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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生物技术、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学科的发展，医药制造业被认为是目前竞争最激烈、盈利能力最强的高技术产业之一。据统计2005中国医药业年工业总产值为4250.45亿元，同比增长31.1%，高于十五期间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为1529.8亿元，同比增长30.42%，高于十五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均反映出医药制造产业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产出的高速增长与医药业巨额研发投入有着密切关系。全球医药制造企业往往通过投入高额的R&D经费用以开发年销售收入10亿美元的专利新药，获取垄断利润。再将回流的资金注入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从而不断地获得创新利润。本文将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研发投入作为一种要素纳入模型，来分析研发投入对医药制造业产出的贡献率，及对专利拥有量的贡献率，希望能增加我们对技术投入重要性的理解。
二、 模型的建立和估算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用来分析多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各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因此被广泛用于投入产出分析中。将研发投入作为解释变量，公式变为:。上式两边取对数后，并对时间求导，可计算资本、劳动力和研发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
1.数据的选择
产出选用的是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医药制造业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折旧值加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值来表示资本投入，为:。劳动投入量选用医药业从业人员数量。研发投入分为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两种形式。
2.计量模型估算与结果分析
(1)研发投入对总产值的贡献率
由于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投入两者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3），对两者进行逐步回归，发现研发人员投入系数未通过t检验。因此认为Y=f(k,l,Rde)函数形式较为合适，结果如下：
lnY=-5.0295+0.4369 lnK+0.8130lnL+0.3037lnRde (1)
(-1.7319)(3.9057)(3.4978)（4.2069）
R2=0.9963；D-W=1.9029；F-stat.=620.9657
由数据可知，R2=0.9963说明方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D-W=1.9029，检验AR(1)系数的t值不显著，表示方程基本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F统计量说明方程整体具有显著性。
计算各变量对产值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可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研发经费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37.3%，11.0%，48.4%。说明1995年～2005年间，研发经费投入对总产值增长起了决定作用，其次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贡献率最少。这主要是由于医药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每年研发经费与资本投入增长迅猛。
(2)研发活动的投入产出分析
以研发资本和研发人员投入为自变量，专利拥有量作为一种研发产出的形式为因变量，研究医药业研发的投入产出关系。方程变形为:。考虑研发投入对专利拥有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加入两期滞后后，t值有所改善，得到回归结果为：
lnP=-13.7675 +0.7145 lnRde(t-2)+1.0863lnRdl(t-2) (2)
(-4.3554)(3.0259)(1.9966)
R2=0.9262; D-W=2.4078; F-stat.=37.6653
从回归结果看，t统计量说明变量系数较显著；R2=0.9262说明方程拟合精度较高；D-W值稍高，但AR(1)系数的t统计量不显著，表示方程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
通过计算1995年～2005年各变量对专利拥有量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可知研发经费投入的贡献率为66.3%，研发人员投入贡献率为33.5%。说明1995年～2005年间，研发经费投入对专利拥有量增长起了决定作用。
三、 建议与结论
分析表明在医药制造业中，研发资本投入是促进生产力提高的更有效因素。但目前中国与世界医药业发达国家相比，研发投入水平还相差甚远。2002年OECD国家中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比例最高的三个国家：英国、法国和日本，比例分别为52.4%、27.2%和27.0%，中国该指标在2005年仅为2.6%。由于资金有限，众多企业把目光投向投入少、周期短的仿制药开发上，低附加值、同质化的医药产品使很多企业缺乏市场竞争优势，企业大多靠低价格、低折扣、大流通的模式来维持经营，同时在出口国外时很容易遭到反倾销和技术壁垒的阻挡，从而限制了其在海外市场的发展。
鉴于目前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现状，我们应制定有利于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推进建立以科学院所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核心，产学研相结合的医药创新体制。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和工艺改进，开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产品，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抑制仿制药的恶性竞争，减少低水平重复。鼓励企业出口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市场需求大的中药产品，提高中国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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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协同的内涵
胡大立(2006)在产业协同与集群竞争优势关联机理的分析中认为，产业协同是指集群内的企业在生产、营销、采购、管理、技术等方面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和和谐性。产业协同在集群内会产生协同效应，作为集群中的一个企业比作为一个单独运作的企业所获得的盈利能力更高，也就是产生“1+1>2”的协同效益，进而形成竞争优势【11。徐力行等(2007)在关于创业创新与产业协同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产业协同是指开放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子系统，各产业或产业群相互协调合作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协同是系统自组织的动态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刻处于动态平衡和失衡的交替过程中，因此，用动态的分析方法研究产业结构在运动中的平衡条件是很有必要的121。徐力行等(2007)认为，产业协同是指开放条件下各产业子系统自发相互约束藕合，表现出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结合的过程，并指出要以系统的观点考察各产业间的联动状态与过程，在关注各产业变化在时间和功能衔接的同时也关注其在动态变化中方向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指出，产业协同的关系指的是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通过产品或服务的投人产出关系来维持上下游间的纵向关联，而非横向关联。但当产业的分类较大时，处在同一大类的产业细分出来的产业问可能出现横向关联，比如钢铁和塑料行业间的替代关系就有可能产生横向关联口】。作者认为产业协同是指在某地区形成区域产业，它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受到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作用下，各产业或产业集群相互分工协作形成有序的产业结构或者完整的产业链，从而形成区域内产业竞争力“1+1>2”的整体效应。
(二)产业协同效应
王传民(2006)认为，县域经济产业协同机制是指县域产业系统受其内外因素的作用，产业外部环境与产业竞争力要素之间以及产业竞争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促使协同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控制方式问。吴结兵等(2007)从新产业区理论和波特的集群理论两种范式对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进行研究，认为在产业集群结构中的成员行为形成了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是产业集群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基础。新产业区理论重视在竞争基础上产业区内企业间的合作行为，不仅不否定企业间的竞争，而是更加强调合作在整个产业区的形成发展、经济绩效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协同效应的主要机制是合作降低成本；而波特集群研究的协同效应主要机制是竞争提高生产率四。万幼清等(2007)从知识的视角研究产业协同，建立了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绩效模型，认为产业集群可以通过知识重组进行协同创新，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而且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最终促进企业中各种核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在同一创新中，与单个企业的同一创新相比，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比单个企业的同一创新的经济效果更加显著q。
(三)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
在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徐婕等(2007)在对我国各地区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对有效性进行分析评价中，运用改进的DEA•88•模型——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引入“伪标准指数(FSI)”，将传统DEA方法评价值与对抗交叉DEA评价值比较分析，构建了一个经济—协调发展二维综合评价矩阵，据此对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协调程度进行评价r71。徐力行等(2007)在基于创新的分类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对制造业进行了敏感影响产业协同的关键产业链接环节的分析【¨。王传民(2006)对县域产业结构的研究中，通过构建县域产业协同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县域产业协同发展成熟度进行评价。研究中，将社会经济大系统分为社会、经济、科技、环境子系统来设计县域经济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依据D(k)结果对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协同发展成熟度进行测算，以此来评价产业协同程度。并得出结论：一般情况下，D(k)越接近l，协同成熟度越高圈。之后，王传民等(2006)在对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研究中，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问题，构建了县域产业的协同发展模型。通过分别计算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固定资产形成额比重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对县域经济的产业协同水平做出评价嗍。董春等(2008)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资产结构的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四川省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政策建谢lq。李若朋等(2004)通过建立产业协同促进分工发展的模型，研究基于知识交流的产业协同模式，从知识管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分析知识交流效率对分工发展的影响，阐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知识交流效率的方法，进而得出了TKA型和HD型两种产业协同模式【ll】。在产业协同的实证研究结论方面，陈建军等(2003)对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发展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中心—、吸纳一扩散的关系，而是资源优势互补，产业相互分工协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浙江和上海之间的资源流动是双向。加快浙沪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实现该区域发展目标起到正面作用【切。邱风等(2005)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中提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并不严重，特别是深入到制造业和产品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趋于弱化，因此，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是可以而且能够互补式推进的【埘。阮晓莺(2007)在对福建省和中国台湾两地产业结构动态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闽台两地区的产业结构比重存在梯度差异的发展态势，应确立闽台两地产业分工架构，营造闽台两地产业合作发展环境，提升闽台两地产业合作水平Ⅱ棚。吴国清(2009)以上海和长三角为例，探析了都市旅游圈空间结构网络化(多核心+互动)发展，即通过景区(点)、交通、产业、市场等各个子(分)网络共同构成互补、协作和竞争的大旅游产业体系，不断推动都市旅游圈发展壮大【15】。谢晓丰等(2009)在对东北欠发达地区装备工业集群发展欠款进行分析基础上，提出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的政府引导方式，建设基于主导产业的装备工业配套协作体系的建议【1610
三、区域经济产业协同成熟度模型
本文采用的是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两个系统或是两个因素间的关联大小的量，称之为关联度。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以关联度大小来衡量—个系统内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在系统内两个因素的变化程度相对基本一致，认为二者的关联程度较大；反之，二者的关联程度较小。灰色关联分析的一般步骤：第一步，确定原始数据参考数列(母序列)和比较数列(子序列)。原始数据参考数列Xo(k)--{Xo(1)，Xo(2)，…，Xo(n)}M个比较数列x。(k)={X。(1)，X。(2)，…，X，(n)}X2(k)={X：(1)，X：(2)，…，X2(n)}X。(k)={x。(1)，X。(2)，…，x。(n)}第二步，对原始数据通过初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第三步，求无量纲化后的参考数列Yo(k)与比较数列Ym(k)之间的差列。。A。=IYo(k)一Y。(k)|-(。(1)，A。(2)，…，。(n))产IY。(k)一Y2(k)I=(：(1)，A：(2)，…，：(n))n=IYo(k)一Yn(k)l=(Ⅱ(1)，A。(2)，…，n(n))第四步，分别求两个层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第五步，代入公式求关联系数：rainmink[xo(k)-Ii(k)l+maxmaxI“k)噶(k)Ir(知(。)，Ii(。))=．L丽再研面孟盯∈(O，1)为分辨系数第六步，求关联度：r(xo，xi)=i1。；r(】【i(‰(k))
四、京津冀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一)北京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由分析表l、表2、表3可得出：
1．1996---2008年北京医药制造业在京津冀地区的产值比重一直是增加的，2000年以后对其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是一直降低的，2006年以后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以及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都在增加，这些表明北京对在传统的医药制造方面的投资逐渐减少，更加地注重新医药产品的研发，而不是传统的医药制造。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北京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8685、0．8557,0．7820、0．7818,0．7752、0．7459，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次之是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这说明要加快北京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必须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产品的研发角度考虑，北京应该更多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支持以及研发人员的投入。
(二)天津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1．1996--2006年天津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是逐渐增多的，从2006年以后总产值比重开始下降，从2000年开始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支出比重和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下降，但是从业人员比重却在2006年以后呈现递降的状态，2006年以后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一直增加，这表明，从2006年开始天津对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重视程度降低，主要体现在产值比重的减少，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减少，从业人员比重减少；对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重视程度提高，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增加。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天津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主营业务收入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9826、0．9491、0．9438、0．8892,0．8105,0．6093，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说明要加快天津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也要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从产品的研发角度考虑，天津应该更多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以及研发人员的投入，但是结合2006年开始天津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减少，从业人员比重减少，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增加等方面来考虑，天津应该继续加大对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相对适当减少对研发经费支出比重以及研发活动人员比重，也就是说在医药制造业中，天津要兼顾传统医药制造业和现代医药制造业。
(三)河北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
1．1996--2008年，河北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一直是下降的，从业人员比重是降低的，但在2008年有所增加，新增固定资产的比重一直是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趋势不明显，研发经费和研发活动人员从2004年开始有所降低，由此可知，最近几年河北在增加对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却在减少研发费用及人员，这说明河北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上，对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程度逐渐减弱。
2．按照灰色关联度的求解步骤进行计算可得，河北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新增固定资产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R&D经费内部支出比重、R&D活动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依次为0．9850、0．9506、0．9382、0．9362、0．8276、0．4794，关联程度依次降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比重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的关联程度最高，次之是与从业人员年均数比重，说明要加快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不但要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也要增加医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然而由于研发活动人员比重与总产值比重的关联程度仅为0．4794，说明要加快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是要增加研发活动人员比重，更重要的是要增加非研发活动人员的比重，同时新增固定资产比重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也更能进一步说明增加研发人员要比增加非研发人员更重要。与此同时，还要增加对河北医药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之，河北更应注重对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而非现代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由表10分析可得出，京津冀三个地区医药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与从业人员比重的关联程度是最大的，换句话说，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从研发方面来看，天津和北京的研发人员比重与医药制造业总产值比重的关联程度要比河北大得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河北的研发人员对总产值的贡献较小，河北与天津、北京相比不适合发展现代医药制造业，更适合发展传统医药制造业，在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发展中，河北应该主要负责传统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或者说是北京和天津应该负责医药产品的研发以及现代医药的发展，河北侧重医药产品的制造等传统的医药的发展。鉴于天津近几年对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以及研发活动人员在京津冀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天津也不应该更多地与北京进行某些新产品的研发竞争，天津和北京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分工协作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同时由于天津近几年在京津冀医药制造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以及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增加，天津可以分担河北一些传统医药制造。由于医药制造业的总产值与主营业务的关联程度河北是最大的，次之是天津，说明河北和天津应该主要担任医药产品的销售任务。(四)京津冀医药制造业产业协同研究由表lO与表11对比可知，京津冀整体医药制造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R&D活动人员、从业人员年均数、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额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基本上都低于京津冀三个地区分别计算出的关联程度，只有主营业务收入与总产值的关联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说明从京津冀整体的角度上来考虑，医药制造业的产业协同程度比京津冀各地区的要低，也就是说资源的配置不是很合理，应该根据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调整。
五、政策建议
京津冀的医药制造业要想能够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就需要京津冀三个地区协调发展，进行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以下是对京津冀地区医药制造业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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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药研发外包全球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全球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
1、全球医药研发增长态势强劲
根据 Frost&Sullivan报告，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中，CRO承担了近1/3的新药开发组织工作，在所有的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中，有CRO参与的占2/3。CRO服务的全球市场以每年20―25%的速度增加。1999年全球CRO业务额为76亿美元，到2005年为163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36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大约为13.8%。临床试验外包业务将在企业研发预算中占有越来越重的份额。据Reuters Business Insights分析，2006年医药企业的内部研发费用为680亿美元，CRO临床试验项目费用为190亿美元，到2010年分别上升为910亿美元和360亿美元，CRO临床试验费用在过去5年内几乎翻了一翻。未来3年，医药研发年投入增速将放缓为9.6%，CRO将达到16.3%。
2、美国占CRO一半以上市场份额且发展成熟
2007年，美国有300多家CRO公司，市场占有率达到65%，如世界排名前列的昆泰（Quintiles）、科文斯（Covance）等，这些公司约占全球CRO的40%。美国CRO产业比较成熟，能够提供早期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各期临床试验、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市场推广、产品和销售支持、药物经济学、商业咨询及药效追踪等一系列服务。
3、欧洲和日本CRO市场具有较好的成长性
欧洲医药研发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位。欧洲约有150多个CRO公司，2007年全球市场占有率为23%，2010年上升为29%。日本CRO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7年日本以国际化为标准的新GCP颁布，厚生省（卫生部）对临床实施规范和数据质量要求上升，促使了日本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发展。日本医药研发外包以每年30―40%的速度成长，EPS、CMIC等前3家CRO龙头企业占据了日本CRO业务50%的市场份额。
4、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承接优势
印度人力资源的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1/7，凭借人力成本和语言优势，在CRO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05年市场份额达到1.2亿美元。印度拥有61家经美国FDA批准的制药厂，是除美国以外最多的国家。印度目前已经从CRO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在基因测序、DNA 文库构建、新型农作物品种的遗传学研究和生物信息学方面前景看好。
（二）全球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发展趋势
1、市场规模和业务范围迅速扩展
2002年，世界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市场规模为100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163 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360亿美元。2005年全球制药行业研发活动外包的比例为24.7%，也就是说，约1/4的研发工作选择外包方式。到2010年，外包研发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重提高到40%左右。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业务正扩展到临床试验之外的更加广泛的领域。如，药物研发、临床前研究、药物经济学、药物基因学、药物安全性评价、Ⅰ期―Ⅳ期临床试验、数据管理与分析、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产品注册、生产和包装等。大型CRO公司的服务也在增加。
2、向亚洲国家转移的势头加快
近年来，一个新药的全球平均研发成本由过去的5亿美元上升到12亿美元，且成本不断上涨，由此带动了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不断扩展。发展中国家具有人力成本低廉、相关人才密集、病患者资源库丰富等有利条件，国际大型的CRO公司都加快步伐将新药开发中的非核心业务脱离出来转移到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医药研发人力资源成本约为美国的1/10，而印度的人力成本是美国的1/7。
3、医药研发外包联盟（CROSA）趋势更加明显
由于单个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技术及信息、服务范围比较有限，特别是面对难度大、涉及范围广的病症难以应对，医药研发外包联盟可以把具有高质量服务能力及研发能力的机构联合起来，解决世界性的医疗疾病，所以这类世界性的联盟越来越多。
4、 CRO企业市场并购重组迭起
2009年11月，世界前三大CRO组织之一的PPD公司先后收购了依格斯医疗科技公司和保诺科技。PPD公司的强项是后期临床实验，保诺的优势是药物研发前期的一体化开发，依格斯在临床试验上占优，并购后PPD不仅增强了研发能力，而且成为目前在华运营的最大跨国临床研究机构。
5、医药研发离岸外包成为跨国医药公司最重要的创新模式
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已不局限于将公司非核心研发业务进行离岸外包，而是在控制新药核心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开展多种形式的研发业务离岸外包模式。如，美国诺华（NOARTIS）公司与世界范围的CRO公司开展从药物发现到临床试验等全面的研发合作，将新药研发实现外部化；辉瑞（PFIZER）公司实施战略性紧密型研发外包模式，将化学服务业务整体外包给俄罗斯的ChemBridge公司，实行新药研发的部分外部化。此外，跨国医药公司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离岸全球研发中心，实现医药研发外包的内部化。
三、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
（一）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发展现状
1、医药研发外包总体增长迅速
2011年，我国医药研发（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23亿美元。2006年临床前研究市场规模为25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51亿美元左右，2006―2011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5.7%；2006年临床研究市场规模为34亿美元，2011年将达到72亿美元左右，2006―2011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5.8%。
2、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量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在国际CRO企业的带动下，以及我国鼓励新药研发政策的大环境下，医药研发外包得到了迅速发展。1996年，MDSPharma Service在中国设立了第一家CRO企业从事药物临床试验业务。随后，其他跨国CRO开始陆续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
目前，我国从事CRO业务的各类机构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北京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超过200家，集中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业务量达20亿元，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25%。上海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数超过300家，主要集中在张江药谷，业务量达28亿元，占了中国市场份额的30%。
从企业性质划分来看，第一类是昆泰、科文斯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第二类是合资型企业。如，Kendlewits,Ever progressing systems（EPS）等，服务对象主要是小型跨国企业及一些大型本土企业。第三类是本土企业。如，依格斯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杭州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等，这类企业约有200家，服务对象为中国本土企业，服务内容包括改变剂型、仿制药研究以及临床研究等。
从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承担的业务范围来看，第一类是从事临床前研究的CRO企业。这类企业主要从事与新药研发有关的化学、临床前的药理学及毒理学实验等内容。第二类是从事临床试验的CRO企业。第三类是从事新药研发咨询。当前国内的CRO机构中从事这类业务的占绝大多数。
3、医药研发外包专业性人才优势和成本优势突出
我国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将成为欧美医药企业青睐的主要因素。据统计，2006年，我国在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领域的毕业生分别达3.9万和2.2万人次，2006―2009年期间复合增长率为12%。其次，伴随着中国CRO行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海外人才及中国留学生不断向国内流动，对我国医药研发外包能力提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关村、张江、泰州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许多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是留学生创办的。此外，较低的人力成本提高了我国医药研发外包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医药研发成本中，1/2以上的费用是人力成本的花费。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聘请研发人员、临床工作人员和招募受试者的费用都较低。据Quintiles 分析, 在中国及亚洲其它一些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比西方国家节约近30%的费用。
4、医药研发园区和产业基地集聚示范效应初步显现
“十一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选择了产业基础好、创新能力强的地区加快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认定了12个国家生物产业基地、10个生物产业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各类医药产业园区100多个，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吉林、四川、湖南、湖北等25个省市。通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部分医药园区形成了集群效应，吸引了一批留学生回国创业，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泰州医药高新区、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等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二）中国医药研发外包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仍然存在企业规模较小、业务范围狭窄、外包层次较低、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行业缺乏国际通行标准，以及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中国承接国际医药研发外包业务。
在服务范围上，发达国家CRO企业比较成熟, 具有庞大的国际资源网络和信息网络, 能提供全产业链的服务, 服务范围涵盖了新药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全过程。而国内CRO公司业务范围及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在企业规模和价值链上，中国CRO企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以新药研发咨询、新药申请报批以及新药注册为主。大多处于药物研发价值链的下游领域，目前的新药研发主要停留在改剂型、改规格、改包装、改变给药途径等简单的、低水平阶段。在制度环境上，国内实行的资质认证及质量标准体系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统一。这是国内CRO企业承接离岸医药研发外包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大力推进GMP、GCP等质量体系建设，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体系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知识产权保护上制度的不健全。跨国制药企业之所以不愿意将新药发现等方面的业务外包给国内CRO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于知识产权考虑。
（三）中国医药研发外包发展的主要趋势
生物产业是国家“十二五”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随着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政策支持体系将继续完善。同时，医药研发市场规模扩大，企业竞争力增强，这些都将为中国医药研发外包发展壮大带来黄金机遇期。
1、国内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首先，随着中国人力资源优势、技术能力提升、设备条件改善、政策环境完善等因素，国际大型制药企业将新药研发业务持续向中国转移。温德尔・巴尔说过，跨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迅速扩大的医疗保健市场，并分享其庞大的研发外包人才库。其次，随着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医疗保障水平、保障能力、保障层次不断提高，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全面覆盖，城市高消费群体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层次提高，将使国内医药研发需求持续扩大。这既为本土CRO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又为外资CRO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机遇。第三，国内外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普遍提高将直接为医药研发外包市场带来增长效应。随着全球疑难病症增多，医药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制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普遍提高。国际制药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5―20％左右。目前，中国企业不足5％，有的甚至不到1％，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随着国内制药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应对国际竞争压力，以及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政策支持因素，也将带动国内企业医药研发投入有所上升。
2、医药研发外包行业集中度、专业化及综合化水平大幅提高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如，上海药明康德、开拓者化学、美迪西、先导化学、辉源生物科技（原华大天源）等企业都有相应的外单。从技术市场登记的合作分析中可以看出，药明康德承接的研发外包业务占到上海研发外包业务总量的50%左右，在专业化上体现出较强的优势。其次，是美迪西、开拓者化学、睿智化学等几家企业。中国本土CRO企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业务领域专业化和综合化趋势较为明显。
3、战略联盟将成为我国医药研发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模式
随着全球医药研发外包对承接方的专业化及一站式服务的要求加强，纵向一体化战略正成为CRO行业拓展业务范围，提升盈利能力，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目前，中关村、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逐渐形成了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中关村CRO联盟、浦东新区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联盟、生物医药研发外包工作委员会等CRO的联盟，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CRO的中坚力量。中国生物技术外包服务联盟（ABO）整合自l6家外包机构，通过品牌共享和营销协作的形式，提供从新药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实验到登记和签约生产的“一站式合作研究服务”，使联盟整体经营收入翻了一倍。
4、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是中国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的主要来源地
目前，中国医药研发外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市场。北京医药研发外包企业主要承接美国、丹麦、瑞典、日本和韩国业务。上海医药研发外包企业则主要承接美国、日本、英国、香港、瑞典、法国业务。
四、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产业政策扶持，不断完善和优化发展环境。应针对医药研发外包行业特点继续完善减免税政策、人才引进和培训政策、融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注重服务体系建设，为中国CRO企业承接国际业务创造条件。要重视各类医药研发外包平台、行业组织及中介机构建设，为企业承接各种国际新药研发业务提供帮助。组建国家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中心、产业联盟等机构，推介我国医药研发外包企业，提高承接大宗国际业务能力；创办国家医药研发外包专刊、网站等加强宣传和信息交流，增强国内相关机构对CRO的认知度。
第三，积极推动国内医药研发外包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企业联盟等形成发展壮大，形成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
第四，实现CRO企业与新药研发企业的良性互动。近年来，医药研发外包已成为提高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能力和建立外部知识产权网络的重要手段。CRO行业的成长对于推动中国新药研发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中国医药行业整体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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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状况及趋势
1．欧美国家医药市场和产业增长稳定，加强对生物医药的研发与生产力度。目前，欧美医药市场占全球市场分额的7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以年均 3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大大高于全医药行业年均不到10%的增长速度。欧美国家在发展生物药品方面也进展较快，2005年底，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生物医药研发的总费用高达675亿美元，较2001年增长了51%，欧美占整个研发费用的90%。欧美已经发起了一个目的在于加快研发新药品的计划，该计划利用医学分子技术，重点发展癌症、大脑失调、新陈代谢疾病、感染性疾病以及炎症等疾病的新药。
2．欧美国家医药产业的研发与生产是在政府、研发结构以及赢利性公司共同参与下完成的，公私合作特色明显。美国作为全球生物医药发展的中心，形成了波士顿、圣地亚哥、旧金山、华盛顿、北卡三角园五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其中，新泽西州集中了默克(Mer—ck)、罗氏（Roche）、诺华(Novartis)、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强生(Johnson&Johnson)等世界著名制药企业的主要生产基地．是世界闻名的药谷；马萨诸塞州拥有世界顶级的一流大学，是全球最具创新优势的地区，几乎所有的著名生物医药公司都在此设立了研发中心；加州旧金山地区依靠政府和大学联合规划，将高校、医院、企业、风险投资高度集中，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行基础研究：圣地亚哥地区是全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间最短、速度最快的地区，汇集了辉瑞(Pfizer)、强生(Johnson&Johnson)、先灵葆雅(Schefng—PIough)、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等跨国制药巨头的研发机构。还有超过600家生物医药公司在此落户，成为新兴的生物谷。
欧洲制药行业联盟（EFPIA）欧洲新药开发计划，该项计划的参与者包括欧洲委员会、各大学院学校、生物制药公司以及欧洲制药协会。为此，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制药协会联合成立一个管理机构来协调、管理该项目。据统计，德国75% 的生物医药R&D投入是通过研究中心、项目中心等实施的。在生物医药公共研究开发方面，德国拥有自己的特色科研体系。包括92所大学的科学系或医学系，以及各公共部门所属的生物制药研发机构。这些研发机构主要从事生物科技、科技中介、临床试验等方面的研究活动。几乎所有的生物医药企业都与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有着密切的合作，其中，生物技术公司主要是利用国家知识创新基地从事研发创新，而大型的制药企业主要是寻找全球合作伙伴，打造制药产业基地。在资金方面，私人资金、风险投资在近些年德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其结构性的变化对高新技术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从一个早期阶段到晚期阶段的重大转折时期，风险投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欧美国家加大对生物医药的研发、生产的投资力度， 生物医药创新出现强劲发展走势。与传统制药业不同，生物制药指的是利用生物技术，包括利用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DNA重组技术、基因治疗等技术开发、研制和生产生物制品的过程。美国的生物医药市场的年增长率为7.9%，欧洲的生物医药市场的年增长率为23%。美国新泽州科委致力于在本州特定的产业中寻找新的增长点。与风险投资或者银行去寻找成熟的公司不同，新泽西科委给予前期引导资金的形式培育早期的、成长型小企业，特别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在欧洲国家当中，德国的生物技术占有领先优势，发展水平仅次于英国，在新药研究与开发方面居欧洲第一。德国政府非常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发展，政府拨出了超过80亿欧元的联邦教研部经费，用于重点进行生命科学和创新技术的研究。德国目前已经有超过500家生物技术公司年产值达到15亿欧元。德国政界和经济界也共同提出了名为“生物工业2021”的倡议，以加强德国在全球“白色产业”中的地位。 法国为了鼓励制药企业开发新药，尤其是基因技术和生物技术产品，近两年修改了对新研制药品价格的管理程序，允许制药企业自行确定新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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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schi等(2000)从产业角度研究了技术体系，认为一个产业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特定方式可以解释为是受技术性质决定的不同技术体系影响的结果，并进一步从后发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角度将技术体系定义为四个要素的组合，分别是技术机会、创新的独占性、技术进步的累积性以及知识基础的特征。Park&Lee(2006)M在以上四要素的基础上,补充了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非常重要的四个新要素，分别为外部知识的可获得性、技术轨迹的不确定性(或流动性)、知识的初始存量以及技术生命周期。
研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学者很快就将技术体系用于考察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将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分为三种模式，路径跟随型追赶、阶段跃进型追赶和路径创造型追赶，他们认为路径跟随型追赶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特征为低频度创新和发展轨迹稳定型技术;路径创造型追赶则更可能出现在技术体系属于更不确定、高风险型技术。Park&Lee(2006)进一步研究了技术体系和技术追赶的发生、技术追赶速度的关系，认为技术体系的不同要素对技术追赶和技术能力构建产生不同作用，Fulvio等为技术体系和创新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产业创新系统以创新系统和演化理论为基础。Malerba和SunilMani(2009,P.5)M指出了产业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1)产业中的企业,2)企业之外的其他行为人，3)网络,4)需求,5)制度,6)知识,7)互动过程与演化等。因此关注的边界和重点不同，区别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等。国内学者中，唐春晖、唐要家(2006)^分析了我国的汽车、家电、半导体、计算机、通讯和机械工具六个典型产业技术模式特征,认为我国技术追赶也要根据技术体系差异进行差别化的模式选择。
1.2分析框架
综合已有文献资料，我们以Malerba(2004)M和Malerba和SunilMani(2009)M的概括为分析框架，以产业创新系统的三个维度及主要指标分析中国通信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寻找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创新绩效差异的根源。2中国通信设备产业和医药产业创新系统的比较分析。
2.1知识和技术领域
通信设备产业技术复杂程度高，具有累积性特征。生产通信设备产品需要涉及大量的专利发明技术，因而大部分单个通信技术专利在通信设备产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医药技术中的医药专利而言没有那么突出，这种累积性、高度碎片化、编码化的知识为企业的技术学习提供了便利。虽然早期中国在通信设备产业的知识基础并不雄厚，但是随着1990年代计算机和通信专业在大学、社会上的热门化，大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学习，促进了相关的知识基础积累，为通信设备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医药制造产业技术与通信设备产业有鲜明的差异,单个医药产品的生产一般只涉及个别的专利技术，而且受到非常严格的专利保护，已有调查研究中发现,专利对于医药创新成果保护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其重要性最突出。此外，虽然医药知识编码程度较高，但是医药创新需要更多基于科学，需要更大的依赖大量的新实验、统计、观察等,经验积累也十分重要。另外，医药创新需要经历多个阶段，耗时更长，成本很高。
从产业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角度看，首先，在研发人员投入上,1998年之后通信设备制造业超过医药制造业。2008年，医药制造业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40192人年，通信设备制造业为92972人年;医药制造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59711人,通信设备制造业则有110118人。其次,在经费投入上，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产出上的差异迥然，中国医药制造企业R&D经费及新产品开发经费投不及通信设备制造的1/2,中国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强度上，也只有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1/2左右。2008年，医药制造业新产品开发经费87.2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新产品开发投入经费228亿元;医药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79亿元，通信设备制造业R&D内部支出经费202亿元(如图3所示)。在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消化吸收经费上，通信设备制造业技术引进经费历年高于医药制造业，而医药制造业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直接体现在研发成果上。2008年，医药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专利申请量分别为3917和16159件;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为3170和10222件。WIPO公布的PCT专利申请也表明通信设备产业的专利申请增长率明显高于医药产业。从产业内企业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的企业规模差异逐渐加大，前者企业平均规模明显扩大，而后者却几乎没有扩大。前者的部分企业收入和利润率较高，并通过维持高研发投入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后者则规模有限并难以提高利润率，无法维持医药创新所需的高研发投入,无法进入“高研发投入-高收益”模式。
从市场需求角度看，通信设备产业与医药制造产业在我国均有巨大的市场空间，需求增长很快。数据表明，1995年中国只有移动用户362万,2004年3.3亿,2006年4.61亿,2009年全行业手机用户数共达到7.26亿户;1995年固定电话用户数量4071万,2006年是3.67亿。本土固定电话交换机在1995年只有7204万门，2006年是5.02亿，无线交换机容量在1995年为797万门,2006年达到6.1亿门。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占全球的10%以上，且增长迅速。在1995年至2001年之间，医药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甚至不到通信设备制造总产值增长率的一半,但是在2002年之后，医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开始高于通信设备制造业，达到20%以上。这表明在市场需求规模上两个行业的差异已经变小，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期相对通信设备制造业来的较晚。
从行为人网络角度看，首先，医药业的产学研联盟也不及通信业。产学研联盟是医药企业成功的关键，比通信设备产业可能更加重要。但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缺乏有效的与跨国公司的互动学习(柳卸林,2008,103)M。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较弱，也缺乏足够的风险投资，在新企业的融资中，投资者投资企业但不投资创新(柳卸林。2008,106)M。而美国的经验表明美国垄断世界生物制药产业的主要因素有：美国政府对生物领域基础研究的长期支持，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丰富的风险投资，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紧密联系等(Pisano,2002128;柳卸林,2008,91M)。其次，政府在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柳卸林(2008,67)M在总结通信设备产业发展中指出，政府在产业发展早期通过有效的产学研合作,一定的市场份额保证，帮助企业积累了技术能力。虽然在通信设备产业政府作用明显，但是创新仍以企业为主体，而且日益明显。但是我国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的政府特色明显，而且企业的主体作用没有显著体现，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医药创新主体(沈阳药科大学、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等)，但其创新成果的商业化缺乏充分支持对产业创新体系发挥显著作用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开放早期我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对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业创新产生的作用不同。弱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医药新技术扩散但阻碍了创新(柳卸林,008,105)16,医药企业倾向于选择仿制药物。对于通信设备产业，较弱的知识产权体系促进了新技术扩散，加之通信设备的技术特征,促进了通信设备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所以通信设备产业的创新没有受到大的阻碍。
在制药业中，国家卫生系统和规制在影响技术方向的变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阻碍或延缓了创新(法格博格等,2009)M。我国的医药市场竞争并不充分，药品定价通过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方式，药品招标是省级政府主导的网上集中采购，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的制定由政府主导(医药行业各种管制如我国的基本药物制度、医保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药价、招标和药监政策等)，非市场化竞争导致医药行业对重大创新的重视程度不够或是信心不足，许多医药企业甚至‘‘非常厌恶行业里的一些作风，但是又不得不跟着做”。而通信设备业虽然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但相对医药业的市场化程度要好很多。
结论与启示
为什么中国通信产业比医药产业更创新?两个产业在创新系统中的差异能够提供解释。通信设备产业发展的更好，实现比较有效的技术追赶，原因在于:我国通信设备产业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的增长速度，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机会，产业内也存在一定的技术机会,本土企业及研究机构则在政府支持及自身大量研发投入基础上逐步形成技术能力，从较低端市场逐渐进入并发展到较高端层次，部分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并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实现了从追随式追赶向蛙跳式追赶的转变,整个产业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使得产业在国际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反观我国医药产业虽然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国内医药企业规模偏小，难以支撑医药原始创新的时间和财务成本，偏向于相对容易的仿制药物的研制生产，医药市场的非市场化竞争特征也降低了企业创新动机，国际医药公司高利润率高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使得国内医药企业的差距更加明显，国内医药企业因利润率相对较低等在研发投入上的不足使得国内他们只能坚持在缺乏原始创新、维持仿制从而继续保持利润率水平较低、继续维持较低的研发投入的劣势轨道上运行。虽然医药领域最新的生物医药分支中因技术特征的不同，技术机会较多，我国企业具备一定的技术追赶机会,但是我国医药企业在传统医药领域的被动局面必须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根本改变。
结论与启示
篇6
一、选择适合的创新突破口
生物制药业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新思想极少。实际上，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中，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创新产品屈指可数。因此生物医药产业要加速健康发展必须寻找适合的创新突破口。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上游科研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中药合成、基因工程技术领域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其整体产业规模和产业化水平较低。在选择创新突破口上，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前景的生物药物，力争在基因工程、抗体药物等方面形成新突破；积极推进小分子药物、新型药物制剂及给药系统和药物生产新工艺；大力发展新型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疫苗和新型病原体诊断试剂；力争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提高重大传染病预防能力，有效控制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流行，大幅度提高我国生物医药的国际竞争力。
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生物制药企业是一个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维持其成长的阶段都需要大量资本支持的产业，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决定了生物制药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形式的融资手段来满足其资金需求。虽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但生物医药产业并未吸收到足够的发展资金。由于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我国生物医药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利润低、产品竞争力差。特别是在研发方面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总体新药研发水平不高。
目前，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资金渠道相对单一，以企业自筹和国家项目基金支持为主，缺少风险投资基金和证券金融市场的支持，因此，要建立生物医药项目的技术评估平台，为风险资本进入、退出创造条件，鼓励民营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介入生物医药产业；采取优惠政策，完善鼓励技术创新信贷政策，促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同时，将科技资源分配到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薄弱环节和重点技术领域，加大开发研究、产品生产的投资，加快生物医药技术的产业化。此外通过间接的产业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与外资、本土研究机构进行横向研发合作，强化中小研发企业集成创新的能力，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活动的研发投入，增加创新基金的启动资金规模、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加强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对中小型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努力培育本土的大中型企业。
三、加强产学研联盟建设
生物医药业技术产业化过程包括：研发、中试、生产和市场四个阶段。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是生物制药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在美国有两种模式实现成果转化：一种是通过专业力量帮企业申请专利，做知识产权的管理，或者是帮助企业做市场推广；另一种方法则是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试验费用和时间转嫁出去，出口无形产品，把中间环节外包出去。但这两种模式做得都不彻底。通过对上海生物医药企业的调研发现，应当通过建立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盟，来加快实现产业化。要实现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引进技术的主体，企业应努力培育自主科技开发力量，在各级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打破条块和体制上的界限，实现产学研协作、联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开发中心、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作用，以企业开发中心为主体，组织产学研紧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关键技术领域，集中进行技术开发，力争实现产业某些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鼓励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盟。事实上，现在要完成成果转化已不只需打通产、学、研三个环节，还应包括政府、融资以及相关服务。要做好这个多要素的联盟，就需要搭建技术服务平台和投资孵化基地。
四、建立新型研发服务平台
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和现有企业一体化程度低，生物医药企业尤其需要技术、信息交流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这个共享的平台应该主要包括技术、市场信息交流的平台和产品技术评估。调研中发现目前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建立的一种能为科学家、企业、资本服务的研发服务平台正在受到瞩目。这个平台把新药研发的流程拆分以后标准化，在新药研发首端（科研）到尾端（销售）环节都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且这个平台能够反复使用，因而能够降低研发企业的风险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其能充分利用中国高校和研究所的力量，效率很高。
参考文献:
[1]张江:高科技产业园区发展报告课题组.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研究报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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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大药都之一的亳州，充分利用中药资源这一独特的发展优势，全力发展中药产业，并全力打造规模化、集约化、国际化的现展模式，不断提高中药产业的创新能力。丰富药业的产业链条，使亳州的中药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亳州现代中药产业中的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根据亳州统计局年度报告得知，2014年，亳州市中药产业产值（贸易额）近600亿元，其中药制造业就达到213亿元，占据33%的比例。目前，亳州已初步形成全国最大的中药饮片加工产业集群，年生产能力35-50万吨，约占全国的30%、安徽省的70%。目前，通过GMP认证的饮片加工企业达75家，获得生产许可证的88家（另有100多家在建或已建成待许可认证），1-7月份，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企业产值82.6亿元，同比增长23.9%，工业增加值19.9亿元，同比增长11.6%。现有13家中成药制造企业获生产许可，10家通过GMP认证，形成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和品牌。同时，中药保健品、日化产品、消杀产品、兽药（饲料添加剂）、药业机械和包装材料制造产业也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势头。
随着“千亿元现代中药产业基地”建设的不断推进，亳州的中药产业发展更呈现勃勃生机，重要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药业企业通过合作、引进等多种方式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努力提高中药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据悉，亳州20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就有17家是中药产业企业，并且在每年的高新技术产品中中药方面的就占据80%。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创汇方面，中药类高新技术企业的贡献率达到95%，彰显出中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突出地位。
二、现代中药产业中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尽管亳州中药产业发展迅速，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依然存在着不足，主要表现在对药理研究不足、缺乏国际性的竞争产品等方面。
（一）问题与不足
1、药理毒理研究不足
目前，与西药――化学药相比，中药的化学实体是多种成分的集合体，但多种中药有效成分或有效分子群并不明确，中药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知之甚少。所以，西药已经建立了明确的检验标准和规范，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但中药的检验标准和规范迟迟难以建立。中国药科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新药筛选中心主任张陆勇教授在亳州中药研发会上就指出，从药理毒理方面看，中药存在种种疑问，如组分较复杂，有效或毒性成分不清；药物的“有毒”“无毒”多基于经验积累；中药长期潜在的毒性问题仍需研究；全面药理毒理研究的可借鉴文献少。
虽然，中药的毒副作用在我国中药的临床应用中历史悠久，也有着丰富的临床例证，但由于真正意义的中药毒理学体系尚未形成，造成传承已久的临床例证没有科学实效。由于目前科研技术的局限性，对有毒中药、中药中有毒成分及其含量问题和对十八反、十九味的研究深度不够，对中药或复方剂的毒性与不良反应统计不足，尤其是缺乏评价中药毒性级别的客观实验数据和对中药安全性的评价重视不足，造成亳州的中药产品在全球的销量不佳。
2、缺乏核心的国际竞争产品
尽管亳州的中药产业发展蒸蒸日上，但就全世界而言，亳州的中药产业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实力。在市场方面，中药的销售份额远低于份额，甚至亳州出产的中药产品与“洋中药”的市场对拼也呈现劣势。据医药业内人士反映，每年我国的中药出口额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3%～5%，而作为我国四大中药产地、有着“药都”之称的亳州在中药出口方面占不到1%的份额。亳州几百项医药研究项目至今尚无一个中药制剂以治疗药品的身份通过美国FDA的审查，拿到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入场券”，尽管有3家药厂的3个中药制剂已通过了美国FDA临床研究申请（IND），成为中药国际化的先行者，但至今仍未在美国启动临床研究。可见亳州乃至我国的中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出现弱势。
3、方向偏失盲目开发
中药的价值在于治病，甚至其治病的价值不亚于西药。俗话说：“西药治标，中药治本。”并且“是药三分毒，中药是例外。”无论是从药用对人的影响，还是长远的健康考虑，中药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对亳州中药的情况调查发现，亳州中药方面的大型企业近百家，但研制中成药的企业仅有7家，研制保健品系列的中药饮片就多达50家，可见，在中药方面的研发在治病方面的研究较少，在保健方面的研发较多，不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中药的价值，弘扬我国的中药文化。
目前亳州在新兴中成药方面的科研开发力度不够，却在传统的中成药领域出现“同室操戈”的恶性竞争，比如复方丹参片、牛黄解毒片等常见中成药每家企业都在生产，不正当竞争时有发生。
4、开发浅薄缺乏深度
对亳州的中药产业进行调查得知，亳州的高新技术集中在中药领域，但无论大型的中药研发企业还是小型的制造企业，都把中药的产品开发放在中药饮片研发方面，亳州的中药企业90%都属于中药饮片加工企业，利用高新技术改进新工艺、新方法生产中药材饮片。但根据中药的药用价值和利用率而言，中药材饮片为中低端和资源型的产品，产品附加值低，为企业创造的利润率偏低。可见，亳州目前中药科技创新方面缺乏深度，研发单一。
（二）原因分析
笔者针对中医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问题，对相关医药方面的人员进行调查，分析目前存在问题的原因如下：
1、追逐利益迷失目标
利益是企业生存的生命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没有利益的行为或利益小的行为大多数企业都予以拒绝。这一点，在亳州的中药产业方面就可以看出。多数企业并没有根据亳州的中药材市场来确定自己企业的发展方向，来确定企业的医药的研发产品，而是依据经济市场的原则，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利润高就研发什么，比如目前市场上的保健品的利润远远大于中成药的利润，亳州的中药企业研发纷纷着眼于中药饮片这一保健品的领域，不仅可以创造丰厚的利润，还可以降低中药的研发投入，不会产生因中药副作用而产生的治疗事故。
可见，目前多数医药企业领导在决策方面，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非以继承与发展中药文化为主要任务，不能很好地展现中药的药用和保健价值。
2、中药科技人才匮乏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本，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只有充足的把握科学前沿和基础创新规律的高层次创新型中药科技人才，才能为亳州现代中药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才能促进亳州中药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但根据目前亳州中药产业的发展状况调查与分析，可知，亳州中药科研开发方面的出现这样一种态势：初中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继承性人才多，创新型人才少；在中药传统学科方面人才济济，但新兴学科方面人才凋零；理论型人才多，实用性人才少；单一领域、医药研究方面的人才多，复合领域医药研究的人才少，特别是在尖端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缺乏中药方面的领军人物。在全国现有的中药的大师级人物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亳州中药所有企业的研发机构里面没有一位中药院士级别的领军人物，尽管在全国各大中药学员特聘了5位教授，但远远不能满足亳州中药事业蓬勃发展的需求。高层次医药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为亳州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和持续发展的瓶颈。
3、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在对亳州中药研况进行调查得知，亳州的中药科技研发主力军在各大医药院校，其次是企业附带的研发机构。由于医药院校在中成药研究成果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又不能及时与我国的中药产业基地及时联系，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商品化，导致许多医药研究成果被国外医药机构所收买，成为他国的知识产权，我们的研究为他人做了嫁衣。
再者，一些中药生产企业对于知识产业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短视现象：有些企业认为市场营销活动比专利和商标重要，宁愿花巨额资金进行产品的市场推广，却不愿投资科研和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个别企业为了吸引外资，竟然不惜将自己企业新研发的中药处方、保健品处方交给外商，以技术换资本。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必然使我国中药生产在国际上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4、资金欠缺研发不力
与有关中药企业的管理人员交谈得知，目前亳州中药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研发力度不大，领域过窄，除了医药科技人才的缺乏之外，另一个制约的因素就是研发的资金不足。尽管企业的注册资金很多，但用于新兴医药的研发方面的自己却严重不足。企业的股东们宁愿把资金投放在关于医药、保健品的宣传广告方面，也不愿把资金投入到对医药的科研开发方面，因为广告的投入能带来销售的提高，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科研开发说不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得不偿失。正因为资金链条的“失联”，导致亳州中药的科研开发“先天不足”，难以出现精品系列的产品，难以提高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难以扭转我国中药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
三、提升亳州现代中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策略
针对亳州中药产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问题，笔者在借鉴诸多研究文献和集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提升策略。
（一）加大专项研发投资
国家非常重视现代中药的产业发展，并且通过不断增加的财政投入为中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以改变中药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推进中药继承创新，实现中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所以，要改变亳州目前中药在科研开发浅薄领域狭窄、科研开发人才不足等问题，就必须从政府在财政方面加大对中药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加大对中药生产的扶持力度，提升中药的科技创新能力，保证新兴中药的有序研发。
中药的科研开发要做到双管齐下，亳州的所有重要生产企业也要重视和支持中药的研发与生产，要加大对本企业中药方面的资金投入，重视科技创新，保证每年企业利润的5%用于新产品的专项研发，通过资金的支持提高本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培养中药研发人才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大量引进医药人才的基础上，各中药企业更要加大对本企业医药研发人才的培训力度，努力提高企业的竞争软实力。企业可以直接与省内的中医药学院、与国内甚至国外的中医药学院联系，通过脱产培训、在岗培训、半脱产培训等形式对本企业的医药开发人员实施深造，提高医药研发人员的科研素质，为企业打造一批中药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亳州中药产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要利用我国中医药学院的教育资源，引进并优化企业的医药骨干，打造出企业的高层次科研人才创新团队和科研突击队，专注于国际医药科研领域，最大限度地提升亳州中药乃至我国中药的核心竞争力。
（三）搭建校企科研平台
在中药方面，不仅要实现企业与学校共同培养医药科技人才、培养高层次研发人才，而且可以建立企校合作的科研平台，实现中药新研发产品的快速入市，提高企业以及中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学校可以借用企业的研发资金，促进新研发中药产品的快速问世，以及加速新产品的审批、生产、入市，加速孵化的进程，缩短现产品由知识产权到市场商品的时间；企业可以利用学校传承悠久的研发资源、新研产品发展自己的核心产品，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抢占国际市场的份额。总之，校企联合可以实现强强联手、优势组合，推动中药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
（四）学术交流拓展合作
当今世界，合则两利，分则双败。中药企业要摒弃前嫌，避免“窝里斗”，消除同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要定期组织企业之间、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中医药学术及研发交流，以便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形成亳州中药领域强有力的合作团队，在合作中提升亳州中药产业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打响“亳州”牌的国际医药声誉。
（五）打造中药核心品牌
利用中国传承悠久的中药文化，加大对我国中药研发的资金投入，通过临床精心验证我国的中药治病奇方，甚至可以着眼于全世界的疑难杂症，以科学的态度进军现代生物制药市场，做专做精现代中药，努力打造出我国中药独一无二的核心品牌，提高我国中药在世界医药舞台上的竞争实力。
（六）依法规范产权保护
法律是市场行为最主要、最有效、最权威的调节器。借助于国目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好形势，依法保护我国乃至亳州中药的知识产权。制定法律层面中药专门法，统一中药主管体制，使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步入正轨；加强对医药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和司法，有效规范中药市场，消除恶性竞争，维护中药知识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严格对医药知识产权的监督，禁止以“牺牲医药知识产权为代价换取一时资本利用”的短视发展，保护亳州医药领域的知识产权。
总之，时代在发展，市场在转变，亳州的中药产业必须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强重视，加大投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方能让亳州中药产业在国际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真正提升亳州中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单位：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政教研部）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5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亳州现代中药产业经营风险识别评估与防控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1]中药产业化要坚持科技创新[M].中药管理杂志.2000.4
[2]周静.亳州现代中药产业发展对策[M].安徽大学.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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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医药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是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当前，我国医药企业面临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与研发创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的现实困难，迫切需要依托研发创新以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而研发资源是研发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进行新药创制和技术改造的前提。所以，积极进行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效率评价研究，将有助于优化医药研发资源配置，促进资源的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支撑医药科技管理决策，提高医药研发创新能力，促进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2研究现状
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就是基于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比较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使用价值和效率，进而做出选择的过程。目前对于资源配置评价的研究主要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进行评价，研究的思路一般为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以分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而评价各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目标和重点的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各有侧重。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面板数据分析法（例如：李建华、刘玲利的《我国区域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实证研究》）、DEA（数据包络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如：蓝天立，杨志江等的《广西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的灰色关联优势分析》）、BSC法（Balance Score Card，平衡计分卡法，如：徐建中，关守成的《基于 BSC 的企业信息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等。由于DEA分析方法既可以对截面数据（如：崔栋的《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评价及优化研究》），也可以对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如：黄宇、王晓军等的《城市科技资源配置体系的构建与评价——杭州实证研究》），以及具备不受评价指标量纲的限制、同时处理多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问题等优点，所以应用最为广泛。资源配置的研究对象范围比较广泛，在各种领域、地域、行业上都有体现，但是细分到医药研发资源领域配置效率评价的研究却非常少。
3基于DEA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模型
（1）DEA方法与评价步骤介绍。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称数据包络分析，它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方法，最初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提出，目前常被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应用于管理科学和系统工程等领域。DEA模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CCR模型和BCC模型，其中CCR为规模报酬不变模型，主要用于综合效率评价，而BCC 为规模报酬可变模型，主要用于技术效率评价。DEA效率评价的主要思路与步骤为：确定评价对象选择决策单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选择DEA模型并进行评价输出结果。
（2）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区域医药研发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就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其实质是提高医药研发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可以通过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方法来分析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配置情况。
医药研发资源利用效率=医药研发活动成果（产出）/医药研发资源消耗（投入）。
所谓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要实现各种医药研发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可以将中国区域医药研发系统（同一时间的不同区域的指标数值）看成是DEA方法中的一个决策单元，它具有特定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在将输入变量转化为输出变量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系统优化的目标——提高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采用DEA方法及模型可以评价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在评价的基础上，还可以为区域医药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4医药研发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只有按照系统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动态性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才能保证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结果的全面、客观和准确。虽然，医药研发资源涵盖了医药研发活动中所需要投入的人、财、物等各种要素，但是不管是物力资源，还是信息资源等，这些都可以由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来反应，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研发活动中最为重要和基本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医药研发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方面选择指标进行运算分析，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医药研发投入指标：医药研发活动人员数、医药研究人员数、医药研发经费支出额、医药研发费用占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医药研发产出指标：医药专利申请数、医药新产品产值、医药新产品出口额。
根据上述指标，构建我国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
图1区域医药研发资源配置评价指标体系5各区域医药研发资源投入、产出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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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作为介于纯市场与科层企业之间的一种组织模式，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目前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研究的热点和各级政府在区域和产业发展中的新思维。近年来，随着国家将生物医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国出现了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热潮，全国有80多个地区提出建设医药科技园（生物谷、药谷），同时各地也纷纷出现医药企业的自发集聚。医药产业集群内，基于产业链层面的各要素通过互动降低成本并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从而提升集群可持续的发展优势，这是医药产业集群式发展的重要原因，而集群内企业产业链上的合作是集群内部要素互动的重要一环，是提升集群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 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合作方式
1.1 医药产业集群的内涵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根据他的定义，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互相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或相关于一个特定的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参考现有学者对于医药产业集群的研究，医药产业集群可以理解为：医药产业集群是一批既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医药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为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一种联盟体[1]。医药产业集群的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和强政府监管的特征（表1），促使医药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多方位的合作，从而可以很好地利用集群效应以取得竞争力。
1.2 医药产业集群中产业链视角的企业合作方式
从整个医药产业出发，集群内企业互动主要体现在研发合作、生产合作、流通合作和资金合作等环节。除了这4类主要的合作方式，集群的合作还包括医药企业进行厂房等基础性建设合作；企业人员的教育与培训合作等其他合作形式。这些合作与一般集群内的企业合作共性较大，故不做深入分析，本文主要对前述4种主要合作方式进行阐述。
1）研发合作。医药产业集群中研发合作形式主要有医药企业之间、医药企业与高等院校以及医药企业与科研院所等组织，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创新。研发合作能够集聚各种创新资源，发挥创新主体的资源优势，可以快速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美国9大生物医药集群都以高水平研发机构的集聚为其集群基础。
2）生产合作。医药企业之间的生产合作是在进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通过委托生产，借助被委托生产企业的规模优势，从而降低了原料和药品的生产成本。在我国现阶段的医药产业集群布局中，污染较大的原料药企业往往并不被集群纳入，集群内的生产企业通过抱团向原料药企业谈判，降低原料成本，同时也通过摒弃高污染的原料药企业完成了医药产业集群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3）流通合作。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的流通合作模式主要有建立区域品牌模式和渠道共享模式。建立区域品牌是指多个具有关联性的品牌组成品牌联盟，相互配合从而促进各自品牌价值的提高。渠道共享模式对集群内的中小型医药企业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通过建立深层次和多方位的合作网络，提高集群内企业之间的资源销售效率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集群的竞争优势[2]。如泰州中国医药城内的10多家药品流通企业，共用园区建立的华为药品流通平台，流通企业的药品委托华为平台储存、配送，大大节省了流通企业的储运及基础设施成本。
4）资金合作。由于医药产业集群内中小型医药企业数量多，而且医药行业的门槛高、风险大，所以近年来资金合作在目前的医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活动中显得很活跃，有数据表明，2009年在我国医药行业的风险投资方面，共发生投融资事件45起，其中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产业[3]。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因为风险资金的注入，也产生了很强的竞争优势。吴晓隽等对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究也指出，旧金山能成为和波士顿齐名的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领导者，关键就是依赖集聚于该地区的活跃的风险投资公司[4]。
2 产业集群中基于产业链层面的企业合作特点
2.1 研发合作的特点
第一，医药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之间的研发合作行为对于集群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研发合作可以增强集群内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使研发企业或科研院所和高校突破技术领域的瓶颈，从而增强集群和医药企业的竞争力。第二，在研发合作活动中，个体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个体行动和他人行动选择的共同结果，这导致合作体中的成员会存在“搭便车”的动机[5]。
2.2 生产合作的特点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可以依赖自身生产灵活和转产容易的优势，随着专业化分工的进程在不断深化，可以与大型的医药企业开展生产合作。通过这种方式，中小型医药企业可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可以成为推动集群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目前我国医药产业集群中专业化分工不合理，存在产业链同化现象，不能很好地利用协同合作效应，产生恶性的价格竞争，降低医药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2.3 流通合作的特点
集群中医药企业之间进行流通合作，第一，共享渠道可以降低流通成本，同时管理成本也得到降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第二，共享渠道模式中，医药企业之间可以共用仓储设施，共用仓储带来的对仓储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会促进仓储技术的发展。集群中的医药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品牌模式，在集群内部形成网络效应，可以分摊品牌推销的费用，节省成本，企业还可以联合推出各自的品牌，避免了单兵作战的资金壁垒。而依托于企业集聚的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以及仓储设施共用等方面的合作还需要集群规划者和管理者的协调与干预，以及药监等政府部门的支持。
2.4 资金合作的特点
目前，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内的资金合作活动很活跃，而且形式多样。集群内的企业为了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风险投资的特性又决定了生物医药产业是其投资的宠儿，双方通过资金合作，可以取得各自的利益。而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所以目前集群内的资金合作活动非常活跃。资金合作的形式多样表现在企业之间可以通过等股权或不等股权合资成立新实体；企业之间也可以不成立新实体，而是通过参股的形式进行资金合作。医药制造业是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产权交替频繁的出现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的风险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融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合作方式及特点总结于表2。
3 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合作存在的问题
医药产业集群内的各类形态的企业合作互动对集群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国医药产业集群还处于发展阶段，集群中企业合作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3.1 产学研结合松散，研发中介组织缺乏
我国医药产业集群中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对创新的认识不够的问题。就目前来看，我国集群内的产学研结合松散，停留于表面，形式化、短期化和层次低的问题比较严重。再者，集群中的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国内学者呼吁要在集群内建立共性技术的服务组织，但是在集群内虽然有像CRO等研发中介组织的存在，但却数量缺乏，所影响到的企业也很少。
3.2 集群内企业分工不合理，存在产业链同化现象
我国的医药企业发展还比较落后，大企业偏少，中小企业居多，技术和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大、中、小企业之间基本没有建立起经济学家所说的上下游的产业链条关系，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网络没有形成。集群内生产仿制药企业的数量众多，这会导致医药企业的产品同化，失去市场竞争力。
3.3 流通的集群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药品流通环节，我国现阶段的医药产业集群尚没有充分发挥集聚的优势，集群内集中生产的药品仍然通过集群内外较为松散的流通企业配送出去，依托于医药产业集群建设现代物流中心的案例并不多见，集群优势在流通环节上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3.4 集群内医药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还处在起步阶段，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医药企业的短期资金缺口大，流动资金相对缺乏；我国医药企业的融资渠道单一，资料显示，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果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约占60.9%，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33.3%，风险投资仅占5.58%[6]。
4 对促进医药产业集群中企业合作的建议
4.1 加强产学研结合，注重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集群应积极鼓励科研组织和高校入驻园区，将医药科研组织和医药类院校中的研发中心与公司相对剥离出来，吸引政府、高校以及风险投资等，成立有独立产权的高新医药企业，从而带动集群的创新能力，带动集群发展[7]。目前，我国医药集群内中小型企业偏多，不热衷于研发活动，往往采取“搭便车”的行为，这对于有自主创新的医药企业和进行研发合作的企业会带来威胁，所以集群要根据自身的定位建设公共创新平台，以推动产学研的顺利进行。此外，政府在制定研发政策时，要能够积极引导中小型医药企业进行研发，还要保证研发成果突出企业的经济利益。
4.2 加强宏观统筹，促进已有的医药产业集群升级
国家应制定中长期的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对医药产业集群的布局进行宏观规划，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减少恶性竞争；地方进行医药产业集群建设时，要突出区域特色，因地制宜，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建设合理的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在集群内部，要考虑医药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选择合适的企业入驻，整合结构完整的产业链，促进集群发展。发展医药产业集群，要优先引导和扶持那些已有的医药产业集群，让其实现创新升级，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4.3 加强渠道管理，发挥集中优势构建现代物流中心
集群的规划和管理者（或专门的第三方组织流通企业协会等）应当利用集群生产集中的优势，积极依托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现代药品物流配送中心，集群药品的规模配送出集群外也有利于集群品牌效应的提升。而正如前文所述，大型的现代药品物流中心不仅能够带动药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与销售覆盖，也能促进集群内小型药品流通企业的快速成长，这也符合国家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规划。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集群内生产企业、流通企业、政府部门及监管部分的通力合作。
4.4 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进风险投资
我国医药企业可以通过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在科研、流通、生产等领域与国外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平台，不断引入外资。国内还可以发展债券市场，对集群内实力较强的医药企业进行扶持，让其可以进行负债经营。现在风险投资公司倾向于给医药融资企业提供资金，还可以给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企业管理咨询和市场策划等方面的支持，给企业提供很好的发展空间，并且风险投资可以促进医药企业研发成功实现产业化的转化。集群要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支持集群内医药企业进入国内外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进行融资。
参考文献
[1] 褚淑贞， 沈念伍. 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研究[J]. 健康中国， 2011， （6）： 16-18.
[2] 赵浩兴， 刘俊涛. 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合作营销模式探讨——以浙江永康五金产业集群为例[J].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2008， 19（4）： 41-45.
[3] Baker M， Jeffrey W. Market tim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 Fin， 2002， 57（1）： 1-32.
[4] 吴晓隽， 高汝熹， 杨舟. 美国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模式、特点及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 2008（1）：132-135.
[5] 王星， 王雷. 产业集群中企业合作研发的引导机制研究[J]. 经济论坛， 2008（4）：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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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迅速兴起、蓬勃发展。2002年，世界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外包服务市场规模（企业服务收入）为100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163亿美元。预计到2008年全球市场总规模为210亿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360亿美元。据统计，2005年全球制药行业研发活动中的外包比例为24.7%，约1/4的研发工作选择了外包途径，到2010年外包研发支出占研发总费用的比重将提高到40%。
（二）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范围不断拓展
目前，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务已由最初的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药物基因组学、药物安全性评价等有限服务发展到几十项内容，甚至包括数据管理与分析、信息学、政策法规咨询、产品注册、生产和包装、推广、市场、产品和销售支持以及各类相关的商业咨询等诸多领域，而且每年都有新的服务内容增加。生物医药领域研发外包服务的范围已大幅拓宽。
（三）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向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快
为降低药物研发成本、占领市场，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加快了将生物医药研究转移到印度、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速度。1996年，美国国际研发外包服务企业MDS Pharma Service 在我国投资设立了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合同研究公司，从事新药的临床试验业务。随后美国昆泰、科文斯等陆续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一批由留学回国人员创建的国内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功，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从2001年的2500万元左右已经快速升至2006年的6亿元，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研发外包服务企业。此外，北京博际医药、上海开拓者、睿智等企业也快速发展，到2006年底，国内开展研发外包服务的机构已达300家左右，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二、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发展对我国的影响
（一）有利于加快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是指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以合同的方式提供药品研究技术服务的学术性或商业性机构，是近年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重点之一，具有技术密集、无污染、低能耗、节约资源的特点。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是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障碍。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仅占10.9%，低于世界19%的平均水平。软件、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大大低于印度。因此，抓住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对我国创新利用外资模式，提高外资质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加速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有利于推动我国新药研发基础平台与国际接轨
尽管我国已在药品研发、生产等领域相继实施了GLP、GCP、GMP等管理制度，但由于国内整体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现行的整套基础设施平台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内研发、检定的产品数据得不到发达国家承认，阻碍了我国产品进入美、欧、日等国际主流药品市场。研发外包服务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新药研发领域与国际标准接轨。目前，国内已有新药研发企业正在建设与国际接轨的GLP平台，部分临床试验外包服务公司在国内GCP医院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也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
（三）有利于培养具有国际医药研发经验的高级技术人才
我国拥有一大批接受过相关医药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但真正了解国际医药研发规则的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仍非常有限。中国新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在发展中一直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在合作中锻炼了一批掌握国际医药研发经验的技术人才，吸引了一批海外高级技术人员回国工作。这些人才流动将促进我国医药研发整体水平的提升。
（四）有利于降低医药创新、创业的风险和成本
创新成本高、风险大是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传统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创业模式，前期启动资金投入巨大，往往导致新药创业者很难迈出第一步。研发外包服务机构具有训练有素的研究团队、装备精良的研究设施、完整的技术体系、高效的项目管理体系，提供的研发服务模式，可有效地降低创新和创业者前期巨大的资本性成本，从而大大降低创新创业的风险。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研发外包服务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发外包服务机构作为新药研发合同的受托方，重在服务，通过提供专业化、高效的服务获取报酬，对研发取得的最终成果不享有知识产权；二是研发外包服务机构将吸引国内优秀的研发人才，可能出现技术“挤出效应”，对我国现有医药创新体系形成一定冲击；三是研发外包机构大规模进入中国，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在我国形成从研发、制造、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对我国生物医药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三、推进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发展的建议
（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业发展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重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我国具备承接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的人才优势，发展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转移，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占领市场，努力成为世界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研发基地，加快我国高技术产业从加工组装为主向研发延伸，提高国际分工地位。
（二）处理好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引进生产能力不等于拥有自主发展能力。跨国医药企业将研发转移到我国的主要动因：一是中国生物医药产品市场规模巨大，跨国公司要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缩短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周期；二是利用中国丰富、廉价和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降低研发成本；三是提高药品对中国人疾病的针对性。我国要利用生物医药研发外包转移的有利时机，鼓励相关科研型企业在高起点上参与研究开发，融入生物医药国际研发链条和体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医药产品，避免成为跨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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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产业属于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医药领域，世界70%左右的生物技术成果应用于医药领域。近10年，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从国际现代生物以及医药技术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成功经验来看，产业空间集聚是实现我国医药产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选择，是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化，培育新型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2生物医药行业的特征
生物医药产品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生物技术产品或其他的商品，从研发到产品转化周期长，除了经历生物技术产品必经的3个阶段即理论研究、中试和产品规模生产之外，它上市前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临床试验包括Ⅰ期、Ⅱ期、Ⅲ期及Ⅳ期临床和一个审批周期要比一般商品长得多的审批过程。从产业发展本身看，该产业具有独特的以下特点。
2.1高技术性
生物医药是一种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多学科互相渗透的新兴产业。以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发为例，上游研发技术涉及目的基因的合成、纯化、测序，以及基因的克隆、导入及工程菌的培养及筛选；下游技术涉及目标蛋白的纯化及工艺放大、产品质量的检测及保证，整个过程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特征也体现在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方面，要求有一批具备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技术人才。
2.2高投入
还是以基因工程药物为例，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开发费用平均需要1亿～3亿美元左右，创新一类产品一般是3亿～ 5亿美元甚至更高。另外，生物制药对医药厂房和设备仪器要求很高，且属于一次性投入，这又需一大笔资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设备仪器的配置及GMP厂房的建造等方面的投入相当大，一些大型生物制药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超过了40%。
2.3产业化周期长
这是生物医药产业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基础和应用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到中试和规模生产再到产品投放上市的整个过程，涉及多学科、多阶段、多主体。生物医药从开始研制到最终转化为产品一般需要8～10年，甚至10～12年的时间。在美国，一个全新化学药物的开发平均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而技术难度更高的生物药品，开发时间周期要高于一般的化学药品。
2.4高风险
生物医药产品的开发存在较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产品开发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一方面，一个生物工程药品的成功率通常仅有5%～10%。另一方面，“抢注新药证书、抢占市场占有率”是厂家激烈竞争的焦点。若被他人优先拿到药证或抢占市场，前期开发则全盘落空。可见，新药的市场推广过程也存在着高风险。此外，还有技术风险、政策风险、金融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等。
2.5高收益
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的产业。产品一旦开发成功投放市场将获暴利，一般一种新生物药品上市后2～3年即可收回投资，尤其是拥有新产品、专利产品的企业，会形成技术垄断优势，利润回报能高达10倍以上。因此，“抢占创新研发，抢占专利产品和抢占市场份额”形成新的焦点。生物医药产业是一项高利润高回报的产业，它的利润率达到了17.6%是信息产业8.1%的两倍，也远高于7%的计算机产业。
3集聚因素变化分析
3.1产业链的重心发生变化，研发创新作用强化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由于医药的研发、实验各个阶段不可或缺，成本不可减少，只有加快销售才可以实现利润，所以生物医药产业链主要体现在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产品在产业链中占有重点的地位，而创新的源头在产业链的上游，因此产业链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等特点，企业之间通过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可以达到资源共享及资源互补的目的，如传统制药企业与生物科技公司、传统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之间、生物制药企业与政府实验室、大学等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进行新药研发活动等方式越来越被重视；另外，将部分新药研发工作外包给专业的合同研究机构（CROs）已经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一道“风景线”，因为它可以提高新药研发的效率、加快新药研发的步伐并有助于减少新药研发的成本，由此使生物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实质上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链式结构。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的价值的实现也不再仅仅集中在产业链的最下游的生产销售环节，而开始向产业链的上游扩散。知识创新和营销渠道是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把持住研发和营销渠道这样的双重驱动，推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快产业集聚。
3.2风险投资成为产业的重要基础
生物制药投资回收期长，开发过程具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市场不确定因素很多，而产品寿命周期太短，开发时间越来越长，费用越来越高。此外，各国对生物制药过程都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政策，政策层面的变动会给生物制药企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这些需要资本市场来分散投资者风险，风险投资是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动机。有效的资本运作是生物医药产业成功的基础，是推进产业集聚的基础。
3.3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平台成为产业的推动力
知识产权保护是维系技术优势、保护贸易利益、提高竞争力的战略决策，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驱动来推动的。因此，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依赖程度往往高于其他行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生物技术产业是知识创新（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规模化生产各个环节的整合，这些环节需要将集群内的不同企业、组织的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同时，生物医药产业的高技术性决定了生物医药企业不仅需要有生物医药行业协会、专利机构、法律咨询等中介机构，更需要有能为孵化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发挥组织协调功能。
3.4知识溢出效应成为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生物医药技术以三种方式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才溢出。首先，技术溢出。可通过明显的技术优势如技术发明、创新能力、专利和各种生产要素禀赋等技术转移，从而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了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模仿，产生溢出效应。其次，知识溢出。知识作为产业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通过知识扩散产生溢出效应。最后，人才溢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带动技术的流动，将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产生溢出效应。显然，技术、知识和人才是生物经济增长的源泉。
3.5政府干预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对集聚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政府需要对新药开发和生产的过程加以监管，例如发放新药证书、GMP认证等程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金融、财政、劳动力供给、可持续发展等公共政策来为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政府机构的改革使得新药的批准时间缩短，制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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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079-07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各国在抵御金融危机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医药制造业这一被国际公认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它已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先导产业之一，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高技术产业之一。
2011年，世界医药产业市场额比上年增长12%以上，医药市场总容量超过八千亿美元，这充分说明医药产业具有无限的商机及发展潜力〔2〕。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纷纷提出有利于医药制造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以在全球市场中抓住机遇，占领制高点。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已将医药制造业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在未来10至20年内予以重点发展。而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医药产业在近30年内表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了17%，高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及同一时期其他工业的年均增速，成为我国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之一。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虽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医药制造业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表现抢眼，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专家预测，我国广义上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市场容量在2020年将达六万亿元〔3〕。而据艾美仕公司的报告，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医药市场，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而中国医药行业未来10年的复合年增长速度将超过20%，到2020年，中国的医药市场规模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医药产业将成为中国高科技领域及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4〕。
然而，由于我国医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不高及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大大制约了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中国医药制造业产业安全评估报告（2009―2010年度）》，中国医药制造业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新药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中国制药公司销售总收入还不及美国公司的1/3，说明我国医药产业存在技术创新水平低下、医药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等问题，中国医药制造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如何促进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如何提高我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如何充分发挥医药制造业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政府和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已有一定数量的关于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其研究手段以定量的实证分析居多。总观这些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其研究方向主要分为以下几个：（1）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实证研究。茅宁莹等运用DEA方法对1999～2008年我国主要省（市、区）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主要省（市、区）的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且总体上看，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5〕。（2）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吉生保等认为，在中国，政府出台关于医药行业利好或利空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医药行业的R&D生产率发生快速增长或快速下滑的变化〔6〕。张永庆等认为，医药企业的规模、市场份额的分布、科研经费投入以及政府对医药企业的资金支持都与企业的R&D效率有着很大的联系。经过实证分析后，他们发现：除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对企业的研发效率贡献不显著以外，其他因素的增加或提高都会对企业的研发效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7〕。（3）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王树华以桂林市为研究区域，从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素质及研发能力与科研设备三个方面考察该地区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发现：桂林市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并认为应该通过完善医药企业融资渠道、改革陈旧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加强政府对其宏观管理三个方面来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8〕。李晓梅等以东北、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的医药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式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从总体情况看，长三角地区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独占鳌头〔9〕。
与国内相比，国外对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方向主要分为：（1）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医药企业融资的关系研究。Paul通过对现代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与医药企业融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现代生物技术在整个医药行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掌握现代生物技术和基因技术的企业更容易融资〔10〕。（2）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Cerda通过对20世纪后期的美国医药新产品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的人口数量及行业的市场规模对医药行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医药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到人口数量及市场规模的变化〔11〕。Kwong和Norton在对美国八个医疗领域的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好的详细的广告对新医药产品进入临床开发的数量会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12〕。
这些研究各有千秋，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随着医药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融资规模对医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逐步增强，而以上研究中鲜有涉及医药制造业的融资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少关注不同融资方式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差异性影响。其次，国内学者在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过程中，所选样本范围大都为全中国，鲜有关于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区域差异性的研究。本文基于拓展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泛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域，以1995年至2008年为面板数据的研究区间，着重分析不同融资方式对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差异性影响。
二、我国泛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2010年，我国泛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总产值为284662亿元，同比增长2402%，占全国医药制造业总产值的2424%。从技术创新层面上看，2010年，我国泛长三角地区医药制造业实现新产品产值达66817亿元，同比增长1396%，占全国新产品总产值的3770%；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达62849亿元，同比增长1469%，占全国新产品销售总收入的3751%；申请专利数达1567件，同比下降2749%，占全国专利申请总数的2771%；R&D经费投入达4828亿元，同比下降1349%，占全国R&D经费总投入的3440%。总体而言，泛长三角地区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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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哈佛商学院著名战略管理学者迈克尔·波特（M.E.Porter）教授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形成了竞争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理论。根据他的观点，在一个行业中，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即潜在的进入者、现有竞争者、替代品、供应者和购买者。其中，潜在进入者、现有竞争者和替代品的威胁属于外部竞争，也称作水平竞争；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和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属于内部竞争，也称作垂直竞争。
这五种竞争力量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该产业的竞争强度和获利能力。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对医药行业竞争环境做出分析并对其发展战略进行探究有重要意义。
2 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口绝对数量增长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国家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出台以及大病保险等新医改政策的驱动，我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市场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医药产业完成产值18，255亿元，同比增长21.7%。根据中国医药行业分析报告，2012 年全年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17083.26 亿元，同比增长19.79%。医药行业产销规模的稳步上升进而带动了行业利润增速的继续回升，全年医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731.68 亿元，同比增长19.84%。2013年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趋势。虽然我国医药行业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行业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
2.1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上。
2.1.1从行业总产值分析，产业结构目前仍以化学医药工业发展为主导，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中药产业和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生物制药业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也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政策上的扶持。
2.1.2我国医药产品以普药为主且技术含量低，具有疗效明确，价格低廉的特点，大多数已经列入国家基本医药目录。处方药市场为仿制药的天下，新药特药相对较少，重复生产导致同一通用名称的药物其生产厂家有数十个，独家产品少，药品质量得不到国际认可。
2.1.3医药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近7000家医药企业中80%为中小型企业，存在数量多、规模小、水平低、区域分散、集中度不高等现象。自2004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强制对医药生产企业实施GMP认证，药企的创办和管理受到严格限制，近年来通过行业内兼并重组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医药龙头企业。
2.2创新能力匮乏。主要表现为原研能力无法赶超跨国医药企业。在跨国公司垄断全球医药市场的背景下，原研药依然居市场主导地位，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知识产权的药物却屈指可数。纵观全球研发领域，投入前10 位的跨国医药企业每年投入新药的研发费用平均占销售额的17%，而我国的医药企业对于研发的投入仅占销售额的2%～3%左右。很多医药企业长期依赖仿制药盈利，由于研发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2.3核心竞争力不足。综合实力无法与跨国医药企业抗衡。多数跨国医药企业创办较早，凭借多年的市场经验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凭借技术优势建立了强有力的行业学术地位，我国医药企业缺乏的正是雄厚的资本、前沿的品牌和过硬的研发技术。当今世界排名靠前的外资医药企业窥伺中国的巨大市场，无不想在中国分一杯羹，这使本土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和挑战。
2.4医疗体制不完善。我国医疗体制不完善的现状导致以药养医的现象长期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和百姓看病难、药品贵的问题需要不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在不断摸索和实践中寻找出路。
3我国医药行业波特五力模型分析
3.1潜在的进入者。医药行业是朝阳产业，具有投入大、利润高、风险大等特点。高回报率这一大利好让越来越多实力雄厚的集团企业看好这一市场。医药行业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关系民计民生，进入壁垒也较高。进入者必须面临规模经济的考验，若以低投入进入，则产品和市场得不到保证；若以高投入进入，市场需要培育期，短期回报率不能达到预期。同时，由于顾客对药品质量和品牌忠诚度不同，新加入者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攻克这一壁垒，树立自己的企业和产品品牌形象，往往会以前期亏损为代价。另外，在进入医药行业时，如果没有自己的分销渠道，也会面临进入障碍。医药生产企业-医药商业公司-医院，这种传统分销渠道的特殊性导致新加入者在选择和建立分销渠道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行业内产品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限制了新加入者对产品的选择，没有特殊优势的产品也无法赢得竞争。国家行政干预、药品招标限价政策、对新建厂房的GMP技术要求等都限制了新加入者的进入难度。
3.2现有竞争者。截止2013年8月，国内共有医药生产企业6980家，其中80%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在规模与资源上势均力敌，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药品创新缓慢导致药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各药企之间不得不展开激烈的价格战和服务战，市场增长缓慢。与此同时，跨国医药企业通过独资、合资模式与本土药企建立联系，凭借美誉度较高的产品和服务获得顾客认可，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
3.3替代品。药品属于特殊商品，其替代品属于新技术或新机理的产物。一种新药从研发、临床试验、上市后大规模人群使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且可能面临研发失败的风险，因此替代品对医药行业竞争威胁不大。但国内过多的专利期外仿制药品成为国外原研药的替代品，以相同机理、价格低廉对原研药物造成威胁。
3.4供应者。医药产业所需各种资源和设备，包括原辅料和生产设备等，受到国家能源价格调控的影响。近年来能源危机使得医药用原辅料价格不断提升，源头生产企业的价格提升导致药品生产企业固定成本提高。例如中草药的能源稀缺，滥采滥伐导致稀有中草药能源匮乏，原料药价格受市场需求影响不断提高，在不调整成药价格的情况下使得药品生产企业利润不断降低。因此原辅料供应商具有较强的议价优势，医药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后向一体化或更换供应商等战略调整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3.5购买者。医药生产企业的购买者主要有药品批发企业、医疗机构药房和零售药店等。我国现有药品批发企业1.3万家，根据国家对药品流通两票制的规定，药品从生产企业直接流向药品批发企业。近年来，药品批发企业逐渐形成战略联盟，规模化、集团化趋势明显，如国药控股、华润医药等大型药品批发企业在市场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市场份额逐年加大，在与药企谈判时具有较强的议价优势。我国现有医疗机构100万余家，零售药店42万余家，这些药品终端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与药企讨价还价时也占有绝对优势。
4医药行业发展和竞争战略探讨
4.1资源整合战略。针对医药行业普遍存在的产业结构趋同化、产业分散、数量众多、产品同质化等现象，应通过企业自上而下的兼并重组等方式打造产业内规模经济效益，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集团企业，将化学药物、中成药、生物制药等领域进行专业化分工，集中化生产经营，形成各具特色的规模优势产业群体。通过兼并重组，中小医药企业可以避免与大型企业在市场上发生正面冲突，避免在直接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同时获得大型企业资金和先进技术扶持，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通过兼并重组，大型企业加速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竞争优势直接扩大市场占有率。针对医药行业供应商和购买商的垂直竞争，具备实力的药企可以通过前向或后向一体化战略，深入供应源头产业和购买终端产业，建立价值链战略联盟，对供应方提高货源质量，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交货时间，对购买方提出的需求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从而实现上下游产业链核心优势，创造最佳效益。
4.2差异化战略。在产品同质化的情况下，如何整合优势资源，形成差异化特性，使顾客偏好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医药行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重要课题。实现差异化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4.2.1产品差异化。在生产同类产品时，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药效、降低毒副作用、提高生物利用度、改变剂型剂量、改变给药途径等方法实现差异化，形成竞争优势。
4.2.2品牌和服务差异化。在业内树立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通过高度个性化服务和专业化营销模式实现差异化。医药行业有别于其他行业，与人类心身健康息息相关，组建一支专家顾问式服务团队尤为重要。
4.3创新战略。医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医药创新。医药创新具有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目前，真正有效而且安全的药物大部分都是进口的技术，我国在知识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虽然原研药物少，但模仿创新能力较强。
4.3.1发展高仿制药。发展非专利药是我国医药行业的强项，在未来若干年也是医药企业的首选。高仿的好处是风险相对较小，同时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我国是制药大国，但不是制药强国，从低端仿制、高端仿制到完全创新，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日本从低仿、高仿到最后独立创新，经历了40年。我国进入高仿阶段后，未来几年产品会越来越多，技术也不断积累，可以为独立创新研发打下良好基础。
4.3.2发展中药。我国传统中医药历史悠久，临床辨证施治已有几千年历史，《本草纲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中医药典籍流传至今，具备成熟的经典方剂。医药行业应重视我国独特的中医药优势，将其开发成符合临床需求和具有现代科技含量的药物，提高在国际新药研发中的竞争能力。
4.3.3集中于特殊领域。目前新药研发热点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领域，随着社会压力和人口老龄化加重，对精神心理疾病、老年病、流行病、计划生育等需求量巨大的药物应当引起重视，因此在这方面的新药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5结语我国加入WTO后，世界医药巨头纷纷加快抢占中国市场的步伐，医药行业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威胁，本土医药企业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合理树立战略目标，发挥竞争优势应对挑战，推动我国医药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