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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关键是要转变粗放式、经验式的管理思维，充分考虑各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根据实际采取个性化、精细化的社会治理措施。应树立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多元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精准扶贫、精准交通、精准医疗、精准教育、精准养老等精准社会服务。将群众满意度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切实发挥绩效评估的纠偏功能，促进社会治理在高效化、实效化中实现精细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结合当前工作，就是要专业的人从事专业的工作，科学制定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党政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是一个综合性便民服务场所，但是业务比较多，专业性强，这就需要每个业务有专门的精通业务人员去办理。不像某些群众理解的，在这上班的就要能办理所有业务，这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相关行业办理流程。比如户籍业务，牵扯各种敏感信息，必须由专业的户籍警察办理。残联业务，残疾人的认定等都是有专业技术含量的，应由专业的人员负责。再如民政业务，低保户、五保户的认定，不能仅凭借来访群众铺摆的困难就下判断，还需要由村委会研究审核，民政部门入户研判才能下结论。综合服务的目的是群众简化手续、少跑路，多部门协作，部门间资源的互通与共享，信息的相互比对印证。
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完善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优化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宣泄的制度化机制，运用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完善信息汇集分析和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决策前的情况了解，制定过程的反馈修正机制。
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来便民服务大厅办理各种业务，大部分都能正常办理，但部分口线业务会存在纷争，这就需要工作人员的精细化操作。如社保业务中会存在群众反馈社保金缺失等，这就存在多种情况：1、未认证停发；2、配偶死亡后冒领社保金未退回停发；3、2019年省级系统升级导致导入数据与当前不符；4、老年人个人原因如健忘、夫妻间多张银行卡混淆等；5、与其他老人盲目比对。工作人员需要借助大数据、清单等多方面比对，结合经验判断原因，有时候还要结合银行、公安部门联合查询。
社会专业化、精细化治理就是要通过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工作理念和手段，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让群众满意。
篇2
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为社会输送专业人才的“基地”，一般比较强调专业技能的培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发现影响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不仅注重与应聘职位相对应的专业知识，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生的环境适应能力、性格、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等综合素质。也就是说，除了专业知识以外，“软实力”，即“非专业素质”也是影响学生就业的一项重要因素。非专业素质的培养不仅仅影响到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甚至对于就业结构、就业适应力、就业二次流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重视学生非专业素质的培养，提升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已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学生非专业素质方面存在问题
（一）“德”与“心”的缺乏
“德”当然指的是大学生的品德方面，目前大学生择业时考虑更多的不是对企业的奉献、长远的规划、自身的素养提升，而是自身获得的收益及如何去通过非正常途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例如，我们在就业市场经常听到的一个班能出好几个班长的现象。而有幸找到工作的一些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考虑的也不是自身价值的实现，而是工作环境的舒适性。“心”当然是指心理素质。这也是非专业素质里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今的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双向选择的社会，打破了以往的定向分配模式，这种既为广大的大学生提供了公平竞争和施展才华的机会，同时又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毕业生心理准备不足，出现焦虑、恐惧、自卑等不良心理状态，幻想依靠学校或者家人等其他社会关系帮助自己进行选择，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就业心理障碍。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一些学生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发展目标，不懂如何实现个人价值，有的甚至走向极端。这些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角色转变能力差，社会适应性弱
一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社会认知能力、客观的社会角色定位、实现社会角色的基本技能、社会交往的能力、自我完善与适应环境及其变化的能力等。对于刚出校门的学生，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往往不能尽快融入到社会的角色中去，容易出现盲目失落的心理状态，甚至自怨自艾，抱怨社会，走向难以适应社会的困境。对于出现的这种状况，我认为主要是学生自身自我定位不准确，团队意识薄弱，不能客观认识社会发展现状，自身缺乏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导致眼高手低，从而在困境中难以自拔。
（三）因循守旧，创新能力差
创新能力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经济竞争的核心。当今社会的竞争，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而在现行的严进宽出的大学体制下，大部分大学生在校期间比较容易放松，甚至放纵自身，无所事事，消遣度日，无心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毕业后除了学到了书本的一些专业知识外，身无一技之长，又不能很好地变通知识，把知识转化为能量，以致成为“庸才”。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非专业素质
（ 一）引起重视，加强引导
我们要从上而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高校在立足专业素质培养的同时， 要高度重视大学生非专业素质培养，尤其在德育及心智的培养方面，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心理承受能力、沟通和表达能力、团队意识等。学校更要从组织机构、资金支持上保障相关非专业素质教育的顺利开展，把大学生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辅导、素质拓展训练以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完整、科学的非专业素质教育平台。
（二）构建科学教育体系，提升学生适应社会能力
学校要注重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建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制度， 形成从入学到毕业贯穿整个学校教育的完整教育培养体系，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除了注重一般性的就业指导课程之外，学校还应多为学生寻找实习基地，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与实习实训双重身份的育人基地，使学校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让学生从感性上把握社会的整体就业形势，尽快融入社会角色。
（三）广泛开展各类创新活动，提升学生创新意识
学校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一种良好的学生科研氛围，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高校结合专业素质教育积极开展校内科技创新比赛、知识竞赛等创新活动，并加大宣传力度，让学生的思想形态由“让我创新”变为“我要创新”，从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创新氛围。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拿出适当资金用于奖励获得一定成就的学生，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
总之，非专业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大计，高校必须转变观念，重视对学生非专业素质培养，将非专业素质教育与专业素质教育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非专业素质教育也成为高校人才培养机制的重要一环，强化学生非专业素质培养，提升学生适应社会能力。同时，学校应在非专业素质教育的组织、资金、指导教师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积极探索非专业素质的更深层次内涵，研究非专业素质教育模式，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非专业素质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杨一平.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化与高校就业指导模式的变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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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畅.高职院校就业指导教师队伍模式的创新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11（11）.
篇3
一、高职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和意义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的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高职教师专业化”可理解为高职教师“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实际动手能力为基础，以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教育方法为依托，培养适应生产、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级实用型人才”的过程。所以，高职教师在专业发展上不仅应具备各类教师均应具备的多种素质要求，而且必须具备实践技艺型人才的各种素质，体现学术性、专业实践性和师范性统一发展的整合要求。高职教师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重任，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理论素养和学术水平，达到强调其学术性的要求。同时，由于高职教师主要是为生产建设和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技术实用型的人才，他们必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因此应强调高职教师的专业实践性。此外，高职教师还要必须体现教育教学的专业性，即师范性要求。
教育部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这就决定了“高职教师专业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技能性”与“实践性”，教师不仅要是教学专家，还必须具备行业专家的经验与能力。而社会服务职能是教师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研究职能向社会的延伸。所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师资队伍，将成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因素。
二、高职教师开展社会服务现状
目前，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主要有以下形式:教师参与行业、企业技术创新和开发，开展技术服务，提高校企合作能力；面向行业企业开展各类岗前、职后、转岗培训；面向社会、各类中职学校开展成人学历等继续教育，提高社会服务能力；以社会实践基地为依托，提供全方位的职业技术服务。无论采取哪种形式，教师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教师的活动直接体现了学校的活动。因此，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影响教师队伍质量，直接决定其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就教师个体和学校主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科研能力较弱。
科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职院校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也是开展技术服务的核心和基础。由于多数高职院校是从中等职业学校升格或是从成人院校转型而来的，某些教师的学历相对较低，缺乏科研方法，理论基础有待进一步提高；主持的科技研究与科技开发项目，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含金量不足，科技成果商品化、产品化的中间环节相当薄弱，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二）实践能力缺失。
实践能力的缺失是高职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大障碍。由于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来自于普通高校，多是在学科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造就出来的。其特点是具备专业理论知识，但因为没有受过职业教师的专业训练、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和专业实践技能，最终导致其创新意识欠缺。这些教师在实践教学与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动力机制缺失。
高职院校还未真正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学校不能满足企业要有利可图的需要，因此企业对教师社会服务工作支持力度不够。另外，由于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及教师社会服务激励政策与考核要求的缺失，导致多数教师疲于应付教学，没有时间也不愿为社区或社会开展服务工作。
三、以社会服务能力建设为平台，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作为一所地方高等职业院校，自启动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作以来，依托烟台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烟台职业学院立足烟台，服务山东，跟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蓝、高、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升级改造要求，贴近烟台市“十二五”时期提升发展制造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产业发展规划，打造与区域支柱产业高度关联融合的特色专业群，积极开展社会服务能力建设。学院以骨干校建设任务为依据，以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为突破口，积极引导和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
（一）构建“双驱双保、四级融合”的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提高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
将学院发展纳入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成立烟台市校企合作委员会，出台《烟台市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制订关于学生工伤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校企合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或制度；成立由市政府职能部门领导和企业领导参与的校企合作理事会，建立校企合作的管理制度、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优化校企合作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完善以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强、毕业生社会满意度高为驱动力，以政府政策支持和完善配套制度为保障、“政府推进、行业对接、校企联姻、项目嵌入”的“双驱双保、四级融合”体制机制。发挥政府的指导协调作用，主持实施全市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全面落实服务地方的办学定位，制订并实施新一轮的《烟台职业学院服务烟台行动计划》；发挥行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开展行业对接式合作。加入山东省会计学会、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等15家省、市行业协会或学会。牵头组建烟台市服务外包职教集团，积极参与烟台市11家职教集团的建设，在人才供求、职业标准认定、技术服务、顶岗实习、就业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充分利用企业优质资源，密切校企联姻式合作。继续加强与烟台张裕、富士康、东岳汽车、大宇造船等企业的合作，办好SMT等企业冠名订单班。继续推进校企双向兼职，鼓励教师到合作单位担任技术管理职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兼任系副主任或教研室副主任，开展课程开发、课题合作、职业培训等，实现在教学、科研、技术服务方面的深度合作；引入企业教学项目，扩大项目嵌入式合作。丰富和完善汽车工程系与丰田公司的T-TEP项目、与上海通用的ASEP项目，信息工程系与思科公司的CCNA项目，以及软件技术、应用电子技术专业嵌入服务外包项目等。
（二）健全社会服务体制机制，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服务活动。
建立社会服务工作领导小组，以技术服务为重点，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和平台，对全院社会服务机构和项目进行统一管理和统筹安排；在相关系部设立社会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将社会服务工作列入学校规划。出台了《鼓励教师进行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暂行办法》，对教师履行必要社会服务职责提出明确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将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情况纳入教师考核、职称评聘等指标体系，奖励社会服务成绩优异人员。
（三）实施“校企共赢”的科技服务模式，提高教师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
学院成立了应用技术研发与技术推广中心，通过各类研究所及“博士工作室”，面向社会、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等活动。
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与政府部门及威尔数据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开展“模糊图像的复原技术研究”、“实测车辆图像的目标检测与识别”及在物联网方向上的可配流程终端业务开发研究等；食品研究所将依托保健食品和葡萄酒两个研发中心，面向保健食品及水产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企业，重点进行功能性食品、海洋食品及葡萄酒和果蔬加工的研发和技术推广；模具设计制造研究所将与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成立“山东省华塑CAE/CAI技术应用推广中心”，面向山东省内企业和院校推广华塑CAE/CAI软件，开展注塑成形CAE技术的培训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公司将与烟台市会计师事务所联合进行财务管理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为30家以上企业提供财务咨询、税收筹划、内部审计、预算管理、企业风险管理、投资规划；为企业编制预算和设计方案，并提供有效的财务咨询、记账等服务；国际商务咨询服务工作室为国际食品果蔬博览会、APEC博览会、电子商务博览会等各种商务活动及地方中小型外贸企业，提供翻译、咨询等服务。各项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为企业创造价值累计达2亿元以上。
四、结语
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社会责任，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又决定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发展能力。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引导教师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教师“自我更新”的专业发展意识，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丰富职业生涯，长期保持同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成为技术和工艺大师，将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经验和科研成果，积极承担企业和社会的横向课题和服务项目，为区域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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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明忠，张建荣，王建初.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双师型”职教师资培养［J］.职业技术教育，2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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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荣，陈祝林，王建初.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点建设的思考［J］.教育改革与管理，2006（1）.
［5］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
［6］林金良等.从学校管理视野看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障碍与对策.教育与职业，2007（14）.
［7］张君华，左显兰.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及发展途径探讨.职教论坛，2008（21）.
［8］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
［9］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
［10］烟台职业学院骨干院校建设方案.2011.
［11］烟台职业学院骨干院校建设一周年案例汇编.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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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设置目标
依据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主要任职岗位需求，充分分析《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与分布情况，进一步提炼构建以岗位核心能力为核心的课程内容体系。针对职业院校学生多数具有较强的形象思维智能，能较快地获取经验性和策略性的知识，懂得“如何做”和“如何做得更好”的特点，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现有认知水平选取教学内容，充分发掘学生的价值与潜能，发展学生其个性，创设有利于学生展示不同才能的学习情境。
《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使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掌握广告策划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操作，培养学生的策划思维、创意思维，熟悉广告策划的基本流程，对广告策划的各环节、各因素的构成、特点、作用有基本把握，能够聚小组之力完成一个产品的广告策划案，为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1.1知识性目标
了解广告策划的基本概念与内涵，熟练掌握市场调查的方法，掌握广告策划系统性的工作流程，尝试制定广告活动的总体战略及策略，初步掌握广告策划案的写作方法。
通过对基础知识的学习，学生能够建立策划性思维，并可以根据市场状况，为企业或机构发现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能初步建立起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满足企业企划部、广告公司策划部的岗位工作要求。
1.2技能性目标
能够掌握市场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能够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具备分解广告策划方案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
通过对能力的培养，学生能够利用excel做简要的数据分析，能够以小组为单位撰写广告策划案，满足企业企划部、广告公司策划部的岗位工作要求。
1.3成长性目标
初步具备思辨能力，具有实事求是和创新意识，增强职业道德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对市场环境的分析、讨论，养成主动观察、积极思考、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引导学生积极合作，激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踊跃参与教学活动，加强自主创新的意识。鼓励学生主动演讲商品知识，展示自我，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2. 对《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认知与教学效果比较
我院从2010年开始在《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了《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经过3年的实践教学，通过比较分析反映出不同时段、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类型得出不同的效果。
2.1对《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认知
通过对我院2010级、2011级、2012级《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组织师生座谈会了解，学生集中反映的问题如下：
对《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认知，缺乏真正的了解，认为会展专业与广告关联性不大。原因在于学生普遍感觉会展专业的面太大，专业性不强，对会展行业发展前景的顾虑；很多学生对会展专业具体的职业技能还未深入了解，对专业技能的了解程度不深，没理顺专业的规律性，希望能因材施教，对专业技能及细节等有系统的了解；部分学生缺乏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学习较为迷惘；专业课程内容衔接性不强，感觉缺部分课并不影响继续学习，造成学生有旷课心理；部分老师上课照本宣科，课堂较为枯燥，希望教学中引入“专题式”教学，促进课堂活跃程度；希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训课多组织校外实践，在外出参观的过程中，能有老师讲解和引导；希望学校能在学生技能竞赛和大学生创业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
2.2对《广告策划与实务》的教学效果比较
态度决定一切，认知度高，态度端正，学习成绩好，适应社会能力强；反之，认知度低，没有学习态度，麻木直至，无法适应社会需求。为加深学生对《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认知度，通过对学生的认知度培养，在实践教学中逐步提升对《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认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对《广告策划与实务》的教学效果前后作一比较分析，如下表：（1-2）
提高认知培养前统计数据表1
提高认知培养前统计数据表2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主体，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学生能够善于观察、自主思考，从而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使学生在观察、思维、推理与判断、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提高，对于实务的处理能够利用所学理论与技法举一反三正确、灵活的运用，体现注重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目标。通过《广告策划与实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广告策划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处理服务建议书、市场调查报告、广告策划书的方法和技巧，能够增强其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各种思维和创新能力，并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篇5
关于信任的概念，众说纷纭，既有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理解，也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如甘比塔从微观的角度认为信任是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即信任者在多大程度上有理由相信被信任者的动机会引导他或她去按照信任者的利益行动（Willamson，2001）。福山则从宏观上认为信任是一种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上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信任度（福山，1998）。而国内学者李新春则从中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或治理机制，可以部分地代替法律等强制性约束制度，并指出对一个企业而言信任不是一项独立的资源，将它理解为一种制度环境或制度要素更为合理（李新春，2003）。所谓狭义上的信任就是指个人之间的人际信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表现为一种主观意愿；广义上则不仅可以指人际信任，还应包含制度信任，即人们表现出来的对制度环境或某项制度安排的信任。从以上关于信任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信任可以被理解为从绝对不信任到绝对信任的一个连续流。这种连续流可以是个体层面的也可以是社会层面的，而且，二者可以相互影响，也可以相互分离。比如说福山就认为我国是一个低社会信任度和高个人信任度的国家。同时，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社会现象，而且可以将信任看作影响一个国家企业治理效率、治理机制选择的重要变量，或者就将其认为是一种治理机制。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更倾向于将信任看作是影响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福山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的信任体系，这种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简单地认为我国是低社会信任度的国家值得商榷。如果观察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难发现我国的信任结构是不能简单地用低信任度来描述的。因为，在家族或延伸的合作团体中存在着极高的信任。相比之下，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区分较适合于我国的信任结构，但这两个概念是不清晰的。[1]相对于西方社会的普遍信任而言，我国是存在内外有别的特殊信任。我国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或者说，特殊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与家庭、家族相联系的。对于家庭、家族或家族化成员（自己人）表现出高度信任，而对于非家族（化）成员（外人） 则表现出很低的信任或不信任。这种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被李新春定义为家族主义信任。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信任原则。
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正是建立在这种家族主义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家庭内部最亲密成员之间的信任是一种本能的、潜意识的充分信任，因而，家族企业内部大量主要岗位都由他们占据。而对于家族企业内部的“族人”、“外人”则按照先生的“差序格局”原则，由亲到疏，信任程度也不断下降。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家族企业内非至亲的信任不是本能的、潜意识的充分信任，而是一个建立在个人特征化的信任编码、历史记录和动态的分类管理方式上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准家族化” 、“关系网络化”的过程。最初的信任仍然是建立在自然信任分类的基础上的，自然信任分类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关系特征来识别，如家族化差序结构与信任的基本对应关系。然后，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声誉、口碑不断积累对彼此的信任信息，在实践中不断排除不值得信任的人而逐渐重用值得信任之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即“至亲”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不信任的行为，家族企业主（家长）可以容忍，并可能给予他多次机会改过，这种本能的信任相当强烈；而“族人”虽然在信任的起点上比“外人”要高，但是最终和“外人”一样，即使信任程度能够不断积累，不断提高，但最终都难以达到与“至亲”相同的信任（这种趋势随着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族意识越来越淡薄的情况下愈加明显），而且，这种信任是不够稳定的，它必须借助一些附加的抵押（这种抵押可以是隐性的情感契约，也可以是显性的物质或报酬抵押）。由于这种信任的脆弱性，一旦出现不信任行为，这些人的信任度将迅速下降，甚至被逐出家族企业。这个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家族主义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
我国家族企业普遍的特殊性信任在李新春看来就是家族主义信任。这种信任特性的形成与我国长期来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但是，这种信任体系显然是难以无限拓展的。一方面家庭、家族成员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不断与外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实践检验信任需要成本。因此，家族信任只能是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
因而，这种信任特性就成了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变量。在企业的创业初期，经营规模小，拥有一个彼此充分信任，目标高度一致的团队是关键。家庭由于其天然的经济组织及家长权威、家庭成员之间心领神会等特性使其成为最好的企业创业组织形式。显然，家族信任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家族企业成为企业创业初期的基本组织形式的主要原因。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信任开始受到其固有的半封闭特性的限制，逐渐影响到企业的效率。然而，家族企业主一方面仍然要牢牢控制住企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适当调整其信任结构来适当提高企业效率。于是，家族企业主尝试着通过让信任起点较高的“族人”进入企业，并通过重复接触，对经得起信任检验的人委以较重要的任务，扩展信任半径，提高企业的适应性。此时，企业也开始考虑融入外部财务资本问题，但由于外部市场机制不健全，投资者也难以对家族企业产生信任，因而此时家族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少，即使有，也主要是进入企业的“族人”所带来的借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借款具有“抵押物”的性质。①
家族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族人”进入企业也不能满足企业扩张对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需要。此时，家族企业主又将其视角转向其“社交圈子”，因为这一部分“外人”相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接触的“外人”而言，他们的信任起点又要稍高。尤其，通过“圈子”内成员之间相互传递的信息和口碑，再加上“圈子”内的集体惩罚和声誉效应，“圈子”内的人或“圈子”内的人介绍的人成为家族企业扩充其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第三重备选择集。但此时，信任中的情感成分已经不高，更多地注重理性的算计信任（Williamson）。这些与家族企业主“圈子”相关的“外人”进入家族企业，一方面仍然会带有一些“抵押物”，如“圈子”内的友谊、声誉以及承诺等；另一方面，与算计信任相关的正式契约也逐渐普遍起来。此时，家族企业的治理出现了关系治理和正式契约治理并存的局面。家族企业治理向现代企业治理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家族企业主的社交圈子是有限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如通过朋友的朋友而延伸。但随着“圈子”的扩大，基于情感等非理性的信任成分会不断下降，而代之以基于理性算计的正式契约的制度性信任（也即西方的普遍信任）。当家族企业主已经大量向“圈子”外或者说信任起点非常低的“外人”开始融入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时，基于制度信任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就得以建立起来了。当然，在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作为“外人”的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的投资者的积极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力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家族主义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不同时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家族主义信任本身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也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概念，它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动态的概念。它是低普遍社会信任的必然产物，同时，它也是连接高普遍社会信任的桥梁。因而，我们将信任分为：家族信任、泛家族化信任、网络信任②和普遍信任四种形式，前面三种都可以称为家族主义信任。[2]在这个家族主义信任拓展的连续流的四个阶段上，家族企业主将相机地选择治理机制。
二、专业化分工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成长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而更多的是表现为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能够持续裂变出新的部门和岗位。建立在专门知识和技能基础上的分工可以带来“合作剩余”，它是要素所有者凭借集体协作获得的超过各自单个活动收益的总和，不仅包括一般的企业剩余，还包括全部的要素准租金，由“协作力”和“集体力”产生的效益。[3]
我国家族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是家族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需求越来越难以预测，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明显增强，客观上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企业家个体来说，其企业家能力不是一个恒量，也许能够跟随环境的变化和后天的积累更加提高，但也有可能是对外部迅速变化的环境越来越把握不住，企业家能力迅速下降。我国家族企业的创业者（企业家）绝大多数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因而其企业家能力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内部分工也不得不深化，如家族企业的创业初期，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工，企业主往往集经理、会计、营销人员于一体，属于典型的个体企业。但是，在企业规模扩大以后，再神通广大的企业家都难以集所有的事情于一身。
因而，无论是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还是做好企业内部的管理经营工作，家族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实现专业化分工。家族企业早期的分工几乎没有考虑专业化要求，主要是建立在经验、热情和默契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在超越家族范围之外搜寻和引入具备专门知识的外部人力资本作为人成为迫切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营销、技术、财务甚至是总经理的岗位让给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外人”也成为必须。因为，只有这些专用性人力资本才能为家族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才能保障家族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相应地，家族成员则可能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能力或相关的培训而不得不让出相关的岗位。可见，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Berle和Means(1932)所指出的“两权分离”的过程，对于委托问题的治理也就成了家族企业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是，我国家族企业对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往往是消极的。因为，虽然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可能会给家族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能够保障外部人按照家族企业主的意愿行事，为家族企业主的效用最大化而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家族企业构建完整有效的治理机制，而构建复杂的治理机制，对人进行监督、激励，还要让家族成员退出原有的岗位，都给家族企业主带来了现实的成本。显然，只有预期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收益大于家族企业付出的现实成本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的家族企业主才可能引入外部专业人。
所以，在专业化分工要求不是特别强烈时，家族企业将不会引入外部专业人，采用家族伦理治理（古典治理）模式；而当专业化分工要求比较高时，家族企业主仍然会在权衡预期收益和治理成本之后进行选择，而且选择的次序也是按照治理成本由小到大的顺序，结合前文中家族主义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影响，家族企业主对人的选择顺序是族人――圈内人――外人。而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则相应是泛家族治理――网络式治理③――现代式治理。
三、信任、专业化分工与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一个综合性描述框架
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5)所强调的资产专用性是关系契约形成的重要变量一样，笔者认为，信任也是形成关系契约非常重要的变量，这一点在家族企业治理机制演变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演变就是由基于高度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向基于普遍社会信任、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治理转变的过程。其中，信任形式的转变是基础。本文在周立新[4]将信任分为家族信任(基于家族主义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信任，即基于血缘、亲缘、姻缘基础之上的信任)、泛家族信任(基于地缘、业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信任)和社会信任(靠法律、法规制度和道德规范维系的普遍主义信任)三大类的基础上增加一种网络式信任。这种信任是从泛家族信任中独立出来的一种集情感信任和算计信任于一身的信任，由于它不同于泛家族信任先将信任对象“准家族化”之后给予普遍的情感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主动降低情感信任而辅以正式契约的制度信任，并且它是由特殊信任向社会普遍信任过渡的重要中间形式，因而有独立成类的必要性。信任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信任度越高，包含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显然，信任不是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唯一重要的变量。家族企业主对治理机制的选择是在权衡交易成本节约和企业效率提高两者的基础上作出的。而影响企业效率（或者说家族企业主效用）的一个关键变量是专业化分工。一般来说，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外部不确定性越大，企业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主要指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就越高。同时，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企业的效率越高。因而，专业化分工也是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重要变量。
那么，信任和专业化分工是彼此孤立地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中，它们相互影响并最后共同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通常而言，信任度越低，即使外部环境迫切要求企业实施专业化分工，家族企业主也会因为担心外部人不可信任而不愿意引进外部专业人力资本。同样，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高则越要求较高的社会普遍信任，因为，如果不存在较高的普遍社会信任，则道德风险盛行，成本高昂，进而影响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因而，信任和专业化分工相互影响，并最终分别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和企业效率进而决定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我们用以下综合性描述框架来分析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模式：
1-当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很低时，创业者往往会用基于血缘关系的高度家族信任予以替代社会信任，以家族企业的形式作为主要的创业形式。原因在于，家族信任尤其是至亲间的信任是自发和相互的，而且由于家族成员长期生活在一起，对彼此的习性非常了解。成员之间的默契和充分信任大大降低了缔约成本、成本等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企业处于创业初期，家族成员在“共患难”的情况下，这种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当专业化分工程度也很低的情况下（如传统产业的小规模家族企业），家族内部成员足以应付企业内部的各种活动，家族企业主“能人”的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进一步树立了家族企业主的权威。此时，集“企业家”、“核心签约人”、“家长”三重身份于一身的家族企业主本身就是效率的代表。因而，在社会普遍信任很低，专业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古典式治理机制由于其低交易成本和高效率成为家族企业最佳的治理机制。当然，随着专业化分工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家族企业主“能人”的作用明显减弱，但如果由于没有引进外部专业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低于基于家族信任而节约的交易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增加，则古典式治理机制仍然是家族企业的最佳治理机制选择。
2-当普遍社会信任为中等程度信任时，家族主义信任会向“族人”及“族人”之外的人拓展，在这一阶段，基于地缘、友缘、学缘基础的外人会通过家族企业主实行的“养亲”、“姻亲”、“干亲”、“盟亲”等方式“准家族化”。[5]通过引入身份和情感等抵押品使被“准家族化”的外人的可信度大幅度提高。显然，这种带有抵押品的情感信任仍然是一种非制度信任，由于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各种正式的契约，也不会有太多的监督，此时的交易成本仍然较低。当专业化分工程度要求不高时，通过引入“准家族化”的外人，一方面能够满足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使家族企业保持较高效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家族企业主能够安心地从繁多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享受闲暇等带来的其他效用。此时，通过权衡交易成本、家族企业主自身效用，这一阶段的家族企业会选择泛家族式治理机制。目前，我国有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较多地采用这种治理机制。
3-正如前文分析中所指出的网络式信任是从泛家族信任中独立出来的一样，网络式治理机制与泛家族治理机制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不同的是，网络式治理机制是在普遍信任程度为中等，但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家族企业为适应这种外部环境而采用网络化集群发展模式后，网络内部的家族企业所采用的治理模式。其根本特征在于集基于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和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治理于一身。当普遍信任为中等程度信任，且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时，家族企业主通过“准家族化”的外部人数量是有限的，并难以满足高专业化分工的要求。此时，家族主义信任会进一步拓展，家族企业主个人社交圈子中的外人大量通过“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网络内部各家族企业。一方面，由于这些外人是带着“朋友的情面、保障”的抵押进入家族企业而信任程度会有所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家族企业主对这些外人采用基于情感信任的关系契约治理；另一方面，毕竟社交圈子的扩大使得总体情感信任程度大幅下降，为了防范风险，家族企业主不得不部分地实施基于制度信任的正式契约。于是，家族企业主通过这种适中的交易成本来满足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获得较高的企业效率。
4-当社会普遍信任程度非常高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表现为非人格化的制度信任，并且在这种信任条件下，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职业经理人）市场等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非人格化交易的机制。由于这些完备的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家族企业主可以大胆地引入“外人”，并辅以健全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使家族企业以适中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即使是在专业化分工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主也可以通过引入“外人”，在不降低企业效率的情况下充分享受闲暇等带来的效用。因而，在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很高的情况下，现代式企业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的理想选择。
注 释：
①对于这一过程的分析，几乎被所有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所忽视，也许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研究对于“族人”进入企业这一过程应该是给定的或假定的。但本文认为“族人”与“外人” 除了在信任起点上有区别外，对家族企业主来说没有其他方面的差异，利他主义更多的只是发生在“至亲”之间。因而，本文认为分析这一过程对理解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完整的演进过程是必要的。
② 网络信任是笔者从周立新（2006）教授的“泛家族信任”中剥离出的一种非“准家族化”的对于 “圈内人”的信任形式，是一种集情感信任和算计信任于一身的信任。
③ 网络式治理是笔者从“泛家族治理机制”中延伸出来的与“网络信任”对应的一种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形式，所谓网络式治理机制，就是处于家族企业网络内部的特定企业利用网络内部的信息共享、集体惩罚等自发机制来防范引入外部（网络内部）专业化人力资本（主要指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及外部（网络内部）投资者所提供财务资本被家族企业主盘剥的道德风险的治理机制。与同市场、科层平行的混合治理形式的“网络治理”不同，“网络式治理”强调的是家族企业网络中单个企业自身的治理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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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立智．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3．
Trust, Specialized Division and the Choice of the Family
Enterprise Governance Mechanisms
篇6
可持续慈善强调好的治理与专业化。治理好需要充分透明、战略清晰、价值观引导、团队管理专业化。
GE：你觉得民间慈善公益发展蓬勃的原因？
冯仑：民间慈善公益合乎慈善的本意和逻辑。第一，民间慈善公益是自己的愿意，是发自内心使命和责任的驱使。就像敬神不会跟佛计较灯油，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供奉就会计较。第二，要行有余力。余力包括金钱、专业能力、时间，有这三样东西拿出来才能做贡献。为什么私募基金费用管理都很好？是因为他自己捐钱了没有必要贪。
民间的公益有愿望有能力，是自我付出和自我再生的过程，可以不断地循环。公家的公益不是取于自愿而是取于他愿，能力也不是我能而是可能能。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七八年民间公益慈善做得非常好。
GE：企业家做慈善有何优势？自己做慈善和借助其他平台做慈善又有什么不同？
冯仑：慈善有很多细分和竞争。企业家做慈善事业最大的能力第一是组织能力，会组织和治理；第二，有企业资源来奉献，不是民间道德的能力。企业家有组织能力、企业资源、创新能力。
我所创办的万通公益基金会做生态社区，阿拉善侧重环保项目、爱佑主要是儿童项目、壹基金是有关救灾。我通过不同的公益基金来创造不同的公益组织，在不同的领域持续推动回馈社会的行动。
篇7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科学内涵
教师专业化理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在巴黎召开“教师地位之政府间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地位的意见》，明确提出教师发展的方向———专业化。［1］随后，教师专业化理念在世界众多国家得以确立，研究进一步深入，内涵日渐丰富。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基核是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专业化的类别化与具体化。笔者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身综合素质的专业化。即高校思政课教师通过教育培训、自我习得等方式树立专业理想、恪守专业道德、获取专业知识及掌握专业技能，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全面把握教学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向“高”“精”“专”方向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学科专业性又是教育专业性的发展，既是个体专业性又是群体专业性的发展。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发展相关保障制度的专业化。即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相关规章制度、管理培训体系进一步成熟，能够为思政课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精神、专业伦理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价值剖析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是大学生思想领域的重要工作者，承担着传授知识、创新文化、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其专业化建设是新常态背景下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及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简而言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其根本保障是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化。当前我国的社会氛围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对大学生的思想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部分大学生身上出现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行为特征，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关系到小康社会的建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其进行科学引导，使之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落到了思政课教师身上。换句话说，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与主阵地的大小。只有提高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及综合能力，建成一支“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精炼能干”的教师队伍，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的转变，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2．有利于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2005年，我国正式设立理论一级学科，下设基本原理、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2］虽然学科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还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3］思政学科建设不仅是推动中国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思政课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更是推进学科建设的源动力。只有建立一支“数量庞大，科研强劲”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以教育教学促进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支撑教育教学，这样才能理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学科建设中，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协调发展。
3．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但是由于配套设施的不完善等原因，出现了教育质量下滑现象。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我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思路，即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指出，高校教师队伍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高校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4］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学科建设的重任，其专业化既是学科建设的动力，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保障。我们必须加快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以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促进高校教师群体专业化，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建设策略
对人的管理就是激励，激励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管理的效度。［5］从激励的视角切入，将激励理论与教师专业化紧密结合，可以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激励体系，调动高校思政课教师投身专业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水平。
1．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合理需要。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前二者为物质需要，后三者为精神需要。在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合理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调动其投身专业化大潮的积极主动性。第一，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合理的物质需要。我们可以从国家和学校两个层面努力，满足思政课教师合理的物质需要。首先，国家层面。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在资金的调配上考虑到思政课教师的特殊性，给予一定的倾斜，从资金总量上保证投入到位。同时，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高校思政课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开展课后心理咨询等活动的补助标准，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经济待遇。其次，高校层面。要合理运用国家拨给的经费，如设置思政课教师科研专项经费、培训专项经费及提高课时费等，尽可能缩小思政课教师与其他专业课教师的收入差距。同时，高校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提升专业地位。［6］第二，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积极的精神需要。首先，归属需要的满足。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等级教师的需要，尽最大可能解决好他们面临的困难(职称评定、子女入学、住房条件、养老等)，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学校的温暖，使之产生归属感。其次，尊重需要的满足。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及社会尊重两大方面。自我尊重水平的提高可以从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及增强思政教师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入手。社会尊重水平的提高涉及面较广，我们可以通过制度政策加以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来进行改善。再次，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管理者要在满足特定阶段高校思政课教师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营造和谐的教学、科研氛围，加强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群体的引导，改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措施来减轻思政课教师的压力，使之有自由成长的空间。
2．健全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来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依然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培训体系。第一，完善培训内容。完整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专业知识培训、专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及专业精神培训。专业知识培训，即学科专业知识、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培训等。专业技能培训，即备课技能培训、教学设计技能培训等。专业伦理培训，即为人师表、客观公正、责任使命等方面的培训。专业精神培训，即专业自我、专业理想、专业情操等方面的培训。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上，对专业伦理及专业精神的培训较为缺乏。今后的培训中，我们要继续强化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尤其要重点开展科研能力的训练。同时，我们也要在专业伦理及专业精神培训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帮助其强化专业伦理和专业精神。第二，丰富培训方法。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法，是决定培训效果的关键性因素。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专题讲座法。专题讲座法，即学校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状况，以及思政课教师群体某些方面的迫切需要，邀请在该方面有显著成绩的专家来开展讲座。专题讲座法的优势在于，能共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研究成果，能开拓思政课教师的视野等。其局限在于，思政课教师与专家互动机会较少，培训效果受培训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二是，课题驱动法。课题驱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培训方法，对思政课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有明显作用。课题驱动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学习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理论性较强。其局限主要是，覆盖面较窄、操作较为复杂。此外，我们还要将集中授课法、案例研究法、自我反思法等综合运用于培训中，提高培训实效性。同时，还要将长期与短期培训、国内与国际培训、思想与业务培训、理论与实践培训相结合，持续提高思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7］
3．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师奖惩体系。
奖惩是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激励的效度。我们要通过坚持奖励的主导地位和惩罚实施的艺术化，来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奖惩体系，为专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一，坚持奖励主导地位。奖励往往比惩罚更加有效，［8］因此我们要坚持奖励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奖惩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奖励时，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注重实际贡献。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实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班级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上。学生思想状况的好坏可以通过出勤率、迟到率、遵纪守法情况及课堂表现情况等来衡量，我们要将其作为奖励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依据。其次，立足大多数思政课教师。目前大部分的思政课教师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我们要充分运用奖励激励，使这部分教师力争上游。再次，定期奖励与不定期奖励相结合。定期奖励会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产生对奖励的期待，但是定期奖励通常在学年末或学期末进行，时间跨度较大。思政课教师在朝着组织奖励目标努力的同时，倦怠心理、消极情绪也会逐渐滋生，这就需要不定期奖励及时参与激励，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保持干劲、努力工作。此外，在奖励实施中，还要注意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个体奖励与团体奖励有机结合，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奖励的作用。第二，坚持惩罚实施艺术化。在实施惩罚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以提高惩罚的效度:首先，体现积极引导性理念。管理者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惩罚时，要将奖励与惩罚充分融合，体现引导性思想。具体做法可以是，当思政课教师犯错而被学校处分或接受经济处罚时，明确告知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组织目标，来撤销处分、重新得到惩罚造成的损失，促使教师行为的转变。其次，坚持说理性原则。部分高校管理者认为直接运用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来对思政课教师进行处罚，这样方便又高效，采用说理、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耗时，而且见效慢。从长期看，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可以使思政课教师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从根本上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当然，实施说服教育并不等于放弃惩罚，对于屡教不改者，我们要坚决实施物质、行政处罚，以改进其工作行为及态度。此外，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把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出促进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并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对思政课教师学历、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经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同时，还要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制定、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实施细则，关心、爱护每一个思政课教师，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水平，主动适应“新常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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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Key word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facilities operations, marketization, advantage, difficult, the proposal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市场化（企业化）和社会化”是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设施运营或污染治理业务的环保企业（服务方）接受排污单位（委托方）的委托，进行环境保护设施专业运营或污染物的治理。环境保护设施实行社会化有偿服务，服务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委托责任，保证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的达标排放。
国际经验表明：实施环保设施的市场化、社会化运营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效率低下的传统运营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能够有效降低污染处理的单位成本，取得最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自1990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构成了市场化运营的坚实基础。如：1990年，《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意见》；1999年，《环境保护设施运营资质认可管理办法(试行)》；2001年《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等。
在国家的积极扶持和推动下，我国环保设施运营产业取得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尤其在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运营服务业已逐渐成为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很好的市场前景。但由于资金、技术的制约，以及行业缺乏规范和引导，无论是取得运营资质的单位数量、运营项目的质量或是运营产值，都与预期有很大差距。
1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的优势
1.1 实现治污企业和排污企业的“双赢”
传统的环保设施运行管理一般是由排污企业内部实施，这种方式限制了治理污染的活动向集约化、产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效率低，且成本高，企业在环保方面浪费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污染治理却仍难以达到要求。
由专业化的环保公司为排污企业提供环保设施运营服务和环境污染治理服务，这种方式适应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它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将排污企业从污染治理的烦忧中解脱出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另一方面，环保运营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并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治污成本，实现自身盈利。
笔者曾有幸参与了几个糖厂及纸厂环保项目的运营服务，实践证明，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无论对于排污企业还是运营服务公司，都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以某9.5万吨/年纸浆废水处理项目为例，经实际核算，与同规模废水设施初步对比，委托运营的项目同比可节约5%的药剂成本，10%的电耗，设施寿命明显延长，达标排放率98%以上。业主不仅从以往的环保忧虑中获得了解脱，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生产，也节约了环保管理的成本。
随着运营专业化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企业逐渐实现规模经营，成本的优势会更加显现。以广东某拥有27家专业电镀厂的工业园为例，园区各个厂每天的排污量在几百到几千吨不等，参考同类型企业的治污成本，吨水费用8~15元/吨不等，2003年，在环保部门的推动下，园区废水实现整合处理，由专业公司服务运营，现实际收费6.6元/吨水，规模化经营的优势可见一斑。
1.2 有效保证企业达标排放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
传统的环保设施运行管理方式除了集约化程度低，运行成本高之外，还存在设施规模小，过度分散，不易监管，偷排严重等弊端。据资料统计表明，国内已建成的环保设施中，大约只1/3能正常运行，2/3的环保设施未能充分发挥效益，这既浪费了有限的环境投资（这包括了公共财政在城市环保设施方面的投入，还包括对企业治污的环保专项补贴），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也是环保监管困难程度的一个真实写照。
环保设施实行市场化运营后，运营公司通过与排污企业签订运营合同，明确了运营方对于超标罚款的责任，也约定了排污企业的排污限值，双方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格局，从而使达标排放有了保障。
一方面排污企业由于转换了角色，会自觉承担起对运营单位的监督，并强化生产管理，确保排污量限定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另一方面，由于环保设施运营好坏与运营单位效益挂钩，运营企业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来盈利，没必要偷工减料，否则砸了自己的牌子，得不偿失。为了防止作弊，从事环保设施运营和污染治理服务的企业必须获得相关部门核发的资质认证，不按规范运作的取消运营资格。
同时，环保设施运营市场化后，还可降低政府监管排污企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因为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不仅是一次管理责任交易，她还通过专业化力量的引入带动了行业整体能力的提升。运营公司通过引入专业化的技术人员、专业化的检测手段、标准化的检测程序，取代了原来各个企业分散的、简单的仪器和手工操作，既保证了排水水质得到准确监控，杜绝了偷排现象和污染突发事件的发生，也为环保执法机关的工作带来了便利。
1.3 有利于促进环境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入机制
传统的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方式由于设施管理权掌握在排污企业自己手中，排污企业如若不自觉，一方面可综合利用雨天、“零点”等各种“机会”偷排，另一方面可通过临时性的排污控制随时应对环保部门的检查，完全可称得上是有恃无恐。
正是基于此类想法，各类“应付性”的环保设施随着环保监管的加强不断涌现，严重损伤了环境服务业的正常发展，也挫伤了守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实行市场化运营对根治此类“顽疾”是一副良药，因为运营企业考虑到后续的达标运营，对设施的技术投入和质量管控会十分注重，即便不是自建设施，也会进行达标改造才会愿意承接运营，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不合格环保设施的生存土壤，排除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从而将行业的整体水平提升至新的高度。
推进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业的发展，将环境污染治理活动转变成为社会化的环境服务活动，即将纯粹的公益行为转变成市场行为，还有利于培育社会化、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和多种形式的市场主体，创造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
2 在开展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近几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大力开展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认可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引导和促进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业的发展，在东部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专业化市场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整体规模仍然偏小，环保企业在市场的开拓中面临大大小小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为：
2.1 排污企业积极性不高
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是一项“三赢”的举措，但在具体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发现排污企业对将环保设施外包运营普遍积极性不高，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企业普遍存侥幸心理
由于各类企业大小不一、数量多而分散，环保监察部门根本无足够力量时刻监管，部分排污企业逐渐形成了“建治理设施以应付验收和检查为主”、“重建设轻运营”的思想，对于环保设施后续的运营并不看重，不仅选取的治理工艺经不起推敲，采购的设备很粗糙，配备操作工也很随意。
第二、在线监测系统发挥的监管作用有限
为了实现远程监管，目前在企业排污口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已经基本实现覆盖。但由于监测点分布各地，具体的操作维护掌握在排污企业手中，很难保证企业按照环保部门的意愿严格律己。
在“重建设轻运营”的思路影响下，已建成的环保设施和在线监测系统对部分排污企业反而成为了应对环保监管的挡箭牌。
第三、企业对环保设施运营服务认识不深
由于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时间较短，宣传推广不够，很多企业对其知道不多或根本不知道，对其优越性自然也不甚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这一业务的发展。
2.2 运营企业利润薄、周期长、风险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收造成不平等
在税收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排污企业自己运行管理的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计入生产成本而不需要纳税，但是委托承包给专业化的环保服务公司运行管理，其运行服务费用由于属于企业经营性收入却要按章纳税，这样既增加了排污企业的治理成本，又降低了设施运营服务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从而不利于环保设施运营服务市场化、专业化的发展。
第二、运营企业对风险的担忧
这其中包括对于非自建设施的担忧以及对业主生产管理的担忧。运营公司在承包运营之前对非自建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状况、质量、运行费用难于确定。而且每一环保设施运营的初期，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不可能较充分地了解这一设施的工艺状况、运营费用。
因此，运营公司在承包运营过程中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基于风险的不确定性，运营公司通常要求委托方提供较高的风险收入，而建设方则希望尽量降低运营费。因此，如何降低风险往往成为能否实施社会化运营的关键。也由于以上所谈到的风险性，目前已实施社会化运营的环境保护设施绝大多数是由承建该设施的单位负责运营。运营公司对非本单位承建的设施多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很少承包运营。这也限制了社会化运营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运营企业的担忧也来源于业主的生产管理。生产企业有时为赶产量、污染排放量远超末端系统的处理负荷，把所有环保压力全部转嫁给运营单位，而监管职能部门只检测最终排放口的出水指标，没有对生产车间的排污情况进行监管，运营单位夹在其中有苦难言。
第三、技术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由于各方面机制尚不健全，环保设施运营服务目前的利润空间仍十分有限，且周期较长，环保设施运营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很有限，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而当前环保补助资金的对象大都仅是排污企业，没有考虑惠及到运营企业，以帮助运营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技术水平。
从环境管理上，对环保设施专业化运营服务搞得好的单位没有相应的优惠或激励措施，也不利于推动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2.3 现行的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存缺陷
现行的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没有强制性，只对提供环保设施专业化运营服务的单位实行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而不对进行环保设施专业化运营的排污企业实施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
这种政策上的不平等，使得排污企业的环保设施运营逃避了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制度的监督，同时环保设施运营企业也面临不小的生存压力：
一方面，拥有运营资质和专业团队的运营企业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培养训练专业的操作人员，同时又要保证在项目上获得一定的利润；
而另一方面，自主运营环保设施的排污企业可以随便招聘几个普通工人而无需培训上岗。
3 推动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的若干建议
环境污染设施市场化、专业化运营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技术水平、以及政府监督的管理等方面密切相关，目前，环保设施专业化运营发展中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致力于开展此项业务的企业，一方面，应着眼于自身的能力建设，打造精英队伍；另一方面，应注重管理创新，打造精品管理。
同时，由于当前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相关政策还未完善，各类违法现象还很突出，政府在推动运营市场化的过程中的仍占据主导作用。
3.1 出台环保设施市场化运营发展的优惠扶植政策
环保设施运营服务是一项新生事物，故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扶持和鼓励环保设施运营业发展的政策还不配套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激励机制。特别是在环保设施与排污企业分割后的经营税收对双方都产生了很重负担。
当前运营服务业规模太小，运营企业如没有一定的扶植，单靠运营的微薄利润难以支持企业的研发和壮大。建议相关部门对运营服务的税收出台优惠政策、另外在环保补助资金的对象选取上适当考虑运营企业，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排污企业和运营企业加入到这个行列，另一方面也为发展我国环保产业，壮大环保服务产业的产业队伍打下坚实基础。
3.2 加强环保设施运营监管，规范运营企业的行为
在一些偏远地区的企业，由于环保监督难以企及，使很多企业仍然存在着靠偷排、停运蒙混过关的想法，缺乏将治理设施实行市场化运营的外部推动力。而各地区监管及处罚的不公平也挫伤了治理设施正常运营的企业与承担治污设施运营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各级环保部门加强对企业生产管理、生产用水及生产车间排污情况的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处罚公平公开，在抓环评、环保验收的同时，对后续的运营投入更多的监管力量。
另外由于环保设施运营市场没有设置明确的准入门槛，虽然有运营资质申办及年审等，但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必须持证方可开展运营业务，导致运营市场无序竞争，部分不具备运营资质的企业也介入运营市场，对行业健康发展产生一定阻碍。建议出台相应运营市场管理办法，并制定市场退出机制，规范运营企业的行为。
3.3 对排污企业自行运营环保设施进行资格审查
现行的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许可范围，只包含独立的企业法人提供的第三方环保设施运营服务，而不包含排污企业自己运行管理的环保设施。从而使排污企业自己运行管理的环保设施置于环保部门的监督之外。
为此，新的环保设施运营资质认可制度应该把所有类型的环保设施运行单位都纳入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的范畴。其运营资质证书可考虑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化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企业颁发的证书，持此类证书的单位可以对外提供第三方环保设施运营服务，并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
另一类是针对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排污企业内部环保设施运行单位颁发的证书，持此类证书不能对外提供第三方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不能独立承担运行环保设施而产生的环境责任。
这样才能保证对所有环保设施运行单位、人员的技术水平和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促进所有以不同运行主体和不同运行方式运行的环保设施都能正常运行。
3.4 加强推广，在挂牌督办等重点污染企业率先实行市场化运营
随着环保部门对设施服务业的逐渐宣传推广，越来越多的排污企业接触、认可了此项服务的优势，但由于设施市场化运营目前在仍属于新生事物，企业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现仍持观望态度。因此，该项服务的推广仍需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
建议各级环保部门在环评审批、“三同时”管理时，加强对运营服务的宣传，促使排污企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设计施工、运营“一条龙”服务管理模式进行污染治理。在发达地区这被认为是是市场化运营中最为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企业和运营单位之间相互制约，增强了设计、施工单位的责任心，提高了治理设施的有效治理能力。
同时参考江苏等发达省市的经验，对不能正常运行、超标排放、限期治理后仍然不能确保达标排放的老企业，采取剥夺“排污权”的方式，要求其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将排污处理权移交具有资质的专业环保公司。对于获得环保专项资金支持的污染治理项目、环保部门依法公布的需要进行强制清洁生产审核的单位的污染治理项目等也必须进行市场化运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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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加快推进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进程―对浙江省中小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企业化运作的调研 [R]， 2003年7月。
篇9
一、现代学校及其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始，我国学界和教育界就对现代学校概念的界定存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现代学校是根据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及知识社会以后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进行培养教育的场所[1]。我们认为，现代学校的概念应该表达出它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而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教学场所层面。
关于现代学校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念服务化。现代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最重要的一点是服务理念的不同。现代学校必须建立起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服务于学生和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只局限于学生的升学，而是让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以及使学生形成具有终身发展的能力与潜力，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活力和动力。
（2）教育公平化。现代学校关注全体学生、尊重和力求满足各类学生的教育需求，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以及多元发展。特别是对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习予以关注与支持、平等对待学生个体化学习的指导，对学生进行公正、客观的个人操行及学业评定，体现现代学校的“人本”“公平”的特征。
（3）教育人文化。现代学校与传统学校死板僵化的管理不同，着重让教育具有人性化、人文化。每一个人能获得更多的关爱、关心、关注，并以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更加自觉自愿，积极主动、精力充沛地参与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与学习中去，深入思考，集思广益，探索全校师生的共同发展之路。
（4）管理民主化。现代学校管理的民主化，首先表现为学校师生员工具有民主的理念;其次是学校民主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充分体现在对家长、学生、老师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民主关系上;再次是体现为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实行民主的方式，如教代会、家长委员会、校务会等民主监督与执行机构。
（5）社会学习化。这种社会学习化不仅推动学校内部的学生和教师学习力的提升，还能推动社区人士以及学生家长能在各自的相应领域的学习力、工作力的持续提升，并能够成为学校所在社区中学生家庭和社会团体等各种组织的发展，带动它们形成以学校为中心的学习型组织，进而形成学习型社区乃至构建成学习型
社会。
通过对上述现代学校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是指在知识经济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先进的服务理念为指导，以管理民主化为手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为基本要求，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针，以新型的政、校关系为基础，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以及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场所。
二、中小学校现代化治理途径的思考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学正职校长总数超过57万，再加上副职校长和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校长，校长的总数超过了100万。如何加强校长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建设和管理来促进校长的专业发展，推进现代学校的建设，将直接影响数亿个家庭的发展和幸福，决定着我国的教育质量。从现代学校建立的角度，我们中小学校现代化治理的关节点是推进中小学校校长管理专业化。中小学校校长管理专业化包含两方面：政府管理中小学校校长的专业化和中小学校校长治校的专业化。
1.政府管理中小学校专业化治理的完善
（1）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校得益于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获得了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学校发展与政府监管关系又出现不适应的矛盾，制约学校的发展。按照《纲要》要求，构建新型政、校关系不是要学校摆脱政府的控制和管理，而是要进一步优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学校与政府各自职责，使学校和政府更加顺畅地发展。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校长专业组织（以及其他专业组织）的发展，这不仅是校长职业走向专业化的客观需要，也是转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程度、方式和内容的需要。首先，政府要构建一个懂基础教育基本规律与内部管理、专业能力强的教育管理队伍来从宏观上管理学校，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教育计划，对学校实行间接管理，不去干预学校的具体管理工作。其次，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改变中小学校长的选拔方式与评价标准，不能按“官”的制度与思维来选拔、使用、培养与考核中小学校校长。校长是一个专业化很强的职业，而不是职务。
（2）建立校长职业资格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职业的专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国家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规定的职业准入标准，职业资格制度要求从业人员经过严格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获得能胜任工作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以获得从业资格。林明地教授认为，获得校长专业证照“是校长进入校长职位，处理校长工作的允许状，代表其在专业上完成某种课程，通过考验，且在法律上具有资格，足以胜任”[2]。校长资格认证制度是校长职业专业化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专业从事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校长的基本要求，是有志成为校长的人士获得校长工作岗位的法定前提条件。校长职业资格从制度上保证了校长的专业化水平，它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质量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当前，国家虽然相继出台了《全国中小学校长任职条件和岗位要求（试行）》《实行全国中小学校长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等与校长任职资格认证相关的文件，但是我国大陆地区对校长职业准入的要求只能做到“持证上岗”，这个证是“岗位培训合格证书”，而非“职业资格证书”。因此，必须从校长人选的学历水平、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水平、领导管理能力、教育教学能力、身体条件等方面建立适合于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发展的职业准入制度，严格控制职业证书的标准和资格的认定程序。实行校长职业资格制度，中国香港于2002年9月就已实行，英美等国甚至更早，我们可以从中进行借鉴。
（3）建立健全校长选任制度
实行校长职业资格制度就是将校长职业化。这也是提高校长专业社会地位的一种专业行为，也可以确保校长从业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选任体制中，我们认为应加强对中小学校长的入职认证，严格控制选任程序及形式。2015年1月10日教育部印发《关于〈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的通知》（教师[2015]2号），这个新标准包含“办学理念”“专业要求”“实施意见”三个部分组成，是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校校长专业化建设及管理的重要依据。但是校长选任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还有赖各级政府进行创建和完善。另外，政府要成立专门机构对校长任职资格、考核程序、培训体系、评价工具等工作进行规范，为校长的专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和指导。
（4）建立校长监督评估机制
中小学校校长也同样要接受到一定的监督和评估。目前，政府相关部门虽然有监督机构，但是工作实效大打折扣。如何做到有效监督有待进一步优化。另外，政府也要组织成立一个专业评估机构，制定出综合的校长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和对校长政绩的评价指标体制，以期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激励作用，促进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5）建立校长激励机制
当前，评价校长的主要方式是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于我国中小学校普遍实行的是校长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的校长管理制度，校长的职务级别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挂钩，强化了校长的官本位意识，淡化了校长专业领导者的角色，难以激发校长的竞争意识。1993年，上海市针对中小学校长管理制度改革问题，建立了校长职级系列的改革目标，将校长的职级划分为五级十二等，详细制定了各等级校长的任职条件及评定的指标体系，大大激励了校长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动力和热情。上海市校长晋升等级值得借鉴。
2.中小学校校长治校专业化的完善
人们常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话强调校长治校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性。德国巴伐利亚州迪林根教育学院海林教授曾在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2000年召开的中德研讨会上说：“管理现代型中小学的领导不再仅仅是传统观念中肩负管理任务的教师，而是处于核心地位、主导地位和决策地位的职业型领导。他代表的是一所学校的形象和风格，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学校的文化氛围、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3]因此，提升校长的专业化水平是决定教育发展成效的
关键。
（1）推动校长专业素质不断提高
校长的专业素质，主要包括校长的专业精神、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方面。专业精神是校长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灵魂，表现为校长敬业、志业、勤业、乐业和精业等内容。专业知识是校长应具备的基础性条件，它将成就校长专业发展的深度和高度。北京师大教育管理学院褚宏启教授曾提出，校长专业化所需要的知识应符合效用、数量和质量标准，保证有用、够用和好用，校长专业化的知识基础应由实践性知识构成，应把实践性知识从已有的数量庞大的教育管理知识中剥离出来，并依据质量标准对其加工整合[4]。褚教授的这些观点和探索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应引起针对校长专业化发展培训机构的高度重视。在专业能力上，中小学校校长首先要具备基本的教学、科研能力，能够做好专业引领;但校长专业发展能力更主要的是要落到具备决策、管理、协调和经营四个维度上。只有具备这些能力，中小学校长方能有序、和谐、高效地管理整个学校。
（2）构建和谐的学校管理文化
理念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管理行为。中小学校校长要带领全体师生确立办学理念，绘制共同愿景，共同开拓进取。校长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校长不仅以学生为本，也要以教职员工为本，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现代学校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还要树立服务的意识，因为学校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需要。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家长也不只是学生的家长，而是学校的服务对象。教育就是一种服务，老师教育学生也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一种服务。这种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治理文化是现代学校的重要体现。
（3）构建现代学校的内部民主管理机制
《纲要》指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这个现代教育制度，重要的是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准绳，制定学校章程，包括总则、组织机构及职责、教育教学管理、后勤保障管理、教职工管理、学生管理、学校与家庭及社会等方面。作为校内的“小宪法”，在章程的基础上，还要将建章立制的“硬”管理和人文精神的“软”管理有机结合，充分落实好校务公开制度、校务会议制度、教代会制度、财务监督制度、听证制度、教职工业务考评制度、干部发展制度、干部民主评议制度。这些制度能够有效保障中小学校有效实行民主管理，依法执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4）构建、完善现代学校课程体系，形成校本文化
目前，我国普通高中课程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指出：“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为学校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因地制宜地开发学校课程，为学生有效选择课程提供保障。”现代学校课程的治理和构建，在完成国家课程和充分满足师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国家课程的科目、学校的文化传承、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和特色为主干而生发出门类众多的现代学校校本选修课程体系。这些校本课程基本上能满足学生发挥、彰显优长，学校凸显个性所在，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课程体系。这样既能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又能促进学生全面和可持续发展。
（5）整合教育力量，促进共同发展
要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广大家长、社区各种组织的支持。一是要保障社区中家长及各种组织有效地参与学校管理，并开展“双向互动”，互相支援，推动学生的成长。二是社区各个组织或家长利用己方的可用于教育的各种资源给予学校必要的支持、监督，或根据对方的合理建议对己方所实施的教育进行必要的调整，形成和谐的家校教育的合力。法国提出好学校的标准之一是“一所更开放的学校”，即一方面与家长建立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社会环境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5]。这样，家长和社区不仅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有力地推动学校管理的民主化;而且还将学校与社区、家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强学校教育与管理的成效。
现代学校治理是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我们要顺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教育发展给学校管理带来的巨大冲击，并通过完善管理，构建现代学校制度来应对变化，确立新的学校观和管理观，以人为本，服务为上，依法治校，民主管理，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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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家丽. 德国中小学校长入职能力诊断的研究和借鉴[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2）：107.
篇10
2.保险机构连续几年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业务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全国保险机构累计全年亏损3572万元。2006年,全年亏损2361万元;2007年,全年亏损4830.08万元(图1)。
3.保险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初步建立。截至到2008年1季度末,保险专业机构共设立2105家,退出353家,进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家,退出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8家。
二、保险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全国总保费收入比例较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保险机构是与保险市场同时产生、共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保险机构规模小、效益差,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保险市场和快速发展的保费收入,保险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寿险市场,保险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比较低。
2.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尚不规范。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缺乏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一些保险机构缺乏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不够规范,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技能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上,而是放在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上,市场调研、客户分析、内部制度建设、人员选聘培训等基础性工作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
3.保险机构专业化优势不明显。《保险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可以经营的保险业务。《二八年一季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截至08年3月底,我国保险机构持证率为76.35%,虽然高于全国保险中介机构平均71.96%的持证率,但仍然和专业化服务的要求不符。
三、我国保险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保险机构的发展,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促进了保险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及时解决和完善,为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加强监管,营造保险机构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我国的保险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底子薄固然是事实,但是可以不断借鉴国外市场成熟发展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制度,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监管部门进一步促进保险相关法则和政策的完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股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控机制,确保保险机构的规范运作,对保险机构的经营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要求,继续扩大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推进市场竞争。
篇11
在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经济政策体制下，从1980年以来，我国在工业污染防治和城市环境保护上，实行的是工业企业自己治理污染并负担治理成本、在城市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上则全部由政府买单的投资体制和管理模式。由于传统的环保投资和污染治理运营模式不是建立在经济运作基础上的，市场发挥不了作用，也适应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从20多年的实践和治理效果看，这种污染治理模式并不能真正达到有效削减污染负荷，防治污染，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的目的，其碰到的问题为以下几点。
一是付费者与受益者不匹配性。“谁受益，谁付费”，这是商品经济中的最基本原则，而这条原则却难以应用到环保行业，因为环保受益者十分广泛，不可能让所有受益者付费，与其他产业不同，为环保付出代价的往往不是受益者本人，至少不是直接受益者。如为减少污染，企业花费大量的资金购买治污设备，企业本身并没受益，反而增加了负担，受益者是其他公众，排污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致使一些本该执行环保“三同时”污染治理项目久拖未治。
二是没有考虑到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对污染物排放量大的企业这一政策基本是适用的，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则存在这规模不经济问题，如污染较严重的乡镇、个体企业受自身规模、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每个企业都能建污染治理设施来处理自身排放的污染物，因为这样不仅企业负担过重，运行也不经济。
三是因为环境保护是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性”的典型领域，受环境问题是“企业外部不经济性、企业污染成本外部化”的长期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基层环境执法难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无论是工业污染防治设施还是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建成后不运行的情况，成为应付环保部门检查时的摆设，造成了环保投资的极大浪费。
四是由于生产企业众多，排污源头过大，尤其是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政府各级环保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因此在一些中小企业密集地区，迅速发展的中小企业日益成为重要的工业污染源，其污染治理也无疑会成为环保部门监管的重点。
五是受融资渠道不畅、治理技术因素和企业管理上的限制，排污企业迫于行政压力而建造的污染治理设施往往存在着治理技术上和达不到与实际排污量相匹配的处理规模上的缺陷和不足，导致污染治理设施建成后不能正常、高效运行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此外，大量中小企业分散地点源治理的不经济性也导致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
因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排污量将快速地成倍增加，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防治污染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一些个私企业、中小企业密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异常突出。如果我国的污染治理不改变现行的投资体制和运行管理模式，治污效果得不到提高，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环境问题将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有效治理污染，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就要积极探索运用市场机制大力推进污染治理实行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轨，走环保设施运营的市场化和工业污染集中治理产业化道路，除了大江大河污染治理及全球性的环境资源问题由政府解决外，一般性的问题由环保资源企业承担，把原来“谁污染，谁治理”的点源治理改为今后的“谁污染，谁付费”的集约化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质量，力争取得最大治污效果。
二、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的内涵和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的形势下，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为污染治理市场化运营提供有利依据。所谓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就是要彻底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环保设施的社会化投资、专业化建设、市场化运营、规范化管理、规模化发展的目标。具体是指经过国家认证的可具有从事环保设施运营或污染物处理资质的治污企业单位（服务方）接受排污单位或政府部门（委托方）对环保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染物处理进行专业化承包、经营。其根本宗旨是通过服务方提供给委托方有偿的和良好的环保技术及运营水平，达到有效控制污染，降低治理成本，使双方均获益的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有三层含义：第一，治污企业与排污企业之间是购买服务关系，第二，治污企业或运营公司自负盈亏；第三，在治污企业或运营公司的选择上存在着竞争。
通过实施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的治理模式，将污染产生者和治理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排污者通过向治理者购买治污服务而承担了治理义务，治理者则通过出售治污服务而从中受益，从而促使投资者、经营者自觉运用资源价值、环保成本、经济效益核算机制，把环境保治理效果与运行管理者的经济效益统筹兼顾起来，形成环境污染治理的良性循环。这种市场化的运作的好处是：不仅解决了个体企业、中小企业治理技术落后、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和治理投资、融资难、运行成本高的问题，又可克服单纯由排污企业进行分散的点源治理，不仅一次性投资大，而且产业化程度低，运行管理难，效率也低下的弊端，保证排污企业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提高环保投资效益，提高和稳定达标排放率，保障企业环境守法，较好地解决了排污企业存在的偷排、漏排污问题，有利于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削减，有力地促进我国环保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浙江省的杭州、嘉兴、台州、温州；江苏省的宜兴、无锡；广东省的深圳、湛江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实施污染治理市场化运营方面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据浙江省环保局的不完全统计，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后的达标排放率可达70%-80%，有的可达90%以上，同污染企业自己运营相比，达标率提高了30%-50%，运营成本约节约10%-20%。由此可见，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运营，不仅使环保设施运营取得良好的环境效益，同时也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运营的发展方向
1、治污融资社会化、多元化
在当前经济发展任务繁重、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环保投资体制，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多元化投资的治污融资体制，其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指导，企业为主，兼容各种资金，保证环保设施建设的需要。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类型和多种规格广泛吸纳来自国际和国内所有可利用资金引入环保产业，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包括私营、个体、外资）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资格局。要促进多种融资方式的应用，如项目融资、租赁、用户集资、股票债券、BOT、TOT专项基金和绿色银行等，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境保护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并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企业化运作下，政府还可将环保投入的资产引入资本运营领域，成为营运资产，在运营中不断保值和升值。这样既能大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又能实现投资的滚动发展。
2、治污集约化、产业化。
将“谁污染，谁治理”改变为“谁污染，谁付费”，走一条联合―集约―规模―经营的新路子，充分发挥投资效益和规模经济效应，实现集约化、产业化治污。既由环保专业公司以多种经济形式承建各种污染治理设施并实行市场化运作。这种模式不仅可运用在如城市的污水、垃圾处理厂、城市热电厂以及集中供热等，也可运用在原来分散的工业污染点源治理为集中治理。国家应鼓励在各方面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把同类或相近行业、一些布局分散、污染严重且治污困难的同类中小企业，如造纸、食品、印染、制革和电镀行业，通过搬迁将企业相对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内，由相邻的同行业企业联合投资入股建设污染治理设施，组建污水处理公司并按股份公司市场化经营，一般采用由环保专业公司承包或BOT方式。也可在新建的工业园区、各类经济开发区和排污企业集中区内，采用集中治理模式，将污染治理设施同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建设、同步施工。采用企业出资、政府投资或民间融资等多元化投融资形式建设污水处理厂和铺设污水输送管网，污水处理厂实行企业化管理，专业化运营，入网污染企业交纳污染治理费，利用集中治理的规模效应，使企业有偿使用污染物集中处理设施。
3、运行、服务市场化
要通过推行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大力推进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有一定数量及规模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营专业化公司和运营服务市场，来承担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营的社会化服务，实现治污规模化经营。可鼓励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和工业污染源治理采用“污染企业以有偿技术服务合同方式聘请环保专业公司参与企业的环境管理，向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为企业提供监测和分析服务、协助企业规范日常环境管理、帮助企业培训设施操作人员等；污染企业将其设施以承包合同方式委托环保专业公司进行专业化运营和维护，环保专业公司保证达标排放。污染企业委托环保专业公司从治理方案设计、工程施工、调试到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提供综合的有偿服务，并确保达到治理效果。大型污染企业将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维护从企业剥离出去，进行企业化的运作和独立核算。一些排污水量不大和排放有毒有害危险固废物的企业将污染物收集后，委托有治理设施的企业代为处理，委托企业支付费用”等多种形式的市场化运作，由环保治理公司通过发挥专业技术和规模经济的优势，使边际治理成本低于企业自己治理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效率。
四、结论
实现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是有效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必然的发展趋势。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要靠现行政策和制度的配套改革，因此在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关的法规法律和优惠倾斜经济政策，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推动作用，为实施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经营营造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充分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调动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我国污染治理市场化运营的健康快速发展。
篇12
（1）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为了某一特定交易而作出的持久投资一旦形成，就很难转作他用，由此形成“锁定效应”。资产专用性主要分为地理区位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特殊资产专用性等，是一体化的主要原因。[1]
（2）交易治理结构 交易治理结构主要有4种。 ①市场治理：不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不管交易频率高低，与市场组织体制相匹配。 ②三边治理：涉及一定程度的专用性资产，但交易频率不高的交易，与三边治理结构相匹配。 ③双边治理：涉及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较高的交易，与双边治理结构相匹配。 ④一体化治理：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交易频率很高的交易，与一体化治理结构相匹配。
?Y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与交易治理结构选择关系见表1。
1.2 航运企业资产4种专用性
（1）地理区位专用性 主要表现为航区与航线专用性；
（2）人力资产专用性 航运企业船员和陆岸管理人员的专业性以及“边干边学”造成的高昂职业转换成本决定了人力资产专用性；
（3）实物资产专用性 船舶是航运企业最主要的专用性实物资产；
（4）特殊实物资产专用性 主要是指根据客户需求或码头要求而订造的船舶，这类资产是航运企业专用性最强的实物资产。
1.3 不定期船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的匹配关系
从船舶专用资产角度看，航运企业通过匹配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可发展单一船种或船型，形成高度专业化的船队规模；也可发展多船种或船型，形成航运企业集团，获取规模效益（见表2）。
通过不定期船租约形式与交易治理结构的匹配关系不难看出，随着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的增强，交易活动由市场签约转向企业签约，治理结构也由市场治理逐步转向企业治理。此时，航运企业应通过建立一体化治理结构进入制造业产业链，实现多元化发展，但是在实际市场交易中，航运企业却大多选择签订长期合约或合资组建新航运企业的双边或三边治理结构而非一体化治理结构。
2 航运综合服务链整合
2.1 生产与嵌入性
从生产角度看，受技术差异、资本规模、学习能力等因素的限制，航运企业只能嵌入制造业提供服务而无法对制造业实施一体化；从制造业角度看，在专业化分工前提下，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外包服务显然比一体化更加经济。
2.2 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挑战
全球价值链带来了客户需求个性化、生产碎片化、服务外包化等变化，向航运服务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在经营理念方面，客户需求个性化要求航运企业由传统的以货源为中心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服务；在服务模式方面，制造业的服务外包化要求航运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非简单的货物位移服务；在发展战略方面，由于制造业服务广泛外包以及嵌入性的存在，航运企业无法沿着制造业的产业链进行上下游一体化整合，只能在对航运供应链进行一体化整合的基础上谋求多元化发展。
2.3 航运供应链嵌入价值链
全球产业分工与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求航运业主动适应生产变化，以航运供应链嵌入全球价值链。航运供应链是由港口企业、航运企业、仓储企业、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以及相关政府监管部门、银行、保险等形成的网链结构。港口企业、航运企业、仓储企业、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既是航运供应链的节点也是航运供应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点（不包括政府服务机构），航运供应链以节点嵌入模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从服务需求看，当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一个企业提出生产需求时，嵌入在节点上的服务供应商企业将作出即时响应，信息流在供应链内形成反馈，服务集成商带动供应链快速反应，为客户提供包括货物流和资金流在内但不限于货物流和资金流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最终实现服务。此时为客户提供的不是某一个供应商的服务，而是全供应链的“链服务”。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3]
2.4 航运供应链的规模效应
航运供应链的规模效应体现在：（1）使航运企业以货源为中心的生产性减弱，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性增强，在新增加的服务环节上增加了附加值和企业利润，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优势；（2）改变了竞争业态，航运企业间由船与船的竞争转变为链与链的竞争，加快了航运业内的纵向整合和一体化发展；（3）增强了航运企业的议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为航运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2.5 航运供应链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居于航运供应链上的企业之间存在主导与被主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即服务集成商控制供应链，从而达到延伸企业自身价值链的目的。主导与被主导、控制与被控制是通过松散联合、签订长期契约或一体化方式实现的。是实施一体化还是签订长期契约，取决于主导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节点企业之间交易成本的比较和权衡。
虽然供应链主导的航运企业整合仍局限于航运业内，但为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其业务触角已经向航运业外延伸，开始实施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如航运金融服务、运贸一体化等。
3 航运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3.1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在企业生产活动中，当一种产品的产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平均成本下降，即存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是联合生产2种或2种以上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这些产品单独生产的成本总和。范围经济来源于企业的资源剩余，通过开展多项业务可以共享剩余资源，从而节约成本。
3.2 专业化分工与多元化发展
斯密[4]认为：交易产生分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不断分化、发展，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同样，在企业内部，随着劳动分工的细化，企业内部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化水平也越来越高，这时企业追求的是规模经济。斯密定理将专业化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市场范围的扩展，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但在市场范围扩展、经济发展进程中，却出现了与专业化相反的纵向一体化。科斯对这一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悖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因为节省了交易费用建立企业或实行纵向一体化也能带来经济节约。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市场规模、技术、交易费用制约，专业化的道路日趋狭窄，出现有规模却不经济的状况，只能谋求多元化发展，追求范围经济。多元化是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鹇匝瘛Wㄒ祷?、多元化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由追求规模经济进而追求范围经济则是隐含的经济学逻辑，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也印证了这一点。
3.3 多元化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动因
3.3.1 前提条件
航运企业规模化发展产生了可以共享的剩余资源，特别是组织能力和企业家才能等以无形资产形式存在的通用资源，为航运企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3.3.2 动 因
（1）航运企业专用性资产令企业面临高昂的资产转换成本的同时，也使企业不得不面对市场下滑产生的高额交易成本且无法实施一体化；实施多元化发展则可以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面对航运市场周期性波动时可以有效分散风险。
（2）从生产嵌入制造业的角度看，包含航运业在内的交通仓储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最大，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资金和技术投入相对较低以及附加值低的特点，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说航运供应链节点嵌入的位置是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航运供应链若长期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将面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风险，而寻求多元化发展则是摆脱低端锁定困局的可行路径。
3.4 多元化发展的特点
（1）以航运事业为起点，通过专业化发展实现规模经济和优势，在此基础上实施多元化战略，追求范围经济。
（2）以相关多元化为主，充分利用企业剩余资源，借助已有竞争优势，拓展相关业务领域。由专业化到相关行业多元化，最后进入不相关行业多元化发展，可以保持企业已有市场份额和收益水平，为企业战略转型提供中间支撑并减少企业战略转型成本。马士基航运集团的多元化战略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3）实施多元化是战略性选择，而非短期规避风险的手段。在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同时，航运企业同步实施国际化、集团化战略，从而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篇13
新环保法的实施将促使环境保护开始从治理变成管理，接踵而来的大气10条、以及正在编制的土壤10条、即将出台的水十条都是环保法的延续，万亿级环保需求天花板已然被打开，这毫无疑问将促进环境需求的广域化。
但是这些需求该如何转变为产业需求呢？傅涛指出，需要这四大政策的配合才能将需求转变为市场，在需求广域化下，可能带来交易结构的分化。
首先，经营性公共服务的特许经营。傅涛认为，能经营的项目才是特许经营，能否经营的标志是是否有经营性收费。
其次，准经营性公共服务领域的补贴性特许经营或投资政企组合，从前是政府自己做或者是企业自己做，改革将推进准经营性公共服务，当收费不足以满足自我发展时，可以采用补贴的方式，采取政企合作的投资行为。
第三，非经营性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服务采购。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细了公共服务采购范围和宽度，这对环保产业的发展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第四，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国务院出台《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新模式，确立“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新思路，正当其时。
第五，PPP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傅涛认为，PPP更多是从财政角度出发的，虽然达到了促进产业发展目标，但是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改革。由此他指出，不要把PPP推向神坛，一般意义上讲PPP是一种理念，更多时候只是一种操作方式。“未来越来越广义的需求会在四大政策的洗礼下被市场所识别，但仍需要过程。”
趋势二：监管严格将加大环境产业风险
新环保法授予了环境保护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违法排污设备的查封、扣押权。规定了行政拘留措施，设立引咎辞职制度，规定按日计罚的措施，让环保法长出能制裁违法行为的“爪”与“牙”。
新环保法不仅加大了环保官员的责任，也同时严格约束了排污和治污企业。傅涛强调，监管趋严，将加大环境产业的风险。原来一些达到高标准的技术路线可能不经济，但存在的风险在驱动产业技术经济变化，在监管之下，未来会改变很多低成本低质量的技术路线。
趋势三：以环境效果为核心
环保时代即将来到新环保法的实施标志着“以排放指标为核心的环保时代即将过去，以环境效果为核心的环保时代即将来到。”傅涛表示，以往我们还是计划时代的思路，“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都是工程建设规划。而新环保法以及水十条、大气十条等政策都是指向效率。“十三五”期间政府约束性指标一定是效率，要使老百姓能够感知到的环境效果，称之为效果导向时代，催生产业供给。
“环境服务外部化一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傅涛指出，服务外部化的核心就是要专业化、品牌化和规模化。而由于产业服务越来越宽，企业之间不再是原来的托拉斯时代，全能冠军时代已经过去。监管严格后需要专业化分工，很多领域的专业化需要协调合作，在共生体制之下不同专业主体形成共生关系，共同完成严格监管之下的目标。
当然，这也会改变工业治理的结构，傅涛分析，由于甲方根本没有认真采购工业治理企业的技术和服务，随时准备转移污染，导致工业水处理行业几乎没有形成大的治理主体，但是监管以后，工业治理的这种脉冲式服务将终结。
趋势四：走向综合化的服务方向
以效果为导向带来了供给变化，目前大部分环保公司做的是单元服务，那么如何将单元服务上升为效果服务？傅涛认为，面向效果服务要补齐漏项。例如污水处理，根据《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为89.21%。若以县城以上城市统计口径计，我国的污水处理率不会超过80%。而剩余20%多未经处理的污水数字虽小，影响却极坏，严重影响了污水处理的效果。还有长期被忽略的黑臭水体治理，是决定治污效果的关键。因此，他分析，未来很重要的影响趋势就是综合化的服务方向。
趋势五：服务界面迎来第四次上移
目前为止，环保产业经历了三次服务界面的上移，第一次改革服务界面是采购设备。第二次服务界面上移是采购工程，所以有了工程公司。第三次服务界面的上移是2000年初，是经营层面上的服务上移，包括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垃圾处理厂的运营等环境治理的服务环节。
现在迎来了第四次服务界面的上移，政府要求企业提供效果。未来专业化的公司将成为主导，环境一级开发市场与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将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帮助政府解析如何实现效果。
趋势六：高标趋势改变收益结构
“被别人剪了几十年羊毛的环保行业能否剪到别人的羊毛？”傅涛指出，环境为什么这么差？是因为其他行业造成了污染，透支了我们的环境和资源，最后却由环保行业的税收和收入来支付过去的欠账。
做房地产的割点羊毛，做化工厂的剪点羊毛，最后造成环保行业负债累累。这些割走我们羊毛的行业做到极致化先走了，今天环保行业也开始了极致化的发展趋势，这将改变收益结构，为行业带来惊喜。
趋势七：产业模式或开始转变
从B2G向B2C过渡新环保法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设专章，保障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而移动互联时代的发展特点也使的公众参与功能被不断的强化，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三方关系，产业发展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傅涛认为，在此背景下，仅仅让政府满意的环境企业已经不再是好的企业，产业最终会从企业对政府（B2G）向企业对公众（B2C）过渡，因为环境服务最终受益者是公众，如果不能从公众中获得相应的影响和认知，实际上服务将很难落地。
趋势八：移动互联开始影响产业
“最终B2C的转型会让环保产业结构、价值结构发生变化，很多环节都会发生变化，环境企业会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影响。”而移动互联将最大程度上调动公众的参与互动，影响公众感知。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强大的冲击。目前来看，互联网对环保产业的冲击相对较慢，但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很多环保企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并开始了积极的研究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