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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广良种良法先进适用技术。重点培育推广一批优质高产、安全性好、抗性强的玉米、水稻新品种，配套选择测土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玉米螟、农区统一灭鼠、玉米保护性耕作、水稻“三推两早一达标”等一批技术成熟、实用，覆盖面广、转化力强，能够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科技成果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二是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科技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利用其技术、人才资源等优势扩大影响力，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农业科技创新服务的新优势。三是深入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紧密型利益机制，围绕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组织联合攻关，破解农业发展中的技术推广“瓶颈”难题。四是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组织人员到农业发达地区学习借鉴外地好的经验做法，积极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拓宽视野，创新思维，努力向农业新领域研究发展，加快构建推进全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五是鼓励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开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加大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进行有益探索的同时，辐射带动更多农民学用新技术。
三、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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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实施农业“项目化”改造。近年来，我县把发展高效农业规模化作为改变传统农业的突破口来抓，重点围绕设施蔬菜、百万草鸡养殖、万头猪场、优质粮开发、蛋禽肉禽养殖、特种水产养殖等特色产业和一批重点农业招商项目，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专业招商小分队，到上海、苏南、浙江等地进行登门招商和驻点招商。瞄准大型上市公司和农业龙头企业，千方百计吸引客商投资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与本地企业进行合资合作。同时，突出农业招商的个性，强化农业招商引资的针对性，积极到县外高效农业规模种养基地招商，引进种养能手、农民经纪人来我县创办农业项目。近年来，全县新投入1000万元以上的规模农业项目达18个，成功引进悦达集团、家乐福公司及江苏省农科院共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
加大龙头企业培植力度，逐步推进农业“企业化”生产。一是嫁接改造，壮大一批。引进外来资金，对原有的粮食加工厂、冷冻厂等一批老字号农业企业，实施资产重组或改造扩能，发展壮大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型龙头企业。如省级龙头企业冠华水产公司通过技改扩能，年产虾仁近500吨，畅销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二是直线延伸，提升一批。加大现有农业企业的技术引进和开发力度，重点突破蔬菜、水产品、畜产品的加工、保鲜、贮运等薄弱环节，提升一批农业企业。如省级龙头企业恒通蔬菜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盐渍菜系列产品，产品直销日本。三是引进开发，发展一批，支持城乡民营企业争当龙头，鼓励企业、能人带着资金、信息、技术参与农业开发，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有竞争优势和带动能力的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
加大农产品市场建设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我县十分重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一是建特色化市场。重点围绕特色产业，建设蔬菜、瓜果、家禽、水产品等一批特色批发市场。其中，上冈南庄苗禽市场已建设成为苏北地区最大的苗禽集散地，销售触角遍及华东6省1市。二是建差别化市场。根据市场需求，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农民经纪人、营销大户的作用，在国内大中城市建立农副产品配送中心和直销窗口等差别化市场，提高农产品市场份额。三是健全市场组织体系。做到外有农产品直销窗口、县有专业批发市场、镇有特色市场、村有农产品购销经营部、组有农民经纪人，建成上下内外成龙配套的完整市场体系。
用抓开发区的办法抓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农业要发展，产业要提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载体建设，通过建设农业示范围区和基地，带动广大群众发展高效规模农业。
加强载体工程建设。我县根据县情，县级重点抓好“两区三基地”建设，即：2000亩的农产品加工集中区、1万亩悦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5个生态农业示范基地、7个高效农业示范基地、2个花卉苗木示范基地。镇级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重点抓好示范基地建设，确保每个镇建成1个千亩以上的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基地。
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土地流转是发展规模农业的前提。我县成立了县级土地流转工作指导办公室、镇级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村级土地流转工作站，全方位服务农村土地的规范流转。在不违背农民意愿、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灵活运用股份合作、委托流转、转包租赁等土地流转模式，今年来全县共流转土地5万多亩，有力地促进了规模农业的发展。同时，我县还通过与农户签订合同、交纳定金、预约流转的办法，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库，为引进农业项目储备土地资源。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目前，全县已建立各类农民合作组织163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41家。土地股份合作社20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2家，入社会员达2.61万人，带动农户5.2万户。其中，恒济水产协会被评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单位，因西草鸡协会跨入省级农业产业化专业协会行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业产业的提升、规模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用抓产业集群的方式抓特色产业和重点品种
建湖是鱼米之乡，农产品种类繁多。因此，我县按照扩大规模、提升品质、培育品牌的思路，选出特色产业和重点品种加以重点培植。
坚持特色化发展。我县初步确定重点发展优质粮、杂交稻制种、优质蛋禽、荷藕、水产养殖、花卉苗木等六大特色产业。围绕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四个环节，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创新发展模式，完善扶持政策，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产业发展。
坚持集群化发展。根据区位特点，形成“突出区域特色，优化区域布局，培育优势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和“一村一品”的格局。东部重点发展设施蔬菜、畜禽养殖产业，中部重点发展杂交稻制种、优质粮产业，西部重点发展水产养殖和水生作物产业。通过专业协会的带动，实施统一培训、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逐步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坚持品牌化发展。把发展品牌农业作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提升农业产业整体效益的重要措施来抓，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创建工作。目前，在重点巩固发展仙姑挂面、白云面粉、三伏酱油、盐阜草鸡、水晶虾仁等一批知名品牌的同时，积极申报注册具有地域标志的建湖大米等农产品品牌，全力打造品牌农业。
用支持工业的力度加大高效农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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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程度。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全县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350多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7家、市级龙头企业27家，县绿色生态食品加工产业园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企业发展带动了部分农产品价格的上扬，泗洪小麦、水稻等农产品价格平均每500克高于周边地区0.05～0.10元，使每亩种粮收入增加了约200元。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全县龙头企业已吸纳和安置农村劳动力1.12万人，连结基地农户9.95万户。发展合作经营型、土地集中型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97.23万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072个，约30％以上纯农户参与高效农业发展，参与高效农业发展的农户人均现金收入在5200元以上，比从事传统农业高2500元。
三是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加强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供应和配套服务，建成20万亩高效渔业、60万亩优质稻米等五大种养基地；发展17家农产品仓储、物流企业。正在创建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集科技创新、科技推广、旅游于一体，建成智能化温室大棚24万平方米，游客采摘中心、农家风情园已投入使用，每年可接待游客7万多人。
二、强化科技运用，突出高效农业科技支撑
一是深化产学研合作。主动与江苏省农科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合作，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先后实施千亩水稻机插秧示范基地、500亩高效设施蔬菜基地、500亩大棚草莓示范基地等产学研项目5个，引进新品种、新技术17项，其中，有机生态无土栽培技术是国内唯一达到有机食品标准的无土栽培技术。全县“三新”推广面积为120万亩，良种覆盖率达95％，亩均综合效益提高了120元。
二是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深入推进“科技入户”工程和“万名农民培训计划”，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和蔬菜标准化安全生产等重点，深入开展科技下乡活动，着力解决农民在发展高效农业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坚定农民发展高效农业的信心。今年1～8月份，已开展送科技下乡10次，专题授课740场次，培训农民11.96万人次。开展农业用地资源普查，科学规划种植区域，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县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农田达150万亩，项目实施区肥料利用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三是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把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建立100名农业技术员、100名林果技术员，100名养殖技术员的农村基层科技服务队伍，基本实现农技人员进村服务全覆盖。建成“泗洪农林网”、“农业一线通”12316智能电话语音系统，打造“农业科技服务110"品牌，“农业一线通”自2006年开通以来，为农民提供技术咨询3000多次；在县电视台开办《农家致富》栏目，为农民提供直观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供需等信息服务。
三、实施品牌战略，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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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内涵却发生重大变化。“增长方式”主要是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效率，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相应地，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相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也有新的更高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除了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或从外延型增长向内涵型增长转变外，还应有如下要求。
(一)向农业发展目标的多元化转变。农业经济运行的情况要用综合目标体系来考察。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组织化程度；资源和环境对农业发展的承载程度；城镇化进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程度；农业从业人员的增收幅度。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政治指标：农村教育水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村民自治能力、农民个人的发展程度，等等。
(二)向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荷兰人均耕地只有0.06公顷，但其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人均创汇8万多美元，大大超过美国。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以色列，1991年农产品出口创汇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6％。我国不少农产品的生产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2005年每千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高达366.5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分别是日本、美国、法国的1.6、3.6和6倍，不仅生产成本高，而且还污染环境。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越来越受技术壁垒的影响，虽然原因复杂，但与自身存在的质量、标准等问题也分不开。因此，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必须坚持质量和效益并举的方针。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重视品牌的创立和质量安全，努力实现初级产品向终级产品转变，由低科技含量向高科技含量转变，由无品牌、少品牌向有品牌、多品牌转变。
(三)向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农业产业结构由农产品市场决定，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将形成不同的产品结构和服务需求。以往，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现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总量已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季节性、区域性供大于求的现象经常出现，这表明农业生产上存在阶段性、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现阶段，要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区域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位特点为基础，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面向市场要求，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化生产和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此外，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生态保护、观光休闲等功能。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开发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
(四)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转变。我国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生产消耗大、产出少、效益低。要用有限的自然资源支撑更多人口和更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必须建设生态能自我维持、资源能多级循环利用、经济能获得较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农业。
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途径
(一)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资金供给短缺是制约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应从切实保障农业投入出发，建立“政府财政投入启动、信贷投入助推、农户投入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投资体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信贷向“三农”的倾斜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减少农村资金的非农化流失。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补贴，充分调动广大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此外，要优化农业发展环境，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
(二)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在我国农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科技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为无论是提高农业的产量、质量和效益，还是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约低30个和40个百分点左右，且农业人才严重流失。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1.大力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要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重点，组织科技攻关和技术引进，实现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要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延长农业生产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方向，在农作物育种技术及新品种选育、优质特色畜禽、水产品种培育及农药、动植物无特定疫生产技术方面有所突破。同时，应集中突破一批节能、节水、节地、节肥、节药和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加大先进实用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力度，重点抓好优良品种、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的推广。建立新型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强化农技推广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全面推进农业科技人户工程，扶植农业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农业科技交易市场网络，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3.加强对农民的培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使其实现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从单干型向组织型、从身份型向职业型、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现在农村文盲人数虽然减少，但真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并不多。因此，必须对农民开展农业生产技能、经营管理和政策法规培训。首先，要在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各种短期培训，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其次，要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传授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普及活动。再次，要加大对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农林专业学生的助学力度，鼓励他们毕业后到农村，为发展现代农业建功立业。
(三)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一头连农户、一头连市场，实行合同化管理的途径，解决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矛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实现农业产业化应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调整和优化农业经济结构。一要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精心组织粮、棉、油、禽、菜等骨干农产品的生产。二要以资源为基础、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导，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促进农业的多元化经营、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培育特色品牌，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2.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现代农业，要求从田头到餐桌各个环节的标准化，标准的内容延伸到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运等各个环节。因此，必须严格贯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加快农产品生产环境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检测，保证上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3.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农户小规模、集成大群体式的专业化、区域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并培育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产业园区等市场主体，使它们成为连接农户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强化合同管理，使他们与农户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适应农业市场体系和国际化要求，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在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加强对农户的农机、水利、信息、技术等服务，形成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为农产品创造增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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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生态农业的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瑞典生态农业户不断涌现。在种植业方面，瑞典提倡只能施用牲畜粪便等天然肥料，不使用化肥、农药和除虫剂。为使土地保持肥力和减少病虫害，要实行轮作，特别是要种植豆类作物和牧草。每4年循环一次，即第1年种小麦，第2年种豌豆，第3年种燕麦，第4年种牧草。生态农作物产量相对于普通作物要低，如生态小麦产量比普通小麦低15%~20％左右，但销售价格却高出2倍以上。在养殖业方面，瑞典提倡让牛、羊、猪、鸡在室外自由活动，使用自己生产的没有使用过化肥和农药的饲料。禽畜传染病以预防为主，一般不喂药，如果喂了药，要等3个月后才能屠宰。普通猪饲养期为6个月，而生态猪饲养期为7～11个月，生态猪出售时价格要比普通猪高1倍。如今在瑞典，有机农场的发展相当普遍，在整个欧盟中位居前列。
1.2美国“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模式”
美国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循环农业的概念，但是循环农业理念却广泛应用于农业各个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基础上，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有机农业往往造成农作物产量的降低，实际利润减少。美国又提出可持续农业的农作制度，该制度由水土保持耕作、农牧混合和作物轮作等技术作为支撑，更多地强调农业生产经济效益。近年来，美国农业倾向于采用低投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所谓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是指通过尽可能减少化肥、农药等外部合成品投入，强调资源的充分利用，并以法规的形式把化肥、农药等施用量控制在安全水平上，并强调维护资源的自然属性，以求获得理想经济效益[2]。目前，美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持续农业理论和目标、措施。
1.3德国“绿色能源农业模式”
早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可从一些农作物中提取矿物能源和化工原料的替代品，以实现农产品的循环再利用，德国政府开始重视发展此类经济作物。德国政府每年用于“工业作物”的研究和开发拨款达40亿欧元以上，2006年德国政府拨付约6.15亿欧元给各个州，各州再按政府拨付资金的40%比例进行配套，专门用于农业的发展。据资料显示，如果按农民的人均来计算，德国每年每位农民享受的补贴约为1.7万美元；如果按照耕地面积计算，德国每公顷土地补贴在300美元以上，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通过几年的努力，德国科学家对部分作物进行了定向选育，先后从甜菜中获取乙醇、甲烷，从菊芋植物中制取酒精，从羽豆中提取生物碱，从油菜籽中提炼植物柴油代替矿物柴油作为动力燃料。这些能源和原料均是绿色无污染的，符合德国人注重环境保护的理念，从而实现了农业模式的创新。
1.4日本“环保型可持续农业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在农业领域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推动了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污染了环境，造成了水土流失，又造成了社会公害。当农业可持续发展浪潮到来之时，日本很快推出了环保型的农业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一是降低农场生产资料如化肥、机械、农药等的投入来保护环境，防止环境污染，保持和逐步提高土地的肥力；二是以提高效率来保护周边环境；三是对农业资源特别是森林进行经济效益评价和测算，指出森林在防止水土流失和动植物多样性及净化空气等方面的价值，以期保护绿色资源[3]。近几年来，日本又兴起了一种小农户有机农业经营模式。欧美的有机农场规模都达到66.7hm2左右，而日本的有机小农场一般只有0.67hm2左右。其经营模式无需进行官方有机认证，而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向20~50户市民直接供应，这个模式在日本已比较盛行。
1.5以色列“无土农业模式”
以色列土地资源极其匮乏，发展无土农业是其农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以色列充分利用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实现循环农业，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采用无土栽培直接向植物提供无机营养液确保作物生长发育所必需的营养；二是采取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热量的栽培方式。目前，以色列的无土玫瑰年均产量可达150枝/m2；若按中国计量单位计算，每667m2无土甜椒产量达6500kg，每667m2产无土樱桃番茄3500kg，每667m2产大西红柿15000kg。苹果、樱桃、油桃、杏、葡萄等也采用无土双倍篱壁式栽培技术，都取得了很好的收益。这种无土生产方式既无污染又节约土地资源，具有可持续性，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成功尝试[4]。
2国外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比较
国外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是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亮点，这就为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通过表1可以看出，瑞典、德国等西欧国家由于气候土壤条件较好，主要实行绿色生态农业模式，实施过程中农户自觉参与、政府重视并积极投入；美国由于人均土地资源丰富，主要实行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模式，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制度规范的建立，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日本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贫乏，他们发展环保型可持续农业模式，由于他们起步较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以色列农业生产条件较差，该国地处沙漠地区，水分和土壤条件不适合作物的生产，但是依靠高技术的有效应用，他们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无土农业模式，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对国外几个典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的介绍，找出各种模式的优劣，为我国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
3对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启示
3.1转变观念，提高意识
在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生态安全已受到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发展循环农业可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约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现实选择。因此，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进行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必须转变思想和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同时应加强运用各种手段和舆论传媒对循环农业的宣传，以提高公众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并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尽可能减少农业废弃物的丢弃，进行农业废弃物再利用。另外，由于涉农人员普遍对循环农业认识不足，阻碍了循环农业的发展，需要加强组织和宣传，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意识，为发展循环农业注入活力。
3.2抓紧立法，加强管理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循环农业的发展法规。为了从思想上、制度保障上充分体现循环农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循环农业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并为它们构建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支撑体系。法律和法规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可以有效地引导循环农业的规范化实施，使循环农业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应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农业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约束来确定循环农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明确政府、企业、农民在发展循环农业中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要提出一些操作性强的法规，明确全社会推进循环农业的途径和方向，将农业资源循环利用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制定农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及实施办法，推进循环农业的发展，这样才能让循环农业更好更健康地发展下去。
3.3政策重视，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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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醒认识现存问题，明确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性
近年来，海阳市围绕农业结构调整这条主线，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深入贯彻中央有关强农惠农政策，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生产经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推动了全市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但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不足方面和薄弱环节。
1.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发展后劲不足
近年来，海阳市每年都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但从调查情况看，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致使部分工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大大降低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而且从根本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农业产业特色不突出，规模优势不明显
突出表现为地区结构雷同现象比较突出，区域主导产业规模较小，特色产品比重较低，品牌农产品较少，农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从规模上看，作为海阳农业的两大支柱产业蔬菜和果品，与周边县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统计，海阳市蔬菜种植面积仅占莱阳市的30%左右；苹果种植面积仅为栖霞市的40%左右。从特色上看，经过多年的发展，海阳市蔬菜种植依然主要是黄瓜和西红柿两个品种，苹果主要是红富士和嘎拉等品种，缺乏名特优新品种的引进和种植。
3.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亟需进一步加强
从调查情况看，海阳市农村基层公益性农技服务难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要求，突出表现在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两个方面。从农业科技推广队伍的现状看，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科技人员知识老化、知识更新缓慢等问题十分突出。从农业科技投入方面看，农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农技推广人员工资缺乏保障，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开展。
4.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较少，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近年来，海阳市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投入力度，但目前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周边的莱阳市有很大的差距。且大多数企业只是简单再加工，缺乏真正具有产品发展前景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企业。
二、积极探索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途径
海阳市是农业大市，发展基础又差，转方式调结构更迫切，任务也更艰巨。必须认识到位，措施得力。
1.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精心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正确处理好粮食生产和结构调整的关系、保持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立足本市的资源优势，精心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不断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当前，要大力发展好两大支柱产业。一是要加快发展果蔬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海阳市初步形成了“南菜北果”农业结构发展布局，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得到大幅度提高。但与周边的莱阳市和栖霞市相比相差还是很大。要按照“一片两带”经济发展布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调整和发展力度。在膨胀规模的同时，加快名优特稀品种的推广和更新，提高产量、品质和档次，打造知名果蔬品牌，以品牌拓市场，从而提高海阳市果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突出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已成为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被公认为是农业的朝阳产业。2002年，海阳市被确定为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要充分借助这一优势，把突破性发展畜牧业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在抓好传统畜牧养殖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畜牧新品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力度，进一步完善畜禽疫病防治措施，加快发展规模化、现代化、无公害畜牧养殖小区和养殖场，以此不断膨胀畜牧业规模，改善畜牧业结构，提高畜产品质量，提升畜牧业在富民强市中的地位。
2.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和基础。根据海阳市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突出抓好节水灌溉、完善农田水利工程，提升水利现代化水平；健全和完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加强自然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和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加快农村沼气工程建设，大力发展环保、节约、生态、有机农业，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着力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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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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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走合作农业之路，实现从分散主体参与竞争向联合组织参与竞争转变
现代农业是合作农业。近几年倡导发展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农业要从分散主体参与竞争向联合组织参与竞争转变，就必须像发达国家那样，逐渐跨过松散型合作发展阶段，发展紧密型合作，以此占据竞争的主导地位。
2.通过走规模农业之路，实现从单打独斗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向新型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现代农业是规模农业。我国农业发展要从单打独斗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向新型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应及时出台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及配套措施，为加快土地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的同时，制定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规划，注重建立土地中介服务机制和土地评估体系，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允许农户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扶持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加大对农业规模经营的补贴，不断完善各项配套扶持政策。
3.通过走高科技农业之路，实现从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结合向以高新技术为主转变
现代农业是高科技农业。应充分认识发展高科技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制订和实施好发展高科技农业的计划和规划，千方百计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并制订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措施，以提高农业科研开发能力、农业技术推广能力、农民应用科技能力为重点，围绕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没，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积极运用农业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和中低产田，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
4.通过走可持续农业之路，实现从资源高消耗的不可持续生产方式向资源低消耗的永续性生产方式转变
现代农业是可持续农业。我国农业要从资源高消耗的不可持续生产方式向资源低消耗的永续性生产方式转变，就必须坚持以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为重点，切实转变农业资源利用方式，积极推进农田内“四大循环”，大力推广“八节”农业技术，坚持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
二、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l.将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转变的重点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尤其是农业产业布局欠优化，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层次比较低。而农业产业布局是否得到了优化，主要体现在能否确保国家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能否形成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能否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发展等方面。
2.将加强农业物质装备，作为农业生产条件转变的重点
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的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还比较小，新型农用工业发展还比较慢。而农业物质装备是否得到了加强，主要体现在能否确保水利设施完好无忧，能否使中低产田得到全面改造并建成了占耕地总面积50%以上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能否大大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
3.将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作为农业尘产方式转变的重点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不给力，主要体现在许多地方仍然在沿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许多传统的农业产方式已经与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相悖。与现代农业相配套的现代化生产力式，讲求的是能将资源、技术、管理等先进生产力要素优化纠组合起来，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尤其是在知识农业背景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必须是在高新农业科技引领下发展。而农业科技含量是否得到了提升，主要体现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能否得到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能否得到健全，现代种业能否得到快速发展，新型职业农民能否得到快速培育等。
4.将振兴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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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多元化投入促进大棚蔬菜发展。积极培育多元投入主体，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格局，是推动大棚蔬菜快速发展的关键和保障。强化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有效拓展设施农业投资渠道，逐步建立和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坚持以品牌建设引领大棚蔬菜发展。打造大棚蔬菜品牌，应以龙头企业或农村经济组织为纽带，逐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问题，将一个个优势产业打造成强势产业，进而带动整个大棚蔬菜产业快速发展。
坚持发展流通服务拓展大棚蔬菜市场。政府部门应积极引导菜农更新观念，搞好蔬菜市场营销，彻底突破小农思想的束缚，树立蔬菜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观念。
用灵活的政策扶持大棚蔬菜
政策扶持拉动。大棚蔬菜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难产生相应的规模和效益。福州市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的方式，对连片成规模的新（扩）建大棚蔬果项目给予奖励性资金补助。目前，已连续两年对新建设施农业项目实行补助，补助钢架大棚面积1926.5亩、竹木大棚面积1919亩,兑现补助资金518.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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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农发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划分为农发基金直接使用的资金和农发基金受托管理的资金两类。两类资金的来源、特征、使用方式、对治理机制影响等都有较大差异。
（一）农发基金直接使用的资金。
农发直接使用的资金来源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初始捐资；二是额外捐资；三是非会员国的特别捐资；四是利息及其他收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始捐资和额外捐资。
1.初始捐资(initialcontribu-tions)。
初始捐资来源于农发基金成员国，根据农发基金规定，无论是否属于创始成员国，初始捐资为该国加入农发基金时批准、接受农发基金创始协议时承诺的捐资额。根据实际支付时间点不同对投票权计算影响不同，即：1995年1月26日前实际支付的捐资纳入投票权计算，1995年1月26日后实际支付的捐资不纳入投票权计算。
2.额外捐资(additionalcontribu-tions)。
额外捐资来自于成员国的常规增资，每三年进行一次成员国的增资磋商，各成员国做出捐资承诺，并在三年增资期内分批支付捐资，目前IFAD9（2013—2015）项目正在实施，IFAD10（2016—2018）增资磋商已经基本完成。额外捐资具体划分为核心捐资(corecontribu-tions)和指定捐资(complementarycontributions)两种。核心捐资由农发基金统筹管理使用，可以通过一定方法计算投票权，并纳入捐资基数。指定捐资不计入投票权，捐资国可以（mayormaynot）制定具体的使用用途，执董会经理事会授权与捐资国签署协议，使用指定捐资。需要说明的是，指定捐资计入捐资国对IFAD的总贡献，但不计算投票权和核心捐资基数，不会形成核心捐资滚动增加的压力。
3.特别捐资（specialcontribu-tion）。
特别捐资指非成员国的国家或组织捐资给农发基金，不附带条件的赠款或者捐资。此外，农发基金直接使用的资金来源还包括：农发基金贷款回流，投资收益，提取的管理费和服务费等。值得注意的是，农发基金在有关文件中专门表述，成员国或者捐资方采取上述方式对农发基金捐资，即表明对资金控制权向农发基金让渡，由农发基金统筹安排使用。农发基金总裁向执董会提交项目和资金的使用报告，但不会就某一成员国的某一笔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向成员国单独报告。
（二）农发基金受托管理的资金。
为了满足发展中成员国对农发基金资金的需求，农发基金章程允许管理当局采取必要措施额外融资，为发展中成员国募集用于农业发展的额外资金。具体包括专项基金和借款融资两类，这两类资金都不计算投票权。农发基金按照与捐资方或者贷款人的协议履行勤勉尽职的管理责任，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对资金进行管理，但是不拥有这些资金的产权。
1.专项基金(supplementaryfund)。
专项基金一般由农发基金与捐资方共同协商确定，用于特定的政策目标，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改善营养、性别平等、南南合作等。截至2011年12月31日，农发基金共接受专项基金总额约8.84亿美元。目前已经签署的专项基金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农发基金主导类，捐资方确定投资方向，农发基金确定项目，捐资方只明确大致的投资方向，由农发基金负责分配资金、安排项目实现基金特定目标；二是联合融资类，捐资方和农发基金针对已有的特点项目开展联合融资；三是捐资方主导类，由捐资方确定明确的投资项目，包括明确的项目目标、技术路线、国际合作、咨询评估等，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2011—2013年，IFAD共筹集专项基金5.56亿美元。其中，19个成员国捐资1.8亿美元，11个国际组织捐资3.707亿美元，4家公司捐资530万美元。上述捐资中，41%（2.26亿美元）由欧盟指定用于支持国际农业研究咨询集团；38%用于农发基金支持项目的联合融资，包括贷款和赠款；21%用于明确的指定项目或指定政策目标专门投资。
2.贷款融资资金。
为了扩大资金来源，2013年起农发基金启动了借款融资，2014年9月第113届执董会批准了农发基金向德国复兴开发银行（KfW）借款融资4亿美元（等值欧元）的协议，这是农发基金自成立以来首次采取借款融资方式融资。在此基础上，还将研究制定借款融资框架，为继续开展借款及市场借款（发行债券）做好政策准备。
三、农发基金筹资方式的影响分析。
（一）农发基金筹资方式中仍以核心捐资为主渠道，并且捐资规模保持相对稳定，现有治理框架短期难以改变。
农发基金的章程和各类补充捐资文件规定，核心捐资资金使用政策比较严格，单个成员国对资金使用方向的影响力小，资金的使用程序、内容和目标相对固化。IFAD9（2013—2015年）期间确立了30亿美元的贷赠款业务规模，共有105个成员国参与了对IFAD捐资，做出核心捐资承诺14.23亿美元；正在进行的IFAD10（2016—2018年）增资仍然确立了30亿美元的目标。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迟缓、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财政状况紧张，普遍表示今后一个时期难以大幅度增加捐资。但由于历史累计捐资额高，发达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家在农发基金内部的话语权较高，农发基金的治理机制仍然有利于体现发达国家政策意图和外交利益，这一优势直接体现在高级管理岗位人员任命，迄今共有五位总裁分别来自科威特、沙特、阿尔及利亚、瑞典及尼日利亚。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即便发达国家捐资增幅保持现有规模，但由于历史累计因素，仍将对机构主要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虽然捐资增幅较大，但短期难以改变高级管理人员的结构。
（二）专项基金具有捐资方式灵活、政策目标明确等优点，可以成为我国引导国际农发基金政策走向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各国对国际农发基金的核心捐资保持相对稳定，专项基金投入明显增加，2013年签署专项基金20个，投入资金1.93亿美元。主要涉及五个领域：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农民组织建设；三是农业产业价值链建设；四是农业风险管理；五是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员国与国际农发基金联合发起设立专项基金协议中会明确规定专项基金的使用对象、政策目标、使用方式等，事实上包含了捐款国政治、经济和价值观诉求，形成了捐资国对农发基金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受援国农业发展项目和农业政策走向的影响能力，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专项基金在实现政策意图方面的巨大优势。我国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专项基金对国际农发基金政策的引导作用，在南南合作等具有道义优势和政治影响力的领域设立专项基金，为参与国际组织治理和影响政策走向提供抓手。
（三）专项基金对农发基金政策走向和治理机制的影响分析。
专项基金的设立和使用，对国际农发基金治理机制变迁和政策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专项基金设立有利于扩大业务规模，增加资源投入，有利于发挥农发基金机构优势，利用其投资经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福利水平。截至2013年12月，专项基金规模为4.562亿美元，项目个数66个；二是各方对专项基金总体持欢迎态度，但也隐含不同利益诉求。捐款国乐于采取这一财务政策工具，受援国可以额外获得专项基金对本国农业发展的支持，农发基金也借此扩大了自身机构影响力；三是专项基金可能带来融资方式和治理模式调整。农发基金规定专项基金不计算为成员国贡献，不能够折算为投票权和捐资基数，仅限定为联合实施项目。但大国纷纷设立专项基金推动特定议题，引导机构政策走向，例如在英国小农适应气候变化基金、西班牙粮食基金推动下，将应对气候变化、改善营养等议题主流化。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层面，加强对国际
机构宏观政策研究，高度重视专项基金发展对农发基金融资方式和治理模式带来的重大影响。专项基金的设立和发展是农发基金融资手段的丰富和完善，也为成员国提供了新的可以灵活使用的财务政策工具。自1980年我国以非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农发基金以来，累计捐资规模达1.67亿美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今后还会增加对IFAD捐款。我国应加强合作战略思考，认真研判专项基金对农发基金融资方式和治理模式带来的影响，顺应机构变革趋势，加强政策研究和储备，在今后研究增资方案时统筹考虑利弊影响，合理利用政策工具。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在多边国际组织合作中管理使用专项基金经验，实现我国政策目标。例如，2014年10月国务院总理到访位于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宣布未来5年向粮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开展农业南南合作，就是使用专项基金的成功案例。
（二）从经济层面，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作用，积极探索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在国际组织财务框架下设立专项基金。农发基金近年来不断强调与私营部门合作，力图更新减贫与发展理念，提高资金效率，扩大收益人群。总裁内旺泽公开表示，“农业无论规模大小都是一种商业行为，贫困农民获得必要的工具和知识后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有效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加家庭收入，确保粮食安全”。为了充分利用农发基金的机构优势、政治优势、智力优势，可探索我国财富基金与农发基金联合设立投资基金，建立兼顾国际责任与商业目标的新型投资基金，不但在政治上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商业角度也具有可持续性，为我国投资走出去积累经验，创造机会。同时，农发基金业务贷款均为类性质贷款，具备较高资信等级，如果合作成功，我国财富基金走出一条借助联合国机构，促进投资走出去的新路子，积累了对外投资经验，丰富了投资领域和手段。
篇11
一、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发展的需要。
将农业发展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加快我国农业发展进程的主要途径。虽然目前看来，我国粮食产量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逐年上涨。但是，一直维持当前的农业发展模式，很难适应目前局势的要求，最终必然会阻碍农业发展进程，在“三农”问题上难以得到突破性进展。所以，我国经济要想保持快速发展，就必须将农业发展向深层次推进。
2.帮助提升综合生产能力。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能够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有效提升我国粮食产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能够帮助加快农业的发展步伐，开创更多的精品品牌，打开市场，为农民创收。
二、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现状分析
1.推广人员总体素质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数量较少，缺少具有专业水平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整体素质还有待加强。因为人手不足且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大大降低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效率和实际效果。不仅如此，这些工作人员自身对技术推广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耽误了推广工作的进度，使许多本应该及时传达到的最新技术，不能在第一时间下达基层农村中为广大农民所用。
2.推广对象的素质偏低。
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对象主要是农民。在我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对信息的接收、理解能力较弱。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掌握新技术的使用方法，往往会放弃他们认为难以操作的新方法而沿用旧方法。这为技术推广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三、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路径
1.提高推广人员的专业素养。
为了更好地提高推广人员的专业素养，可以由当地政府出资，对这些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帮助他们扩展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要转变他们的思想认识，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性，使他们对推广工作认识更充分，对工作更认真、更投入。
除了开设培训班，还可以通过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来为技术推广团队增加新鲜的血液。通过这些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帮扶，带动整个团队的素质水平提升。
2.从实际情况出发。
目前我国农业的技术推广工作没有充分考虑到推广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实际要求。农民需要的是便于操作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能够为他们带来实际效益的科学技术。在今后的推广工作中，要注意随时结合客观实际，在推广工作开展前先对该地区的农民进行一个走访调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以此为依据，改进自身的技术不足，研发出该地区广大农民所需要的农业技术。
在探索研发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参考农民的意见，结合他们的实际经验，不断改进技术中不成熟的部分，及时调整研发方向，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既操作简便又能够创造实际效益的农业技术。
3.加大对农业技术研制的投资力度。
篇12
山东沂南县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大力实施农业基地园区化、农业生产标准化、农产品品牌化战略，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精准、优质、高效型现代农业的转变，促进了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转变。目前，全县有机农业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有机农产品年销售收入达到10亿元，示范带动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7.7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275元，同比增长7.3%、14%和13.8%。
着力推动农业基地园区化发展。规划发展现代农业片、西部生态片、东南部生态片三个现代农业片区，集中打造临沂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沂蒙绿源、汶尚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基地园区，形成10家市级都市农业示范园区和23处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园区，面积达到7万亩，发展优质农产品基地210个，面积达到43.5万亩。同时，通过加快工商资本注入农业步伐，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协会+农户”等多种产业化发展模式，全县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有110家，注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195家，先后有226个农产品通过国家有机认证或转换认证，3个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全国优质黄瓜生产第一县、全国鸭业生产加工第一县、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设施蔬菜发展基地县。
着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引入到农业基地园区的建设进程中，指导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创新管理方式，用现代科学的管理理论指导基地园区农业的生产实践。立足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突出“优质粮油、有机蔬菜、环保养殖、生态林果、高效烤烟、现代渔业”六大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值，孵化农业科技，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同时，推广完善生产记录和基地追溯编码制度，完善22种农产品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新评选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5个，新建标准化畜牧养殖场20个。
着力促进农业品牌化发展。立足资源优势，选择特色农产品，全力打造推介农业品牌，实施农业品牌化发展战略，先后培育最具有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3个，山东省著名商标6件，市级以上知名品牌56件，“孙祖小米”、“耿府桑茶”、“双堠西瓜”等一批沂南优质农产品品牌逐步在全国打响，农业品牌成为农业增效、农业致富的“助推器”。 “孙祖小米”每公斤卖到56元，双堠镇埠口村“绿蒙山油桃”卖价由原来每公斤8元增加到15元。
篇13
目前，兴庆区设施园艺水平也走在了自治区前列，温棚总量达到5.2万亩，主要集中在大新镇、掌政镇。建成了塔桥、昆仑、洼路、茂盛、官湖、新渠等7个“千亩万间”的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培育蔬菜工厂化育苗中心22家，年蔬菜播种面积达到6.9万亩，生产基地全部通过无公害产地认定，无公害产品认证达到42个，绿色产品认证2个，同时打出“鸣翠牌无公害瓜菜”“碧佳牌无公害瓜菜”等品牌5个。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外蒙、俄罗斯等地，设施园艺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一大主导产业。
奶产业水平全区领先
兴庆区奶牛养殖业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较深厚的基础。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大力支持下，兴庆区已发展成为自治区规模化奶牛养殖程度最高、总体饲养管理水平最好、奶牛品质和生鲜乳品质最优的地区，奶牛养殖成为兴庆区优势特色产业和农业支柱产业之一，截至目前，辖区共有奶牛养殖户207户，存栏奶牛3.2万头，日均销售原料奶272吨，奶牛养殖业总产值达到1.82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60.2%。
规模化程度高，生产装备配置水平大幅提高。百头以上的规模户58户、500头以上的规模户10户，奶牛的规模化养殖率达到99.3%。TMR饲喂系统、先进的挤奶机械、生鲜乳冷藏贮存、全株玉米青贮料收割加工及取用等生产装备的配置逐步得到普及。
奶牛改良持续推进，奶牛品质好。兴庆区优质进口冻精的运用率达到了30%、性控冻精的使用逐步普及，大部分低产及品质差的牛已基本淘汰，规模养殖场奶牛平均单产达到7500公斤。
饲养管理水平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全株玉米青贮广泛普及，苜蓿干草、啤酒糟、豆腐渣、过瘤胃脂肪等饲料得到运用，全混合日粮饲喂技术全面推广。
生鲜乳奶品质好，企业竞相收购。100%的产奶牛实现了机械化挤奶，原料奶实现了从产出到加工的全封闭控制，避免了污染和易酸败，确保了质量，各乳品企业竞相收购，收购价格明显高于周边省区。
优质稻产业生机勃勃
近年来，兴庆区高度重视优质稻种植产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规模化经营大户）优势，加强和企业合作，在提升优质稻产业等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方面，通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厂化大棚育秧项目，狠抓优质水稻规范化旱育稀植技术、示范有机水稻标准化生产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有机水稻立体种养技术，不断推动兴庆区优质稻生产现代化水平。
兴庆区优质稻基地主要分布在黄河金岸沿线的掌政镇和通贵乡。在基地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开展水稻高产创建活动，即每个乡（镇）创建1个万亩示范片，亩产指标650公斤；每个万亩示范片创建4个百亩核心示范区，亩产指标680公斤，建设有机稻生产示范基地2.02万亩，稻蟹种养示范基地6000亩。2012年4月，在基地新搭建育秧大棚60栋，在技术人员的精心指导下，为大田提供秧苗4000亩，品种以宁粳43号、宁粳21号、吉粳105为主，搭配富源4号、吉特105等，为优质稻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引进宁夏昊御现代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在通贵乡通南村、通贵村流转土地1.1万亩，进行有机稻生产，同时通过机械开挖鱼塘、蟹沟、搭建鸡鸭养殖棚舍、蟹围栏、鸡鸭鱼围栏网等配套辅助工程，在田间养殖鱼、扣蟹、欧洲雁、绿头鸭等，形成立体的生态种养模式，既提高了科技含量，又促进了兴庆区优质水稻产业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