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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托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孕育于各种类型的文化土壤中。高中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要想真正地掌握英语这门语言，就必须对英语的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英语学习的效率，发挥英语学习的实效性。在以往高中英语的教学中，英语教师对于英语国家语言背景与风土人情的文化渗透是比较重视的，这对高中英语教学的实效性发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高中英语教学效率的有效提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在深入挖掘英语国家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却往往是顾此失彼，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教师对本土文化的忽视。一些教师在思想深处认识偏激，认为只要让学生对英语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就足够了，至于对我们本土文化的相关内容了解与否无关紧要，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教学实践中，一涉及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学习内容时，教师就比较重视，学生对这些内容的学习也会充满热情，但是在英语教学中也有许多与我们本土文化相关联的教学内容，由于教学中对于本土文化的输入与渗透不够，当遇到这样的学习问题时，学生往往会觉得比较困难，教学的效率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因此，本土文化的输入不够是目前阻碍高中英语教学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2.高中英语语言教学的实用性不强
长期以来，高中英语教学的实施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比较严重，在教学实施中，升学成为英语教学实施的唯一目标，高中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都要围绕着高考这个指挥棒而进行。在教学的实践中，只要学生的英语考试成绩提升了，就被认为是教学取得了成功。在这样的教学理念影响下，教师对于学生英语表达能力与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这对于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高中英语教学逐渐沦为考试的工具，以至于高分低能的现象比较突出，高中生英语语言素养的提升并不尽如人意，这样的教学实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中英语语言教学的实用性发挥，不利于高中英语教学效率的提升，因此，这样的教学现状亟须改进。
二、高中英语教学效率提升的措施
1.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凸显实用性
要改变现阶段高中英语教学实用性不强的现状，就要求教师改变原有应试教育的教学理念，而不是以考试作为高中英语教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与此同时，教师要帮助学生端正英语学习的目的，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英语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英语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应用的价值。在未来的生活中英语的应用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它是未来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因此，学好英语是非常有价值的。除此之外，教师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实施中，也要改变只重视理论知识教学的弊端，要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以凸显实用性的英语教学取代“填鸭式”的英语教学，这是提升高中英语教学效率的一项重要措施。
2.要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突出文化性
要实现在高中英语教学中所凸显的文化性，就要改变现阶段高中英语教学中“唯知识论”的教学倾向。在以往的高中英语教学中，教师更多采用的是灌输式教学，学生所采用的学习方式也主要以死记硬背为主。要突出高中英语教学的文化性就要让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解放出来，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在深入挖掘英语文化的基础上，让学生对本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对接，让英语的“教”与“学”渗透更多本土文化的元素，这不仅对高中生英语语言能力与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大有助益，也可以有效提升高中英语教学的效率。同时，教师要在具体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联系更多充满本土文化元素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本土文化的英语语言应用意识，以此提升高中英语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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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湿润冷凉区是指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和中部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该地区海拔250～750 m，无霜期120～130 d，年平均气温3～5 ℃，5—9月≥10 ℃积温2 650～2 750 ℃，年平均降雨量750～850 mm，土壤以灰棕壤、白浆土为主，山川谷地上分布着冲积土、草甸土和泥炭土，非常适合玉米种植，是吉林省重要的玉米产区。但是受到栽培技术水平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近年来该区域的玉米产量一直不高，始终在8～9 t/hm2之间徘徊。在影响玉米产量的诸多因素中，玉米保苗率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桦甸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2010—2012年玉米保苗率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84.1%，2011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76.9%，2012年玉米平均保苗率为78.8%，其中存在个别地块保苗率在60%左右。因此，为提高玉米保苗率，采取以下9种技术措施，以为该区域玉米高产优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1 选择活力强的玉米种子
活力强的玉米种子发芽快，拱土能力强，出苗整齐度高，对干旱、冷凉、高湿、肥害、药害抗性较强，不易感染缺素症、苗枯等各种苗期病害，保苗率高[1]。应选择在18 ℃条件下，3～4 d有90%以上的种子出芽的种子。
2 播种前进行种子包衣
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和玉米丝黑穗病，普遍采用种子包衣技术。但是种子包衣不能过早，因为过早包衣，种衣剂和玉米种子长时间接触，会对玉米种子产生毒害作用，降低玉米种子的出芽率和发芽势，严重影响出苗。应在玉米播种前7～10 d进行晒种，然后在阴凉处进行种子包衣，阴干后装袋备用。包衣一定要均匀，否则会降低防治地下害虫和玉米丝黑穗病的效果。
3 适期播种
播种过早，土壤温度低，湿度大，易粉籽烂芽；播种过晚，易受干旱影响炕籽炕芽。最适播种期是地温稳定超过10 ℃，土壤含水量20%，即土壤用手攥成团落地后自然散开，此时播种出苗快，出苗壮[2-3]。
4 精细整地
精细整地是保证播种质量的关键环节[4]。整地后耕层深度达到25～30 cm，碎茬长度小于5 cm，无立垡，无坷垃，起垄后适度镇压，把垄台压平后播种。
5 精心播种
5.1 增加播种量
由单粒播种改为双粒播种，或按照1粒—2粒—1粒模式播种，即第1埯播1粒，第2埯播2粒，第3埯播1粒，以5～6埯为一个循环单位。
5.2 调试好播种器
不管是使用大型播种机播种，还是使用手提式播种器播种或滚动式播种器播种，播种前都要调试好排种口和排肥口，保证排种畅通和准确。在播种时，随时观察排种、排肥状态，防止漏播[5]。
5.3 确定播种深度
播种时气温低、土壤湿度超过20%时，适度浅播，播深3～4 cm；播种时气温高、土壤湿度小于20%时，适度深播，播深4～5 cm。
5.4 种肥隔离
底肥深施15～18 cm，口肥与种子间隔8～10 cm，防止发生烧种现象。
5.5 作业连续
起垄后，及时播种，播种时镇压，防止跑墒。做到随起垄、随播种、随镇压，有利于土壤保墒，提高玉米出苗率[6]。
6 防治地下害虫
在种子包衣的基础上，把毒饵或杀虫剂拌入底肥中，随底肥均匀施入垄底，或者在破垄后合垄前用辛硫磷50倍液喷施于垄沟。
7 合理喷施除草剂
用90%乙草胺2.5 kg/hm2+38%阿特拉津胶悬剂4 kg/hm2+72% 2，D-丁脂0.75 kg/hm2对水300～400 kg/hm2，在播种后、出苗前进行土壤封闭，除草效果差的地块可使用4%玉农乐1 500 mL/hm2对水300 kg/hm2进行二次除草。喷施除草剂要做到药量准、对水足，喷施均匀，不能随意加大药量或减少对水量，以防止药害。
8 防治苗期病害
在易发生缺磷和缺锌症的地块，在玉米3～5叶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和0.2%硫酸锌，或结合施底肥增施多元锌肥和磷肥，防止发生缺素症。
9 预防鼠害
春季是老鼠繁殖危害的高峰期，是防治农区鼠害的最佳时期。在4月中、下旬，选择7～10 d投放含有抗凝血性杀鼠剂的毒饵防治农田鼠害[7]。
10 参考文献
[1] 李维岳，才卓，赵化春.吉林玉米[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63-381.
[2] 方向前，边少锋，柴寿江，等.吉林省湿润冷凉区玉米栽培技术[J].杂粮作物，2007，27（4）：296-297.
[3] 方向前，曹文明，于世伟，等.吉林省湿润冷凉区玉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科技通讯，2011（1）：119-120.
[4] 郭庆法，王庆成，汪黎明.中国玉米栽培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0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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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夯实数学基础教学
我们应该看到数学学科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如果前面的知识掌握得不好的话，后面的知识也很难把它掌握好，这就要求基础知识的教学不能够忽略，只有将基础知识的教学搞好了，高中数学教学的实效性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保证，也只有学生数学学习的基础夯实了，数学学习的效率才能够得到应有的提升。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的开展过程中，要提高高中数学教学的效率，就要求教师要对基础知识的教学重视起来，在以往的高中数学教学活动的实施中，教师对于基础知识教学不够重视，尤其是对数学定理与概念教学关注度不够，这对高中数学教学效率的提升是非常不利的，在高中数学教学的开展中，教师要重视这些基础性知识的教学，这是促进高中数学教学效率提升的有效措施。
二、要重视合作学习的有效实施
在传统高中数学教学的实施过程中，高中数学教师把自己看成是高中数学教学实施的主体，教师把自己看成是高中数学教学的主角，教师把学生看成是教学实施的被动接受者，是高中数学教学开展的配角。因此，在高中数学教学的实施中教师对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课堂教学方式是机械灌输式的教学方式，知识的填鸭是教学活动开展的核心内容，在课堂上教师很少给学生提供彼此合作的机会，因此，传统高中数学合作学习的开展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样的高中数学教学现状，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重视合作学习活动的实施，教师要根据教学的重点、难点，以及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具有一定启发性的合作学习问题，以问题情境的创设促进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之间有效的合作、沟通和交流，以合作学习的高效开展促进高中数学教学效率的更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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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的盲目选择及不满意
我国初高中的教育模式偏重对知识点的掌握、记忆和反复练习，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学生在初高中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好相关的课程为了能在高考时考取一个更好的分数，基本上没有受过职业生涯方面的教育。很多同学选择高职的原因是高考失利，失利后选择旅游管理专业时多听从亲朋好友的意见，缺乏全方位的考虑，考虑的内容很少涉及到自己的兴趣、能力、身体状态和未来的职业方向。因而对专业的满意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以后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未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和科学的规划，缺乏主动性。
（二）学生自我认片面性
随着4G网络的普及、对旅游管理专业无兴趣和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时，就会陷入无聊和玩手机看视频的过程中。在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样本中的学生对自我认知方面有两种现象：一种是过分的肯定自己，只看到优势忽视了劣势；一种是过分的否定，只看到了不足，没有发现自己的优点，陷入自卑的境地。另外大部分学生没有自学的习惯，还是像高中时一样等待着老师督促，自觉性不够。
（三）职业生涯规划的认知不全面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调查样本对于毕业后是先就业择业顺序问题比较模糊，对自己的未来就业顺序没有一个规划。并且对于如何找到工作的希望是寄托在亲朋好友帮忙推荐上，没有想过可能会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同时大部分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方向没有目标，但对职业期望是高收入和高职位的占大部分，只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工作愉快。从调查样本可以发现学生对职业生涯没有统一的规划，有也可能是单一的计划。如果对职业生涯规划没有长远的、动态性的认识，并且不能紧跟社会发展的趋势掌握好行业的动态，制定的规划会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影响实效性。
（四）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开设不规范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作为高职院校的必修课，在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调查样本中课时数仅占总学期的课时比例为2%左右，开设的课时数严重不足。高职院校开设职业规划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辅导，但授课的教师是专职教师的比例只有23%，其它的课程多由辅导员兼任，不能保证教学内容的技能性和专业性，并且授课内容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统一的授课标准考核标准。另外学生的实践活动一般是参与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或者是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较少有求职的经历，所以对求职过程中艰辛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不了解就业形势的严峻。
二、职业生涯教育的保障措施
（一）家庭和学校整合协调
家庭和学校应该在学生就读初高中的时候就让他们有自主的选择，少让学生被动的接受，学生从小就养成主动思考自己生活、学习的习惯。并且在高中时段就进行少量的职业生涯方面的教育，让学生早些接触职业生涯方面的知识，并对此有所了解。在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家庭给予一定的参考意见，参考的内容涉及学生的个人兴趣、能力和未来的职业方向，最终选择哪个专业由学生自己决定。学生只有真正的喜欢这个专业了，才能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有一个规划，对自己的未来职业方向有一个目标。避免了学生就业后因与自己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不符而不停的换工作。频繁的换工作不仅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不利，也对社会上人才的培养不利。大学生在思想上对家庭的依赖性仍然很强，所以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在职业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学校要与家庭协调好，相互协作，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自我认知全面性
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自我认知内容一般包括个人兴趣、优缺点和自学能力，缺乏全面性。自我认知的内容中应该涉及到情商、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可以借助科学仪器设备和聘请专业的人士进行必要的、全方位的指导。再通过周围朋友、同学的评价，帮助学生全面的掌握个人兴趣、爱好、身体状况、专业技能、自学能力和实操能力等自身的状况。结合这些因素，预测未来的职业方向，根据自学能力，制定好适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路线。
（三）构建职业生涯实践平台
学生对未来职业状态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做是一个模糊的或者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所以各高职院校应该为在校的学生构建一个社会实践平台，让学生参加社会兼职工作，开展职业实践活动。这里的兼职和实践活动不是指做普通的兼职、做家教、做话务员等。而是让学生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就可以利用周末或节假日是的时间出去跟团或到旅行社做计调等，让学生提前明白自己未来将要从事什么事的工作。这样做有利于让学生制定好职业生涯规划，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学会与人沟通协作，加强自我认知。密切的了解行业动态，制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具有实效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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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1．2．1宣传教育护理形式:
①书面教材宣教:给予观察组女性分发与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相关的教材，通过学习教材，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的认知水平;②面对面知识讲座:对观察组女性进行集中式的授课，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教护理，提高女性对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及其工作意义的了解;③科学教育片:通过让观察组女性观看科学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节育及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妊娠不同时期的注意事项。
1．2．2宣传教育护理内容:
①我国人口现状;②人口数量与社会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③人口理论原理;④人口过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导;⑥优生优育的婚育观;⑦计划生育相关法条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为T检验，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随访期为2年，统计两组女性的生育率、计划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标，观察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生育率和计划外生育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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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角度看，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三年不过是一眨眼。一件事的发生对人们的影响和造成的改变，至少需要9个月的时间（怀胎期）才能体现在出生率上。在人口统计上也是如此，影响会滞后一年左右才体现出来。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后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看到出生率的变化趋势是很惊人的。
尽管经济萧条与家庭组成存在联系，但联系的本质存在争议。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不确定性对生育率的提升有着消极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经济衰退会降低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鼓励妇女在失业期间生育本来就打算要的孩子，从而提高出生率。欧洲最近的经历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毫无疑问，在欧洲，因经济衰退引起的移民人数、结婚人数以及出生人数的减少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
不能肯定的是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想要降低生育率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夫妇可以减少他们生育的子女数量，或者也可以推迟生育时间。后者造成的生育率降低将在不久后恢复。人口学家称之为“步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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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重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2013年我县被授予全省打击“两非”工作先进单位、全省人口计生宣教工作一等奖单位、全市唯一的“全省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㈢特色工作得到省、市充分肯定。一是“强化‘三专管理’，推进人口计生依法行政”经验在全省计生系统依法行政工作大会作了典型推介。二是“加强人口计生组级队伍建设”的经验在全省计生协会工作会议作了典型发言。三是扎实开展冬春集中服务活动的成功做法在全市冬春集中服务活动动员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二、2014年的工作目标和基本思路
2014年全县人口计生工作整体目标是“保先争优”。即确保“全省先进县”地位，努力争创“国家优质服务县”。
基本思路是：抓住一个核心，加强两项建设，强化三大措施，突破五个瓶颈。
㈠抓住一个核心：即紧紧抓住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这一核心。2014年的省考核将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的记分权重，而我县的符合政策生育率在全省排名第96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全市排名倒数第三，仅好于安化县和赫山区。要实现2014年工作目标，就必须千方百计提高符合政策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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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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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乡村人口城镇化等因素，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标志着“全面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预测放开二胎对我国人口增长等方面的影响是当前我国宏观人口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模型假设
（1）假设在预测期间不会发生对人口有巨大影响的特殊事件。
（2）假设所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考虑出境和入境的人口数量。
（3）假设在政策发放下，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概率相等。
（4）15-49岁为育龄妇女，不考虑是否已婚、是否具有生育能力。
3Leslie矩阵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人口预测包括对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的预测，人口结构又包括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传统的人口预测模型虽然能得出未来总人口的发展趋势，却不能体现政府出台的二孩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结构化等诸多方面的趋势影响。那么该模型及其变形对生育政策调整的描述必然是?离实际的，因Leslie矩阵预测模型考虑了绝大部分的影响因素而成为一种相对较为精确的方法。本文针对二孩政策提出的Leslie改进模型，将新形势下的人口总生育率替换原Leslie矩阵中的旧生育率，体现了二孩政策对未来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等方面的影响。
3.1基于性别的人口发展方程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们人口达到13.4091亿人。我们将人口按年龄大小以每5岁为间隔，将0-99岁等年龄的划分成20个年龄组，即0～4岁为第一个年龄组，5～9岁为第2个年龄组，10～14岁为第3个年龄组，……95～100岁为第20个年龄组。
设在时间段t第i年龄组的人口总数为ni（t），i=1，2，…，20，各年龄别的女性性别比为fi，定义向量w（t）=[w1（t），w2（t），…，wm（t）]T为第t年女性人口数，其中wi（t）表示第t年i年龄组的女性性别比例，我们首先研究女性的人口分布w（t）随t的变化规律，进而研究总人口数等指标的变化规律。
我们将未来各年龄段的生育率预测出来，将其乘以相应年份妇女人数就可以得到相应年份的出生人数。我们将未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预测出来，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存活率，从而得到各年龄段的人口。因此，未来人口的预测取决于未来各年龄组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准确预测。我们将男性和女性的人口数当作两个独立的系统进行发展，总人口趋势由两者共同决定。
3.2模型中参数函数的确定
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统计出了育龄妇女对“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生育意愿。最高（调研确定要生二孩和犹豫不决的）、最低（调研确定要生二孩）和中间场景下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377、1.337和1.297。查阅文献得知，全面二孩政策下的总和生育率为1.8。表1为调查得到的数据。
3.3二孩政策下人口总数的预测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上查阅到了相关数据，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利用MATLAB编程求解，设置不同的总和生育率，不断迭代30次，我们得到了不同政策下未来三十年各年龄阶段的人口数，我们整理数据，由于数据庞大，这里我们仅给出不同政策下未来三十年总人口的部分预测数据。
在不施加生育意愿的重大前提下，仅有60%的育龄妇女符合单独二胎的条件，由于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一部分的二孩累积生育势能将被释放出来。如果2015年继续实行单独二孩，其累积势能得到舒缓，故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的走势大体一致，如果2015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导致妇女累积生育势能的突然性释放，人口在上升到一定峰值，就会出现平缓增长。
3.4二孩政策的老龄化程度
我们建立的基于性别的人口发展方程模型可以得到各年龄段的人数，我们整理数据得到的二孩政策下老年人的人口见表3。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从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迅速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但在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后，老龄化速度得到一定的改变。“单独二孩”在生育率相比“全面二孩”的情况下，老龄化更为严重，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是，“单独二孩”的总和生育率小，达不到快速改变老龄化的比例。“全面二孩”有效的改变了老龄化程度。
4政策的影响
4.1我国现阶段情况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诫我们，当总和生育率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在短时期内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至1.6，至今已经有20年时间，此时开放全面二孩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根据我国现阶段情况，图3展现了从1990年到2014年我国的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情况和劳动力情况：
4.2政策影响的劳动比
根据上面得出的数据，我们统计了未来三十年的劳动人口总数，据此我们计算得到了每年的劳动比并做出了图5。
图5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在减少，“计划生育”和“单独二孩”的劳动率急剧减少没有回升的趋势，在长期的人口预测中，这两种生育政策将会导致我国的劳动力持续减少。“全面二孩”的劳动力也会减少，由于生育模式的改变，这种政策将会在2030年左右下降到最低点，随后会处于上升状态，改变原有劳动力状况。
4.3政策影响人口红利
在第三节建立的模型下，得到未来30年人口结构的数据，据此我们能分别得出“计划生育”、“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的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若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即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显然，我国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通过上图预测可发现数据，“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量?o疑会使老年人口抚养比降低，进而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缓解作用。
5结论
篇10
纵观整个世界，大批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实施，这类项目涉及复杂的社会、生态及经济体系。在俄罗斯，一方面需实现农业生产的短期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农村地区人口、环境及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但两方面要达到平衡尚存一定的困难①。
俄罗斯人民历来认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效率提高、土地合理管理、农村劳动人口零失业及生活水平提高。然而，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最关键的因素是人力资源及其数量和质量特征。因此，根据《俄罗斯联邦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俄罗斯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国策的重大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时通过降低死亡率、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及减少人口外迁等措施，确保农村人口②数量稳定，并为人口增加创造有利条件③。随着《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目标指标的逐步实现，农村地区人口状况也在慢慢得到改善。农村人口数量稳定，维持在3500万左右；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达到75.6岁；人口外迁数量减少，每年不超过7.41万人，如表1所示。当然，由表1可知，当前人口两大主要目标值，即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外迁数，与2030年的目标参数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状况使得俄罗斯农村地区人口前景问题亟待解决，寻求可行办法以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变得日益重要。
从宏观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农村人口的发展趋势和前景颇为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区域单位有着相同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人口条件、文化历史条件、地理条件等特点，凡此种种，可满足该区域内居民和行政部门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使用，以及经济实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维护①。
俄罗斯西北联邦区面积广阔，共辖11个联邦主体②；人口逾1380万，其中农村人口达220.4万（约占西北联邦区总人口的16%）。在全俄联邦区中，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比例最低。对比如下：各联邦农村人口占比平均值为26%，中央区为18%，乌拉尔区为19%，远东区为25%，西伯利亚区为27%，伏尔加沿岸区为29%，南方区为37%，而北高加索区高达51%。西北联邦区气候条件恶劣，大部分属危险农业生产区，故其农村人口比例低于其他联邦区。
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农村人口比例不尽相同。比例最低的是摩尔曼斯克州，为7%；最高的是列宁格勒州，为35%。此外，各联邦主体居住条件也有所不同。比如，摩尔曼斯克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以及科米共和均位于俄罗斯所在的北欧地区，属极端高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位于西北联邦区南部的普斯科夫州和诺夫哥罗德州，其居住环境和俄罗斯中央区较为相似；加里宁格勒州属西北联邦辖区，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是俄罗斯一块飞地（隶属某一行政区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圣彼得堡是列宁格勒州行政中心，在全俄城市中举足轻重，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济、文化、历史和旅游中心。
另外，西北联邦区各联邦主体经济差异较大。一方面，“北部半荒漠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发达的矿业基地及全俄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人口相对稠密的南方地区”的经济问题类似于俄中部地区的典型经济问题③。
过去25年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减少了52万（减幅为19%）。在西北联邦区总人口中，农村人口比例由过去的18%降为现今的16%，如图1所示。另外，笔者此前的研究显示①，过去数十年间，除上述趋势外，西北联邦区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状况还出现了一系列不利变化，如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死亡率增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减少、人口外迁、平均预期寿命降低及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出现较大差距。以上变化说明，西北农村地区出现人口危机，改善农村人口状况刻不容缓。
西北联邦区各地地理、历史、文化及经济状况存在差别，因此，一些辖区的人口发展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战略》实施期间，西北联邦区有7个辖区的农村出现了人口减少现象；情况最严重（减少1/3以上）的有摩尔曼斯克州（44%）、普斯科夫州（38%）、阿尔汉格尔斯克州（34%）及科米共和国（36%），如图2所示。经济学博士里巴科夫斯基（L. L. Rybakovsky）称，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减少是因为地区间存在稳定的“移民通道”，人口从这些地区迁出后被圣彼得堡这块“移民磁铁”吸了过去①。该段时期，圣彼得堡的人口增加了18.92万。
加里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州的情况与上述恰好相反，两州人口增幅分别是17%、11%，如上页图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来的25年间，这些地区的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如图3所示。由统计数据可知，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农村人口增速放缓。如2002―2004年间，列宁格勒州人口出现小幅度减少，这与当时的移民浪潮有关。从2005年起，人口恢复正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具备吸引力。在西北联邦区，加里宁格勒州、列宁格勒州及圣彼得堡经济最为发达。它们有着多样化的市场，人力需求大，就业机会多，薪资待遇好，公共基础设施完善。除此之外，加里宁格勒州之所以能够吸引外来人口，是因为当地人积极参与国家所实施的项目②。
1992年和1993年时，通过一些行政手段，卡累利和国有不少城市居民摇身变为农村人，从而导致当地农村人口激增。这一情况，卡累利和国并非独例。20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掀起一股由城市人向农村人转变的风潮，从而影响了城市结构的转型③。
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西北联邦区的农村人口在近数十年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如下页图4所示。2003年，人口负增长出现峰值（-14.7‰），此后，负增长成为趋势。在某些年份，尽管人口呈负增长，但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然而，目前这两项指标均为负值，分别是-3.9‰、-2.9‰。
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死亡率极高，如下页图5所示。西北联邦区人口死亡率在2003年达到峰值（24‰），是总生育率的2.6倍。2003―2014年，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下降，现今这一比例为16.2‰；相反，出生率在增加，达到12.3‰。目前，出生率呈上升趋势，但如果当前生育参数及年龄性别结构在未来数十年仍然维持不变，农村人口态势难以迎来积极发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人口状况面临着不小阻力。这一阻力是由女性人口结构变化所致，尤其是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使出生率难创新高，甚至难以维持原状。另外，低出生率将导致老龄人口增加，劳动适龄人口从而减少。
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人口状况是否能改善？必需资源是否已消耗殆尽？如果当前人口相关指标保持不变，如果通过实施各种人口政策来应对不利趋势，通过对人口预测进行分析，我们便能够预测未来人口数及年龄性别结构的变化情况。
二、研究方法
人口预测是对未来人口状况（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他质量特征）和人口流动主要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外迁率）的科学性预测。这一预测立足于预期人口规模及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而出生率、死亡率各类特征的未来动态变化假说又为该预测指标提供了基础①。预测人口状况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使用特定的数学函数（外推法和分析法），二是年龄转换法（亦称合成法）。但是，由于第一类方法未考虑人口增长和年龄性别结构成分的变化，预测结果可能出现偏差。此时，启用第二类方法更为可靠，因为它考虑了自然和机械运动预估波动率以及当前的人口结构。
在预测人口情况时，我们采用了年龄转换法（合成法）――仅有此法既能预测总人口数，又能通过年龄、性别预测人口分布情况。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口学家维尔普顿（P. K. Whelpton）造了合成法②。该方法的实质是依照三类指标（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定时“追踪”一类人群的运动情况。计算方案如下：在年初t，将某一年龄段人口总数设为S，一年内，原来的总数会因以下因素发生变化，如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迁出及人口迁入。一年后，时间为t+1，人口年龄段为x+1，即人口总数公式为：
除新生儿外，该算法适用于各个年龄层。在t+1年，我们考虑了新生儿群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为并非所有的新生儿都能活够周岁。首先，必须统计新生儿的数量。因此，我们要弄清楚年龄别生育率和相应年龄妇女的平均数量。育龄妇女数量倍增促使生育率提高。年龄别出生率的相关数据经初步预测得出，即“未来出生率不变假说”。妇女人口数量相关数据源于此前变化的影响。由于变化的影响，我们获悉女性在年初的数量，所以有必要计算出育龄妇女的平均数。
为了在出生人口中获悉婴儿性别比信息，我们可使用出生性别比，即通过长时间观察而得出的经验法则（105名男孩比100名女孩，相当于0.52：0.48）。由生命统计表可知，相应性别人口存活下来，出生率倍增，从而计算出t+1年新生儿总数St+10 ③。
在制定预测方案时，我们对人口动态作了一系列猜想：
其一，在计算过程中，我们的立足点是从2015年到2035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模式保持不变。我们认为，这种不变模式意味着主要人口指标处于同级水平，相应指标包括性别、年龄别死亡率、年龄别生育率及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其二，在预测时，我们考虑了人口发展过程中几项主要指标可能出现的变化，包括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我们未研究结婚率、离婚率、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等，因为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体现在自然运动、机械运动的量化特征中①。
其三，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并清楚地了解所有方案的变化情况，这一系列猜想满足的前提是该地区迁移率为零②。
该预测活动围绕四种方案进行：
一是“零变化”。该方案立足于生育率、死亡率及迁移率的现行趋势。换言之，以2015年为初始年份，到预测期截止日，上述三项指标保持不变。
二是“生育率提高”。生育率逐年提高，符合主要法律文件中所规定的目标指标。
三是“死亡率下降”。在官方目标值基础上，死亡率逐年下降。
四是“管理优化”。生育率逐年上涨，死亡率逐年下降，符合国家解决人口发展问题的相关规定。
“管理优化”“生育率提高”及“死亡率下降”这三种方案中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年变化一致，它们以国家概念性、政策性文件中的目标指标为基础。这些文件旨在改善人口状况，包括农村地区复杂特殊的人口问题，如上页表2所示。根据俄罗斯2014―2017年及2020年农村可持续发展计划，到2020年，农村人口毛出生率有望增加33%，即年均增长率为5%。目前，俄罗斯制定的项目或战略性文件均未涉及降低农村人口死亡率。因此，我们从起点开始，坚持指导方针（该方针基于预测期间俄罗斯人口政策概念），到2025年，毛死亡率将下降40%；在此基础上，我们可推断，死亡率年均下降率为2%左右。
三、研究结果
预测结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即便采取最积极的人口发展方案，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依然不可避免地减少，如上页图6所示。“零变化”方案意味着生育率将停留在2015年（基准年）的水平，同时会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到2035年时，农村人口将减少108.29万，减幅达49%。
如果选择更为有效的“死亡率下降”方案，西北农村人口也会减少，但减幅比上述情况要小，为44%（合974.6万人）。由“生育率提高”方案可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35.59万，较2015年减少84.82万，减幅为39%。而如果采用“管理优化”方案，极有可能出现最佳结果，但仍不能解决人口下降问题。由该方案可推知，农村人口在2035年时将达到146.88万，较基准年减少33%。
预测数据中，农村人口减少主要是指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如表3所示。因此，即使实施“管理优化”方案，到2015年时，西北联邦区农村劳动力仍将减少60.2万（较基准年减少49%）。因此，当局在实施社会、经济及人口政策时，应着重关注劳动适龄人口。同时，人口政策（尤其是“提高生育率”和“管理优化”方案）将促进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到2035年时，农村劳动力人口所占比例将由原来的17%增至33%，而据“管理优化”方案可知，该比例有望达到35%。
因此，实施上述任一人口发展方案，到2035年，西北联邦区农村人口较2015年仍然会减少。然而，不同的方案所产生的减幅则不同。因此，预测人口数量最低是112.12万（“零变化”方案），最高数量是146.88万（“管理优化”方案）。通过对比各种预测方案，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降低死亡率”方案与“零变化”方案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而“生育率提高”方案与“管理优化”方案则有着紧密联系。
在预测期间，农村人口数量表明，跟“提高生育率”及“降低死亡率”方案相比，“管理优化”方案通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也表明，在筹划和实施国家人口、经济、社会政策时，综合法存在可行性。
如上所述，俄罗斯西北农村地区人口状况各不相同，故需区别看待预测结果。上述数值也表明，农村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依照农村人口预测的动态类型，西北联邦区可分为三个模块，即人口持续增长区、非稳定变化区和人口持续减少区。
如下页图7所示，第一个模块仅包括一个主体，即摩尔曼斯克州。据上述四种方案可知，该州农村人口在未20年将实现逐年递增。所以，依照预期效果最佳方案（“管理优化”），到2035年，该州农村人口将增加8.38万，涨幅达48%。
如下页图8所示，第二个模块的农村预测人口主要呈下降趋势，但至少有一种方案可以断定，到预测末期时，人口会出现小幅增长。这些地区包括普斯科夫州、列宁格勒州、加里宁格勒州及科米共和国。据“管理优化”方案，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数虽处于下行趋势，但在某个点将出现“逆转”，表示人口正增长。然而，从多方面看，这些积极变化受结构性因素牵制，持续不了多久。
如下页图9所示，第三个模块由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沃洛格达州、诺夫哥罗德州及卡累利和国组成。它们的人口发展前景最为黯淡，也就是说，其农村人口数呈逐年递减趋势。这些地区的人口预测结果不尽如人意，即便是采用最有利的“管理优化”方案，人口数依然会下降，显示出人口变化的集体性特征，这也会导致这些地方农村总人口减少。因此，对联邦当局和地方而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应对人口问题。
四、结论
依据俄罗斯国家未来重大计划和战略文件中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而制定的目标指标，预期是促使俄罗斯可持续发展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但研究结果（尤其是预测结果）却表明，该目标指标未能使得农村地区人口增长，且有可能导致人口大规模地减少。这说明此前按照生育参数所制定的目标指标亟需调整，尽管有预测认为此指标能打破不利局面，确保农村人口稳定增长。
篇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4.58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OECD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Ht+1=A（H-+Ht）h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代表结婚概率，U*m（t）和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会保障替代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个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1994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够增加n和h的回报率，n和h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GDP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从表2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庭的概率。LGDP与LMARRY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2的后4列是对LTFR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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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那么，13亿人口大国的养老问题该如何应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众多人口学学者都提出通过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来缓解这股银色浪潮的汹汹来势。但是，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却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我国养老保障的短缺金额到2010年将达1100亿美元，而未来30年内将会出现3.7万亿的资金缺口。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中指出，即使在我国的城市也有近一半的劳动力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全国职工有近3/4的人没有任何退休保障。报告还指出，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基金的运作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制，即是用现在工人的税来养活目前的退休人员，不做任何基金积累。虽然，目前我国正努力促使“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换，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养老基金仍然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到2004年，我国全国养老保险欠费达到了45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许多省市都面临着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情况，甚至是积累亏空。加之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提高到政策议程上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2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根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只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才会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其中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双向和分段的，死亡率初期的下降会导致人口年轻化，而后期下降则会促进老龄化。但是生育率的下降则会直接促使人口的老化。所以，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对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根本原因，许多西方人口学家则认为是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所导致。所以，人口的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同样也是受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生育率的下降则是我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便大幅下降。根据《2002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主要统计数据》可知，我国2002年的出生率为12.86‰，比1973年的出生率下降了15.21‰，而我国少年人口比重也急剧下降，从39.7%下降到24.9%。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老龄化并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因为即使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老化。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却是中国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提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
3新时期人口政策调整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人口总和以及生育率都被控制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然而，就在我们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步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我们在积极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还应该重新审视只注重控制人口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3.1“控制人口数量”与“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两手抓
经过30多年的人口控制工作，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低到了1.8，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这宣告我国人口的成功转型。尽管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惯性等因素作用，人口总数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预示着人口增长速度将继续放缓。因此，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我国人口政策应该逐步重视“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笔者认为，正确处理“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矛盾，是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所在。具体的做法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生育率过低的地区有计划的放松可生育二胎的范围。目前，我国的生育率转变在农村地区还是不充分、不彻底，生育率水平普遍比较高；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生育率水平却过低，如北京和上海，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1.0以下。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在生育率高的地区仍然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在生育率低的区域可以适当放松，刺激生育率回升，以达到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目的。2004年上海市推行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新条例扩宽了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范围。条例推行之后，上海并没有出现申请生育二胎的，市民的生育意愿也并未因此改变。相关调查表明，上海市民生育观念上逐步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市民在生育问题上都会全面考虑事业发展、经济负担等因素。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桂世勋教授认为，新的政策是在人口数量控制和缓解老龄化之间找出平衡点，这有利于调节人口结构。根据上海的调整情况，我们可以预示，通过调整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是可行性的。
3.2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的结果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来源的基地，在总体人口中处于核心地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的大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短缺的形势，国家的人口政策重心应逐步转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主，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鼓励全社会各种力量投资办学，并从政策上予以倾斜。通过提高劳动人口的素质来丰富劳动力资源，增强单位劳动力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出生人口素质，重视出生缺陷和残疾人口问题，降低新生婴儿的死亡率。这对保证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3.3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既要以儿童、老人为出发点，同时也必须关注成年人问题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策对象进行调整的。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以婴幼儿、老人为主要出发点，较为重视儿童成长和老年人问题。但是，从人口发展是动态的，今天的成年人群体也就是明天的老人群体。因此，出于对问题前瞻性的考虑，现时我们也应该重视成年人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今失业现象严重、下岗人口增多的情况下，我们尤其应该把人口充分就业、劳动力充分利用作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把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策目标，保护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利益。
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摘要：近2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又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根据分析的内容，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调整
2005年1月6日是国家有关当局所确定的“13亿人口日”。当天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的第一个婴儿幸运地成为我国的第13亿个公民。虽然，这两种命名都是象征性的，但是“13亿”这一标志却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性高度，同时，它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将面临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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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哪些原因，让世界上的新生儿越来越少？
明年复明年，明年何其多？国外的研究已经证明，生育年龄推迟是生育率的重要抑制因素。比如，近年来欧盟人口由于生育年龄不断推迟导致其生育率降低了30%；北大教授用同样方法对中国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推迟生育降低生育率的幅度为11%，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降低幅度则高达23%――在愈加发达的中国，生育年龄推迟这个抑制因素的影响已经变得相当大。
相信你一定遇见过“职场白骨精小A”这样的朋友：“公司倒没有规定不能生小孩，但是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岗位将近半年甚至更久，等我再回来恐怕早被人占了座！生孩子这事儿，能等就再等等吧！”也应该不缺少“完美主义者小B”这样的闺蜜：“我只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寻找理想的另一半……”
――当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生儿育女这类的传统事务，放下爸妈的电话就能被忘得干净。
一不小心就成了没运气的“不孕族”。在这个冰川融化、地沟油出没的时代，环境恶化正在大范围地发生，加之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野心的膨胀正令我们失去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健康。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轨迹：在健康蓬勃的青春年代无知无畏，终于混到“人上人”的境界买了别墅有了草地，却再不能有自己的小孩在其中打闹嬉戏。不孕，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报道，现在美国不孕率为10%~15%，而欧洲的不孕率则达到20%，我国的最新研究结果同样显示，新一代已婚妇女的不孕风险明显提高。
与高质量生活竞争后的走低生育率。西方国家曾经流行一个口号：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因为忙于其他生活追求而减少甚至抹掉了生育的必要，实在比任何措施都立竿见影。
这种竞争有时来自宏观层面。比如2009年美国众议院73名议员力促奥巴马在2011年中为国际计划生育增加10亿美元，因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将使得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更容易达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样认为：为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可以在疫苗、医保方面做得很好的条件下，把人口降低 10 至 15 个百分点――来自强势话语权的信息告诉我们：让现有的人口过得更好，似乎比人口增长繁衍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