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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
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认识又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人们最先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毋庸讳言，“四个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仅仅着眼于“四个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层面上。改革开放后不久，国人认识到，要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上打开局面，关键是要进行体制改革，所以相继开始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第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并非仅是经济发展速度、规模、数量的增加，也并非仅仅是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的增加。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由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建设诸要素组成的宏大系统工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子系统。
第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又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现代化实践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作用而具有民族的特点，从而为全体国民所接受。总之，一切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都以传统为前提，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创新和发展了的传统。传统文化只有以现代化为目标，向现代化迈进，才能作为活的传统而存在，即一切传统都是潜在的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是实现了的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还是一种接力关系。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着文化的烙印。没有文化上的觉醒和进步，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所以说，传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现代生活。通过传统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变化。实际上每一个个体都是在参与民族文化的接力赛，进行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力。
四、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 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 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二） 结合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使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难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注入近代的科学精神。我们要重视个性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统一，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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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慧玲.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卷第2期.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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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传承所面临的困境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无论是锈迹斑斑的远古青铜器、还是色彩鲜亮的彩陶青花，无论是规模宏大的编钟、还是古朴拙黄的竹简，无论是严肃深奥的易经、还是余香满口的诗词曲赋，都在默默地陈述着以往的时代故事。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如下：
1.对普通大众而言，文言文本的解读很困难
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多层次。而文言典籍是记载涵容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目前，中国人文言文阅读能力十分薄弱。高教出版社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教师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是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学习用的教材，有文言文与白话文两个版本，而白话作品选在高校中的征订率非常高。文言文阅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素质，目前状况尚且如此，普通大众的文言阅读能力可想而知。文言文的古奥难懂，使得很多现代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这无疑影响到传统文化传承。
2.西方文化的渗透，冲击传统文化传承
上世纪初，西方的民主思想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个性觉醒，最终革了封建主义的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科技产品的进入，西方文化大受中国年轻人追捧，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中国人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英语作为小学到大学的必修语言，已成为中国人除普通话以外的普及语言。在中国高校里，有着一些奇怪的现象，如古典文学的赏析课上学生在进行英语四六级练习、汉语作文满篇都是英语习惯的倒装、汉字的错别字白字普遍。自己祖上传下来的不要了、外来的他人之物却炙手可热，汉语的文化语境、英语却大行其道，中国教育界、社会机构必须要审视反省，我们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3.经济社会的现代道德转型，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有所冲击
道德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有着重礼仪和重道德的优秀传统，然而在经济社会唯己尚利重钱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的价值观被扭曲、优良的品德丧失。道德是人际关系的一种抽象概括，需要文化的涵育与滋养。“人之初，性本善”，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然而在消费文化刺激下，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呈现滑坡式微之势。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折射出中国现代人人心的冷漠。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战略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关键在于重建中华民族道德观。
二、现代传播是传统文化大众化普及的最好手段
文以化天下。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浓缩，可以引导现代道德的方向，帮助我们构建现代的精神家园。文化影响力不但取决于其思想内容，而且还与其传播能力密切相连。
1.现代传播可以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
现代传播，是指当下时空语境下的传播手段、媒介和方法等，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是其中最主要的两大板块。目前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手机等新老媒体互相依托、互相补充，已成为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与其他时期相比，信息时代的公共传播改变了单向传播路径，将传播者本位转变为接受者本位。传统文化的传播受众不是部分人，而是全体中国人。刻板的、枯燥的文化说教丧失了市场，以图像、声音、文字为手段的信息传播方式显示出无法比拟的优势。抽象的学术知识形象生动了，严肃的道德伦理信条活泼可感了，古奥的理论生活化了，精英的文化平民大众化了……现代传播受众广、传递快、信息量大、亲和力强的天性，增强了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
2.现代传播增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效果
现代媒体对传统文化集体记忆的激活作用非常大。比如影视版的《三国演义》（新旧两个版本）、《赤壁》（上下），以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扫盲，《三国杀》、《三国无双》以网络游戏的娱乐形式激发起玩家的热情，《白话三国》、《三国故事》以纸介文本形式展现了三国时代的风云变幻……现代媒体全面立体地展开了大众三国文化的围攻战，使妇孺老幼“逃不掉跑不出”。各媒介对三国风云的解读不尽相同，激发起受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三国演义》究竟写了什么、三国时期的历史又是如何。可见对现代传播中三国知识的判读，受众已然进行了价值的转换，由看热闹变为了求真知。无独有偶，于丹的《论语》、《庄子》心得，使中国出现了孔子热、老庄热，刘心武的解红楼、新版《红楼梦》使中国出现了红楼热……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一个问题：现代传播是催化剂，它促发了中国人对传统的追寻。于此为契机，传统走出了神圣殿堂，开始进驻寻常百姓的心中。
三、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建议
有人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一种文化的快餐消费，是对传统的错读、误读，是对大众的误导，是文化的毒瘤。客观评价，现代传播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效应，应该这样理解：现代传播是传统文化宣传的双刃剑，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正面效应是扩大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负面影响是有偏颇的嫌疑，甚至有时宣传了不健康的内容。“诗无达诂”，古人对原典的解读尚且各有千秋，现代语境下传统的变通亦可理解。为扩大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响力，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现代媒体要自觉履行“把关人”角色，尽量做到传统文化的绿色传播、科学传播
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媒体，在很大的层面上关注传播行为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其社会效益。如果媒体变成了金钱的附庸品，媒体所传达的文化内容就会变得低俗。事实上，现代传播作为文化的载体，对社会起着巨大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传统文化是现代传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各个媒体一定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采、编、用、存、播工作，将健康的、有益的、精美的内容传递给大众。
2.现代媒体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加强职业伦理道德的自律，以正面的姿态为大众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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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19-01
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系
在初民社会，各个族群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往往用“文化”或“文化模式”来称谓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要素之一，与宗教、道德以及习俗等秩序规范相互交叠，几乎融为一体。人类进入有国家的社会以后，族群之法被整合起来，形成了国家之法。然而国家的形态多种多样，法律也千差万别。伴着各国交往频繁和深入，出于自愿、强制或其它原因，开始借鉴或移植对方的法律。随着历史进步，一些国家的法律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并在世界的法律格局中形成了“法律家族”。这种家族式的法律至少包含两个国家的法律体制，这些法律体制具有某种亲缘或地缘关系，在内容或形式上存在相近之处。比较法学将此现象称之为“法系”。
二、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系渊源
（一）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可追溯到罗马法，其中包含了基督教和日耳曼的某些因素。它内在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外在表现为成文法典化的形式，并重在事先以明确的规则确定人们的权利，具有“权利法”之称。在诉讼程序上，大陆法受到教会法纠问式程序的影响，表现出职权主义的特征，法官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大陆法的发展进程中，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法学家法”之称。大陆法系的核心国家集中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自清末变法以来，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的影响。
（二）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随着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英国法被移植到世界各地。英美法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判例法，即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形成的法律规则。这种法律以解决纠纷为主旨，注重事后救济，有“救济法”之称。由于法官在法律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英美法也有“法官法”之称。英美法系的特色在于法官在法律的创制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在诉讼环节中却异常消极，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这种诉讼程序称为对抗制诉讼。英美法系的国家以英国为摇篮，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以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骨干，影响范围波及全球各地。
（三）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法对东亚诸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法是一个集天理、国法和人情为一体的复杂法律系统。中华法系包含了法家的智慧，但自汉代以来，主要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注重道德教化。中国古代重视成文法传统，法典编纂的水平有相当的造诣。中国古代法与大陆法重视民法的传统相比，重刑轻民；与英美法相对独立的司法程序正义相比，更加注重实体正义。但中华法系作为中国唯一本土化的法律文化体系，其生命力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才是。
三、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解读
如何对传统进行现代解读，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秉承“礼法合一”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法观念的自然追求
入礼于法，天道观念，这是中华法系别于其它法系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了中国独特的法观念，这一点恰好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内在机理上有惊人相似。通过呼唤心灵以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虽然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未来的法律发展道路上秉承这一点将非常有价值。
（二）努力开创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见长，法典编纂技艺高超，却存在诸多缺陷，如能吸收判例法的功能，这些缺陷将会得到弥补。因此，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完善制度和公正司法。
（三）建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互为依赖和补充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法律传统由于司法行政化有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作风，不过此处所讲的程序与古代的典礼制度中的程序不是同一内涵，更加侧重于审判案子时的公正性。在这方面中国是有缺陷的。因此，在注重审案的效率之时也应该兼顾程序的正当性，探索着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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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住宅中的门是建筑的出入口，是联系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通道。又称“门面”或“门脸”，是居住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它除供人出入，同时还有防护安全和界定内外空间的作用。另外，门除供出入的物质功能外,还具有标志与象征的作用。建筑大门上所表现“中和”观的哲学思想所反映出的传统礼制以及其他文化内涵可说是建筑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门的本体含义及哲学含义
1、门的本体含义
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东汉《说文解字》将门解为“闻”，意思是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阐述了门对于内部和外部的“通”的作用。古人又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更有“变通”之意。归纳起来门有两层含义:一是大门的穿行意义,二是大门的标志意义。在现代门不再是仅满足功能需要,还要体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审美需求。
2、门的哲学含义
（1）门的“阴阳观”。门的基本功能是开与关,基本概念则是阴阳变化,由此又有许多引申意义。开与关之间,关是为了防卫和隐藏,是保守的、被动的；开是为了出入和吐纳，是开放的，主动的。《尚书・舜典》曰：“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比喻开门纳贤、博采兼听。阖辟之间，阴阳生化成为人们对“天人合一”追求的绝好解决方式。
（2）门的“秩序观”。两千多年来礼制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受礼制思想影响,中国古建从周代起便按建筑所有者的社会地位来规范其规模和型制,故有“门户之别”之说。历史上建筑等级制度不仅对各阶层建筑的规模型制、材料构造、装饰标准、室内摆设有严格限定,还专门对“门”这一标识等级、地位的符号,以及象征居住者身份的油漆颜色、铺首兽面、门环用材、门钉数量等都有详尽规范。
三、建筑住宅之门的装饰
1、门扇的装饰风格及特点。门本身最重要的部分是门扇，是一扇或者两扇甚至多扇可以关启的门扇。在中国古建筑中，这种门扇都是用木板制成的。一般住宅，一扇门扇的宽度至少60厘米宽，需用几块木板横向拼合，故又称“板门”。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门扇在装饰方面有不同风格特点。在江南水乡，其整体色调以青灰为主，人们以清新淡雅为美；而闽粤地区常有大漆绘就并加以纯金涂饰，因为福建、广东和云南一带，人们喜欢在建筑上大饰彩绘。
2、门扇的装饰题材及图案。中国建筑住宅之门的雕刻装饰图案，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题材方面，明清时期内容丰富，常采用云龙、缠枝花草等图案。明式门扇装饰纹样题材有自己的倾向，如松、梅、兰等植物题材，另外，还有大量民间传说，人物故事、吉祥寓意的门装饰图案。清代，门扇的装饰大都比较雅逸。清代门扇的装饰纹样较好的有仿古图案、古代玉文和青铜器纹，大多以简练的线条组成变化丰富、有韵律的几何形。内容多是求多、求满、求富贵、求华丽，追崇色彩的金碧辉煌。
3、门扇的装饰纹样及加工工艺。门扇的装饰纹样手法很丰富，手段也很多，主要包括雕刻和镶嵌等。其中雕刻又分为浮雕、透雕、圆雕等工艺，浮雕是主要手法。为打破门扇功能上的死板，常采用透雕手法，但最广泛是透雕和浮雕结合，使装饰纹样更突出，圆润。圆雕在门扇装饰中，一般起点缀作用。
加工工艺方面，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较大。浙江一带雕工发达，其门窗上无论浮雕还是透雕，质量都是首屈一指的。另外，江浙地区工匠技巧的精致绮丽也格外有名。在中国北方，人们多采用穿插工艺，舒展大方，体现北方的粗旷风格。
4、门饰、金属装饰件造型及材质。建筑住宅之门金属装饰件有铺首、门环、看叶等。铺首是门环下的下座，主要用黄铜制作，明清时期，根据形式不同，金属饰件也有高低、尊卑之分。现在最常用的是采用兽头作为铺首的装饰，其兽头口中含的圆环为门环，原为叩门之用，也具有祛邪意义。“看叶”指宽度较大的门扇上、下两头包以铁皮以增强门板的横向联系，称为“看叶”。
四、结语
总之，在住宅设计蓬勃发展的今天，门作为建筑中的重要元素，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从中国古代建筑的门到现代设计中的门，文化的交融与沉淀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影响着形态构成的不断改变和创造， 门元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和文化体系。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中，门也随之发展，有些形式的门已经脱离原先门的功能性作用，而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象征意义。受现代建筑功能主义的洗礼后，现代设计师在充分理解并感受到门在千百年进化历程中所积淀的艺术造型及其具有的社会美学意义之后，逐渐开始运用现代的手段和材料来表现门的建筑美学意义和文化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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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既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基础，更是中国特色优秀企业构建的重要且有力的支撑，只有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积极萃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与优质工业文明相结合，才能显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本文中，主要在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建设现代企业文化。
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优秀的中国企业文化，应该是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而当前为企业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并未真正的将企业文化中国化，只有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并运用于企业建设之中，才能有效的提高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才能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我国企业建设优秀企业文化所应汲取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下为公，忧国忧民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忧国忧民”体现的是一种爱国精神，是对于祖国的一种责任意识。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以“忠”“孝”闻名于世，古有岳飞精忠报国，近代有救国图强变法的谭嗣同以及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等。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投身于建设国家。因此，我国企业应当时刻铭记这一责任，将产业报国作为自身企业经营的一项宗旨，将企业利益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
一起。
（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自古中华民族就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上可溯至《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箴言，其意为自然界在永不停息的进行着变化，古人欲效仿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培养自身坚忍不拔，不懈怠、不断进取，不畏困难挫折的优秀品质。如湖湘文化中涌现着变法图强的谭嗣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等革命家们救国图强的伟大精神都凝聚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发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将这种精神运用于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而调动其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内聚力，不断的激发起企业的活力，使企业可持续发展中永葆生机。
（三）和谐的理念
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又一精髓，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备受推崇普遍被认同的一种人文精神。我们在提到“和谐”二字时，往往会联系到“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其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宽容的精神，是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同样也是对个性的尊重：“厚德载物”意为如大地般可包容万物；“和而不同”则表现为对事物个性的一种正视，主张事物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及和谐一致，但不是机械和没有生命力的一致。在建设我国优秀现代企业文化时，应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尊重差异和多元化，求同存异。
（四）儒家文化“仁”到“以人为本”
“仁者爱人”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观点，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本的思想，是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放眼于当今的管理，则可体现为要“以人为中心”。从儒家“仁”思想来看，管理本质“治人”，关键在于“得人”，方式上要选择“人治”，由此看出，管理的一切都离不开人。此外儒家文化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以和为贵”的思想，无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企业要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整体素质，增强企业内聚力，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五）兵家“权变”思想到创新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变”思想中的 “审时度势”表现为能够审察时机，忖度形势。而着眼于现代的管理，则体现了企业的创新观念，其是兵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根据事物不断发生的变化，正确分析时代形势，把握良好的时机，依据形势注重改革，进行灵活应变，进而实现目标。在构建优秀的企业文化时，应注重汲取兵家权变思想精髓，审时度势，韬光养晦，强大自己，开拓创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这些精神理念皆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所包含的精神和内容在不断的发展中经过了科学的批判和扬弃皆可为企业文化建设所用，服务于企业文化建设。
二、现代企业文化如何与传统文化精髓相融合
如何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并将其有效的运用于建设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对于企业能否在竞争大潮中脱颖而出，能够在可持续发展中永葆生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汲取传统文化“忠”的精髓，强化责任意识和团队意识
“敬业报国”是传统文化中“忠”的精髓的体现，在儒学思想中，忠体现为一种更对君主统治尽心尽力的维护。通过责任意识的树立，将这样一种“忠”的企业文化逐渐深入到企业成员心中，并逐步形成一种价值观。那么强化责任意识，发扬传统文化中“忠”的精髓来构建优秀企业文化。
强化企业成员的责任意识，发挥其内在驱动作用。不仅要增强企业员工的责任意识，同时包括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意识，使企业的所有成员能够个人的追求、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企业全体成员能够达到精神上的共识，进而逐渐内化成促进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竞
争力。
（二）汲取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的精髓，发扬自强不息精神
在构建优秀现代企业文化时，应当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纳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上升为企业精神的高度，并在包括企业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企业成员进行学习和发扬，使所有企业成员能够自尊、自立、自信、自胜。要培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企业文化，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两点
入手：
1．培养企业员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注重培养企业员工刚健有为的精神，促使企业员工以整个企业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发奋图强，不断的开拓进取，不畏困难与挫折，努力的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主动于企业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中去。
2．应主要强化企业员工的自尊意识、自立意识、自信意识和自胜意识。增强自尊意识要求企业员工能够尊重自己的人格，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增强自立意识，则要求员工生活和工作中，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奋斗；增强自信意识要求员工对自己能力能够充分的肯定，并始终坚信自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
（三）强化企业和谐意识，服务企业文化建设
我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较为完整的阐述了和谐的理念，和谐即把握节度，恰到好处，从个人行为的角度，主张坚持原则，避免片面、偏激行为的出现，而放眼于企业文化建设，则表现为正确处理企业发展过程中公正与效率之间、财富与精神之间、增长与发展之间、资源与环境之间、道德与法律之间、竞争与和谐之间、对内与对外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从而为企业构建一个稳定、宽松的内部环境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增强企业的内部凝聚力和竞争力。
因此，在建设和谐企业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强化企业的和谐意识，恰当利用传统文化赋予的和谐理念处理企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进而促进企业的和谐健康发展。
（四）汲取传统文化“仁”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
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注重以人为本。儒学思想放眼于管理，则体现为如下三点，即管理本质“治人”，关键在于“得人”，方式上要选择“人治”，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管理的一切都离不开人。企业要想长久的发展优化管理体制是关键，而管理的本质在于如何有效的对人进行管理，关键在乎如何获得人心和人的支持，而在实施时则应当注重以人为本。那么运用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推进企业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呢？
1．企业领导人应学习传统文化，提升自身文化水平和修养。领导人的理想、信念、性格和举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员工效仿的楷模，因此。要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应当注重提高企业领导人的文化水平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才能够更好的影响员工，进而增强企业全体成员的凝聚力，促进企业整体实力的提升。
2．以“仁”思想为基础，营造人尽其才的文化氛围。人乃根本，在企业发展的过去、今天和将来，人的素质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现代企业文化应注重营造人尽其才的氛围，激励人人向高冲击，尊重人才自我价值的实现。只有营造起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够留住人才，服务于企业发展。
（五）汲取兵家“权变”思想，强化创新意识
传统文化中兵家的权变思想，在如今的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则体现为一种创新意识。自古兵者诡道，阴阳互换，审时度势，奇正相应等思想也无不成为当今企业管理中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深入学习兵家“权变”思想中的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增强企业领导人以及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进而其创新能力，服务于企业建设和
发展。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企业优秀文化建设得以形成、企业得以长久发展的肥沃土壤，因此要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并以此根基构建优秀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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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文化交融下的香港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港剧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的融合互补。这种融合和互补体现在：一方面以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弥补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以传统血缘亲情的纽带改善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带来的个体异质化；另一方面，以平等自由理性的现代观念缓解传统文化中伦理等级的压力，以真善美的终极目标赋予人生意义从而摆脱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终极目标的困境。
以“仁”的思想来弥补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
所谓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②。现代性的本质是反对神权和愚昧，崇尚自由、平等、理性和进步。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渐渐表露出来。首先是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不是传统抽象的善或恶，而是尽可能多地享受快乐逃避痛苦。“立法的全部艺术在于，根据人的爱己之心促使他们经常对人公正……人虽关心自己而忽视他人……乃视共同利益如何而定”③。功利主义早期是对一种人类本性自由的呼唤，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功利主义转而成为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主体为生存和发展，不断向外攫取，为达目的，主体注重的是‘手段’和‘工具’，而本身的‘善’和‘正义’等终极问题不在考虑中”④。在这样的社会压制下，人性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个体成为不择手段的功利攫取者。
港剧在反映现代社会实际生活的同时极力回避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压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来弥补现代社会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原则和儒学的核心原则，尽管“仁”包含着多重含义，但究其根本，其基本规定为“爱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诸多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无不体现出对“人”的重视是“仁”的中心。换言之，工具和手段作为自然存在而只具有外在的价值，而只有人才有“仁”的内在价值。港剧以“仁”的价值观塑造出一批现代社会中的君子形象，用传统思想的仁义理智来解决功利主义带来的个体利益至上的缺陷。港剧中的小人物们在关键时刻总有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作为。这些人物在平时信奉的都是利益均衡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则立刻显现出性格中“仁”的一面：或是面对亲友的危难挺身而出，勇猛得和平时判若两人（如《陀枪师姐》中的小警察）；或是面对民族大义抛弃自身利益乃至生命（如《上海滩》中的许文强）。这些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侠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融合于现性下的“人性”之中。港剧正是用传统中“仁”的思想重树起一些值得敬畏和固守的价值观念，弥补了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忽略和压制。
以血缘亲情的纽带改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带来的个体异质化
在现代文化中，理性求真精神的原意是打破神权的统治。然而当理性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个体不得不按照社会体制规范行事时，“社会的合理性也已变成了非理性，启蒙运动所高扬的自由和进步的理想沦为完全控制和退化的困境”⑤。这种个体的孤立和人的异质化是现代文化所固有的顽疾，其起因可以追溯到作为西方现代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社会在进入奴隶制文明社会之后，彻底清除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制度、风习和思想，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氏族血缘纽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基于个人的财产、利益以及由政治、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中，直接与政治、法律相联的“公正”观念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则只具有从属于“公正”的次要意义。西方从政治、法律层面去看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表现为各个独立个体的利益通过政治、法律而得到被认为是“公正”的满足。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所说，现代性是一个不断理性化、规范化和控制人的过程。机器文明的社会中，规范化的社会分工导致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中的片段和零件。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观念和血缘亲情的崇尚恰恰能够消解这种由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个体的异质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形成由家族走向国家的‘家国一体’的格局”⑥，这样由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持续千年并成为联系着人们的重要纽带。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并且成为政治和法律不能违反的根基。香港是深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社会，人的异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同样是香港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港剧用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感情消除现代社会中人的异质化，把散沙状的个人通过血缘的纽带结合起来。从早期的《流氓大亨》、《义不容情》到后来的《大时代》、《流金岁月》、《创世纪》，港剧中家族题材的故事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在其他题材的港剧中，血缘亲情也往往作为重要的情节出现。在绝大多数港剧中，主人公无论职业、年龄和性别怎样，总不是孤立出现的。他（她）的故事中一定有家庭的背景，他（她）的生活中一定有家庭的存在，他（她）一定有朋友、亲人、爱人的陪伴和帮助。不仅如此，主人公个人奋斗的动因甚至不是积累财富或者促使社会进步，而只是为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正是运用血缘亲情的纽带，港剧才轻而易举地回避了现代社会的顽疾。
以平等自由的现代观念来缓解传统文化中伦理等级构成的个体压力
伦理，就是对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一种定位。正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用一套“三纲五常”定义每一种身份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有明确的等级和较强的凝聚力。传统伦理思想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自我塑造标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个体的身份、地位、应当做的和不能做的都清楚明白，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已确定的位置遵循“礼”的规定去思考行动。正是这种明确的定位使得个体生存于强大的专制压力之下，而这种专制压力恰恰是现代人所无法忍受的。
在港剧中我们看到基于伦理的忠孝节义，却没有看到这种针对个性和自由的专制压力。港剧并没有高明到提出一套传统思想现代性转型的理论，它只是自然而然地用现代文化的信条回避了这种压力。“现代性……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⑦，现代文化宣扬平等、自由、理性，摆脱权威与等级的束缚。“通过理性批判，从传统的独断中摆脱出来，获得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⑧。港剧中所使用的正是现代文化中平等、自由、理性的信条。在《司机大佬》中，宣扬家庭间的爱，但家长却不是一定要领导全家乃至压制家庭成员选择自由，相反，在出现家庭成员和家长――子女和长辈、弟妹和兄长等意见相左时，通常的做法是在作为子女的一方的努力之下，曾经持反对意见的家长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子女，认可其个人的选择。在《金枝玉孽》中，着力表现爱情的伟大和忠贞，但是反对对于女性贞节的强烈要求，转而推崇自由自主的情感追求和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把握选择。在《O记实录》中，表现普通人对于职业和岗位的恪尽职守，但是同时又明确地表现出上司并不见得比下属高明，甚至上司昏庸而下属神勇无畏，强调小人物的不懈奋斗。在《一号皇庭》中，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并不包含毫无选择的自我牺牲，而是基于一种公平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互利互助，友谊不是对个人生活的阻碍或者牺牲，而是在每个个体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有原则地互相接受和信赖。
港剧用现代文化中最易为人接受的力量对抗着传统观念中令现代人不满的部分。在港剧中，自由与平等、反家长制、反权威、反特权、推崇个人奋斗、知识改变命运等，这些现代性的种种信条颠覆了伦理等级产生的个体压力，自由和理性取代了重群抑己的传统制度，以基于理性协商的社会契约来规范社会行为的现代文化模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崇尚。
以真善美的终极目标赋予人生意义
传统的儒家思想只有伦理道德的实用理性，而缺乏本体论的哲学思考。儒家宣扬积极的人生态度，肯定人的努力和奋斗，但是人的奋斗最终会带来什么，人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命运遭际，生活的真谛意义又在哪里，儒家思想并没有从哲学本体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这种思考可以从“佛”与“道”的宗教哲学中找出答案，但“佛”与“道”将人生终极目标归于因果与虚无，而这对于科学思想深入人心的现代人来说，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已经确切地告诉我们没有鬼神没有宿命，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对于终极意义的思考实际上影响到一部作品的最终结局与主题意义，传统文化的危机恰恰在于终极意义的模糊和迷惘。港剧用一种浅显易懂的现代文化信条解决了终极意义的问题，给予观众一个光明的回答，那就是现代文化所坚信的终极目标――真、善、美。现代文化告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理的和进步的；人类应该不断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来合理地改造世界，让它更加美好。很多人批评港剧中结局的老套和重复：司法题材剧中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如《刑事侦缉档案》），家庭伦理剧中人性归于善良，结局多为幸福大团圆（如《誓不低头》）。殊不知港剧正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相信：个人奋斗、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历史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指向个体与群体的永恒幸福。港剧用现代性的进步理念描绘出美好的未来理想，给所有的故事光明的结局。
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港剧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既有现代文化的一面，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最重要的在于，港剧中现代和传统互相融合和互补，一方面它颠覆了传统的压力，用现代主义的原则重新规定了世界的价值和制度，给了大众一个真善美的终极期待；另一方面，它回避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顽疾，用传统文化中仁爱、血缘的纽带解决了现代性的矛盾和压力，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崇尚知识、平等、自由、博爱的真善美的世界。这种融合与互补是港剧最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正是港剧、港产影片、流行音乐乃至整个香港文化对观众的吸引之所在。
注 释：
①香港电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ww．tvb．com
②③④⑤⑦⑧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篇7
一、西方经典理论中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对于“现代化”的定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比较赞同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化”涵义的界定，即“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对应变化。”[1]
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坐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影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国际交往、人口等。“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2]中国的改革即向工业社会转型，在现阶段进入攻坚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等著作表明儒家伦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他的理论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很大，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模式里，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对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20世纪60-9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济实现了不同程度地高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是儒教化文明广布的区域，从西方的价值观来看，大多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但从这些国家的发展来看，儒教文明确实在不同程度上起了积极作用。如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转变自己的功能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充当社会转型期中的精神支柱与社会稳定因素。东亚奇迹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关系。
总之，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坐落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坐标上。影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国际交往、人口等。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东亚奇迹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代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关系。
二、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
任何事物都既有其“优”的一面，又有其“劣”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他提到：“近代西洋文化主要是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与利用。这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问题，亦即创建物质文明。中国在这方面落后是昭昭然的。但不是单纯的落后，而是如同走路一样，拐了一个弯，走上了别的路，没有继续去探讨征服、利用大自然的问题，而拐到了人类的第二个问题上，即人对人的问题，所谓伦理如父慈子孝种种。”[3]所以，我们既要继承传统文化，又要超越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
现代性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现代性的东西都好于传统。20世纪中从韦伯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导致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日益凸现。“中国传统中不懈追求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即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也能够为人类解决生存困境的努力注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理性’的生存智慧。”[4]
总之，任何事物都既有其“优”的一面，又有其“劣”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是如此。现代性也是如此，不是所有现代性的东西都好于传统。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从关于东西文化之争的几次思想论战来看，无论是中国本位思想，还是中体西用思想、全盘西化思想，一直都受到批判。中国现实的思想道路却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甚是难以界定中西。这说明我们事实上摆脱不了民族传统。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言：“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现代化的助力。”[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威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不一定非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不可。东亚奇迹的出现告诉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功能发生现代转型的情况下同样能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特殊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应是这样：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无视民族传统，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能够弥补现代性的不足；另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引起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国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整合。
就具体实践而言，首先中国要学习现代的治理方式，建设现代化的制度。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是没有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所以就要学习吸收先进的东西，淘汰传统文化中有关制度方面的内容，比如三纲五常，讲等级，甚至专制。其次，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优秀的成分，用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去弥补现代性的不足。比如很多有价值的修身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对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为继承和摒弃传统文化提供方向，从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所威慑，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出路不一定非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不可。东亚奇迹的出现告诉我们：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功能发生现代转型的情况下同样能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特殊作用。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社会效应，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篇8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1] [2] [3]
，“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化的阻力，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力，那么，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这两种表现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动和内蕴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么，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的关系网络，也就不可能是实体。它是具体的、与时俱进、因人而异的。文化就是这个关系网络的调控配置，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局势和参与其间的人的情况来确定。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谈不上有不错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习惯”，不是实体，因此只能在现时刻的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这样，“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动力”等等这一类问题，就是大而无当的假问题、不科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我们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动？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务运动、袁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入现代化。在这些争论背后，都是企图寻找一个唯一的判定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其实，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场、审视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这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化的潜力，现代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篇9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篇10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
篇11
英文标题：The Synchronism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从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初步确立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形成了许多流派。本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公认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1这样看来，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正如兰德曼所说：“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2 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3 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 。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麽，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4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5 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 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
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二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麽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著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6 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尽管简便，但却势必在两者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一词的人为界限，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产生很多问题。
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故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7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历史虚无主义。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化的阻力，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力，那麽，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这两种表现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动和内蕴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麽，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的关系网络，也就不可能是实体。它是具体的、与时俱迁、因人而异的。文化就是这个关系网络的调控配置，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局势和参与其间的人的情况来确定。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谈不上有不错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习惯”，不是实体，因此只能在现时刻的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这样，“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动力”等等这一类问题，就是大而无当的假问题、不科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我们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动？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
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务运动、猿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大汉族主义、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入现代化。在这些争论背後，都是企图寻找一个唯一的判定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其实，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场、审视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
这也意味著，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化的潜力，现代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事实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设“时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绝对同一的统一体或前後完全一致的整体。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这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的不平衡性。这样，文化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就不能被忽视。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在时代化的理解的观点同时还忽视了，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体的。现代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既然是具体的，那麽，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的活动，其现代化就不会是只有一个模式，同样也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这样，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探讨就不能再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作泛泛而论，而要在不同的个人、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这样所梳理和解释出来的东西，当然也只可能是为特定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存活动服务的一种意义罢了。但应该指出，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维特根斯坦後期主要攻击的对普遍性的渴望，应该不断地警惕。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坚持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历时性的理解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如果坚持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就必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了二元对峙的理解。这里只谈三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肯定与否定的绝对化。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但批判现代化的也不是没有。对传统文化作绝对肯定的，往往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否定传统文化的，往往认为它是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其实，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肯定或否定的理解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依共存的。传统文化是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生存于其间并受其制约的东西，不论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你都无法从中得到什麽额外的收益；不论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你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照样要受它的制约。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进行现代化的逻辑前提或行动的必须的第一步。同样，对现代化作或不作肯定也都无关于它存在于人们当下的活动中这一事实。魏源说过：“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8 当然这不是说搞现代化可以不考虑传统文化，而是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要的不是通过肯定或否定而比较孰优孰劣，孰重要孰不重要或进行取舍，而是要在人们当下的活动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就不是所谓整体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具体的、局部的、深入细致的实践操作。实践操作中所涉及到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泛的。这样，传统文化是好还是不好，现代化是好还是不好，相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而言，就成为可笑的问题，而且，这也是无从回答的问题。就好比去问一个下棋高手：“请问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 脱离了特定的棋局及对手的情况，任何再高明的棋师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再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既然都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那麽，也就不可能只取其一而舍其二，它们都是无从取舍的。
第二种表现是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这是前一种表现的转化形式，不必再作分析。
第三种表现是认为，传统文化是“源”，现代化是“流”，有了“流”就可以不必再去为“源”伤神费力。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共时态来看，这种“源”“流”观是不能成立的。
注 释
『1 转引自：庄春波，《文化哲学论纲》，《管自学刊》1996年第1期。
『2 『3、『4、『5 『德米希尔．兰德曼著，彭富春译，《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77、268、278页。
篇12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实质
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本文所谈的传统文化，就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如果说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现代化”则指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即新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既然“现代化”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那么，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就是研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显然，传统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产生于古代的经济基础。从这一方面说 ，它与现代化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近现代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往往能够长时期存在下来，并对后世产生影响。从这一方面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是研究古代的上层建筑（古代的意识形态）对近现代的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影响作用。这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实质。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一）积极意义。
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广泛和丰富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鉴别。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现代新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其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包含着不少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例如：荀子曾提出过“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认为人们可以积极地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界来为人类造福。这种人定胜天思想，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2、政治主张。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政治主张，总的说来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有些东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某种积极意义。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需要有好的制度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孟子提出的轻役薄赋、选贤任能、重视教育等主张，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3、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经济思想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重视发展生产。贾谊认为，积贮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社会安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并成功地运用了其中的经营管理之道。
4、道德修养。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道德修养方面的精神财富，例如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勤劳节俭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和谐观等等。这些精神，今天不仅需要而且应该发扬光大。
（二）消极影响。
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植根于旧时的经济基础，必然具有它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在肯定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它的消极影响。
1、政治方面。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长，封建专制主义流毒和影响还长期存在着。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在政治生活中，作风、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的家长制作风等表现，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极为不利的。
2、经济方面。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以及在这种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形成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仅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消极的影响。我国古代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其结果只能是巩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传统的小农观念和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3、思想方面。传统思想观念中也存在着一些落后的保守的消极因素。例如天命观和神权思想，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宣扬，形成一种“听天由命”的迷信，并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头脑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三、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有利于建立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文化。
（一） 对传统文化合理扬弃。
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地综合，用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切实把握和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本质内容，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
（二）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
文化多样性一直统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勇气，实施“拿来主义”，试图发现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精髓，使所有有利于现代化的东西为我所用，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新的发展和进步，研究和学习国外经验，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现代化的实现基于传统文化的内涵，传统文化必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方面，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篇13
一、对传统道德文化内涵的理性考察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
“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传统是在过去形成并延续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始终起作用的活着的东西，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而言，不管喜欢与否，传统就是生活本身。
在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从经济角度看，它意味着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农业文明;从政治角度看，它意味着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文化的角度看，它意味着三纲五常、修身养性又兼济天下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从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提炼和升华出的一种道德智慧、道德文化。儒家文化最初表现为变革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智慧，以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逐渐转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儒家文化实际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经孟子、荀子发展而成的原生态的思想体系;另一种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作为前者，“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作为后者，经过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两个方面的发展，已不再是对人类精神的自我反思，而是对现实利益的一种平衡;不是超越于事务和现象之上，具有形而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是沉浸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随波逐流。它以儒家的面目出现，但又常常篡改儒家的原义而行一己之私。
可见，官方化、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失去了批判性的、异化了的道德文化，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几千年来，在官方各种方式的推崇、倡导下日益世俗化，并渗透、熔铸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甚至积淀为“集体无意识”，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精神和作为精神外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所以，对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阻滞力的恰恰是后一种儒家道德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文化素来把一切间题首先看作政治问题，于是，道德文化首先就是政治道德文化，而极具中国历史特色的政治道德文化是一种权力决定论的价值体系。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孟子的“仁者宜在高位”，都清晰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以道德文化主体而问鼎政权的历史追求和以道德改造政治的文化追求。如果说道德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圣”，那么，由“仁者宜在高位”自然可以推导出“圣”者“宜”为“王”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所开创的“在野论道”的道德文化传统，逐渐边缘化，“学而优则仕”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识。政治与道德的合流以及知识分子的制度化，使其无法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正义对政治保持批判的向度。
第二，关系本位的伦理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上具有强烈的相互依赖性，而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虽然同样存在某种相互依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是人在心理上、情感上以及人生价值追求上对神的依赖，或对自身的依赖。中国文化中制度听命于人及人际关系，再好的制度安排也可能被人为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所打破，所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整合方式主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人”，并主张“任人惟贤”、“任贤使能”;重风气，重教化，“移风易俗”、“正人"而后正天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以礼让治国”，“礼大于法”，反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
第三，群体本位的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是群体理性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上，以儒家价值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就是群体主义思想，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和谐统一，即在维护群体价值优先的前提下，认可和尊重个体价值，并主张以“礼”为中介，“礼之用和为贵”，通过个体对群体的伦理认同和义务承担形成群己和谐、“群居和一”的社会格局。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到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反复强调的都是群体优先的理念。这种价值理念，要求人们一切行为以维护群体利益，保证群体和谐为目的;家国同构，家族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扩大了的家族，家、国、天下是统一的。在近代，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家族本位观念被打破，但取而代之的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康有为《大同书》就认为家族意识妨碍国家意识，因而主张去私产、废家庭以增强天下意识。
二、对现代性精神实质的具体分析
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
何谓现代性?它是一种物质、体验，还是一种时间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总体性，还是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在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
衣俊卿认为，“现代性就是西方工业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验本性和自然本性相对的一种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行为规则。
万俊人认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从根本上说，隐含在这三个基本要素背后的核心理念则是自由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权利或个人主义的人权观念。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价值观念和取向，不仅导致了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埋下了社会价值关系分化冲突的祸根(如社会正义安排和公平分配等问题)，而且更为深远的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膨胀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误导了现代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道德。
周穗明认为，所谓“现代性”，主要是指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即以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中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要义。“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具体归结为社会领域的世俗化;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人类生存状态的都市化;文化的个性化;等等。 陈嘉明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具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其次，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人的各种权力的保障构成现代性的前提;第三，现代性表现为建立起竞争机制与合理的规范，即竞争的理性化。
贺来认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架构最重大的塑造力量。“现代性方案”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的宏大叙事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性主义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在诸多中国学者的视野中，作为表征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底蕴和实践理念的哲学概念，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觉醒开始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和推崇，最终强化为对理性的崇拜。理性与科学精神的张扬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日新月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现代性在显示自己的进步性、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同时，因对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度推崇，也隐含着越来越严重的工具化、标准化甚至非人性化的倾向。进人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普遍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却因此屡屡陷人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精神生活的分崩离析……所以，对现代性，我们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个层面来看待，也不能笼统地轻言终结现代性或坚持现代性。在我们表达对现代性的看法和态度前，必须首先明确:对于现代性，我们要终结什么，坚持什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早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深化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
三、现代性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理性和创造性，而以儒家道德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为核心，其倡导的绝大多数美德，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的控制下，均表现为对外在权威和力量的无条件屈从和尊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形成了极大的文化阻滞力。因此，中国人的现代化必然首先表现为对儒家道德文化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虽然，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思想，使得人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建立起对自然的独立性;使得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生命力，对战胜自然，维护社会稳定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还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们产生强烈的一体感和归属感。但是，由于整体主义原则把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把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品质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于是，消解了个体的独创性。在中国，个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单个的个体根本无从容展露生命的冲动和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