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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方面
通过对早期经济学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都蕴含着低碳经济思想。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国家GDP，其实不然，经济学还兼顾世界经济、人类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基于此，经济学中充分体现了低碳经济思想。
(二)其他学科方面
低碳经济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生态、循环、绿色及低碳经济，而其中每一个方面又由多个学科构成，例如：生态经济包括生态学、经济学，针对生态、经济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有效整合。低碳经济的四个方面都能够充分体现出低投入、低消耗等理念，并全面、系统的为现代经济发展做出指导，基于此，相关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为低碳经济奠定了基础。
(三)气候、资源环境经济学
从气候经济学角度而言，《气候经济学》中已经明确阐述了气候与经济之间存在的关系，且温室效应的出现，在很大程度是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另外，资源环境经济学明确提出人类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发展，促使世界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且能够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且资源环境经济学针对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也做出了明确规定，低碳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三、低碳经济经济学价值具体表现
(一)有效缓解国际经济合作矛盾，健全国际经济学体系
近年来，经济学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国际经济合作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诠释，而最终都将国际经济合作作为基础，并以国际经贸为主要方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国际合作能够有效整合资源，谋取更多利益，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境问题，特别是当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且CO2等温室气体自身具有流动性，给全球环境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低碳经济中的思想、观念能够有效缓解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矛盾，另外，低碳经济不仅立足于国际经济，还放眼于全球经济，基于此，将低碳经济融入到国际经济学领域当中十分必要，更能够体现其价值。
(二)发展自身全面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工业时代前，经济发展缓慢，产生的环境污染也较小，生态系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确保经济、生态环境及社会和谐发展，然而，工业革命后大量机器等生产设备参与经济发展，导致温室效应，生态系统无法承受重负，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并对人类身心健康构成巨大威胁，传统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活动发展需求，而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经济理论能够更好地为现代经济活动指明方向，并为促进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还体现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转变，从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三)妥协或是你经济学内容，促进消费模式转变
低碳经济进一步发展，辅工具层出不穷，诚然，概念及理论并没有完善，但已经成为金融学、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一部分，气候自身具有复杂性，专家需要对风险、不稳定性等因素进行重新考察，并重新明确相关概念。另外，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目标都围绕着消费，消费越强，相对应的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基于此，低碳经济理念在人们生活中的渗透，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和方法的同时，也有效转变了消费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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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在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低碳经济被适时提出。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被谈及，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浪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纷纷运用不同手段从多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建设行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之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相关理念。可预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的必然。
二、低碳经济研究概况。低碳经济的具体特征首先是经济性，低碳经济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与基本原则来发展；其次是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最后是技术性，通过不断地提升技术水平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从目前来看，围绕这一目标，国际上已经开展了系统地研究，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以及碳减排对策研究等。其中，不仅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是对于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与总结。
三、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促进了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有关理论能够化解“刺激消费”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问题。当前国际市场的消费主力军是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也从以往的生存需求而转变为享受性消费。如果未来仍然用物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现有资源也会产生更大的消耗，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伤害。而低碳经济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物质消费逐步地转移到精神消费上来，让精神消费与智力投资成为新一代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二）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工具，如碳交易、碳期货、碳货币、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这些概念虽然还并不完善，但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再次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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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美国FASB在2000年2月的SFACNo.7中，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交易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强迫或清算的情况），当前资产的购置或出售金额。并对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提出的五种计量属性（历史成本和历史收入、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现值）进行了简要评论，指出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在不同情况下都分别符合公允价值的定义。可以说，公允价值是一种选择价格的观念，它的本质特征就是，资产在市场中反映其经济实质的价格：公平的市场交易中商品的价格或者能够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公允价值概念是对现值概念的体现，是价值概念的会计表达。从产权经济学来看，为了维护各产权主体的根本利益，要求在产权优化的前提下，会计信息必须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从而提供对各产权主体决策有用的信息，使会计信息产生“正”经济后果。笔者认为，产权经济学是公允价值会计的理论基石。法学上的“产权”即“法权”指的是财产权利；经济学上的“产权”，是指围绕财产而内化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包括经济权利关系和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如何定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财产”。那么，财产的价值是多少，如何计量，这又涉及计量属性的选择问题。现有产权会计理论对交易费用如何从会计的角度予以量化，沿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给出了一些基本思想。我们认为，对交易费用（大部分是沉没成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是合理的、正确的，因为此时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结果往往一致。但是，对财产如何计价，产权会计学者似乎没有引起关注，或者默认了目前现行准则中主要采用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这里，笔者提出：产权会计理论关于“财产”计价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这是由真实公允地反映产权流，维护外部产权主体的财务分配和财务决策等产权利益决定的，也是产权的激励约束功能决定的。只有这样“产权域秩序”才能得以有效维持。那么，公允价值在实务中的运用如何操作，公允价值是一个复合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就是基于现值和价值的会计计量。本文认为，价值代表着企业未来的经济利益，那么财产的价值就是该财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法，先价值（现值）后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如果现值很难获得或准确性存在大问题，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我们应采用“现值”的近似替代形式：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可变现净值和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历史成本，这就是间接法，先公允价值（除现值外）再价值（现值）。可见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并是不对立的，历史成本可以是当时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会计理论与实务技术均比较成熟，为产权会计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综上所见，产权会计理论上迫切需要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以使其对财产计价合理化，公允价值实务技术的成熟奠定了产权会计理论的实践基础，公允价值理念的引入大为拓宽了产权会计的理论视野。
二、公允价值的契约有用性
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是一个契约的耦合体。“会计作为耦合体的内部游戏规则，主要确定企业组织里每个人的权利、评价人业绩的标准及其报酬方式。”公允价值既是会计契约的组成部分，也影响会计契约的作用。
公允价值对契约有用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二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如何影响契约形式。根据Watts(2003)的观点，影响公司的契约主要有四种形式：（1）公司契约(包括股权、薪酬、债权)；（2）税收契约；（3）政府管制契约；（4）诉讼类契约等。这四类契约形式和契约中运用的会计信息，特别是公允价值信息，将形成复杂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不同的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另一方面是公允价值的使用又如何影响到契约形式的变化。
1.契约形式如何影响公允价值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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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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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平均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含义是指社会总劳动分配上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它实现商品的价值量。对于价值构成，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C);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剩余价值的部分(M)。商品的价值(W)=C+V+M。对于价值规律，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既包括价值交换的关系，又包括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关系。总的说来，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2)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现实价格波动为中心。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价格是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价格不再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直接围绕转形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转形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价值由于产业资本的参与分配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不创造价值，但资本仍然参与价格的形成。所费资本(C+V)转化为成本价格(K)，又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又转化为平均利润(P)。这样，就转化为生产价格=K+P。其次价值由于商业资本的参与转化为完全的生产价格。商业资本是有一部分产业资本形成的。商业资本不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但具有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因而也属于职能资本，从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润。由于商业资本的介入，商品的价格就由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加商业利润加纯粹流通费用构成，这就完成形态的生产价格转变。最后价值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参与再转化为垄断价格。土地由于所有权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的地租。商品的价值就转化为成本价格+产业利润+商业利润+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最终形成垄断价格。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1)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该理论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又称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大都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
(2)均衡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又称均衡价格论，它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价格相交之点。供给价格受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受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价格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中主要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为代表，一直到后来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价格论，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的动态均衡价格。
(3)“创新”价值论。这种观点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引用新的原材料、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自动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创新”价值论又称自动化价值论。这种理论是由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等书中宣称边际效用价值论要优胜于劳动价值论，而他的“创新”价值论则最为科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价值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处，但从本质和总体上看，二者的区别是极为深刻的。
(1)关于价值的本质和决定。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的分析，抽象出价值并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体现生产者的一种神会关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把交换价值、价值同价格融为一体。如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均衡价格论，取消了价值作为商品本质特征的地位，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归纳为价值决定，并采取价格决定价格循环论证的方法，把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归结为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可以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2)关于商品价格的形成。在价格形成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从个别商品价格与一般商品价格两个方面分析其决定和变化的，二者都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会影响个别商品的价格，而纸币发行过多则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现通货膨胀。但西方经济学更进一步地对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变动的伸缩性(弹性)作了更为具体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计算弹性大小的公式，进而分析了决定一种商品弹性大小的因素。
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上，马克思坚持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基础，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把商品的边际效用或商品的生产费用作为价格基础，进而又以供求的均衡价格作为决定价格的基础。(2)在对待供求均衡的经济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论意义，对于分析商品价值决定则毫无实际经济意义，而且从长期的平均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均衡作为决定商品价值(他们称为均衡价格)的基本条件，供求不均衡则被视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3)在决定供求变化的因素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和商品的价值变化对于供求的调节作用;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从供求的变化和生产费用的变化来说明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
四、结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尽管不排斥供求对价值、价格的作用，但是没有过多的去研究供给和需求是如何参与价值、价格的决定;而西方经济学着重研究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理论，研究供给、需求价格机制的作用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价格与供求关系，更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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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企业中普遍不善于质量成本的统计与精细管理，但这带来的损失却是惊人的。以中国和日本的机械电子类企业作对比发现，中国企业的质量损失平均是日本企业的3倍。这意味着企业创造的产品所创造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在不经意间因返工、返修、退换货、信誉损失、丧失顾客等情况流失了。
品牌经理需要具备“三品”视野，才能对品牌有更深刻、具体的认识。三品即增品种（新业务、新产品的研发，增强自主知识产权含量）、提品质（在全产业链中增加质量创造价值的能力）、创品牌（提高品牌附加值）。如果把品牌建设退守到仅在产品设计、包装、传播上做文章，不利于企业的品牌建设。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但是一直大而不强。中国手表产量占世界手表产量的83%，很多中高档品牌的手表，都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这证明中国制造的工艺技术水平是优秀的，但在全球手表市场中，我国手表企业却只占其营业收入的5%。这是因为我国手表企业没有形成更有利于创造价值的经营格局，对于食品企业而言也是如此。
品牌是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培育品牌要回到经济诉求，要创造更高的价值。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不断提升的。在人们收入比较低、温饱得不到解决的时期，需要满足的是基本的生理需求，有一件能够取暖的棉衣、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就够了，人们不会去在意棉衣的颜色、款式，食物做得是否好吃、有无添加剂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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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经济理论构想
低碳经济就是指人们在研究经济的发展措施的同时也需要着重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依然居高不下，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改变排放现状。如此，研究人员才能根据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研究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低碳经济的研究还需要研究人员拥有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知识。研究人员了解环境，也知道怎样的经济环境能够实现对环境的保护。研究人员不断分析二氧化碳的成因，并根据其排放以及循环，最终得出二氧化碳的标准排放量。为了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需要将基础的理论知识搭建在一起，以传统经济学作为依托，最终创建出科学的低碳经济理论体系。
二、低碳经济主要理论
1.相关理论
为了搭建低碳经济的理论体系，需要研究人员充分了解到几种主要的理论。环境保护理论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基础理论。我国之所以想要实现低碳经济，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环境。经济学家强调以循环的低碳理念来发展社会经济，当经济在飞速发展的状态当中，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全球变暖的现状就会被减缓，相对而言，环境问题也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现在的社会，人们一位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而不注重是否对环境产生破坏。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品，但人们没有做好对该类物品的处理措施，致使物品在分解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人们所生存的环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环境的承载力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为了避免环境出现崩溃，需要人们注意对环境的保护。低碳经济是实现环境保护理论最基本的措施。环境保护理论应该被构建在低碳经济的基础理论当中，受到人们的关注。能源理论是又一符合低碳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理论。
社会经济需要发展，就需要使用大量的能源。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们过于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能源使用的方法。地球上已经被发现的能源都受到数量的限制，能源的生产需要时间的累积。现在，世界上的很多能源都已经濒临匮乏，而我国人口基数本来就打大，对于能源的需求更多。我国已经面临能源不足的问题，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变能源的使用现状。大部份的能源都是可以被二次利用的，低碳经济当中所提到的循环利用就比较适用于能源问题。我国积极转变经济类型，致力于早日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出于对能源的重视。为了我国的长远发展，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于能源理论的关注必不可少。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是转向低碳经济的重要理论。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给人以经验并为企业家们提供失败的案例总结。无论是在国际上的那个国家，人们都非常注重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和学习。专家和学者也一直在研究经济学方面的知识。经济学当中包含了很多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能够为企业家们总结出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促使其了解低碳经济的真实含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也从最基础的角度对低碳经济进行了解释，促使人们更加了解低碳经济能够带来的价值效益。
2.理论分析
低碳经济方面的相关理论都有其具体的效用。在早期的经济学当做，低碳经济就已经成为当时经济学家的基础思想。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中重要性。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不再注重低碳理论。而根据经济学家所揭示的经济学理论含义来看，经济学理论所重视的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方向。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包含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理解人和分析，能够有效的帮助国际经济的发展转变思想，促使其愿意接受低碳经济，看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低碳经济的理论体系当中不仅包含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还包含了关于环境方面的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在生态经济当中，人们注重将生态学与经济相互联系，并根据生态系统的现今状态来考虑构成经济系统。国际经济在生态经济的符合下更加具有规律性。
循环经济也是低碳经济理论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循环经济强调人们应该注重物质的循环往复，人们在使用能源时需要对能源进行循环利用，从而想成科学的循环系统。循环经济能够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低碳经济理论所构成的体系不仅使人们在日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投入降低，还使其受到的收益逐渐增多。人们越来越遵循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经济的发展自然也会越来越有规律。从气候的角度考虑，低碳经济理论当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学哲理。伴随着温室效应的影响扩大，国际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受到影响。其实，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支持。自然环境的资源消耗会造成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人们需要注重对资源的使用，环境经济理论提醒人们需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从资源的角度环节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世界依据需要发展和进步，但自然环境已经承受不住经济发展带来的破坏。低碳经济的理念提出为人们解决了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尽管低碳经济不能使自然环境快速恢复，但也起到了缓解的作用。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逐渐减少，温室效应也会在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中得到改善。
三、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致力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督促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节约资源，避免铺张浪费。我国已经实施了很多政策用来缓解城市污染以及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部分地区在该政策的实施方面积极配合，从经济的角度已经能够符合低碳经济的标准。我国的北方城市属于重工业集聚的城市。煤炭到矿石的开采都代表着对能源的利用。北方的城市已经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资源措施有效利用能源，在废弃物品的回收利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而我国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缓解人口压力，已经加大了对经济发展的监管力度。尽管在部分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和谐的现象，但我国所实施的监察和管理已经能够有效的改善这种现状。对于一些对低碳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法律上以及经济上的惩罚措施。虽然我国部分地区的企业依然没有重视低碳经济，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和实施已经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低碳经济的感染，愿意接受低碳生活。我国在日后的经济发展当中一定能够秉承着低碳经济的理念，让越来越多的国民了解低碳经济的基础理论。
四、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
1.改善经济学体制
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价值。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呈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低碳经济对于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与低碳经济向联系。低碳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并增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家的经济水平要想得到显著的提高，就需要转变经济体制。低碳经济为国家带来的价值和收益已经不是用物质能够衡量的。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生产结余也能为自身带来经济效益。低碳经济为生态环境的发展带俩巨大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生态发展的平衡了联系到一起，众多国家通力合作，从经济到政治等多种领域都亲密合作，致力于解决环境安全隐患。如今，能源比较短缺的欠发达国家也将受到发达国家的支援，从技术到经济上都能得到改善，环境问题也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缓解。
2.发展新经济
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人们所接触的经济范围很小，人们能够创造的经济收益也比较小。尽管人们也会利用手工等方式进行一些生产，但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都能够通过环境的自我中和而消耗掉。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生产环节大部分采用机器作业，机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自然环境的负荷，进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促使了新经济模式的产生，人们注重生态环保，在工业生产当中也转变了生产方式，新的经济模式将在低碳理念的督促下产生。
3.转变消费模式
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源自于人们所产生的消费行为。消费模式就是经济模式的延伸。低碳经济理念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经济模式，同时也转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传统的消费模式当中，人们注重物质享受，不断的购买奢华的产品，不注重消费所产生的经济变动。而当低碳理念被提出以后，人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消费的重要性。传统的消费行为会在不知不觉之间造成二氧化碳的增加，进而破坏到生态环境。而为了满足传统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需要加大生产力度，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废弃物的产生以及资源、能源的浪费。转变形式的消费行为促使生产方式也发生改变，人们了解到精神方面的享受能够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了解到消费行为也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
总而言之，世界各国已经深深的意识到了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尽管低碳理念还处于发展阶段，其基础理论框架也还在构建当中，但低碳经济为国际经济模式的转型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如今，低碳经济已经面向世界，并在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中逐渐得以完善。低碳经济的理论需要得到实践的支持，通过世界各国对于低碳经济的宣传并从各个方面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低碳经济的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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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004-04 收稿日期：2009-11-24
新制度经济学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成为极富活力的经济学流派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回归“真实世界”，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严密性和适用性受到一定质疑，目前尚未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这促使我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本文尝试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并初步揭示其迅速发展背后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现象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中把制度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既定的前提，其成因在经济分析中被忽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性在于把制度变成了内生变量，制度的起源和变迁都可以运用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来解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交易费用的定义。交易费用被视为经济活动中的噪声。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增加交易的难度，当交易费用太高时甚至交易活动会消失。因此，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费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可是这一假定的逻辑结论是“制度没有必要存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也没有用”(诺思，2002)，因此制度的存在与变迁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交易费用分析范式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交易费用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成本，或“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成本”(埃格特森，2004)。但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交易费用的理解越来越宽泛，张五常(2000a)甚至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成本”，即“制度成本”(张五常，2000b)。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理性”，即信息完全并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将这一假定修改为“有限理性”，即“个人为了获取信息需要耗费时间和资源。而且他们在处理信息和进行计划方面存在着有限的能力”(弗鲁博顿等，2006)，个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人们可以被看作是意欲理性的，但是他们并非是超级理性的”(弗鲁博顿等，2006)。所以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不确定环境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付出的成本。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如果否认不确定性，那么进行理性选择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此时交易费用并不存在，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果否认理性选择，即人们并不是“意欲理性”的，那么交易费用也将不存在。因为交易费用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埃格特森，2004)，而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同用途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理性选择，也就没有机会成本，交易费用自然不可能存在。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交易费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张五常，2000b)，是因为隐含了两个假定：理性选择是亘古不变的基本人性，不确定性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但是如果能够证明交易费用的这两个前提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那么交易费用的存在就不是绝对的。
首先，不确定性不是绝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遵循霍布斯(1996)的思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存在一个“自然状态”，此时自利的理性个体在逐利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互相怀疑和猜忌，必然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但是舍勒(1999)认为“霍布斯丛林”非但不是一切社会的逻辑起点，反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个人生活在生活共同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感到并懂得自己处于群体这一整体内部，都感到自己的血循环于这一群体的血液之中的”(舍勒，1999)，“共同感觉、共同愿望负担着全部价值：个人是群体的器官，也是群体的代表，群体的荣誉也就是个人的荣誉”(舍勒，1999)，此时不存在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人的思想感情被直接感受到而无需猜测，人与人交往时没有不确定性，交易费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现代道德强调每个人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他人的道德价值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感和陌生感，“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舍勒，1999)，这时为了实现人际交往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可见不确定性并非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是在现代社会的产物。
其次，理性选择不是绝对的。汪丁丁(1996)认为如果将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的话，那么它并不是被参与博弈的个体所选择的。个体没有理性选择的自由，机会成本不存在，从而交易费用也不可能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机会成本是对稀缺资源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只有当多种用途针对一项资源发生竞争时，理性选择才成为必要。因为相对于无限的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那么稀缺性就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但如果稀缺性只是某种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那么包括交易费用在内的机会成本对人类来说就不是绝对的。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资源稀缺性问题较现代社会更为严重，因此狩猎一采集经济必然极度贫困。但是狩猎一采集社会实际上是“原初丰裕社会”，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欲求水平非常低，因此“狩猎者可以摆脱市场稀缺性的桎梏”(萨林斯，2009)，所有人的物质需求都很容易被满足。与现代社会不同，对狩猎者来说时间不是稀缺资源，他们拥有大量闲暇。制造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都很容易获得，所以自然资源也不是稀缺的。由于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取舍，机会成本乃至交易费用此时都不会存在。
由此可见交易费用的存在是依赖一定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交易费用也就不存在。但是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却往往被滥用，被用来解释一切制度的起源。所以应该探究这一范式的社会心理基础。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发现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和现代西方的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舍勒(1999)认为在价值并不是主观感受的反映，而是一个客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但是不同主体追求价值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没有能力追求较高价值的主体会产
生“自惭形秽、令人压抑的价值低下意识”，这种怨恨积累起来会令这些主体心里充满紧张和痛苦，这种紧张感和痛苦感通过价值假象得到缓解，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位置被颠倒。舍勒认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都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的价值假象将客观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下，对事物的爱永远是以恨为基础的，即对某物的爱并非是由该物自身的正面价值所引起，而是由对另一物的恨所引起，恨是比爱原本的情感。怨恨的作用不局限于道德领域，现代社会的理论括动的精神气质也是由怨恨塑造的，理论活动并不是纯粹客观的、价值无涉的研究，而是奠基于现代人的基本价值观。现代思想的特征之一就是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事物的起源进行解释，认为“纯粹的否定和批判具有一种创造力”(舍勒，1999)，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对另一事物的否定。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与这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那么这一价值一定不是来源于该事物自身，而是来源于另一有负价值的事物。正因为我们试图消除这种负价值，才使得正价值成为可能，对负价值的恨要先于对正价值的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交易费用，为了尽量减少这种牺牲和代价，制度的存在就成为必要。交易费用的负价值具有创造性力量，而制度仅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具有价值。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工具性理解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曾对制度下过定义。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诺思(1992)认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舒尔茨(1994)在将制度定义为约束人的行为的各种规则。拉坦(1994)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将制度定义为“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定义的共同点是把制度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制度主要是针对外在的、可见的行为，而不是内在的心理状态，“约束”意味着制度进行的是减法，“制度界定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通常把制度理解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工具“倘若交易是有成本的，那么制度就是重要的”(诺思，2008)，因此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费用。诺思认为“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思，2008)。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制度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两大类，前者包括道德、传统、价值观等内容，后者包括法律和规章制度等。新制度经济学对非正式制度也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理解。诺思(1992)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由于个体之间交往存在着巨大的交易费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都是为降低这种交易费用而发明的工具。这种思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前被认为神圣不可改变的制度，现在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它们不过是解决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而制度变迁的动机无非是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这种分析范式后面隐藏的重大难题是它与我们对制度的日常理解不同，也与严格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同。在我们的日常体验中，很多制度并不是作为工具被把握的，比如道德是崇高的，宗教是神圣的，法律是具有尊严的。这些制度被我们体验为自身就具有价值，而不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因为神圣与崇高的价值本身已经高于个体利益，如果让前者成为谋求后者的一种手段，本身就是亵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思路是：一种制度所宣称的价值和它的本质是不一致的，研究的结果总是表明制度表面的价值是一种虚构，制度的本质隐藏在其背后。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可以揭示这种研究思路背后的心理机制。
舍勒(1999)认为价值秩序是客观的，自身价值从低到高共有四个等级：适意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工具价值的本质在于促进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主体无力追求较高价值的时候，怨恨就有可能产生，怨恨造成的痛苦感和紧张感在价值假象中得到缓解：较高的价值被否定或者被认为是虚构的，只有低下的价值才是真实的。舍勒(1999)认为现代道德就是这种怨恨的产物，“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怨恨在现代市民伦理的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道德的特点是对较低的福利价值敏感，而对较高价值不敏感。传统社会道德、宗教、习俗、法律等制度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不是因为促进了集体或个体的福利才具有意义。在这种体验结构之下，制度并不被认为起源于个体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由于制度是神圣的，制度的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现代人对价值的体验发生重大变化，自身价值的内容急剧缩减，几乎只剩下较低等级的适意价值和福利价值，如果一个事物不能增进福利，它的存在就无法被理解。于是宗教、道德、习俗、法律等制度由于不能直接增进福利，只能被理解为为福利价值服务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度的起源”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提出。作为工具的制度被认为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革，“‘群体形式’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形式为个人创造出的幸福之总和，按这一前提，便要时时刻刻改变和‘改革’群体形式，‘随意’便取代了对群体形式的敬畏”(舍勒，1999)。较高价值反而要为较低价值服务，正常的价值秩序被颠覆。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误解
(一)价值是被创造的还是被发现的
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把制度理解为对行为的规范，所以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仅仅是某种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却被理解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对“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的公正性作出判断(林毅夫，1994)。显然意识形态必然涉及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对道德、宗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应该如此理解。一个行为是道德的，其前提是“这个‘应当’存在的行动的价值在意向中被把握到”(舍勒，2004)。
由此我们就可以怀疑新制度经济学是否真的解释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如果制度仅仅是博弈规则，个体的选择集合是先于制度存在的，制度仅仅是对这一集合施加限制，即对个体的自利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制度被理解成选择集合的一个子集而与价值无关，显然新制度经济学就解释了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但是现象学描述使我们发现了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可能误解了自己的成就，它并没有解释非正式制度最核心的内容――价值。在博弈论被引入到对制度起源的解释之后，制度往往被看作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2003)，价值的奠基作用仍未引起注意。
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也承认价值在非正式制度中的奠基作用，那么它还能够解释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吗?价值能够被我们创造出来吗?仿佛我们为了节省信息费用就能把价值制造出来。认为高尚、正义这样的价值能够被创造出来的观
点是否隐含着逻辑矛盾?认为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创造出来，也就是承认价值可以从虚无中诞生。我们怀疑一个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一事物。概念被理解的方式有两种：描述和体验。复合概念可以通过描述被理解，即使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概念所对应的事物，这些概念也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列举出其主要特征而被我们理解。但是简单概念无法通过描述被理解，其含义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高尚、正义、神圣这样的价值词属于简单概念，理解这个词唯一的办法是亲自从某个人或某种行为上体验到这一价值。但是正因为如此，价值的存在就无法被否定。价值属于观念的对象，所以是没有时间性的，谈论其产生和消灭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否定高尚的人的存在，但是为了让这样的否定具有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已经理解高尚的含义，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否定高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尚作为一种价值并不是在时间中实存的事物，因此“高尚不存在”这一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恰恰隐含着这种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作用是约束还是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理解为一种约束，是对个体选择集合的一种缩小。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理解也是因为忽视了价值在制度中的奠基作用。任何制度都不是单纯依靠强制发挥作用的，而必须依靠人们内心对该制度的认可才可能正常运转。任何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对行为的约束，而是该行为规范被赋予的价值。而价值如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不可能被创造的，由于存在一个客观的价值等级，从最低到最高，无限丰富的价值样式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在事物身上体验到的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对某一客观价值的把握。不同民族、文化对价值的把握能力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就体现在制度的差异上。所以不同的制度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分歧”，而是有高下之分。因此制度从根本上并不是被理性选择出来的，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博弈的均衡，这些观点没有触及制度的核心，制度从根本上是被发现的。制度进步的标准也就不是是否节约了交易费用或增进了经济福利，而是是否向更高的价值领域扩展。
新制度经济学总是从自利个体出发解释经济制度的起源，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被看成是先于制度存在的，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利益的社会性，所谓个体的利益或选择集合并不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产生之前就存在的，而正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所谓个人利益也是事物价值的一种评价，因此只能在一定价值观之下才能形成。不同价值观和非正式制度之下，个人利益的含义并不相同，没有超历史、超社会的个人利益。所以把个人利益作为制度的逻辑起点，也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制度的稀缺性
由于制度的建立、维持和变更需要运用稀缺资源，所以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也必然是稀缺的，相对于制度的需求，其供给永远是不足的。如果制度的功能是减少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可能被完全消除，而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阐述的，稀缺性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实际上特定人格结构的产物。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稀缺性存在的条件是手段相对于目的是不足的，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那么稀缺性就不可能存在。此时根本谈不到运用稀缺资源来建立制度。实际上稀缺性问题也只是在现代社会才尤为突出，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时间、金钱、土地等各种资源都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才会有取舍。把一切人类制度都理解为稀缺的正是这种体验的一种反映。
(四)交易费用的数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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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分析
1.经济学奠基。在早期许多经济学思想中，都相应的含有低碳经济思想，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着GDP的产生，人们就已经走入一个误区，认为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GDP的增加。而在世界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并根据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不仅是关注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人类发展进行研究。世界主义经济学是造福人类，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全球思想中的低碳经济理念，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2.相关学科比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四种经济体系主要包括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生态经济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结合，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规律进行有效研究。循环经济是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进行有效结合，构成有效的经济系统，是自然和经济和谐发展。按照生态经济，对经济发展进行有效指导。绿色经济的提出在20世纪英国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具备着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人的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低碳经济主要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造福于人类。四种经济模式都体现了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及高效率。生态经济是让人类需要服从生态规律，促进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对生态化进行循环。绿色经济是通过节约资源，减少自然资源消耗量。这些与低碳经济相关学科都会让人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以高碳的排放量。
3.站在气候经济学基础上分析低碳经济。在《气候经济学》中就说明了气候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随着温室效应现象日益加重，全球经济的发展受到重要影响。低碳经济表明了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少碳的排放量，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4.站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基础上看待低碳经济。资源环境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让人类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使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保护了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环境经济学是对环境污染对经济造成影响，所产生的损失进行有效估算。并让破坏者明白自身的破坏行为是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经济代价。另外，资源环境经济学可有效制定排污指标转让的金额。低碳经济是在资源环境经济学基础上，将自身的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和完善。
二、低碳经济理论的初期构想
低碳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研究。低碳经济会涉及到较广的范围，有着广泛、综合的视野。在研究低碳经济时，首先要将传统经济学为基础，将各类实证分析方法进行熟练掌握。并要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碳排放量进行全面了解，并要充分了解针对碳排放量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其次在环境经济学基础上，要有效分析低碳经济所波及到范围，并对碳循环及成本进行分析。最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超标，大都是由少数国家在排放二氧化碳时，没有合理控制，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超标。因此，在构建低碳经济理论体系时，可通过相关制度学对经济理论进行分析。
三、 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分析
1.促进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可以有效改善“刺激消费”和“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通常发达国家和地区居民是经济消费的主要人群，使消费逐渐转化为享受消费。在现今世界，如果在促进经济发展时，依然是利用物质消费手段进行促进，那么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加快了自然资源的消耗。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会产生巨大的危害。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消费方向向良性方向发展，能够使物质消费逐渐向精神消费转变和发展，让精神消费取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2.低碳经济丰富了经济学内容。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也相应产生了与低碳经济相关工具。比如碳交易、碳期货及碳货币等方面。而且这些概念都得到较为成熟的发展，而且还得到不断的丰富。并且相关的经济学科也对低碳经济相关工具进行重点研究，在此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丰富经济学内容。
3.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合作。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随着低碳经济衍生的相关理论，都是国际经济的主要部分，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有效拓宽。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济学之间有效相应关系，经济学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和应用。在对国际经济学进行研究时，可以利用相关理论，对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将本国的国家收入和支出进行平衡，建立完善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保证贸易金融体系能够与本国经济发展相适应。将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融合在国际经济学体系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4.低碳经济合理解决了环境问题。低碳经济能够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在交易环节中，为了减少交易中的各项支出，利用低碳经济理论通过界定产权的相关办法减少支出。在交易支出中，政府机制会受到限制，无法发挥处于更大作用。在处理各国之间的温室气体环境问题时，并且温室气体也无法界定产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环境问题。这时就可以利用低碳经济中的相关工具，比如碳交易、碳贸易及碳关税等工具，对各国之间的环境问题进行有效解决。
总结
在低碳经济研究中，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对发展低碳经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时就需要从各个方面研究分析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保证低碳经济具备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分析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时，低碳经济可以促进消费方式的转变，丰富经济学内容。并可以完善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合作，解决各国之间的环境问题。在对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学价值研究中，可有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商丘经济贸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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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者认为，因为货币(财富的代表)在购进和出卖商品收回货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增量，从而产生了增加的价值，因此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观点还认为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源泉。重农学派从实物增量出发，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价值增量(纯产品)的来源，农产品从播种到收获引起了实物的增量，而其他加工工业和贸易部门都没有使实物量增加，因而没有生产出价值。
(二)卖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供给(生产)决定价值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创造，而生产又是商品物资的供给。因此，我们将生产决定价值的主张称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那么自然要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上的产品相对于全球尚未开拓的广阔市场而言，是供不应求，于是产生了萨伊的“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理论。在那个时代，生产是最为重要的，人们纷纷从生产过程中去寻求价值的来源，如配第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白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李嘉图提出生产过程中的边际劳动耗费决定价值量。萨伊从资本生产力理论中分析了三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共同协作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其报酬形成了生产费用，形成生产费用价值观。他认为物品的价值来自于物品的效用，而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而价值量决定于生产费用，这仍是一种客观价值论，但是已经向买方市场时期的主观效用价值观迈开了第一步。
(三)买方市场时期的价值观：需求决定价值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边际革命，出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进而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需求者，且对商品的评价决定商品的价值，因此相对于供给决定论而言，我们将这种价值决定称为需求决定论。
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出现供过于求的经济危机时，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价值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转向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由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认为资产具有价值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有用性(基础)和稀缺性(必要条件)，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人们对商品价值主观评价尺度的边际效用(庞巴维克);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值间接地来自于它所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并由所生产的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每一生产要素根据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边际贡献，获得生产总效益中归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价值(维塞尔)。
(四)供求决定的价值论：均衡价值观
马歇尔直接将交换价值视为价值，进而引申出商品的价格。他认为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力量决定价格(价值)。在任何社会，稀缺性的商品或劳务，其客观效用或满足欲望的程度，必须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选择时能做出主观但合理的选择，这个共同标准就是价格。在均衡价格中有需求价格，它取决于需求，即需求量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因而需求价格是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有供给价格，它取决于生产费用，是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均衡价格就是供求均衡时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因此，效用和生产费用是影响价格的两个均等因素。马歇尔将这种均衡价格划分为三类：①暂时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不能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均衡状态完全由需求决定。②短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供给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供给和需求在价格决定上起同等作用。③长期均衡决定的市场价格。在长期内，生产者可以增加投资或转移资本到别的部门，从而增加或减少供给来影响需求，因此供给起着主导作用。
(五)价格论取代价值论
现代社会对经济活动的分析，已由原来重视供给或需求的某一方面变为对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由于在供求关系上体现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适应供求分析的需要，人们需要的是价格，而不需要探讨价格后面的决定力量--价值，因此人们将研究的视线从价值转向价格。这样原来服务于供给分析或需求分析的价值，在供求均衡分析面前便失去了意义，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价格。
数量学派将价值视为商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关系，即交换价值，否认价值的实际和内容，并将交换作为应用数学的出发点，认为交换就是两个商品间的数量关系，交换成立就是数量相等，一切经济问题都是交换问题。一些瑞典经济学家则否定价值的存在，主张经济学应该放弃“价值论”而用“价格论”。
(六)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统一的市场
人们对价值认识不同，对商品的评价也不同。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上才有交易的发生，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价值发现的角色。也因为价值发现和价格形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才使人们认识到“在一切的才能之中，最了不起的是正确估计事物的真实价值的才能”(拉罗什福科)。资产的价值评估理论就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论的基础上，其中的重置成本法就是以生产费用价值论为基础，市场法以均衡价值论为依据，收益法则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依托。
(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篇12
一、引 言
现代社会，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各国政府无不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公共事务的管制，以减少人员伤亡，保护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在倡导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当今中国，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各种工伤、死亡发生时，如何赔偿，赔偿多少，如何全面准确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评估政府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社会公共事务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理论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实践中，在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由于管制经济学在研究生命价值时，往往忽略了哲学意义上人的人道价值、精神价值等，单纯强调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因而无法全面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难以形成合理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导致政府财政资金在健康与安全管制领域的配置失当，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的失灵，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仍然屡屡发生。对人的生命价值内涵的不同理解，测算出的人的生命价值也不同，从而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也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本研究主要试图从哲学本源上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并将其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做出比较，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为有效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提供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文献综述
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往往与货币相联系用货币来衡量，指的是作为个体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最朴素的理解就是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在人的生命价值的实际估计方法中，生命价值指的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平均人”的生命的价值［1］，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人的生命价值。因对人的生命价值认识角度不同，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价值理解差异较大。如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配第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2］；Engel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它由人的成本价值与人的投资价值两部分构成［3］；Farr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资本价值，即人的未来净收入的现值［4］；Wittisten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与人的未来收入现值之和［5］。可以看出，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混淆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价值与人的劳动能力价值，认为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的价值或人的劳动力价值，实际研究的是人的价值或人的能力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经济学意义完整的人的生命价值。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的生命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也试图用其他可直接衡量的指标替代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如侯伯纳用人寿保险的价格［6］；明塞尔用人力资本存量［7］；Grammond和Bogart用死亡和伤残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8-9］。他们将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人的生命定价实质就是对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定价。由于没有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所以也就没有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国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王亮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在不同的行业人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其中又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含义为，人在其一生中通过合法手段为自己及其家属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和财富；第二层含义是指，一个人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之和；第三个层次的概念是最宽泛的，即认为人的价值不仅包含一个人生前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而且还应包括其身后所创造的收入和财富”［10］。陆玉梅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工死亡职工少创造的个人收入+生前培训所投入的费用［11］。卓志用工作损失价值、赔偿费、部分培养费三者之和来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12］。国内学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是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能力，或等同于劳动力价值或等同于人的人力资本。可以看出，这些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全面的，都没有全面准确揭示人的生命价值真谛，因而对于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理解人的生命价值，试问一个刚出生没有劳动能力的婴儿、残疾人、精神障碍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人力资本，不能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就没有生命价值吗？对其造成伤害、伤残或意外的人身伤亡就可以免责不赔偿或减少赔偿吗？显然，这种低估人的生命价值的态度与行为是违背社会良知与人类的道德底线，有漠视人的生命之嫌，在法理上也是缺乏依据的。当前，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普遍接受的是Schelling的观点，即认为就是社会为避免或降低某种死亡或风险时所意愿付出的成本［13］。这种观点实际上假设，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是随着生命危险概率的增加，呈现一种线性递增的关系。Schelling所说的人的生命价值，只能是在一定的风险概率条件下，个体所索要的价格，而并非真实意义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
经济学中的不同应用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都有自己特定的根据，因而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为了分析某一特定的问题而侧重于人的生命价值的某一方面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某一方面的理解上升到惟一的、绝对的地步，用于指导政策实践，那就是错误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的终级目标是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从理论上需要对人的生命价值做出完整的解析。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其他层面的深刻意蕴。人的生命价值有多个维度，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全部。如果用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取代人的生命价值，则是矮化、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是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就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而言，单纯人的劳动能力或人力资本水平或创造的收入与财富也并不是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全部。衡量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主要就是衡量这些政策多大程度上实现并保障了人的生命价值，仅仅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能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具有不可逆转性，人的生命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也是人的一切权利的载体，人的生命终止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从伦理的角度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由于生命不同于实物资产，不存在交易市场，也就没有生命价格。这就造成了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时评估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难度，但至少知道有众多因素影响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例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政府的公共治理、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质量、个体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收入、遗产及所从事的行业等等都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水平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影响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延续为前提的。所以，人力资本水平或劳动力并不是影响或决定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惟一因素。要全面合理评估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地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理论上首先要从本源上探索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并厘清其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三、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有多层含义，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必要罗列出其所有的价值，基于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评价，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含义：
1.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的统一
如果按照马克恩主义价值观，从主体、客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界定人的生命价值，很自然会将人的生命价值表述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以人的生命作为客体为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而被自己、他人与社会需要的有用性。这种表述揭示的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即人的生命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事实上，人不仅是手段，人还是目的，人应当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一切价值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不管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前提必须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能够维持延续。所以，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生命的效用价值外，还应包括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即人道价值［14］。所谓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称人的生命的人格价值或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15］，它指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即人活着，人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形式。对于一般的对象来说其存在与否，同其是否有价值是两回事。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对人来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但就人而言，他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的价值关系都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一切价值关系存在的基础与前提，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强调的是某一生命个体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有用性，产生效用价值的基础首先必须是有人的生命存在。一个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的大小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价值产生的载体，有了人的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主体与客体，谈得上某一生命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或有用性。一般而言，个人的生命活动对自己、他人与社会的贡献越大，人的生命作为客体对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的需要程度越强，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越大。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即使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为零，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不管其体格是否健全，身体器官是否完整，即使他没有任何能力为社会、他人与自己创造财富，只要他活着，他的生命存在，他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生命的人道价值就一直存在［16］。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强调，人不分民族、国籍、贫富、贵贱、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贡献的大小等都应享有同等的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不同，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等价的、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存在，才使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是等价的。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产生的基础，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相统一。
2.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是人的生命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于作为主体的自身需要和作为主体的社会需要的满足。根据主体的不同，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可以分为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完整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应是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的统一。所谓生命的自我价值是指生命活动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是指生命存在对他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他人、社会所具有的贡献。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其生命的价值也就越大。就生命的自我价值而言，人的生命活动越能满足其自身的各种需要，其自我价值就越大。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受到人的生命长短制约，但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不受个人生命长短所限制，它既包括个人生命存续期所做的贡献，也包括死后其生前的成就、贡献和对社会的影响。有些英年早逝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尽管其生命的自我价值短，但其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而其生命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在价值形态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又具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种形式。对任何人而言，这些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价值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是不同的。一个人活着，即使丧失劳动能力不能自食其力，不能为自己与社会创造任何财富，即使他活着是一种痛苦，感觉生不如死，但他活着对家人、朋友可以起到精神慰藉、寄托的作用或起到一种凝聚作用，尽管其生命效用价值中不存在物质价值与自我价值，但生命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却依然存在。
四、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比较及其意义
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不完全等同，但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基于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的需要，可以将二者之间的众多相同与相异之处，做一些比较。
首先，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了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相当于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但这只是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可近似计量的那部分货币价值或物质价值如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所以，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二者并不完全对等。
其次，在人的生命价值中，人道价值是基础，效用价值是人道价值的延伸。也就是说，从人道价值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或者说人与人之间都是一样的，无贵贱之分；但从效用价值看，人与人之间是有量的差别，即在前者基础上呈现出量的差异。
再次，对于生命价值中的人道价值，它是属性变量，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是一个数值变量，二者完全是不同类的两个变量。管制经济学要对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进行直接量化分析确实困难。由于难以用货币直接计量或无法定量分析，在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研究中完全将它忽略了，对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几乎是将人的生命视同“自然物”一样来对它定价。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无价”，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的。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就要求其体面、有尊严地活下去，要求享有人的一切自然权利。
另外，对于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精神价值，或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中的非经济价值，无论是在已有的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概念，还是在其评估方法中，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这些非经济意义价值又确实存在，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它又是有意义的。
最后，在不同领域中，强调人道价值和效用价值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或趋势来看，人道价值将不断凸现，而效用价值将不断淡化，但这只是人们的理想，它只能作为人类的一个追求，至少现在及能预见到的未来是如此。
在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多个维度中，并不是人的生命的各种价值都可以评估，只有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经济价值可以评估，但人的生命尊严、生命权利是无价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无法用货币衡量，在评估与对待人的生命价值时，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或忽略人的人道价值；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就可奉行物质至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随意践踏人的生命尊严、冷漠生命、甚至对人任意杀戮。相反，正是由于人的生命具有人道价值，才使人的生命价值具有权利至上性，人的生命权成为人权的最高体现［16］，人生而平等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全部价值或将人的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都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现实中，人们往往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却忽视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有时过分强调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一味要求人对社会作贡献，而对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却避而不谈，这实质是纯粹将人的生命视作一种工具，这种对待人的生命的非科学态度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现代文明社会要求将人当“人”看待，重视人的生命，善待人的生命，而不是将人仅仅当作工具，更不能将人的生命当作服务于某种利益或牺牲他人的生命去维护部分人生命的工具。如何对待人的生命，现代文明社会存在一种基本的生命伦理观，即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命，任何生命个体都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社会或其它事物的工具；人对其生命只有自己才有决定与支配的权利。在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论研究及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实践中，任何将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割裂开来，只片面强调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自我价值或社会价值，或只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并不是对待人的生命价值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没有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所以，在政府健康与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中，要认同经济意义人的生命价值与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尊重生命、以人的生命为本，强调生命的人道价值与精神价值，结合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合理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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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Value of Human
Beings i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Based on Evaluation of Health and Security Regulation Efficiency
HuangWan-huaChengQi-zhi
篇13
《资本论》的出现，对西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本书基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事实，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自身生产方式所具有的矛盾以及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规律。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多次对其进行攻击和责难，但始终无法驳倒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更无法实现对其的超越与替代。所以，《资本论》一书的问世，对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言不只创造了经济学上的新高度，更在哲学的存在论上有了突破。
一、《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
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时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的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作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这个单独的标题出版，接着的副标题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著”的根本定性。
那么，我们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第一，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有益于人类需求的科学。马克思认为，如果政治经济学只是资产阶级经济时期的科学，则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社会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当作了社会生产及发展的最终形式，所以只有在社会斗争的潜伏时期或在极个别情况下，它才能够被称作科学。而《剩余价值学说史》无疑就是这一任务的根本实现。第二，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第三，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指导理论，必然意味着要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批判。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它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它必然要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全球财富的分配状况如何？贫富差距是进一步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财富是否越来越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对于这些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做出了解答。在《不平等的代价》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缇格里茨认为，“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在于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还在不断加剧。这影响到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到制约。富人更加富裕，而底层民众则承受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贫苦。直到2007年，美国社会结构中0.1%的上层家庭收入是95%的底层家庭平均收入的230倍，而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迪调查了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财富收入数据，更为深入的说明了不仅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渐渐拉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在拉大。当前，全世界最富有的0.1%的人群却占有了世界总财富的20%，社会顶尖的1%的富人占了世界总财富的50%，而最富的10%约拥有总额的80%-90%。[1]这表明，不仅在欧美国家内部，而且就全球范围而言，占世界人口较少数的富人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敛集财富。
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呢？皮凯迪认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收益效率大大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效率，这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那么，资本的收益率为什么会高于收入的增长率呢？皮凯迪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这只是从物质分配角度给出的表面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这N不平等加剧的内在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的方式不同，完全决定了分配的结构。就分配对象而言，能进行分配的只是劳动成果。就劳动的形式而言，人员不同的生产的方式直接关系到分配产品的结构。从此来看，收入增长率远低于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因素不在于分配的本身，而在于生产结构的原因。就此而言，斯蒂格利茨的判断与马克思存在一致之处，在他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之所以加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依然能够为我们理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指南。
18世纪时，卢梭就曾指出私有制是导致一切不平等产生的源头。但卢梭并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一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它通过裸的暴力，剥夺了直接生产者的资料，为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将这种剥夺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
因此，从起源来看，资本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他人劳动的掠夺之上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这也决定了，资本绝非指具体某物而是指以压迫剥削他人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构成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资本决定了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在于资本本身以及雇佣劳动关系，而这种劳动关系又是占主导地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满足大众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攫取。
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利益，资本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财富，国家政权也将被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变成保护资本主义利益的联盟。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断言，在资本累积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全球的财富也将逐步从社会底层流向上层，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最后聚集到少数人的口袋。马克思在书中形容：“一端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持续性的聚集，而另一端的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生产，所获取的仅仅是不断积累的无知、压迫、贫穷、粗野、劳动折磨预计道德的堕落”，”这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以及绝对规律。”
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分配上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悬殊，分配过程的本身并不是根本原因，其本质在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内部所存在的生产关系。即使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并且是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为对象所提出的，但用它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分配问题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皮凯迪和斯迪格理茨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但他们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或者，只是用更为全面的调查数据和案例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判断的正确性。大卫・哈维以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入手，提出了“剥夺性积累”概念，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运行逻辑，为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三、结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主流经济学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不得不从《资本论》中寻求理论资源，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资本论》的生命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更是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忽视的经典之作。显然，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而且也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它对后来的西方和西方左派政治经济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