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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章编号：1007―2349(2009)12―0010―02
祖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最有活力、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中医治疗的理论基础和所用的药物与西医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治疗肿瘤方面更是有自己独特的疗效，在许多方面可弥补西医治疗不足。
1 优势独特
小医药对肿瘤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这表现在中医药的“五性”。
1.1 理论性 中医理论中的正邪学说、辨证理论、病因病机等学说对肿瘤的发病机理和病程转归的认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科学的合理性，这对肿瘤的治疗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实践性 中医治疗肿瘤的各种方法均来自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并接受了实践的检验，在临床应用中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被人们广泛推广运用的良法，而不是先由某种假说式猜测而产生。
1.3 抗瘤性 传统中药中有许多药物其本身就具有抗治肿瘤的作用。如现在应用的植物类抗肿瘤药(如依托泊泊长春瑞宾、长春地辛、长春新碱等)，和一些生物反应修饰剂(如细胞因子、免疫活性细胞、单克隆抗体及其偶联物、肿瘤分子疫苗)均是某些中药的有效成分。这些成分对肿瘤细胞有直接或间接的杀伤作用。
1.4 扶正性 中药里有许多药物既能扶正固本，又能抗癌。如人参、白术、薏苡仁、百合、天冬、补骨脂、绞股蓝、当归、生黄芪、太子参、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山萸肉、鳖甲、首乌、大枣、茯苓、沙参、麦冬、生地，均能够调节和调动机体防御体系，从而阻断和抑制肿瘤细胞的产生，间接地杀灭肿瘤细胞，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
1.5 协 有些中药在与放、化疗配合使用后，不但能达到增敏作用，而且还能减少放、化疗后产生的某些毒副作用，以减轻患者疾苦。
2 体系完整
由于中医治疗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因而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相比西医治疗，中医治疗肿瘤的特点如下。2，1 整体观念 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它要求人们在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中医在治疗肿瘤方面也是如此，也是从患者的全身特点加以考虑，而不是仅局限在肿瘤病灶本身。恶性肿瘤是一类全身性的疾病，其病灶与机体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机体的抗瘤能力相互制约，互为消长，影响病情进展。因此，对多数病人，只采用局部治疗往往达不到根治的目的，所以在肿瘤的治疗中，不但要注意肿瘤局部病灶的根除，而且更要重视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增强机体抗瘤能力，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浸润与转移。
2.2 辨证论治 运用中医学理论辨析有关疾病的资料以确立证候其治则治法方药并付诸实施的思维和实践过程，是中医治疗的另一大特点，也成为小医治疗肿瘤的最高原则。对于不同的患者。不同的肿瘤在不同的阶段必定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综合其所有的症状、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归纳后辨清其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向，然后概括、判断为某“证”。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疾病。对于各种恶性肿瘤的治疗，由于有相同的发生、发展和形态学变化的共同基础以及病理、生物、化学改变的共同规律，因此在“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虚则补之”和“实则泻之”的总原则下采用理气化滞、活血化瘀、化痰利湿、清热解毒、扶正固本的治则，然后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再制定具体的治法，相应用药，以达到治疗肿瘤，缓解症状的目的。
2.3 正邪学说 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不外乎是邪气作用于机体的损害与正气抗损害之间的矛盾斗争过程。任何疾病包括肿瘤的形成和发展，也可概括为正、邪两方面关系的变化。“正”是指人体的正气，泛指人体内具有抗病、祛邪、调节、修复等作用的一类细微物质，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一切能够导致疾病的因素都可称为“邪”，包括存在于外界或由人体内产生的种种具有致病作用的因素。正邪相争，正不胜邪。则致病。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正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正气不足，邪气乘虚而入，“积之成也”，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因此，从预防疾病发生的角度讲，人应时刻注意保护、扶养正气，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从治疗疾病的角度讲，正气不足，则应加以补益扶助，同时消除致病因素，即“扶正祛邪”，使正胜邪却则不发病。
2.4 预防学说 中医学历来注重预防，早在《内经》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预防，对于健康人来说，可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对于肿瘤患者而言，可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预防的内容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
2.4.1 未病先防 (1)顺应自然，使人体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相适应；(2)养性调神，要注意避免来自内外环境的不良刺激并提高人体自身心理的调摄能力；(3)护肾保精，使人体精充气足、形健神旺，达到预防疾病、防变发展的目的；(4)体魄锻炼，要因入而宜，适量运动，运动量由小到大，持之以恒；(5)调摄饮食，注意肿瘤饮食宜忌和药膳保健；(6)针灸、推拿调养；(7)避免邪气的侵害。总之，采取各种措施，做好预防工作，以防止肿瘤疾病的发生。
2.4.2 既病防变 指在疾病发生的初始阶段，应力求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及传变。大量临床实践证明，恶性肿瘤的预后，关键在于是否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以便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目前肿瘤只有争取早期治疗，才有可能被彻底治愈。如果肿瘤发展到中、晚期，肿瘤组织扩大或已发生转移，即使采取了各种治疗手段，也很难达到根治的目的。因此，对于肿瘤一定要争取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也是目前提高肿瘤治疗效果的重要途径。
篇2
不仅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世界各国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并发展了各具特色的传统医学。而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两种医学模式该如何共存一直受争议。2014年5月24日，世卫组织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传统医学决议。该决议由我国提出，马来西亚、韩国等国联署。决议敦促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采纳和制定本国传统医学规划或工作计划，确保传统医学服务的安全性、质量和有效性。2015年12月20日，总理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做出的重要批示中强调：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勇担中医药振兴发展重任，适应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坚持中西医并重。撷英拾萃，下面，笔者将分析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传统医学现状，并与读者一起深思中医与西医并存的医学模式。
一、医疗
在日本，汉方医学是融合了其本国历史发展起来的医学模式。当西医进入日本成为主流医学时，日本基本废除了传统医学，而如今，日本有多家医院及医学院附属医院开设了以“汉方医学”、“补充替代医学”或“东洋医学”为名的传统医学门诊。日本各地都有多种日本传统医学诊疗模式存在，如私立医院、诊所、针推、理疗治疗院。2003年日本医生的汉方制剂使用情况统计发现，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使用汉方制剂。日本批准的处方药中有148种汉方药，均纳入健康保险；非处方药中有210种汉方药，总使用率达到90%以上。由此可见传统医学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样，中国也处在中医和西医并存的时代，中西医都能服务于人民。
而韩国从事传统医学诊疗的医师被称为韩医师。在韩国，传统医学和西医的分界非常严格。韩医师在接受韩国传统医学教育同时，需要完成各种西医内容的学习，但仍无权给病人使用西药。西医师同样无权使用传统治疗方法治疗病人。虽然韩国的国策和法规并不完全支持传统医学，但韩国人民普遍愿意接受韩医师的治疗。
与中国、日本、韩国相比，马来西亚传统医学类别较多，分为中医学、马来医学、印度传统医学，并已成立传统医学的自我管理组织。这有助于对其从业成员的组织、注册、建立其行业活动的管理标准。
据此可见，邻国的传统医学在医疗服务当中具有一席之地，与西医一起承担着为人民健康服务使命。但传统医学和西医该如何合理有效地并存？什么情况应选择传统医学方法治疗，什么情况应选择西t治疗，什么情况又应选择传统医学和西医结合治疗？如何规范多种医疗模式并存下的医疗市场？这些问题一直值得深刻探讨。
二、教育
邻国是如何对待传统医学教育呢？日本政府曾经废除过传统医学，同时废除传统医学教育。但近年来，传统医学课程，如中医学概论，重新进入大学成为必修课程，但仍未有专门从事传统医学的医师资格批准制度。尽管如此，仍然有爱好中医药的西医医师、药剂师、护理人员通过日本东洋医学会的专科医生的资格考试和认定，参与传统医学的推广。
此外，日本的传统医学科普知识在民间的宣传做得非常好，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黄帝内经》、《中医学入门》、《中医学概论》、《中医临床中药学》等书籍图文并茂，而且浅显易懂，已有漫画形式出版物，很受民众欢迎，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中医的推广。相比日本，中国更重视传统医学的发展。在专业设置上，我们不仅有中医专业，且在中医专业中开展了西医课程，我们有西医专业，并且成立了中西医结合专业，致力于中医和西医的差异及如何并存的研究。但向国民推广传统医学理论这一方法可以借鉴日本。
韩国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在学制和课程设置方面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学制长。韩国传统医学高等教育学制为六年。2.课程任务繁重。3.升级制度。即每年均设准入考试制度，未合格者不能进入下学年的学习。4.修炼医制度。在课程的设置中，仅安排了临床见习并未安排实习，学生如想提高实践能力，可选择做修炼医，将临床实践能力和经验的培养纳入继续医学教育中。这种传统医学培养模式充分表现出选拔教育的特点，正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载岐伯语：“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传统医学的接班人，必须能够忍耐学习过程的艰辛，有强烈的学习志愿，热爱所学专业。我国中医院校的本科学制基本为五年，本硕连读一般为七年，学生在学时间较短，无法解决与现代科学文化环境冲突的问题。传统医学的传承需有适合传统文化学习的氛围，大学责无旁贷地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应该通过合理的学制设置，帮助学生适应传统医学的学习。
篇3
西藏医学尚未形成体系前，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是“因果轮回，修行报应”，疗法上大多是“本医”疗法，或图腾崇拜的巫术活动。按照这种观点，医生无需了解病人和病人的心理，人有病有难也只能祈望神灵保佑。也不存在人的健康和疾病的产生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影响的认识。西藏医学形成体系后极为重视从“身”与“心”方面调整患者的起居和精神治疗，认为人七情（“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内伤致病，患病或早衰的原因，“可因五官的过度活动，精神疾病，不好的陋习”有关，辩证阐述了情绪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人体乃是一个最完整的人的心理、生理和生命的动力特征，又与宇宙过程密切相关。要人们用固有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变化，如自然气候和社会心理环境，生活起居及饮食方式等，并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显然，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学模式这种观点，把人的躯体与精神，社会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也丰富了哲学关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原理，为西藏传统医学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贡献。
西藏传统医学模式被称为“大宇宙”医学模式或身心二元论，以整体的观念来对待人体，如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具有解剖生理的、心理的智力功能的各个部分，作为人体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探讨。首先，人体与宇宙、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要把人体视作宇宙实体的一个小天地，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体如同一棵树，大宇宙时刻养育着它。人要依赖自然界的阳光、空气、水和各种食物来生存，也受到自然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不可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存，与自然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所以，在一个人体与自然万物相应的世界里，外部环境对人的生理与精神都有影响，提出要注重辨证施治。其次，人体是一个以脏腑为核心，以经络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以脏腑为核心在人体管道系统中循行着气与血，全身无处不到。人体是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等有机地联系的，脏腑之间相互依赖，以维护内环境的统一和稳定，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以隆——赤巴——培根三因素为基础，人体由三大因素所支配，三大因素如果互相配合协调，则人体正常而健康。因为三大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三大因素用现代观点来说，实质上反映了生物医学模式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再次，西藏传统医学认为人的很多疾病不仅有躯体上的，而且有情绪方面和精神上的。因此，藏医认为，陷入身心痛苦的，用药和镇静剂治疗并不能根除。也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到疾病的症状，还要全面考虑到精神等因素。藏医医典认为，所有生理紊乱和人体疾病都与精神有关（尤其是贪欲、痴心和愤怒）。精神的变异导致人体三大因素的失衡。所以，西藏传统医学在治疗过程中十分强调心理治疗，如催眠术，身心调节，行为、饮食注意事项和生命动力的刺激等等。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西藏传统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有其独特的原理和方法，体现了精神、物质和身心医学的重要理论，对维护人的身心健康有其积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西藏传统医学的医学模式还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始自阴阳合一，在人的生命活动中，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没有阴就没有阳。藏医理论的经典学说是“龙”、“赤巴”、“培根”，从阴阳观来说，“龙”、“赤巴”、“培根”虽有不同功能，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协调、统一地进行活动，三因失调则疾病生。三者总是保持着动态的相对平衡，使机体处于一种相对的静止状态，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恒定，以及机体与外环境的相对协调统一，从而保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西藏传统医学的心身医学还认为人体由五脏六腑、经脉、肌肉、骨骼的不同功能完成其生命的活动，在万物相应的世界里，一个非物质的基质能够使身体和精神相互作用，治疗的战略首先是恢复被破坏的平衡，主动性的正常化和人体引起疾病某一要素的“量”，“量”变可引起“质”变。在“身”与“心”的调节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但人不能甸匐于大自然威力之下而无作为。人要生存下去，少患疾病，就要通过积极主动的自我调理，认识四季变化规律可能给人体造成的影响，按季节调整自己的活动，尤其是要调整好“身”与“心”的关系，与自然界形成和谐的统一。以科学的观点，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身心与人体自身。
笔者认为，西藏传统医学中的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生物医学模式相比更有其独到之处。就其现代医学而言，随着技术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医学的重点转向于集中研究生物学的改变，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具有心身二元论的特点，尽管在认识疾病、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等方面非常成功，为现代医学奠定了基础。但是，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医学框架中，并没有给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以相应的位置，偏离了医学对象“人”的完整性，阻碍了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这是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所存在的弊端。西藏传统医学则十分重视“人”的完整性，强调以人为本，“身”“心”统一，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四部医典》在疾病的病因、症状归类中认为：人的情绪变化有“贪、嗔（嫉、愤）、痴、悲、忧虑寡言、惊恐、心情不快”等，情志是人对外在环境各种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是影响人体健康、生病的根源，“忧心生悲使得容颜衰，惊恐懦弱不乐衰光焕。”西藏传统医学还认为，在人体这个天地里，人的心态如何，对于人体整个系统的损益兴衰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古代藏医学家特别强调养心、养神、养性、养德，注重调摄情志，陶冶情操，重视心理的社会因素。
所以，我们应从西藏传统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具有的身心二元论角度，借鉴西藏传统医学中科学合理的成分，积极探讨现代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向。在现代，医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科学的两门主要学科，医学模式的转变使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更加紧密。过去，医生总喜欢谈论人的“器官疾病”；现在，医生研究可能导致心身障碍的“冲突和事件”。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的疾病日趋增多，使人们认识到心理、社会因素是致病的重要原因。
二、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与心理学
医学心理学是医学与心理学结合的产物，它是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相互转化过程中心理因素的作用规律的科学。在发达国家的医学院校中，已经普遍开设了行为科学与心理学的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卫生部规定医学心理学作为医学教育的内容，医学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已逐步深入、广泛。对此，西藏传统医学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要充分利用西藏传统医学的身心医学理论，建构西藏传统医学新的体系。从哲学与逻辑的基础上看，西藏传统医学注重身心的统一和整体的理念，对藏医心理学和传统医学向高层次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西藏传统医学的贡献
西藏传统医学是一个“形神相印”的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体系，早在一千多年前藏医学就十分重视“身”与“心”的关系。在这方面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形神合一”的身心统一学说，认为人的生理现象与心理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四部医典》指出：“常显憔悴不安心烦躁”，“伤于寒凉胃疲加哭泣，悲哀又使忧心语叨叨”。即是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势必造成人体七情内伤致病，或早衰，或精神耗散而早逝。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情绪、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均强烈地作用于免疫系统。西藏传统医学辩证地阐明了情绪变化对内脏器官功能的负面效应，与现代行为科学、医学心理学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四部医典》的身心统一学说对人们认识自我，认识“身”与“心”的关系，保障人类健康做出了贡献，丰富了祖国医学内容。
2、西藏传统医学身心医学与心理学要达到的目的
篇4
一、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
蒙医药是一门科学，也是多年来通过科学论证和临床实践相结合而组成的，首先在理论上有其独特性，蒙医的主体理论、赫依、希日、巴达干即概论了阴阳五行学说，也有气热寒之说。通过这一理论去辩证论证，用有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经验。蒙医蒙药确实有很好的临床效果。
几千年来，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在历史创造的医学学科，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中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和医学贡献。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医学，至今仍然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当然代表。而以蒙医学同样为各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正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蒙古族谚语说：“病始于消化不良，药始于开水。”这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却道出了一切传统医学创造发展的真理，成为学习理解一切传统医学的钥匙。
医学是人类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生命探索。它从中诞生，从痛苦中创造，从实践中积累，从继承中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检阅了无数的生命现象，动员了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维和科技手段。一步步地摸索人体生老病死的规律。传统蒙医学是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北方，寒冷、潮湿、风雪的自然环境，狩猎、放牧、逐水草而居的马背生活，面对寒症、骨伤、胃肠疾患等常见病、多发病，利用饮食、艾灸、草药等便廉的防治方法。这一切都是蒙医学形成的土壤和基础。
公元13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地区之后，东讨西征，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辽、金、南、宋到西亚、阿拉伯半岛、中医学、契丹医学、回回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希腊医学、自然地交会在一起。
积极引进、兼收并蓄为蒙医药注入新的活力，从此蒙医药在人民长期实践取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吸收其它医学以阴阳五行学中心的“三根、七素”理论，又经老一辈蒙医学家联系实际发展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蒙医学体系。著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的名著《四部医曲》、《甘露之泉》等系列著作，系统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验方等从理论上做了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对寒症的理论和对“六基症”的全面论证，补前人之不足，发前人所不发，对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蒙医学体系具有一定特点，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平衡为生理、病理基础。而以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为防治对象的别具一格的临床医学。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兼收并蓄、继承创新的范例。今天蒙医蒙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蒙医、西医、中医等少数民族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开始进入现代化生产和国家医疗保险目录，为人民健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特殊优势
正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蒙医学的生命在于创新，首先不能忘记来于甘露之泉，能保持新鲜的生命力。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坚持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也充分发挥蒙医药在临床治疗疑难病症中具有的独特之处。
篇5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 “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 “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 。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 “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 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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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鑫辉.中国传统心理治疗的科学性［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5（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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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蒙古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地区之后，东讨西征，建立了横跨亚欧的大帝国。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辽、金、南、宋到西亚、阿拉伯半岛、中医学、契丹医学、回回医学和古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希腊医学、自然地交会在一起。
积极引进、兼收并蓄为蒙医药注入新的活力，从此蒙医药在人民长期实践取得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吸收其它医学以阴阳五行学中心的“三根、七素”理论，又经老一辈蒙医学家联系实际发展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蒙医学体系。著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的名著《四部医曲》、《甘露之泉》等系列著作，系统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验方等从理论上做了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对寒症的理论和对“六基症”的全面论证，补前人之不足，发前人所不发，对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定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蒙医学体系具有一定特点，是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平衡为生理、病理基础。而以人的常见病、多发病为防治对象的别具一格的临床医学。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兼收并蓄、继承创新的范例。今天蒙医蒙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蒙医、西医、中医等少数民族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开始进入现代化生产和国家医疗保险目录，为人民健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特殊优势
正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蒙医学的生命在于创新，首先不能忘记来于甘露之泉，能保持新鲜的生命力。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坚持发扬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也充分发挥蒙医药在临床治疗疑难病症中具有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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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下午，记者在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会议中心约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博士生导师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教授。在今年的“两会”上，她就加大传统医学设施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说：“全中国56个民族均拥有自己的特色医疗，有的已形成规模并在国内外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传统医疗以价格便宜，取材方便，副作用较少，就医容易，能解决日常常见病、尤其是慢性病等特点，赢得了各族人民的信赖。传统医学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历程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对老百姓健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的关心支持下，我国中医、民族医药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医疗、医药、教育、科研基本配套体系。形成了中医药、藏医药、维吾尔医药、蒙医药、哈萨克医药共同发展、后继有人的格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中医和民族医药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中医、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医疗设备缺乏，导致中医和民族医的劳动无法进行客观评价，疾病的发生、转归过程不能够及时客观地测试，不利于系统、完整地进行诊断和治疗，医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对滞后，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无法得到证明，故尚未充分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为挖掘民族医药的宝贵财富，满足各族人民对中医民族医药的需求，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希望国家在对传统医学的支持和扶持以及全中国的传统医学日益得到支持和发展的基础上，还应提高对传统医学的测流层次。
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说：“以新疆为例，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总投资3.93亿元，新建30个县级中医、民族医医院，总建筑面积将达到1.57万平方米。但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的充实和完善是漫长而艰难的工作。医学的进步、设备的更新速度等，将对这些‘新生力量’带来极大的经济和各种不同因素导致的压力，使其很可能无能力正常发展，无法适应社会飞速进步的步伐，因此，国家应当通过好的政策避免‘营养不良’结局的发生。”就此，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建议：在国家“十二五”期间将中医和民族医院的建设和设备配置纳入到日常工作中，以利高水平、高质量地建好民族医疗结构，设立专项政策和资金保障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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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传统医学（蒙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学。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它仍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本土的萨满教以及后来传入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客观地评价萨满教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传统医学与原生性宗教的关系，探讨萨满巫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及医药文化的影响。
1 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及萨满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广阔，曾为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区域，由众多民族组成，信奉萨满教的民族很多。历史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如肃慎、挹娄、靺鞨、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高车、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萨满教。近代，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仍多信仰萨满教。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特别是蒙古帝国时期，萨满教被确定为“国教”。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萨满教逐渐从“国教”的宝座上跌落到民间，特别是16世纪中叶，以俺达汗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为“国教”，并在1640年颁布的《卫拉特法典》中认定萨满教为非法，对萨满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萨满教在土默特、察哈尔、喀尔喀等众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萨满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几盟，如呼伦贝尔盟的达斡尔蒙古人中，特别是哲里木科尔沁草原，蒙古博(萨满)得以残留。蒙古族萨满教从原始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命运几经沉浮而能够残存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驱邪治病直接有关。
“萨满”这种称呼，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师的音译，意为兴奋、不安和狂悖的人。长期以来流行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中，是对这一流行地域广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统称。可是不同的民族对萨满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语中，男萨满被称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汉字音译是“孛额”，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额”、“博”等。女萨满则叫做“itugan”(etügen)译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渥特根”在巫医活动中多为妇女及婴幼儿医病，所以有时也把擅长治疗妇幼疾病的民间治疗者也称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对萨满巫师的统称。哲里木地区依据博在信仰上的差异，行巫方式、分工及职能、性别等不同，分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莱钦”、“世袭博”与“非世袭博”等。
2 民间医疗与巫师的医疗实践
巫术医疗、民间医疗以及传统医学，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始终植根于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土壤、民风民俗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走过了现代医学诞生前的历史岁月，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古代医学形成之初，医疗艺术浸染着巫术的气味并且控制在巫医的手中[1]。人类活动的复杂性，构成了巫术、科学、医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不确定性。很难确凿无疑地给出“医巫同源”、“医源于巫”的结论，也难以将医学的发展规律简单地概括为从低级的经验医学逐步向高级的理论医学的发展。因而，医学与宗教，特别是传统医学与宗教的关系是史上论争不断的研究领域。但可以确认原生性宗教与民间经验医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古今中外各类宗教的共同点就是祛病除灾这一重要职能，以祛病除灾作为传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灾祛病，成为人们与宗教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系纽带。宗教与医学的目的在防范邪恶灾祸方面是相似。人类自身的疾病、死亡、梦等生理现象是医学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对象，由此产生的原始观念既是医学，也是宗教诞生的基础[2]。关于古代医学与巫医术的关系，医学起源于巫术和宗教活动，原始社会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复杂仪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产生于其中。如果医学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有意识的尝试，那么医学就和人类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各民族之医，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语中，Medicine一词既是医学、医术、药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术、魔法。巫医在英语中为Medicineman。这说明中西医在发展史上，都与巫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萨满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自发形成的一种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地方性知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萨满教虽然历经变迁，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不同程度被保持着，至今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信仰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萨满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蒙古族萨满教从远古社会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代，能够延续至今与他们的巫医身份直接相关。长期以来，萨满的医治实践以及人们有病求助于萨满的行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诞甚至是反科学的代名词。萨满的医疗观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灵魂观上，这种相信万物有灵的思维特征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是违背现代科学精神的。但现代医疗技术极为发达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萨满仍然在本民族地区存在，承担着为人祛疾治病的职责。
萨满的医疗实践是民间医疗，或称民俗医疗的组成部分。所谓民俗医疗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习俗以及应对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众所使用的，经验的、不成文的、在当地民间所孕育出来的医疗观念和行为。是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与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治疗、预防等内容。所以，应从心理治疗和民俗治疗等方面考察萨满治疗的作用机理[5]。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蒙古族传统医学经过不同的发展时期，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又保持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学术争鸣和不同的学术流派。其中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又为突出。该学派较多地保留了萨满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病因观，相信自然疗法，理论上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治疗上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在16世纪中叶藏医学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民间经验医学与萨满巫医的医疗实践共存。古代蒙医学是在民间医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经验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3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
萨满医术对哲里木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哲里木蒙医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萨满是原始医术最合适的传承者。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疗[6]。
3.2萨满信仰与古代蒙古医药知识有渊源。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医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3.3灸焫疗法的使用与传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在萨满的驱魔术中，普遍应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尚火的习俗和观念，在人出生、取名、结婚、生育乃至死亡这些重要的生活事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现今蒙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3.4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的使用
放血疗法就是将一定部位的浅部静脉刺破进行放血，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蒙医“哈那忽”(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医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鬼邪遁去)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会针灸的博。博认为，人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栖息处而已，人熟睡后灵魂会随着气息从鼻孔出入，并认为人做梦是因为灵魂暂时离开身体到别处游荡所致。在此期间鬼怪会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晕倒发病。用银针扎灵魂栖息的身体驱赶附体的鬼怪，游荡的灵魂就会回到身体里[8]。史料记载，哲里木库伦旗的塔斯博，经常同时用火针与银针进行治疗。
3.5蒙古族传统整骨术、“安代”疗法与哲里木博的医疗实践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当今蒙古族传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至今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就蒙医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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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大胆探索和艰辛实践的智慧结晶，具有独特的东方色彩和民族风格，有显著的文化基因烙印，内容博大精深，方法丰富多彩。其丰富的预防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体对疾病个体化的预防观、遵循自然规律预防疾病的自然观和疾病随时空变化的辨证观以及疾病预防为先、病中防变和愈后防复的预防医学思想。
1.1疾病个体化的预防观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的体质、性别、年龄不同，先天禀赋不同，所生活的地域、季节、气候不同以及生存条件的不同，所得疾病的种类、几率及愈后就会不同。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身体特征；同时认为疾病在早期会表现出特有的征兆，可以通过面色、脉象、身体状态、大小便等外象并经医生的“望、问、闻、切”进行观察、判断，发现潜在的疾病风险，并有针对性地用食物、药食两用物质或药物对身体进行调理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这种个体化的疾病预防观正是传统预防医学的独到和高明之处，值得肯定和推崇。它与现代预防疾病采取的“千人一方，万人同药”有极大的区别，虽然现代医学可通过体检来提早发现疾病，但只有当生化指标出现异常或临床征兆已经发生时才能发现，对主观表现出来的不舒服、不适应等亚健康症状，现代医学还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即使是有某些指标的异常如血糖的升高，现代医学仍缺乏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因此强调针对个体体质、地域、季节、气候、饮食习惯等情况的不同，具体分析，差别对待，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季节性、地域性和实用性。因为是个体化的，所以有十分理想的强身、保健和疾病预防的效果。现在在我国江南、江淮、闽南等地区在季节变换时，有请中医开膏方、吃膏方的传统，显然绝大多数是进行疾病预防、身体调理和日常保健而非治疗疾病。因此现代预防医学应充分吸收传统预防医学的个体化疾病预防的精华、特色和优势，既注重人群预防的研究，也应有针对性进行个体化的疾病预防研究，尤其是根据个体体质、地域特点、季节、性格和日常行为生活方式等有针对性地对疾病进行个体化预防，中西医结合以期达到更好地预防疾病的目的。
1.2遵循自然规律预防疾病的自然观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员，人体是一个和谐、有机和充满生机的整体，人体的各种组织、器官、神经、肌肉、激素水平乃至心理活动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照应、相互影响的，并与自然季节的变化、生活起居、饮食等有密切关联。因此自然界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反应。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人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出发，发现并总结了人体与自然相适应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具体适应自然变化的疾病预防法则；总结了四时变化对人的情志、气血、
脏腑、经络影响的关系；昼夜、晨昏变化，日月星辰变化，地理环境及温度、湿度、气压、气流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关系等。同时指出人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听从自然变化而束手无策，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整自己，使自己更加适应环境。疾病预防的总原则就是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总结出了许多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郎中开药方”；“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食姜”；“春捂秋冻，一年无病”；“秋风凉，添衣裳。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等。《黄帝内经?邪客》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与，与日月相应也”就是这个道理。人在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时还积极地改造自然环境，如在气温极热或极冷时，人体的自然调节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就发明了空调，以改变室内环境，保证人体不因极端环境变化而对机体造成伤害。正如《道德经》云：“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
现代医学证明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海的潮汐、月的圆缺等都会影响人体的情志和脏器功能，极热或极冷的时候是心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峰，也是导致猝死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预防疾病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并遵循自然规律来养护身体。例如春天万物生发，人的情绪应随自然一样心旷神怡，生机勃勃；这时稍晚睡觉，早点起来；提升精神状态，与自然和谐；在饮食上应“省酸增甘，以养脾气”。意思是说，春季肝旺之时，要少食酸性食物，否则会使肝火更旺，伤及脾胃。如适当吃一些大枣、山药、刀豆、南瓜、扁豆、西红柿、核桃、栗子、鱼腥草、芹菜、菠菜和胡萝卜等对助升阳气有积极作用。若不尊重自然规律，不遵循自然界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规律，就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如果本身有疾病则会使疾病加速发展。可见古人早就发现并观察到自然规律对人的影响，从而产生了遵循自然规律预防疾病的思想。
1.3疾病预防变化的辨证观
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事物不断发展变化”，这是一个根本规律，在疾病的预防上其显著的预防医学特征可归纳为“根本是‘象’，核心是‘变’”。所谓“象”是指像自然界那样，因为“疾病预防”的基础是遵循、效法和学习自然。而遵循自然法则的核心是“和”。“和”是指人、自然、社会、身体本身的大平衡与大和谐，所有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达到“和”的状态，才达到“最佳健康”的境界；因为自然界是最和谐的。“象”的根本是取自然之象，自然之象的精妙是在“变”。“变”是自然界的基本属性和规律，例如一年四季的变化会使疾病预防方法“变”，不同年龄的“变”会使疾病预防手段“变”，四季的“变”会使补益的方式“变”，不同的疾病会使预防和治疗方法“变”，一天之内不同的时辰对疾病预防的要求也在“变”。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工作环境、生存状态、休闲娱乐方式与古人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多数中国人是营养过剩而非营养不足，上班族压力大，紧张度高，因此疾病预防的方法要“变”，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例如《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指出“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如果今天的人们遵循“与鸡俱兴”的作息时间，那么就会与社会脱节，显然必须要“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其实“变”就是发展，因此“疾病预防”的观念、方法和生活行为方式也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与时俱进。
1.4注重预防为先、病中防变和愈后防复
中国传统的疾病预防医学思想特别注重预防为先、病中防变和愈后防复。《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预防为先、病中防变和愈后防复的重要性。在疾病初起时，便能知道病邪之所在，及时进行治疗，控制病情，使之不发展到严重或危险的境地。还强调不但要治病，还要防病；不但要防病，必须注意阻挡病变发生的趋势、并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有应对之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脏腑是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体，一脏有病，可以影响他脏。因此在预防和治病时必须照顾整体，治其未病之脏腑，以防止疾病之传变。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是讲在治肝的同时，当先调补脾。这就是治其未病。其目的在于使脾正气充实，不受侵袭。如见肝之病，不知道实脾，惟治其肝，这是缺乏整体观的治疗方法，就可能使未病的脏器发生疾病，或治好肝病而脾病又来，达不到好的治疗效果。可见“见微得过，用之不殆”的疾病预防思想在今天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2.传统医学中的预防医学思想与促进全民健身
2.1传统中的预防医学思想与现代预防医学思想高度统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人，但与现代医学科学发展有惊人的一致。首先，所有预防疾病的方法、活动都是围绕“健康长寿”进行的。其次，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基本思想是强身防病，防微杜渐治未病，在整体观念及辨证思想的指导下去把握生命和健康，最后，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还特别重视社会心理因素，把人类、社会和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生命活动，积极地预防疾病，达到强身防病、益寿延年的目的。可以说传统医学中的预防医学思想是古为今用的典范。进人21世纪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日益增多，人们对“未病先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不仅注重社会心理变化对人体的影响，还着眼于提高人们的心身健康。《黄帝内经》就指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著至教论劝》），现代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医学思想的主张不谋而合。传统预防医学思想重视社会、心理对人的影响，并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使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处于更加协调的状态，因此对现代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形神共养，天人相应，顺应自然，协调阴阳，节欲保精，畅通经络，协调脏腑，饮食调养，谨慎起居，益气调息，和于术数，动静适宜”预防保健的基本原则已被现代医学科学证明。
篇10
Abstract：The medicinal cream has the effect on health tonic， anti-aging， corrective medical treatment， and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evention of disease and health care. By discuss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dical cream， it is practical to carry out the method of "treating disease before its onset” and its advantage.
Key words：Medical cream; Treating disease before its onset
“治未病”的理论作为祖国传统医学防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三方面的内容。膏方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运用于养生保健和疾病预防、康复整个过程。通过整体观念，辨别人的体质，同时兼顾旧疾，制定适合个体化的膏方，以调节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滋补强身，抗衰延年，防病祛病的目的，正是祖国传统医学“治未病”思想在临床上重要体现。
1 未病的认识
“未病”一词在祖国传统医学中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其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 乱已成而后治之， 譬如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这是古代医家对“未病”的最早认识。后世医家通过不断地探索总结，把未病主要概括为：健康未病、潜病未病、欲病未病和传变未病4种状态。这极大丰富了未病理论［1］。
现代医学提出的亚健康指非病非健康状态，这是一类次等健康状态(亚即次等之意)，是界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状态。主要包括躯体亚健康和心理亚健康。亚健康是一种临界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虽然没有明确的疾病，但却出现精神活力和适应能力的下降。如果这种状态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容易引起心身疾病［2］。
现代医学的“亚健康”不等同于中医学中的“未病””，二者在内容上有重合但也存在着层次上的不同。“亚健康”状态与“未病”中的“潜病未病态”和“欲病未病态”的内涵更为接近。应该说 “亚健康”是“未病”组成部分之一。由此看来， “未病”的内涵更加丰富，范围更广［2］。
2 传统膏方在“治未病”中的作用
膏者泽也，在《正韵》《博雅》上解释为“润泽”。膏作为传统制剂之一，主要包括有膏方，硬膏和软膏等，早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有膏剂三十余方。其中膏方又称膏滋，是经浓缩后加入糖或蜂蜜等熬炼成稠厚的一种内服剂型。其主要是由汤剂浓缩演变发展而来，故有相当漫长的发展历史。膏方使用的初期阶段，滋补药多采用膏剂，以达滋补强身，抗衰延年之功［3］。近代名医秦伯未就指出“膏方非单纯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深刻指出了膏方不仅可以滋补强壮以祛除虚损劳伤，还包含治病纠偏之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膏方的临床作用，从而使膏方在治未病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1 未病先防针对健康未病态及潜病未病态进行调理。
2.1.1 健康未病态机体处于健康状态，可以四时调摄为宗旨，根据自然界和人体阴阳消长、五脏盛衰的不同时间特点，用药以轻淡薄味来制作个体化的膏滋，使机体适应自然四时节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律，以达抗衰延年养生之效。正如《素问·四气·可辨调神大论》所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2.1.2 潜病未病态机体内疾病隐匿存在，尚无明显临床表现。可从机体整体出发，通过辨证论治，虚者补之，损者益之。用药以轻淡薄味为主，少佐以厚味，来制以膏滋扶助正气，使机体脏腑功能活动旺盛正常，各司其职。正如《素问》谓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2.2 已病防变已病应包括欲病未病态和传变未病态。
2.2.1 欲病未病态是潜病欲病态的发展，先兆症状和体征越来越多，但仍无依据明确诊断，处于发病的临界状态。此时机体处于正气相对较弱，邪气有机可乘，但正气仍充盛。用药以轻淡薄味为主，稍佐以厚味，来制以膏滋，利用其中药物偏胜来纠正，，对身体可能存在的亚健康状态作些微调，以求“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2.2.2 传变未病态是脏腑已出现明显病变，根据疾病传变规律及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病邪可能传入其他脏腑发生而病变。此时机体已处于临床发病状态，正气已受损，邪气已侵入脏腑。可根据五脏五行相生相克规律，配以于五脏相对应药物来制以膏滋，以达扶正祛邪之功，同时又可根据疾病传变规律，选择与病邪即将传变至经络的相对应药物，取其厚味制以膏滋，以强其经，防止传变。总之，在已有邪气侵入这一阶段，膏滋发挥祖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优势，重视扶助人的正气，佐以纠偏祛邪。
2.3 瘥后防复平素体质不佳，或久病，大病初愈，身体羸弱。此时机体正气虚弱，旧疾易复，当遣质重味厚之辈制以膏方之久服，调理阴阳，补气养血。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针对机体阳气四时各有不同特点，结合某些疾病的规律，产生了“冬病夏治”和“夏病冬治”的特色疗法。“冬病夏治”针对冬天阳气不足，寒从内生的时令特点，一些旧疾如哮证、喘证、痹证等易复发，这时就需要在夏季阳气充盛时，予以质重味厚之辈制以膏方，使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脏腑功能健旺， 以治疗疾病，减轻病情发作；“夏病冬治”是针对冬季阳气在内，阴气在外，一些湿热型的脾胃病相应减少，可予以益气温阳健脾的药物制以膏方，以厚脾胃，以达治疗目的。瘥后防复这一阶段使用的膏方是综合处方，防治结合，寓治于防，在缓解期服用，有效缓、稳定、持久的特点，达到扶正固本，增强抗病能力的目的。不仅能减少急性发作，还可使疾病向痊愈方向发展。
3 展望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祖国传统医学中“治未病”的思想越显突出。膏方作为祖国医学传统制剂之一，根据患者不同体质特点和不同症状、体征，通过辨证论治而组方，用于临床兼顾面广，口感好，不伤脾胃，适宜久服， 简单方便，是临床的一种个性化的防治疾病的手段，能很好地体现“治未病”的思想。因此，膏方的深入研究与开发对构建“治未病”特色预防保健治疗服务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7－1348－05
现代医学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和关节周围组织多系统性、炎性、慢性、多发性、对称性、反复发作性、多关节病变为主的全身免疫性疾病。滑膜炎持久反复发作，可导致关节内软骨和骨的破坏，关节功能障碍，甚至残废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病发病率高，国内成人患病率0.32％－0.36％，女性高于男性2－4倍。临床表现为突然或缓慢地自觉肢体关节肌肉疼痛、屈伸不利为特征。伴有或游走不定、恶风寒；或痛剧遇寒则甚得热则缓；或重着而痛麻木不仁、晨僵、关节屈伸不利等。本病属中医的“痹证”、“历节风”等范畴。是难治性疾病之一。
1 病因病机研究
1．1 现代医学病因病机研究
目前，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但是与下列因素有关：①感染因子：虽尚无直接感染因子，但一些病毒、支原体、细菌都可影响RA病情进展。②遗传倾向：HLA－DR4某些亚型的B链第三高变区的氨基酸排列有相同的片断，称之为共同表位(shared epitope)，它出现在RA患者的频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提示发病与遗传有关。③另外受凉、潮湿、劳累、精神创伤、营养不良、关节扭伤、跌伤、骨折等，常为本病的诱发因素。
现代医学认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的主要机制是由免疫介导反应引起的。
1．2 传统医学病因病机研究
中医学虽无RA的病名、但依据其临床症状，本病属于中医学“痹症”范畴，又可称为“周痹”、“历节”、“顽痹”、“骨痹”等。论痹首见于《内经》，《素问・痹论篇》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三气也；以冬遇此者为骨痹，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
体虚感邪是RA发生的内在因素。《素问・刺法论篇》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风寒湿邪是RA发生的外在因素。体虚感邪，固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生的内在因素，但是如果久居严寒之地，又缺乏必要的防寒措施或因其他原因；久住潮湿之地；睡卧当风，感受寒湿，日久也可致病。故《症因脉治》指出：“风痹之因”“饥饿劳役，风邪乘之，则风痹之症作矣；”“寒痹之因”，“身居卑湿，湿气袭人，或冒风冲雨，湿留肌肉，内传经脉，或雨湿之年，起居不慎，而湿痹之症作矣”。
痹阻不通是RA发生的主要病机。体虚感邪，风寒湿入侵，内外相因，痹阻经络，不通则痛，则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生。无论感风、感寒、感湿，三者均不离痹阻，而其所产生的痰、瘀又进一步成为新的病因而痹阻脉络，因此不通为其病机要则。故日：“痹者闭也，三气杂至，则经脉闭塞，气血不流，而痹斯作矣”(《顾氏医镜》)。
RA病机特点是本虚标实，正气亏虚为病之本，风寒湿热痰瘀为病之标。正邪盛衰的动态变化贯穿于疾病始终，反映了疾病不同阶段的标本特性。就病位来说，其病本在肝、脾、肾，其标在经络、筋肉、关节。
2 治 疗
2．1 西医治疗
2．1．1 药物治疗，目前，西医治疗RA药物的研究取得进展，用药范围扩展。一线药物：即非甾体抗炎药，包括水杨酸类和其他药物(NSAIDs)，可以缓解RA症状，是RA的常用药物之一。这类药物对RA的免疫病理机制并无影响，对关节破坏没有治疗效果，副作用以胃肠道症状为突出表现，可以表现为消化道溃疡和出血。无成瘾性及依赖性。二线药物：即缓解病情药物，包括改变病情药(DMARDs)和细胞毒药物，为慢作用抗风湿药(SARDs)。适用于早期患者，能够改善关节症状并降低急性期反应。这类药物起效时间较长，除了改善症状外，还能抑制异常的免疫功能，及早使用可以控制骨病变，但是大多是药物有较大的副作用。三线药物：即糖皮质激素(SAIIDs)。糖皮质激素是目前最强的抗炎药物，对活动性、多发性关节炎或RA可迅速改善功能，但是不能阻断RA的病程进展和关节破坏，有明显的副作用和药物依赖性，如果使用不当，其危害甚至大于RA的危害。
生物药物：是新兴的RA治疗药物，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生物制剂具有药理作用选择性高和毒副作用小的优点，预期将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组织工程载体：此类药物可以缓解RA症状，有一定疗效。辅助治疗：如使用维生素。基因治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围绕免疫反应，细胞因子的活性和血管翳来展开研究。同位素药品：目前主要为核素一云克，这种药物主要由微量元素锝(Tc)和亚甲基二膦酸(MDP)两种有效成分组成。作为一种新的抗风湿药物，它具有标本兼治，毒副作用小，消炎镇痛效果好，有效率高的特点。
从使用状况以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目前并无特效药物，在治疗RA中主要以减轻疼痛、控制病情发展为主要目的。传统的西医药物虽然见效快，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①毒副作用较大，②不良反应较多，③用药不够灵活，④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性，⑤停药后症状容易反弹等不足；新近研究的药物，虽然在某些方面能够相对避免传统用药的弊端，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①偏重实验研究而使临床研究相对薄弱，②实验研究与临床用药相对脱节，③造价较高，④药价较高，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等。这些问题使西医用药及研究方面出现困境。
2．1．2 外科及其他治疗①关节病变手术治疗：外科疗法包括滑膜切除术、关节清理术、关节囊剥离及肌腱延长术、关节融合术、截骨术、关节成型术、关节切除术和人工关节。②免疫抑制性手术：双重血浆置换术即血液免疫净化治疗。这种手术方法目前主要用于治疗难治性RA。③光量子血液疗法。对于多种疗法治疗无效和迅速恶化的重症类风湿病人，如Felty综合症患者，除了用免疫抑制药物外，还可进行胸导管和胸腺切除以及切除脾脏。
从外科治疗来看，现代医学仍然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传统的手术治疗只是对已经出现的单个症状的针对干涉疗法，进行手术治疗受到病情发展的局限，是对已经形成的病理变化和功能受阻的一种补救措施；新的手术手段在临床中的有效性仍然需要进一步论证，手术带
来的经济负担也是需要考虑的环节。另外，术后感染、运动以及患者的心理状态等生存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
由此不难看出，现代医学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方面虽然存在成效，但是某些不足仍然不可避免；虽然外科、药物治疗双重人手，但是仍然只能缓解目前症状而不能彻底根治；虽然运用不同的手段介入治疗，但是还是不能脱离药物维持；虽然暂时缓解症状。但是患者的经济、心理、生理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而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现代医学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方面亟需摆脱困境。
2．2 中医治疗
祖国传统医学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祖国医学的很多文献古籍对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所记载，同时，对其治疗也不断深入。发挥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优势，展现中草药高效低毒等特色，可以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中有所收获，中医药界也正在从不同侧面为此努力。
2．2．1 内服用药①单味药物：研究表明，许多中药确有抗RA的物质基础，如雷公藤多苷、青藤总苷、昆明山海棠生物碱和总萜类内酯等，药理研究表明这些有效成分具有抗菌、消炎、镇痛和免疫调节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使中药对RA的治疗疗效确切、安全、副作用少等优点，临床已经显示了一定的潜力和优势。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仍在进行。由此可以看出，中药治疗RA大有前景。②经方治疗：目前对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经方研究主要为：当归四逆汤、桂乌汤、桂枝芍药知母汤、防己黄芪汤、四妙散和四物汤等。如当归四逆汤具有散寒除湿止痛、补益肝肾、阴阳双补之功，运用于RA病至后期，多表现为肝肾阴阳气血不足之证，疗效确切；桂乌汤在消除关节疼痛、缓解关节僵硬等方面有独到疗效；桂枝芍药知母汤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滋阴清热而改善症状；防己黄芪汤祛风除湿、清热通络、化瘀止痛、补肝肾强筋骨；四妙散合四物汤用以治疗湿热或热毒阻络的RA。从文献整理中发现，通过辨证加减使用经方治疗RA确有疗效，用药灵活多变，毒副作用较小，可以长期服用，能够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但是同时也存在不足：起效慢；实验室研究受限；仍然需要结合西药治疗；虽然对单位药物的药理机制等比较明确，但是对于整个方剂的研究不够等。③自拟汤剂治疗：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出发辨证论治，针对不同的症状，病情的发展而因人治疗，与此同时，灵活的运用方药也是确保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随着对传统医学的逐步深入，很多医家不断探索，根据不同的病情发展、环境发展、社会因素干扰、个体差异等分别予以不同的治疗方法与方药，充分体现的中医药的优势。如自拟一白二乌汤治疗寒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基本方药为：白芍12g，制川乌(先煎)9g，制草乌(先煎)9g，当归10g，雷公藤9g，桂枝6g，防风12g，羌活12g，青风藤15g，乌梢蛇9g，伸筋草12g，生甘草6g。根据风寒湿实证与风寒湿虚证而灵活用药，随证加减。用以温经散寒、祛风除湿。本方能改善本方能改善晨僵时间、关节痛数、关节肿数、疼痛指数、肿胀指数，能降低ESR，使得RF因子转阴。
自拟汤方的研究层出不穷，充分显示了中医辨证施治的特点，灵活多变，随证加减，与西药相比较疗效更好，但是在研究中没有统一的诊断标准与疗效标准；观察指标也存在差异；不同的医家存在不同的理论指导、治疗方向与侧重点的差异而产生分歧。
在剂型方面，除了传统汤剂以外，还有中药口服液、散剂、药酒、片剂、膏剂、胶囊、饮剂、颗粒剂、丸剂、注射剂等。
由此看出，各种剂型方便患者用药，提高了药物的吸收利用度，充分显示了“以人为本”的医德；但是由于研究水平的差异，研究设计的不统一性，辨证用药的模糊性，疗效指标的不确定性，也给中医内服用药提出了问题。
2．2．2 中医外治除了中药的内服用药以外，中医外治也是传统医学的一大特色，包括针灸治疗、外敷、药浴、推拿等手段，以下分述之。①针灸治疗：研究证明，这种治疗手段可以调节免疫机制，影响体内自身激素分泌，调节神经传导。文献整理使用方法有：单纯针刺，灸法治疗，温针疗法，蜂针疗法，穴位注射法，火针疗法，埋线疗法，特殊疗法，有耳贴压穴法，激光治疗法等。②熏蒸与熏洗：熏蒸，即让患者接触煮沸的中药蒸汽一定时间的一种治疗方法。熏洗，是通过蒸汽和热水的渗透途径经使药物之间作用于病变组织，发挥药物及物理温热作用，另外，药物煎煮中产生大量中药离子，以离子特性渗透皮肤，进入体内产生药物的治疗作用。③药浴。④外敷：热敷，即将中药熏蒸所用纱布与一定时间，再用这种纱布敷于病变部位，反复更替药袋的一种治疗手段。药敷，即将药物粉碎，用姜汁等将其调为糊状。均匀摊于纱布上而敷于病变部位或有效穴位的方法；也可以将药物经过处理，用胶布固定于有效穴位。热矿泥外敷。⑤推拿：推拿有一定的手法，运用揉拿法类可以消炎止痛，使炎症产物随血液循环而排出。搓抖法类能促使局部发热，起到通经活络、疏风散寒。⑥穴位注射。此外，还有新近研究的汽化疗法、烫疗等，与以上提到的外治疗法在原理上有相同性，不再做述。
中药的外治法可以使药物直接接触患者病变部位或有效穴位，可以起到内病外治的效果，使药物直达病所，有利于药物的吸收，易于操作，充分调动机体内外环境，安全可靠，奏效迅速。但是由于RA疗效标准不够统一，操作范围较广，研究机理不够充分，所以，这些外治法很少单独使用，多配合内服用药治疗，这样就增加了疗效评价的难度。
文献整理中发现，传统医学多采用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手段治疗RA。中药内服加外治，可以更有效的加快、增强疗效，标本兼治，充分调动机体的积极性，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有效方法。
2．3 中西医结合疗法
在临床中也发现，RA的主要症状为关节肿胀、疼痛。而西药起效快，缓解症状迅速，可以较快的减轻患者的痛苦，但是也存在：①需要长时期服药；②毒副作用比较大；③不良反应多；④存在药物依赖性；⑤患者生存质量下降等弊端；中药以辨证论治为原则，用要灵活多变，毒副作用低，适合长期使用，但是直到目前为止：①中医在认识RA及RA的症状分型上仍然不能统一；②诊断不很明确、具体；③不管是外治还是内治，虽然各具特点，也还是因为诊断标准、观察指标、疗效判定标准的不统一性而影响推广；④实验研究较少；⑤重复性较差，缺乏足够样本；⑥近期疗效观察较好，远期疗效观察不足等不足。
近年来，不少同行清楚地认识到西医治疗与中医治疗各自的局限性，提出中西医结合或综合治疗RA。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中尤为重要。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认为：①要早期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②早期发现进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③早期联合应用病情缓解药；④注意新药物的作用；⑤中西医结合；⑥观察远期疗效。
3 辨证分型
在辨证分型方面，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仍然存在较大
分歧。
3．1 传统医学研究
目前中医对于RA的辨证分型不统一。依据将本病分为：①热毒内盛型，治以清热解毒，方用《证治准绳》犀角散加减；②气滞血瘀型，治以活血化瘀，方用《医林改错》补阳还五汤加减；③寒湿阻络型，治以温经散寒，通络除湿，方用《金匮要略》乌头汤加减；④正虚邪恋型，治以扶正祛邪，方用《金匮要略》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
通过整理文献，辨证分型整理如下。
①活动期：风寒痹阻证：肢体关节冷痛、游走不定、遇寒则痛剧，关节屈伸不利、恶风畏寒、舌质淡红或苔薄白。脉弦缓或弦紧。治宜祛风散寒，温经通络。常用药物如羌活、独活、防风、桂枝等。代表方剂有防风汤、小活络丹等。
风湿痹阻证：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游走不定或肿胀、肢体沉重、恶风、小便不利，舌质淡红苔薄白或白腻，脉浮缓或濡紧。治宜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常用药物如羌活，独活、秦艽、薏苡仁、苍术等。代表方剂有蠲痹汤、七圣散等。
寒湿痹阻证：关节肿胀疼痛、痛有定处、遇寒则痛剧、硬僵屈伸不利、局部畏寒怕冷、舌苔薄白、脉浮紧或沉紧。治宜疏风散寒，除湿通络。常用药物如桂枝、白术、乌头、独活等。代表方剂有乌头汤、麻黄加术汤等。
风湿热郁症：关节红肿疼痛如燎、晨僵，活动受限。兼恶风发热，有汗不解，心烦口渴，便干尿赤，舌红苔黄或燥。脉滑数。治宜疏风清热。常用药物如石膏、知母、黄柏、薏苡仁、生地、赤芍等。代表方剂有宣痹汤、白虎加桂枝汤、二妙散等。
寒热错杂证：肌肉关节红肿热痛、但局部有畏寒，或自觉发热而触之不热；或关节屈伸不利、得温则舒，甚则关节僵硬、变形，但发热恶寒、小便黄、大便干、舌红苔白或舌淡苔黄，脉弦数或弦紧。治宜温经散寒，清热除湿。常用药物如生石膏、黄芩、栀子、桂枝、麻黄、制附片、生姜、芍药、知母等。代表方剂有桂枝芍药知母汤、三妙丸等。
热毒痹阻证：关节红肿疼痛明显、得冷则舒，壮热烦渴、面赤咽红、便秘小便短赤，舌红或红绛，苔黄或黄腻脉滑数或弦数。治宜清热解毒，凉血通络。常用药物如水牛角片、生石膏、金银花、蒲公英、白花蛇舌草、丹皮、生地、玄参、紫草、板蓝根、桑枝等。代表方剂有清瘟败毒饮、银翘散、白虎汤等。
痰瘀互结证：关节漫肿日久、僵硬变形、屈伸受限、疼痛固定，舌质紫黯苔白腻，脉细涩或细滑。治宜活血祛瘀，化痰通络。常用药物如桃仁、红花、赤芍、香附、当归、地龙、白芥子等。代表方剂有身痛逐瘀汤合二陈汤、桃红四物汤、桃红饮加减等。
此期病理特点是邪气盛、病势急、关节症状明显、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生化指标如：类风湿因子、C－反应蛋白、血沉等多表现为明显异常。
②稳定期：病情虽然好转，但因病人本身气血不足，或肝肾亏损，再加上活动期的攻邪治疗，使邪气未尽、正气更虚，因而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症状复杂多变的表现，其各项生化指标可轻度异常改变。
痰浊痹阻型：证见关节僵硬变形、屈伸不利疼痛固定不移，肢体重着。伴胸闷、痰多、困乏无力、舌质淡、苔白腻、脉沉滑。治则：化痰通络，佐以活血止痛，予蠲痹汤加减。
气血亏虚型：证见肢体肌肉酸痛乏力、活动后加剧、或关节变形僵硬，伴面色无华、头晕、心悸、气短、自汗等证。舌淡舌体瘦，或舌边有瘀斑、苔薄白、脉细弱或脉细涩。治则：补气养血、通经活络，予独活寄生汤加减。
肝肾阴虚型：证见久痹不愈，关节热痛，昼轻夜重，伴有腰膝萎软无力，头晕、耳鸣、五心烦热、舌红少苔或嫩无苔。脉细数或弦数。治则：滋补肝肾、养阴通络，予虎潜丸加减。
肾阳虚衰型：证见久痹不己，关节筋骨冷痛、麻木昼重夜轻，或关节僵硬变形、屈伸不利，伴面色咣白，腰膝酸软，四肢不温，小更清长，夜尿多。舌质淡胖嫩，苔白滑，脉沉细无力。治则：温补肾阳、宜痹通络，予金匮肾气汤加减。
③缓解期：此期病人一般无典型症状与体征，偶因天气变化、而关节再次出现疼痛。其病机主为正虚为主，因而治则应以扶正固本为主，肾虚者补益肝肾，血虚者养血益气，方药以六味地黄汤、金匮肾气丸、人参养荣汤之类。
在辨证分型方面，由于两种医学有着不同理论基础，于是临床分型上始终不能得到统一，就使得诊断标准、试验病例标准、观察指标、疗效判定标准方面的不统一。现代医学主要侧重于实验室研究，而传统医学侧重于临床表现，二者在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向方面各有不同，也增加了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的难度。
3．2 现代医学研究
目前比较承认的是美国风湿病学会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标准(略，不再作述)。
对于RA的临床研究，不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且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论是西医治疗还是中医治疗都存在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弊端，于是，中西医结合疗法呼之欲出。在不断的研究与比较中，已经慢慢摸索出治疗RA较为全面的方法，两种不同理论的治疗方法相结合，可以扬长避短，并且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讲，这种治疗方法可以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效地解决了彼此的难题。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确诊、早期联合用药是目前治疗RA的最关键的问题。
4 突破口
目前，中医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由于缺乏比较统一的标准，给研究和比较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通过研究文献不难发现，2003－2005年这段时间中，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研究层出不穷，相关报道也屡见不鲜。就其水平而言，有辨证论治的疗效分析，有相关病例的报道，有专方、验方、自拟方及病案分析，也有实验研究。虽然也有部分研究采用了对照的方法，但是却没有比较严谨的科研设计、随即分组、盲法的前瞻性研究，这样就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与可比性的相关评价。于是，尽可能的应用盲法进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前瞻性研究意义重大。
4．1 实验研究
在实验设计方面，有学者研究已经研究出适用于中医药评价的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即分层随机化、单个病例的随机对照试验、实用性随机对照试验和集团随机试验。其中，分层随机化与单个病例的随机对照试验对于RA的中医方面的研究意义比较大。
随机临床试验的方法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评价干预措施效果的“金标准”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医药的实验设计与实验研究提供了相关思路，这也是中医药与现代医学相对话的一个切合点，为中医药的现代化铺路。
4．2 评价方法
4．2．1 证候诊断证候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据，也是中医认识生明机体的方法。中医证候诊断，能够体现中医的特色，也是进行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医始终是一门经验的临床学科，所以，其主观性也就不能避免、消除，只能尽量降低。
因此，证候诊断标准要根据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病证、不同的发病阶段、不同的病理表现而制定、修改。
4．2．2 证候计量方法 目前，证候计量多采用以下几种方法：①主症+次症法，②症状积分法，③综合评分法：将证候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评分。将症状、体征及客观检查结果均进行评分，最后综合后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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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has a strong effect on clinical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At present, the results of completed Cochrane systematic evaluation for acupuncture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unique traditional acupuncture therapy faces new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How to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discusses from the aspects of enhancing clinical research levels of acupuncture, stressing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syste matic evaluation of non-randomized studies, and the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f c 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acupuncture.
KEY WORDS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linical Medicine
近年来随着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兴起，临床医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循证医学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深刻地影响着临床医学研究、医疗实践和卫生决策，掀起了一场医学变革，医师的行医模式正在由经验医学(Experience based medicine)向循证医学转变。毫无疑问，循证医学将被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临床医学。1 针灸临床的循证医学实践
长期以来针灸疗法以其简、便、廉、效的特点广泛地应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大量的临床实践和古今医学文献都记载和报道了针灸的临床疗效，尤其是无药物毒副作用的优点符合当今自然疗法的大趋势。随着循证医学的兴起，循证方法对中西医学的渗透，针灸的临床疗效评价在中医领域尽快引进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呼声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惑。在循证医学中，中医、针灸和其它民族医学都划归补充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的范畴，按照循证医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价，针灸的临床疗效受到了质疑。目前在Cochrane图书馆上发表的已经完成的针灸的临床疗效评价有7篇[1]，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现概述如下。
(1)针刺治疗原发性头痛Acupuncture for idiopathic headache(Cochrane Review)
在比较针刺疗法和假针刺疗法(安慰剂)的16个试验中，有8个试验报道针刺疗法明显优越，4个试验倾向于认同针刺疗法，2个试验中二者无差异(另2个无法解释)。结论是现有的证据支持针灸治疗原发性头痛的价值，但是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迫切需要周密计划的大规模研究来评价针刺疗法在实际情况中的效果和成本-效果关系。
(2)针刺疗法的戒烟作用Acupuncture for smoking cessation(Cochrane Review)
评价包括了20个随机对照试验，针刺疗法与假针刺疗法之间并无差异，针刺与其它戒烟干预相比，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其结果并无差异，在早期，针刺疗法似乎比无干预要好一点，但这种差异不持久。对不同针刺技术(如耳针与非耳针)的研究发现，无论哪种方式均无结果。结论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针刺戒烟有效。
(3)腰背痛的针刺疗法Acupuncture for low back pain(Cochrane Review)
评价包括了11个试验，其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较差，仅有2个试验的方法学质量高。从8个试验 得出的有限证据表明，在慢性腰背痛的治疗上针刺疗法并不比安慰剂或假针刺疗法更有效。结论是证据没有表明针刺治疗腰背痛有效。
(4)网球肘的针刺疗法Acupuncture for lateral elbow pain(Cochrane Review)
评价包括了4个小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由于试验设计的缺陷和试验之间的临床差异，资料不 能合成Meta-分析。结论是在网球肘的治疗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或反对针刺疗法的使用，关于针刺治疗网球肘的疗效评价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采用恰当的方法和足够的样本含量才能得出结论。
(5)引产的针刺疗法Acupuncture for induction of labour(Cochrane Review)
评价的目的是明确针刺疗法用于引产是否有效，但是没有符合该系统评价纳入标准的试验。 结果是需要设计完善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价针刺引产的作用。
(6)经皮电神经刺激和针刺治疗原发性痛经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and acupuncture for primary dysmenorrhea (Cochrane Review)
该系统评价的主要结果是高频率的经皮电神经刺激(TENS)缓解疼痛比安慰剂TENS更有效，而低频率TENS不比安慰剂TENS更有效。一个小样本试验显示了针刺缓解疼痛明显优于假针刺和不治疗。结论是小样本试验表明高频率的经皮电神经刺激治疗痛经有效，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低频率TENS治疗痛经有效。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针刺治疗痛经有效，虽然一个小样本试验显示了针刺有好处。
(7)慢性哮喘的针刺治疗Acupuncture for chronic asthma(Cochrane Review)
评价包括了7个试验174例患者，研究质量不同，结果也不一致，针刺与假针刺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结论是在哮喘的治疗上没有足够证据推荐使用针刺疗法。
另有6个针刺的系统评价计划书(Protocol)已经完成，分别是针刺治疗Bell’s面瘫、针刺戒毒、针刺治疗骨关节炎、针刺治疗急性脑卒中、内关穴刺激防止术后恶心呕吐、针刺治疗癌症病人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等。这些系统评价的正文正在完成中，结论尚不得而知。2 针灸临床的循证医学启示
虽然针灸疗法的临床治疗有悠久的历史，长期的临床实践使针灸疗法被用来治疗许多疾病，尤其是痛证和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常常被认为是有效的，比如针灸治疗腰背痛，但是循证医学的系统评价的结论是证据没有表明针刺治疗腰背痛有效。在目前完成的Cochrane系统评价中没有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和质量可靠的结论表明针刺有效，这不得不说明按照循证医学的标准，针刺疗效的确定有待于再评价。如何解决目前针灸疗效评价所面临的困惑，是针灸本身的问题还是方法学的问题，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探讨。
(1)提高针灸临床研究水平
针灸临床研究水平不高制约了针灸学术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以往的临床研究对方法学重视不够，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依据，主要表现在随机对照试验的文献太少，临床对照试验、叙述性研究和专家评论的文献较多。例如：随机分配方法绝大多数未作具体描述，难以确定其结果的可靠程度；绝大多数没有采用盲法，使结果的测量偏倚难以避免；诊断、纳入和排除标准不明确、没有采用公认的疗效判定标准，影响了试验的准确性；缺乏组间基线资料的比较分析和结果的规范的统计学处理；没有足够的随访时间、未对失访情况进行说明等因素均影响了临床研究的质量和结果的可靠性。
(2)重视随机对照试验和非随机研究的系统评价
随机对照试验以其严格的临床科研设计和研究结果的真实可靠已成为临床防治性研究的标准设计方案，随机对照试验又是进行系统评价的原始材料，其质量好坏、可靠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系统评价的结果。从现有的已经完成的针灸的系统评价来看，以往认为有效的针刺疗法却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它有效，虽然这与目前RCT质量不高直接相关，但是如果由此而得出针刺疗法无效显然是不合理的。针刺疗法作为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经过了长达数千年的临床使用，尽管目前其临床证据的论证力较低，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长期的人类使用经验和人类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和弥补目前的证据。鉴于此，当前非随机研究的系统评价正在受到重视，尽管非随机研究有夸大治疗效果的倾向，但已有研究表明，与RCT和Meta-分析结果比较，纳入非随机对照试验并未改变RCT的综合结果，两者所得的结果无显著性差异[2]。3 针灸临床疗效评价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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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药在国外发展现状
1.1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主要分为中医、含针灸、诊所、中医门诊部，西医医院中医含针灸科、中医医院等。 这些中医医疗机构遍布全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美国、加拿大、巴西、古巴等国家的部分医院均选择性设有针灸、推拿、中医科室或疼痛门诊，每年为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患者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各地诊所数量差异较大，规模不一，科室设置迥异，在亚洲和欧美一些国家， 中医针灸诊所数量较多， 科室设置较全，通常配备中医诊疗常用的设施设备。 而在非洲、中医药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机构数量较少。德国大约每15 000人中就有1家中医或针灸诊所, 美国约有8 000多家针灸诊所，荷兰约有1 600家，法国约有2 800家，澳大利亚约有3 000多家中医诊所和近3 000家针灸诊所［1]。
国外的中医院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新加坡约有20家中医医院。 近几年，德国、法国也陆续建立3所中医医院，均设有病床。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药店内还开设坐堂医诊室［2]。
截止到2008年初,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 5万多家 ,针灸师超过10万人 ,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名 ,每年约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过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3]。从1987年到2005年, 我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 700 余名来华学习中医药的人员。WHO在亚洲设立的 15 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4]。
目前全澳有中医执业医生超过2500名 ,另有约3000名以中医为辅助医疗职业的从业人员。每年中医及针灸门诊人数最少280万人次。1985年法国的针灸师达7000-9000人,拥有近10个针灸专门学校,18个针灸、中医研究单位,6家针灸杂志，中医从业人员达 1万人［5]。西方人使用中医药的比例接近40%,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 以上病人母语为英语［6]。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有30-50 万人［7-9]
1.2 中药业市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2009年我国出口中药产品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 中草药贸易超过200 亿美元［4]。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约占中药出口总值的2／3。这几个市场的中药出口近几年都稳步增长。2008年中药对亚洲出口4．86亿美元，对北美出口1．05亿美元，对欧洲出口9 270万美元，对非洲出口1 049万美元，对大洋洲出口889万美元，对南美洲的出口975万美元。目前，全球四个主要中药市场为东南亚及华裔市场、日韩市场、西方市场、非洲及阿拉伯市场。法国对中草药研究的力度低于日、美、德等国，每年用掉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6]。中药在法国是不能作为药品进口的,目前一小部分中草药制品只能作为食品、营养品、补充食品等进人法国。较常用的中药饮片、中成药 ,以及针灸用品等均有销售。
目前 ,世界传统医学治疗市场每年达到 600亿美元 ,而且仍在不断增长。80%的非洲人求助于传统医学 ,而在中国、朝鲜、韩国和越南,传统医学已完全进入医疗健康体系。在发达国家,传统医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德国,77%的医疗单位建议病人用针灸治疗疼痛［3] 。中药产业规模小， 行业集中度低。中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
1.3 国外中医药立法
世界各国政府现在日渐意识到中医药学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中医药学在本国的发展。2006年召的世界传统医学政府论坛上,WHO和东盟力促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医疗体系，1996年美国批准针灸作为治疗方法。截止到2007年，中医药在中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泰国、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南非等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合法地位。世界上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在朝鲜、 越南等国家已被纳入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美国有42 个州对针灸进行了立法， 意大利、 奥地利、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也对针灸进行了立法，承认针灸的合法地位［3,5,7,8,10,11]。
随着中医药为更多的人接受，各国保险业也陆续将中医、中药、针灸纳入保险覆盖范围。韩国国家卫生保险制度中包括传统医学，政府在1980年将在韩国的中医称为“韩医”，允许其存在并纳入医疗保险范畴。日本于1976年经厚生省通过，汉方正式列入健康保险，210个方剂、140种生药在全国范围内被列为医疗用药（处方药），自1991年1月起，部分针灸费用可从医疗保险中支付。 2003年 9月英国补充替代医学委员会通过了中医跨行业注册,西草药、中医、印度传统医学、针灸等行业平等地参与立法注册,从而保证了中医的整体性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新的法令法规于2011年4月正式施行，成为第一个进行中医药立法的欧盟国家［12]。
1.4 中医药治疗病种
目前国外中医临床上主要使用针灸方法，中药的应用也正在逐渐增多。中医药治疗的病种较多，中医对下列疾病具有较好疗效：（1）呼吸系统疾病：如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2）循环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病毒性心肌炎等；（3）消化系统疾病：如病毒性肝炎、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胃肠炎、药物性肝损伤等；（4）泌尿系统疾病：如慢性肾炎、非感染性尿频、尿失禁等；（5）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状腺疾病、Ⅱ型糖尿病、肥胖症等;（6）免疫性疾病：如克隆病、多发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7）神经系统疾病：多发性神经痛、弥漫性神经性皮炎、三叉神经痛、中风偏瘫、面神经麻痹等；（8）生殖系统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不育症、阳痿、、月经病等；（9）其他：;慢性疲劳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皮肤病等。
1.5 中医药教育
法国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2005年达到了40所，学制2-4年不等,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在500人左右［6]。法国就在7所医学院设立了针灸文凭,凡是应用针灸的医生必须获得由医学院颁发的针灸文凭。德国有中医学校几十所［13，14]。
国外中医药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中国合作办学，引入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界的积极支持下，境外中医药教育发展较快。国外中医药教育现有1～5年各种学制，招生对象也包括一些医学专业人员，如医生、牙医、护士、治疗师、康复医学人员等；专业设置有中医专业、针灸专业、草药专业及养生康复保健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国医学史、证候学、中医诊断学、汉语、中药学、方剂学 、药用植物药、中医临床各学科、针灸学、推拿按摩、体育疗法、食疗与营养疗法等，总学时数约1800～5000h左右，主要为课堂教学，也有一定课时的临床见习和实习，全日制或业余。
1.6 中药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医药学术机构已开始重视中药的研究,以植物药为例,西方有40家植物药研究机构,500多个研究项目。在日本,许多汉方药企业建立的汉方研究机构从事汉方药物研究,建立了药材生产基地。在英国,Phynova公司以中草药为基础,开展抗感染和抗肿瘤研究。在意大利开展中医药治疗肿瘤、糖尿病的研究。估计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在从事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美国NIH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分别对300余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和有效成分研究,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活性成分,取得了较多成果。俄罗斯在中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对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临床科研工作。国际上申请中药与其他植物药的专利数量亦在迅速上升。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芬兰、新加坡、巴西、俄罗斯等积极开展中医药科研方法之研究、中医临床研究、疾病的中医疗法研究、中西医比较研究、中药药理及毒理研究等。
2 国外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医药学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属于非正规医学范畴，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被归类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种, 在医学教育体制中均无合法地位。目前国内中医系统的杂志还没有一种进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中医药学，虽然有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医药、针灸学院，但课程设置多不完善，无材及考试标准，教育水平不高。
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尚未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中医药也未进入国际医保主流市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缺乏，具中医药特点的国际标准规范尚未形成，中医药产品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弱，对中医药的基础性研究大都属民间机构活动,自然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国外针灸研究基本停留在临床疗效客观性,机理研究不够。
中药材饮片和制剂质量不稳定,影响临床效果［15]。中医药学在临床、科研、教育、中药等领域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我国中医药工业1300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 以上，排名前10的企业销售额之和仅占整个中医药市场的23.7%， 而世界排名前20 的医药企业占据欧美市场的比重则达90%，占世界医药市场的比重达60%。我国对中药作用机理、 物质基础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与检测标准，与国外“洋中药”在技术含量、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差距明显。我国药用资源丰富，药用植物约有5000余种，但作过化学或药学研究的不过20%，600多种中药中不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药物，不能跻身国际市场。中药出口混乱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药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16]。
3 建议
3.1 加强国际中医药动态研究
应该建立一支研究“世界传统医学及中医药在国外”动态信息的专业队伍，系统收集、研究上述信息，作为领导决策的耳目、参谋与助手；成为中医药医、教、研、产、经、销机构的良友与顾问。
3.2 不断提高中药材及中成药质量、疗效
推出适合国际医药市场的中医药重点产品，如治疗疑难病症的中成药、养生保健营养型中药产品以及适合国外不同层次、不同科别的中医药人员学习需要的中医药学教材等。
3.3 拓宽与国外中医药交流渠道
在国外推广中医治疗,还需注意结合具体情况,比如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节奏等 ,来考虑疗程、中药剂型、中药品种等具体问题，与各国政府与机构合作举办国际或国外中医药大学，开展正规的中医药教育。
3.4 加强中医药涉外人员的培养 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一大批既懂中医中药，又熟悉外语及外贸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包括市场调查人员、科研协作人员、合资管理人员、医疗教学人员、翻译写作人员、跨国经营人员等。因此，除中医学院原有专业外，有条件的科研、教学、医疗机构应注意开设涉外人员的培训班及专业。从而加速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
3.5 制订中药标国际标准
要成立专门机构， 组织专家制订符合中药特点的中医药标准，包括中药疗效和安全性评价与再评价标准， 中药材、中药饮片、提取物及制剂的质量标准，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药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等主要技术标准等，以形成以中国为主的国际认可的中药标准体系、中医药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审查标准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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