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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按支出法计算，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18473.14亿元，居全国第五位，最终消费支出为7759.33亿元项目管理论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0%（最终消费率），低于全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6.6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5位。2007年河南省政府消费支出2011.27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4%（政府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4820.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1%（居民消费
图1 河南省消费不足的逻辑推理
率），按照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实证研究，政府消费率一般维持在11.9%—15.0%之间，河南省政府消费率符合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箭头 1），但是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标准结构中的居民消费率大于60%的水平论文服务。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8837.46元项目管理论文，占城镇居民收入的66.79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5位。据初步统计200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4.2%，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恩格尔系数标准，河南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自1996年已进入小康层次，消费方式已经开始由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基生活消费已经基本稳定且弹性较低（箭头2），所以非基本生活消费低是才是问题的根源（如图1）。
一、基于非基本生活消费模型分析
1、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概念及界定
生活消费按满足人们需要的顺序，可分为基本生活消费和非基本生活消费，基本生活消费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消费。非基本生活消费则是基本生活消费的对称，是超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一般而言项目管理论文，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消费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展非基本生活消费。本文参考了《消费经济学大辞典》的合理词义解释部分，并对非基本生活消费做了一定的延伸和补充论文服务。非基本生活消费是指在满足人们维持和延续其生命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前提下，用于满足自身发展和发挥其体力、智力以及为使生活舒适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劳务消费的总称。生活消费支出、基本消费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分别用CE(consumption expenditures)、BLC(basic living consumption)、NBLC(non-basic living consumption)表示。
2、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下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模型构建
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非基本生活消费的ELES模型需求函数[②]：
参数是边际消费倾向，满足：0
对模型的进行变形：
令V=；a=；b=
对方程式进行回归可得a*和b*，进一步可求出：
3、非基本生活消费的计量分析
模型采用1993—2008按收入水平分组的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截面数据，为了修正和避免数据出现异方差，本文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估计（WLS）法对方程参数进行回归估计项目管理论文，权重W=resid^(-2)。显著水平选取为0.05。t(d)是β*i的t观测值，R2为方程的可决系数论文服务。
通过EVIEWS软件进行WLS回归结果如下[③]：
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598.6320 R2=1.000000 D-W=2.276046 F=358360.2
200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1.44564 R2=0.999890 D-W=2.310967 F=988.8286
2006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59.77045 R2=1.000000D-W=1.776125 F=3572.506
200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2019.675R2=1.000000 D-W=1.427389 F=4079087.
200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239.4272R2=1.000000D-W=1.674908 F=57325.39
2003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回归估计参数
tβ=128.6925R2=0.999795D-W=1.609279 F=16561.75
2002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80.7875R2=0.999991D-W=1.718861 F=32684.13
2001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75.2843R2=0.999999D-W=1.181300 F=30724.59
2000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0.37496R2=0.999990D-W=1.323353 F=922.6385
1999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445.2760 R2=1.000000 D-W=2.680368 F=198270.7
199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33.6603R2=0.999997D-W=1.623019 F=17865.07
1997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41.95878R2=0.999954D-W=1.505179 F=1760.539
1996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99.82376R2=0.999999 D-W=1.794003 F=9964.783
199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1196.196R2=1.000000D-W=1.504203 F=1430885.
199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3144.5403R2=0.999990D-W=2.396234 F=20891.89
1993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42.16312R2=0.999993D-W=2.142866 F=1777.729
1992年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ELES模型的估计参数
tβ=202.8902R2=0.999990 D-W=1.223436 F=41164.42
汇总回归方程估计结果，通过Excel软件处理结果如下：
表1 1993-2008年河南省城镇居民基本消费和非基本消费支出情况单位：元
类别
年份
CE
a*
b*（β*i）
BLCi(BLC)
NBLC
2008
8837.46
1475.782
0.562177
3370.727
5466.733
2007
7826.72
1268.192
0.593939
3123.156
4703.564
2006
6685.18
1603.482
0.511453
3282.145
3403.035
2005
6038.02
1209.152
0.541007
2634.358
3403.662
2004
5294.19
1197.215
0.522404
2506.753
2787.437
2003
4941.60
955.1838
0.562634
2183.946
2757.654
2002
4504.68
1417.536
0.480717
2729.795
1774.885
2001
4110.17
676.3441
0.651922
1943.082
2167.088
2000
3830.71
814.1469
0.633153
2219.309
1611.401
1999
3497.53
745.6160
0.607170
1898.063
1599.467
1998
3415.65
882.5848
0.605248
2235.796
1179.854
1997
3378.02
590.5870
0.681768
1855.838
1522.182
1996
3009.35
596.1219
0.635379
1634.908
1374.442
1995
2673.95
622.2854
0.615177
1617.069
1056.881
1994
2155.15
359.2111
0.684511
1138.585
1016.565
1993
1609.26
393.4778
0.608181
1004.234
605.0264
1992
1342.58
260.5322
0.674353
800.0448
542.5352
数据来源：1994-2009年河南省统计年鉴
二、基本生活消费与非基本生活消费图示分析
1、量的图示分析
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1992年仅为1342.58元，在2008年达到8837.46元，基本生活消费自1992年的人均800.0448元变化到2008年的人均3370.727元，非基本生活消费也从1992年人均542.5352
图2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基本生活消费与非基本生活消费比较
元增加至2008年的人均5466.733元。如图2所示，我们不难发现，基本生活消费的变化趋势比较缓慢，而非基本生活消费的上升趋势较明显。其中，2001年非基本生活消费在首次超过基本生活消费，虽然在2002年有所下降项目管理论文，但是在2003年非基本生活消费又超过基本生活消费，并逐渐扩大差距，截至2008年非基本生活消费已超出基本生活消费2096.006元。
2、增量投向与拉动分析
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量（CE）明显呈倒“U”型，从1993年的人均266.68元降低至1998年的37.63元，随后逐步上升，其中，近两年的人居民消费支出增量明显，2007年为人均1141.54元，2008年为人均1010.74元。基本生活消费增量（BLC）的波动不明显，在九十年代前期逐步降低，随后又逐步上升到1993年的水平项目管理论文，维持在人均200元左右，增量投向比和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基本生活费已趋于稳定。与基本生活消费增量不同，非基本生活消费（NBLC）波动比较明显，总体呈逐步增加趋势，说明非基本生活消费受外界影响较大，也是拉动增量增长的主力论文服务。增量投向比与贡献率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非基本生活消费增量投向比从1993年的0.23433上升至2008年0.75506，期间虽然起伏较大，但是趋势比较明显，贡献率也从1993年的4.7的百分点扩大至2008年9.8个百分点。分析的结果（表2）表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拉动潜力比基本生活消费大。
表2 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增量投向与贡献率比单位：元、%
年份项目
CE
BLC
NBLC
增量投向比
贡献率
BLC/CE
NBLC/CE
CR1
CR2
1993
266.68
204.1892
62.4912
0.765671
0.23433
0.152087
0.046545606
1994
545.89
134.351
411.5386
0.246114
0.753886
0.083486
0.255731578
1995
518.8
478.484
40.316
0.92229
0.07771
0.222019
0.018706819
1996
335.4
17.839
317.561
0.053187
0.946813
0.006671
0.118761009
1997
368.67
220.93
147.74
0.599262
0.400738
0.073415
0.049093658
1998
37.63
379.958
-342.328
10.09721
-9.09721
0.112479
-0.10133984
1999
81.88
-337.733
419.613
-4.12473
5.124731
-0.09888
0.122850116
2000
333.18
321.246
11.934
0.964182
0.035818
0.091849
0.003412122
2001
279.46
-276.227
555.687
-0.98843
1.988431
-0.07211
0.145061098
2002
394.51
786.713
-392.203
1.994152
-0.99415
0.191406
-0.09542257
2003
436.92
-545.849
982.769
-1.24931
2.249311
-0.12117
0.218166218
2004
352.59
322.807
29.783
0.915531
0.084469
0.065324
0.006026995
2005
743.83
127.605
616.225
0.171551
0.828449
0.024103
0.116396465
2006
647.16
647.787
-0.627
1.000969
-0.00097
0.107285
-0.00010384
2007
1141.54
-158.989
1300.529
-0.13928
1.139276
-0.02378
0.194539115
2008
1010.74
247.571
763.169
0.24494
0.75506
0.031632
0.097508152
注：CR1、CR2代表基本生活消费、非基本生活消费对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贡献率。CR1=g*BLC/CE项目管理论文，CR2= g*NBLC/CE，其中g=(CEt-CEt-1)/ CEt-1
三、预期收入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模型分析
1、预期收入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模型构建
建立预期收入与非基本生活消费模型需要对预期收入的形成机制做出某种假定，本文主要采用自适应预期模型，假定消费主体对收入的预期是通过一种简单的学习过程而形成的，其机理是，消费主体会根据自己过去在作预期收入时所犯的错误的程度，来修正他们以后每一时期的预期收入，用数学式表示就是：
Yt*=Yt-1*+λ(Yt—Yt-1*)，其中Y*为预期收入，λ为适应系数，0≤ λ≤1项目管理论文，模型的推导过程为：
NBLCt=??+??Yt*+??t………………………………（1）
将变形后的收入自适应过程代入（1）式：NBLCt=??+??[λYt*+(1—λ) Yt-1*]………………………(2)
将(1)—(2)×(1-λ)，整理得：NBLCt=λ??+λ??Yt+(1—λ) NBLCt-1+[??t—(1—λ) ??t-1] ………………（3）
令a=λ??，b0=λ??，b1=(1—λ)，ut=[??t—(1—λ) ??t-1] ………………………………（4）
模型可以变形为：NBLCt=a+ b0Yt+ b1 NBLCt-1+ut t………………………………（5）
对（4）式一阶自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可以得到a、 b0、 b1的估计值，代入（4）式可求出模型估计值。
2、预期收入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实证分析
1）通过eviews软件分析得出以下回归结果[④]：
表3 自适应预期模型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405.7075
128.1870
-3.164967
0.0075
Y
0.607486
0.090002
6.749687
0.0000
NBLC(-1)
-0.538431
0.253073
-2.127573
0.0531
R-squared
0.978529
Mean dependent var
2276.867
Adjusted R-squared
0.975226
S.D. dependent var
1383.685
S.E. of regression
217.7894
Akaike info criterion
13.77229
Sum squared resid
616618.6
Schwarz criterion
13.91715
Log likelihood
-107.1784
F-statistic
296.2347
Durbin-Watson stat
1.973887
Prob(F-statistic)
0.000000
2）模型检验
德宾h检验：
通过excel软件计算，Var（b1*）= 0.221790948，回归结果中D-W=1.973887
= 0.059412
因此接受原假设??=0，说明该回归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
统计推断检验：
由表3数据可得可决系数R2=0.97852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75226，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论文服务。由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t(b0*)=6.749687项目管理论文，t(b1*)=-2.127573，prob(b0*)=0.00000
3）预期收入与非基本生活消费的方程
NBLC=-263.7151+0.39487Y*
从式中我们知道，预期收入对非基本消费有显著影响，当预期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就有0.39487元用于非基本生活消费。
四、政策建议
河南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已达到富裕层次，通过基本消费与非基本消费支出的趋势描述以及各自的增量投向与拉动分析，可知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已经趋于稳定，非基本生活消费是扩大消费居民消费的关键，从回归的结果看，预期收入对非基本生活消费有显著影响，所以增加和稳定城镇居民预期收入是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黄心田，易法海.湖北省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趋势分析[J] 统计与决策，1999（02）
篇2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篇3
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界定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等。本文中的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导出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促使我国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依靠权力来维系的，由国家通过指令与服从建立经济秩序，统一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克服个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混乱，诚信体现着对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忠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统，并被强化。这时，不存在竞争，也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搞假冒伪劣、损人利已，破坏信用的空间很少，甚至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律体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冲击和瓦解着人们原有的诚信道德观念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而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诚信道德观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这种旧破新末立的特殊社会转型时期，构成了中小企业诚信危机产生的契机。因而中小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制假售假严重、债务债权纠纷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失信现象，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需对其进行治理。
二
结合我国实际和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实现诚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约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谓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所谓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过社会的舆论和良心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两者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对诚信发挥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实施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强中小企业员工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业要实现诚信经营，必须在企业内部实施诚信教育，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机制来保障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认真制定诚信经营准则，使中小企业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诚信经营准则有哪些内容，什么是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什么是不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从而使中小企业员工有章可循，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小企业诚信经营准则。二是要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对遵守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对于违反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要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遵守诚信经营准则。正如一石说：“一个社会的道德完善与否，仅靠每个人的内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从恶的人的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并让他为这个污点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论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业员工必须在内部实施诚信经营教育，丰富他们的诚信经营知识，提高他们的诚信经营水平，使他们树立起敬业爱岗、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教育
由于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制约其参与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那么，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显得更是令人瞩目。所以，中小企业应作为诚信道德建设的重点，应首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论文，然后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让他们形成互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为达到这种要求，首先，加大社会信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治”。培养信用意识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对信用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讲诚信的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向社会宣传诚信是一切道德依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耻”的舆论环境，从而以诚信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太仓市在开展诚信建设过程中注重抓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一是在城区商贸最集中的人民路开展创建“诚信经营规范服务示范街”活动，确立了10家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及20家参创单位，通过这30家单位的引导，带动全市商贸流通行业的诚信建设。二是在太仓民营经济最壮大的璜泾镇召开创建诚信企业动员会，选择了四家影响较大的企业作为示范企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带领全市民营企业深入开展诚信创建活动。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务单位，开展“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和示范岗的评选活动，引导更多岗位由“微笑服务”向“诚信服务”提升。四是抓好乡镇示范点，把璜泾镇、新联村作为全市农村创建的示范点。[2]其次，要努力为诚信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法制教育与宣传，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中小企业立足于社会、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契约、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目前，我国对违反道德特别是违反诚信道德规范的行为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给予应有的惩罚，这事实上就是纵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应当改变这种传统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决不讲诚信行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严格依法办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建设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的基础和依据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体系，便是营造和保护讲信用的社会环境的第一要务。信用缺失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的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所以治理中小企业诚信缺失问题，必须立法先行，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我国目前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涉及《担保法》、《个人信用实名制》、《个人消费信贷实施细则》等。就体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层次而言，大多属于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中小企业的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的力度明显不够。如《合同法》中对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指出“应承担违法责任”因此，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要通过细化法律来进行调整，提出明确规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立法保护经济主体的交易自由权和财产权，这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另外还要建立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其内容应涵盖信用等级评定、资信评估、咨询机构和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而且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从司法和执法上落实法律责任，通过加强对失信经营者的打击力度，强化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建立有效责任追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使法律制裁对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行为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保证中小企业信用建立的前提条件。如温州的乐清县柳市镇中小企业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十多年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柳市黑潮”曾搅得全国不得安定，国务院曾史无前例地为了一个小镇下发了国办【1990】29号文件，开展了毁灭性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全部关闭，1544家庭生产户全部歇业。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国所选用的低压电器，有50%来自这个滨海小镇，仅财政收入一项，就由1990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亿元。同时，柳市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器之都，同时也是打假打出的电器之都论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不明晰，没有明确的最终责任主体。对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来说，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既缺乏产权所有者从外部进行有效约束，又缺乏一种基于自我财产利益的自我约束，在这种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淡化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使中小企业经营者只追求权利而逃避责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最终导致其经营行为短期化，而不顾及诚信。私有中小企业不讲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最终导致私有中小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能从长计议，从而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一旦经营主体不注重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信用的基础就会被摧毁，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那么必须严加治理。为此，一方面，政府必须明晰中小企业产权，明确其责任，使中小企业经营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长期和稳定的保护其发展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长远经营预期，做到诚信经营。
其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广义的信用体系包括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内的信用系统。狭义的信用体系指以独立的中介机构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收集和分析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为客户提供当事人信用状况等证明资料的社会化的信用系统。中小企业的诚信建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支持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要使中小企业走上诚信发展之路，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明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中小企业行为，做到让守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制度。当前，要重点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档案、社会信息系统、社会保障体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机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调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事实上目前社会和政府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今年5月份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骤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信用风险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系统。”广东提出建立的企业“黑名单”档案制度，江西的“经济户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业信用查询系统”都在为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快。虽然目前我国现行维护信用有关的法律条款在多种法律中涉用到，但内容都比较零散，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的信用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力度明显不够，使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使得中小企业的“守信”走向“失信 ”。银行在合法债务工作时，往往陷入“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状况之中。“执法难”已经成为治理“失信”行为的顽症，从而加剧信用危机的程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篇4
项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雨水较多,光照充足,小气候差距显着,具有典型的丘陵山地气候特征。气温年平均为16.3℃,常年平均降水量约1373.6毫米,降水日年均约158.3天,相对湿度约82%,日照年均约1887.6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45%,四周群山环抱,地势由南向北渐次倾斜,地貌为低山丘陵、河谷盆地和河网平原组成,地理位置优越,公路交通便利,项目区水资源丰富,水源以引运河水为主。适宜农业生产。土地均适宜稻、多种经济作物生长,水面适宜养殖鱼、虾、蟹。温度年季变化的影响较大,易出现旱涝、台风、冰雹、寒流等灾害性天气。项目区有23个行政村,总人口有4万余人,项目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近年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区土地总面积1346.75hm2,其中耕地703.56hm2~,园地178.98hm2,林地8.56hm2,其它农用地257.09hm2,城镇及工矿用地116.78hm2,水利设施用地0.38hm2,未利用土地7.56hm2~,其他土地73.84hm2~。其中参与本次整理的地类为耕地、园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项目区的新增耕地有以下几个来源:通过对原有耕地进行整理,可以增加耕地52.68hm2;通过对农村道路整理,可增加耕地8.98hm2;通过对坑塘水面整理,可增加耕地8.04hm2;通过对农田水利用地整理,可增加耕地21.89hm2;通过对零星田坎进行整理,可增加耕地6.06hm2;通过对零星荒草地整理,可增加耕地1.15hm2;净增耕地率为5.39%。具体来说,土地整理效果表现在: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配套,扩大了项目区灌溉面积,土壤质量有所提高,耕层厚度有所增加,能够较好地适应农作物的生长,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显着提高了耕地产出率;通过土地平整,沟塘和荒地整理,农田水利配套和水土流失治理,道路林网建设,既可有效增加耕地面积,还可显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大资金投入,积极维护基本农田的沟、路、渠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基本农田的抗御洪涝和干旱灾害的能力。注重增施有机肥,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形成完善田间道路、林网、沟渠配套的基础设施,真正形成“田成方、路成框、木成行、管相连”的农田生态系统,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论文服务网,本站刊载大量环境管理论文范文格式,经济管理职称论文。供广大论文答辩需要者、经济管理评职称需要者参考。
3、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区可新增耕地90.76hm2,按照整理后新增耕地数量,计算新增耕地效益。该效益的计算考虑当地发展高效农业种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整理后,增加早地面积38.12hm2,增加水田面积51.64hm2。耕地农作物产量可增加1 500、1 500、750kv/hm2,可净增效益1672354元/hm2。项目区基础设施年运行费用。按工程施工费的5%考虑,项目区基础设施年运行费用为90.75万元/年。项目区年经济效益。经计算,项目区年经济效益为335.3万元/年。土地整理项目经济评价。项目经济评价按动态分析法计算项目的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项目总投资为2563.78万元,年经济效益为356.40万元,经济分析期取30年,按12%的社会折现率计算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
篇5
1989年我刚好30岁，参加教育教学工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平时除了与书为伴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嗜好，读书、教书、思考、钻研教材教法、和学生谈心交友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因而在教育教学岗位上算不上“很优秀”，但自我感觉还算不错，因为学生爱听我的课，喜欢我所教的学科，乐意与我交朋友，而且当时我还把教学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及时进行总结整理，撰写的近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学物理》、《教学月刊》等刊物上。正在我梦想如何使自己的专业能再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上级领导安排我担任农村初中的校长，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始料不及的。教师的信任、领导的重托，把我这个“鸭子赶上了架”，正在我为如何当好校长发愁时，校长培训开始了。在第一轮的校长培训班里，我系统地学习了校长学、学校管理学、管理心理学、教师学、教育法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同时，我利用各种机会，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进一步用心钻研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校长管理理论”。2003年宁波市教育局组织大市内的骨干校长到北师大进行短期脱产培训，使我有机会聆听北师大的陈孝彬、诸宏启、劳凯生等教授的讲座，所有这些，使我的学校管理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同伴互助”长见识
朱熹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校长培训其实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科学，所以，在经过“八五”的任职培训、“九五”的分岗培训以后，进入了“十五”的专题培训。我感受最深的是，宁波市的校长培训确确实实是为帮助校长“解惑”的，是为进一步拓宽校长的知识面和促进校长岗位的专业水平再发展的培训。
为了提高校长培训的实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在开展校长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开了不同层次的校长座谈会，最后确定分层次的“新校长新办法，老校长‘老’办法”的培训方案。对已经完成两轮培训任务的校长，主要培训目标是以提高校长实际岗位能力和进一步拓宽校长的管理理论水平为重点，由专题培训转为“同伴互助”。“同伴互助”的主要方法是将应参加培训的校长按其工作性质不同进行分组(分普高、职高、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层次)，进行同一组次内的易校蹲点调研解剖、开展学术沙龙交流、组织校长论坛、进行校长教学展示、组织外出学习考察活动，撰写外出考察调研报告、参加以提高校长的管理水平为主的教育科研活动等等，应该说这样的专题培训“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用得上”，既有“兵教兵”的培训，又有“官教兵、兵教官”的培训，实现了培训主体的多元化、培训形式的立体化、培训效果的实用化，做到了培训“重心下移”。
以“易校蹲点”为例，我们不是去做看客，而是要对蹲点的学校进行集体“会诊”和“个别诊断”，要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写出“诊断书”，同时又要向蹲点学校中层以上的干部介绍所在学校的治校方略、教育管理思想。校长论坛活动更是校长们办学思想、办学理念的一次交锋和观念“碰撞”，是“真刀真枪”比武艺的“大会战”。
“自我反思”升内涵
一个好校长除了要有明确的教育教学思想和先进的办学理念，还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理论积淀。尤其是在发展迅猛的今天，校长必须有有清醒的头脑，认准办学方向，不断自我加压，用自己的发展带动教师的发展，用教师的发展赢得学生的发展，最终促进学校的真正发展。尤其是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校长更要自觉担当起学校发展的设计师和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纤夫”角色，这就要求校长不能仅做一个学校管理的“看门人”，必须成为学校管理的“研究者”。
在最近一轮的校长培训中，我们参加了提高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宁波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的总体要求，结合参训校长的实际情况开展“自我反思”为中心的主题式培训。“自我反思”是分层要求的，首先是“充电”学习，进行理论反思。近三年来，我们又系统地学习了《第五项修炼》、《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帕夫雷什中学》等有关的教育教学理论专著，摘录了近千张学习卡片。我们还以宁波市教育局所开通的校长培训网为平台，在“宁波校长博客群”上“冲浪”。一大批优秀校长聚集网上，把自己的学习心得、管理随笔等贴上网，与市内外的校长一起分享。其次，结合各自学校实际开展课题研究，进行实践反思。我们在教育行政培训中心专家的指导下，从学校自身的实际问题出发，精心梳理出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作为校长提高培训的研究课题，以课题为载体，边实践边研究边整改边提高，以学校管理的实践为平台引领校长专业水平的再发展，以课题研究为抓手促进学校办学水平的滚动式发展。
在这方面我自己有深刻的体会。参加校长培训十多年来，我把“我所思考的问题不一定对头，但只要坚持反思，问题将会越来越清晰；我所写的文章不一定能发表，但只要持续不断地写，发表就有希望；我所做的课题不一定能得奖，但只要持之以恒地去做，得奖就有可能；我所付出的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只要永不放弃，离成功的彼岸将会越来越近”作为自己治校、治教和治学的座右铭，至今已小有成绩，发表教育教学管理论文50余篇，主持的《研究型教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被立项为省级课题。
“迷茫”路上辨方向
篇6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
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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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赋予信托项目独立的纳税主体地位
信托作为一种为他人管理财产的制度,其基本的法律关系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某项或多项财产设立为信托财产并移转给受托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所实现的信托利益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享有。信托的这种法律结构设计,使信托具有两个显著的法律特征:一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二是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固有资产。具体而言,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其所有权已经移转到受托人名下,委托人不再是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只是作为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必须按委托人授予的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权利,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要为各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设立独立的信托账户,并将信托财产与自有财产分开管理、分别记账,以保证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受益人的利益;受益人是信托利益即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享有者,拥有对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状况的知情权、对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方式的调整权、对受托人违背信托职责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救济权和解任受托人等项权利。①然而,在信托期间受益人并不能直接对信托财产及其收益行使支配权,其信托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受托人的给付行为。信托的上述法律结构和特征,使委托人设立的由受托人管理处分的信托财产取得了实质的法律主体性地位。[1]
信托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托发展初期,信托财产一般为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人们设立的信托多数是他益信托,目的是规避封建制度对土地等财产的转移限制或封建税赋,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实现个人不动产的转移,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是消极的。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活动的货币化、金融化和市场化,货币资金、股权债权等金融性资产已成为信托财产的重要形式。委托人设立的信托则大多是自益信托,目的是通过受托人的专业管理服务获取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信托的经济功能主要是为他人管理资产和开展投融资活动,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往往负有积极管理的义务。现代信托行为的性质和经济功能发生变化的结果是,在信托关系内部的信托当事人之间,以及在受托人与信托关系外部第三者之间,以信托财产或其受益权为交易标的的市场交易行为明显增多,并因此而产生交易收入和交易成本,会出现信托财产的投资收益和管理风险,信托财产的独立主体的经济性质日益凸现,这使得将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视为与公司法人一样的经济主体,不仅必要,而且具有了客观的经济基础。
我们认为,信托制度安排和现代信托行为,为信托项目成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经济基础。②无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有必要将信托项目视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信托业务的发展,还将有助于提高信托行为效率,以及维护社会税收的公平。
二、确立信托业务税收的基本原则
税收原则是建立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规范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基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信托原理和国际上认可的一些信托税收原则,我国信托业务税收可确立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坚持税负公平
信托税负公平原则主要是针对非公益信托活动而言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委托人的信托行为不应成为其规避税收的一种选择。委托人设立的信托财产,如果是自益信托应视同投资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不必考虑税收问题,但当其以受益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增值收益时应缴纳所得税;如果是他益信托则应视同财产捐赠行为,在其设立信托时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或财产赠予税。(2)受托人为委托人开设的信托财产管理账户即信托项目,视同独立的纳税主体,受托人必须按照一定的会计核算原则和要求,定期对信托项目项下因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行为所发生的收入、费用、收益等要素进行会计核算,并及时从信托项目中计算和缴纳各项应缴的信托税收。(3)受益人获取的信托利益中,取得的初始信托财产或信托本金部分应根据信托的自益或他益性质分别确定为收回的投资资产或取得的捐赠收入,当受益人获取的信托财产确定为捐赠收入时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而取得的信托收益部分,应视为实现所得,受益人都需缴纳所得税。
2.依信托属性课税
信托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从类型上可将其划分为:(1)委托人信托行为的自益性与他益性、私益性与公益性。一般来说,自益信托的目的是追求信托财产的增值,具有信托投资性质,而他益信托的目的是移转信托财产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是一种财产赠与行为;私益信托是为委托人或受益人自身利益而设立,而公益信托则是为公益事业而设立。(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和投资性。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交易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处分行为而发生;信托财产管理处分方式的投资性是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投资运用而发生。(3)信托财产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信托财产的货币性是指信托财产为资金形态;信托财产的非货币性,主要是指信托财产为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形态。因此,信托行为过程中信托当事人的应税项目、计税依据、税种税率等税收要素的确定和设计,应根据信托的不同属性而有所区别。
3.按实现主义课税
按实现主义课税不同于按发生主义课税,纳税主体在发生应税行为或应税项目而非取得应税金额时,无需履行其纳税义务;纳税主体只有在获取应税项目的应税金额(如取得交易收入或投资收益款)时,其纳税义务才开始产生并应计算缴纳相应的税款。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是实现主义课税原则,而我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更多地采用发生主义课税原则。然而,就信托税收而言,在信托行为过程中,无论是自益性信托还是他益性信托,委托人的信托目的或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一般要经过较长的信托期限才能实现;而受托人在管理和运用信托财产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托财产交易或投资行为也往往具有周期较长、到信托期满一次性清算等特点。为适应信托行为的特有性质,简化信托税收的征税程序,提高征税工作效率,信托业务宜采用实现主义课税原则。
4.对公益信托实行税收优惠
公益信托是为社会公益目的而设立,给予公益信托以税收减免优惠,这是国际上的惯例。我国《信托法》第61条也规定,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因此,对公益信托业务,应实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公益信托税收的优惠政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委托人交付公益信托财产和受托人承诺公益性信托财产时,对其捐赠资产和接受捐赠资产的所得税优惠;二是对公益性信托项目所得收益的所得税优惠。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收处理方式,可结合现行税制要求加以确定。
三、构建与信托制度功能相适应的信托税制框架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信托税收理论:一种是英美等国采用的信托实体理论,即信托被视为独立的应税实体,信托收益或所得归属于信托财产,由受托人计算并缴纳信托所得税;另一种是日本等一些国家采用的信托导管理论,即不承认信托的纳税主体地位,而将信托视作向受益人输送信托财产及其收益的管道,由受益人对所分配的信托收益或所得缴纳所得税。③但从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是信托实体理论还是信托导管理论,都主要是针对信托收益的所得税征收问题而提出的,并没有从信托行为的全过程和信托业务所涉及的经济内容来处理信托税收问题。
实际上,与信托行为相关的税收问题不只涉及到对受益人取得的信托收益或所得如何征税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环节或主体的税收问题。如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应否按信托财产的价值或增值额征收资产转让所得税?当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土地使用权等特定资产时,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财产税?受托人处置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交易收入应否由信托财产承担流转税?受托人管理运用信托财产而发生的相关成本和费用如何进行税收处理?等等。显然,要正确处理这些信托税收问题,需根据信托目的、信托财产运作管理方式,以及信托税收原则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如何设置信托业务的纳税环节、纳税主体、税种税率、征收办法等各项要素。我们认为,从信托行为过程角度分析,信托税收可作下述制度安排。1.信托设立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设立时,需要考虑两个税收问题:一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而应承担的所得税义务问题;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因签订信托合同及办理信托财产产权转移书据时的印花税义务问题。
就所得税而言,从委托人角度看,应根据信托的属性确定委托人对移转信托财产的所得税义务。信托设立时,委托人需将信托财产移转给受托人,这种移转是通过交付行为而非交易行为实现,因此,在法律形式上信托财产的移转行为类似于委托人的资产捐赠行为。按现行税制规定,企业的对外资产捐赠行为和接受捐赠行为将涉及到缴纳所得税的问题。既使是企业公益性对外捐赠资产,捐赠资产时捐赠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部分仍需缴纳资产转让所得税。然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给受托人时其性质如何界定,如何承担相应的所得税义务,这要视情况而定。
在自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实现信托财产的价值增值或特定目的,信托终止时,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将由受托人返还给作为受益人的委托人自己。因而委托人移转信托财产就不应视为资产捐赠行为,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在他益信托情况下,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目的是向其所指定的受益人转移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本质上与对外捐赠资产的行为相同。
因此,尽管捐赠资产要交由受托人管理并于信托终止时才能实际转到接受捐赠资产的受益人手中,但信托成立时应视同捐赠资产的行为已经实现,并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如果他益信托为公益性信托,则根据现行税收制度对公益性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处理方式,由委托人在移转信托财产时承担所得税义务。从受托人角度看,受托人承受信托财产时无需承担所得税义务。受托人虽然拥有信托财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它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并管理信托财产,显然受托人的这种角色不应将其视同接受捐赠资产的主体,其在承受信托财产时不能视为取得捐赠收入,也就不存在承担所得税的问题。
就印花税而言,它是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所征收的一种税收。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需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本身应视为一种财产转移书据。另一方面,如果信托财产为不动产或权利性资产,还需通过有关资产或产权管理机构办理信托财产产权变动登记手续,即办理信托登记手续,并领取产权转移书据或凭证。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需分别承担缴纳印花税的义务,受托人应缴纳的印花税不应从受益人的信托财产中支付。
2.信托存续期间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人,在履行其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与信托关系外部经济主体发生信托财产的交易、投资、处置等经济行为,并会产生相应的收入、费用、成本和收益,进而获取信托财产经营管理收益。将信托视为独立的纳税主体,意味着除公益信托项目有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外,经营性的信托项目要承担因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发生的税收,并由受托人作为名义纳税人从信托项目中提取并缴纳税款。其应税项目主要包括:(1)信托财产持有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
例如,受托人持有的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信托期间应分别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受托人对持有的信托财产及其经营管理情况进行会计核算所需的有关账簿应缴纳印花税等。(2)信托财产交易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开展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应根据信托财产的类型由信托项目承担相关的税收。例如,信托财产为房产、城镇土地使用权时,因交易行为产生的收入,应缴纳契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对取得的增值额还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交易行为而签署的各种交易合同文件、发生的产权转移书据,应缴纳印花税。
(3)信托财产投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财产进行投资活动时,取得的投资收益将形成信托收益,根据现行税收制度规定,如果投资收益为企业非上市流通股权的买卖价差,则需缴纳所得税;如果投资收益为被投资企业以税后利润分配的红利,则可免缴所得税,以避免重复征税问题。(4)信托财产融资行为涉及的应税项目。受托人以信托资金发放信托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以信托财产开展融资租赁活动取得的租金收入等,应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5)受托人经营管理信托财产获取的毛收益额及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涉及的应税项目。在会计期末,受托人需对当期经营管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入、发生的费用、成本进行会计结算,计算出经营收益,并计算缴纳所得税。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时,如果受益人为企业法人,则所得信托收益应避免重复征税;如果受益人是自然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3.信托终止时的税收制度安排
信托终止时,受托人需对信托财产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信托财产的处置收入及相关费用,应参照企业清算的相关税收规定缴纳相应的税收。对清算后实现的信托财产价值大于原始信托财产价值的差额部分,应视同信托收益并由信托项目承担所得税。
受托人将该部分增值收益分配给受益人时,对企业法人受益人可免缴或扣减已缴部分所得税,以避免出现重复征税问题;对自然人受益人则由其按个人所得的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建立专门的信托税收法律规范
信托行为过程以信托财产的移转、管理、处分行为为核心,因信托行为而发生的应税项目几乎涉及现行税制下的所有税收类型和税种,税收关系较为复杂。
因此,引入信托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是将信托税收问题分散在各种税收制度中加以规定,而是制定有专门的信托税收法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信托税法》和《信托业务税收征收管理办法》,以其来规范信托业务的税收关系和征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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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评比活动对智慧城市理念的普及和推广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其历年的年度顶级智慧城市奖项来看，逐步聚焦于城市的信息-网络-智慧化建设，但对城市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视，尤其是近年获奖内容，更加关注智慧建设对现代城市“经济发展”和“创新经济”的贡献，例如2013年ICF了年度主题白皮书《创新与就业》，介绍了一系列获奖城市转型案例。这些，也为我国智慧经济建设提供了国际范例。
欧洲智慧城市6维度指标体系
2007年，维也纳大学等机构受邀为欧洲开展智慧城市评价及排名活动。
评价方法和数据来源。研究采用2001-2007年间的城市数据，从欧洲ESPON空间规划项目的1600个城市数据库中选择了70个中等城市为样本。评价系统由6个一级指标（关键维度）、31个二级指标（见表2）和74个三级指标构成，例如，一级指标“智慧经济”由创新精神、创业才能、经济情景与知识产权、生产率、劳动市场弹性、国际市场参与度和经济转型能力等7个二级指标组成。数据来源方面，74个三级指标中，48个采用本地或区域数据，26个采用各相关国家的数据，也有部分数据从其他研究中获得。数据收集后需进行标准化处理。
排名评价结果的表达。提炼并归纳出智慧城市的6个维度特征，包括：智慧经济、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市民（公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政府）治理，其理论基础分别对应区域竞争力理论、交通和ICT经济学、自然资源理论、人力和社会资本理论、生活品质理论，以及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理论等，并对卢森堡等70个城市依评价分值进行了排名。
整整十年了，维也纳理工大学不经意间完成了首次大规模的智慧城市评价实践，堪称完美成功的一次评价活动。其构建的智慧城市研究框架体系，严格的评价逻辑和数据处理方法，著名论文《智慧城市-欧洲中等城市排名》的发表，以及六维度模型的提出，形成了业界广为引用的智慧城市评价报告，被广泛认同为智慧建设评价体系的经典样本。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评估框架
2013年起，我国与欧盟开展了“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双方各选择15个试点城市（区），评估主旨是“比较每个城市的主要特征，以便确定智慧城市诸多项目中的最佳实践；通过一套共同的标准来评估各个城市，评价智慧城市项目所产生的效益，理解智慧城市项目所面临的挑战”。2016年，我国浙江省宁波市作为该项目合作方之一，获得“卓越奖”。
项目评估框架包括9要素，即智慧城市战略思路、利益攸关方、治理结构、融资、价值评估、商业模式、ICT基础设施、城市智慧服务，以及法律与监管政策。
其中“智慧城市战略思路”方面，关注是否具有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是否制订了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否体现了ICT技术发展趋势；KPI指标是否以国际标准为基准。“利益攸关方”关注智慧发展决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也关注市民参与智慧城市的发展。“价值评估”指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影响，包括创造多少收入和就业、对城市GDP的影响、解决交通拥堵和城市碳排量能力，以及对智慧项目投资的社会回报率问题。“商业模式”则关注将智慧项目投资变现的商业能力，如收取交通拥堵费来为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等。“城市智慧服务”关注服务的技术系统架构设计，包括是否可扩展到城市的其他系统或其他城市、是否云上交付、是否利用了物联网技术、是单一服务还是集成产品的一部分、是否利用应用程序接口API设计的开放系统等。
项目还编制了“试点城市成熟度评估标准”，将评估9要素分别设置为“基本、合格、较先进、最成熟”等四个级别成熟度。
【案例】巴塞罗那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智慧城市之一，在中欧评价框架上，其评分为：
“智慧城市战略”之“最成熟”：清晰地制订了各类可量化的智慧城市关键指标，具有完整的智慧城市战略规划或顶层设计；智慧城市考核绩效指标符合国际标准，适用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了ICT 技术发展趋势；
“利益攸关方”之“较先进”：各利益参与方的作用和关系能够清晰定义；市民能够较大程度地参与应用设计，政府具有及时的响应反馈机制；
“治理机制”之“较先进”：形成了跨部门覆盖整个城市的治理结构，制订了跨部门绩效评价目标；
“融资”之“较先进”：拥有充裕的资金将试点项目推广到整个城市，对智慧建设资金的使用设计了完备的监控体系；
“价值评估”之“较先进”：建立了智慧城市评价框架，包括社会、环境等非财务因素，且对所有智慧项目开展评估；
“商业模式”之“较先进”：其具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智慧应用”之“最成熟”：智慧应用在城市内大范围普及，一些应用代表了最佳实践水平，并获得荣誉；能够通过开放数据和资源提供智慧城市各项服务。
中欧绿色智慧城市项目的启动，通过提出较为全面的评价框架及成熟度模型，为我们提供了探知智慧城市建设国际视野的良好机会。
从文献材料看，中方注重评估框架和智慧城市建设，而欧方优选了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曼彻斯特、哥本哈根等知名智慧城市，重点在评估逻辑和项目完成的可移植性，9大评估因素让我们直接观察到不同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及其评价视角。为此，建议将中欧交流的经验及教训适时与国内其他城市分享，及早扩大合作成果。
国际标准机构制订智慧城市评价指标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第一城市国际标准，《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城市服务与生活质量指标（ISO 37120）》，于2014年5月，上海成为全球20个试点城市之一。
ISO 37120从城市服务和生活品质两个维度，在经济、教育、能源、环境、财政、火灾与应急响应、城市治理、健康、休闲娱乐、公共安全、住房、固体垃圾、通讯与创新、交通、城市规划、废水、用水与卫生等17个主题，提出100项指标（46项核心指标和54项辅助指标）来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状态。该标准提供一套全球通用方法，帮助不同国家的同类型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期发现各城市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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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民医保；城镇职工；城乡居民；老年群体；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在社会保障逐步发展的今天，看病难看病贵已然成为中国百姓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说明我国医保制度尚不完备，难以实现全面统筹调控。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盖推进整合，全民医保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的目的和归宿。
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实现了全民医保，而各国实现全民医保所经历的年数从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见实现全民医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想要实现医保的全覆盖，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为全民医保在中国的试点地区，自2008年起逐步实施完善全民医保，并始终坚持着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城乡统筹、全市统筹，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更能够反映出全民医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对全民医保满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理论意义：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这一全民医保试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医改试点地区进行路径比照分析，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对医保的满意程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补充，扩充了医疗保障的研究范围。天津全民医保改革的路径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对其他地区政府进行医保改革具有可参照性的范本研究价值。
现实意义：反映出试点地区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人民的诉求，有助于促进天津全民医保更好地改进和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全国其他尚未实行全民医保的地区进行学习。而且当前正值天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的关键时刻，希望能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提出对医改有帮助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全民医保现状
1.全民医保国家的改革历程
（1）德国：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意义上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各种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达到99%，这与其多年来不断推进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创新分不开。在学习借鉴德国医改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医药行业的适度自由竞争。[1]
（2）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至今已运行半个多世纪。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和私营医疗机构进入大众医疗服务领域；注重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和护理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国医疗保险行业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管理技术来弥补英国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实现了英国医疗资源总量的集约型增长；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还尽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整体医疗能力的集约型扩张。[2]
（3）韩国：作为东亚社会政策的代表，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压缩性的，其经验与欧美、日本明显不同，因而韩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更直接的借鉴和警示意义。[3]
韩国医保改革的巨变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向来都是官僚和专家的排他性领域，社会势力根本没有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因此中国医改需要注意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责任的加强，同时也要考虑医保制度的整合以及医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指出各国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改革基本趋势有四个方面：一是非洲国家法定保险计划的出台和进一步发展，以此来加强社会保障，并且努力将医疗保障的范围扩大到覆盖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有职工；二是美洲大陆致力于扩大社会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资源来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大的范围；三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改革主要侧重于扩大医疗服务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面，扩展资金筹集的渠道和福利内容；四是欧洲国家积极地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控制由此引起的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涨。[4]
2.国内全民医保实施的现状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规模效应，促进了医疗资源的丰富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断地调整中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缺乏有效配置，同时医保基金难以平衡、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医改的方向最终朝向全民医保。[3]
例如在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着对制度认知度较低，居民分类复杂，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选择、医疗费用难以控制，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范围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统筹层次差异大，预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珠海的医改历程如下：1998年起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2年实行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到2006年实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险，而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珠海的医改与其他试点地区有所不同：首先，它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学生独立出来，自成保险；其次，珠海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克服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问题；此外，在实现全民医保后珠海地区仍积极调整，不断优化医保政策。最新数据显示，珠海出台新规定，增加了医保门诊特定病种，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额，珠海市参保人将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5]
3.综述
从各个国家来看，在医保建立的初期，国家普遍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在不同职业下的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险，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对真正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并没有多少益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医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开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说医保的完善与民主化进程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鉴于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多数免费医疗国家财政危机的现状下，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
在中国多个医改试点地区的比照分析中不难看出，每个试点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都是忧喜参半的，难免会遇到问题，而这些问题反映出医保还存在着不健全之处，这也正是天津医改过程中要注意和尽量避免的地方。在这些试点地区中，我认为珠海地区的医改路径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全面推进医疗保险覆盖面；其次改变路径依赖，消除城乡不平等问题；随后不断壮大社保基金，逐渐提高险种和支付限额；加强预防，关注外来工、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对门诊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门诊统筹、中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救助三个层次；最后，打破医疗市场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尊重保障民众的利益。
（二）评价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独特性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有关全民医保的研究都是与国际间不同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抑或是对全民医保背景下公共服务体系、效益、改进、重构的研究，对于特定试点地区全民医保的满意度调查却寥寥无几。而相关文献多为中国医改试点地区的经验和启示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和政府管制方面。在医保满意度问题上，目光总是锁定在大学生群体，而忽视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些医保主要对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从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角度进行调查、追求医保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将医保满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来获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状况下人们对当前医保的态度、感受和建议，从而更好地帮助医保深入群众、便民利民。同时在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比重的客观条件下，充分考虑全民医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间的差别，分年龄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向接触医保最为频繁的老年群体倾斜，从而能够得出更加准确的描述和结论。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总体为全体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规模约为84。为了突显全民医保的实质性作用，本次调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体倾斜。
研究的内容为天津市民对全民医保的满意程度，即两种不同医疗保险下人民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医疗保险的实用性、简化性，医疗费用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数多寡，医保报销范围、比例，医疗费用、门槛费对满意度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保卡、转院等方面的专项调查。
四、天津市市民对全民医保实行的满意度分析
（一）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7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接受调查的人群普遍认为个人每年在看病买药治疗上的花销只占个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医保门诊报销范围的800-5500元确实也是绰绰有余的，可以说天津市的医疗保障着实为人民减轻了部分经济负担，缴费少、受益大；人们也表示医保卡可以使手续相对简化，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并不用提前垫付需报销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诊正在逐步实现当场报销，无需个人全额垫付，更省去了事后报销的复杂环节。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当前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个人缴费比例相对满意，也说明医保确实起到了缴费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时，与北京地区医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区人们无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规定的3个定点医院仅仅是在特殊病登记时需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况下才需要到这3家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院均可参与报销。这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平时的看病治疗，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天津医保的改革与发展着实达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们也提出了当前医保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医保方面有着人们普遍重视的四大天王：门槛费、报销比例、医疗费用和药品范围。通过排序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医保门槛费是首当其冲的，门槛费越低，人们越能够享受到更多医疗费用的报销。当前800元的门槛费在人们看来过高，想要享受报销就要先花光800元，这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数较少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大数目。因此，就会有一些贪图利益的药店、药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电器代替药品卖给持卡者，通过多划取医保卡上的金额，来帮助参保人员更快的跨过医保的门槛，同时药房也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此外，人们比较看重的是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医疗费用的高低以及购买的药品是否在可报销药品范围内。这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应的，验证了当前“降低医保门槛、提高报销比例、控制医疗费用、扩大可报销药品范围”呼声四起的现状，更加体现出人们最希望医保改进的方向。
其次，根据对“城镇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满意的地方”的统计，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认为医保可报销病种过少，报账、转院、报销手续太过繁琐，对老人、儿童及特殊病种病人的处理缺乏灵活性，负担重。有超过50%的人认为不同等级的定点医院报销比例不应相差太大，医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等问题。
而在去医疗机构看病的问题上，多数老年人基于身体状况所限，多会选择去离家近的医院或社区门诊；多数患有专科疾病的人群则会选择去专科医院、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在所调查群体中，多为年龄集中在26-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免疫力强，他们更愿意根据自身病情，自行在药房取药。而如果要去医院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去三甲医院，而非社区门诊。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更相信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对低于社区门诊的报销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调查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占14.8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85.14%。然而，在这74位被调查者中居然仍有单位职工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其单位并没有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定，凡有单位者，单位需为其员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看其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因此在户口问题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强各大企业、单位的督察力度，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享有医保带来的实惠。
（二）影响医保满意度的针对性分析
在天津医保满意度调查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天津医保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更要看到弱势群体对医保的呼声。而其中最有发言权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相比于青壮年，这两类人群都属于体质较差、与医院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群体。而通过对居民每年看病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看病次数高达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老年群体上，通过与这一类经常接触医保的人群的沟通来了解当前人们对天津市全民医保存在的不满意之处。为此，笔者分别咨询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老人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社区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体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区门诊，不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药费，而且还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对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医保确实为他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一位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退休老人说虽然退休后每个月都有退休金，但仅靠这些根本无法支撑近5万元的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以及术后的护理康复费用。而通过医保报销之后，老人个人实际仅担负了2万多元。
2.社区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
同样是身为老年人群的社区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报销比例却没能覆盖到他们。他们属于居民，自身并没有任何收入，更没有养老金。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和住院报销额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负担不起而放弃治疗。在10年前有一位突发脑栓塞、脑溢血的老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住院35天竟花费8万的费用。虽然后来参加了医保，但报销比例却过少（除去自付段，在医保可以报销的范围内可报销50%），每次住院仍需负担5-6万的费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几乎需要药物维持生命，庞大的医药费全部需要子女来提供。
3.涉及药品方面的问题
其实对于老人而言，医保在改进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细节。例如在购药方面，由于医保开药有定量定额的限制，人们在医院或药房只能取得约1周的药物，等到快吃完的时候就又要去买药，如此反复。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长，需经常与药房接触。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注射剂，只有部分国产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剂就需要个人全额付费。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剂、口服常释剂型、软膏剂、凝胶剂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的。可以说，患者在医保上的自付费用有相当部分是花费在了无法报销的药品上。想用的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开始投机取巧，通过变换处方花取高于这种药的费用，并通过医保报销来取得该药品。
此外，对不可报销的药物，一些医生会在开药之前先询问一下老人的意见，使人担心可报销药品的疗效。因为部分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引导患者说：这种药虽然不能报销，但药效非常好，建议使用。在这种建议下，患者或其家属往往会同意买该种药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调查者建议提高药品质量、提高医护人员道德水平，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开药，避免开与病症无关的药物，赚取利润，欺骗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给人们带来交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补办社保卡首当其冲。因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补办和领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大多不懂办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准备的材料，常常东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间所需药物如果本医院没有，需要患者去别的药房或医院购买时，社保卡已锁定该医院使用，不能再同时使用社保卡进行报销。因此如果要购买非本院药物不仅需要本医院住院医生出具证明，还要个人全额垫付。而且医生为避免利润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证明，而是会使用疗效较差的同类药物顶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5.转院
转院，是一个让患者劳心费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个医院的费用限时结清，还要及时与下一个医院衔接、办理手续，其过程十分繁琐，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属往返两个医院多次才能全部结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转院后，新入住的医院往往会要求病人重新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报告。不仅患者多花了钱，还占用了有限的报销额度。
五、总结及对策
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根本价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医保全覆盖也正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同时，在本次调查中天津的基本医疗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赞，例如医保能够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实现了个人缴费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标，大大减少了人们在看病方面的花费；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使用医保卡直接报销、无需垫付，只交纳个人应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续得到了简化；而一些医疗网点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挂号费、社区门诊上门服务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医保尚未全面推广，作为试点地区，天津市在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上也是一边实施、一边总结、一边整改，本次对医保满意度的调查也是希望能够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为医保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减轻他们看病的负担？我认为国家应当给予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势老人方面的财政补贴。或者可以考虑在医疗机构开通老人看病绿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医保报销比例，在重大疾病问题上启动费用减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应享有医院上门诊疗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长期服用同种药物的话，医院和药房可以考虑放宽取药的数量限制。
当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经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们只要进入医保联网的各个医疗机构，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办理、补办手续简化，提高审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没有审批下来而造成患者无法正常看病和报销等问题。
此外，医院的急诊和转院始终是医保报销上的一大难题，不仅办理手续麻烦，审批过程漫长，还要牵扯到社保卡暂时停用、个人全额垫付等问题，极大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希望医疗机构能做到联网操作、全市统一，做到报销手续一站式服务。实现由院方直接进行的转院交接，使转院等手续的办理更加便捷简化，让人们办理大量手续、东奔西跑、重复审核的现象不再发生。同时加强院方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更体现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针对目前天津市较为严重的“药房赚取门槛费差价”现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员应重点监控、约谈、依法纠正这些违规骗保行为，确保医患能够严格遵守医保规定，诚信就医；同时加强对各个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打击医保的灰色地带，避免医院、药房、病患三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医药分业，避免以药补医，以此促进医保的健康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医保变得与大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当前，加大医保知识的教育宣传，开设医保小课堂、医保日，利用好每个社区的宣传栏，不断更新医保常识和新出台的规定等普及医保知识、使医保办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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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并因此带动了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这种替代终究是有限度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是不可阻挡的，限制城市化是积累矛盾，加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这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几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趋缓。这就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地解决这种不协调问题，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开创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缺少的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区域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移为7.5:2.5，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3.6:6.4，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并且独立于城市化进行的，使得迅速增长着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全国城乡劳动力共增加19127万人，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市场取向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有了显著的进展，并且与工业（尤其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正是市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然而，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城市化滞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来。
二、是进小城镇抑是进大中城市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
我国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源于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运行的。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是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比起旧体制下农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就业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封闭性指的是面向农村，就地转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镇集中的不及8%。应当这样看，即小城镇建设对带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与大中城市一定距离内和交通干线附近形成小城镇群带，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带动效益，并减轻其膨胀压力。事实上，目前有些小城镇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效益，有相当部分来自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认识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今后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果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严重受阻。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在乡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是无法满足这一结构重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较容易提供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统计资料表明，我国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仅占2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消极限制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与此相联系，农民进城的方式将越来越由集中小城镇转向集中大中城市。
与农民进城方式相联系，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还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条件，还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多为城市劳动者不去竞争的岗位，并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这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领域，农民进入的机会也很少。这种制度上的市场结构差异，目前起着缓解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冲击力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就业性质一般是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和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对于传统的国有、集体单位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加上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性过程，使得这种就业岗位大都留给进城的农民。
三、制约农民进城的制度性与结构
农民进城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就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1980年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说，要把一个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三种基本投入：(1)生产资本投入，为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投入；(2)生活资本投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投入；(3)基础设施投入，就是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水、电、路、汽等基础设施。这三种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补贴越高，大中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镇则近乎等于零。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农民又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财政补贴），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最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尤其是进大中城市的条件，就必须消除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各种待遇差别（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负担的。受政府财政资金的限制，政府很难把对城镇居民的义务扩大到农民身上。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即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因势利导地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使城镇化建设从以往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三大问题，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
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必须逐步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如实地反映公民的职业和身份状况的本来面目，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只有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才有可能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以往那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从制度上堵塞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途径，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使这种转移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强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为这部分劳动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养老、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包括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的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现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农民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进城的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在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方面，身份没有变化的农民只能自己承担高额费用，导致在许多已经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出现进城农民又回到农村“人口回流”现象。
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工业规模急剧扩大，需要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良好机遇。当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前，社会上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此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反而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为发展重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和对劳动力排挤同时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趋向回落。这固然和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有很大的关系，但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国民经济增长建立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但是，与我国经济转型相联系，或由我国经济转型派生出来的，则是就业问题的尖锐性，以及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须应对的就业模式的转变。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被压抑的需要迅猛释放的阶段。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结构也随之由以往的供给主导型转变为需求主导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国有企业，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加上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大量产品积压，生产能力严重闲置，致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伴随着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这种结构性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进而由工业制造业本身结构调整所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传统体制下，以低效率为代价的大量隐蔽性失业显性化，即转化为公开性失业。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角度，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必要的、进步的，从缓解由此带来的公开失业压力的角度，这又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到各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800万人，而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业优先的原则，并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现在全国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采取各种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国城市约有8800万农民工）、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实际上是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从行政管理上讲，他们被看作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从政治上讲，他们不被承认为工人；从经济上讲，他们没有城市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这种产业工人队伍隐性化，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应当认识到，尽管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实际失业率远远低于城市实际失业率，他们已成为全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被确认为城市的正式户口，也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但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和城镇劳动力大体相同。为了促进我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实行常住人口申报制和登记制，只要具有劳动岗位（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视为当地注册人口，并有获得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目前进城农民工的真正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农民工一旦成为城里人，其原来拥有的土地如何处理，是今后制定农民工政策的一个难点。对此，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给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即如果农民工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即应该根据《劳动法》给其各种社会保障权力，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应该拥有。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会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拥有的土地。但是，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远未到位，又要解决近亿个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篇11
泉州南音被海内外专家誉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明珠”、“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对南音的评价，田青在《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一书中的序中这样写道：“曾经有人概括泉州南音特点是古、多、广、强、美。其所谓古，是指南音有千年的历史；其所谓多，是南音有大谱、散曲和套曲达二千首以上；其所谓广，是南音不只活跃在闽南地区，而且扩展到南洋群岛和台、港、澳以及欧美的一些地方；其所谓强，是南音历经无数的天灾人祸和漫长岁月的磨汰，还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其所谓美，是南音既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长撩曲，又有慷慨悲歌、一唱三叹的叠拍声。”台湾学者王镇华把南音称为“大生命的音乐”。泉州南音以其独特的传承脉络与方式，通过艺人春秋二祭的崇奉孟昶乐神祭祀乐事、拜馆等仪式活动，世代传承，薪传不息。泉州南音的传承，历代多是口传心授为主，附以手抄曲本传承，明才有木版印刷的《明刊三种》，清才有《文焕堂指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才有一些铅印的南音曲选、南音指谱大全等曲本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泉州开发了南音电脑软件，使古老的南音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更有利于南音的传承。
泉州市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也是2007年6月文化部批准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核心区之一。据2006年《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④刊载，现全市11 个县、区、市共有南音社团230 个，成员7425人。其中晋江市有南音社团48个，成员1704人；惠安县有南音社团16个，成员563人；永春县有南音社团11个，成员360人；鲤城区有南音社团17个，成员570人；丰泽区有南音社团23个，成员652人；安溪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485人：南安市有南音社团33个，成员有927人；石狮市有南音社团24个，成员有841人；德化县有南音社团22个，成员有326人；泉港区有南音社团4个，成员有392人；洛江区有南音社团10个，成员605人。以上成员人数是指登记在册参加南音馆社的乐员，实际上习乐者、爱好者远不止其统计之数字。从以上的调查统计，充分凸显了泉州市各级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这几年来对南音的保护、扶植的力度，也充分显示了南音在泉州这片故土上的强大人文积淀与生命力。
台湾南管(音)馆阁知多少
说到台湾，我们的话题自然会说到“开台圣王”郑成功和的施琅将军。1624年7月郑成功在日本平户一个僻静渔村出生，1662年由于积劳成疾卒于台湾，享年才三十有九。22年后的1683年施琅(1621―1696)率兵入台。施琅后，采取一系列稳定民心、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设置行政建制，全面开发台湾。自十六世纪末叶之后，汉族大量移民入台，不仅带去生产技术也带去中原文化，十七八世纪之后汉族尤其是闽南地区的泉州人大量移民入台，他们带去了南音、北管、高甲、木偶……南音更是遍布于泉州人居住的村落、渔村、城镇。关于泉州南音何时传入台湾，至今仍很难找出准确的证据，但据泉州历史网的《泉南人名录・施琅》及《靖海纪事》附施德馨《襄壮公传》称施琅“性好音乐，至晚年尤甚，尝集诸词客制新声、谱之乐府。”施琅晚年坐镇台湾，施德馨是其族叔，举人出身，官台湾府儒学教授。二施皆晋江人，所称音乐，即是南音。施琅对南音在台湾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连横之《台湾通史・卷13・歌谣》云：台湾“始尚南曲，间有小调……台湾之人颇喜音乐，而精琵琶者前后辈出。”据有关考证，在二十世纪初，全台湾的南管馆阁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几乎只要有泉州移民分布处，“馆先生”开馆，随后成为固定组织，鹿港的雅正斋于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而台南的振声社于今也有二百年，南声社从创始人江吉四先生算起于今也有九十余年。在此也须一提的是泉州晋江深沪的沪江御宾社成立于明崇祯末年（1632年），至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其现存的名闻遐迩的“裂石”琵琶及清朝鹤顶曲柄凉伞更是世之珍藏。
据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9月第10期刊载，目前台湾有南音（管）馆阁64个之多。台湾民族音乐学家吕锤宽、许常惠合著的《台湾传统音乐之美》⑤一书中的“汉族传统音乐”部分，对南管在台湾的传布有这样的表述：南管音乐是台湾的两大音乐系统之一，另一系统则为北管。南管音乐普遍存在于……北部、中部、南部、澎湖、金门。它较盛行的时期，据推测当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吕锤宽在其另一专著《台湾传统音乐概论》⑥中对南管有更多的阐述：“南管为保存于福佬语系社会的古老乐种……南管音乐的历史悠久，传布的地区也较广，因此名称方面呈现多样性，分别有：弦管、南音、南乐、南曲、五音、郎君乐、郎君唱等”、“南管音乐主要分布于鹿港镇与台南地区，而高雄地区、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澎湖、金门等地，也有南管曲的演唱活动”。根据吕锤宽的调查：“鹿港南管馆阁曾有五大馆：雅正斋、聚英社、雅颂声、大雅斋以及崇正声”、“台南市为南管文化荟萃的地区之一，根据说法，当地的南管馆阁亦有五大馆：振声社、南声社、金声社以及群鸣社”。台湾的南管馆阁除了在馆阁内传习展演外，也有在馆阁外进行的，“最早者当为台湾省交响乐团在该年所举办的南管研习，对象为台中市的国小与国中音乐班的学生”，“新型的南管传习活动也在馆阁内进行，以历年来的情形观之，台北市闽南乐府、台中县清水镇清雅乐府、鹿港镇雅正斋与聚英社、台南市南声社与振声社等，均有举办此类活动”。在南音艺人方面,吕锤宽在该专著中的卷首推崇两位盛名的南音艺人，一是黄根柏（1910―1991），“鹿港雅正斋的馆先生，洞箫、二弦的演奏技巧，最为南管音乐界推崇……柏先生传授南管的态度极其严格”，另一位是林长伦（1924―1993），“从民国四十年代开始经营台南市南声社。如果说，将台湾的南管推上国际，为南声社艺术性表现的自然结果，我们认为最大的奉献者，实非林长伦先生莫属”。
台湾南管除了有相对固定的南音馆阁活动之外，还举办不少的南音讲习班，如《台湾传统音乐之美》中吕文称：1978年，从台北市晋江同乡会获知，有南管研习班。又如南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于2005年10月29、30日举办“南管音乐演习会”，主讲人施炳华系振声社前任社长、教授，擅长南管理论研究、南管演唱；蔡芬得系振声社社长及艺术总监，稔熟南管各种乐器及唱法；林秋华系振声社团员、文学硕士等。另南台科技大学推广部还开办“南管初级班”，其教材内容是：南管音乐的历史、特色、视谱法、奏唱法、台语、泉州音练习。
台湾的南管不仅在民间有馆阁设置，大、中学府也有南管学习组织，学校及社会团体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南管演唱演奏会、研习班，以及带南管乐团走向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弘扬优秀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南管。如1979年许常惠“带南声社赴汉城参加第六届亚洲作曲家联盟大会，1981年学界于鹿港召开第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2年许常惠再度带南声社巡回法、德、比、荷、瑞士五国，并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留下珍贵录音，当晚十时开始演唱，至清晨六时才止，法国听众大为惊叹，电话不停涌入。
两岸南音 同承共荣
闽台一水之隔，两岸人民有共同的血缘，南音是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的见证，是两岸人民亲和往来的纽带，也是维系台湾和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1988年8月，祖籍福建泉州安溪龙门乡仙地村、被台湾音乐界誉为“民族音乐的领航者”的许常惠先生⑦来福建访问。随后，福建省民族音乐学家、南音学家王耀华、刘春曙先生于1990年6月25日至7月6日抵台进行访问和学术活动，实现了四十年以来首批大陆音乐学者访问台湾的盛举。随后开展多次两岸音乐交流活动，“闽南语民族音乐研讨会”、“台湾作曲家作品音乐会”、“闽台戏曲艺术研讨会”，以及台湾刘茜、黄玲玉两位女士来福建作民间音乐调查等。
1981年台湾鹿港举办了一次南管国际学术会议。1980年之后，台南、台北、鹿港、基隆、高雄等南管重镇新兴建的社团如：华声社、汉唐乐府、江之翠、中华弦管研究团、咸和乐团以及原旧的社团如雅正斋、聚英社、闽南乐府、清雅乐府等也陆续出访大陆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泉州作为海峡西岸工贸港口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南音发祥地，自1981年以来已举办过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及三届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2000年2月，在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举办的“泉州国际南音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南管谱的结构》，廖锦栋、张美霞的《洞箫对南乐的影响》，卓圣翔、林素梅的《南管曲牌的基本腔韵及其衍化》等。
在此，还须特别指出的是，2003年11月由台南胡氏拾步草堂、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清刻本文焕堂指谱》，此书大陆已无，是台湾胡红波教授于2000年9月间在台南临安路玉市一书摊发现，高价购买后赠送给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在此之前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提供的《明刊三种》，收录272首曲词及调名、曲牌，意义十分重大。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出现，填补了明清以来具有极其珍贵史实价值的南音指谱。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的台湾回归，充分说明了两岸传统文化长期的传承与交融，也有力证明两岸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之根扎得如此深厚广袤。2006年9月由泉州地方戏曲社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两岸论弦管》⑧问世了，该书有大陆的乔建中、刘德海、袁静芳等知名学者著文外，还有台湾吕锤宽的《论弦管谱的发展与演变》、王镇华的《大生命的音乐：南管》、王樱芬的《南管曲目分类系统及其作用》以及施炳华、施玉雯、林珀姬等有关《文焕堂指谱》的学术专论。该书的出版，除了其本身学术价值，也充分体现了两岸学者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南音已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桥梁。前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在该书卷首的题词具有深邃意蕴：“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下来。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家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在此还须补上一笔的是，台湾学者对南音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仅吕锤宽有关南音的研究的专著就有：《泉州弦管（南管）研究》、《泉州弦管（南管）指谱丛编》、《台湾的南管》、《南管记谱法概论》等。
泉州南音以其古老而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人文气息、扣人心扉的乡音俚调，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抖落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①②泉州历史网.“泉州民间音乐舞蹈”
③袁静芳.《对泉州南音历史源流几点思考》，2000年泉州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④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报”2006年第2期至第7期
⑤台湾许常惠、吕锤宽、郑荣兴合著.《台湾传统音乐之美》，（台湾晨星出版有限公司发行所2002年2月
⑥吕锤宽.《台湾传统音乐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3月
篇12
中小企业；供应链；集群控制；批量营销
一、引言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创业就业、改善民生和壮大民营经济意义尤为重大。根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测算，截至2014年末，全国中小企业已超过50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创造了全国约60%的经济总量，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纳税占到国家税收总额的将近一半①。2015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中小企业84.4万户，同比增长38.4%；新增注册资本4.8万亿元，增长90.6%，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进一步增强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普遍难题，理论界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近年来，供应链金融模式受到普遍青睐与推崇。AllenN.Berger（2006）等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供应链金融的思想；我国学者则对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持肯定态度，多数学者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进行分析，少数从中小企业角度论证，个别从两者结合的角度阐述。闰俊宏（2007）认为供应链金融有效地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深圳发展银行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同组成的“供应链金融”课题组（2009）指出，供应链金融借助“团购”式的开发模式和风险控制手段的创新，使得商业银行改善了中小企业融资的收益成本，并表现出明显的规模经济。白马鹏（2008）认为供应链金融借助链上核心企业的信用实力、交易的自偿性以及货物的流通价值，对供应链上单个或上下游多个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以上研究成果论述了供应链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优势，对我们思考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供应链金融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供应链金融真的适合用于解决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吗？本文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模式概述的基础上，从银行信贷实践的角度出发，以西部地区特大城市成都市为例，总结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的特征，进而分析成都市打造供应链的难点，最后提出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基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概述
供应链金融指银行将其金融服务从供应链核心企业拓展到整个供应链，为链上渠道伙伴提供应收账款融资、预付账款代付、存货融资、原料和制造融资等服务。供应链金融模式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在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探索实践，因而能够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一）理论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供应链管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委托理论都为供应链金融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当今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企业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只能利用外部资源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转与忠实合作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最终产品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因此，核心企业有动力配合银行解决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时，供应链由不同期望目标的企业和组织构成，具有参与主体多、跨地域、环节多等特点，它们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通过不完全契约方式实现企业之间的协调（韩东东，2002）。委托理论解决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供应链金融模式下,第三方物流企业与银行存在委托关系，着重解决物流企业对质押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还可将物流企业和银行视为共同委托人，更易掌握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还款能力，同时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回购协议条款，有效防范供应商与中小企业合谋骗取银行贷款及违约风险。供应商和中小企业也形成了委托关系，主要解决中小企业违约的情况下，供应商面临向银行退款、无法销售产品进行回购的风险。
（二）国内实践进展从供应链金融的实践运作形式看，运作主体多数是商业银行，其次还有第三方物流企业、大型企业集团、综合金融物流提供商。国内商业银行典型探索以深圳发展银行（今更名为平安银行）构建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为代表，该行在探索初期推出了货押授信等，并逐步在实践中总结出了“1+N”理念，后期围绕供应链整合了20多项产品和服务，有力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内其他银行围绕应收、应付、存货三大环节设计供应链金融产品，如中国银行2008年开始推出的“达”系列融资产品等；部分银行针对自身擅长的行业推出供应链金融产品，如光大银行在钢铁等行业推出了“阳光供应链”等；个别银行则专注于信息技术在供应链金融的运用，如招商银行的“电子供应链金融”。总体来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供应链金融产生的现实需求，高视野解决对策的研究直接为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外对供应链金融融资研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国外侧重于研究大型企业的供应链延伸及发展过程中的融资性问题，国内主要分析通过供应链条的捆绑和链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国内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从实践进展看，供应链金融并不适合所有的领域，做得好的地区主要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主要是对那些行业边界清晰、供应链成员之间长期密切协同而无严重利益冲突的领域，由一个核心企业引领形成。
三、西部地区构建中小企业融资供应链金融模式分析
中小企业营销与信贷风险的防范、控制有赖于对该地区中小企业特征的准确认识、中小企业信贷规律的总结，有赖于对中小企业行业和鲜明的区域特色的把握。成都市作为西部特大城市，其中小企业具备西部地区的代表性。下面，以成都市为例，结合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进行具体分析。
（一）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1.对中小企业进行分类。结合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成都市中小企业可以分为具备核心竞争力且能利用外部资源响应市场需求的核心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但又不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有意愿被整合进其他企业购销渠道且愿意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中小企业。按照要素分类，主要包括高新科技型企业、资金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型企业。2.成都市中小企业主要特征。首先，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链的低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从成都市中小企业在东中西部的定位来看，东部地区主要是高科技、资金密集型企业，而西部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源矿产企业。从成都市等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企业来看，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送原材料，连能源矿产品初级产品都谈不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西部一些城市才提出能源矿产品由量大、价值低向量小、价值高的初级产品转变。西部地区主要向东部地区供应能源矿产品的定位决定了供应链的核心企业不在西部地区，所以，成都市的商业银行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的中小企业还不现实。我们按国外大型企业供应链延伸的做法，通过银行营销、风险控制实践来证实成都市极少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先不分析其整合供应链的意愿。成都某地方商业银行随机抽取了7户中小企业客户，它们2014年末的相关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数据计算得出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知，该7户中小企业活劳动量占产品成本均低于7%，说明活劳动量消耗小;劳动者占固定资产的数额除1户外余者均在30%以上，数据水平比较高,该两项数据均不具备活劳动消耗大、资本有机构成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而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产量在20万元以上，单位劳动力占有的资本量在7万元以上，占有水平较高，符合资本有机构成高等资金密集型企业特征。成都市的中小企业不像西部其他地区普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市是西部地区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大量的资金和中小创业者，属于西部地区的发达城市之一。从成都市某商业银行的实践看，即使是作为西部特大城市的成都市，虽拥有大量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但仍处于全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低端，很难形成供应链,表现在部分企业在“二次创业”过程中出现销售急剧下滑，挪用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投机等，还有些企业存在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再难以增长的“成长困惑”，普遍存在着产品雷同、主业不突出、技术含量低、易模仿、产品盈利差等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其次，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非常少。上述企业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进行科研的人员也非常少，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均为零。上述企业也没有加大技术设备升级和企业经营改造，没有在转型升级中找活路，很多资金密集型中小企业依靠自有资金、信贷资金维持高速运转，并频频出现资金投向虚拟经济等高风险领域的问题。代表企业发展方向、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最有可能成为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但科技型企业在成都市等西部地区非常少，难以形成供应链。
（二）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及特殊性1.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难点。一是成都市产业链上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较少，缺乏形成供应链的引领者。从银行营销和风险控制实践看，成都市所谓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非常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有外包业务方面的意愿。同时，多数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东部地区核心配套企业关联度也不紧，其外包业务并由此管理外包渠道的动机不强，很难在供应链中起到主导作用。二是成都市供应链链条整合难度较大。国外供应链金融是大企业主动整合，以具备核心竞争力且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的大企业为主，在这种条件下，较易寻找到愿意被整合进供应链且愿意为此而放弃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的配套中小企业。而国内尤其是西部地区，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较少，更谈不上核心企业发展战略中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业务；多数是为了供销渠道畅通而有意愿被整合的中小企业，且在供应链形成难度大的情况下不愿意先为此而放弃资金使用权、资金收益等部分生产经营管理权限。购销链条每个环节上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利益一致、精诚团结的几率较小，彼此之间在信息交流、资金结算、供销渠道、成本核算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很少完全依赖合作对象。由于结算条件较苛刻，遇到资金困难时不会通过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解决，宁愿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所以，依靠中小企业自身形成供应链的概率比较小。因此，成都市中小企业在缺乏核心竞争力的条件下要想形成和发展供应链，首先需要强势的第三方来培植核心企业，然后强势的第三方有动力去协调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以及上下游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达成利益上的一致。因此，国内的供应链金融不能照搬国外模式，而以有实力的政府部门、银行、物流公司等去配置和整合供应链的成功率较大。2.成都市构建中小企业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的特殊性。一是从西部地区城市看，产业链路径非常明显。虽然从随机抽取的成都市某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信贷客户数据未发现以某核心企业形成的产业链，但是不妨碍从城市整体角度寻找产业链，以便将来通过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整合等宏观层面的引领促进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或延伸产业链长度、拓宽产业链深度，从而来发展商业银行产业链金融。某商业银行信贷实践发现，从城市整体上来看，成都的物流方向有相反的两股：一是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沿四川其它市县——成都郊县——成都五城区方向流动；二是产成品、商品沿成都五城区——成都郊县——四川其它市县流动。成都早在几年前就将提供原材料的雅安及提供市场的资阳、简阳、眉山等捆绑发展，从城市的角度看，产业链路径是明显的，成都是产业链的核心城市。二是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难以形成供应链现象以外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地方性商业银行在努力摸准地区中小企业信贷规律中，虽未发现供应链现象，但却找到了中小企业表现出的微弱聚合效应。以成都市为例，其中小企业的集群效应比较明显，体现在成都市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具有专业市场、市场区域、行业集群、家族关系等总量特征及总体变化趋势，把握住了这些总体特征将能够更准确、客观地把握住中小企业信贷规律。反之，成都市中小企业营销及信贷风险难以基于单个信贷主体的经济特征及其衍生出来的信贷特征进行点对点的孤立管理。这种集群效应是在难以形成供应链时，中小企业所体现出来的微弱凝聚力，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供应链通过企业间长期合同捆绑在一起，集群效应则完全是市场力量在支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成都市中小企业的供应链金融现象不明显，但是集群效应比较明显。要想形成供应链，需要在某些中小企业群打造供应链的引导者,并注重供应链内部成员利益冲突的解决、长期合作机制的打造，以提高链条内成员之间的交易等稳定化程度。在目前供应链金融不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政府作为供应链的舆论先导者引导形成供应链金融政府可以在打造供应链金融强势的第三方引导者方面作出努力，比如通过法律、产业金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对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创造政策氛围，鼓励银行、物流企业、具备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在消除供应链金融内部成员利益冲突方面，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引导解决，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各方相互协作扫清障碍；另外，为减少供应链金融业务中各方艰巨复杂的谈判、沟通、协同工作压力，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相应专业中介机构来推动解决，以此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发展。
（二）商业银行作为供应链金融的实际主要主导者引领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和发展银行将其作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业务创新，在组织架构上，可集中资源设立供应链金融相关的金融产品、审查审批及风险控制部门，专门负责供应链金融业务，还可以与第三方中介企业合作发展商品融资；同时，商业银行可以专门针对供应链金融，再造信贷业务流程，通过打造相应授信模式来推动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三）第三方物流企业作为中小企业和银行的连接者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主要是促使供应链金融各个运作环节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畅通无阻，为银行提供质物仓储、第三方监管和动产拍卖等服务，确保质押物完整有效，还为银行提供中小企业相关信息、监控原材料供应商，也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资金融通，在供应链金融形成过程中发挥与商业银行、上下游中小企业之间的连接作用。
（四）多方联动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针对单个中小企业之间有某种非紧密的联系所体现出来的聚合效应，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政府部门、工商联、专业市场管理方、市场区域的管理方、行业协会等机构合作，实施集群化营销，通过做一定量的中小企业信贷来覆盖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运用大数法则测算出特定行业的风险概率，甄选金融产品进入的行业，然后迅速找到有效的客户群体进行批量营销，实现金融产品在特定行业、特定市场的受众群体规模化、风险可控的目标。另外，通过批量化的行业和集群研究，从中小企业批量风险判断的角度研究风险信息、业务特点和风险程度，从地区、行业、集群角度探索风险控制的“本土化”、“批量化”和交叉印证模式，以适应成都市中小企业集群化、转型化、家族化特征。
参考文献：
[1]AllenN.BergerandGregoryF.Udell.AmorecompleteconceptualframeworkforSMEfinance［J］.JournalofBanking&Finance，2006（11）.
[2]闫俊宏，许祥秦.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分析［J］.上海金融，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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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东东等.供应链管理中的风险防范［J］.工业工程，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