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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公共 尺度体制；公共 财政 体制；公共政府体制
论文摘要：本文从分析
强调竞争性资源配置的一轨制，同时也隐含着另一个命题，即 公共 资源配置的特殊性。现代产权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由于 市场 配置在效率上优于政府配置，因而只要能找到排他的制度装置(如天气预报的广告费，公路收费，公园门票等)，这类资源的配置也应走市场轨。只有那类完全不能排他且根本无法收费的资源(如公共服务)才能由政府提供。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可以排他的公共资源已被市场化浪潮席卷一空，不应由市场配置的公共资源由于部门所有的严重存在实际上也实行了“排他”。这两种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共资源应为全 社会 所享有的公共属性。因此，要把市场 经济 的产权原则贯彻到底，必须在推行“公共尺度体制”的同时，找到某种制度安排。以改变公共资源的部门化倾向，切实保证它们为全民所有(这实际上也是另一重大问题，即如何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所必须解决的)。
二是公共 财政 体制。与竞争性资源由市场统一配置相适应的是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体制的本质特征是财政只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不得直接向竞争性市场延伸。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财政”，它是政府直接抓经济的体制依托。这一体制历经30年改革，已面目全非，但离规范的公共财政体制仍有不小距离。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财政预算透明度不高， 法律 规范不严。公众不能有效监督财政，从而使得部门利益从不规范的财政体制下大量流出。同时，财政在地方政府扩张冲动下，仍然不得不通过各种专项资金来参与竞争性市场的资源配置，而与之相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配置则经常缺失和不到位。
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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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剥离出来进而取得自己独立地位。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剥离出来,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也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从而带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也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中国的行政改革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
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
行政效能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DD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
这种对行政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内外关系的分析,较之单纯的机构改革无疑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虽然在1988年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以后,机构改革获得了深层次的动力,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并不明确,机构改革也受到了各种阻力,因而无法形成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有效互动发展。这实际上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
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政府权力结构――功能的协同发展,在我国当前就是要形成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良性互动机制。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效地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时,由于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特征以及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结构、功能两个层面上的改革,都必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影响,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作用。
在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目标的提出,改革的内容逐步从行政体系内部延伸到行政体系外部,又从行政体系外部反射到行政体系内部。表明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确保实现内容变革与形式变革的有机配合和整体推进。形成功能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必须重视政府权力功能双向合理化及协同发展。
行政体制改革难题及对策是综合配套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首先,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三大改革之间未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国家-社会二元化、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等改革协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应取得上下两个体制环境优化配套。而目前模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形成了障碍。
其次,由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着“不配套”和“不适度”的问题。不利于中国“政府主导型”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央集权过度,影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行政体制改革的贯彻缺乏彻底性。不适度的行政体制改革无法实现改革过程中的“帕累托改进”,而只能使历次改革彼此消解,使改革停留于循环往复的同水平状态。
最后,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中的操作性困难与行政人员对行政体制改革的观念性和行为性滞阻,构成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
目前我国外部环境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人员分流、“翻牌公司”、精简对象的具体标准以及精简后的管理整合等。行政体制改革形成的阻力具体概括:(1)利益和权力调整产生的阻力;(2)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3)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阻力;(4)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曲解而产生的阻力等。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进行主动的综合配套改革,而首当其冲的则是配套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同前进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借以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相应协调、配套和保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分化、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等新因素,会与政治体制之间形成冲突,为避免矛盾的激化,必须相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不是简单的“经济――行政)政治”的机械顺序,因为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由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子系统,政治与行政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由于中国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高度统合的性质,经济与行政之间存在着未完全分化的关系;再加上经济、政治与行政三者之间的客观互动联系,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个改革的边界,即行政体制改革谋取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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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的指导方针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国情、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产物。要将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实施，需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指导方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不偏离方向。第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指导方针。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要积极探索丰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增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第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有战略眼光。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的过程中，要着眼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并对中小企业进行放开搞活。第三，要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上下功夫。第四，现代企业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并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最后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第五，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推动企业科技进步为基础。要提高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实力，引进科技人才，要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3、国有企业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到了国有企业改革成效，需要引起注意。第一，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在资产清理和评估过程中，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其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资产的评估，国有资产折股不合理，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例如，我国指导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中指明，可以利用国有资产的评估增值部分冲销一部分呆账和坏账，有的企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暗中操作，把原有经营管理中积累起来的一切问题都一笔勾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外，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在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企业的无形资产，缺乏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及其在市场上价值的评估，导致了这些无形资产的流失，损害了国有股权的利益。第二，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约机制不完善。在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政府的指导部门及国有资产的管理单位多头并进，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监督机构，造成企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的迷惑，而且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与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脱节，没有形成上下联动的机制，致使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置身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也给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产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有的企业的担保债务尚未得到全部落实的情况下被强行注销登记，而新的企业虽然接收了资产，但是逃避责任，使债务长期得不到偿还。另外，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低估、漏估国有资产、虚增债务的行为视而不见，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三，员工薪酬分配制度不合理。当前，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制度中，按照资历进行工资涨降，使得新员工中普遍存在不公平的感觉。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和新知识的接受能力远远大于部分老同志，但是其收入却比较低，这使得年轻人普遍不满。
4、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实施对策
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好好处理，必将严重影响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甚至会造成，企业改革结束了，企业也成了一潭死水，不得不面临被市场经济淘汰的命运。所以应采取措施，引导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第一，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国有企业改革。尽管我国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仍没有一套完善的有关资产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而且一些资产评估规定，往往带有很明显的部门特征，很难全面调整和规范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资产评估行为。第二，规范国有资产出售行为，严禁擅自出售国有资产的行为。在我国对国有资产的出售有严格的程序，必须经过具有审批权的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没有经过一定程序，而是擅自将部分国有资产进行出售，这一行为不仅程序严重违法，而且极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滋生腐败。第三，建立激励性的薪酬制度。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应该建立在技术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上，要在薪酬中引入竞争机制，要细化工资，将工资分为很多小项，岗位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等等，不仅考虑到了老同志也对新同志具有很好的激励作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薪酬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薪酬，不应仍是行政命令型的薪酬。第四，进一步完善劳动、人事和分配这三项制度改革。一是要强化科学管理、加快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人才管理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企业必须要有合理的人才管理机制和薪酬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才能够留下来为企业服务，也才能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在完善合同制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选择”的劳动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制度；三是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经营者业绩考核体系，并严格将业绩考核与工资挂钩。
5、结尾
以上内容首先明确了国家关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指导方针，随后提出了目前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但是，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绝非朝夕之功，需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直至最后实现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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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经过20多年不懈探索，大胆实践，我们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遥望前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依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引航之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又一重大理论和实践推进，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活力之源。曾经，粮票、布票、肥皂票见证了一个商品短缺时代，我们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外部世界。而今，市场机制催生蓬勃的生产力，开放的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成就了中国道路举世瞩目的辉煌。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播撒入社会主义的土壤，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发挥受到诸多制约，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这次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体现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必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两只手”相得益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迈出新的步伐。
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一些体制机制，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及时推进、相互协调，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要使各领域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同心协力、同频共振，才能聚合起协调推进的强大能量。从建立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啻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我们深信，改革大业一定会在向纵深推进中，开拓新境界、创造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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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计划经济体制又被称为指令型经济，通过国家调控对生产资源及商品消费进行事先计划，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沿用这一体制；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都会不约而同的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也就造成了优势经济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倾斜，如煤炭、石油等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前期都受到宏观政策的控制影响，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分布广，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了保证国内重工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一系列歧视政策的约束，这也就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等问题；同时，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规定，也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化经济体制。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探究
1.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需求。
国际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开始掀起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成为改变国际社会新格局的关键变量。在20世纪后半期，饱受经济发展障碍的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步入经济转型的井喷期，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实践角度来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体现出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中国而言，也迫切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国内方面，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社会商品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一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违悖，行政手段对企业的管理过严，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流通模式，阻碍了产品生产和商品供给。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方式单一化，平均主义思想泛滥无助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进一步导致商业发展退化、弱化；以煤矿经济产业分析，受到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影响，导致了煤矿经济发展脱离了应有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向，因此无法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导致工人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从农民中吸收的人员比例极低。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必须对这种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2.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现代化商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也相应的不断提高，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
以煤矿经济为例，计划经济体制下煤炭资源的销售受政策影响较大，存在“指令性价格”和“指导性价格”，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大大削弱了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为了减少成本支出，煤矿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产量后生产处于滞后状态；于此相对应的是对煤炭资源的日益高涨需求，火力发电、农业生产、城市供暖等需求逐年增加，造成市场大面积缺煤现象，无法满足社会需求。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性探究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人口比例分析，目前来说农村地区人口仍然占据人口总数的较大部分，经济体制导向必然会向农村方向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解除了将经济体制纳入社会基本制度的观念误区。
思想的解放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是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因此必须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要建立多渠道的经济发展模式，放宽农村人口从事企业经营的渠道，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经济，实现我国经济模式的多元化。
二、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户籍制度、环境建设三方面，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平衡。
（一）土地管理
土地是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国家部门制定了农村集体用地的管理条例，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农村建设用地市场。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将土地作为一种稳定的生产资源提供使用，极大的稳定了农村人口。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单一化，向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靠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二）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构成二元化社会、经济机构的主因，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户籍制度的缺陷一再经过修正，但在目前城市化建设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诟病。从经济角度来说，30年终城乡经济整体收入增长提高五倍，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2.28个百分点。同时，在政治权利、文化资源、医疗教育资源等方面，城乡之间还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况。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通过经济体制逐渐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实现平稳过渡。
（三）环境建设
环境设施建设时城乡经济发展重要因素，通过对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善，逐步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居住方式方面趋向一致，实现劳动力、技术、资源方面的交流共享。同时，逐步构建起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如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救济制度等等。
三、“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深度问题探讨
“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是当前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第一步，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上将城市、农村归纳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的城镇格局规划。具体来说，“城乡一体化经济”建设涉及六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
十六届四中全会支出，我国在计划经济侧重重工业发展史必然的历史阶段，在实现工业化发展预期阶段之后，必然进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策略；同时支出，协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市场深度挖掘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实现了免除农业税、实现种粮补贴等政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施行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弥补现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缺陷，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在享受要素配置和要素增值成果方面的不公平性。以土地为例，农村土地在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和监督机制下，增值收益仍然流入城市，农业在国家资本申请享有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碍；在就业方面，高等学历人才仍然局限于城市，而农村市场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无法形成互动的人才交流市场。
综上所述，要抓住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契机，重点解决城乡之间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重点完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这对政府职能的提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牢固掌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学调节理论，开拓监管有力的市场体系，通过协调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政府职能现代化服务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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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财》：1978 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与之同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为国内财税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您如何评价过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这显然是一个既意义重大，又颇不轻松的命题。因为，一方面，在过去的30 年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之复杂，所走过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载的使命之沉重，所发生的变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显著，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另一方面，对于有了30 年改革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而言，举凡涉及类如财税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方面的话题，已经不能停留于史实的追溯和再现层面。
可以说，财税体制改革不过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30 年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场化，发生于财税领域的改革事项，不仅数不胜数，而且犬牙交错。回顾以往的改革轨迹，总结以往的改革经验，必须放在改革规律的揭示上。过去30 年所取得的财税体制改革成果，固然显著而丰盛，但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中国财税体制目标相比，只能算是阶段性的。通向未来的财税体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长。
《新理财》：在您看来，财税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那么，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由传统经济体制下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的。对于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本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三个有关财税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有部门；财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倾向于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搞“区别对待”。以1978 年的情形为例，全国财政收入的86.8% 来自于国有部门的缴款，全国财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国有部门。这样一种“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的财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无非是财政政策的鲜明取向――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削弱以至铲除私有制经济。
换言之，这种“二元”制度下的财税体制机制所覆盖的范围，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选择的。“二元”的财税体制机制所提供的财税待遇，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财政支出的投向，不是着眼于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而是专注于生产建设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属一国国民、身处同一国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辖，但因财税覆盖程度不同而须面对不同财税待遇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居民。
这即是说，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同财税本质属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相适应性，把中国财税体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币两个面
《新理财》：您前面说到，“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造成了财政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的财税运行格局是怎样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质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的国有制财政，非国有部门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二是以城乡分界，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内部完成的城市财政，广大农村区域则或是游离于财政的覆盖范围之外，或是位于财政覆盖范围的边缘地带；三是以财政支出的性质分界，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着生产建设领域而进行的生产建设财政，非生产性或非建设性的支出项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性的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或位于边缘地带。
有选择而非全面的财税覆盖范围，有厚有簿而非一视同仁的财税待遇，专注于生产建设而非整个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此的财税体制机制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显然不能说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实上，“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所集中凸现的，正在于传统体制下的“二元”财税体制机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财》：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广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如果说整体改革是沿着一条颇具规律性且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的道路走过来的，那么，财税体制改革应该有怎样的改革路径？
高培勇：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始终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与整体改革捆绑在一起并服从、服务于整体改革的需要。
就总体而言，经济的市场化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 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这一影响传递到中国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财”到“取众人之财”。到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来源于国有部门的比例，已经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继续下降。而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办自家之事”到“办众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国财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设、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等专门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经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与此同时，面向全社会的诸如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所占的份额，分别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项目，还是从无到有的。
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与“他家”之间搞“区别对待”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国民待遇”。也就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已经带来了中国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现在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在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没有以公共化为取向的财税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能有财税运行格局的公共化。
这即是说，经济的市场化和财税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税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拢和逼近的所谓“财税公共化”过程，是过去30年间中国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所经受的最可称道的重大挑战。
“一条主线＋一个取向”
《新理财》：我们常说中国经济体制的
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那么，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样？
高培勇：正如整体改革是一个由目标不那么明晰、靠“摸着石头过河”，到目标愈益明确、以自觉的行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财税体制改革也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经历。
当改革必须调整航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上谋划全新的财税改革方案的时候，虽然并未清晰地意识到经济市场化与财税公共化的高度相关性，但那时所操用的几乎每一个棋子或推出的几乎每一个举措，也都是基于财税运行格局已经变化且不可逆转的现实而选择的。而且，在那样一种情势之下，能够作为改革参照系的财税体制机制，自然是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接的财税体制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原则界定，也自然离不开经济的市场化这个基础。来自于诸多方面的同市场经济血脉相连的因素、理念、规则、制度等叠加在一起，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改革的着眼点也越来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来，当局部性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须对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有个总体定位的时候，也许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便被作为一种当然的选择，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从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改革的主线索，都被覆盖于这一改革的总目标。也正是从那以后，关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或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从学术界到实践层，都越来越集中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或“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经过了30 年“摸着石头过河”般的艰难探索，在我国，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已经演化为一种围绕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有意识、有目标的自觉行动。也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全力和全面建设公共财政的时代。
这即是说，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财政。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起步，沿着“财税公共化”的路径，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方向，并贯穿未来的中国渐进式财税体制改革始终。
《新理财》：在您看来，30 年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究竟有无一个一以贯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这条主线，说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取向。这个基本取向，说到底，就是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观层面上“俯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的30 年间，我们正是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奔跑过来的。未来的若干年间，我们仍要瞄准“一个取向”、沿着这“一条主线”继续奔跑下去。“一条主线＋一个取向”，正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前瞻未来走势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规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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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流程上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到2003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工业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适应，金融部门的改革旨在建立独立于财政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目的在于创造与企业改革相适应的外部环境。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建立，我国金融体系改变了之前有机构无市场的窘境。尽管金融体制改革初见成效，顺利完成了第一项基本任务，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但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金融机构在当时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威胁，为了建立更完善的中国金融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微观主体并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层次相配合，我国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力图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由此，金融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金融体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进入金融结构市场化取向的企业化改造，目的在于除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外，更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1.适时推进利率市场化
利率历来是经济学家探索和研究的重点，又是各国政府力图控制和掌握的政策工具。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结构的选择是金融体系建立的目标，是长期的基本的问题，而利率市场化则是短期要考虑的东西。我国金融业正经历着利率市场化的微观消化过程，许多矛盾和扭曲在影响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质量和下一步的抉择。金融体制的既有框架容纳了现行的利率体系、利率政策和利率水平决定机制，也决定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以及所能达到的最终效果，而利率制度的效率则最终决定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样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渐进式改革，这既是国际的经验也与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的现实有关。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利率市场化条件的过程。总体来说，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整体金融发展形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瓶颈。然而，利率市场化进程目前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利率一定要市场化，但是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又变得有一定难度。中国的利率水平与美国的利率水平有一个利差，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超过这个利差，国外的投机行为就会很少。目前金融监管的措施之一是为了防止热钱流入，所以要使中国的利率保持比美国低两个百分点，此时利率政策的效果很明显。
2.深刻认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特殊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即宏观层面上建立独立于财政体系的金融体系，微观层面上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然而，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除了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外，还是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在经济过热时期，国家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难以遏制贷款的冲动，会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更多地放款，此时在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效用函数和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函数不一致情况下就会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其次表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财政为主导的情况下，银行的功能是核算、结算等，企业融资的需要催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在转轨时期这恰恰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金融业，在改革进程中必须考虑具体的国情。建立健全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实际上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两个步骤，如果这两步并为一步走，就是激进式改革;分成两步走，就是渐进式改革。经济的落后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激进式改革。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当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过去对金融体制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金融体制改革就开始推进。
3.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从历史上来看，混业和分业的选择就是风险能否控制的问题，如果风险不能控制而且能够传递，只能借助外部的力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业的风险意识在加强。按照现代金融的理解，金融不再仅仅是资金的供给方，更是风险配置机构。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风险配置技术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此，混业经营问题事实上是金融机构能否控制住风险和有无防范风险能力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开始走向规范化，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在逐渐加强，因此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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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体制出现不适应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我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此外，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并不适应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开放不足，管制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也不适应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改革目标
过去30多年，我国充分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机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约我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巨大的本土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齐全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与生产要素的新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在发达经济体开展低成本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令我国从以往的“扩张型”战略机遇期跨入了“升级型”战略机遇期。
转变发展方式与和平发展，要求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升级”，战略重点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金融和规则制定领域拓展，战略内容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开放。
涉外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开放战略的新要求。未来十年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力争在未来十年中，令我国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具体的途径包括：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促进对外投资、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开拓高附加价值市场、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营造更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包括规则环境）等。
改革重点与路径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在这一方面，一是需要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重点是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一是改进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必须找准突破口
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巨大，但阻力可能甚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要想顺利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找准突破口。
一是着力推进自由贸易园区试点，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实行一揽子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我认为，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完善制度。第二要依托一些特殊监管制度，围绕高端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比如说国际研发、国际物流、国际结算等等来重新设计政策，吸引这些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活动到中国来落地。第三，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的改革。第四，上海自贸区应开启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此外开展进出口领域的部分垄断性的改革。
二是结合双边投资协议谈判进程，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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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价值
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做出理论探讨，并对这种理论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其理论价值在于，既对推进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地区发展及其深化改革开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更对推动我国改革与建没理论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得到升华。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骤问题，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揽子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争论。“一揽子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法打破原有旧体制机构，一旦新体制在执行中发生问题，旧体制会随时取而代之。另外，“渐进式改革”会带来“双重交通规则问题”。这种新旧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及产生的摩擦，会使新体制的运行原则难以长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欧经济学一些代表者的见解。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无法求得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从而走上了渐进式道路。这种方式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相吻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推动我国在20多年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揽子改革”论所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的确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渐进性意味着推行单项改革占突出位置。这种缺乏统筹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风险和后遗症。我国2005年发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揽子改革”论尽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实质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同步配套，当然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环境与条件。从现阶段看，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已要求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涉及面之广、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别是我国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改革不仅要面对自身国情，也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深入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理念不仅顺应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2.使我国综合体制改革理论得到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决定了全面迅速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理论。首先，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转变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变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种领域更为宽广、目标更为远大的实践做出深层次理论探讨，将会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改革由单项分进转为整体设计与推进时，更会为理论前进提供更大的需求与动力。其次，即使单方面的改革由单项实施转变为综合配套进行，也将推动各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取得新进展。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将在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保税港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探索，这必将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更加深入与全面。再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大优势在于改革的先试先行，局部试验的某种简便性有利于较快总结出经验，通过解剖麻雀而提炼出的理性认识可再用于指导全局实践，这必然对我国整体体制改革理论的推进起到先导和加速作用。
3.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更加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加速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以说，解决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加快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息相关。因此，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重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自身的实践，会积淀出独特的理论，支撑和谐社会建设，充实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特征
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职能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界结合各地实践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我认为，给出概念并统一认识尚非当务之急，从实际出发弄清特征却是理论研讨的突出任务。这将有利于深刻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和主要任务，为各个区域确定建设目标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
认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征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广度、深度、路径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特征在于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协调性。这些分析看问题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全面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特征，既要与以往的改革比较，也要看到未来、着眼阶段性。就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性改革要进行区域性先期试验也是有依据和需要长期坚持的；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及其试验区具有长存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明确一定时期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性特征。就此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从改革的阶段背景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顺应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之后，要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众多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时期。以往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今后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大步，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推动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为矛盾突显期，我国已就此规定了至2020年的构建目标与主要任务，改革要特别体现这一重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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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的落实主要包括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和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以下基础知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成就。为了落实基础知识，我作了以下尝试：
1．课前质疑。学生在一堂课上不可能时时刻刻集中精力，特别是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历史课本他们都能看懂，上课就容易开小差。课前指导学生预习，质疑课本，提出问题。在课堂上，当老师讲到学生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就会集中精力，从而提高学生听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课文中涉及了经济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教师可以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经济体制的含义发现农村和城市原有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解决农村和的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理解。
3．对基础知识的归纳整理。课后让学生填提纲，形成完善的知识系统。提纲的结构分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因、改革开放之策、改革开放之果和改革开放之续。通过对提纲的填写，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还有利于形成本课的知识体系。
4．对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通过实战会考和高考的相关试题，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有效检测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与能力的提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力争让学生掌握以下学习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会实践的方法和能力。为了加深学生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在讲课前，我把研究对象定格在广西玉林市，分别选取玉林新农村试点村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让附近学生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展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掌握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2．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在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时，我把学生调查到的有关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整理成三则材料，让学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用医生的诊断方法，分别为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写一份诊断书。
3．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考虑到学生对医生的诊断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让学生“会诊”，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三、认识的提高与情感的升华
简单地说，要完成情感认识的升华与知识传授相结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首先，以知识激起情感，形成学生的外部情感体验。其次，以学生情感体验为基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做出价值的判断，形成相应的价值倾向，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在情感上确信其价值的存在。最后通过情感和知识相互交融来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力争通过课堂教学，有效提高和升华学生以下的情感认识：
1．物质提高的享受。课前通过“结婚三大件”的变迁让学生充分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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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制度的“谋略”性质决定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方向
就战争而言，兵事凶险不可轻启，在二战期间，希特勒种族灭绝的战术固然对实现他的法西斯梦想立竿见影，收效甚快，但他的这一谋略显然是凶残的、毫无人性的，暂不说这一战略的含金量与智慧度有多少，任何违背人民意愿的谋略注定失败，可见战争中谋略战术的性质定位直接决定着战争结果。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那么我国经济体制无论怎样改革都脱离不了经济制度所规定的性质方向，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频繁，例如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控股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允许、加大外国资本、民营资本的控股比例，但国家资本在国有企业资金比例上依然坚挺，话语权依然无可动摇，这是由我国经济制度性质牢牢决定的，扩大资金来源能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竞争力，但绝改变不了永远开头的“国有”二字；在改革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劳动，因为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打破，那种除劳动以外，资本、土地等要素由国家或相关公有组织占有、支配、使用的情况也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按劳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基础，但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我国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放开生产要素分配，那样会是收入差距固化，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经济体制的改革离不开经济制度规定的方向。
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市场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于竞争，有竞争才有效率和竞争力，有效率和竞争力才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展壮大并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允许和鼓励所有合法经济主体进行公平竞争的制。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那样的市场经济就没有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在制度逻辑上也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然不再有“实现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国家意志和要求，但仍然有保障国家安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重大国计民生目标、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和基本民生需要以及增强战略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等重大国家意志目标。因此，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经济制度“谋略”内容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但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且影响具有正负两面性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争中审时度势，以奇制胜这一谋略成就了许多大胜的典型，草船借箭、木马城战，谋略选择的推陈出新直接影响战争结果，同样，经济制度如何选择，有多少创新意识关乎经济改革、发展成败。我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就出现了许多的案例。
就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来看，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评级的研究，更多做出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这是对金融业界评级制度一次新鲜的信号，虽然这项制度并未完全普及，但我们绝对能够预感到将来市场评级将会有的巨大变化甚至是深刻变革，也许整个评级机制完全改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种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能影响一种经济体制的变革，通过上述案例我们能清楚地认识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鱼与水的密切关系，一改则改，一动则动的密切关系让经济制度的作用更显突出地位，换句话说，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绝对的，且不论是正面、负面，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一项经济制度的选择并不一定完全对经济发展产生绝对的好或不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定是有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只是哪方面的影响大一些，中国选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定促进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但随之出现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泡沫经济、投机经济、经济的大波动，这些问题也是经济制度确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控制也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正如兵书所说，“庙算知胜”、“兵者诡道”、“上兵伐谋”、“兵以诈立”和“运兵计谋”，如何运用谋略以及谋略选择的重要是孙子兵法的核心，一国的经济制度的选择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谋略选择，没有谋略便没有胜利，没有先进切实的经济制度，便不能引领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在全球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中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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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的起源地，总是在行动上与这片土地的天然气质带着一丝牵连，怀柔而含蓄。
说到中国的改革，势必会立刻联想到当下谈的最热的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倘若要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律的解释，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就是在走政策之治的道路，上升不到法律的高度。也有人会说，中国改革走到目前这种状况，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从最脆弱最易突破的地方开始，从传统政权势力最不关心的地方和领域开始，最后接触到中国改革最核心问题。
不论采取的是什么途径，要想取得改革的实质性成功，最终必将触碰到维持社会发展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那就是法律。倘若把现阶段放入历史中来考量，中国正在走的是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的道路，把政策推动作为最终实现法治的必经阶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步步成就的取得，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他们纷纷探究中国这种如同“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如何能够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经济学家们将中国这种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
这不同于前苏联休克式疗法，搞一夜之间的大巨变这种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是有好处的。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年历程，虽然改革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改革的路线却相当清晰，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改革的目标也愈加彰显。改革从微观入手，慢慢延伸到宏观领域，这在逻辑上具有不可逆性。以往我们改革措施和强度都是针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社会承受能力来确定的。也许正是这种怀柔含蓄式的改革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改革的方式，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市场经济也会以这种方式步入法治经济。
我们的市场经济现阶段来讲发展并不完善，其原因是缺少与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基石，比如缺少商业传统、公民民主与公平意识，政治体制传统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服务市场的法律的缺失或法律体系的失衡。在产权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13条明确规定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虽然法条上有明确体现，但宪法司法化的途径在哪里？又如国家的一种无形产权，如国旗、国徽、“中国”字号等，商誉就意味钱，这也属于国有资产。因而不应只将国有企业限于国有资产，它还包括国企外很多内容。在市场准入、交易与退出上面，很多法律只是政策性宣言而并没有太大的可操作性，如刚颁布不久的《反垄断法》，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相比，如何来保护或者说培育竞争文化，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法律有效调控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我们可以说《反垄断法》是很先进与科学的一部法，但它能否解决现实问题才是优法与恶法的关键。倘若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被高高挂起、虚置一旁，很难实现其调控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价值。还有，法律对一些特殊主体保护过宽，如“三资”企业法应给国民、外国人统一的待遇，统一标准、规格，使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展开公平竞争。此外，还有作为法治经济精神基石的诚信的缺失。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而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创新的过程，而且只要我们承认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上掌握程度上的不对等性，那么改革是必然不可能提前设计的非常好且一夜之间就发生彻底的变化的。任何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承继性。中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确认和保障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的法律需要变，确认和保障市场交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法律需要变，为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滞后性而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需要变，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活动中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需要变。因为这种历史的变化符合法治化要求。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向着法治化要求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渐进式的且只能是渐进式的，它不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政策之治，而是由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这一微观主体发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不像以往暴风骤雨那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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