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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为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时要求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所谓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指将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在征收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目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二、对石化行业产生的影响
作为此次改革试点中行业之一的石化行业，受改革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
（一）增值税改革对石化行业及其重点公司的影响
增值税改革对利润和现金流影响的计算方法：假定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金额为FA（且未来几年均保持在这一金额），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10年，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所得税税率为25%；城市维建及教育费附加比率为10%。
增值税改革对净利润的影响：
第一年净利润增长={FA*17%/10+（FA*17%*10%）}*（1-25%）=0.0255*FA
第二年净利润增长=FA*17%/10*(1-25%)+0.0255FA=0.03825*FA
第三年净利润增长=FA*17%/10*(1-25%)*2+0.0255FA
=0.05100*FA
增值税改革对现金流的影响：现金流变动额=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销项增值税和城市为减税-所得税增加额
第一年现金流变动=FA*17%+FA*17%*10%-﹛FA*17%/10+（FA*17%*10%）﹜*25%=FA*（0.17+0.017-0.0085）=0.1785*FA
第二年现金流变动=FA*（0.17+0.017）-﹛（FA*17%/10）*2+FA*17%*10%﹜*25%=FA*（0.17+0.017-0.1275）=0.17425*FA
第三年现金流变动=FA*（0.17+0.017）-﹛（FA*17%/10）*3+FA*17%*10%﹜*25%=FA*（0.17+0.017-0.017）=0.1700*FA
由此可以看出，增值税改革后，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均呈现增长态势，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将得到有效改善。
（二）增值税改革对石化行业的影响增值税改革将有助于石化行业盈利的提升
2007年石化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了585亿元，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增值税能全部单列，并从固定资产成本中扣除，那么石化行业将节省99.45亿元，假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为10年，那么每年节省的折旧费用将达到9.9亿元。
（三）增值税改革对重点公司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是所有上市公司中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两家上市公司。因而从绝对额来看，这两家公司受增值税改革的影响最为明显。假定增值税改革从2009年1月1日起执行，同时未来几年的投资与2007年基本持平，即中国石油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800亿元，中国石化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100亿元（且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都属于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范畴）。
值税改革将会使石化公司现金流状况明显好转。数据显示，在增值税改革后，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经营性现金流每年增长300亿元和200亿元，这将大大缓解两家公司目前现金流紧张的局面。
三、负面影响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增值税转型改革给石化行业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去年以来的货币和银行信贷的宽松，导致了投资的高速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GDP增长率2.9倍的速度增长，部分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投资过热的迹象。此外，人民银行报告显示，200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尽管年末略有回落，但是5～11月份，广义货币增长都在20%以上，货币的过量供应，有可能积聚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后会表现为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由负转正，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较快，分别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推动物价上升。在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对于增值税的转型会进一步加剧局部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的忧虑也不无道理。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增值税转型对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有利的一面是，由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企业愿意买更多的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刺激出口的增长，这可能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而不利的一面是，机器替代工人。一是由于设备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会淘汰掉一部分技术跟不上设备更新速度的工人。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企业雇用一个工人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费，而税负的降低，使得机器设备的成本也有所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与机器设备的成本之比相对于增值税转型之前有所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机器手代替人工手。在我国目前就业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虽然增值税转型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孰大，尚需长期观察，增值税改革对就业的影响必须引起重视。
四、对策建议
（一）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监测，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做好石化经济运行中的调查研究；密切关注石油、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生产运行情况，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建议，为保证工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做好服务；认真做好行业投资情况分析，对产能增长过猛、投资增长偏快的行业进行跟踪并及时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防止出现投资过热，引导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结构调整，促进发展
目前，石化行业的企业努力向上下游发展，延长产业链，已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有效应对当前原材料价格上涨，合理实现产业链的价格转移，提高自身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把推动上下游产业一体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
（三）通过各类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另一方面，组建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实体，推出公益性岗位。
（四）重新认定纳税人标准
我国应吸收相关国家经验，重新调整纳税人划分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提高一般纳税人占全部纳税人的比重，使纳税人结构呈正常分布状态，以保证增值税拥有必要规模的一般纳税主体，确保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广泛延伸、内在机制有效运行，以利于增值税管理，凸现增值税在石油化工行业的固有功能。
要提高我国石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就要取长补短，面对增值税改革大势所趋的现实。
参考文献
[1]邓勇．增值税改革对行业的影响．中财网，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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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当今全球市场的竞争，更多地体现着“文化竞争”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往往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障碍，许多在国内市场畅销的产品因不适应国外市场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而失去这一市场。因此，企业要开拓市场就必须令其营销活动渗入文化，必须赋予产品文化品位、文化意境、文化格调。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创造全球长期优势的必然选择。一个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领市场，必须使其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长期为目标市场接受。然而，随着社会信息网络化、科技现代化、交通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模仿、借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同企业的产品特征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易为消费者辨别。企业致力于寻求能长期、稳定、排他地占领市场的良方，而文化营销便具有这一特性，文化优势是极不易被他人模仿、借鉴的。
二、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标志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他们在世界各地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各国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了多万家，占世界总产值以上，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达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万亿美元的世界出口额。生产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程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达亿美元，进口额亿美元，“地球村经济”呈现出强大的发展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国外市场界限将消失，市场无国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将会全面形成。企业生产与市场全球化，必然要求营销全球化。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企业营销应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企业应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欲望，而网络化的出现，使得营销全球化更为方便、快捷，从而加速营销全球化过程。这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范围，使企业营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只有适应这一变化，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根据各国文化差异进行全球文化营销，将成为企业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入世的推动。入世，意味着中国将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入世后，中国能与占世界经贸(以上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多边基础上、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这必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入世使得商业日益繁荣与发达，人们更加富裕，有了更多的能力与机会去创造文化活动，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更加不同，同样也造就了不同文化的自我复兴。企业认识到商品意识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将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营销中的文化蕴量将随着入世的到来而显得越来越厚重。
三、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着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根据文化差异而成功地进行市场细分成为企业制胜的诀窍，只有那些审时度势、把文化差异转变为资产的企业才能够为文化不同的各国市场服务。而现阶段，中国的文化营销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跨国经营观念落后的障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实在是太短了。几十年来，中国搞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是卖方市场格局，那时，企业不要说文化营销，就连市场营销都不必谈。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也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的企业传统的经营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无法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企业仍热衷于提不起人们的购买兴趣、刺激不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只会造成顾客竟相观望和忠诚度下降的“价格大战”，这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中外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障碍。要真切地了解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那就需要知道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审美观、、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根据文化对营销的意义，本文仅从文化传统、消费者的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的文化潮流三个方面探讨各国的文化差异。文化传统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各国的民族精神、传统观念必然体现在商品消费中；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心理，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一直到消费者的思维方式、需求心态和满意程度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产品必须有“情”，必须与消费者“情投意合”；文化潮流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消费潮流，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往往决定了当时的文化潮流，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是静止、古板的，它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一种现有文化都是对以往文化的变革，因此，一旦形成一股文化潮流，那么，它对市场的影响将是迅速且长久的。以下列表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说明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外营销环境中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难以逾越的屏障。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文化差异障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而在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文化差异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投入期，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产品的特色和它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企业经营持“惟我独尊”的理念，把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消费者，忽视市场的文化差异，以一种文化涉入另一种文化。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竞争的压力使企业不能忽视文化差异，也不能把弥补买方和卖方之间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顾客，为了成功，企业必须考虑文化差异，为不同市场设计、生产、营销不同的产品。北京前门肯德基“变脸”为青砖大瓦房即说明了这一现象。肯德基刚进入北京市场时，其店面与全世界各地肯德基的标识一样，并凭其独特的服务、环境、标识，令中国消费者体验美国文化，忽视中美的文化差异。但随着中国快餐业竞争压力的加大，他就不能再忽视文化差异了，通过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适当改变店面，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在衰退期，消费者对原文化的重视减弱而去追求新的文化要素，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唯一法宝就是顺应文化的变化潮流，解决文化多元化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四、跨越文化营销全球化障碍的思考
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及文化潮流等文化差异左右着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营销活动时，如何在了解、把握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中实行文化营销策略，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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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 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 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 。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 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 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 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 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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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以交易个体履约能力为出发点，根据全球国际贸易信用基本特征提炼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具有普适意义的指标体系，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试论标准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各国经贸往来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活动中交易个体的信用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区域交易的顺利进行制造了 障碍。然而现阶段各国信用评级机构受地域、文化、政治、经济、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不尽相同，甚至差别较大，导致参与国际 贸易企业或组织在一国的信用等级评定无法在其他所有国家得到普遍认可，建立标准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势在必行。
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国际贸易信用评级互认的基础是其各自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的对接。而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的对接在形式上表现为同一企业在不 同评级模型下的信用评定等级相同;在实质上反映出各评级模型考查企业信用侧重点相似，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设置相互匹配。不同模型间指标体系的匹配分析是一项 庞杂的工作，需要将各模型定性、定量一级指标下二、三级指标分解并按照相互可对应的方式以指标所代表的考查方面和内容进行重组和比照，权重相加列等，只有 实现了指标体系及其指标权重的完全对等才实现了模型的对接，即一国或地区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对参与国际贸易企业或组织的信用等级评定适用于与其模型实现 对接的其他国家。在实务操作中，这一方法的困境在于：第一，不同国家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很难达到完全匹配，即使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导致评价结果的大相径 庭;第二，即使可以实现模型间的完全匹配，但若要实现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匹配分析，包括国家贸易行政部门的配合和匹配成功后的业务推广，其工作无 论在量上还是复杂性上都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从以上两个层面上说，建立标准国际贸易信用评价模型，由国际性第三方权威组织推广并应用，各国只要实现 了本国的模型与标准模型的对接即间接实现了与其他与标准模型匹配的国家和地区的对接(如下图所示)，对规范国际贸易信用评级甚至国际贸易秩序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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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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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s;innovationsystem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的拉动、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以上学者尽管从不同角度对服务业及KIBS国际化动因做出了解释，也注意到服务业与KIBS、与制造业的差别，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是从产业角度来进行分析，注重的是服务的特征。KIBS不仅仅在于具有服务性的特征，还具有创新性特征，这也是KIBS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现有的研究忽视了KIBS具有创新功能的特征，忽视了KIBS在创新系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根据KIBS的特点，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另外一个角度——创新系统的视角对KIBS国际化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获得更为圆满的解释。
二、KIBS创新特性及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及功能
在知识经济下，知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了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及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所在。KIBS具有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在创新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非一般的生产和消费部门。
（一）KIBS创新特征
KIBS创新是指发生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行为及活动，是KIBS与客户利用各自的知识及技能，为完成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任务而做出的一系列合作行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创新具有显著的高客户相关性，即KIBS与客户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新服务质量的高低依赖于KIBS与客户的交互作用。在创新中，客户与KIBS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双向的：KIBS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服务，在交互中传播现有的知识，同时通过客户反馈也加强了KIBS本身的知识基础，扩大了KIBS的知识存量，并可能引起新的交互作用。Strambach（2001）建立一个模型（见上图），将KIBS知识过程分为明晰知识和缄默知识的获取、知识的重新整合、知识向客户企业的转移与扩散三个阶段，说明了KIBS与客户间的这种知识流动及交互作用。[7](53-68)
（二）KIBS在创新系统中的角色
KIBS创新具有高客户相关性，这不仅仅促使其本身必须具备高的创新性，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也使其有可能将创新性知识传递、扩散给客户，即KIBS不仅仅具有知识生产的功能，也具有知识扩散的功能。具体而言，KIBS在创新过程中主要有三个角色：创新推动者（Facilitator）、创新转移者（Carrier）及创新来源（Source）。[8]
1.创新来源（提供者）。KIBS在进行创新时是创新主角，KIBS为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提供服务或知识，提供创新概念及思想，并与客户企业紧密联系共同完成创新。Hertog（2000）认为，KIBS作为知识及创新的合作生产者，是一种私人知识库，即所谓的“第二知识库（theSecondKnowledgeInfrastructure）”或“新知识库”①。[9](491-528)如广告商为客户开发并组织实施一个新的广告策略。
2.创新推动者（合作者）。KIBS企业为客户的创新提供支持服务，但创新本身不是来自KIBS，也不是由它从别的企业扩散到客户企业。如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客户开发一种新的服务分销渠道或引入一种新的会计制度，在这里，KIBS为客户传递它们需要的知识或服务来支持创新。
3.创新转移者（购买者）。KIBS企业将现有的创新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传播到另外一个行业或客户企业，创新本身不是从KIBS产生的，KIBS只是一种中介。此时，KIBS也扮演着购买者角色，即KIBS从制造业或者其他服务行业购买知识、设备及资本品，但KIBS在购买后还承担一个重任，即将该产品客户化，适应客户的需求。如KIBS企业为客户引进及实施一个先进的、创新性的ERP软件，并将该软件客户化。
可见，KIBS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它的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功能，是创新系统的节点及桥梁，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KIBS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KIBS本身作为一个创新主体，在不断进行内部创新的同时，也为创新系统中的其它主体提供了创新的平台，对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三、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扩展——KIBS国际化的动因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系统，国家创新绩效取决于该国利用全球创新网络及全球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已成为促进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Toivonen,2005）。[10]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创新系统的不完善及创新资源的缺乏，通过国际化获取创新资源，提高本国创新系统竞争力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及必要的途径。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发展，增强了作为创新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KIBS国际化发展的动力及压力，主要体现为实现如下四个效应的需要：（一）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国际扩张效应
Coase（1937）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11](386-405)创新系统也存在由于交易成本节约而导致的边界扩张与收缩。创新系统边界的扩张表现为创新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创新行为的融合与协调两个方面，前者是单一组织形式下的规模扩张，后者是对创新系统的改造。[12]创新系统革新的动力来源于知识在系统内流动的机制。信息通讯科技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创新活动之间的互动与依赖日益加深，为了获取更多、质量更高的创新资源，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主动向外扩张，实现国际化发展。KIBS国际化一方面是实现本身规模经济的需要，另外一方面降低了知识在创新网络接点传播的交易成本，使报酬递增得以实现，并促进其他创新主体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KIBS作为知识扩散的桥梁及中介，它的国际化有利于改造跨国创新组织结构，建立灵活的组织创新网络，有效降低创新主体在国际化进程中由于规模扩大而带来网络接点之间连结不稳定的风险（规模扩大与风险加大之间存在“两难”问题），实现创新系统质的扩张。（二）知识的放大效应及国际扩散效应
知识系统要么是网络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而无论哪种结构，KIBS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结构中，KIBS加强了不同网络接点之间的知识流动。在层级结构中，KIBS有利于知识沿着层级进行流动，如典型的专业会计服务就属于这类。而创新系统竞争力的差异在于知识创造和扩散通过不同的中介和组织交互作用来进行。[1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各国国内市场日益与国际大市场融为一体，产业全球化以及企业生产、研究活动的国际化，使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愈加强烈。由于KIBS具有知识生产性和扩散性并重的特征，KIBS在国际化发展中不断吸取国外知识，并通过对知识的整合、加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放大知识存量，提高了知识流动的质量，促进知识在创新主体之间的国际流动，在不同类别的知识网络中传递，加强了国家创新系统知识生产子系统及知识扩散子系统功能，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结来提高学习和创造能力，使国家创新系统立足于国际创新前沿，利用国际创新系统的优势，迅速提高创新能力。
（三）制造业、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国际互动效应
KIBS所具有知识生产及知识扩散功能，使传统的创新系统发生了变化，服务业创新子系统与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出现融合的现象，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创新活动互相表现对方的特征。它们之间存在信息、知识及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并通过这些流动使两者产生极强的互动作用，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支持。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产生了对金融、会计和法律等服务的需求，为了满足国内制造业国际化的需要，KIBS企业跟随进入东道国提供服务。随着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在国外提供服务经验的不断丰富，KIBS企业有能力主动在国外寻找发展的机会，实现从跟随战略到主动寻求新市场的国际化战略转变。跨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服务的能力而不是制造产品的能力，[14](45-56)在制造业国际化程度较高情况下，KIBS国际化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实需要。
（四）国家创新网络的国际综合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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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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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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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暖锅炉运行机制
供暖锅炉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的转换装置，锅炉是这个装置的容器，工人将具备一定能量的燃料或能量源注入其中，而燃料相对而言是指那些具备化学能的燃烧介质，这些介质通过燃烧的方式，从火焰中或热源中获得热量，进而使自身的相关元素离子的活跃程度提升，并渐渐加速运动与空气中的氧分子在热量的作用下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进而释放大量的热量，而这种热我们称之为化学能。能量源相对而言更加容易被理解，就是指日常生活之中的电能等可直接产生热量的可再生能源，即热能的来源的意思。
燃料或能量源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质变，产生大量的热量，而这热量通常会被贮存于一定的传输介质中，如蒸汽、高温的水等介质，然后这些介质会被通过一定的传输装置输送到相应的空间，到达空间之后，经过一定的转化过程，再转化成相应的热量，并通过一定的释放过程，使介质所携带的热量传递到空间中发散，当热量充盈整个空间之时，供暖锅炉设备的热能传递工作就告一段落了。而这一热能有许多种用途，一种是维持人们所处空间的温度平衡，另一种则是为工业的生产提供必要的热量能源，而这种热量能源能够以蒸汽的形式转化为工业所需的机械能，进而是工业生产顺利完成。因此，供暖锅炉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人们所处环境的温度平衡，同时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全新的可再生型能量，在这方面上可以说其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异型管经济体系的革新。
2 炉拱的作用以及其设计原则
2.1 炉拱的作用
锅炉是一种能量转换设备，就炉拱的作用来说，其具有引燃的作用，对于锅炉中新添置的煤炭，能够有效促进这部分煤炭和周围空气充分融合，同时将锅炉内的燃烧温度保持到一个最科学的范围内，进而保证新添加的煤炭可充分燃烧。根据物理学中热传导的原理可知，一般具有温度的物体，其本身的温度绝对值是不变的，温度绝对值与物体本身的辐射力成正比函数关系。总结来说，炉拱的作用：其一是保持锅炉内的高温不变，其二可以使锅炉内气体充分混合。
2.2 炉拱的设计原则
针对当前锅炉燃煤不彻底的现状，依据国家锅炉内燃煤要求，进而科学的设置炉拱。锅炉燃煤不彻底主要使用的是质量比较低的煤质，在后拱的设置中，后拱位置是整个锅炉内部的主要燃烧区域，尾部气体被前推至中部，与中部气体进行混合然后继续燃烧，针对这种燃烧特点，后拱必须要低而且够长，同时根据不同煤质的燃烧温度对炉拱进行综合的设置。总结来说，为了保证外焰燃烧温度，前拱设置要高，后拱为了推动尾部气体与中部气体有效融合，设置的高度要低而且够长，将前拱以及后拱的作用有效的结合起来，使其燃烧与传统燃烧的热效率相比的到一定的提升。
3 锅炉供暖的节能措施
3.1 科学调控
在锅炉装置的实际运行之中，其所产生热量能够被有效运用的前提是理解锅炉在运行中所燃烧燃料的消耗程度和实际所产生热量的能量比，而这一能量比，与燃料的燃烧以及产生的实际热量都有关系，燃料的燃烧是否充分、燃料在燃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热能具体来说究竟有多少被切实地转化为了热能，以及燃烧所产生的热能在传递至人们所处领域的过程中有多少损耗，真正为人们所用的热能又剩下多少，这些都是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因此就必须在此锅炉的供暖过程中添加科学调控机制，以进行在锅炉的供暖环节之中的能量监测与燃料燃烧程度监测活动，通过监测机制的反馈及时对燃料的燃烧情况以及能量的实际转化情况进行一定的控制，通过调节燃料的投放、调节相应的炉温、调节热量的转化功率、调节实际传递至相应空间的热量的温度等方式来确保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3.2 施行空气预热机制
就目前来说，现在大部分8.0MW的锅炉中基本都没有添加“空气预热”器。“空气预热”器的用途在于能够加热气体，在锅炉燃烧时，快速地达到高温，对锅炉内快速形成高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3 引入分层燃烧机制
这种技术的核心在于通过改善煤质的疏松程度，同时增加煤与煤之间的空气含量，来促使煤炭在燃烧中能够保持良好的透气性，进而提高煤炭的燃烧效率。为煤炭和空气提供了良好的接触空间，从而能够促使煤炭之间充分的燃烧，大大地节省了燃烧时间，将煤炭的燃烧程度发挥到极致。
3.4 减少水分的丧失
通常来说，锅炉的实际燃烧状况与系统的失水程度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锅炉的燃烧中，燃烧本身会保持一个温度，但是系统中一旦有冷水进入，锅炉中的燃烧温度就会逐渐降低，而为了保持原来的温度，就得增加煤炭的投入，这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因此，必须要在锅炉的燃烧使用中有效控制失水率，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能源的有效利用。
结束语
总而言之，燃料的燃烧是供暖锅炉运行的核心环节，合理的燃烧会减少能源的浪费，有利于人们对锅炉供应热量的使用，有利于锅炉使用价值的体现，有利于相关燃料的节约，同时还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事业的开展。因此有关部门应对此予以一定的重视程度，及时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一定的技术培训，同时还要大力完善相关法律体育规定的建设，进而通过法律以及相关规定的约束力来控制实际的能源节约情况，使供暖锅炉机制能够合理的运行。使其在输出热量不变的同时所消耗的能源达到最小化，进而推动我国供暖机制的革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洋.试论供暖锅炉的运行节能问题及对策[J].科技致富向导，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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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无形资产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它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约束性的影响。中国“入世”首先要解决无形资产的核算问题，对于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无形资产的具体准则里存在着几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本文从无形资产的含义入手，对国际惯例中研究开发费用不同的会计处理进行比较，针对我国现存的问题，提出几点改进意见。
一、无形资产的概述
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资产。
在理解无形资产这一概念时应首先明确无形资产对企业而言是一项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的长期资产。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概念时，就应该从资产的含义入手。所谓资产，就是指：过去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且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那么，无形资产作为一项资产，就必须满足资产的定义并具有自身的特点。从资产的实质内容出发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其一，预期内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其二，成本能可靠的计量。下面，笔者拟从这两方面入手，分析无形资产自身的某些特点，谈谈无形资产的确认问题。
首先，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流入企业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潜力。这种潜力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单独的产生净现金流入，而某些情况下则需要与其他资产结合起来才可能在将来直接或间接产生净现金流入。在这定义的理解基础上，无形资产无疑具有这种特征。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剧，无形资产所形成的未来的净现金流入将会逐年增加。一是从高新技术企业上看，企业技术的含量与日俱增，相应地所形成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也会为企业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服务行业的角度看，各种咨询公司、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的建立和兴起都很可能与企业其他硬件设备相互配合从而形成巨大的无形财富。三是从传统的企业看，企业拥有足够的人力资源，高素质的管理队伍，都会为该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当然，无形资产的预期收益性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必须与其他资产相结合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而且在创造利益的能力上也较多的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应考虑到相关因素并结合职业判断来予以确定。
其次，无形资产的成本是否能够可靠计量。资产的计量是指入帐的资产应按什么样的金额予以记录和报告，目前，在我们国家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一般都以历史成本为主要的计量方法。即按企业各项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根据实际成本计量。现在，对于无形资产而言，在计量问题上也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无形资产本身具有某些特点如：无形的实体、非货币性资产等，所以在有关其计量问题上就或多或少带来了许多困难。无形资产是否可以计量，应该如何计量是许多会计人士一直都在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在从资产定义的角度分析完无形资产的概念之后，就不难发现无形资产有别与其他资产。因此，这就迫切地要求我们要解决有关无形资产确认的诸多问题：首先是应当认真的反映无形资产，其次是必须谨慎的反映无形资产，再者必须解决无形资产中的若干计量问题。
二、关于费用化与资本化的处理问题
在了解了无形资产基本确认条件后，我们将进而分析有关自创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一）研究开发费用
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中规定：研究活动是指“为预期获得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认识而进行的具有创造性和有计划的调查。”其性质是因特定研究支出而形成的未来经济效益将来能否实现，不具备足够确定性。开发活动是指“在开始商业生产或使用前，把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与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工艺系统或服务。”其性质是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能否确定获得未来经济利益可能性。研究与开发费用应包括可直接计入研究与开发活动或一个合理的基础分配计入这些活动的所有费用。具体包括：（1）、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的薪金，工资和其他与聘用人员有关的费用；（2）、用于研究和开发活动中消耗材料和劳务费用；（3）、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4）、与研究开发有关的间接费用；（5）、其他费用。在知道了何为研究开发费用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目前几种关于研究费用的处理模式。
1、美国模式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其颁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02号中规定：为研究与开发的所有支出均应列入费用。但是，对于内部自创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费用处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86号指出：内部自创计算机软件发生的属于研究与开发费用应在发生当时计入损益，直到所开发的产品建立了技术可行性为止。该种方法大体上是依据了谨慎性原则，持该法的人认为尽管发生研究开发费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形成无形资产，带来未来收益，但是研究和开发工作本身是否能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按照谨慎性原则，应计入当期损益中。
2、国际会计准则模式
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指出：为评价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是否符合确认标准，企业应将自行开发过程中分为两个阶段，即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同时指出，研究阶段不会产生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支出或费用应在当期确认为损失。而在开发阶段，则可能产生应予确认的无形资产，因而某些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开发费用应予资本化。
具体而言，只有当企业可以证明以下所有各项内容时，开发产生的无形资产才能确认：（1）从技术上讲，可以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其能使用或销售；（2）有意向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销售它；（3）有能力使用或销售该无形资产；（4）该项无形资产是否很可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5）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使用或销售该无形资产。（6）对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的计量。
3、我国研究开发费用处理模式
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理论上讲，如果开发费用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那么对其采用资本化政策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对于某项目而言，要明确地定出研究阶段何时结束或开发阶段何时开始往往是很难的且不易操作。为此，本准则把研究与开发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地，自行开发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其入帐价值或成本应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确定。
（二）有关后续支出的处理
所谓后续支出就是指无形资产购入或自创完成后的相关支出。对于后续支出的处理，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1、美国模式
在美国，会计实务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是，对于可辨认无形资产，允许资本化的后续支出通常仅限于那些能够延长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支出。即：在符合某些条件时，内部使用计算机软件的后续支出可以资本化。
2、国际会计准则模式
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指出，无形资产后续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除非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该支出很可能使资产产生超出其原来预定绩效水平的未来经济利益；第二，该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和分摊该资产。同时还指出，商标、刊头、报刊名、客户名单和实质上类似项目所发生的后续支出只能确认为费用，以避免确认自创商誉。
3、我国关于后续支出的规定
在我国，无形资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在确认后发生的支出，应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费用。
（三）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对前面关于自创无形资产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及后续支出的会计处理，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各种会计模式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各自不同的结论。就笔者看来，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自企业的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及高层管理体系对企业的整个运行过程将发挥着越来越多的重要作用。这就是说，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和批露是迫在眉睫，即必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比较规范的处理原则，使得各国会计准则能相互协调，以加强会计信息的准确性。
对于研究开发费用及后续支出的处理，究竟是应该资本化还是应该费用化。一方面应遵循会计原则中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的划分，另一方面则看其是否能为企业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是否能可靠的计量。通过前面对各种模式有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处理研究开发费用的方法可分为两种方式，即资本化处理方式和费用化处理方式。
对资本化处理方法的合理性在于遵循了配比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活动是为了获得新的技术知识，创造新的或有实质性改进的产品，材料设备或工艺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希望在未来时期获得收益。研究开发项目一旦成功，作为其成果的专利权、商标权、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等，往往会持续在以后若干会计期间带来收益，因此，按配比原则，可将研究开发活动的支出作为资本性支出，在未来收益期内分摊，如果不资本化，会对企业未来拥有的超额获利能力难以解释，也会对信息使用者产生误导。诚然，资本化的主要缺点则是不符合稳健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活动虽与未来的收益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收益能否取得，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把研发费用计入资产，企业承受的风险太大。
对费用化处理方法的合理性在于遵循了稳健性原则。所谓稳健性，因为它考虑了研究开发活动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实务操作中采用这种方法也是与当时的特定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另外，这种方法也易于会计人员掌握，便于操作。但是，费用化的处理原则也同样会暴露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一、费用化不符合配比原则，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收入与其费用、成本应当配比，同一会计期间的各项收入和其相关成本费用，应当在该会计期间内确认，而我国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将其研发费用作为当期损益，即在研制开发前费用，而当该支出作为无形资产依法申请成立是为企业创造收益时，其分摊成本则远远少于研制开发的总成本，这显然严重低估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不符合成本与收益相配比原则。第二、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要求企业会计核算应当与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由此看来，我国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将研究与开发费用作为当期损益，显然歪曲了企业的财务信息。在开发过程中会虚减当期利润，可能使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而在开发成功时，又潜在虚增了企业利润，这就难以真实的反应企业的经营成果，有悖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第三、不符合一致性原则。企业外购的专利、商标、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等支出全数计入无形资产，自己研究开发的只在特定条件下资本化，同样的资产因其取得的渠道不同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符合会计上的一致性原则，使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可比性。
三、对无形资产确认和披露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对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要考虑因研究开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企业风险，更要考虑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即在充分把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靠计量时将其于以资本化。比如：在判断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成本能可能流入时就应该要求会计人员准确地运用职业判断，采取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准确详尽的处理；而在成本计量方面，则应在新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下改革传统的确认标准，不仅进行初始确认，还要进行价值变动后的再确认，即在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的同时，也应采用重置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等公允价值计价。综合以上情况，笔者提出以资本化为基调，兼顾稳健性原则与配比原则的一种处理方法。
（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新的会计处理
应专设一个会计科目来核算无形资产研究开发费用，该科目类似于“在建工程”科目，是用于核算正处于开发研究过程中无形资产，待其开发研究成功后转入“无形资产”帐户，若开发研究失败则再转入当期损益类帐户。该科目的借方用于核算企业研究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所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注册费等，贷方用于核算无形资产研制开发成功结转到“无形资产”科目或直接分期摊销计入“管理费用”科目中，科目的借方余额反映尚未结转或摊销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费，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列于“无形资产”项目之后，以提供更为准确的会计信息。具体核算过程如下：1、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研发费用等则借：在建无形资产，贷：银行存款等。2、在研究开发各项无形资产成功后，借：无形资产，贷：在建无形资产。3、当研究开发失败后，借：管理费用，贷：在建无形资产。经过这样的会计处理之后，就能够弥补前述的诸多不足，并且能真实的核算无形资产的价值，有利于企业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使用。
（二）进一步与国际准则接轨，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披露
对无形资产重视不仅仅应准确的加以确认，而且还应有一种较为完整的披露体系，以全面的提高无形资产的利用价值。在目前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有关无形资产的披露部分规定如下：1、各类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2、各类无形资产当期起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3、当期确认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及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成本和取得方式。然而，在当前知识资本的比重日益提高的今天，仅仅披露这些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伴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许多新兴的无形资产种类将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在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过程中应更加完整地披露无形资产信息。所以，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应更明确指出各类无形资产的种类；2、其摊销年限应分别披露，且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摊销方法；3、期初，期末余额应包括“在建无形资产”部分；4、如有可能还应明确指明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数额是多少，以表明该公司潜在的创新能力。当然，考虑到无形资产成本和收益的原则及自身唯一性的特点，如果把无形资产披露的过于详尽，这就会给竞争对手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危害到本企业的利益，也会使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所以，我们在具体披露过程中应把握适度。
结束语在全面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关于无形资产准则的基础上，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存在差异性。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个公司、企业都将重点放在了高新技术的开发与研制领域问题上，因此，无形资产这一概念对每个企业而言将不再陌生，它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也越来越重要。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技术管理者，信息资源的使用者将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企业自身的新技术开发上，所以我们就更应该用更详实的信息资料来记录计量无形资产，更加准确的来披露无形资产的相关信息。
当然，仅本文提出的几点建议和意见来加强无形资产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提高各界人士对无形资产的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开发、培育、创造、维护和保护各单位无形资产，建立专门的无形资产管理机构，配置专门的管理人员，加强无形资产管理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利用无形资产的扩大、扩展和扩张作用，使企业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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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2.关于科学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带来的挑战分析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得以全面开发，并且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样，会计活动中也普遍应用到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其中，会计电算化应用软件在企业财务处理活动中得以普遍应用，其不仅有效提高了会计自动化程度，而且还有效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与此同时，随着会计活动电算化应用软件的出现，企业会计管理系统以及业务系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对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一定的会计业务处理能力，而且还需要熟悉财会管理知识，并且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知识等也是当前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从而全面提高企业会计处理水平。
3.关于知识经济的出现而带来的挑战分析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会计工作人员需要不断通过学习以及积累相关知识才能够适应当前新形势发展需求，加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会计知识以及积累经验不断更新与出现，则会计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学习，并且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强调知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无形资产以及人力资本等逐渐成为了各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因此，通过加强企业内部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才能够为企业提高综合竞争能力而提供有力保障。
二、探讨新形势背景下我国会计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途径以及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会计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会计教育理念、专业教育体系等来探讨会计专业课程设计以及教育方法，从而有效保障改革后会计教育教学能够满足当前会计人才培养需求。
1.关于会计教育目标的树立分析笔者认为当前会计教育应选择分层次方法而进行树立不同的会计教育目标，这不仅与西方先进国家会计教育目标保持一致，而且使得不同教育目标培养的学生均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从而有效提高本校教育水平以及教学质量。
2.关于会计教育课程的设计分析在对会计教育课程进行设计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跨级课程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例如：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然后针对不同专业需求而科学的整合其他相关教学内容，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会计工作人员除了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水平，而且还需呀具备一定相关技术技能，从而使其全面发展而更好地投入会计工作活动中。
3.关于会计教育方法的改革以及有效对策分析传统的会计教育教学活动中，主要由教学教师讲授专业知识为主，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不利于培养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教学教师需要结合当前素质教育政策实施初衷目的来进行教学活动中，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并且积极引进当代科学技术产品以及网络技术等教学资源作为教学手段，不仅使得学生们从中获得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学生们与专业有关的应用技术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而更好地投身于会计工作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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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的利弊分析
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对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意义重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人行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发挥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稳步推进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提前做好这一改革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的利弊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正面因素。
目前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也拥有利率浮动权，即下浮10％，上浮30％。若比照央行对农信社的政策，存款利率最高上浮50％，贷款利率可上浮50％－100％的话，这无疑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营销价格空间。笔者认为，利率市场化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带来的积极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1.可以更加有效地从社会上吸收资金。显而易见，利率上浮对存款大客户的闲置资金有更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适当地把握时机应用存款利率上浮，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吸收相当数量的资金以备今后的发展。
2.可以增加获利能力。合理应用贷款利率上浮，做好存贷差的测算，能够获得更多的贷款利息收入，从而创造更多的利润。
3.可以进一步完善信贷准入退出机制。科学地运用利率市场化的杠杆，能够给优质客户创造更多收益，同时使质量不高的客户收益下降甚至无法获得收益，从而迫使这部分客户主动地加以自我改进；而风险隐患较高、低信誉度和零信誉度的客户将被迫从信贷市场主动退出。
（二）负面因素。
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管制政策，利率的变动和存贷款利差均由代表政府的央行确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没有多大的变通余地，只能被动接受，以至于形成利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式，即使对利率波动风险有所意识也只是浅层次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多次降息，其间包括利差的缩小，这种大幅频繁的利率调整事实上已经构成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然而，据调查，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频繁大幅下调利率的风险，有意识地防范和规避者却寥若晨星。金融机构这种利率风险防范意识和定价能力的缺失，使之在利率市场化后的经营面临着的冲击和压力不可小觑。可以预见，利率市场化后，利率风险将是我国金融机构经营的主要风险。
利率市场化后，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有：一是存贷款利差缩小的风险。根据国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利率市场化后，利率的总体水平会升高，但并不意味着存贷利率的同步升高，而往往是存款利率升幅大于贷款利率的升幅，造成利差缩小，商业银行的表内业务获利空间变窄。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中间业务和其他表外业务不发达，利差收益占银行机构总收入的90%以上。因此，利率市场化后一定时期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着极大的经营压力。二是利率波动的风险。利率市场化意味着利率对经济变数的敏感性大大增强。经济的过热与低迷，货币资金的供求变化，通货的膨胀与紧缩，外资的大量流入与流出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与下降等因素，都会引起利率的大幅波动。商业银行面临利率波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利率敏感性缺口风险，即来自于可重新定价的资产和重新定价的负债的不匹配所引起的利率风险；利率结构的风险，即存款贷款利率不一致或短期存贷款与长期存贷款利差波动幅度不一致所造成的风险；客户选择提前还贷或提前取款所造成的风险，等等。三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由银行与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尽管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就已经存在，但是在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还不到位，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应有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里信用缺失较严重的条件下，当商业银行获得了贷款定价权之后，一些自我约束机制差的银行为了追逐高收益，乐意将信贷资金投向愿意出高息而还款能力差的企业或高收益、高风险行业；一些不法企业故意隐匿不利于其融资的信息，以高息为诱饵，恶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也不排除银行工作人员与企业合谋化公为私的案件增多，从而凸显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国有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新竞争格局中的对策分析
（一）确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国有商业银行至少在两个方面拥有相对其他中小商业银行的绝对优势，即品牌优势和整体优势。国有商业银行的实力非常雄厚，在广大客户的心目中具有和国家等同的信誉度，大型和超大型的优质客户从心理上也更愿意和国有商业银行打交道。同时，国有商业银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完备的结算网络也是中小商业银行无法比拟的。
国有商业银行的劣势主要表现在央行的监管力度很大，政策不够灵活，历史包袱沉重等等，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慎重考虑的负面因素。（二）应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对策设想。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要在日益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能积极地去应对。笔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至少应从服务、产品和管理三方面采取对策。
1.服务方面。必须看到，今后银行的存贷利差收入将逐渐减少，而中间业务收入将是现代化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国有商业银行拥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完备的结算网络，这就为客户提供了健全的服务设施。因为客户要想更多地获利，其资金的流动性也必将越来越强，我们的服务设施恰好为客户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当然，为了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高于中小商业银行，还必须在服务的内涵上不断深入，不能仅仅停留在微笑、站立等层次上。
2.产品方面。谁能够提供让客户获利的产品，客户就乐于与谁合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2003年年初，央行起草了《人民币协议存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办理主动负债业务，发行大额长期存单，这无疑是又推出了一个新的金融产品。但由于该产品各商业银行均可使用，我们并不能保证应用该产品就能在同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同时该产品利率较高，会增加银行的筹资成本。鉴于金融产品的趋同性，笔者认为，在产品上应加大组合的力度，将现有的各种金融产品进行科学的组合，对客户实施“打包式”的营销，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组合方式。
3.管理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资金总体宽裕的情况下，应科学测算自身在某一阶段的发展需要的资金量，根据自身的需求去吸收存款，对于存量资金，为避免其流失可以适当地提高存款利率，但绝不能一律将浮动范围用到极限，否则央行即使提供再大的浮动空间也没有意义，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各商业银行在社会上“争抢”资金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为了保障长远利益，不应单方面地强调去吸收存款，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不应一味地以吸收存款的数量作为经营成果最核心的标准。毕竟企业要以利润为经营目标，银行也不例外，如果存款特别是“高价存款”不断膨胀，而贷款营销却不能相应增长，相反还要不断发放优惠贷款，中间业务的各种收费又往往作为对客户的优惠条件加以减免，那么银行的利润必将不断萎缩甚至走向枯竭。所以，面对利率市场化的新形势，绝不能把“吸存能手”作为优秀信贷经营者的考评核心，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
篇13
企业内部设置了专门的内审机构或者部门也就形成了一项固定的成本支出，加上对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培训，也是企业后续的支出增加。另外因为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企业生产技术的革新，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审计在人员配置上受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内审工作的成绩并不理想，内审质量不高的情况普遍存在。将企业内部审计外部化后，采用完全外包或者部分外包的形势，企业在内部审计方面的投入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内部审计外包后，对重大的风险能够哥呢国家有效的进行控制，这有效的降低了企业损失的风险，对企业的收益的获得十分有利。随着企业内部审计投入的成本的降低，外包的成本效益占据很大优势，企业走内审外部化的道路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2.企业实行内部审计外部化科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
因为内部审计的机构受企业领导的直接监管，在很多时候，内部审计工作要服从企业领导层的要求，这是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的主要原因。外部审计的机构是独立于企业之外的，与企业之间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合作的关系，审计更加具有独立性。内审外包的审计人员不受企业经营者的直接领导，与其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审计范围会更加的广泛。从本质上说，外部审计的主题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对审计费用合理的收取，与被审计的企业没有其他经济利益上关系，外部审计人员更没有人情上关联，保证了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3.企业内部审计外部化可提高企业内部审计的工作质量
现代经济形式下的内部审计工作人员首先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不仅精通财务方面的业务知识更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职业素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单方面的重视经营业务方面的发展，对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却予以忽视，使得内部审计方式方法陈旧落后，内审人员的专业素质跟不上时展的需要，这必然会对内部审计的质量造成不利的影响。内部审计外部化后，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来自于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通常会经过正规的培训和严格的考核，具有一定的资质才能胜任审计的工作。而且他们所具有的专业至少范围广泛，在会计、企业管理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对于外部审计机构来说，他们的经验更为丰富，对不同行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都有所了解，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在某些问题上能够为企业的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经济信息。另外，外部审计机构的会计师在进行审计工作是，其执业行为受法律部分的约束，同时也受相关部门的监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审计的质量。
二、企业推行内部审计外部化的措施
1.选择合适的内部审计外部化形式
加强内审与外审工作的协调。大多数企业在选择内部审计外部化的形式时，都会选择部分外部化，采用共同协作的方式共同开展审计工作。企业设置内部审计机构，配备熟悉企业情况的内审人员，并根据企业需要聘请注册会计师等外部人员共同开展内审工作。企业采用内部审计外部化，要加强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工作的相互协调。注册会计师测试评价企业内部控制，有两种情形：一是对企业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为确定检查风险而实施的内部控制测试和评价；一是接受专门委托，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出具《内控审核报告》。我们以注册会计师在履行会计报表审计时的情况，考察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不同审计目的下二者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方式和内容，更具有指导意义。
2.加强注册会计师对单位内部管理方面的知识训练
为了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应加强注册会计师对单位内部管理方面的知识训练。首先是要深刻理解组织目标，找准内部审计工作定位；其次要不断提高要不断提高自身内部审计业务的素质，因此，除具备会计审计理论和实务、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外，还要熟悉本行业的专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本单位的内部控制缺陷，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