着差异。德国一直就很重视经济立法，有一套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以欧盟统一法律为基础，联盟法律为核心，并按照联邦和州之间的“竞争性立法”原则，法律制度条文规定十分具体明确，没有“灵活”执行余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是在实体经济背景中出台的，存在着法律错位的现象，严重不能适应虚拟经济形态的需要。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迅速增长的虚拟经济使得原来的法律法规与现实严重脱节,最终诱发了道德风险。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为了扩大金融市场的繁荣，逐步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对监管法律法规的放松就是其中一个很有力的体现，这一差异导致了危机爆发后两国受到危机的影响程度的不同。
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现行公司治理、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大都出台于以产业资本主体的经济背景中。然而，近年来金融自由化、融资市场化、利润最大化，从制度体制、市场环境到内在动力，都为金融衍生产品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几乎都集中于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推广上。各种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工具大量交易，形成了一个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的巨大的“虚拟金融体系”。虚拟经济呈几何倍数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来的法律法规与现实严重脱节，极大地诱发了道德风险。不仅如此，美国对监管法规也在一步步放松，使监管失控和金融风险集聚，也是引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格局，同时也拆除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大的防护屏障。另外，在实行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也曾颁布了很多体现对监管放松的法律法规，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1：美国对监管法律法规的放松
时间
法律法规名称
法律法规内容
1977年
《社会再投资法》
鼓励贷款者对低收入者的放贷
1980年
《存款机构接触管制与货币控制案》
贷款人可以通过收取更高利息来扩大低信用放贷
1982年
《另类抵押贷款交易平价法案》
允许灵活利率贷款
1986年
《税收改革法案》
取消消费利息贷款税前除，抵押贷款利息仍可以税前扣除
1989年
华盛顿共识
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
篇3
状态空间模型及估计方法
式(3)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法等常用回归方法将无法估计时变的不可观测变量RYNt，因此考虑采用状态空间模型［11］。
参数估计与实证结果
本文实证建模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1年，均为年度数据。GDP、M2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和数据汇网站。GDP平减指数根据上文所述公式计算而得。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及模型参数时变性检验建立未观测经济增长率的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时①:①要求变量是平稳的，采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以上变量的一阶差分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I(1)单整;②要求模型参数具有不稳定结构［14］。对上式的参数进行累积残差(CUSUMS)检验，结果显示此模型在2006－2008年之间的CUSUMS检验值在5%显著水平下均超过了临界值边界，说明此模型参数不稳定，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二)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与结果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式(5)－(7)的模型，经过反复试算，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极大似然值Loglikelihood=513.337，AIC=－2.889，参数估计及状态方程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是显著的。对上述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RSF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证明了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RSF是不含有单位根的平稳序列，因而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变参数的协整关系，建立的模型是合适的。由式(9)估计得到的未观测经济年增长率RYN如表2所示。下一步将估测出的未观测经济年增长率RYN作为已知变量，代入式(4)，进而建立以未观测经济规模YNt为不可观测变量的状态空间模型，同样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此模型得到估计结果如式(10)所示。由此模型估计的未观测经济规模YNt，以及占全部经济的比例如表3所示。
篇4
微型金融；监管；国际比较
一、引言
微型金融机构在帮助穷人获得收入和资产、解决贫困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这些机构的发展，一个用以促进行业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就变得至关重要。微型金融机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客户，但是他们的总资产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非常小。标准的银行监管，如果不加修改就运用在微型金融机构身上，往往会失效且过于繁重。本文研究了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秘鲁、菲律宾、坦桑尼亚、利比里亚等国家的监管案例，基于他们的经验，希望能找到对于特定发展水平上的微型金融机构而言最好的监管方法。
二、微型金融的机构类别
了解微型金融监管首先应该明确微型金融机构是多种形式存在的组织。
(一)正式机构主要是指那些受到审慎监管或者专门监管的正式微型金融机构。如：尼日利亚的商业银行提供微型金融产品来参与微型金融市场；菲律宾的农村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都涉及小额贷款业务。
(二)半正式机构半正式微型金融机构通常没有专门的立法，但可以在现有的法案下注册。非政府组织是最普遍的半正式机构。比如印尼的乡村信贷组织、农村信贷基金组织、合作社和信用社；埃塞俄比亚的不受监管的储蓄和信用公司被认为是半正式机构。
(三)非正式机构非正式微型金融机构则是既不受监管也没有注册的。比如尼日利亚的微型金融银行和机构的行业协会，以及一些国家的自助团体。
三、微型金融监管方式比较分析
(一)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类别
正如前面提到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多样性表明对它们的监管也具有类似的多样性。包括：
1、自我监管。
自我监管主要是微型金融机构为确保健康发展而设立一系列行为指导准则以规范其运营。如，尼日利亚就要求微型金融银行进行自我监管，达到良好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
2、银行法监管。
银行法监管是另一个极端，主要是指正式的微型金融机构受到审慎监管。大多数国家，比如秘鲁、菲律宾、坦桑尼亚等都有完备的银行法存在，立法者只是简单的把银行法的约束力延伸到微型金融的监管中。
3、专门法监管。
最后一种选择是制定专门的法律对微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比如，埃塞俄比亚根据不同的机构类型了不同的法案：《微型金融公司和小型信贷活动管理条例》、《金融合作社管理条例》、《存款和信贷合作社管理条例》；在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依照专门的“乡村银行条例1983年”运营。每种监管方法都各有利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的选择将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各自困难、监管能力和知识上的缺陷，以及适应监管环境的时间和能力。
(二)被监管者与监管者的选择
1、被监管者的选择。
对于哪些机构应该受到监管，普遍认为，为了避免扼杀在最低层面上的金融创新，非正式的、小规模的组织最好排除在监管系统之外。甚至有学者认为，不吸收存款的机构都没必要进行监管。但是，很多国家事实上已经开始监管那些只开展贷款业务的机构。比较一致的做法有：为了鼓励创新和节约监管资源，对那些只有少量成员存款，不吸收非成员存款的微型金融机构只采用最低要求，比如只要求注册登记并定期向中央银行发送报表、遵守非金融管理要求、遵守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要求。开展存款和类似存款业务的机构应该进行更细致的管理。比如在加纳，该国的《金融机构法》为微型金融提供了一种非金融机构模式，主要是指储蓄机构和各类金融公司。该国的非金融机构大致可分为三类：吸收零售型存款的机构、吸收批发型存款的机构、不吸收存款的机构。吸收存款的机构和只开展贷款业务的机构都要受到监管，但是对于前者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慎监管。
2、监管者的选择。
与定义受监管机构密切相关的是指定监管机构。微型金融机构审慎监管主要由中央银行、财政部或银行监管部门进行。对于那些不适用全面审慎监管的机构，替代方法有：由非政府机构根据官方管理条例来监管微型金融机构的混合式监管；由非政府实体进行独立监管；以及由微型金融行业协会进行“自我监管”。我们对比的样本国家包含了多种微型金融监管者，包括中央银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这些监管者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直接受中央银行等部门审慎监管的；二、受其他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监管的。受中央银行等部门审慎监管的机构可分为半正式机构和正式机构，尽管前者只要求注册，但是它在服务规模和范围方面非常重要，使得中央银行会对规模较大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管。比如在孟加拉国，中央银行的一个指导委员会“微型金融研究和借鉴部门”被任命为临时的非政府组织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者，专门监管较大规模的半正式的微型金融机构。根据前面的分析，正式机构就是指那些提供微型金融的且受审慎监管的正规机构，如商业银行，他们本来就受中央银行监管。如在菲律宾，中央银行对当地所有的农村和储蓄银行进行监管，同时还为这些机构的微型金融贷款提供再贴现服务。小微型非政府组织等半正式微型金融机构主要受其他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监管。如在巴基斯坦，一个微型金融行业组织——巴基斯坦扶贫基金(PPAF)对一些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在印尼，印尼中央银行则授权印尼人民银行通过在其分支和区域审计办事处配备工作人员对提供微型金融的地方银行系统进行监管；对第二层次的机构——小农户信贷银行的监管则授权给省级发展银行。
四、微型金融监管框架的一般内容
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必须考虑微型金融机构这一群体与现有监管机构之间的差异，建立一个为微型金融量身定做的监管框架。
(一)监管的目标
微型金融有其自身特点，设立微型金融监管框架时需将这些特点考虑在内：为那些少有其他金融服务选择的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微型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较为单一，而且有时不稳定；微型金融机构的储蓄和信贷交易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不容易引起广泛的系统性不稳定问题；当微型金融机构(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机构)没有恰当管理和监控时，微型金融行业内部会形成市场风险。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目标包括以下几点：保护小额储户；确保微型金融部门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促进金融机构的高效经营。
(二)稳妥性要求
1、资本充足率。
很多国家都对微型金融机构提出了专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多数国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都高于普通商业银行。如秘鲁是9.1%；阿尔巴尼亚是10%；乌干达对于微型金融机构设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甚至高达15%。
2、最低资本要求。
考虑到一些微型金融机构不具备吸收存款的权利，因此就需要对其设置一个最低资本要求。一是确保实现微型金融的功能，二是达到监管者的审慎监管要求。如阿尔巴尼亚对开展微型金融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最低资本要求是120万美元；坦桑尼亚根据金融企业是否设立全国性的分支机构分别设置了8亿和2亿的坦桑尼亚元的核心资本要求。
3、贷款准备金要求。
审慎监管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报告制度和贷款准备金制度来控制微型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如埃塞俄比亚，对总存款大于或等于100万比尔的微型金融机构的要求是：分别提取25%的标准贷款准备金、50%的可疑贷款准备金和100%的损失准备金；对总存款在100万以下的微型金融机构的要求是：提取50%的可疑贷款准备金和100%的损失准备金。
4、流动性比例要求。
流动性要求的目的是保证微型金融机构保持一个充足的流动性水平，以满足所有能预测和不能预测的债务。有的国家要求较松，而有的国家的较严。如阿尔巴尼亚，对信用联盟的流动资产比率要求是10%，低于世界信用社理事会的建议值是15%；而埃塞俄比亚对流动储蓄超过100万比尔的微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率要求是20%，比商业银行15%的标准要高。
(三)报告和非现场监管制度
在微型金融监管方面，报告和非现场监管制度更为重要。考虑到微型金融贷款组合的单一性和容易迅速恶化的潜在风险，一个相对严格的报告制度有利于监管者获得有用、及时的信息。例如，秘鲁要求微型金融机构每天、每周以及每月都要提交财务报告和其他事项；在埃塞俄比亚，微型金融机构则只需上报季度报告。
(四)对准入、运营、退出(升级)的监管
1、行业准入和退出要求。
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关于其准入和退出要求。一是明确批准机构。大多数国家对微型金融机构的许可权都在中央银行手中。比如在利比里亚的金融法案中就明确规定，微型金融机构的许可权在利比里亚的中央银行。二是规定了一些准入要求。除了上文提到的资本金要求外，对机构形式和治理要求等也提出了相关要求。
2、运营监管。
运营监管主要是对日常操作的几个方面进行监管，限制要求有：高利贷法律和利率上限、贷款记录要求和一些业务方面的限制，如开设分支机构、营业时间等。事实显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强制执行这些限制规则在短期内为微型金融机构创造了生存空间，但同时也带来倒闭风险。如尼日利亚，完善的内控制度降低了该国微型金融机构风险；秘鲁，微型金融机构倒闭的原因之一是内部控制系统没能发现贷款业务的不规范和恶化。
(五)一些鼓励措施
金融机构要遵守一系列的监管要求，不仅是资本充足率、合理的管理等核心审慎要求。同时，政策制定者要设计适应微型贷款现实情况的非审慎标准，以促进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如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在阿尔巴尼亚，针对不同类型微型金融机构采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储蓄和信用协会及其联盟由于他们的非盈利的本质而免税，但商业银行涉及到微型金融的部分要对其盈利收取10%的税。另外还有资金鼓励。
篇5
一、虚拟货币的概述
对于虚拟货币，目前学术界尚未明确定义。由于虚拟货币的产生源于互联网，而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所以虚拟货币在我国的兴起和发行时间并不长。就目前整体情况来看，我国经济领域中对于虚拟货币的研究成果普遍较少。从广义上来说，虚拟货币即流通于虚拟世界范围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流通过程中使用。而从狭义上来说，虚拟货币有多种类型的表现形式，包括游戏币、京豆等。以游戏币为例，人们可以通过现金购买游戏币，而在网络世界中，游戏币也可以当成现金被使用，但是游戏币的使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局限于游戏内部系统，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这种货币。
篇6
1.内外经济失衡导致的升值压力
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按照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内储蓄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的差额。从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口赡养率下降将导致储蓄持续大幅的上升，但投资增幅相对较低，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是由于:(1)人口赡养率下降，储蓄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只能增加出口;(2)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裕，强化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增长;(3)人口赡养率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影响了进口，经济增长没有表现为进口需求的增加。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从1989年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导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持续大幅增长，经常项目也出现持续的巨额顺差。根据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仍将继续下降，到2010年降至40.7％，到2020年回升至48.2％，与1996年前后的水平相当。在这段时期，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顺差，顺差额占GDP的比重将先上升后回落。显然，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以及对外投资的相对不足，将使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升值压力之下。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吻合的。
2.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导致的升值压力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并且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部门，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为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会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本国货币升值和本国价格水平上升。这两种渠道都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我国在汇改前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导致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调整，汇率价格扭曲凸现。据国内外不同专家的估计，目前人民币币值被低估15%～40％。
人民币盯住美元，从有利方面看，经济没有汇率调整的风险和成本，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从不利方面看:(1)人民币汇率不能适时浮动带来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以及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和国民福利的降低，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政策操作成本高，市场不稳定;(2)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导致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为出口提供补贴，这种补贴通过国际贸易输送到国外;(3)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对汇率的失调适时做出反应，经济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紧缩）或其他内在机制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大。
从未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经济、人口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式、时机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汇率调整包括汇率制度、汇率水平、调整速度、调整时机等方面的内容。
1.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世界各国汇率制度的周期来看，证实了特定汇率制度的有限可维持性。也就是说，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由于汇率制度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影响且易变动，不确定性较大，因而，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2.汇率水平调整及其调整速度
汇率水平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短期作用较强，一步到位地让人民币在短时期内完成升值过程将是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策略应是小幅无规则升值；并且，每年的升幅应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以时间来换取汇率升值的空间，加大外资的时间成本来防止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涌入。这种“渐进式改革”在获取经济稳定的同时也付出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福利损失的代价，改革成本在较长时期内分摊。
3.汇率调整的时机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相对低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4.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1)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的影响集中在短期，其影响随时间消逝而消失较快;(3)由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关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不大，不满足ML条件，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的贸易顺差状况，特别是出口的汇率滞后弹性系数明显减小;(4)人民币升值对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对制造、纺织等行业影响较大。
三、人民币汇率调整：一项宏观调控工具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
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及其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从而改变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即汇率调整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汇率变动可以影响总需求及其总需求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配，所以，汇率具有杠杆效应，通过调整汇率可以调控经济。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2)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3)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4)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整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整作用;(5)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1)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2)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影响最大，而贸易部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并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政策搭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在这个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就资本市场而言，托宾q值升高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就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篇7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2005年1月～2008年12月收治需进行留置鼻胃管患者90例，其中男70例，女20例，年龄56～90岁，平均70.2岁。随机分成两组，均使用硅胶鼻胃管。
方法：对照组按常规留置鼻胃管操作步骤置管；研究组于插管前取用胃镜胶浆10滴，滴于插管侧鼻孔内(可咽下)，并将胃镜胶浆6ml含于咽喉部5分钟后缓慢咽下。首先插管前要与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取得患者的有效配合，其次要正确，颈部要尽最大限度的屈曲，下颌接近胸骨柄；在插至喉部要求患者做吞咽动作，在患者做吞咽动作时迅速把鼻胃管往里送，动作要尽可能的与患者一致。如果保留鼻胃管期间，出现恶心呕吐，主要是要保证鼻胃管尽可能少的在咽部移动，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给患者以鼓励，让患者尽可能地去适应。
观察内容：观察两组的不良反应情况与一次插管成功率。
结 果
两组留置鼻胃管出现不良反应情况比较：两组置鼻胃管时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进行X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见表1。
两组一次插管成功率比较：研究组一次置管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见表2。
讨 论
胃镜胶浆在置鼻胃管过程中的作用：胃镜剂用于上消化道内镜检查时对食道表面起麻醉、作用，有效减轻胃镜检查时所带来的痛苦，并能显著消除胃内气泡，提高胃镜视野清晰度以及胃镜检查胃部准确率，为普及胃镜检查手段提供最佳辅助条件。经临床证明，口服“胃镜剂”具有明显减轻患者痛苦，上消化道，有效消除胃病患者胃内黏液和气泡，减少胃镜禁忌症的发生，提高胃镜检查胃病准确率的辅助作用。
护理事项：由于患者丧失吞咽功能或者处于昏迷状态，会厌不能随吞咽完全盖住喉口，插管时易误入气管内，因此应特别慎重。一般成人鼻胃管插入50～55cm，按要求插入后，可采用在鼻胃管口端贴上几条棉絮或将管口置于装有少量凉开水的碗中以检查鼻胃管是否在呼吸道内。要证实鼻胃管是否在鼻胃内，可用抽胃液和注入空气以辨别，亦可用蓝色石蕊试纸试验胃液，或再注入空气，在胃区听到气体响声为准。在鼻胃管插入或留置过程中易发生并发症，如后鼻道出血、鼻翼鼻中隔溃疡、鼻胃出血穿孔、中耳炎、腮腺炎、呼吸系统合并症、细菌异常繁殖、水电解质紊乱等，应注意观察，及时处理。鼻胃管应每周更换1次，留置期间固定要牢靠，胶布可经常更换，以保持整洁。换鼻胃管应在当天最后1次鼻饲完后，夹住鼻胃管开口端拔出，清洁鼻腔，待第2天早晨再从另一鼻孔插入。灌注前应先把气管内痰吸干净，以免鼻饲过程中吸痰咳嗽，引起呕吐造成窒息。灌注量每次不超过200ml，速度应慢。灌注后30分钟不宜搬动患者。冬天应将流质食加温后注入鼻胃内，再用少量温开水冲尽鼻胃管内流质，最后将鼻胃管开口端反折，用胶布扎紧。
本研究果显示，两组置鼻胃管时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进行X2检验，有显著性差异(P＜0.01)。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研究组一次置管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总之，由于患者不配合、昏迷或鼻胃管盘在口中等多种因素的存在，通常导致一次性插鼻胃管不成功。针对上述情况，研究出一套既减轻患者的痛苦，又提高一次插管成功率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张德英,樊晋,王启仙,等.快速插胃管法的临床应用［J］.护理学杂志,1997,12(3):186-187.
2 张红艳,任安菊.缓速与快速置胃管方法的效果观察［J］.护理学杂志,2002,17(3):164.
3 程德志,孙成超,林超西,等.食管异物并主动脉食管瘘4例治疗体会［J］.中华外科杂志,2006,44(9):1002.
篇8
Observ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by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YANG Yu-xin. Henan Shangqiu Cit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hangqiu 467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by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Methods A total of 88 patients of chronic nasosinusitis， nasal polyp complicated with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and turbinate lesion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4 cases） and treatment group （44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for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with simultaneous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reatment and turbinate anaplasty. Curative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44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20 cured cases， 15 improved cases， and 9 ineffective case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9.5%. In the 44 cases of treatment group， there were 25 cured cases， 18 improved cases， and 1 ineffective case，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7.7%. The treatment group had much better curative effec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ir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Key words】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High deviation of nasal septum； Turbinate anaplasty
鼻窦炎主要是一个或多个鼻窦发生炎症， 属于人群高发病， 会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鼻窦炎分为两种， 一种是急性鼻窦炎， 一种是慢性鼻窦炎。急性鼻窦炎是由于呼吸道感染造成的， 同时并发细菌和病毒感染。慢性鼻窦炎是鼻窦的慢性化脓性炎症， 常见急性者中。鼻息肉是鼻部常见病， 由于重力作用使极度水肿的鼻腔鼻窦黏膜逐渐下垂而形成鼻息肉， 大都是因为慢性感染和变态反应而引起的[1]。而鼻中隔偏曲是导致鼻窦炎及鼻息肉发病的主要原因。作者就本院2011年12月～2013年1月收治的88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伴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病变患者进行治疗， 采用内窥镜鼻窦手术进行治疗， 同期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治疗。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1年12月～2013年1月收治的88例慢性鼻窦炎、鼻息肉伴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病变患者， 经诊断， 均符合慢性鼻窦炎、鼻息肉的诊断标准。88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44例）和治疗组（44例）， 对照组中男24例， 女20例， 年龄17～75岁；双侧26例， 单侧18例。经临床分型， Ⅰ型：Ⅰ期10例， Ⅱ期8例， Ⅲ期6例；Ⅱ型：Ⅰ期10例， Ⅱ期6例， Ⅲ期4例。病程1～6年。治疗组中男25例， 女19例， 年龄18～76岁；双侧28例， 单侧16例。经临床分型， Ⅰ型：Ⅰ期9例， Ⅱ期10例， Ⅲ期5例；Ⅱ型：Ⅰ期8例， Ⅱ期7例， Ⅲ期5例。病程1～6.5年。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鼻中隔高位偏曲， 出现鼻塞、头痛、脓涕， 少数患者有嗅觉减退等症状。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等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取仰卧位， 患者麻醉时， 除对于Ⅱ型Ⅲ期患者及极度紧张恐慌患者采取全身麻醉之外， 其余患者均采取局部麻醉。在手术过程中， 首先要将钩突切除， 根据患者病情不同， 相应的进行息肉摘除。其次开放筛泡、全筛窦、全蝶筛窦， 将上颌窦及额窦的自然开口进行扩大。对照组只需要根据病情， 相应切除变异中鼻甲作游离缘。治疗组患者首先进行鼻甲整形或鼻窦开放， 最后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矫正术。首先在患者左侧鼻腔中确定隔软骨和筛骨正中板交界处， 并在交界处前方的2.0 mm位置采取纵形切口将粘骨膜切除， 将左侧筛骨正中板和部分犁骨进行分离暴露， 然后分离骨与软骨交界处， 一直分离至对侧。将右侧筛骨正中板和部分犁骨进行暴露， 随后偏曲部分的骨质进行全面切除， 最后进行鼻甲整形和鼻窦开放[2]。
1. 2. 2 术后处理 术后48 h， 两组患者鼻内填物需要及时去除， 每天要用生理盐水对鼻腔进行5～6次的清洗， 使鼻腔引流保持通畅。将鼻腔内渗出物及血痂进行全面清理， 常规使用2～3周的抗生素， 避免患者出现感染， 采取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进行滴鼻， 减少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患者术后需随访1年， 每半月进行1次复查， 将鼻腔内血痂、异常分泌物进行及时清理， 并将粘连进行分离。
1. 3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经鼻内窥镜复查， 鼻腔及窦腔黏膜有着良好愈合， 窦口开放通畅。好转：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改善， 经鼻内窥镜复查， 鼻腔及窦腔黏膜局部红肿， 出现异常肉芽。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未得到改善， 经复查， 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改善。总有效率=治愈率+好转率。
1. 4 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两组患者经治疗， 治疗组总有效率97.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患者术后粘连和中隔鼻甲情况对比 治疗组患者粘连和中隔鼻甲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慢性鼻窦炎是鼻窦的慢性化脓性炎症， 常见于急性鼻窦炎患者中， 同时有多个鼻窦受累。主要分为单纯型慢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慢性鼻窦炎是鼻腔和一个或多个鼻窦黏膜的炎性病变， 鼻和鼻窦的黏膜具有连续性， 鼻窦黏膜出现炎症大都是由于鼻腔黏膜炎症导致的。而鼻腔黏膜炎症的病因或许是粘液纤毛系统受到损害， 遭到细菌感染， 出现炎症， 或是由黏膜肿胀引起的。窦口鼻道复合体的组成是由上颌窦口、前组筛窦、开口、筛漏斗及中鼻道组成的， 在慢性鼻窦炎中占据着主要部分。在治疗慢性鼻窦炎时， 就需要保证鼻腔通气和清洁， 而且开放窦口， 会对粘液的合成和分泌造成影响， 还会将粘液纤毛系统的微粒和细菌清除。鼻息肉是在重力作用下使鼻腔鼻窦黏膜下垂而形成。鼻息肉患者的临床症状主要为持续性鼻塞、嗅觉减退、鼻塞性鼻音、流涕、头痛及听力减退等。
鼻中隔偏曲对窦口鼻道复合体的解剖变异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特别是高位偏曲对窦口鼻道复合体的解剖变异起到重要作用。鼻中隔偏曲伴有偏曲同侧鼻腔窦口鼻道复合体区域的解剖变异， 也伴有偏曲对侧窦口鼻道复合体区域的解剖变异。在鼻窦炎的发病中， 鼻中隔偏曲同侧的中鼻甲反向偏曲、对侧的中鼻甲和改变鼻腔外侧壁结构的代偿性等都占有重要地位， 其作用不可忽视。
鼻中隔高位偏曲大部分是筛骨正中板偏曲， 在同侧偏曲中， 鼻甲会出现反向弯曲和外移现象， 对侧中鼻甲会出现代偿性增生。在手术治疗中， 若是没有对鼻中隔高位偏曲进行及时处理， 会对偏曲同侧鼻窦的开放造成严重影响。若是在手术中， 没有对鼻窦开放造成影响， 术后对患者进行内镜换药时， 会由于鼻道狭窄， 而导致中鼻甲损伤， 使中鼻甲和鼻腔外侧壁粘连， 筛窦腔闭锁。如果大部分切除患者偏曲同侧的中鼻甲， 会使窦口鼻道复合体失去保护作用， 很容易出现筛窦腔粘连。同时偏曲对侧也会造成中鼻甲出现代偿性增生。中鼻甲具有重要的解剖和生理功能， 会首先受到鼻腔呼吸气流的冲击[3]， 对中鼻道和各个窦口起到保护作用。
在本组研究中， 对照组给予内镜鼻窦手术， 治疗组给予内窥镜鼻窦手术同期处理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方法， 治疗组患者在给予内窥镜鼻窦手术治疗时， 进行鼻中隔高位偏曲矫正术和鼻甲整形术， 术后， 患者鼻塞、流涕、头昏等临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 治疗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内窥镜鼻窦手术同期处理鼻中隔高位偏曲及鼻甲整形， 可有效减少粘连， 明显改善鼻腔通气引流， 疗效显著， 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值得推广和使用。
参考文献
[1] 曾卫东， 骆文龙， 范贤勇， 等. 在内窥镜鼻窦手术中同期处理鼻中隔及中鼻甲整形的临床意义. 西部医学， 2010， 11（3）：4521.
篇9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年《经济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08年底，将有100万名大学生不能就业，2009年还将有592万名大学生毕业面临找工作，大学生就业问题非常严峻。在毕业生中，高职毕业生占到半壁江山。事实上，一些高职院校已然面临着毕业生出口困难的挑战。
一、高职毕业生就业的现状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政府关心的民生实事。金融危机已经使得中国出口形势恶化，而内部消费需求又短期难以提振，这将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继而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减少，最终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大部分企业都实施了裁员并停止了人才招聘引进。
二、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成因
1.社会因素：
高校扩招迅速，大学毕业人数大幅增加。自1999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扩大。据统计，我国2008年大学毕业生总数预计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比2006年增加146万人。一方面大学扩招，另一方面教学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大量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而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未能随着毕业生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多，造成僧多粥少的现象。
2.高职院校因素：
由于高职院校大多是从中专升格而来，因此，许多学校在办学的模式上仍摆脱不了过去的特点，重理论，轻实践，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普遍较差；而有的高职院校，无论是办学指导思想，还是人才培养模式，几乎都沿袭了普通高校的传统办学思路，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市场变化的需求，这就偏离了高职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尽管各高职院校对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十分重视，然而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指导工作起步较晚等原因，许多高职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还比较薄弱。这与国家要求的全程化就业指导思路相背离，且起不到明显的作用。
3、毕业生自身的因素：
主观能动性不强，消极等待学校和老师安排。有部分高职毕业生把就业当作是学校和家庭的事情，在就业上过分依赖学校或家庭安排，甚至等着老师来提醒和督促，自己不能够主动走向就业市场。因为受社会、家庭及各方面压力的影响，学生形成了不正确的就业观，盲目追求舒适安逸的工作环境，不认可基层工作。
三、解决高职毕业生就业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1、政府必须拿出更加具体的措施。当前的就业，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无论从政策、具体措施还是资金都要全力支持，给毕业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求职环境。对于那些搞欺骗的企业，必须严惩。
2、企业界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越是在危难时刻，越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和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你今天真正的帮助了一个大学生，明天就会有更多的大学生去帮助他人。只有全社会都积极关注并真正的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才算是真正的负起你的社会责任！而教育更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和长远之事！
3、高职院校要及时调整专业适应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只有紧跟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专业方向，并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上狠下功夫、作足文章，培养的学生才能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成为市场需要的“香饽饽”。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培养适合市场需要的合格的毕业生。
4、实施全程化就业指导，增强高职学生职业规划能力。高职院校要加强就业指导教育，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贯穿学生三年的学习过程。通过就业指导全程化教育，将职业规划纳入整个教学计划，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学的专业，对以后可能从事的相关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5、大学生自身更需努力。大学生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的去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不要因为有困难就停下了奋斗的脚步，也不要只会等待而不去行动。要树立起信心，调整好心态，不能因为一次或几次失败就失去信心，对工作不能挑三拣四，要切实树立“先择业、后创业”的原则。要乐观面对目前的就业形势，绝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转变思想，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务实就业期望，脚踏实地，从一线做起。
第六，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毕业生就业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不相符，从而形成了高职生难以就业，同时企业等用人单位缺乏适用人才的两难境地。高职院校要培养社会和企业需要的毕业生，就应该大力加强和用人单位的合作，了解企业对毕业生的实际要求。高校通过和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甚至是建立“订单式”培养方式，一方面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基地，帮助学生提高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将自己对员工的要求反馈给学校，学校按照用人单位要求适当调整培养课程，为企业提供挑选合适员工的机会。
当今的大学生和社会的接触仍旧很不完善，高校、社会各方面和大学生本身都积极努力行动起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努力帮助大学生就业，共同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相信经济危机下的大学生就业才会更好！更相信高职毕业生在广阔的社会一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
篇10
临床上有很多患者由于疾病本身或治疗需要，通常要借助放置空肠喂养管进行肠内营养。肠内营养比肠外营养更有利于危重患者恢复胃肠道功能和维护肠粘膜屏障功能，减少返流后误吸引起的肺部感染，同时总的住院费用大大降低，今年来放置鼻-空肠营养管行肠内营养越来越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1]，我院的25例病人经鼻利用电子胃镜技术将空肠管从鼻腔放置到空肠，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临床资料 25例患者均是2010年1月-2011年1月间我院住院病人。其中男13例，女12例，年龄38-89岁，其中胃癌晚期5例，胃大切术后吻合口瘘9例，急性胰腺炎9例，胰腺癌2例,以上病人均长期不能进食,故需采取鼻-空肠营养管肠内营养方式。
1.2 手术方法
1.2.1 器械 GIF-Q180型胃镜，螺旋性空肠营养管，长150cm，外径为0.33cm。心电监护，异物钳、50ml注射器、生理盐水、石蜡油等。
1.2.2 置管方法 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生命体征暂时平稳床旁监护。患者常规静脉推注眯哒唑仑镇静治疗以减轻病人的不适，25例患者采用有利于操作的左侧位或平卧位，患者采用左侧位困难时可将右侧抬高，床头抬高。检查并清洁鼻腔，先将鼻-空肠喂养管前段，由鼻孔插入至咽喉部，在电子胃镜直视下，用异物钳夹住鼻-空肠管的头端，与胃镜同步下送到胃腔，观察食管、胃及十二肠有无病变和梗阻，然后推送到十二指肠降段，此时固定住鼻-空肠管，异物钳夹住管保持原位，然后胃镜退出十二指肠到胃腔，后放松异物钳并后退至胃腔。用异物钳夹住胃腔内鼻-空肠管管身，再次推送鼻-空肠管至空肠。几次之后可以将其推送至Treitz韧带以下大约20-40cm。然后护士固定鼻-空肠管。退出胃镜，抽出鼻肠管导丝。
1.3 护理配合
1.3.1 术前护理
1.3.1.1 心理护理 由于插胃镜时有明显的不适感，患者对该操作的不了解，很容易对放置鼻-空肠营养管有畏惧心理，产生抵触情绪。插管前向患者介绍插管的目的、过程、意义，增加患者的信心，减少恐惧抵触情绪。
1.3.1.2 术前准备 术前全面了解每位置管者病史，正确掌握适应症，谨慎排除禁忌证，术前8小时禁食，术前30min给予眯达唑仑镇静。为应付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术前应认真准备检查有关设备和药品，熟悉抢救程序，掌握抢救技术。因为电子胃镜下放置鼻-空肠管的操作时间较长，手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面色反应等情况，病情重者应给予心电监护、氧气吸入等[2]，以确保医疗安全。
1.3.2 术中配合 患者取左侧卧位或平卧位，插管过程应手法轻柔，切忌粗暴。异物夹鼻-空肠管时，位置应与管垂直，以便于钳夹。异物钳夹住鼻-空肠管后,应靠近胃镜头端,便于随胃镜送入。后退胃镜要缓慢,要用异物钳固定鼻-空肠管，固定降段退内镜到胃腔、固定胃底退胃镜到食道，防止鼻-空肠管随内镜脱出。为了防止营养管发生盘旋,折叠。可以再送管前先往管内注入生理盐水使营养管变直、变硬而利于送入空肠内。送管如遇阻力或管打折、弯曲时,应稍向后退，调整方向后再置入。
1.3.3 术后护理 妥善固定营养管，防止营养管移位、脱出。做到每4小时检查1次管的位置，测量管外露部分的长度，做好记录。25例患者鼻-空肠营养管均固定良好，无脱出。保持营养管通畅，防止堵塞。每天肠内营养前后均用温开水30-50mL冲洗营养管[3]，在需要连续输注营养液时，每4小时用温开水冲管1次，口服药要碾碎溶解后注入，肠内营养液要求是不稠的无渣流质，中性最合适，营养液的温度控制在35度-38度之间。腹泻最为常见肠道并发症[4]。因此在营养管的接口处覆盖无菌纱布每班更换，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程，并观察患者的大便次数、量、性质,定时送检。积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2 结果 25例患者鼻-空肠管均置放成功，平均操作时间为(18±3)min，平均置管深度为(95±5)cm。置管成功率100%。经床旁电子胃镜证实25例患者均成功将鼻-空肠营养管放置入空肠。置管过程中和置管后均未发生任何并发症。
3 讨论 通过电子胃镜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符合人体生理需要，安全、操作简单、成功率高。医患易于接受，为临床建立肠内营养，减少胃内返流引起的肺部感染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该技术也避免了反复插胃管给病人带来的痛苦，安全有效的行胃肠营养，大大降低了因胃内返流并发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方便病人出科或者回家后的胃肠营养的补充，保证肠内营养的及时有效的补充。但手术过程还需要医生护理人员术前、术中、术后的密切配合以及术后并发症的观察。因此，护士应注意各阶段护理要点，保障患者安全。应不断总结经验，缩短置管时间，提高成功率。为病人提供更可靠并行之有效的肠内营养法。
参考文献
[1] 赵春生,李云峰,张莹等.胃镜引导下置入鼻-空肠营养管的临床应用[J].云南医药,2007,28(1):53.
篇11
一、信号分析模型
信号分析模型(KLR)是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于1998年首先提出的。它以经济周期转折的信号理论为基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货币危机发生的原因，确定哪些经济变量可以用于货币危机的预测，然后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来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联系的变量，以此作为货币危机发生的先行指标。信号分析模型分四步进行：(1)确定货币危机的原因和危机预警时段；(2)运用历史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确定与货币危机有显着关系的变量，进而确定先行变量；(3)按照噪声一信号比的最小化规则，确定阈值；(4)一旦经济中相应指标变动超过阈值，则将之视为货币危机即将在24个月内发生的信号。由于KLR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分析是单独进行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变量模型。
为了克服KLR模型的单变量属性，Kaminsky(1999)进一步对发生货币危机信号的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它提出了4个预测危机的复合指标，1个复合指标是对各预警指标发出信号数的简单加总，另外3个复合指标则分别考虑了指标分布不均衡、指标时间延续性以及指标不同权重。通过对预测指标的扩展，KLR模型已经能够较好地处理预警结果输出的单一化问题，并利用多个复合指标可以更好地发送预警信息，极大地改善了预警效果。
Kaminsky(2003)又进一步提出了多状态KLP模型。他将货币危机分为6种，即经常账户恶化型危机、财政赤字型危机、金融过剩型危机、国家外债型危机、国际资本流动突然逆转型危机和自我实现型危机。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前4种，其发生与受害国经济的脆弱性有关；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通常属于后两种，经济基本面通常良好，多由不利的国际市场形势所致。这样一来，KLR模型可以在对货币危机预警的同时，进一步将货币危机的损失与其类型联系在一起，厘清对货币危机深度的认识。
信号分析模型经过不断修正完善，已经成为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它可以根据多个变量发出的信号估计危机发生的概率，同时有效提供关于危机根源和广度的信息，但该模型也存在一些明显不足：(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及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KLR模型的隐含假设是在解释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一个特定的函数关系，即阶跃函数关系，这一界定使得模型无法对一个变量是刚刚超过阈值，还是大幅超过阈值进行区分，因而使得变量提供的信息未能充分利用；(3)模型指标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仍避免不了倾向性；(4)虽然通过加权平均解决了预警指标的单一化问题，但由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仍未纳入考虑，因此，这种汇总是表面的。
二、离散选择模型
针对信号分析模型的上述缺陷，有学者提出了离散选择模型，它最重要的突破在于通过纳入新的解释变量来扩展模型，进而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变量。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种：
Frankel和Rose(1997)构建的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面板Probit模型。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极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从而根据估计出来的参数，建立用于外推估计某个国家在未来某一年发生货币危机可能性的大小。该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譬如在FDI流入枯竭、外汇储备较少、国内信贷增长迅速、实际汇率高估的时期等，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大。此后，Andrew Berv和Catherine Pattilo(1998)对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及墨西哥、阿根廷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进行预测，但准确度并不高。
BussiOre和Fratzscher(2002)认为二元Probit模型混同了危机前的诱发期和危机后的恢复期，而实际上在这两个时期危机预警指标的表现具有很大差异，他们将外汇变动分为三种状态或时期，即货币危机平静期、诱发期和恢复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三元应变量Logit模型进行危机预测。该模型对32个国家1993年12月至2001年9月的月度数据验证，预测效果还比较理想，在样本内可正确预测73％的诱发期和85％的平静期，在样本外预测亚洲金融危机时，可以正确预测57％的诱发期和83％的平静期。此后，Kumar等(2003)提出了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Logit模型，该模型使用32个发展中国家1985，1999年数据，主要分析了利率调整引起并未预期到的货币贬值，以及总货币贬值水平超过以往水平的情形。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
应该说，离散选择模型出现了从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拓展到多元离散选择模型的方向，且模型的预测值较好解释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1)模型中存在将连续变量转换为二元或多元离散变量后信息的损失，而且没有确立一个根据预警危机和避免噪声的能力对变量进行排序的标准；(2)不同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所以假设参数恒常的面板模型在货币危机的预警方面通常表现很差(Abiad，2003)；(3)由于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的可能，这直接限制了更多变量的采用，最终影响对危机预测的准确性。 。
三、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
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模型(Markov—switchingModel)是体制转换模型中最常见的形式。它将结构性的变化视作一种机制向另一种机制的转换，譬如金融运行特征发生的显着变化，包括大幅起落或中断，汇率急剧下降、经济增长趋势逆转等，进而将结构变化内生化进行估计。
Martinez-Peria(2002)提出了一个带有动态转换概率的状态转换模型，该模型采用两种形式：一是汇率转换模型，假设汇率是一个AR(4)过程；二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内生变量有3个，即汇率、利率和外汇储备，均服从一阶Var过程。在此基础上，他直接对投机供给建模，同时加入预期因素，对1979-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投机性冲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没有考虑变量状态转换性质的模型可能存在设定偏误问题，经济基本面和预期因素共同决定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转贴于
Abiad(2003)也将体制转换模型用于预测货币危机，他首先拓展了预警指标，即宏观经济指标、资本流动指标和金融脆弱性指标三类，而后采用单参数检验显着的预警指标分别对1972～1999年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5国是否发生货币危机进行了预警。研究表明，体制转换模型预测货币危机的准确性比已有的预警方法更高，同时发出的错误信号更少。在Abiad研究的基础上，张伟(2004)进一步验证了Abiad的结论，他通过扩大研究范围、改变样本区间、选择不同的预警自变量，更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体制转换模型在建立货币危机预警系统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该模型的预警能力较强，时效性也较强。
应该说Maikov-switching模型通过估计过程中将结构变化内生化，充分利用因变量本身的动态信息，有效避免与阈值设置相关的各类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把连续变量转换为离散变量所造成的信息损失。但该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预警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引入制度变量，及将时间序列模型扩展为组合模型，这都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数据频率进行相应的调整，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四、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是一种基于连接学说构造的通信生物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人脑的思维特征，通过合理的样本训练、学习专家的经验、模拟专家的行为，并通过引入非线性转换函数来求解各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从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模式识别能力和高速信息处理的能力。近年来，ANN在货币危机预警的应用程度不断提高，极大促进了预警建模和估计动态系统的发展。
Fratzscher(2002)提出一个多层感知器ANN模型，以克服困扰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的数据开采和样本外预警效果差的问题。他对1990～2000年欧洲5个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预测，模型的网络输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技术指标，而且在预测前，他应用R/S分析方法对上述几个货币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多层感知器ANN模型的预测结果优于其他模型，多层感知器ANN模型70％的方向预测准确率大大超过了KLR模型50％的准确率。
Click等人(2005)提出了一个应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进行货币危机预警的模型。他们利用1998～1999年的日度数据以测度市场情绪，变量包括汇率(以美元度量)、股票价格指数、银行间利率、储蓄利率，其结果在预测精度上和统计性质上优于其他模型，尤其是作为比较基准的随机游动模型。
Lin等(2006)进一步引入了模糊逻辑的推理功能，提出了数据导向的神经模糊模型(NFM)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警。NFM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经济体在货币危机爆发前后的表现有明显差异，且这种反常行为具有再发性。该文在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的基础上，使用了1970～1998年2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与Probit模型相比，NFM不但具有更好的样本外预警能力，该模型还提供了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信息。
但是，用神经网络组合模型进行货币危机预警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神经网络自身的优化问题。如隐藏层数及隐藏层结点数的确定、激活函数的确定、局部最优等。神经网络的结构直接影响着预测效果。此外，神经网络可以根据残差最小的原则不断地调整参数来改变预测效果，但是它不能改变输入数据，而货币等金融数据往往是波动的。存在噪音的。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除噪，优化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其他预警模型
对货币危机使用的其他预警模型还有：
1 DCSD模型。DCSD预警系统是由Andrew和Pattillo(1999)在FR回归预警模型与KLR信号预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而成。该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大多数指标与危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这一线性关系在临界值处有一个跳动，随后将继续以更大的倾斜度线性相关。因此，它采用一般到特殊的方法来简化分段线性模型的形式，直至得出最终最简化的模型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先按显着性递增的次序对所有的预测变量(解释变量)进行排序，通常用每个预测解释变量所对应三项的显着性的检验统计量来进行排序，将显着性不强的变量从模型中去除，最终可获得最简化的模型形式。
2 费舍尔判别分析(FDA)模型。FDA模型是一种单模态分析方法。它借助方差分析的思想，选择一个最优的投影向量w，同时使得在投影空间中的类与类之间的差异尽可能的大，确保投影到一维空间上的样本具有较好的可分离性。Bardos(1998)指出，FDA的优势在于其稳健性、易解释性，技术上简单，容易维持。Burkart和Coudert(2002)认为，已有预警模型繁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无法区别类似的变量，也无法决定其各自的权重。有鉴于此，作者利用15个新兴国家1980～1998年间的季度数据，构建了FDA预警模型。但结果显示，FDA与Logit和Iprobit模型的结果无显着差别，尽管受到多重共线性的困扰，后者的预警功能还是要I：gFDA更强。
3 Duration模型。Tudela(2004)考察了20个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1970～1997年间的货币危机。文章通过引入钉住汇率的连续维持期及其久期，分析了货币危机的时间依赖问题，结果显示，维持期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这表明，汇率调整的政治成本是随着钉住汇率维持期的长短而变化的，旨在保护汇率的稳定政策的可信度的提高会减少放弃钉住的概率。
4 极值理论中的POT模型。极值理论是一门用来分析和预测异常现象或者小概率事件风险的模型技术，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评估极端事件的风险。近年发展起来的Porrg型(Peaks Over Threshold)是对观察值中所有超过某一较大阈值的数据建模，由于POT模型有效地使用了有限的极端观察值，因此通常被认为在实践中是最有用的。Schardax(2002)把极值理论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当中，通过对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前后东欧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POT模型对货币危机有良好的适用性，样本内的解释力能达到70.81％，并且它对样本外的预测能力也非常高。但是，极值理论应用于货币危机预警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数据的不足也是这种方法运用的一个制约因素。尽管可以通过模拟方法来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但成本相对较高。
六、结论及建议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货币危机预警的研究，不难发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 偏重研究模型的改进，对有关风险预警的定性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研究更偏重数据模型的使用，但考虑到具体国别不同，特别是政治制度、经济环境、开放程度和金融体制等的不同，因此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选择模型，特别是还应该注重专家的综合评估意见及审慎分析，来加强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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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研究和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社会悲剧的发生几率或者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①在人们朝着这一总体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对这一领域的介入和拓展，都是从多个方向先后汇聚进来的。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做简单的考察：
一是在危机管理的对象上，先是集中在军事、国防等一些专门的领域，而后逐步拓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逐渐从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灾害领域扩展到社会事件、社会心理、环境、气候、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危机管理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大，对此，伦斯曾形象地把危机传播研究称为“多样的、正在进化的领域”。②
二是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先是做各种局部的、断片化的研究，再逐步上升到总体的、系统性的思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重视对危机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而且，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如在危机中如何保护危机主体的安危，讨论危机组织自身的自主性、专业性、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传播沟通策略的有效性等问题。
三是经过了一个多角度、多学科背景的合力探索过程，然后有了整合诠释的理论体系。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这一阶段，多数学者在研究危机传播策略时都注意到了形象修复的重要性，于是产生了整体的“形象战略理论”。20世纪末期以来，危机传播研究在微观上研究的内容更加细致。同时更注重从宏观上增加危机传播中的内容建设，建立信息传播的应急预案。
在西方危机传播研究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斯蒂文・芬克的阶段分析理论，将危机划分为四个阶段；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关注“组织在危机发生时说了些什么”，同时提出了否认、逃避责任、减少敌意、亡羊补牢和自责等五大战略方法；海瑞特的辩解策略，目的在使被指控的错误举动能获得较为正面或是中立的看法；托马斯・伯克兰的焦点事件理论，认为突然发生的和不可预知的事件（焦点事件）在促进公共政策讨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格鲁尼格和亨特的卓越理论（也被称为“优化理论”）。
近年来，库姆斯的“情景式危机传播理论”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这一理论的突破，在于重视和注意到不同危机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危机发生时特有的情境背景，从而使得危机决策能够根据不同的情景而做出不同的选择。库姆斯将所有的危机总结归类为受害者型、意外型、可预防型三大类共13种具体类型，将反应策略分为否认型、弱化型和重建型三大类10种具体类型，两者相互对应，即可确定每次危机的具体反应策略。
以上的这些理论源头，最终都汇集到了危机传播中来，并经过整合逐步向较为完整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体系发展。这些理论准备，在思想认识层面为危机传播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奠定了基础，也促使各国政府将之应用到实践当中，逐步在各个行业、各个层级建立起了制度化的危机传播管理方案。
实践发展与体系建立
与理论探索相对应，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将更多的危机带到人们面前。这更从现实需求的角度，迫使人们充分重视并以有效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危机。
各类危机的高频次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无论是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社会的风险思想”，都为我们揭示出了其中的规律。
相对于传统危机而言，现代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体现在危机主客体的不确定性及影响范围的深度和广度上。现代危机具有对大规模人群的巨大冲击作用，如金融危机，几乎影响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现代危机会对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影响。现代危机具有动态及跨界效果，危机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借助现代传播工具进行跨界传播。同时，长时间可重复的威胁会不停地出现，比如，气候异常、恐怖袭击等问题。现代危机还会对组织的运行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有时会导致组织迅速而长期地改变其运行体系。
这些变化，一方面说明危机本身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也为危机传播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更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危机传播这一具有高度实践性特点的领域来说，更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环境和实践工作，及时予以推进和发展。危机传播研究在西方20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已经证明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的不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制度建设和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
比如，在各类危机频频爆发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完善国家危机管理，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危机管理体系，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不同的方面，建立了以内阁首相为危机管理最高指挥官的危机管理体系，负责全国的危机管理。健全的危机管理法制，顺畅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提高了日本全国的危机应对能力。
再比如，为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许多发达国家都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如美国还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资源目录，一旦危机爆发，可以清楚地知道从什么地方调配什么资源，动用哪些设施。而美、日、韩等国都建立了应对危机基金，将危机管理经费纳入国家预算体系，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③
目前，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基础， 以突发事件应急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突发事件”（与危机高度重合的一个概念）信息传播法律制度体系。在法律制度层面，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法规包括三方面内容：1.《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法；2.应对特定突发事件的单行立法，包括《防震减灾法》、《防洪法》等；3.部门管理法中关于应对突发事件的条款，如《安全生产法》、《食品卫生法》等关于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的应对条款。④
体系建立中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危机管理制度的确立，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形成一种共识和行为规范。而制度本身的内容，只是从法律规章的角度建立起了危机应对的框架，许多具体问题、操作问题，还需要更细致完备的管理体系的建设才能得以完成。
建立危机管理体系，是在日常的管理制度中，将危机管理纳入进去。其建设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从过程方面来说，应该涵盖危机的监测、预警、应对、恢复等环节，形成闭合的循环过程；从机构方面来说，要成立危机管理委员会或者危机管理小组，明确日常的工作机构和危机应对期间的工作机构，明确各个机构的权责；从运行机制方面来说，要形成流畅高效的工作流程和敏锐适用的反应机制；从体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讲，要制定危机管理体系的目标和原则，分析确定潜在危机的主题和监测范围，制定各种不同的危机应对预案；同时，还要注意日常的培训演练，在组织成员中树立危机意识，建立组织的危机文化。一般而言，在危机传播管理体系的建设中，机构建设、岗位设置、责任明确等问题容易解决，而要将危机意识、危机观念深植进每个人心中，以及建立相应的文化氛围，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在当前的传播环境下，完善的危机传播管理体系，最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即在于建立组织的危机预警体系，包括危机信息的监测、研判和预警信息的等环节。网络媒体的发展，为全方位24小时监测组织的危机信息提供了便利，有效提高了危机预警的效率，使组织可以在第一时间获知有可能引发自身危机的各种信息，迅速作出研判和进一步的反应，及时预警。当然，对危机信息的准确研判，目前还是整个危机传播管理体系中的难点之一，需要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在有大量经验性认识的基础上完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们对各种行为的预测分析能力会进一步提升，这一问题也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不同的主体建立危机传播管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各自所处的传播环境的特殊性，注意到宏观的危机管理制度的制约。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危机传播管理制度的特殊性，在危机传播体系的建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地看，多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稳定，所以，专门的危机传播制度方面的建设较少。随着近年来危机发生频率的增加，对危机传播管理机制的要求逐步提高。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与欧美许多国家相比， 我国的危机传播制度还不够完备。以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监测和控制为例， 我国尚未形成反应灵敏、运转协调、信息完备的完整体系。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信息制度缺失，可以说只是我国当前危机信息传播制度不健全的一个缩影，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缺失。⑤同时，在今天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传播环境下，以往的传统危机管理策略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⑥即使这些理论的研究者们，自己也在不断进行相关理论的扬弃和深化。相应的实践，也在不断得到完善，制度建设和体系建设也都应该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注释：
①廖为建 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及其借鉴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卷，第8期，第18页
②Reinsch，J.W.Some assessments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from social science cit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1996.
③刘萍萍 韩文秀 裴葆春：《发达国家危机管理机制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设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62页
④王万华：《略论我国社会预警和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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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343例，男247例，女96例，年龄7～78岁。主诉为声嘶、咽异物感、咽痛、异物，血痰、鼻出血、耳鸣等，无呼吸困难的病例。
1.2 检查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或坐位，成人全部采用黏膜表面麻醉，根据诊治部位用1%地卡因作鼻腔、鼻咽、口咽及喉咽表面麻醉（分3次以上，每次间隔3分钟），如需作喉部手术、活检或其他治疗者，再用喉麻钳重点麻醉两侧梨状窝、会厌喉面及杓关会厌襞杓间区1次，每次3分钟，还需用1%的地卡因1 ml滴入喉腔内，作声门黏膜表面麻醉；儿童采用异丙酚静脉复合麻醉。
无鼻腔狭窄或阻塞的病例经鼻腔进镜，诊治前需用1%麻黄素收缩鼻腔黏膜，方便电子纤维支气管镜顺利通过；鼻腔狭窄或阻塞的病例诊治咽喉疾病时则经口插镜，在上下牙之间放阻咬器，防止电子纤维支气管镜被损坏。电子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图像是通过监视器进行观察，有诊断价值的图像可被锁定，电脑保存，打印图像和诊断报告。
1.3 治疗方法
1.3.1 切除小肿物：通过电子纤维支气管镜的侧孔放息肉钳，切除息肉、小结及其他肿物，或取鼻咽喉部病变组织活检。
1.3.2 取异物：通过纤维支气管镜的侧孔放入息肉钳在电子纤维支气管镜的观察引导下，将异物取出。
1.3.3 微波治疗：从电子纤维支气管镜的侧孔入内窥镜线形治疗探头达病变处，根据病变情况，微波功率选为30～50 W，时间3～5秒，当探头与病变中心接触后，脚踏开关，将病变组织瞬间凝固、气化，并尽可能将已热凝变性的组织取出。
2 结果
6例因咽喉反射活跃及术者技术因素，治疗不彻底外，余所有患者都能顺利接受电子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及治疗。鼻腔及鼻咽部检查正常者93例，疑有病变者174例，行鼻腔或鼻咽部活检，其中鼻咽癌86例，鼻腔癌21例，鼻息肉16例，鼻咽恶性淋巴瘤14例，鼻咽纤维瘤7例，鼻咽部结核病6例，鼻咽息肉5例，腺样体残留5例，淋巴组织增生2例，鼻咽黏膜慢性炎2例。45例声带息肉及小结行切除法或热凝法术后2个月复查，除3例失访外，治愈35例（声嘶消失，检查声带无病变残留，运动良好），好转7例（声嘶好转，声带病变范围缩小，运动好）；16例喉腔病变均得以病理确诊，其中喉癌9例，喉结核4例，喉状瘤3例。15例喉咽部异物（多为鱼刺）均一次取出成功。
3 讨论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和电子喉镜同属新型内窥镜系统，其图像清晰，耳鼻喉科医生用其代替电子喉镜是完全可能的。通过利用电子纤维支气管进行鼻咽喉病的检查及治疗，我们发现具体有下列优点：（1）视野清晰，观察细致，可清晰观察到鼻咽喉各个部位，并可发现不对称的微小病灶。（2）简便易行，患者易于配合，尤其对于严重张口困难的患者及咽反射极度敏感者更具有优越性。（3）操作方便，既可经鼻腔进镜，亦可经口腔进镜，对鼻腔狭窄或阻塞的病例也不影响诊治咽喉疾病。（4）患者痛苦小，对于需作活检或治疗的患者更易接受。（5）视屏监视下放大后的病灶图像，可使活检病灶放大且较为清晰、直观，定位也比较准确，故活检准确率高，特别是对于微小病灶者更具优越性。（6）术中可以通过电脑保存图像，记录临床资料[1，2]。
电子纤维支气管镜能一镜多用，除了用于下呼吸道疾病检查及治疗外，还能用于鼻咽喉疾病的检查及治疗。因此，没有电子喉镜的医院，基本上可用电子纤维支气管镜替代，这样可减少医院购置贵重设备负担，对于基层医院更具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