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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是核心组成部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保持相对长时间的稳定与达到高度繁荣，与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孔子伦理思想中经济伦理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隐含在世俗伦理思想中，通过调整社会阶层与民众的义利关系，建构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诸多社会活动都按既有的等级秩序展开。经济伦理关系与社会等级秩序有内在关联，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又受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即通常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如老子、孟子、庄子等。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虽然孔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不是很广泛，但深入而理性，采取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已经为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
自古至今，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秩序的建立受对人性认识的影响。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就存在明显分歧，孟子是典型的性善论者，而荀子则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人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态度与方式，影响了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是人性的两极，无论用哪一极来描述人性恐怕都是不确切的。孔子对人性的认识则很中庸与辨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是指人最初的自然属性，相近而不相同，“习”则指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但人的社会属性就相去甚远了，出现了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孔子的“性相近”的人性论，没有简单判定人性的善与恶，从某些角度看，与现代的复杂人假设理论接近。这种人性观，有利于认知与理解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复杂行为。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
（一）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富而好礼
古往今来，人们生产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过富足安定的生活也是人们自古及今的追求。孔子认识到富贵是人们的追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可以说，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使然。孔子的生活也离不开经济作为基础。在仕鲁之前，孔子主要靠兴办私学维持生存，“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并且为了扩大招生人数，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一方面说明孔子好为人师，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为生计所迫。在鲁从政期间，俸禄比较优厚，据匡亚明先生考证，孔子在鲁国为政时的薪水为“俸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其后，开始了前往诸侯各国求官问学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一方面收取微薄的象征礼仪性的学费，一方面获得一些官府的俸禄，维持教学与生计，但也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连粥都快喝不上了。所以孔子是希望人民生活富足的，因为民众富足了，才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孔子积极鼓励人们通过努力获取富贵。
孔子反对的是富贵“不以其道得之”，提出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获取富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财富与地位，也有人拥有财富与地位后为富不仁。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比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并因此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需要，即道德需要，所以民众富裕后要进行教育，使其知仁懂礼。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富之”反映了孔子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实现富裕并非最终追求，终极目标是“富而好礼”。“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如何实现“富而好礼”？教育。孔子意识到，一个人在富裕之后，如果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产生一种“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不良道德状态，而这一状态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富之”实现了经济活动的初级价值追求，“好礼”才能保证这种富裕在道德的约束之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伦理的有序，并使这种富贵向更高尚的层面升华。
（二）经济伦理的关系调整：重义以制利
经济伦理关系不是抽象的关系，是经济行为中的客观实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手段。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可以做什么，也没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行为的标准是要依从“义”。那什么是“义”呢？众所周知，在《论语》中，“利”是与“义”相对应的概念，“义”的对立面就是“利”，要了解“义”首先要清楚“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因此在孔子看来，“利”更多带有私利的成分，“义”则带有道义的成分。落实到经济伦理关系上，孔子更重视“利”获得的道德性与正当性。
“义”与“利”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把“义”与“利”割裂开来是不现实的。孔子其实是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与获取利益的，因为孔子在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饱受缺钱少粮的困顿。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获得利益的道德性与正义性，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非毫无原则地反对“利”，孔子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手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焉”（《论语・述而》）。儒家思想另一个集大成者荀子对于“义”“利”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片面的。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义”，要以“义”为重。
（三）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均之与节用
孔子的“富民”之道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分配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关于“均无贫”，很多人把“均”理解为“平均”，此并非孔子的本意，唐凯麟等人（2004）研究认为，“‘均无贫’之‘均’，依朱子所注，乃‘各得其分’之意。而这个‘分’也就是依照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之‘分’，这就意味着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忧虑的不是“相对贫困”（寡），而是分配不均，不是“绝对贫困”（贫），而是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安宁。由此看来，孔子此说并非要求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近乎其意的解释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孔子认识到人的财富要求是无限的，社会财富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另外，富与贫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倡节俭，即“节用”。于个人生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于整个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要求。孔子对贫而乐的精神极为赞赏，孔子赞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要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孔子还大力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即他赞同大家节俭。“均无贫”是保障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消除相对贫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节用”则控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使有限的社会财富发挥最大功效，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发展，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的生态观，已经朴素地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并且敬畏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当然，孔子并不消极地停留在对自然的敬畏上，而主张积极地去了解自然及其规律；认为不了解自然及其规律的人，配不上称君子。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孔子不仅敬畏自然，还尊重一切自然与生物。孔子对自然界的山与水非常热爱。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山与水是自然界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载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倡导勤俭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当前我国一部分人追求物质享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们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做个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积极认真地工作，勤奋好学，增加个人修养，丰富精神世界。从国家层面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富还相对贫乏。孔子的“节用”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遵循其内涵，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对构建节约型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
同志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公平与正义缺失的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隐患。孔子已经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不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使政府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陈桐生.孔子人性论[J].中国文化研究，2010（6）
2.姚电，涂平荣.孔子经济伦理思想探微[J].江西社会科学，2007（2）
3.董小龙.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篇2
一、《论语》的管理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的《论语》是集中孔子言行的学说,是孔子一生管理思想的概括,是孔子入世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孔子对于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空间、管理时间、管理情境都有充分的体现。
孔子注重自身的修养,但孔子不主张远离尘世,闭门苦修,“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门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子生平为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欲行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但数番受挫,终于不达,未能成其兼济天下的雄心,最后退归田园,独善其身。但孔子的独善其身也与当时的隐逸之人不同,他并没有藏到深山大川之中,避世避人,而是一边修订儒家典籍,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同时笔削春秋,以正世道人心;一边讲学杏坛之下,使得知识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入世的一生。
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就是孔子之学的载体。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样,对自己的学说有长篇大论成系统的表述,他以“文、行、忠、信”教弟子,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教人注意自己的言行,去行“中庸之道”,去守住自己的道义。《论语》中没有玄虚的出世的东西,它只是脚踏实地的入世的学问。孔子其人,是入世之人;其学,也是入世之学。孔子虽然一生不达,但他自称是“待沽者”,他也周行各国,欲求自售。他认为“不仕无义”,孔子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虽然孔子一生不仕,但是孔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希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中处处充满了这种类似管理篇言的表述。
对于管理目标而言,《论语》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强调“和谐”的境界;对于管理主体,《论语》中既强调统治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也强调管理者要有人文关怀,强调大仁大义,强调修炼浩然之气,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对于管理方式,《论语》中强调既要有“术”与“道”,即用合适的方法、谋略来进行管理,又强调“仁”与“德”,即着眼于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人世间的道德要求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空间,《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类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对于管理的时间,《论语》既注重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更着重于深谋远虑,考虑到资源可利用的时间,要“用民于时”,而不是“用民于时时”;对于管理的情境,《论语》强调对变化的管理,是顺应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的过程,即孔子认为的“时中”和“通权达变”。不难看出,“中庸”思想更是在其中处处体现。
宋代赵普曾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也知道《论语》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基本上包含着儒家管理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中庸”的管理思想自然是儒家管理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起作用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重要,他认为这里诸多无形条件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中庸”、仁、义、礼、智、信;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使之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管理工作者全面领会中国式管理之道,获取中国式管理智慧的宝库的重要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二、“中庸”的现代管理学价值
目前,世界管理学的主流还是西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受到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理学发展的辉煌成果使人们以为凭借实证的科学分析方法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学科的规律,这种思维特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对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人的假设不利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古典组织理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存在于组织中的管理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例如统一指挥、部门化、授权等,仍然指导着今天的管理实践,但他们把管理对象视为客观存在,对人性的挖掘不够。
以著名的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霍桑实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学派开启了人性研究的全盛时期,虽然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仍然存在缺陷,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中国先哲对人本性的分析在此得到了回应。此后,关于人性的继续探索层出不穷,构成了心理学对人的需要、动机、和群体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至此,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管理学派迎来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社会系统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管理本质规律,拓展了管理学视野,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和实践。目前各学派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很难说哪个学派会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人的研究,向人本方向发展,注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主导未来管理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21世纪人们的伦理观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变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就蕴含在“中庸”的管理思想之中。首先,“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化的管理。承认天的重要性,同样也重视人的作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其次,“中庸”管理讲求“情’,“中庸”管理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孔子指出“时中”、“通权达变”便是一个要求管理“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中国的管理由于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管理模式,反对“合情”的呼声此起彼落,“以礼制情”、“以法厌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作者单位:安徽众益医考培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费・霍金森著,刘林平等校对.领导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2]钱学森,杨沛霆.现代领导科学和艺术.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3]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篇3
一、20世纪的儒学文化传播
最初的儒学传播者多为传教士，由于他们的宗教文化背景和传教动因，这些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郁的神学色彩及严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任何一个早期译本里都能够发现一些固定的惯用翻译方式，随处可见西方思想传统的痕迹。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和不断融合，加之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西方人开始以一种“去文化中心主义”的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美国的汉学界也将注意力集中到儒家思想内涵和概念的分析上来，和以往的译本相比，这一阶段大部分译本都有意识地避免西方文化前见对诠释的影响，尽量回归儒家特有的思想。
作为现代汉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翻译《论语》的时代和目的与之前各译者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正是在种种新思潮之下，诞生了安乐哲与罗思文的《论语》英译本。他们视《论语》为哲学文本，力图在英语中将孔子思想的哲学特点体现出来。
二、安乐哲、罗思文对《论语》的哲学诠释
译者将《论语》视为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文本，且蕴含着现代价值，他们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和西方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丰富和改造西方的文化资源，以便更好地认识自身和世界。其译本名为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1998），安、罗认为，对《论语》进行哲学诠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种“哲学性翻译”即建构《论语》的哲学语境，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诠释和翻译。他们希望通过分析孔子世界及其人物和语言，启发西方读者尽可能原汁原味地理解儒家之道。这一英译本显示了他们多年来拒绝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哲学的一贯立场，即儒家著作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描述世界是什么或如何，而在于指导人们怎样为人处世。
三、安、罗译本的翻译策略
安、罗认为《论语》蕴含着现代价值，是可以丰富和改造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他们结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过程哲学对孔子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重新建构，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体现其独特性。安、罗认为古汉语是一种“过程性”、“事件性”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一种“实在性”、“本质性”的语言。与西方古代及现代的思想家不同，早期中国的思想家们并不着力探讨事物的本质。因此，译者采用的具体策略有创造新词和音译，此外也充分利用英语中现有的语言资源，这是为了体现《论语》异于西方的哲学表述方式，建构起新的表达孔子哲学的话语体系。他们的哲学诠释力求说明其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是非实体的，因而应当用过程性的词汇来翻译。例如，译本中一段有关“仁”的英译。
从语法结构上来说，能向西方读者原汁原味地传达孔子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采用动词、动名词结构，因为这种动态性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事件性、过程性和感受性。例如，“信”通译成trust worthy，意思是“可信的、值得信赖的”，侧重对某人结果性的、单向性评价。再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中的“谄”用being unctuous来译，突出了“谄”的形成性、变化性特征。可见译本在思想的传达上，采取了文化顺应的策略，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视角，顺应《论语》文本语境和当今文化的平等共融的时代特点，尽量保留中国哲学的特色。综观安、罗译本，译者是试图在保持原文风貌的基础上，尽力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译文语言通达，适合西方人阅读。
四、结语
安乐哲和罗思文的中国哲学观以及对《论语》的哲学诠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批驳了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谬论，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及其独特性，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地位。加上他们的研究视野较为宽阔，且视角和方法都不同于国内研究者，因此这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学术创新的思路，可以启发国内学者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促成了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他们在翻译《论语》中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哲学解读，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到了西方，为中西文化在哲学层面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丁四新.近年来英语世界有关孔子与《论语》的研究[J]. 哲学动态， 2006 （12）.
[2]杨鹤澜.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儒学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篇4
一、孔子儒学思想的特质及其现代启示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具有很强烈的时代印记的，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历史环境的约束，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不免会有许多思想在当今看来具有落后性。但是探索其思想精髓，还是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其实和借鉴意义。
(一)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现实批判精神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形成初期十分侧重于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和谐，也十分重视社会政治实践学说，孔子的儒家学说既参与到了现实政治中，但又与现实政治不能混为一谈，而是保持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希望借助于道德方面的理想去转化为现实政治。研究学家认为，在孔子儒学思想中反射出的众多批判性精神都是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反抗，表达了人们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改革希望。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是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既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性的负面因素和表现进行批判，也包含了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的批判。孔子思想中的批判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落后，它会一直存在影响着后世人们。
(二)孔子的儒学思想中具有积极创新意识
孔子儒家学说中贯穿中心的有两个字：“礼”和“仁”。从这两个字中可以折射出孔子思想的创新性，虽然在孔子思想中十分推崇“周礼”，但是并没有照搬周礼的所有思想，而是将自己独到的见解融合在“周礼”中，对其进行适应社会的改造工作。
(三)孔子的政治思想注重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谐
首先，从人心性的角度看，孔子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而是将所有外在的事物解决都放在了内在的生命和心性上，并引导人性朝着好的方向去转变。孔子思想中强调的“礼”与“仁”相对于当时比较严苛的法学思想对比更为重视社会制度的完善及和谐。但是孔子思想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与现代社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去认识去思想的可取之处，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孔子在儒学思想中体现出的治国思想对我国目前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以及进一步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各项社会制度中起到了积极的现代启示。
(四)孔子的政治思想强调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
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结合的，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王者之道”，其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大同和谐社会理想。在孔子是思想中一直强调要“仁者爱人”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关爱，希望天下统治者实行“仁政”。孔子在这些思想以及表达中都反映出了强烈的道德元素，这些积极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
二、在发掘孔子儒学思想中现代价值时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注意将孔子的思想传统与现代政治思想理论相结合
孔子政治思想的产生以及应用是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是历史的产物，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过程中，我国将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过于放大，从而极力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优势性，从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沿用和借鉴的。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具有其强烈的时代背景及历史约束的，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因此在借鉴思想的同时应该结合现代政治思想理论，既能正确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理念也能实现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的现代思想理念。
(二)孔子儒学思想精神永久传承
孔子的儒学思想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经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我国在革命期间也曾经掀起打到孔家店的热潮，但是在一定时期过去后，人们开始重新思量孔子思想所包含的进步性意义，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传统文化和思想并不能一味的全盘否定，而是吸取其中精神精华，剔除糟粕落后的思想。孔子儒学中所传达的政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封建社会，但其中的精神和内涵仍然值得现代社会去借鉴。
三、总结
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治国之道，其中的“仁政”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在孔子政治思想中所涵盖的那些积极因素，会以不同的思想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政治、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篇5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出身卑微，而立之年，他在曲阜设舍讲学。50岁始，孔子在鲁国先后任中都宰、司寇，后来因政见异于朝廷而辞官率弟子游学。68岁时，孔子再次回到鲁国，仍不受用。直到逝世前，孔子一直专心传道著述。关于中国私学开创的具体时间以及私学究竟是谁首创，因史料缺乏等原因无从考证。但史书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还培养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学生，号称 “七十二贤”。应该说，孔子设舍讲学、传道著述的规模、成效以及影响在私学创办者中是佼佼者。
1.2 孟子：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和孔子的人生经历大体相似。他在孔子“以礼治国”和“德政”理念的基础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又曾历时二十余年通过游说齐、宋、滕、鲁等国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强者以期扩大疆土，成就霸业；弱者则力求保国安民，巩固基业。因此，君主们只感兴趣于成就霸业的“霸道”，自然对孟子的“仁政”思想表示怀疑。由于孟子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晚年退居讲学，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阐释，著书立说。
孟子对孔子十分敬重，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在弘扬孔子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他从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观出发，深入论证了人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总结出“性善论”。其次，他发展了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仁”过渡到“人”，在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在人格理想方面，他提出“大丈夫”，强调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意义，丰富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
2 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
在我国寻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的传统教育理念一度被西方新式的现代教育所代替。但在历经种种挫折后，儒家教育理念于20世纪末开始复兴，这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开始挖掘传统教育的现代内涵，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回归，培养具有传统内涵并顺应时展的复合型人才，以便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于是，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2.1 有教无类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接受教育。到了孔子的时代，下层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开办私学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德成才，主张“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指不分贵贱，不分智愚、善恶，只要愿意学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极具时代意义的教育公平理念，冲破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人为障碍，对于普及现代教育和提升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交流、（下转第21页）（上接第3页）融合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2 诗书礼乐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孔子在继承西周“六艺”的基础上，将教育内容的基本科目概括为“诗、书、礼、乐”。“诗”，即是孔子删定以后的古诗书，称“三百篇”，也就是《诗经》。孔子十分重视“诗”的作用，他认为，从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风俗盛衰，进而激发我们内在的道德情感，增进人人相处的情谊，还可以利用“诗”来评判国家政治，为治国安邦提供依据。“书”是指历史。孔子整理了春秋以前的政治历史，并将其汇编成书，为重要历史材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礼”即周朝的礼仪，它涵盖了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仪节以及道德标准等方方面面，是教育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规范。“乐”即音乐，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
现代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教与学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是，礼乐陶冶仍旧与现代教育的成效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丰富的诗文朗诵、音乐陶冶便是最好证明。
2.3 因材施教是现代教育的得力手段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提倡“教学相长”，总结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就是从个体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差别教学，使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扬长避短，获得较好的发展。孟子也非常重视“思”的作用，认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外，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种教学方法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对现代教育颇有启示。
综上，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原则与方法，是与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相统一的，在实践中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理应吸取的精华。
2.4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现代教育的终极追求
篇6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其主要思想见于《荀子》一书，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荀子关于教育的思想主要见于《劝学》、《性恶》、《修身》、《儒效》、《解蔽》、《礼论》等篇。
一、荀子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荀子所处的战国末期是新旧交替、社会变革加剧的时期，整个社会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学术上各执一端，相互攻击的局面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荀子在对先秦诸子思想批判与发挥的同时，沿袭孔子以来儒家思想发展脉络，建构了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成为解决当时社会变迁、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理论体系。
这样的时代背景及统治者的要求，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希望能够通过教育培育大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并能够帮助他们达成大一统局面的知识分子，这是这个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
荀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对诸子百家的各种教育思想进行批判和总结的结果，其中对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是主要来源。
荀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恶论”是对孟子“性善论”进行批判并根据现实社会具体情况做出的论断。他批判了儒家宣扬的“人性”受命于天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穿了孟子鼓吹的“先王”、“圣人”具有天生美德的谬论 ，强调只有通过后天的“积”、“伪”，即教育和学习来改造人的必要性。
在学习途径和治学方法上，荀子对春秋战国各家学派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的总结。在这里荀子批判了各家“蔽于此而不知彼”，即只重视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片面性，但又从中吸取了各派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例如，他批判了道家老子对人力消极无为的观点，但又改造吸收了他的“天道自然”的观点，因而建立了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体系
先秦儒家学派中孔子是开基祖师，孟子是正统的最有权威的继承者，但在教育思想体系上说，荀子才算较完整、较翔实、有严密理论系统的杰出思想代表。
（一）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
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的本然状态都是恶的，而“善”是人为的，一切善的行为都不是天性的真实反映，而是后天把人性改造成的，他认为人性是“恶”，而不是“善”。但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性恶论对于荀子的教育思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是荀子教育思想的根基。正是由于主张性恶论，荀子才把教育看成是矫饰性情和救国治世的重要手段。
（二）培育的理想人格：“始乎为士，终为圣人”
在其教育目标上，荀子主张培养“士”与“圣人”。总体上说，就是要培养“礼”、“法”结合的封建官僚“卿相士大夫”的后备人才。具体来说，其目标分为两种类型多种层次。两种类型即理想目标与具体目标。理想目标即为“终乎为圣人”的终极目标。“圣人”包括三个层次，即“禹”、“圣人”、“成人”。具体目标即“始乎为士”，是最基本的一般人可以追求企及的目标追求。
（三）政治观
荀子继承发挥了孔子礼的思想，大讲礼法，由重礼而提出“隆礼亲法”，离法家仅一步之遥，但其思想的重镇在于“隆礼”，国家的命运在于是否隆礼或是实行礼治。与此同时，荀子又指明治国的头绪在于法。因此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现了仁礼法德相融合的趋势，具有超前性。
（四）人生观
荀子在人生观上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必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相信并利用自己的力量，积极地运用自然界的规律和条件，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个人修为上，荀子反对“天命”，认为人应当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通过不断地学习，锲而不舍的追寻知识的积累和个人人格的完善。
（五）修身观
强调治气养心之术，即调理性情，培养正确的思想方法，捷径是依礼行事，关键在于良师指导和专心致志；提倡“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的修养之道，是要求封建社会的士君子有独立特行的素养，不要随波逐流。
（六）义利观
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与利两者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不是相不相容的问题。义的本身就包含着利的因素。但是公义应摆在私利之先，公义先于私利。
（七）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方法
荀子的教育方法根源于他的性恶论，其重点是强调环境习染的重要，强调发挥主观努力的重要。因此荀子重视积靡，讲究锲而不舍，要求专心致志，最终学以致用，是荀子教育方法的总体脉络。
讲究“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即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注意社会环境的影响 结合的基础上，重视个人的“积靡”，是荀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重点；荀子强调在教学过程别是学生学习时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断持久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是十分精到的见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强调学以致用，即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这个观点来自于孔子，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强调这一观点。
此外，荀子特别重视礼乐教育。此外荀子比孔孟更为重视乐，认为乐是诱导人的志向的，通过乐与礼的熏陶使人耳聪目明、血气平和，这样足以使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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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体育教育是“君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
孔子在其传世著作《论语》中围绕着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对全面教育有着深刻的见地，如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要想成为真正的君子，就不能像器物一样只具有一种功能，而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全面发展。为此，必须通过全面的教育来培养全面发展的君子。孔子在《宪问》一章中对全面教育给予了精辟的概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由此可见，孔子心中的全面教育包括了不可或缺的三大方面：“仁”代表着道德高尚，是德育；“知”代表着知识文化，是智育；“勇”代表着健壮勇敢，是体育。孔子认为德智体兼备是君子成人必备的素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则是孔子落实其全面教育思想的生动实践。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认为“勇”是成就君子的基础，孟子在《孟子·公孙篇》中对孔子“勇”的思想有着这样的论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可见，孔子把体育放在人格培养的突出位置。难能可贵的是，孔子不但从思想上肯定体育的重要性，更是身体力行践行身体教育。《礼记·射义》中传神地描述了这一场景：“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诸墙。”
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仁、知、勇”与我国当代教育提倡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思想不谋而合。素质教育是促进人的智力和体力充分自由的、主动的发展及各方面才能和兴趣、特长的和谐统一的发展，同时包括人的道德水平、审美情操的发展。体育教育作为学校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学校体育通过积极引导学生从事体育运动，在运动技能的发展中可使大脑获得营养和氧气，促进大脑发育，有助于提高思维能力和智力，为文化学习提供了物质基础；学校体育也是实施道德教育的良好渠道，相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体育中渗透道德教育更亲切自然，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正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君子可以立志在道，依据仁德，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来实现“成人之道”。
二、体育教育的重要手段是 “因材施教”和“快乐教育”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与当今的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是一脉相通的，在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要求教师要“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并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划分学习水平”。因材施教、差异教学是现代学校体育课程的教学原则之一，它的实施方式和效果与体育教师的灵活运用密切相关，贯穿于整个体育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相同的年龄阶段，在校学生既在生理、心理上具有共性，又展现出体能状况、个性特点、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体育教师在充分了解学龄阶段学生共性的基础上，要全面了解和综合分析授课学生群体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差异性的身心特点采取不同的授课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更要注意其身体发育情况的差别，根据差别的体能情况、体质状况设置不同的体育教学目标和采取不同的体育教学方式；学生的性别差异也是因材施教过程中不能忽视的环节，男女青少年学生对体育项目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喜好，如男同学往往喜欢诸如篮球、足球、田径等对抗性强、竞争性强和运动量大的体育项目，而女同学则喜欢诸如瑜伽、健美操等姿态优美、动作柔和、运动量小的体育项目，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努力创设条件，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性别差异、身体发育情况差异进行分组化、个性化的教学。
在教学相长上，孔子关于“乐”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言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是孔子启发学生在学习方法上要经常温习，经常温习获得新知，这不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孔子不但重视学习之快乐，对作为教师的教学之乐也有很多感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终生身体力行的目标，而孔子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佳句中则将学习和教学的境界作了“知之、好之和乐之”三个不同层次的划分，并通过递进句式突出了“乐”的最高地位。孔子认为教师首先要对教学工作充满激情，并视之为快乐的事业终身经营，并善于用自己的热情来感染学生，通过快乐教学的模式，循循善诱，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快乐中获得知识的熏陶和技能的增长。
当今教育界极力倡导的“快乐体育”的教学模式正是孔子乐学乐教精神的生动体现。快乐体育的诞生是对当前体育教学中某些僵死、被动以及缺少乐趣的反思，快乐体育十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激发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动机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手段；强调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追求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并认为体育教学活动本身应是快乐的有吸引力的。体育教师在践行“快乐体育”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以快乐的情绪体验进行体育学习，让学生在快乐中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能，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融洽、合作的气氛中快乐地参与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充分体验运动的乐趣，体验克服困难后取得的成功感和成就感。可见，虽然时隔两千多年，孔子因材施教、快乐教育的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方法仍具有很大的启发，闪耀着智慧之光。
三、体育教育的目的是达到外“礼”内“仁”的修养境界
如果要用关键词来概括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仁”和“礼”或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仁爱、爱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是孔子思想的内在主体；“礼”是孔子思想的外壳，表现为人与人之间长幼尊卑的秩序，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准则，这是孔子思想的外在体现。在孔子看来，体育是为“仁”和“礼”服务的，体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达到外“礼”内“仁”的修养境界，这充分反映了孔子体育思想中的政治倾向与实用目的。
当我们用孔子外“礼”内“仁”的思想反观当代体育教育现实时，我们会得到很多深刻的启迪。外“礼”内“仁”首先阐明了体育比赛中竞争与友爱的关系，中国有句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可是体坛腐败案件的发生、锦标主义的盛行、金牌利益的强大、官员政绩链条的繁琐，追根溯源，再次折射了现代体育教育中“仁”、“礼”教育的缺席，不正当的价值观导致了不正当的竞争观，而不正当的竞争观又催生了种种不正当体育行为的发生。为此，重新审读和定位体育竞争和友爱的关系，端正体育价值观念，以外“礼”内“仁”修持体育道德，真正培养起公平竞争、尊重对手和友爱互助的体育观，这也是现代体育教育的根本落脚点。外“礼”内“仁”也启示体育教师在施行体育教育过程中不能只注意运动技能的传授，而应该着重创设良好的氛围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获得心灵的成长和品德的熏陶，感受运动的快乐和思想的升华，这也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所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浩瀚磅礴的体育思想中体育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材施教”和“快乐教育”是体育教育的重要手段方法，外“礼”内“仁”的修养境界是体育教育的目标，给了现代体育教育很多有益的启迪。聆听先哲的睿智教导，认真思索当下的体育教育现实，将中国传统教育精华和智慧融入现代体育教育中，让现代体育教育焕发新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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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成书“层累论”及西方汉学界相关评论金学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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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于墨子
我们无从了解墨子，因为历史留下了空白。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记载推断。在翻阅各类记载，司马迁仅在在《孟荀列传》中谓：“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孙诒让《墨子年表》，以为墨子至年代在公元钱四六八一年――前三七六年之间或以应在公元四七九一之间，因公元钱三八一为周安王二十一年，吴起死。而《吕氏春秋・上德篇》记群臣攻吴起，其时墨家巨子为孟胜，则显然在吴起死以前墨子已死。但无论如何，墨子气人之时代必定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则无疑。认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考认为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
关于墨子学说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是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冯友兰先生比较两人的主张，认为孔子对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音乐、文学都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并从伦理上予以解释，论证它们的意义。墨子则恰恰相反，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而且照他看来更为适合。
劳思光先生认为墨子思想之中心，在于“兴天下之利”。“利”指社会利益而言，故其基源问题乃为：“如何改善社会生活？”此“改善”纯就实际生活情况着眼，与儒学之中文化德性有别。故墨子学说第一主脉为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秩序之建立，墨子特权威主义观点，以为必须下同乎上。此为墨子思想之第二主脉。由功利注意之观念，乃生出非乐、非攻之说；由权威注意之观念，乃生出天志、尚同之说；然此两条主脉皆汇于兼爱说中。故以下论墨子之学，即自兼爱着手，再逐步展示其权威主义与功利之理论。
先生认为“墨子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这个儒墨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
牟宗三认为诸子的思想首先出现的是儒家，然后是墨家，所以最先是儒墨相对立。儒墨道法这四家是相干的，因为这四家有一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是针对周文之疲弊而发。墨子的那一套思想是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周文，所以主张非儒、非乐、节葬……等。荀子批评墨子说「上功用，大俭约而差等（非十二子篇）。上功用是说墨子以功用为上，大俭约而差等，是以俭约为大而那个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墨子的思想是很浅的，他对于这个亲亲之杀和尊尊之等并不了解。墨子对于这个尊尊之等、亲亲之杀就不了解，所以墨子落在素朴的功利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周文的礼繁琐浪费，所以他不法周，他法夏，法夏禹。
唐君毅先生说墨子是次于人文，次于人文就是不及，没有达到了解人文价值的必要性，所以他才以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反人文。
关于墨子学说的内容
劳思光先生从“兼爱”、“天志与权威精神”、“尚同与国家论”、“非攻、非儒、非乐――墨子之文化观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而尤其是
“兼爱”：所谓“兼爱”，即普遍互爱。此种主张本不足为奇，但墨子之主张兼爱，则是自治乱问题着眼，而非一道德意义之理论。《兼爱》上首揭此义云：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此知乱之所自起，焉就治之，不止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认为墨子的社会政治主张具有内在矛盾，墨学具有阶级性。他认为墨子的社会政治主张有着鲜明的人民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有着保守、改良和空想的特点，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既为劳动者呼吁，又讲全社会同利，即思想的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普遍性形式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平等互助观念与等级观念同时并存；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讲究实际、注重实行，另一方面又富于幻想、迷信说教。并认为其矛盾是当时小生产者阶级的二重性的深刻表现。
张丽珠8认为墨家哲学以“兼爱”为核心思想，包含追求富利的经济思想（黜奢崇俭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推崇劳动价值）和“尚贤使能”的政治思想。
肖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则是从西方哲学的思想来看待墨家学说，认为其是以“必以众之耳目为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认为墨子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集中表现在认识论方面，在先秦哲学家中，他是第一个运用经验论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
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结合了各家的意见，它赞同了劳思光先生的“兼爱”思想。也认为“非命”与“天志”存在内在矛盾。同时也赞同墨学推崇功利的价值取向。它甚至也觉得墨学注重经验的认知理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著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墨子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的标准。墨子在先秦各派思想家中明确提出要重视辩论，并开始对认识论问题做初步的自觉的探讨。墨子还提出，天子要上同于天，只有天的意志才是最高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和最后的标准（墨子的天基本上继承了过去宗教思想中关于上帝的品性，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天）。
郭奇勇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则更为笼统的将墨子邪恶学说和后来的墨家思想归在一起谈论。其内容也没有超出上述学者的观点，他更为突出的是系统阐述了墨学迅速衰微的原因。
墨家学说在当代
当代研究墨子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涉及的有墨家与儒家、墨家与易经、墨家的公益伦理以及墨家逻辑的当代意义等等方面。这些都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墨家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
霍国栋博士就墨家“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进行了阐述，认为“义”是墨家学说的伦理总则和精神实质，兼爱、非攻等道德原则是义这一上位概念下的具体原则。“义”在墨家思想体系中具有法天、兴利、举公的内在特征。法天明“义”思想和儒学的道统精神共同孕育了后世对恶政的批判和改造精神，以利达义思想首倡了群体导向的功利主义，举公正义思想是传统社会大同情怀的重要渊源。墨家“义”思想启示我们要建立惩罚机制，维护道德有效运行，倡导友爱互助，建立和谐人际关系，防止假公济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彭柏林14博士认为墨子针对“别相恶”的社会现象提出了“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主张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以及不别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爱。从“兼相爱”的公益伦理原则出发，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公益伦理实践路径，认为人与人应该相互帮助，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更不能损人利己。在公益伦理评价问题上，墨子主张把“志”和“功”有机地统一起来，提出了“合其志功而观”的公益伦理评价原则。墨家的公益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时代也未失去其现实意义。
夏当英则从庄子的视界分析墨子思想，认为在庄子视界中，墨家为救世而注重功用、“自苦为极”，但这种精神违背了随顺自然的道德本质，背离了人之常情，故而很难得到社会的支持。《庄子》书中多处批判儒墨之争，认为墨家“排儒”的基本内容是非毁儒家礼乐，但对其过分排斥审美、情感的极端实用的行为并不赞赏。另外，庄子提出墨家衰落源自墨者团体对规则遵守的难以为继以及派系纷争。
杨武金认为墨家逻辑和西方逻辑都研究了推理及其正确性问题，都认为前提和结论之间是一种“必然地得出”的关系。但墨家逻辑由于与社会现实需要联系更加紧密，它主要考虑的是证明和反驳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对一般推理形式的研究，而且由于解释和解决现实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的实际需要，墨家逻辑更多地偏重于关注概念内涵之间的关系。墨家逻辑对于当代世界逻辑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各位大家对于墨子及其学说有着不一样的评述和解析，但是不可否认墨子及其思想在先秦时期具有非凡的意义和地位，对于当代社会也是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墨家学说超脱了历史范畴，其思想内涵包含了人类的共同的理想，爱人与不伤害他们，是人类性的体现，也是人共同发展的愿望，是追求同一的理想践行。（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陈玉明著《墨家何以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人民网，2013-12-22
[2] 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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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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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鲁昌陬邑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内涵丰富，以“仁”和“义”为核心，始终贯穿着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特有的精神特质。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如教育内容、教学方法、道德教育观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一）孔子的教育目的和对象
1.孔子的教育目的
春秋时期，礼乐崩坏，孔子在忧国忧民中思考着出路。他提出“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挽救国家。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仕”和“君子”。
怎么才算是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修己指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是“德”，安人指的是你有治理国家和百姓的能力，是“才”，所以君子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还指出君子不仅能修身养性，还应该面对现实，改革时局。
2.孔子的教育对象
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育对象观。它的基本含义是不论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认为教育甚至不能仅仅局限在有潜力有培养价值的人，而应推广至所有国民。所以，他积极推广私学，认为这样可以使任何愿意学习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孔子弟子三千来自鲁、齐、晋、宋、陈、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弟子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宫敬叔、司马牛、;也有很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二）孔子的教育内容
孔子在继承了西周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改造。据《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按照清朝刘宝楠的解释，“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慎、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躬行也。忠，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
“文”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智育”。“六经”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六经的主要内容，《诗》指的是文学方面的课程;《书》指政治思想方面的课程;《礼》指道德伦理方面的课程;《乐》是音乐艺术的课程;《易》指哲学方面的课程;《春秋》指历史课程。“六经”对中国古代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守规矩，讲礼节，这是《礼》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的或浪漫主义的，喜欢《诗》、《乐》;中国人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学，是受《书经》、《易经》和《春秋经》的影响的。” “行、忠、信”相当于我们现在提到的“德育”，“仁、义、礼、智、信”是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仁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智育和德育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他主张道德教育、社会实践要和知识的学习统一起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高道德素养，同时道德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学习。
（3）孔子的教学方法：
孔子独特且多变的教学方法历来被人称道，也一直是我们现代教育学习的典范。总起来说，可以总结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行结合。
1.因材施教
说到因材施教，我们不免会想起一个经典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里说的是子路和冉有都向孔子提出“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的答案却相反，他的解释是子路勇于作为，所以我要压压他。冉求平日做事过分谨慎，所以我给他壮胆;“圣人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 .这正是针对每个学生各有自己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
2.启发诱导
在教学方面，孔子反对“填灌式”的教学方法，主张启发学生的思想，让其举一反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学生处于“愤”和“悱”的状态下给予启发。
3.学、思、行结合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强调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同时他还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学习本身，而是学以致用。孔子一方面主张“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又反求诸己，注重反思。
4.孔子的道德教育观
道德德教育是孔子教育的核心内容。他还认为道德观念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所以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为此，他提出立志有恒、自省自克、身体力行、改过迁善的道德修养方法。
孔子认为人要有远大的人生志向，这是进行道德修养的基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志于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认为立志还只是一个起点，要实现人生理想，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
在道德修养过程中，自省自克是必须的。人只有不断的自我反省，才会有进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多反思自己的不足，少苛求别人。他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自省的内容。
孔子还提倡身体力行，即知行统一。他重视道德实践，他教育学生“言必信，行必果”，考察学生也要“听其言，观其行”。应该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过程还是一个改过迁善的过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人无完人，谁都可能会犯错，首先要对自己的错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其次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子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二、孔子教育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泰勒博士说的那样：“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
（一）以人为本的教学观
教育进入现代科学年代以后，虽然一方面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关于人本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人性缺失，心理障碍等人文精神危机的出现也让我们猝不及防。教育本来的意义是让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挥，而不是机械的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应该充满人文关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如果教育只是机械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那我们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都成了空谈。
（二）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等教学方法的影响
由于孔子十分注重学生主动性和主体性的培养，所以他创造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今天，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接受能力的高低等进行因材施教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性格差异，鼓励和发展学生的特长，为学生的自由发挥提供良好的机会和平台，让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方向，成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以因材施教为前提，孔子还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他善于提出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今天的课堂虽然很多老师也在学习启发式的教学原则，但是过于片面化、简单化，存在几个误区。一是误以为启发式就是问答式，这只注重了启发式的形式化，而忽视了它的真正内涵。二是误以为传统的讲授式就是注入式教学，所以为了不造成注入式教学，先让学生看书，然后提问题讨论。殊不知，讲授法运用得当同样是启发式，问答法运用不当同样是注入式。当代教师所要学习的是深刻把握启发式的内涵，注意在“氛”和“悱”的时机进行启发，设置问题情境，使学生处于积极思考状态。
（三）重德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孔子以“仁”为主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体系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仁”不仅要求爱亲，而且还要“泛爱众”，就像孟子说的那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仁”的道德教育内涵还包括“忠、恕、信”的含义，他从仁者爱人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忠恕之道”，并视其为“为仁之方”。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而且也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小悦悦事件等道德教育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素质有待提高。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仁”的道德教育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对个人来讲，提高个人的修养和素质，自觉承担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对社会来讲，协调和规范社会准则，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因为道德不仅仅是一种约束，还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适当的关系，在促进个人获得发展的同时，求得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
篇12
2. （1） 显示隐者生活之乐。
（2） 同意前者。理由要点：讲丈人自己年老体衰，两眼昏花，没有看到夫子，有自嘲意味。
同意后者。理由要点：批评孔子不务实，只知道宣扬没有实际作用的政治理论。
3. （1） 管仲是仁人，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有功于民。但他生活奢侈，行事多有僭越，违背了礼制。
（2） 孔子肯定管仲的“仁”，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使百姓生活安康。可见孔子的“仁”的标准是看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看他能否维护王权、安定百姓，而不是只讲小谅小信。孔子肯定管仲的大节大信，忽略他的小节小信，说明孔子在仁的认知上能知权达变。
4. （1）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2） “温而厉”指孔子个性中既有温和的一面，也有严肃的一面。孔子在生活上与人平等相待，待人温和有加、谦恭有礼。如在“侍坐问志”时，孔子与众学生平等对话，畅所欲言，平易近人。但孔子对人性卑劣、道德缺失等情况又常不假辞色，予以严厉批评。如对季氏“八佾舞于庭”一事，孔子深恶痛绝，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5. （1）“一”指的是先生有否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偏私的教诲。
“三”指的是得知学《诗》对于外交应对的重要性、学礼对于立身的重要性以及孔子对自己的儿子无所偏爱。
（2） 有教无类。
【示例】 我赞同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虽然人的身份地位、先天条件是有差别的，如贫富、贵贱、智愚、善恶、亲疏等。但人人都应该接受平等的、一视同仁的教育，不应该对不同的对象有歧视或偏私。
6. （1）传述前人成说，使之流传而不进行创造。
（2） 对待古代文化（或传统文化）的主张。
【示例1】 孔子阐述了自己性格中好古的一面，谦逊地指出自己对古代文化的贡献是“述而不作”。正因为孔子的“述”，使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示例2】 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完全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7. （1） 赞同孔子的观点。中行之人世上鲜有，但是“道”又不可无所寄托，因此，退而求其次，求其可教之人。狂者虽志向远大而不切实际，但立志是做人做事的前提。狷者自爱其身，守节而不违法，这是人最基本的品德。如果使狂者脚踏实地、躬行践志，使狷者树立远大理想，那这两类人将能继承大道。
（2） “中庸”不等于“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指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各方的思想观点；而“中庸”是指做事适度，恰到好处，在矛盾中求统一，在对立中求调和，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调和与协作。
8. （1） 以人废言 （或“因人废言”“群而不党”）
（2） 君子应爱憎分明，憎恶、反对任何不合道义、礼仪的人或事；君子待人行事应客观公正，举人察言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君子为人处世的态度应庄重自持而不争强好胜，善于团结人而不营私结党。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充分显示了中庸的思想。
9. （1） 反对战争 （或“讳言战争”） 重视战争
（2） 孔子认为，如果统治者迷信、依赖武力而不重视教化，势必引发局势动乱，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他坚决反对战争，对统治者讳言军事之术。孙子认为，战争关乎一个国家的存亡，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应充分重视军事之术。两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孔子没有了解军事之术具有阻止战争、保障和平的作用，孙子没有阐明和平是军事之术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两者各有偏颇。只有两者互相补充、合为一体，才是辩证、科学的军事观。
10. （1）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或“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2） 孔子认为，和谐的亲情关系是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礼仪规范的基础，亲情毁弃，则道德、礼仪不存。因此，虽然父亲偷羊违背道德、违反法律，但为了更好地维系作为道德、法律根基的亲情，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惩罚罪恶，不能付出泯灭亲情、沦丧良心的代价。但是，过分倚恃亲情、人情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会破毁法律、规范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孔子的直道观还没有在情、理、法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11. （1） 以法治国（或“法治”） 以德治国（或“德治”）
（2） 儒家学说认为统治者是老百姓效仿和学习的对象，老百姓是统治者影响和化育的对象。
一个好的统治者不仅应该成为老百姓的道德模范，还要主动用自己的德行来引导、教育、感化老百姓，改造思想，移风易俗，全国上下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而不是靠刑罚手段来强制实施统治，获取政治清明、天下太平。
12. （1） 纲：粗大的绳索，此处作动词，意为“使用粗绳”。
宿：栖宿，此处作名词，指栖宿的禽鸟。
（2） 孔子问人不问马体现他重人贱畜；不用粗绳捕鱼、不射杀栖宿的禽鸟，体现他着眼于人类长期、持续地使用渔猎资源，从这两方面可看出孔子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丰子恺则爱人及物，希望世人关爱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比如被我们垂钓的鱼儿。丰子恺的思想在当今这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保时代，更具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
13. （1）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或“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2） 【示例】 我同意子贡对“徼以为知者”的批评。剽窃他人见解而自作聪明的做法，损人害己，既不利于见解的正确传播，也不利于自己的成长进步。现实生活中经常见诸报端的论文抄袭事件，其实就是这种“徼以为知”行为的具体化。这种做法违背了学术道德，妨害了知识创新，有百害而无一利，理应遭到大家的唾弃。
14. （1）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或“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2） 【示例】 上述理解不正确。“安贫乐道”的本意是安于贫困恶劣的环境，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安贫”指的是人生可以经得起贫穷、艰辛的考验，处于贫困的境地不怨天尤人、不颓废、不消沉，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指安于贫困的现状。“乐道”则在于以坚守理想为乐，能在“人不堪其忧”的艰难生活境况中“不改其乐”，坚持自己的追求，具有乐观的生活态度。所以，“安贫乐道”不但没有一丝不思进取的含义，相反，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取。
篇13
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哲理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的主导观念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一致性，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现代环境论理学的哲学基础。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宰。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肯定人与自然界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天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思想，但其整体意义上的生态观念却十分鲜明，以至于儒家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孔子认为“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过程之根源，是宇宙的最高体，人及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孔子在《论语·尧日第二十》中讲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知命畏天”看做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认为“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在“知天命”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畏天命”的观点。敬畏天命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在孔子看来，要使人与万物的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而非尖锐对立的境地，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肆虐妄为，轻举妄动，否则，将“获罪于天”。孔子要求人们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体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他认为“天”具有完美的道德和人格，它生育万物，也给人以美德，人与天地相参，人讲究伦理道德，万事万物自然会相安其位，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
二、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1．珍惜生命、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孔子讲“仁”，其内涵便是爱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把自然界的山、水和仁智这种德性联系起来，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宇宙不是一种机械的物质活动的场所，而是一种大众流行的生命境界，生命流溢于广大的宇宙，流畅于整个天地自然之间。人类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由此出发，中国人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视为人类的崇高道德的职责，古人把天人合一作为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认为有了这种境界，，遵循这一规定就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相亲相爱，而不会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孔子认为要有这种境界，必须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仅不能破坏自然，而且在管理自然时，应使它们按自己本有的方式自由发展。
2．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基本原则
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经验积累的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深度有限，面对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人们只有畏惧和依从。孔子说：“天和言哉，四时行焉”，讲的就是自然规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规”，其中也包括不违背自然规律，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即物与我的内涵。春秋晚期，孔子明确提出自然界与人的存在是客观的、实在的，是以实然的方式定格于宇宙之间，并无神性可言。孔子认识到万物之间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并要求从事的各个方面，从事捕猎、农耕和园艺的人们都要认识规律和依靠规律，强调指出恪守信义、节约费用。还指出按照四时变化规律组织农业生产是治理好国家的基本前提。大自然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有机整体。生存需求决定了人类必定改造自然为自己服务。但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以自然界为生存基础，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限定在遵循自然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孔子伦理中尊重客观规律的生态理念，对于今天人类重新认识自然，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重视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孔子主张慎用资源，强调“取之有度”，他要求人们珍惜资源，“用之有节”。孔子在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财富并不意味着幸福，精神上的充实，情感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他称赞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颜回“贤哉，回也”，于是他强调“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孔子很重视礼，但他并不看中礼的外在形式，他不主张使用高贵华美的礼器，穿戴许多制作复杂而且过于讲究的服饰，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取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人类必须弃现在追求物质的生活态度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才能更好地和自然和谐共处，同时，这一生态实践观很切合现在人们提出的生存环境必须保护，才能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符合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达到人与自然“双赢”的认识论。
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植物、动物，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逻辑轨迹，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融入浓浓的道德情感和对生态规律的深刻洞察，表现出了博大的仁爱胸怀和极致的生态伦理智慧。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是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结果，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道德领域由人际关系扩展到自然界，传统的人际伦理发展为生态伦理。中国儒家的孔子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认为人与天地之间是共生共处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他在强调仁时主要关系人际道德伦理，但也常常把仁爱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从亲亲到仁民，从仁民到爱物。孔子认为不按时间伐树，不按规定打猎，是残害生物的不孝行为，他把伦理行为扩展到自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