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
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
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
，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
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
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
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
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
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
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
；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
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
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
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
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
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
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
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
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
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
，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云之手段，
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
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
乾间之武功，若何之?@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
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
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
“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
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
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
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
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
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
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
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
，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
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
候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
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
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
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
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
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
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
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
；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
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
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
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
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
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
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
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
，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
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57少年中国说
读之，而有味
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
，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
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
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
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
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
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
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
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
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
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
，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
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
之八股、白摺、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
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
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
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
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
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
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
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
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
，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
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
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
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
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
，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
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
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
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
篇2
梁启超作为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力图以文学为工具“新一国之民”。于是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梁启超关于儿童和儿童教育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卢梭学案》、《少年中国说》、《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教育政策私议》、《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等文章中。本文将主要从他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及其理论实践等方面入手分析梁启超在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等改革者超越了洋务派在器物层面对西方的学习，转而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在民等主张，不仅成为梁启超的政治理想，而且引发了他在儿童观上的觉醒。”[1]《卢梭学案》是梁启超宣传卢梭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他直接继承了《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是生而自由的”的观点，认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梁启超一方面批判了“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更加重视儿童的地位和价值。
在《少年中国说》中认为：“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文中认为儿童精力充沛，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对儿童的自由和人格的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来的儿童的地位。 “这种对儿童生命特点和精神个性的认识，为人们谈论儿童的独特的精神需求，为人们谈论和思考儿童文学的种种话题，提供了最直接而现实的文化动力和理论起点。”[2]
据此，梁启超在《论幼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的教育主张。梁启超是从提高国民素质、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宏观角度建构自己的儿童教育观。与西方相比，尽管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文字符号，但是文字教育并没得到普及，多数人没有接触文字的机会，更谈不上阅读了，因此导致了国人创新能力的缺乏。因而儿童没有阅读文字的机会，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儿童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要改变国民的素质，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儿童教育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这种说法与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著名人物曹文轩的观点不谋而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3]
长久以来，儿童生活在“父为子纲”封建观念的层层桎梏下。梁启超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封建旧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才对旧式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旧式教育对儿童的体罚，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如同女子缠足一样，是对儿童身心的巨大伤害。这种教育方式非但不能取得很好的教育效果，反而会导致儿童视学校如牢狱，畏老师如狱吏。体罚是不尊重儿童的表现。这从反面确证了梁启超认为儿童是有情感、有自尊、有主体性的存在这一观点。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中孕育着儿童本体论的雏形。
他进一步指出，封建社会中以记诵为主的儿童教育方法是有问题的。“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呆板的教学方法很容易打消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而相比于西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先后顺序严重颠倒的弊端。凡此种种都表明了旧式教育方法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创造力，不能激活儿童心灵中潜在的灵性。这种过分理性化的方式也被许多研究者所批判。如卢梭和别林斯基都承认理性的能力是人的一生中最难发展的一种能力。在儿童期，应该主要致力于儿童感性能力的开发。再如朱自强教授所说“对于幼儿来说，他的理性能力还处于蛰伏的状态，因此，他的感性的能力就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地、超前地发展孩子们的理性能力，这个理性能力当然就和一些知识的能力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过早地发展他的理性、知识这方面的能力的话，教育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就只能起到负面作用。”[4]因此，不得不说，梁启超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
“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自梁启超始。”[5]毋庸置疑，梁启超为儿童文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但是一个儿童教育理论的倡导者，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干家。他的理论是深深根植于实践中的。他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表达了对“俚歌”的重视。1902年，他在《新小说》上开创“杂歌谣”栏目。
他率先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发表了儿童诗《爱国歌》四章，受到了日本留学生们的喜爱。此后，他又创作了《皇帝歌》四章。“不久，他又创作了《终业式》四章，这组诗的儿童性稍为明显，比前两首容易理解。虽然有着宣传改良思想的目的，但其表现形式大致可以为少年人理解和接受。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髓，真非易也。”[6]梁启超已经看到了在儿童诗歌中处理雅俗关系的重要性。从中不难发现梁启超儿童文学前意识之端倪。
同时，梁启超还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呼吁更多的人从事儿童诗歌的创作。例如，他在新小说上曾经发表过张敬夫的《警醒歌》四章、剑公的《新少年歌》、自由斋主人的《爱祖国歌》、珠海梦余生的《劝学》、黄遵宪以笔名“岭东故将军”发表的《出军歌》四章和黄遵宪以笔名“人境庐主人”发表的《幼稚园上学歌》四章等。
其中黄遵宪的《幼稚园上学歌》语言生动活泼，自然流畅，易于上口，适合儿童吟唱，不失为一首优秀的儿童诗歌。全诗一共十节，诗人对幼童渴望知识的急切心情和幼童初上学校时欢呼雀跃的形象做了形象的描绘。这首诗在当时的儿童中传唱甚广，后来又被辑入《最新妇孺唱歌集》和《改良唱歌教科书》。“在晚清为儿童创作的诗歌中，如此具有儿童特点的诗作还属凤毛麟角。”[7]梁启超对这种朗朗上口，具有音乐美，同时寓教于乐，又不失艺术性的儿童诗歌是极为赞赏的。
除了倡导儿童诗歌的创作之外，梁启超还进行关于儿童诗歌的文学批评工作。他在《饮冰室诗话》的第78则中全文引录了黄遵宪《小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称其为“一代妙文也。”同时，他高度评价了杨皙子（杨度）所创作的《扬子江》、《黄河》等儿童诗歌，认为它们是斟酌雅俗之间、适合儿童吟唱的诗歌。他十分欣赏《江苏》（清国江苏籍留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反满革命刊物）上刊载的儿童诗歌，如《游春》、《秋虫》等，认为其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将儿童诗歌的地位提高到如此的程度，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5]
三
此外，梁启超对于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翻译工作上。他用章回体的形式重新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连载于自己主编的《新民丛报》。考虑到少年读者的理解水平，译文采用的是白话文，他还以“饮冰”的笔名译述了“科学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陆续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南海卢籍东与东越红溪生合译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周桂笙译述的《水底渡节》和《神女在世奇缘》、南野浣白子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他称赞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寄思深微，结构宏伟。”由于梁启超的翻译工作是为了实行“小说界革命”，所以包括儿童文学作品在内的翻译工作不过是他“新一国之民”的手段。虽然他并没有儿童文学的文体意识，也没有以儿童为读者的意识，但是这些从异域引进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利于儿童冲破封建文化的屏障，已经开始为儿童文学的自觉松动着久久压在其上的板结的土块。
四、结语
总之，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中固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改良的思想和工具论的倾向，但他主张尊重儿童的尊严和个性，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无疑在儿童文学前意识的萌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显现出现代儿童观的些微征兆。梁启超还是中国儿童诗歌和翻译小说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为了儿童文学的诞生做了准备，有利于儿童文学的本体自觉。
参考文献
[1]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16.
[2]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77.
[3]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09.
[4] 朱自强.朱自强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129.
篇3
之后，我便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
启超的这篇文章不长，只有寥寥三千多字，但是每一个字都那么的掷地有声。他从当时中国内外交迫的现状开始分析，结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旁征博引，叙述了他所描述的“少年中国”。他在文章中说“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指出中国从炎黄时期到现在的几千年时间里还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所谓的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等都是朝廷名称而已。他断言“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而“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把建设少年中国的历史使命交给了我们中国少年。
那么作为“少年中国”的少年，同时又是一名少先队员，我们怎样做才不会愧对于这伟大而光荣的称谓呢？
首先，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规划好自己的未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生中最阳光最得意的时候，也是最迷茫最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拥有坚定的立场和信念，相信自己，立志建设伟大的国家。维护祖国的荣誉。
其次，我们要追求上进，提高修养。把我们比作初升的太阳，其实，我们更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用我们澎湃的激情去点亮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炬。我们应在校园里如饥似渴的摄取知识，我们的努力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少年是祖国的脊梁。
以前的伟人们，即使条件艰苦也不能放弃追求真理，更何况条件优越的我们呢？
篇4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题记
激昂洒脱的文字如波涛般汹涌地涌进我的心田，我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初读《少年中国说》，我便被它雄鹰之霸气似的魅力包裹起来。仿佛我也变成了欲翅高飞的鹰。心是激动的，因为它被赋予热情；眼前是明亮的，因为它被予以希望。《少年中国说》以一个弱者而不弱之势书写了中国之少年的责任与希望。
中国之少年，霸气。拥有顶天立地之势，呼风唤雨之姿。创新，拥有重塑世界的壮志。不畏豪强，护国边疆，若叱诧风云之武将，热情而不张狂，嫉恶如仇，愤恨敌寇，敢爱敢恨，雄心壮志。难怪梁启超把少年比作乳虎和朝阳。
是，我们就是那乳虎，就是那朝阳，尽管21世纪中国已发展为不弱之国，但中国之少年仍拥有他们潇洒霸气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胸有志，心宽广。现在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国与国竞争需要能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的强盛靠中国之少年，我们永不忘国耻，我们要奋斗，正如所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少年如同振翅之鹰，含苞之花，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剪下一片地平线。作为中国之少年，我愿伸出双手，去创造世界，留下永远的少年中国！
篇5
对于让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提出过程，人们很难在文献中找到非常明确的记载，也就不容易把该思想的萌芽和发展梳理出极为清晰的线索。曾说：“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来的。”[1]此表述，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治学思想方法固然是长期思考，精神积累的结果，然而把这个方法明确提出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有其具体的契机和过程。唐德刚《杂忆》写道：“据胡先生告诉我，他那个终身提倡的所谓‘治学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尔发现的。一读之下，至为心折；再读则豁然而悟，以至融会贯通而终身诵之。”[2]如果据此论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是偶然灵感迸发的结果，未免过于轻率。后来在《口述自传》一书中回忆，他早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就已经对杜威的著作《思维术》发生兴趣，并深受其影响。后来曾感叹：“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1]杜威《思维术》一书认为，有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其中第五个阶段是思想的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进行求证：“把他选择的假设，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由此可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表述，很可能直接引自1910年出版的杜威《思维术》（How We Think）一书。对唐德刚先生的那种“偶尔发现”的提法，研究者是不应该盲从的。另外，就1919年前后的言论进行考察分析，还可以看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是对杜威言论的简单照搬，而是有其具体提出过程的。
一、1919年，对杜威实验主义思维方法的进一步简化
1919年是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或许可以被称为的学术方法年。在同年发表的《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及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几篇文章几乎成了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的根基，此后大多数关于治学方法的言论和文章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后来收入《文存》时又改题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根据胡颂平《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3月上旬在教育部会场演讲《实验主义》，曾把杜威的思想方法总结为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同年6月下旬，在少年中国学会讲《中国之少年精神》， 提出“少年中国的逻辑”，所谓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在演讲中强调：“‘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最终在此次演讲中将科学方法的要点简单总结为三个观念：“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至此，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学术条件下，要想把繁琐的实验主义系统深入地介绍给国人是非常不易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的演讲把杜威并不简单的思想方法简化为事实归纳、提出假设、试验求证三个环节，并且冠之以“科学方法”的名称，作为“少年中国的逻辑”来宣传。
二、1919年前后，对口号、标语思想宣传作用的重视
同样是在1919年，也明显注意到了政治口号或学术口号巨大的宣传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作用。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专门讲到：“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思想文化的社会作用极为重视，社会政治主张和思想学术问题的探讨常常以口号的形式提出来，藉以扩大宣传，唤起民众，影响人心。在国门洞开，西方的思想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一并涌入中国的情况下，国人对于西方的先进文明，一方面急于了解认识，另一方面又难免对西方学术的系统复杂有望洋兴叹之感。在一时难以消化的情形之下，往往只能采用化简以便于实用的办法来对待西学。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曾说：“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在之前，晚清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曾被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概括为“中（旧）学为体，西（新）学为用”的口号，成为的号召。本人是文学革命和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文学革命”等口号的宣传号召作用应该深有体会。五四前后，很多“主义”进入中国，在普通民众当中，这些“主义”最初只是作为各种政治理想的代名词存在着，伴随着口号式的宣传而逐渐深入人心。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激扬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在五四时期救亡和启蒙压倒一切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软弱的政治性格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最后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让真正感觉危险的不是“主义”的口号，而是“根本解决”的暴力革命；所反对的也绝不是空谈主义，而恰恰是主义本身。一方面反对将“主义”作为革命宣传口号，另一方面又经常将“主义”作为自己政治宣传和学术主张的口号来加以使用。虽然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明明知道“主义”的“弱点和危险”，主张“少谈些‘主义’”，但是自己其实并没少谈了“主义”。宣传“实验主义”自不必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本身所探讨的就是“主义”问题。发表过的谈论“主义”的文章还有《易卜生主义》、《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不合作主义”》、《好政府主义》、《王荆公的有为主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又曾经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此外，根据朱维铮先生《何谓“人文精神”？》一文考证，还“可能就是‘人文主义’的中文译名的作俑者。”虽然也明明知道“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但是晚年在台湾大学讲《治学方法》时却又谈到：“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非常重视口号的思想宣传作用，虽然也很清楚把科学方法扼要地化简为口号或标语殊有不妥，但仍然没有放弃尝试。在《我的歧路》这篇文章中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宣传推广的是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而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尽可能不打着“主义”的旗号的“主义”。
三、1921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正式提出
时至1919年8月，撰成《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第六章有这样的论述：“汉学家的长处就在他们有假设通则的能力。 因为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所以汉学家的训诂有科学的价值。”在这里强调清代汉学家的训诂方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就是因为其具有“假设”和“证实”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要素此时已渐渐浓缩和集中为“假设”和“证实”。
1921年7月11日，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又将杜威思想方法的五步说改为三步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至此，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在的引进过程中已经大非本来面目了。最终，在1921年11月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这篇长文补写总结性的第八章的时候，终于弄出了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的科学方法。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说：“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化约论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杜威《思维术》中所提到的思维方法五个阶段被删繁就简地改造后，只留下了其中最后一个阶段，实用主义哲学并不简单的思想理论就这样在中国以口号的形式被提出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实验主义思维术的洗礼最终被表述为：“（1）大胆假设，（2）小心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足，不能使人信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此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同时这一通俗表述也成为上个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
到了1922年6月16日，又撰写《我的歧路》一文（最初发表在《努力周报》第7期，后来收入《文存》2集），文中提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这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 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对其1919年6月所提出的“少年中国的逻辑”（“第一注重事实；第二注重假设；第三注重证实。”）的再次回顾。
四、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源起的另一种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的源起还有一种说法，周一良先生认为先生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说来自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周一良先生在其论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当中曾经提到：“梁启超把清儒治学方法概括为六个步骤：第一曰注意，第二曰虚己，第三曰立说，第四曰搜证，第五曰断案，第六曰推论。这六个步骤确能代表清儒方法。先生的有名的八个大字‘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际也是梁氏六个步骤的进一步浓缩概括，精神是一致的。”[3]周一良先生很有可能是基于梁、胡二人著作出现的时间先后，从而作出上述判断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完成于1920年10月，自下笔属文至脱稿仅用15日，稿成后即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改造》杂志第3卷第3～5号。虽然早在1919年就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前六章，而此长文的最后一章直到1921年11月方才完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在此章中被明确提出。如果就此认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受梁启超的清儒六条影响而提出来的，这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事情实际上颇为复杂。
关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间的思想渊源，徐雁平《考论》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仅简要介绍徐先生的主要观点。[4]根据徐雁平先生的考证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极有可能受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影响。”徐雁平认为梁启超虽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注意到归纳法，然未提出假设之说，而到《清代学术概论》假设之说则明确提出。”“归纳、假设、求证等治学方法正是从老师杜威那里得来的法宝，并屡屡宣讲，以大背景而言，梁启超是不能置身于此时代思潮之外；从小的方面讲，落实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梁启超在第十七节中总结的四步说，也能看到论文的影子。”虽然1921年才完成《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第八章，但他在1919年所写的第六章中，已经将科学方法的核心特点总结为“假设”和“证实”，梁启超在1920年《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提出的清儒六条，反而是受了的影响。徐雁平还提出，在《清代学术概论》“增添的专讲戴门后学第十二节中，则更能看出一文前七章的影响，尤其是六步说的后两步（断案、推论）的标出，更是明显的证据。”
五、结语
对于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其实是中国化的实验主义，并没有跳出清代朴学的老圈子。梁启超说“亦用清儒的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清代学术概论》），这实际上是把看作西学背景下乾嘉学派的尾声；而另一方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将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在理论上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具有近代学术的面目。”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在谈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时曾说：“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的因素。”“远在他接触杜威之前，新典范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萌芽了。”唐德刚也曾分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1]自己则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认为：“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1]尝试着把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进行沟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正是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与清代朴学嫁接后的产物。
通过分析的“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具体提出过程，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现代化的线索。
参考文献：
[1].全集 第18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74，249，169，253.
[2]（美）唐德刚.杂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6.
[3]周一良.周一良集 第4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74.
[4]《中国典籍典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8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2-292.
[5]胡颂平编撰.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篇6
篇7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勇挑重担、敢想敢拼的热血青年，但似乎也存在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嘈杂的舆论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斗志，并没有从沉睡中清醒过来。
有这样一种世故：当别人见义勇为时，他在一边袖手旁观；当别人不放弃原则时，他笑别人幼稚、不成熟；当别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时，他在算计国家给了他多少好处。
有这样一些抱怨：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抱怨这是个拼爹的时代；买不起房子，他们抱怨这是一个不公的社会；稍微受了一点委屈，他们抱怨这都是体制的错误。
世故让人缩手缩脚，沉溺于自己的一隅天地；抱怨让人悲观厌世，对一切不满又不思改变。殊不知，即便是翩翩少年，世故与抱怨也让人像个垂垂老者。
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在名篇《青春》中说：“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勇锐盖过怯懦，进取压倒苟安，是青春的本色。如果总是畏葸不前，青春便会迅速老去。阻挡青春老去的最好办法，便是做一个充满激情与能量的勇敢者。
勇敢者都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心中充满希望。他们不因遭遇黑暗而颓唐，不因遭受委屈而抱怨，当机会来临之时，他们会紧紧抓住。
勇敢者都不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他们心存高远，豪气干云，是仗剑天涯、踏遍青山、以梦为马的“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勇敢者都敢于不断否定自我，突破自我的局限，面对不平与挑战，勇敢而为之，不以小疵掩其大醇。
篇8
篇9
1、意思：要想说国家的老与少，请让我先来说一说人的老与少。
2、出自：近现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3、节选：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
4、翻译：要想说国家的老与少，请让我先来说一说人的老与少。老年人常常喜欢回忆过去，少年人则常常喜欢考虑将来。由于回忆过去，所以产生留恋之心；由于考虑将来，所以产生希望之心。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0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散文《少年中国说》上这么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国家的未来靠年轻一代，年轻人永远是最敏锐、最勇敢的。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青年应当有朝气，敢做为”。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远去足音凝重，再创辉煌更撼心!”中国经过几十年来的艰苦建设，已取得了“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迅猛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继续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就该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将来有所作为，报效祖国。
篇11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是先生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蓬勃发展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陷入迷茫。五四先驱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中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五四旗手鲁迅干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国内战火蔓延，军阀割据。国外列强环视，鲸吞蚕食。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加紧对成果的破坏。封建复古势力从一蹶不振中昂起头来，对新文化势力进行疯狂反扑，社会黑暗到达极点。这时的中华民族犹如"大病初愈的病人"千疮百孔，国运维艰。
在这艰难的国运面前，是临阵脱逃，垂头丧气，悲观失望，彷徨苦闷，还是正视现实，挺起胸膛，振奋民族精神？是摆在每一个有爱国心的正直的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必须作出抉择，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那些民族精神不健全的人，怯弱的人，脆弱的人和奴颜婢膝的人，有的离开，有的退隐，或化敌为友，为虎作伥，或畏惧斗争，循迹而去。大多数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人们，则在黑暗中徘徊，苦于看不到光明，精神不振。
针对这种现实和精神状态，大声疾呼，振奋起雄健的民族精神，在严重的历史关头，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树立起冲破险阻的必胜信心，企望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使救国的事业变成全民的事业。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与、鲁迅同是的先驱。积极领导。1919年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发表《我的观》，系统地介绍学说，与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守常先生通篇使用比喻，增强说理的透辟性、情感的生动性和语言的形象性，使作品的意蕴、文字的含义丰富起来。
他用长江大河比喻民族生命进程；用扬子江黄河比喻华民族历史进程；用"浩浩荡荡"比喻中华民族历史势不可挡，一往无前；用"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历史的顺利发展；用"浊流滚滚，一泻万里"比喻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让读者看到，作者内心的豪情壮志。概括起来，作者以大河奔流比喻民族生命进程，以崎岖险路比喻中华民族所逢的史路，在艰难困苦中毫不气馁，坚信革命必胜，民族必兴，气魄雄健豪壮，表现出作者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今世界，民族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也是维护一个民族稳定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众所周知，自秦朝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必然的。中华民族有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历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爱国主义不仅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形成了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传统美德。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之本为国"，"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这些光荣传统和美德的不断发扬光大，成了激励亿万人民和无数英雄豪杰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所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本。
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同志把"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们中学教育应该营造弘扬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使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
认真实践课改新理念，教书与育人并举，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纳入语文教育教学全过程，贯穿在语文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充实体现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使学生的心灵世界从小受到民族精神的人文滋养。
学知识，谈体会。在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坚强勇敢、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品德是当代学生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当代学生健康成长应该具有的宝贵品质。让学生明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气馁，不惧怕；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在各种环境下，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塑造学生美好的人格，把对学生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作为语文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抓好"三个字"：一是抓好一个"读"字。二是注重一个"讲"字。三是落实一个"做"字。学生们从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学会爱国、学会勤奋、学会守信、学会礼貌……
梁启超先生曾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弘扬民族精神是语文教学工作的一项长期工程。还要在以后语文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让民族精神在每个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篇12
一、基于实现伟大中国梦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品味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我们自然会对他肃然起敬，原因就在于其中的爱国情愫遍布该思想的每一个角落，时刻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梁启超是促使近代国家观念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先行者。他开创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念与近代国家观念作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到底何为国家呢？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有服从，人人皆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这就使得梁启超的爱国主义与封建专制时期的忠于君王、忠于朝廷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有了根本不同，正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梁启超试图以新民来救国救民，爱国主义成为其新民思想的政治伦理基础。他认为，“国家即我命根，我若不爱他不管他，无异不爱自己，不管自己”。面对国内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他并未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并认为当下的中国是“少年中国”，必定会走向成熟。但这离不开每一位新民的努力，更离不开新民切实的爱国行动。“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由此观之，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
二、基于深化改革开放意义上的进取冒险风气
进取和冒险精神是梁启超笔下的“新民”所应具备的另一重要美德。纵观当时世界各国，欧美国家发展迅速，唯独中国倒退的速度和面临的险境愈发剧烈。
其原因自然不一而足，但中国人无进取冒险精神的问题尤为突出。梁启超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保持原地不动，不是发展，就是倒退。那么何为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是借用孟子的“浩然之气”来解释的。它是一种刚正宏大的人间正气，以正义和道德为支撑，坚强不屈、决不气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而当时的中国为什么最为缺乏进取冒险的风气，这还得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根源。一方面道家的命定主义使人渐渐趋于保守和封闭。另一方面庸俗化的儒家思想也难辞其咎。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进取冒险精神的产生和成长都是极为不易的。正因为匮乏，所以才需要培育；正因为培育之艰难，所以才愈发需要悉心呵护。那么，这种勇往直前、锐意进取的精神是如何产生？首先要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满怀希望，放弃保守和偷安；其次，要有热诚的态度，发挥自身的无限潜能；第三，要有于与困难做斗争的过人胆力。最后，养成该精神还需要智慧的辅佐以免沦为宗教、先哲、习俗、有权势者和其心之奴。显然，希望、热诚、胆力和智慧四者共同构成了梁所崇拜的进取冒险精神。
三、基于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意义上的合群、公德意识
梁启超十分强调“ 合群”，认为是“ 新民”的重要一环，梁启超重点论述了优胜自强之道在于“ 群”，因此不遗余力地呼吁国民要坚持以合群与利群为第一要务。在他眼里，群无时无刻不是指导新民的最高原则，一方面，他强调广泛的群体利益和强烈的集体凝聚力；另一方面，他又为群找到了落脚点和归宿，将群体利益落实到国家和民族利益上来。
同时他也分析了中国国民为什么如同一盘散沙，不能合群？原因有四：公共观念缺乏，分不清敌友，不守规则，相互嫉妒。指出合群必须革除国民的劣根性，树立群体精神，必须有规则、有法律，必须合民意，讲道德，有了新国民，则群体成。而公德又作何解释“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启超在此处所谈到的“公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而是注重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强调个人应尽的义务，专指国民所应当具备的爱国热情、公共关怀、参政意识和政治能力等优良德性。应该说，梁启超的合群观和公德观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良好的公德意识是利群、合群的思想基础。
四、基于促进人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追求自由的品格
梁启超在《 自由书》中指出，“自由”对于国家、民族是头等意义的权利，侵犯他国、他民族同样是自由的敌人。不做列强的“ 奴才、傀儡”，就得争自由权，争自由支配权。梁启超所提到的“自由”主要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今日。推其大原，必皆奴隶性来。”在梁启超看来，奴隶思想危害极大，人们有了奴隶思想，以奴隶自居，就不会去关心国家的命运，为国家出力，这种奴隶性要归结为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所以，要根治国民的奴隶性， 就要号召人们于不屈从封建专制统治，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要摆脱奴性，须做到：“勿为古人之奴隶”，即不要为古代圣贤言论所主宰；“勿为世俗之奴隶”，实则是鼓励知识分子必须摆脱旧学束缚，不为统治者所设置的精神陷阱而被吞噬；“勿为现状奴隶”，即要突破现状，不断进步；“勿为之奴隶”，即指人生的目的，不要因为追求物质而丧失人的自由人格。可以说，梁启超的自由精神，希望唤起国民摆脱奴隶性，继而实现人性解放。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批判意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梁启超发自肺腑的自由之声，出现在上个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在西方列强入侵下，古老传统的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梁启超的新民形象，也正是中国人从传统人走向近代人直至现代人的转型。对当代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篇13
马相伯，复旦大学、震旦大学的创始人，一个精通八国语言的政治能手，一个忍着百姓的骂名“卖国之贼”“千苦罪人”但依旧面不改色的传播文化，发展教育事业，在精神上的汉子。可他却将自己说为狗，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是没有把中国叫醒。”由此，我除了感到马相伯先生的遗憾，除了对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对他作为一个爱国老人的感动和作为一个西方文化推崇者没能得到民众理解而惋惜。
没错，在千百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前的时代里，中国似一头倔强的肥牛，步入岐途却不知掉头；而今天，中国又似一条蛟龙，上天以神舟，下水以航母。中国醒了！中国在先生的呼唤呐喊中醒了！
中国，正以如飞的健步追赶世界，超越世界！1886年的“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的现象已不存在了，而却以“中国风”影响了世界，让中国同胞为之骄傲，可在这辉煌的背后，又是这些先生用心血所换来的，我们，现代的青少年，还能因为花花草草的小事荒废学业吗？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还因为如山的作业而唧唧歪歪，还与她的老妈闹别扭至离家出走。对此，我只能表示无奈。读书从最小的角度来讲是为父母而学，而从大的角度来讲是为自己而学，然而最大的角度就是为国而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就有这样几句话：“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几句话经常出现在一些爱国电影中，例如《甲午大海战》。我反反复复回读梁启超先生的话，似乎感受到那时甲午大战争到最后的绝望。我更加坚定了：少年是国家的支柱，国家需要我们少年的努力！先生是我们少年的榜样，而我们是先生精神的传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