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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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篇2
二、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三、结语
篇3
例如，我们可以去阅读相关期刊、卷宗及书籍，从中了解关于中国电源政治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像多阅读“地理研究36卷”和“世界地缘政治学”等这样的卷宗及文献等，以了解地缘环境整体的同时实现对地缘政治学框架的分析，另外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不同尺度地缘环境及不同区域地缘环境的了解，以强化我们的国际政治学专业能力。
第二，要对不同的地缘政治实践手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如军事政治手段、非军事政治手段、传统政治手段和非传统政治手段的了解，以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处理能力；第三，要积极参与地缘环境机制建设活动中，提提高我们的地缘政治综合素质及能力；第四，要积极将定量评价方法应用到地缘环境机制建设及地缘政治学学习中，以及时发现自己地缘政治学学习中的不足，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我们要对地缘环境进行发展性学习，即在地缘政治学课堂学习中尽可能的去了解地缘环境的发展，并对发展中相关的影响因素、发展评价指标及定量评价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以便于地缘政治学课程建设中的有效参与。
2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
地缘结构变化与未来全球地缘环境变化已经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方向，因为两者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我国地缘政治发展，并对相应的学科――中国地缘政治学产生重大的引导作用，所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对象是必然的的。其原因如下：
第一，就目前来说，国际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且呈现出极端化特点，多为“两超多强”格局“两极格局”格局转变，这样的格局是非常不利于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发展，因为在亚洲呈现地缘政治国家日本不断修改由和平宪法的现象，并且印度菲律宾、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出现了反压中国地缘政治发展的现象，反压的形式主要形式是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发展，使亚洲国家的地缘政治趋向于冷战，对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故全球地缘环境变化称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重点研究对象。
第二，就目前来说，在很大政治领域都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理论知识，并且在地缘政治学中人文地理学领域也广泛应用到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使中国地缘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中凸显自然主义模式，实现了空间模式向权力关系模式和结构主义模式的转变，结构主义在地缘政治学中应用时仍然出现了一些不足，这对于中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故将地缘结构变化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重点研究方向。
3“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
主要提下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当下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响应了“一带一路”政策，并共同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二，“一带一路”是基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国的发展历史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共建而来；第四，“一带一路”的提出推进就是为了改善中国地缘环境而提出的；第五，通过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可以实现对中国地缘政治学发展及地缘环境的定量评价。所以“一带一路”区域响应与中国地缘环境也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4中国国家地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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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比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源于简单的观察，是人类意识形态生活中最早的形态之一，之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断发展，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奴隶制社会之后封建社会，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现状，当人类开始用比较的方法认识社会组织形式的时候，就产生了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意识形态研究学科，有三点核心的要素作和其他学科的区分概念，第一，顾名思义，比较的研究方法必须始终贯穿每一项研究工作，在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使用比较方法进行时，必须在理论上有合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使得该项研究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比较方法是一种可以包容其他学科原理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依据现代社会所新发现的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现今社会形势下的比较政治学可以概括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才属于比较政治学，这是其学科边界。在这一理论意义下我们可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以上述对象为唯一。在研究的事实上，所有的在同一个民族国家框架和情境下的每一个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第三，作为一门以比较方法贯穿始终的研究学科，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是一门经验科学，每一项研究都不能在推断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必须以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才是唯一的可取之道，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描述和研究来陈述比较政治现象，是本门学科的第三个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日益提升的国家地位，对外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二、中美崛起对外战略比较
大国崛起的概念是二战以后兴起的研究现象，通过对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兴衰史进行总结研究，意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上升，西方社会开始流传“中国”的声调，在此情况下，我国国内研究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国崛起的研究领域。大国崛起一般指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九个资本主义大国兴衰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殖民地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阶段持续走强。纵观美国崛起历史，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使其占据了有利地缘政治条件，除了这一主要原因之外，在制定国家对外发展战略方面，美国审时度势，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比如，建国初期，处理与霸主英国的关系，冷战后对苏联的遏制、对欧州的援助关系。中国崛起的历史情况远比美国的复杂。但比较幸运的是，中国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崛起环境，除了获益于冷战结束之后总体向好的国际和区域安全与经济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对外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对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威胁降低，也使中国对它们更具经济吸引力。
中美在崛起的过程中都需要处理与霸权国、与其他大国和与周边国家这三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都有与之相应的对外战略的提出。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提出背景、目的、方式分析比较后发现，两者有着本质差异。
（一）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兴方案”。通过捐赠、贷款、有条件补贴等形式对二战后的欧洲进行直接的经济、物资援助，但和西欧相关接受援助的国家签订美援的相关协定，这些条件对美国当时国内大量的过剩产能提供了出路，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大量的军事工业产品可以随时转成民用工业和产品，面对西欧二战后的一片残破，这些产能对西欧来说正是他们缺少的，双方一拍即合，这一计划既能为西欧在战后的重建提供急需的物资和财政支持，又能让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后劲更足，在此基础上，西欧避免了向东欧和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发生，保护了西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二）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因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中国一再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当前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于二战结束以后，中国是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参与者而不是挑战者。
（三）两者的比较
“一带一路”略与马歇尔计划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种相似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在政治及其他层面，两者是不同的。
1、经济层面的相似性
都是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中提出的战略构思，主要体现在海外存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等方面。
（1）大规模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在二战中，欧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自身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当前的亚洲，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迫切的需要改善本国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
（2）本国拥有充足的资金、过剩的商品和闲置的生产能力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障碍被清除，第二次工业革命随后大规模开展，以制造业为首的美国经济全面工业化开启，十九世纪末，美国一举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美国远隔重洋，虽然以主要参战国的性质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战火没有烧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工业因此大发战争横财，随着两次战争后德国、英国、法国的彻底衰落，美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霸主，战争结束后，没有了巨大的消耗来源，巨大的工业产能使得美国本土市场急剧饱和，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来化解国内的过剩工业产能。
目前，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但是中国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支持下持续的工业产能，无法完全被消耗，制造业产能扩展过速，国内过剩的产能难以被化解。
（3）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
美国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时首次正式提出“欧洲一体化”的观念，为欧洲的复兴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标准、技术的对接，逐步建立起欧亚非互联互通的网络。
2、两者的不同性
（1）运行机制强调平等互利
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整体纳入其主导的自由经济政策秩序之下，维护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作为一项政治和安全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苏围绕战后欧洲形成的政治真空进行争夺，所以制定之初就将苏联排除在外，具有明显的谋求势力范围的特征。
相较之下，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一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各国只有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基于此，“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强调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任何有合作意愿的沿线国家都可以参与，是一项完全开放的合作倡议。
（2）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认为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方式，其实已经基本指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合作内容。
（3）开创经济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如何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伟大构想，既是对理论界的挑战，也对实际操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马歇尔计划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在美国的主导下支持欧洲经济恢复。
三、马歇尔计划对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多方面与“马歇尔计划”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促进出口增长和就业增加，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实践提出有效的策略。
（一）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
客观准确定位自己，审慎地处理好与世界霸主美国的关系。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重重困难。而目前的中国只是具备了资金和产业实力，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还比较低。因此，如此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内，需要成立强有力的机构。在国际上需要成立一个跨国家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处理诸如国际铁路、公路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事宜，以及其他需要协调的事项。
（二）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
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为主，与“一带一路”区域的很多国家大多是直接竞争关系。中国想要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使其他国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益，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对外直接投资顺利的保证。
（三）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主要由政府积极推动，但是，再好的规划也需要企业的配合，市场才是战略实施的主体。在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推动之下，大量的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其中，使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美元流向西欧国家。当前，中国企业在把握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输出中国的文化和理念、加强与所在国民众的沟通等方面，可以肩负较大的责任。另外，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提高自身决策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探索逐步解决。
（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当美国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捐助者的形象，以一种近乎馈赠的方式，使大量的美元注入欧洲的同时，马歇尔计划大大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更为用经济手段控制欧洲打下了基础，因而显示了“美元换盟友”的效果。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将是重中之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资金问题。当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领域、投资领域以及储备货币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小，还需要在贸易等方面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
四、结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的外向性并不明显。这一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政治学成为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比较政治学对于他国政治的研究不是为了推广自己的制度，而是为本国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不仅可以有效避免西方国家曲解和误读中国，而且中国的现实国情，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条件。
国家地位日益提升的基础上，对外战略的提出也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直接的动力：它不仅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议题。
本文以“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为例，通过比较政治视角对其加以客观剖析，两者在解决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上有共同点，但之间有着本质差异。中国应该在借鉴马歇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制订有效的策略：重视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成立国际层面的协调机构；国内率先完成产业升级，构建“利益共同体”；构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组合，政府和市场齐头并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支持，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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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4]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5]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6]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7]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8]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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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权利政治的新视角
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设要以权力为主线，所以，应该全面赋予权利新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的需求为根本，从人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全面为人的发展服务，同时还能够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更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本就是要让中国国际政治沿着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道路，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积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从而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健康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原则要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分层次、分领域逐步进行。不能够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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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质上来讲，外交学、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性的学科，这也使众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研究”之上。然而，由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科的蓬勃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或类似名称的专业，相应的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外交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性质使他们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他们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一、教材匮乏
作为一门从西方引入的新兴学科，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固然已经翻译或自己编写了一批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教材，但这远远不能满足这两个专业本科学生的需要，主要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或编写的教材大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由于作者态度不严谨或水平不够（这两者通常难以分开）而使教材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或不准确、不清楚之处。举一个例子，就国内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教材和学生常读的著作而言，夸张一点说，除了秦亚青教授的《权力·制度·文化》之外，其他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教材是面向学生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著作，对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在教材中出现错误或纰漏，其影响毫无疑问是极坏的。
二是中国学者翻译的国外经典教材和著作，很多存在翻译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当前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教材匮乏，引进国外经典教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翻译国外经典教材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翻译的质量。影响学术著作和教材质量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著述者的学术水平，另一个是学术态度。如果说国内国际政治方面著作的质量问题是由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和态度所致的话，那么国外经典著作和教材中译本里的问题则大部分是由中国学者所强加的，是在翻译为中文过程中“次生”的。举一个例子，笔者最近使用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一书，是著名学者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所著的国际关系学经典入门教材（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2003年版）[1]，这本书被誉为“全世界最好的国际关系学入门教材”之一，比较适合做入门教材。然而译著中却存在着中文表达问题、非通用译法、排版问题、笔误以及原著本身问题等40处错误，其中只有三处属于原著本身的问题，其余都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次生”的[2]，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名著的中译本中并不鲜见。分析这些错误可知，只要译者本着为原著者更为读者负责的态度，多一点认真的态度，类似的错误肯定会大大减少。
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不分层次。由于教材不分层次，就造成一个问题，对本科初学者来说有些太难，但又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目前我国本科专业使用的教材、推荐给学生阅读的书目，很多都是研究生使用的。就拿《外交学概论》课程来讲，本科教学中使用最多的是鲁毅、黄金祺等教授所著的、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学概论》一书。而据笔者了解，外交学院外交学专业研究生也使用的此书，类似情况在很多专业并不鲜见。
教材的好坏，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因素，教材选用不当必然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
二、就业困难
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的就业难已是不争的事实，甚至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也不容乐观。这当然不只是这些专业的问题，也有就业结构问题，文科大部分专业就业都有一定的困难。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去思考问题的原因与出路。
由于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性质，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业难看起来就成为必然的了，因为研究性岗位毕竟太少、只能有少数人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然而数量众多的国际政治、外交学本科生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难道就只是为学术研究培养点、又必定被大量被淘汰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的。据笔者了解，我校历届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中都存在
大量这样的现象：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因为他们大多都是报考语言类专业未必录取而调剂过来的，这种现象长期存在，造成一种厌学的氛围，十分不利用教学，更不利用学生的成长，当然推而广之也不利于学科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发展。据统计，在某些院校的就业比例大概只有10%-2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学科性质，还有就业的大环问题。但我们的探讨不能停滞于此，只要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界人士共同关注这一难题、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情况完全可以发生变化。
欲求药方，需先找病因。我们国际政治、外交学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具备优良的素质，虽不能说学贯中西，他们大都比较了解国情和世界形势，具有一定的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知识基础，外语基础较好，并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具有更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开放、合作意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难以就业呢？笔者以为，问题在社会不了解、不接受他们，没有给他们提供机会。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的学生比较适合从事涉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但从外交部等国家机关到出版社等事业单位到外企，他们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依然把目光聚焦在外语类人才身上，而较少把优先权甚至是平等的竞争权利提供给外交学和国际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学生，而这些学生无疑更合适，因为他们既能用外语进行交流，又掌握了大量社科知识。原因何在？显然，专业品牌还没有形成，社会对这类专业还缺乏了解。我们没有尽最大努力让外界了解我们、接受我们。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界同仁应共同努力，向社会各界介绍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介绍我们的学生，使大家了解到我们学科和学生的价值。若干年后，也许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就会成为热门专业。
三、培养方向和课程设置问题
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研究性质直接决定了本专业的研究型方向，致使我们的本科培养方案很像是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下移。经常有学生抱怨所学课程无用，除非他们毕业后考取涉外部门或继续读研究生，而这样的学生只能是少数。基于大部分本科生毕业后要走向社会、实现就业这一点，我们必须调整这种研究型的培养方向。由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是系统性的，将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个人很难找到一个全面、满意的药方，因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
我们的培养方案必须做出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课程设置。大学不能太功利，大学的第一功能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但是学生一旦毕业，生存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需要，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必须掌握一些应用性的知识。所以笔者认为，在保留外交学和国际政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外，我们不妨开设一些世界经济、国际法方面的选修课，以及高等数学课程，同时使学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我们的学生之所以就业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适应市场的需要。他们几乎不了解社会，更不要说有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实践经验。关于这一点，教育部前不久已经正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年[3]。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点，学生在毕业时就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还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会大大改变他们的就业前景。
但是教育部这一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或者说我们加大实践教学比例的愿望能否真正实现，则要看改革力度。如果我们能够把压力变成动力，加大课程改革力度，使课程与社会接轨，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外交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就会取得成功。
笔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一些顶尖的高校或许并不明显，但是在其他绝大部分院校，这些现象已经长期存在并越来越严重。学生是学校的根本，帮助学生是教师的职责。笔者再次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使社会各界了解到我们学科和学生的价值，使我们的学科蓬勃发展，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学有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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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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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的“双轨制”教育体系
重视教育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育一直是法国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法国对教育的投入占全国总支出的20%[7]，居政府财政预算之首，其中高等教育在法国整个教育事业中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法国《教育指导法》规定，高校是创造和传播知识的地方，是造就未来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和教师的地方[8]。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与我国条块分割、“小而全”、“大而全”的状况有较大差异，其明显特点是院校类别多样化。目前，法国共有3000多个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90所综合性大学、240所工程师学院、230所高等商业院校，此外还有众多的艺术学院、建筑设计学院等。[9]
法国高校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és）和大学校（grandes écoles）2类相互独立的教育系统[10][11][12]。前者属于公立普通教育，侧重于教授理论知识，并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学术研究型人才。这类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中学毕业会考合格的学生都有资格在公立大学注册入学，是法国国民高等教育的主体。后者则是法国“精英教育”的体现，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于世，此类学校入学门槛高，需要高中毕业生先在专门的预科班接受2年的高等文理科教育，再通过激烈的竞争考试和筛选才能进入其中学习，教学注重应用而非基础科学研究，针对军政、工商、法律等领域培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大学校的规模一般较小，招生人数也十分有限，学生毕业后多进入政府、企业，担任政府官员、工程师、工商管理人员和其他专门人员，可谓是法国社会培养精英的摇篮[13]。此外，还有旨在培养介于工程师与技术员之间的高级技术员的短期技术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等。
巴黎政治学院属上述第二类学校，它坐落在崇尚学术思索、充满文化气息的巴黎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德佩街区，这里曾培养出了几乎所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以及普鲁斯特、克里斯蒂安·迪奥、顾拜旦等大师，被誉为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四大学科领域享有国际盛誉。[14]
二、巴黎政治学院教育教学特色
教育是按既定目标对人进行德、智、体、美全面培养的活动过程，其内涵是依据培养目标朔造人。教学是教育活动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对知识、经验、方法、能力的传授过程，它的内涵是充实、壮大一个人的内涵。显然，教育与教学是不可割裂的，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修读相关课程，笔者感受到巴黎政治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课程设置多样化
目前，法国有数百所高等院校，涵盖学科十分广泛，包括文学、语言、政治、经济、自然与生命科学、宗教、神学、地理、历史、考古、艺术、法律等。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15]，法国没有我国那样明确具体的所谓“专业”，只是设置若干“课程群”，其课程设置多样化，针对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的发展目标设立长期和短期性课程、应用与研究性课程等。
巴黎政治学院各项设施都非常完备，如其图书馆是欧洲藏书最丰富的社会科学图书馆。课余时间，学生们大多都泡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阅览室，几乎所有门类的学术期刊都可以在这里轻松地查到。
巴黎政治学院的本科阶段不划分专业，包括国际交流学生在内的全体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各系各学科的课程。学校开设的多为社会科学类课程，涵盖历史与政治、经济与技术、神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众多科目。每门主课都由“大课”和“实践课”组成，大课主要由主讲教授进行理论授课，实践课则由助教主持开展习题讲解和学生讨论。
（二）教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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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 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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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原理》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理解上的困难
《政治学原理》是一门基础性课程，会涉及到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但因该课程大都开设在大一学年，这些概念和理论相对于大一的本科生来讲，显得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例如，、政治、国家、权力等概念均是对人类政治社会中某些共同特征的归纳，在现实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对应物，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时就容易感到空洞，兴趣寥寥[1]。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例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所要解决的问题距离学生所亲身感知的现实又过于遥远，这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二）政治学经典原著在阅读上的困难
阅读经典是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中如果适当鼓励学生阅读原著将会让学生更快走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但政治学中的经典原著大都苦涩难懂，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或是《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分析》都不是大一学生能够轻松读懂的著作，让学生阅读原著经典，可能不会有助于对课程的学习，反而使学生远离该学科。
（三）进行讨论式授课上的困难
如果在授课中学生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引入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辩驳中加深理解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法。采用讨论课的一个前提是学生已对所讨论的问题和所涉及的知识有所掌握，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学生一方面不知道该讨论什么内容，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讨论失去控制。《政治学原理》中的一些用于进行辩论的题目都较为宏大，例如，民主国家还是权威国家更助于推进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专业基础，对于刚接触该学科的学生而言，贸然进行讨论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四）进行案例教学的困难
案例可以加强对概念或理论的直观理解，在围绕案例的互动中可以提升授课的效果。而政治学中的案例，例如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宗教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等相对而言距离学生的日常实践较远，学生对其难以形成直接有效的认知。甚至，有些概念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完全吻合的例子，比如“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本就是学者为了阐述理论所假想的状态。在案例选用上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情况，否则会导致学生的错误理解。
在《政治学原理》教学中存在着课程内容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学生的认知能力之间的差距，为了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来弥合这一差距，我们对教学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尝试。
二、教学改进的方式
针对既有教学方式的不足，在实际中所采取的改进措施主要是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开展引导式讨论、建立多层次的案例库、进行经典原著的导读、配备本科生导师。
（一）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
原有的教学模式主要是教师在课堂上讲述课程内容，即使有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也大多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教学模式在课程讲授过程中会留下许多学生未理解的难点，在缺少互动的情况下，这些疑问会累积起来，以至造成对后续课程内容的理解障碍。多元互动的课堂则是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与学生展开互动，进行师生之间的多元交往沟通和动态交互影响[2]。多元互动的课堂需要培育宽容、自由、民主的氛围，鼓励学生即时对不理解之处进行提问和允许学生针对与教师所讲述观点的不同意见发言，通过同学间和同学与教师间在课堂上的互动提升对课程内容的领会。例如，权力是一个有多个学者做出界定的概念：“权力是不得不服从的力量”、“影响他人的能力”、“实现意志的能力等”，在讲述该概念时，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又例如，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是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更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在同学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让多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
（二）引导式讨论
在《政治学原理》课程上进行讨论的一个困难是学生缺少相关的知识储备和逻辑分析能力，在讨论中容易离题，抓不住讨论题目的关键点，使讨论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效果。引导式讨论则要求教师在讨论中成为讨论内容、主题、逻辑的引领者，在讨论过程中，帮助学生了解讨论所必需知晓的基础知识，当讨论偏离主题时使其回到预定轨道上。比如在讨论一本书的逻辑时，需要教师先建立起该书的基本逻辑框架，引导学生讨论出该书所运用于解释的主要变量，并搭建起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在讨论学术观点时，则要求教师介绍相关学派的不同观点，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对观点中的漏洞进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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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不借助于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3]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结构概念创立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一直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基础，而建构主义则“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4]。而这是该学科发展的标志，但是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而言，外部学科方法的引入是辅的，无损于本学科的主导方法。但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却没有核心的主导性学科方法，冷战前常用的传统方法实质与历史学更为接近。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每个流派的方法都有差异。索伦森（G.Sorensen）做过一张方法论的图，来表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定位，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行为主义理论显然更趋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后现论则甚至超出了解释学的极端”[5]，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6]，尽管它与建构主义不全是对立关系，但显然建构主义“主要关注的还是社会化及其产物对于个体的构成作用，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7]。
这使得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式学科，这个篮子以国家之间界限为边界，将各种水果收入篮中。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学生需要了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军事学、文化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才能达到入门的层次，但是这些“母学科”每一个都比国际关系学科引入该学科之前的范围要大得多。由于精力、时间所限，国际关系专业学生不断从国际事务的角度了解其他学科，却无法系统掌握这些“母学科”的精髓：现实主义理论需要深谙政治学与军事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需要极其熟悉经济学与统计学等等。由于跨国事务的发展，国际关系不断扩大其范围，医学、气候、自然资源、海洋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不断被纳入该学科来进行考察。
这种国际关系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国际关系学科繁荣的标志，但也是国际关系学科“非可替代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文学科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哲学涉及全球问题、法学涉及国际法、政治学涉及权力、经济学涉及IPE等等，诸如此类。因此有些学科尽管不直接称为国际关系，但其研究无不涉及国际关系。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过在本学科中占据非常微小的一部分。以建构主义为例，它的主要领域是教育学和心理学。在一般性的概念性解释中，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甚至不被提及，足以说明它在其中其实是弱渺和不起眼的。
国际关系学科自身无所不包的特性恰恰说明它很难成为“自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很容易发现经济学、政治学等一系列人文学科的身影，却很难发现难以撼动的自己。这一点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设置中也有较强的体现：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外，相当多的学校将有国际关系专业设置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院、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等。这种复杂的设置方法，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矛盾性与交叉性。但是在美国本土，这样的矛盾基本不存在。由于外交事务在美国是突出的事务，因此外交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国务院”的设置一样，主要是面向对外交往。而在中国这样的外交与国际事务尚未专业化的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专业经常处于为政治家主张“做诠释”的阶段，国际关系也无法遍地开花式地形成独立性。即便是国际关系的建构者，也带有话语霸权的特征，“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