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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为1370536875人（含港、澳、台），中国大陆地区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中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此时，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说法认为独生子女对中国的家庭伦理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国应该坚持一胎政策还是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现行的一胎政策，部分地区可因地制宜实行适当的放松的二胎政策。原因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和平年代的“补偿性机制”和瘟疫等疾病的减少，中国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相对较高。而这些人进入适婚年龄后又恰逢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中国出现了“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另外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一亿独生子女，并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一旦计生政策放开，可能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实行放松的计生政策，“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尤其是进入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的存在，将很可能引起新的人口生育高峰。第三次生育高峰中人口增长的基数如此之大，以致于通过一代人的计划生育也即城市一胎，农村二胎，根本无法消化上一代多增长的基数。一旦放松政策，真如有些人所说的年轻人会不理会放开生育吗？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人丁兴旺的梦想传统岂是那么容易可以改变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均，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这就导致了东西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东部的人口继续增多将会导致所剩无几的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递减。中国地大物博，有资源的储备量排名均占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拥有量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大量资源均靠进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是迅速发展，但许是“求快而轻好”，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人口的增多只会导致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人口的增多也将加剧竞争，使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等分配的矛盾更加突出，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将日益拥堵，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贫瘠，人口的增多，尤其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人口只会带来共同贫穷。如此一来，贫富差距问题将更为突出。
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抓与宣传，庞大的人口数量带来的恶果，城市居民也许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培育一个孩子的成本逐渐增高，一些人反而不愿意生二胎。但农村居民不一样，他们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教育程度也不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浓厚，一旦放开计生政策，生育率很可能反弹。在计生政策严格实行的时期，在较为落后的农村，超生、逃躲计生委、宁愿罚款也要生的现象屡见不鲜，紧抓政策尚且如此，更何况放开政策？
新的计生政策中明显放开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限制，这将难以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如，如今在城市暂居，户口仍在的农民工人口如果生了两胎，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必然会导致城市工作岗位供不应求，失业率增加，农民工的户口、医疗、教育等问题也将成为有效城市管理的一大瓶颈，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稳定。若农民工无力将儿女带在身边，家乡又只剩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会日益凸显。即使农民工子女在农村工作，也只会造成农村本就贫乏的人均教育资源、医疗设施的减少，加剧本就有限的工作岗位的竞争。
现如今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人口政策的放松也将导致教育与人口的矛盾日渐突出。农村人比较不重视教育，到法定年龄就让孩子去打工，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读书好，却因自身素质等家庭教育水平不高导致孩子更愿意打工而非接受教育。此外，从客观方面来说，农村的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有些村子甚至关掉学校，只在镇上或是市里开学校。人口的增多，只会让农村人均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质量下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城市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农村那么严重而已。这也为国家增加了教育投入的负担。一胎更有利于家长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而二胎则加重了父母的心理、生理方面的压力。“未富”不是人不够多，而是人才不够多。
有些人将人口老龄化问题归结于计生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与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无关。另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提高与生存环境的改善应该才是老年人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孩子是有一定压力，但是并不如传闻中的夸张，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老人都有退休金可以拿，且不会要孩子太多赡养费。当今社会倒是存在不少对父母不闻不问的人，压力从何谈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不应当从放开计生政策入手，如何使新生劳动力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使老年人口不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至于计划生育造成我国人口性别比失衡观点，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思想、教育落后问题、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违规使用等。
总而言之，计生政策一旦放松，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高效的生产方式总体上是弊大于利的，必须不遗余力地推行一胎制，但应注重实施的方式与力度，特殊地域特殊对待，实行适当放松的二胎政策。只有专注于一胎的培育，用发展的效率优先取代速度优先，人才的高素质为主取代高数量为主，才能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篇2
一、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新变化
（一）经济增速换挡，大学生就业岗位总量减少
经济新常态的一大显着特征是：经济增速换挡，即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根据奥肯定律：“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多少，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即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多，会直接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出现高就业率、低失业率现象；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限制就业岗位的增加，出现低就业率、高失业率现象。”[2]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是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只有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才能保证大学生社会就业岗位的持续、稳定增加。在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深化阶段：一方面，化解过剩产能造成了部分行业职工结构性失业和转型性失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导致部分企业用工不足；再加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明显下降，进而波及大学生就业市场，导致大学生就业岗位总量减少。
（二）经济结构调整，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经济结构调整，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是经济新常态的又一显着特征。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人才供给来源、劳动力自身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当前社会就业状况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使得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供给与需求的类型结构性矛盾。即技术技能型人才“产能不足”，导致企业出现“技术技能型人才用工荒”；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理论学术型人才培养“产能过剩”，导致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层次结构性矛盾。即多数地方高等院校受高层次就是高水平的逻辑影响，为了盲目追求和提高办学层次与规模，而脱离为区域经济发展供给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办学定位，使得高学历教育供给规模被盲目扩大，造成了高学历学生数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极大的浪费了教育资源，并且还助长了“唯学历论”的不良社会风气。三是，供给与需求的专业结构性矛盾。即一方面，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不足，导致高校人才培养的供给难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专业人才的市场要求，从而出现“结构性缺失”；另一方面，部分专业人才供给产能过剩，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部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供给远远大于市场实际需求；还有，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导致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三）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加剧
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的另一显着特征。在经济新常态下，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和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单纯依靠出口、投资、消费等外在因素，转为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内在因素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外需变为内需、投资变为消费、政府投资变为社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以及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的下降，单纯依靠政府来主导吸纳大学生就业的空间会越来越缩小，创新驱动和内需增长对高素质大学生资源的要求会持续增加。而我国大学生供给质量与宏观层面上的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微观层面上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还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当前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缺乏，如现实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千万人，这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还严重影响到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
二、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
（一）大学生供需矛盾突出
大学生供需矛盾由来已久，且日益突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需求侧方面，由于我国进入了经济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直接导致需求侧总量有所下降。同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发生了新变化，原来一些旧的产业、行业现在要去产能、去库存，根本不需要再招人了，而且在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还造成了一部分行业职工结构性失业和转型性失业，进一步加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此外，新产业、新业态对于大学生又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再加上大学生就业的需求分布也不太均衡，以往高中层和一线城市的需求大，现在高中层的需求越来越小，二三线和基层的需求却相对增多。另一方面，在供给侧方面，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不高，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结构不适应。
（二）大学生供给质量不高
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都对我国大学生供给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当前许多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相一致的现象，“结果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荒谬的状况：在一个国家中，熟练工人奇缺，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过剩。”[3]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和产品加工最具活力的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创新技术技能型人力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现实当中，我国结构性用工荒问题十分突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一方面，是企业对于技术工人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大量大学应届毕业生一岗难求。
（三）大学生失业救助难度加大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深化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不仅会加剧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还会直接导致一部分大学生从现正从事的工作岗位中被淘汰出来，陷入失业或待业状态。“无业不稳”，大学生一旦找不到工作，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或就业质量差，会直接导致“读书无用论”的出现，这不仅会影响到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及其家庭生活质量，还会使大学生个人产生强烈的挫败感，进而导致其对社会的失望和怨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经济新常态下，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步伐的趋缓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步伐的加快，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大学生的失业风险，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并对政府的大学生失业救助政策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大学生失业救助的难度。
三、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创新取向
（一）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深化供给侧改革来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等教育发展
一是，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解决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问题。解决高等教育的“优化组合”问题，必须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二是，要加快职业教育改革，解决高等教育的“职教疲软”问题。解决高等教育的“职教疲软”问题，必须坚持“校企一体，产教融合”的发展思路，而实现应用型教育产教融合是关键，职业院校需要不断推进职业文化和教育文化的有机融合，培养具有较高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的优秀应用型技能人才。三是，要提高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解决高等教育的“产能过剩”问题。解决高等教育“产能过剩”问题，必须要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一方面在于加强产业、行业以及职业发展趋势预测，合理测算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数量，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在于根据人才需求特点和趋势，针对不同层次和特点的院校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改变高等院校建设雷同的局面。四是，走创新发展之路，以创新作为“新动力”，解决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解决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问题，关键在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继续深化校企合作办学，推进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探索职业培训包教学，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同时，还要改变过去的以知识教育、灌输教育为主教育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探究和研究，着力培养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优化大学生能力结构，使之更加适应用人单位和社会的需要。
2.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能力
一是，要坚持办学理念创新，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坚持以市场需求和学生就业为导向，明确学校办学目标和发展思路，积极实施特色发展战略，不断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二是，要坚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坚持“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这一主线，积极探索高等院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三是，要坚持科学研究创新，努力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四是，坚持文化创新，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由此可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高校转型发展，增强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能力，才是破解时下企业普遍出现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结构性用工荒”难题的关键所在。
（二）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主体责任，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来帮助大学生最大限度的就业
一是，政府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利用政府的财政、金融、产业等政策来拉动就业。同时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和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并鼓励企业和民间投资，提高用人单位雇佣大学生的能力和愿望，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努力稳定和增加社会有效就业岗位。二是，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大学生供给质量。要积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大学生的劳动技能，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后再进入就业市场，从而提升大学生自身的竞争力和国家的创新能力，使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三是，消除一切歧视和制度壁垒，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必须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切实将国家制定各项公平公正的就业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破除一切影响劳动力自主流动的制度壁垒。四是，广泛搭建就业支持平台，全方位提供就业服务。首先，要建设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信息数据库和全国大学生人力资源供给信息数据库，并促使“两库”有效对接，适时根据就业市场大学生供给平衡状况不断调整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结构、专业设置，减少结构性就业矛盾。其次，要建立统一的全国人才市场信息动态平台，及时各类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和大学生的求职信息，为大学生就业牵线搭桥。最后，要设立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为大学生提供及时免费有效的登记咨询、职业指导和就业援助等服务。
（三）健全完善大學生失业保障制度，以加大对大学生失业的救助帮扶力度来降低社会风险
一是，要完善大学生失业救助帮扶政策。首先，要将大学生失业群体纳入到失业保险范围内来，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大学生失业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其次，要加大对大学生失业保险政策的执行力度，督促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参加失业保险，对拒不执行国家政策的用人单位要给予一定处罚，维护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最后，要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基金，把大学生保险机制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失业大学生的基本生活。目前我国许多大学生仍然游离于失业保险制度之外，应该及时在失业大学生群体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适时提高失业大学生的失业保险金标准，依法确保失业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加强大学生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力度。对大学生失业实行救助帮扶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咨询等手段来促进大学生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为降低社会风险，在加强对大学生失业救助帮扶的同时还应该完善其他社会保障政策。可以根据国家财力状况，适时提高失业保险补助标准，同时要落实大学生失业保险、大学生医疗保险等相关制度，最大限度的帮助失业大学生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等现实困难，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失业大学生解除后顾之忧，还能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解决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既关系其实现个人价值和家庭幸福，更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本人的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只有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以深化供给侧改革来破解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同时，加快培养创新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莫 荣，汪昕宇.2016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M]//.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6-53.
篇3
关键词 ：市民化；农民工；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75-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贵州省教育厅2014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立项课题（自筹经费项目）“贵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ZC171）成果
一、政治参与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视角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所在社区的投票选举，其目的在于表达、维护、实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多路径，但作为市民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重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把政治参与作为市民化的路径进行考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涉及到户籍制度变迁，而且也涉及到市民角色认同转型、城市生活方式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政治参与。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文化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尺。一个群体从村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其重要衡量标准就是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从实践上来说，理清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城镇化市民化之间的关系，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地方社会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两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必须切实解决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完成初步市民化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引导他们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来，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推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进程。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调查地情况
政治参与最具活力的地方应该是利益诉求最强烈、身份转化冲突最明显、新旧群体关系最复杂的地区。马克思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要了解市民化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最具典型的地区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选择了贵阳市W区D镇作为考察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关系的重要场域。
D镇位于贵阳市东北城郊结合部，总面积73.67平方公里，有汉族、苗族、白族、仡佬族等13个民族，人口约31500，其中农业人口20741人，流入人口5432人。D镇是W区首批建设的三个明星乡镇之一，其特点是乡镇企业发展快，流动人口多，城镇化速度快。从整个贵阳郊区乡镇来说，其文化的多样性非常明显，同质性程度还比较低，市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交锋比较明显。就经济发展情况而言，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形成了特有的工业园区，建材龙头企业和医药、电器、机械等骨干企业相继落户，使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于市民化研究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样本。但由于其城镇化过程十分迅速，群体结构还没有成型就迅速分化，就这一方面来说确实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调查对象情况
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越复杂，其反映出的共同的参与认知、参与路径、参与效果等就越具有指导价值。本研究中“农民工”概念要比传统研究所指涉的范围要大，是指在城镇没有固定房产，并且在城镇从事经济活动时间达到半年以上的农民。另外，由于征地，新移民在D镇的市民化过程中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也将他们列为调查对象。
从来源结构上看，D镇是一个新移民的城镇，虽然建镇较早，但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改革开放后城镇规模才逐渐变大。在调查中发现，移民主要来源于于省内县乡，约占70％。这些县乡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低，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移民是当然的。人员的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且收入差距与人员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除了省内县乡移民外，本地农村的人员数量也不少（占18%），他们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被征地的郊区农民。这个群体的认同感比较强烈，他们往往在城镇化之前便已经通过与亲属的交流、经济交流等逐渐熟悉了城镇生活，比起其他县乡的新移民认同感更强烈。
从收入结构上看，由于收入不稳定以及劳动技能在城市无用武之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工收入都普遍较低，且没有稳定来源。在被调查者中，大都收入在500元/月以下，比例占到54%；500—800元/月的占到了18%；800—1500元/月的占到16%；1500元/月以上的占到14%。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对政治主体的影响是显然的，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市民化的对象显然没有精力参与政治活动。同时，大量研究也发现，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参与者的主体性是难以达到的，而这种主体性恰恰是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
在年龄结构上，调查发现：年龄结构还是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到被调查者的52%；20岁以下的占到12%；30—50岁的占到28%；50岁以上的占到8%。部分5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丧失技能更新的可能性，处于收入结构的底端。而随着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等地返乡）增多，30~50岁之间的农民工收入比较丰裕，基本能够适应劳动技能的更新速度。而且大多数这部分调查对象对未来生活往往有憧憬，有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的动机。而同样是这群人，由于有一些参与经验，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主要群体。
从文化结构上来说，大专以上仅占到2%，高中或中专占到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0%，小学及以下占到30%。这也就决定了考察对象的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这部分人年龄大约在20—50岁之间。正如我们上述指出的那样，他们对未来生活充满向往，希望通过市民化来改变命运，他们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低。但是他们对自己能够影响政治系统的自信力往往不够强，挫折感也较强，所以政治效能感非常低，这会造成很多积聚性的社会矛盾。
三、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模式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市民化中的政治参与具有独特样式，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外部环境为前件的政治参与
任何政治行为都不仅是行为主体自我封闭式的行为，它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政治参与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模式。从驱动力方面来看，市民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动的市民化，一种是被动的市民化。除了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带来的市民化过程外，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现代中国出现的市民化大多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周边农村不断地被迫进入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不同的是，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给进入城市的农民更多冲击，农民收益更少；反过来，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更小。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因地价高、企业密集而获益更多。他们会因为地价高而能够在周边地区购买住房，会因为企业密集而很容易找到工作，在较快时间内适应城市角色。在这两方面，经济欠开发地区的农民市民化处于不利地位。从短期来看，失地农民尚可以依靠一次性安置补偿费维持生计，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迅速下降。但从长远来看，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将可能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给社会留下诸多隐患。
（二）先天营养不良的政治参与
亚里斯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认为，人是政治动物，政治参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规定，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也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人实现自由的根本前提。但政治参与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必须要求参与主体有足够的能力，否则如亨廷顿所言，过度的、无序的、无理性的政治参与只能带来社会动荡。从这个方面来说，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所表现的先天营养不良，还没有准备好，就被迫卷入政治过程，他们必须在学习中提升参与能力，在摸索中探索实现自身利益的路径。传统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理论均有一个经验的假设，即经济发展带来人均识字率提高以及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这些都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参与扩大。但我们对D镇的研究却有另外的发现，即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政治参与愿望却没有多大的相关性。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某一个水平的确会造成政治需求的输入急剧膨胀，政治参与的规模、路径也因此有相当大的进展，但是这种相关性只有到人均月收入达到1000元，政治参与的规模才有所上升。另外，剩下的大多数市民化的农民工主要在镇上从事临工或者经商，与D镇各社区的联系密切，尤其在卫生管理等方面更是如此。他们在内仍认为自己属于外来人员，对迁入地的政治参与并不热心。但是当经济收入突破一定量后，这部分农民工对政治生态的认同和关注就明显提高了。D镇临近贵阳市W区近郊，为中心城区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他们的工作以农业为主，但非农产业要占23.7%，收入水平长期徘徊在800—900元左右。由于生活重心在工作地，他们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不热心，一般通过所在企业中的政治参与来获取经济利益和心理的满足感，这种现象可以被看作是“参与替代”。
（三）政治认知极不成熟的政治参与
通过对D镇的调查发现，大约有10%的农民工认为是否把户口迁到D镇对他来说无所谓，有20%的希望迁来，有70%的并不希望迁来。认为城镇户籍很重要的缘于城镇的社会保障。在他们看来：（1）户籍制度本身不是阻碍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只有真正具备城镇生活方式和收入才能成为城里人，获得城市的高品质生活。（2）对预期的生活充满了担忧。大多数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留恋农村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上也仅限于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简单的关系，对于以契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他们不能有效应对。总的来说，市民化中的农民工政治参与与市民化、城镇化进程所具有的变动性、复杂性特点具有很大关联性。也就是说，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和样式。
四、结论
本调研归纳出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参与形态与一般理论假设具有较大差异，这决定了解决农民工政治参与需要变革思维，另辟蹊径。基于此，我们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以期减缓农民工非制度化参与给社会治理带来的震荡。
（一）重新评估政治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给与农民工社会保障，也不仅仅是给农民工一个城镇户籍，甚至也不仅仅是培养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的市民化还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城镇的政治过程中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的社会意识，还可以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增强他们的效能感，把积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各种被剥夺感逐渐消解。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对待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作用，用积极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让农民工全面参与所在社区政治生活的城镇化才是丰满的、可持续的城镇化，也只有如此农民工才能彻底地实现自身现代转型。
（二）加强以促进政治参与为目标的制度建设
随着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增强，为了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为了仔细考察制度供给的必要性，我们需要考察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作为行政管理者的政府在逐渐扩大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面前不应该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参与的特点，积极增加制度性的供给，以便积极稳妥地促进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
客观来说，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在发展，农村人口流动也逐渐突破了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尽管城乡户籍人数的比例仍然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其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了。比户籍的获得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城市的一些特质，尤其是在城市生存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时期的农民，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为了刺激他的政治参与愿望，政府必须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培训和社会保障，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再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当中来。
（三）在提升权益中不断拓展政治参与途径
维护农民工政治权益，必须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提升参与度和扩大参与范围。一方面农民工远离户籍地，不仅无法参与到一些实现自身政治权利的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无法参与城市社区管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与人大选举、村委会选举以及村委会自治管理等。但从现实来看，农民工最需要的权利应该是参与他工作、生活所在城市的社会管理，增加在城市社会中的发言权，更好的反映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权益。
受制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相关的附加制度，大多农民工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之外，缺乏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的途径。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表示社区的选举和管理跟他们的联系不大，认为这是本地人的事，跟外地人无关。因此，拓展农民工的参与渠道，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权益，最大限度地吸收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共事务；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激发、容纳、消化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