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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机期。危机期也叫抵抗期，通常是新生入学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也就是当新生对大学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了解之后，由于自己没有充分的准备，开始感觉到文化冲击时会对新的文化产生生疏感，对以往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产生怀念情绪，在这个时期也是新生心理问题多发期。
3.舒缓期。通常是开学两个月后，正式的教学环节和正式的大学校园生活开始后，如加入社团、参加学生活动等，新生对于所处的环境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对自我也会重新定位，开始规划大学生活。
4.认同期。新生对大学校园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表现为排斥、完全接受以及根据自己的个性特征选择性地接收三种状态，新生入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帮助新生能够根据自身特点与所处的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调整或重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完全接收，更要努力减少对新文化的排斥现象。
1.入学教育的时间跨度：根据文化适应规律循序渐进。在新生入学后，要按照新生文化适应的规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育活动：在蜜月期可以通过开学典礼、迎新晚会等气氛隆重的典礼仪式维持新生的兴奋感，增强荣誉感；在危机期则要通过心理辅导、辅导员走访宿舍、新老生交流会等帮助新生认识自我、转换角色；在认同期则要通过专业教师的引导帮助新生掌握大学的学习方法、建立对专业的兴趣，通过团学组织、社团活动丰富新生的文化生活；在认同期则要指导新生在对自我和环境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目标体系，帮助新生顺利融入大学主流文化，同时要重点关注一些边缘学生。
2.入学教育的目标：帮助新生建立对大学的文化认同。要新生建立对大学的文化认同则要帮助新生实现四大转换：角色认识由以我为中心到融入集体、学会合作，思维方式由单向型到多向型、创新型，学习目标由考取大学到素质提高、职业发展，学习方法由知识再现型到知识探索型。在入学教育中就要帮助新生正确认识大学学习内容、方法和途径的多样性，掌握大学的学习特点和规律，主动与他人合作交往，积极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指导新生充分运用各种资源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3.入学教育的方式：师长引领与朋辈分享相结合。新生入学教育阶段，辅导员、班主任要充分发挥人格魅力和专业素质对新生的引领作用，可以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走访学生宿舍等方式，深入新生中开展适应性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学院也要充分利用师资资源，通过名师大讲堂等活动，让学校优秀教师、教学名师为新生开展专业讲座，帮助新生建立专业认同。同时，优秀高年级学生往往代表的是学校的主流文化圈，他们在思想觉悟、专业学习、学术科研、学生工作、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充分发挥优秀高年级学生的朋辈对新生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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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顾客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消费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世界的，是没有国界的。所以企业只有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财富》杂志以营业收入为标准排序的2001年前500家最大的服务和制造公司中，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虽然具有最高的市场价值，但其营业收入却排在第16位，利润则排在第129位。一个国家的“外部市场”的潜量是如此的巨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市场吸纳着全世界市场约为25%的产品和服务，由此可以考虑到，其余75%的市场存在于美国之外。对日本公司来说，尽管其本国市场的美元价值在西方国家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日本以外的市场要占世界市场潜量的85%。因此，走向全球，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发挥最大的潜能才是根本！“不能抓住全球机遇的公司可能最终会丧失其国内的市场，因为更强更具竞争力的全球竞争者会将他们挤出跑道。”
全球营销是指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集中组织资源，选择、开发国内与国外营销机会的过程。全球营销是一般国际营销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淡化了国家的界限，模糊了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强调各主要职能的全球分工与整合，倾向于使用标准化的策略来服务于全球的目标顾客。
二、跨文化管理，全球营销之必须
实行全球营销，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全球的目标顾客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包括交流沟通的第一要素的语言不同、所处国家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导致的民族感情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导致的受教育的程度不同以及和家庭构成等不同，从而导致购买模式、生活方式等的不同。而且这些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就是千差万别的，何况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呢？而这一切主要缘于各国的文化环境不同。
实行全球营销，跨国经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诸多差异之间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跨文化差异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现实背景。一般的说，跨国经营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其中文化因素对企业运行来说，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全系统、全过程的。在跨国经营企业内部，东道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相互交叉结合，东道国和所在国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经理职员之间的文化传统差距越大，所需求解决的问题也就越多。在跨文化管理中，形成跨文化沟通和谐的具有东道国特色的经营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伴随着全球营销的发展，经济学家将文化因素引入了消费者行为模型，强调了文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主流的购买行为模型将文化定义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科特勒认为文化因素将对消费者行为产生最广泛最深刻的影响。主流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如恩格尔—考莱特模型对文化变量的重要性给予了证明。在EKD模型中，环境影响、个体差异和心理过程是塑造消费者行为的三个核心力量，对这三个力量影响下的因素分析表明，大多数因素是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范围的变量，如社会阶层、家庭、动机、态度、价值、生活方式以及学习。因此,他们得出文化因素在分析消费者行为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华纳曾指出：“在跨文化管理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中有效的办法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没有效果。”因此，进行跨文化管理是实行全球营销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
三、冲突管理，跨文化管理的核心
跨文化管理又称交叉文化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其研究的是在跨文化条件下任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从而形成卓越有效的管理过程。，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在管理过程中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企业的潜力与价值。
（一）跨文化冲突的特征
在进行全球营销时，跨国公司由于加入了另一种文化的观念，势必会造成文化冲突(Cultureshock)。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特征有：1、非线性不同质的文化像不同的水域，几片或多片水域的冲突与交融，常常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因而具有非线性特征。2、间接性文化冲突一般都在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等精神领域中进行，其结果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需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表现出来。3、内在性文化是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因此，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上。比如，对于美国人而言，任何超过50年的建筑物都可以作为国家历史圣地，因此，许多美国人并不为拆掉这样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而感到丝毫遗憾。而在欧洲，人们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圣地而感到自豪。这样冲突就发生了。1990年6月，麦当劳想在巴黎一家有180年历史而且毕加索和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曾经驻足过的建筑物中设立一个餐馆，尽管他拥有位于香格里拉大街的建筑物某些特许权，但巴黎市民宣称城市的历史纪念地不容侵犯，麦当劳最后屈服了。4、交融性。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始终相伴而行。跨文化管理的任务在于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同的能体现各种文化精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中生存。
（二）跨文化冲突的表现
跨文化冲突表现在国际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某些特定的管理职能对文化更加敏感些，主要表现在员工激励、协调组织、领导职权和人力资源决策等方面。
在激励方面，工资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但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不同而导致对工资的态度和政策不同。当美国的海外经理给东道国墨西哥的工人长工资时，却适得其反，墨西哥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去享受闲暇。这是因为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诸如工作这样的基本概念所持的态度因文化不同而不同。美国文化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而墨西哥人对工作的态度则是，工作仅是为了维持所期望的生活水平而采取的方法，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在协调组织方面，跨文化冲突从日本企业进军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苦衷可见一斑。在马来西亚时常发生工人“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因为区区小事，一个工人大喊大叫便会引发整个车间的骚动，造成停工。由于多数工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还不习惯城市工厂的现代化劳动管理。这种心理压力增多就会发生歇斯底里现象。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能请当地的巫师来驱邪加以解决。
在领导职权方面，中意合资企业迪玛公司陷入困境也是由于跨文化的冲突。这家拥有丝绸处理高新技术的企业市场前景是相当广阔的。但企业的中方董事长耐不住“大家长”脾气，对企业的产供销直接干预，甚至将企业从银行的贷款放在老厂的帐户上，终于将外方总经理气回国，企业陷入困境。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微软公司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最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最具体的工作；培训5%的人员，另外的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能“跟着成长”，就会被淘汰。其前任总经理吴士宏则主张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在中国市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由于不能克服这种跨文化的冲突吴士宏辞职了。
四、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跨文化管理的观念
首先承认并理解差异的客观存在，克服狭隘主义的思想，重视他国语言、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学习和了解。当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具有不同文化的东道国工作时，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反映了特有文化的语言、价值观念、思维形式等因素在跨文化管理中会形成障碍，产生矛盾，从而影响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理解文化差异是发展跨国文化管理能力的必要条件。理解文化差异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解东道国文化如何影响当地员工的行为；二是理解母国文化如何影响公司派去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可以采用不同的克服措施。因管理风格、方法或技能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互相传授和学习来克服则比较容易改变；因生活习惯和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文化交流解决，但需较长的时间；人们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较难改变。只有把握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
其次把文化的差异看成是一种优势而不只是一种劣势，恰当、充分地利用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差异，为企业发展创造契机。西方有谚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给企业开展国际运营带来了机遇，但更多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广州本田汽车公司总经理门胁轰二先生曾说：“我们企业内部的矛盾颇多，但这也正是本田好的一面。我们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总是喜欢挑选一些与我们想法不同的合作者，这使我们经常发生意见的碰撞，这样不同思想的碰撞就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创造出本田新的企业文化。”在广州本田看来，矛盾和冲突的正确对待，不仅不会形成障碍，反而会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创新的源泉。
第三，要充分认识到跨文化管理的关键是人的管理，实行全员跨文化管理。这是因为：1、跨文化管理的客体是人，即企业的所有人员。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不同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一种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新型的文化只有根植于企业所有成员之中，通过企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才能体现出来，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否则跨文化管理则流于形式。2、实施跨文化管理的主体也是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跨国公司中，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可通过企业的产品、经营模式等转移到国外分公司，但更多的是通过熟悉企业文化的经营管理人员转移到国外分公司，在跨国公司的资源转移中，除资本外就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流动性最强。由于跨文化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涉及到人，因此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中要强调对人的管理，既要让经营管理人员深刻理解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又要选择具有文化整合能力的经营管理人员到国外分公司担任跨文化管理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加强对公司所有成员的文化管理，让新型文化真正在管理中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跨国公司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三）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1、本土化策略。要本着“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通常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就必须雇用相当一部分的当地职员。这主要是因为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而且和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雇员无疑方便了跨国企业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本土化”有利于跨国公司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有利于东道国在任用管理人员方面，主要考虑的是该雇员的工作能力及与岗位的匹配度，选用最适合该岗位的职员。但其缺点也是致命的。由于公司的各个成员都只重视自我的发展，无法形成一个集体价值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对个体来说缺少长久的凝集力。全球营销种产品的快速创新和多样化，以及人类种族之间的空前交往和融合，“多向交叉文化”策略己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采用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具体运用中，可采用以下的方法，来避免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1）尽量选用拥有当地国籍的母国入；（2）选用具有母国国籍的外国入；（3）选用到母国留学、工作的当地外国入；（4）选用到当地留学、工作的母国入等。
2、文化相容策略。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一种文化的存在可以充分地弥补另外一种文化的许多不足及其比较单调的单一性。美国肯德基公司在中国经营的巨大成功可谓是运用跨文化优势，实现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典范。（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摩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由于失去了主体文化那种对不同国籍的人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力，使得不问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公司中和睦共处，即使发生意见分歧，也很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文化创新策略。文化创新策略即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从而在母公司和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国外分公司企业文化，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强烈的母公司企业文化特点，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母公司企业文化，又不同于当地企业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因为要从全世界角度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文化的优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中间存在一个价值标准的问题，只有将两种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既含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涵，又能适应国外文化环境，从而体现跨国企业竞争优势。
4、文化规避策略。这是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于公司的运作中占了主体，可又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存在的时候，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就必须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5、文化渗透策略。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井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6、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跨国公司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全球营销时，由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应由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完全不同于母国的东道国的经营环境。这时跨国公司所采用的人事管理策略通常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直接的冲突。如欧洲的跨国公司想要在加拿大等美洲地区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思想和管理比较国际化的美国，然后通过在美国的总部对在美洲的所有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而美国的跨国公司想在南美洲设立子公司，就可以先把子公司的海外总部设在与国际思想和经济模式较为接近的巴西，然后通过巴西的子公司总部对南美洲其他的子公司实行统一的管理。这种借助第三国文化对母国管理人员所不了解的东道国子公司进行管理可以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取得成果。
7、占领式策略。占领式策略是一种比较偏激的跨文化管理策略，是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时，直接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行注入国外的分公司，对国外分公司的当地文化进行消灭，国外分公司只保留母公司的企业文化。这种方式一般适用于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并且当地消费者能对母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采用得非常少。
总之，全球营销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时，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和国外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跨文化管理模式，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五、跨文化培训，一个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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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究竟以何种形态出现，怎样使组织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动荡的环境，这些在现有的组织结构理论中，仅为企业提供的是一般性的思想、原则和参照性的模式，对解决实际的组织变革问题还远不够。而这正是传统组织结构在不断调整中面临的新挑战，它要求新的组织形式应是一种具有较强弹性、灵活性、适应性、反应力的组织形态。因此，创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优化企业的组织系统，不仅成为管理创新、管理科学的任务，而且是企业实施有效管理，发挥组织职能的前提。
一、传统组织结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起出现了大致六种常见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它们分别是：直线结构，职能结构，直线－职能结构，事业部结构，分权结构，矩阵结构。这些传统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式以及在这以后的其他组织结构模式都是以工业经济为前提，共同体现了工业经济的特有属性，即按照工业经济社会工业生产的要求，组织与完善企业的微观结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各种组织结构理论越来越突显出共同的问题：第一，简单化分权，组织中或多或少带有集权主义倾向。这使得组织成员缺乏责任感、自律意识，从而使下级的个人能力和创造性往往无法得到体现和发挥。第二，沟通成本加大，容易产生本位主义。组织间信息传递缓慢，层次间和部门间的协调任务重，这样客观上延长了信息的时效性，易产生“官本位”意识，无形中增加了组织投入。第三，中间层级的职能管理缺乏。常会出现有层级、无职能现象，致使管理的科学、规范性程度较差。第四，企业人文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缺乏组织政策认识上的清理、员工的文化惯性等为组织变革和战略转型增加了新的困难。
传统组织结构模式的不足决定了它们与现代知识经济的不协调，也同样决定了其迟早将被现代知识经济所淘汰的命运。当然，这并不是排除传统组织结构模式通过对自身进行必要的修补以暂时适应新经济要求的可能。在短期内，这对企业发展并无大的影响，但从组织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构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模式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组织系统的弹性化要求是势在必行。
二、企业组织结构柔性化的内涵
所谓柔性，同适应性一样是指连续性地做出临时性调整。由于组织是建立在个人、群体和组织内部子单位之间的动态合作以及与外部环境功能互补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柔性已成为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柔性化组织正是要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与信息共享，柔性化组织所隐含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为：组织边界网络化、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和组织环境全球化。其中组织结构柔性化是以创新能力为宗旨,通过分工合作、共担风险，以及适当的权限结构调整,向基层员工授权，并满足员工的高层次需要，增强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其不仅自觉提高各自的工作标准，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个人的自觉行动。组织结构柔性化的特点就在于结构简洁，反应灵敏、迅速，灵活多变，以达到快速适应现代市场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组织结构柔性化产生的根本价值点在于其能从员工、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多种需求出发，提倡“团队式合作”的责任意识，使组织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迅速、有效地配置企业所有的资源，然后通过发挥整体资源优势以解决组织发展中所面临的特定问题。
三、组织结构柔性化的实现途径和方法
企业组织结构作为组织发挥作用的支柱,在对其变革时就要从满足企业成长的要求着眼,通过变革整合企业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来增强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系统。从具体实践来看,企业内要构造这么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组织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组织环境，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柔性化变革：
（一）提高管理者职责能力，削除作风，对企业人力资源进行柔性化管理
在一个组织中，作为“掌舵手”的管理者如果不称职，不但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降低企业运行的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变革。现有学者经过元胜任力研究表明，认为管理者可分层来提高职责能力：高层应该更加注重创造力、系统思维判断力、思维敏捷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提升，中层可以在实践能力、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这几方面进行重点发展，基层管理者可以重点发展反省、自我管理和信息管理这几方面的能力。
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喜欢写又长又臭的报告，以及喜欢“站在别人肩上”空空而谈者，具备了作风的这些人来领导企业必将严重阻碍组织的发展。要削除这种管理错位，除了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外，就要求企业做好内部提升和外部招聘制度，为企业寻找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建立一种灵活的、柔性化的引进人才和推动人才成长的机制。从而为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扫清障碍。
（二）利用柔性化组织管理理念，构建“团队”型组织，增强组织群体凝聚力
事实上，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员工所拥有知识的多少已成为企业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这里的知识存在形式一般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在前者主要体现在如专利、科学发明、特殊技术等，后者则是员工的创造性知识、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表现。显性知识已为人所共知，隐性知识却只存在员工的头脑中，较难掌握和控制。强行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企业以人为本，注重对员工个体全面的培养和锻炼，并提供机会，尊重他们的个体价值，使其认识到自身对企业的重要性，从而对组织产生归属感。在实际管理当中可运用如“激励机制”这种柔性手段。
在企业构建团队型组织的过程中，要注意“伪团队”这种组织形式。没有真正的相互协作与共同的责任的团队，那么它的存在将会大大降低了组织的效率，不但不利于员工的和睦团结，而且挫伤员工的热情和积极性。具体方法，可建立以组织任务为导向，强调工作能力与工作成绩的临时性的工作组，团队成员可以是临时选任的。通过这种灵活的组织结构形式实现组织结构的柔性化。当然在组织对外活动中可保留原来职务称呼，但在新工作组中全都是一般职员，利用“目标管理法”对工作进行激励。
(三)减少组织纵向层级，由集权向分权过渡
一般来说，管理层级越多，会增加信息流通成本，使组织对外界信息反映迟缓。为此，削减组织层级，推倒组织间的围墙，向员工进行授权，实现管理层级扁平化，既有利于提高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力，也有利于组织降低日常运行成本。这一点一方面可通过裁减冗余人员、重新招募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为企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定期地开展对现有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的工作进一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例如，通用公司总裁韦尔奇认为，先前通用电器主管人员只是简单地告诉员工该做什么，而员工们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主管交给的工作，但决不多做什么。因此他提出“通力合作计划”，以使员工获得更多的权力、工作自由，并运用自身的创造性来改进公司日常经营。
(四)适时转变战略，增强企业运行的柔性化
为了不断适应未来的多变性，企业应根据经营状况及战略地位选择转变战略，如通过实行弹性预算，滚动计划。具体做法可以是：(1)企业在做战略分析时，要在信息获得能力的基础上，做出适合自己企业特点的分析模型；(2)做好年度计划和战略规划的结合。企业在制定3～5年滚动战略规划的时候，要包括最近1年的年度计划，年度计划根据滚动战略规划第一年的分目标来制定，要说明具体的完成时间和主要的责任人；(3)是以财务预算管理和目标责任制作为年度计划的支持，一定要以财务预算管理和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来支持企业的年度计划的实现，从而保证战略规划的可操作性。
另外，有效地执行战略，必须有一个战略控制系统。需说明的是，执行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调整，这也是一种控制。企业在对影响每个项目的变化的因素进行控制时，要先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公司的战略行动将缺乏合力。提倡战略创新，避免管理僵化。
【参考文献】
[1]刘兴国.知识经济与企业组织结构[J].经济师,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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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题前，一定要认真读题。如选择题，命题者常在其后面说明每一小题有一个还是有一至两个正确选项，千万不能凭想当然地都选一个选项了之。选择题通常要求选出正确的答案，但也有要求选择错误答案的。例如，下列玻璃仪器不能用来加热的是（）。①试管②量筒③烧杯④漏斗，如果忽略了题中的“不”字，选出的答案就会定错无疑。认真审题的另一层意思还在于要求大家一定要按题目的要求去做。如填空题及推断题，到底是要求填序号、填名称，还是用化学用语去表示等。此外，常见的含有装置图的实验题，本来只要求指出错误，你却偏偏答如何如何改正，这也是答非所问。
三、由易到难，珍惜时间
考场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拿到试卷之后，通篇浏览后，一般即可按试卷的先后顺序做题，可有些同学却上来就做计算题或占分多的题目，这样做实在是不可取的。正因为这些内容占分多，因而难度也就大，一旦做不出来，必定影响情绪。
甚至造成简单题的失分。所以希望大家要先做那些易答、易得分的题目。对于难题，可冷静地分析、审清题目的条件及要求，找出解题的关键，顺藤摸瓜，逐步攻克，若实在攻克不下，千万不可花去过多的时间，以免影响后面题目的解答。
对已答出来但无十分把握的题目，要留出些时间去检查，必要时可换换思路另解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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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管理(MBP，ManagementByproject)是从项目管理的逐步推广和深入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欧美国家将项目管理作为机构、公司和其他组织变革的引擎，通过对变革的框架进行规划和管理，将项目管理应用到所有行业领域中的商业企业、公共机构和其他组织中，通过开展新业务，或有效地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来加速组织转型，缩短实现变化的周期。
项目化管理是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对项目和运作活动进行管理的技术和手段，MBP将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应用于全面的企业运作，是传统项目管理方法和技术在企业所有项目上的综合应用，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界限。MBP将项目观念渗透到企业所有的业务领域，包括市场、工程、质量管理、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变革、业务管理等。科学技术的急速变化与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项目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企业现代经营理念的战略核心，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新的扩展形式，对企业的发展与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1世纪企业的生产与运作将更多的采用以项目为主的发展模式。
一、项目化管理的应用背景
(一)项目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企业活动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连续不断、周而复始的活动，人们称之为“作业或运作”(Operations)，如企业日常生产产品的活动、技术人员的例行工作等。另一类是临时性、一次性的活动，人们称之为“项目”(Projects)，如企业的技术改造活动、一项环保工程的实施等。
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或作虽然创造的都是一定的产品和服务，在企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重复着项目与作业的交替过程，但是它们之间有许多本质的不同。作业导致企业的量变，项目使得企业出现质变，是企业跳跃式发展的动力。加强对企业项目的管理，是企业在一定时期谋求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必需的途径。项目是企业发展的载体，项目管理是提升企业绩效的有效手段，它强调知识与经验并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人员的工作效率，因此项日管理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二)项目化管理是市场环境变化的必然产物
任何企业都会实施一些行为，把企业资本和原料转化为最终产品和服务，以满足顾客需要，企业在竞争中获得的优势最终在于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比对手更好、更快和更便宜。当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产品品种数飞速膨胀、客户对交货期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已成为当今所有企业和管理者关注和必须有效解决的重要问题。企业应该如何做才能对资源的组织，运用和管理比原来更好、更快、成本更低?
项目管理是面向目标的、面向客户的，项目管理关注资源的整合、强调团队的合作，每次的项目计划都是针对具体项日目标的流程设计。项目管理的这种特点，对于面临市场压力的传统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突破旧体制，重新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和流程的有效手段。企业采用专业的项目化管理，在新产品研究开发、市场营销、技术创新、产品产业化升级及新产品生产线更新等方面的卓越表现超越了对项目进行管理的本身，而上升为一种企业管理思想和操作化模式。
(三)项目化管理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必要工具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中，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创新就意味着要打破原有的传统习惯，对原有管理体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创新过程需要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较高风险。而这些再次与项目的独特性和临时性的特点相匹配。因此，企业的创新，往往都是以项目的方式组织的，项目化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二、项目化管理的适用对象界定
项化目管理的主导思想是把任务当作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即“按项目进行管理”。企业项目化管理就是站在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角度，对企业中各种各样的任务按项目实行管理，是一种以“项目”为中心的组织管理方式。项目化管理不仅将企业中典型的项目如：新厂房建没，进行组织和管理，更重要的是将企业传统作业中的创新活动当作项目对待进而对其实行项目管理如：企业投融资、广告活动、新产品上市、投资者关系管理、薪酬制度改革，如图2所示。
1．狭义项目。狭义项日是项目管理的主要客体，也是企业项目化管理产生和发展的起源。项目是一个特殊的将被完成的有限任务，它是在一定时间内，满足一系列特定目标的多项相关工作的总称。项目实际就是一个计划要解决的问题，或是一个计划要完成的任务，有开始的起点和结束的终点，可以分解为多个子任务，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在预定的期限和适当的预算下要完成的目标，是一个涉及到跨部门、跨专业的团队的组织活动。
2．项目化作业。企业的日常活动中一直存在着性质与项目类似的丁作，但大部分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对这部分工作进行科学系统管理的重要性。传统的做法是将其置于职能部门中进行管理，而这一类工作往往需要协调调动其他部门的资源和人力，因此其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的计划和目标。如果将企业中可以视为一次性任务、没有标准执行文件的、独特的、不重复的工作转化为项目，项目团队完成特殊使命后，就随即解散，回到原来的部门中，采取项目管理的模式往往更有效率。
在企业当中存在着许多的工作任务，但不是每一项工作都可以转化为项目的形式进行管理。对于常规性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重复工作就没有必要将其改造为项目，而对于那些变化的，具有同时又受到时间、预算和资源条件约束的，并且是一次性的带有项目工作特点的工作任务，可以将其转化为项目进行管理。例如：对企业的新产品、新市场、新业务、新订单等就可使用项目化管理方法，目的就是为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和资源成本的节约。具体的来说将企业内部工作转化为项目有以下四个标准：(1)原由部门负责，部门经理组织的复杂活动项目化；(2)涉及到跨单位、跨部门、组织情况复杂需要进行协调的工作项目化；(3)涉及到多人合作，可分解任务的工作项目化；(4)涉及到有确定完成期限的、确定预算的活动项目化。
三、项目化管理的组织结构模式转变
(一)项目化组织结构模式是企业组织设计的新模式
在创新与变革作为企业发展本质的今天，传统企业组织所追求的有序的、稳定的、长期的发展战略正在遭遇技术、价值观、消费行为、政策的变化等多种力量的阻击。面对如此变化，传统企业组织阎定的组织结构开始阻碍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更为先进的管珲模式，把企业中的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高质量、低成本，快速及时地转换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将其运作重复性活动的职能性结构转变为更为灵活、更能激发创造性的，更具有弹性的处理一次性活动的组织结构。
项目化管理是长期性组织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角度对企业中的各项任务实施“项目管理”，实施项目管理的任务可以是“项目”，也可以是具备了项目特征的作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一方面按照传统方式运作重复性业务，另一方面还要支持和管理大量新项目。这样原有传统企业组织结构所不能应付的大规模变化带来的压力就可以通过项目组织的方式进行快速而系统的反应。这种融合了项目组织优势的项目化组织结构模式，就是企业组织设计的新模式。
(二)项目化组织结构模式的特点
1．组织结构柔性化。所谓柔性即是可变的。项目化的组织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建制的组织形式，而是根据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具体需要适时地调整组织的配置，以保障组织的高效、经济运行。同时，项目化组织一般是临时性的。由于项目是一次性的，而项目的组织是为项目的建设服务的，项目终结，其组织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2．组织结构扁平化。扁平的组织结构管理层次少，信息传递速度快，组织适应性强。较大的管理幅度有利于员工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而传统企业组织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层次较多，机构臃肿，各职能部门强调本部门的任务忽视项目的总体目标。故应改变以往金字塔结构，改为以个一个项目为单元来建立组织结构，使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以利于企业中项目总体目标的实现。
3．适用于项目化管理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设计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必须确保项目组织能获取所需资源，有利于对项目实施中所遇到的技术、资金的不确定性问题的快速决策，以实现项目整体最优、企业利润最大化。(三)项目化管理组织结构
实施项目化管理需要按照现代项目管理的标准调整组织架构。保留与企业主流业务紧密相关的职能部门如经营部(市场部)、财务部、行政办公室等；撤消一切多余或重复的部门设置；特别是党群口的职能部门应尽量削减或撤并，成立党委工作部负责所有相关工作。然后成立项目化管理的专门机构即PMC，PMC中心主任一般由公司总经理兼任，并下设专家组以及由项目管理专家、金融专家、不同专业技术人员、项目评估师等组成的PMO(项目管理办公室)。该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全公司所有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审查、批准立项、实施与监控、运营和后评价。因合并或撤消部门产生的多余管理人员通过项目管理的强化培训或专业学习可以补充到PMC，经培训不合格的按照普通员工考核上岗。PMC直接向公司董事会负责，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见图3。
四、项目化管理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项目化管理对企业文化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的管理者在推行项目化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企业文化的转变和建设。
(一)求真务实的文化
项目化管理与一般的企业管理区别在于：一般的企业管理着重从整体和战略角度为公司的产品、市场等进行定位，而项目化管理则从具体任务出发，把公司的设想或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或服务。项目是面向目标的，项目管理必须能够实际解决问题。在项目管理过程当中，必须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任何的弄虚作假，只能是自欺欺人。项目管理当中需要这种求真务实的文化，对项目有直接影响的企业环境中，也就需要具有同样的企业文化，在对于项目的决策、资源的支持、项目中各类风险和问题的处理等，都需要企业具有同样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否则一定会对项目产生阻力。
(二)团队协作的文化
在项目当中，项目中的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都是分工合作的关系，项目当中非常强调合作，所以在项目管理当中，就必须营造一种和谐的工作气氛，项目经理必须要能够与人为善，积极合作，就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项目过程需要企业职能部门的配合，就更需要一种合作的文化。
(三)信息共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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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市场营销文化。在我国，长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传统思想中以伦理为本位，强调社会需求和集体利益，祟尚道德诚信，对当代市场营销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在市场营销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径，在日趋竞争激烈的二十一世纪市场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倡导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的代表，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是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的传统道德，是当代市场营销之根本。首先，树立以“仁”为内核的市场营销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释为“仁者爱人”，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对待顾客，顾客何以仁回报其次，建构以“义”为特征的市场营销准则。关于义利关系，儒家文化认为应该“贵义贱利”、“义以为上”，强调先利后义。在营销管理活动中，要“义利合一”。“义利合一”追求的是企业、顾客、社会的和谐发展。重义，即避免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不搞欺诈行为，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求利，即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服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获得。要求在当代市场营销中，既要赚钱又要讲友谊，既重经济交流，又重社会效益。第三，建立以“礼”为基础的市场营销规范。人们崇尚礼仪，能以宽容态度待人，推己达人。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不懂得协调人际关系，就不能立身处世。当代商战更应遵守礼，遵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实现互利双赢。第四，确立以“智”为动力的市场营销策略。儒家伦理认为“智者，才智”、“待物为智”。强调对万物的认识依赖于智。在当代，在制定营销策略、预测市场需求、开拓国际市场、开展人才竞争等市场营销管理活动中，无处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原则。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伦理认为“人若无信，不知其可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以诚为本”是塑造企业形象和信誉的基石，是企业获得效益、赢得市场的法宝。市场只青睐货真价实、真诚对顾客服务、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和运营者。鄙视那些不诚信行为：产品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广告虚假、售后服务质量差。
2软营销超越硬营销。在营销中重视品牌的传统文化
以史为鉴，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树立和自身形象的设计。企业刨品牌的途径，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则是增加文化含量。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的运用上只是处于一个技术和符号层面以物质为基础的硬营销曾经起过决定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在上升到一个心理层面，以文化为基础的软营销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设计上可以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红豆”是江苏红豆集团的服装品牌和企业名称，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着广大消费者。提起它，人们就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乡酒，一句广告词“孔府家酒．让人想家”勾起无数人对家的眷恋，对传统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国外企业也在大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元素充分运用到产品当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当那些外资品牌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后，反过来在中国市场却深得消费者的青睐。以著名手表企业瑞士国际斯沃琪集团为例，去年他们在中国设计的“狗来福”，首次推出以“生肖”为主题的特别款，迎接“狗年”的到来。这款产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国元素，整款设计以红色为基调，红色在中国的新年庆祝中具有特别意义，它象征着财富、繁荣、来年红火。
3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调整与丰富现代市场营销观念
在当代市场营销活动中，我们应汲取中庸哲学的精华，随时调整与丰富营销观念，获得最佳经营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观念与现代“绿色营销”思想。中国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阶段有些企业仍存在“重市场轻生态”的观念，经销一些不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产品，因此，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引导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体现。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中庸之道”，反对“过犹不及”，不按规律行事。儒家文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天人整体观，促使人们去寻求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机体的普遍规律，不仅要推己及人，还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要求，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环保的需要，体现在营销上就是树立绿色营销观念，实行绿色营销(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观念与现代“社会营销”思想。儒家文化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特点对营销管理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营销的全局观念上，企业营销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企业应为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即企业在营销中应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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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传承创新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国家能否利用凸显民族文化的影视，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世界文化提供更具生命力的新价值导向，是影视文化发展中面对的重要课题。
文化软实力（ 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 奈在1990年3月发表的文章《衰落的误导喻》中提出。也把“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P11）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这些实力均要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
一、网络环境成为传播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全新渠道
我国首部《文化软实力蓝皮书》指出，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建构与传播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平台与全新渠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2012年1月16日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而网络视频的用户规模则达到3。25亿，使用率提升至63。4%，远远大于通过影院、电视和购买光盘观看的受众人群。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通过视听网站点播下载电影和电视剧，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随时随地收看。
以网络为传播平台，影视文化的传播方式更为多元化。借助高新科技的互联网平台和手机平台，影像资源大大丰富的同时，上传和下载的过程却显得简单而方便，影视的传播形式已经开始突破传统的影院和电视台模式，逐步向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播方向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为双向互动、即时传播和差异化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满足了受众多元文化的消费需求。[2]网络环境下的影视文化传播不仅改变了传统受众的文化消费习惯，而且促进了新的文化群落的形成，推动着多元文化的向前发展。
二、影视文化体现民族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
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典型特征，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征，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魅力和思想源泉，为中国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不竭动力。
（1）影视产业是整个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借助视觉影像、声音和色彩等影视语言，表现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比如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因其色调强烈，形象突出，引来游人驻足观看，同时借助网络平台的扩散传播，在网上也引起广大网民的热议。30秒长度的电视宣传片，以“中国人”概念打造中国形象，选择的都是国内外比较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姚明、袁隆平、杨利伟等涵盖国内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以“智慧、美丽、勇敢、才能、财富”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宣传片以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红为主色调，画面大气磅礴，音乐浑厚激扬，通过时代广场的电子屏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各个频道进行播放，借助国际主流媒体影响力来客观展示中国形象，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的“软实力”，争夺国际话语权。
（2）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与文化象征的影视艺术，已经成为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影视文化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等影视传播途径，让世界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国家的朝气与力量，使影视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P11～12）比如电影《卧虎藏龙》中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古典的中式婚礼，写意的翠竹山水等都是华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十八般武艺的武打设计，配以大鼓小鼓密集的鼓点，让观众感受到一股浓郁的“中国风”，通过影视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博大的文化内涵。
（3）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融进影视作品，能强化作品在世界影视范围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影视作品兼收并蓄世界各地文化的有益成分，通过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聚合传播，将有利于影视艺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更新自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获取更多观众的青睐。
三、影视文化的价值观导向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1）美国的影视作品通过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视觉影像来传播其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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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西安三环内现有雕塑现状分析
（1）城市轴线和环线分析。西安市的南北轴线、东西轴线及环线、二环线、三环线都是城市主要交通干道，也是城市的景观干道。规划雕塑主要布置在道路的绿化分隔带上和两侧绿化带中。西安市的南北中轴线是西安市的“龙脉”，雕塑布局以历史题材为主，形成对城市总体风貌的引导作用。环线内侧环城公园，规划形成唐诗公园，雕塑题材以诗人雕像或诗词意境提炼而来，结合公园原有叠山理水，作带状布局，营造一处历史文化气息浓郁的游园空间。三环路中间的绿化分隔带及立交桥附近布置雕塑时，应充分考虑它的交通功能，避免对驾驶者产生视觉影响。可在道路调速段——即转弯道、十字口等处，适当控制留出较大用地，以便布局群雕，创造个绿化与雕塑和谐共存的、富于节奏和感染力的空间景观体系。
（2）城市门户的选点分析。城市门户，亦称城市入口，正如《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中所示“，门”是与“祖、社、朝、市”及城市道路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城市形成、发展和演变中，担负着城市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的重要角色，与城市功能、城市景观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突出景观地域特色的角度讨论城市门户空间的设计研究的开始，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比较薄弱，如何在满足大众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将地域性融入城市门户空间的设计中去，营造出富有地域特色的城市门户景观，也是本次调研将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特定的地域有针对性的展开深入的探讨。在西安市规划局在《西安市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中,已经做出了西安市雕塑体系的明确规划,但本次规划主要是通过对城市门户的选点,结合古城的文化底蕴,有一个新的思想,将现代的城市雕塑与西安古城的门户结合起来。第一，雕塑选址在立交桥周围绿地之中,土地成本低,不用再征地。第二，处于城市出入口的位置,车流量大,尤其是轿车流量大,雕塑欣赏性强,这也是时代特征的体现。第三，结合门户空间的文化氛围、时代背景以及人们活动的内容趋向，雕塑的形式与地域特色空间活动内容相统一。第四，门户空间的雕塑与门户文化内涵相互作用及内在联系，使那些具有雕塑美的空间艺术作品，同时成为城市文化的传承。第五，雕塑在比例与尺度上的作用，将门户空间与城市在比例上联系起来，也是人群与空间在尺度上的联系，说明人的尺度关系，成为空间比例与尺度联系的枢纽。第六，雕塑与其他自然因素相结合的设计，例如，雕塑与水相结合，或配以灯光效果，来活跃周围环境；雕塑与树木结合，郁葱的树木，衬托出庄严的气氛。
2.2现有雕塑的现状分析
（1）雕塑题材。西安市现今主要雕塑主要分布在市区的旅游景点和公共设施附近。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内分布有一定数量的主题类和装饰类雕塑。这些雕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历史题材的纪念类雕塑。例如，莲湖公园内的小萝卜头雕像、大庆路绿化分隔带内的丝绸之路群雕、大雁塔南广场的唐僧像、革命公园内的杨虎城像等。第二类是注入内涵的主题雕塑，如省体育场门前的唐仕女打马球像、省图书馆门前的罗丹像、唐华宾馆西侧唐仕女歌舞雕塑曲江春晓苑内佛像等。第三类是美化环境的装饰类雕塑，如曲江春晓苑内的石马像、滋味花园广场的流水雕塑等。由于诸多因素，西安市的雕塑建设还相对滞后，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没有对城市和形象产生巨大影响。
（2）雕塑布局。在《西安市城市景观雕塑体系规划》中确立的标志类雕塑、纪念类雕塑、主题类雕塑以及装饰类雕塑等规划概念上的分类的基础上，将雕塑的布局扩大到“二轴、三环、十六区”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区域范围内。实际上将规划区域覆盖到城市的东西及南北两条主轴线，明城墙环线、二环及三环三条市域环状道路，另外还包含了开发区、大学城以及其他16个城市功能分区，重点在城市出入口、城市广场、街路空间、公园绿地、滨水地带、文物古迹附近以及立交桥等城市片区，布置较为重要的城市雕塑或雕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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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曼发表这个文章的时间是1892年，她的目的是为了否定米切尔治愈她神经质或歇斯底里的努力，他的治疗是让她服从完全的休息，不能有任何工作或刺激。在《黄色的墙纸》中，无名的叙述者不断秘密地写作，同时装作屈服于休息疗法，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则坚持不让她接见客人，并保证充足的空气和休息，放弃所有的体力的或智力的劳作。夫妻二人的冲突再现了古尔曼的这段经历。那么，这是一段有趣的传记式语境，实际上从这个语境中我们能够看到在精神病领域对待妇女歇斯底里病症主要方法上，故事直接参与，并表示了拒绝和不同意。但一种福柯式的分析将指点我们从传记式语境中移开到文本独立于作者的作用上，转移到文本作为疯狂话语的组成部分上。然而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时，吉尔曼的疾病表征不会作为了解的对象，对引起病症的社会原因较为重视，对检验这个病症发挥作用的话语也重点地考虑。文章故事分析过程中，对一些问题比较重视，首先是在这个文章中小疯狂和疾病的话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次是故事怎样参与了对待疯狂和疾病的“普遍经济”。
在《黄色的墙纸》中叙述者的病情起到了怎样的效果？文章中她的疾病症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允许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和她的医生丈夫约翰发生的矛盾。她丈夫在处理很多事时都和她的思路不尽相同。她的爱好写作，她对事物的怀疑和对世界的迷信，这些内容对于她的医生丈夫看来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怪异。如她十分喜欢殖民时期“怪异”的大屋，更相信这是神奇的鬼屋，然而对于她的丈夫来说感觉不可理解，并且“公开地嘲笑所有不能感觉不能看到没有实在形状的任何谈论”。这也显示了他们俩的观点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的区别使她的意识形态也受到影响，并对她的病情产生一定的影响，也许这种意识上的区别和差异与她的病情有较大内在联系。
文章还将权力和权威作为故事的重要支撑，将权力相互争斗，权威认证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好地烘托主题。她的兄长也是一名医生，并且是“高级别”的医生，她丈夫和她兄长都认为她的病情没什么真正的严重性，应该是轻微的神经抑郁造成的。但这种观点对于叙述者来说显然她是不同意的，在对她病症的诊断方面，她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受问一个人应该做些什么，而她没有详细了解病症性质的权威，因为没有权威使得她的观点和意见只是小范围的个人观点。从这篇文章看来，这又是病人的意识被医生的主观压倒，尽管她在治病过程中时常讲述自己的困惑、怀疑等感觉，但仍然摆脱不了她是病人，她是医生的研究对象的身份。从中可以看到权威能使一种控制状况进入医学治疗实践。病人的病情为医学话语所决定，其中病人就成为了主体。医生从医学观点出发认为写作是她病症的重要诱导原因，因此在治疗时医生反对她写作，这使她不得不偷偷摸摸地进行写作，否则医生会强烈反对，这也可使她得病。医生警告她说写作时思考可以诱发她的病症加重，所以她承认她的情况总是使她感觉到糟糕。她也讲述她对她丈夫约翰的诊断毫无道理而感到愤怒，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她遭受的“神经质状态”。她兄长和她丈夫对她的诊断被她接受，她处于反对他们理性的“不理智”状态。因此，她接受了医学话语为她决定的病态状况，她是心理方面的不理智者，是行动方面的不正常者，是处理事情的疯狂者，并且需要对她治疗，需要将她纠正到重新回到医学话语中所描述的理智和健康状态。
以这种观点看来，医学话语完全施加给她，医生依照医学话语运用各种控制技术来对她进行治疗，这种治疗的主要方案就是监禁。因此，约翰按照这一原则，将妻子有意或无意地放置在屋子中。这一治疗原则其实就是将她作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只能够被医生监禁，她也不得不臣服于监禁后的限制和观察。《黄色的墙纸》产生了西方理性话语的人文主体，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创造人物，从而创作了她白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虽然解放了自己，但也监禁了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她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认识文中人物的她自己，这就产生出矛盾的一面。作者是自由的，其自己也可以认为是自由的，但是这对自己了解的基础上她却屈从于被控制和被监禁，在她被监禁的同时她被解放了，在她靠自己的时候她却是疯狂的。在这种自由和监禁的矛盾中，在理智和疯狂的博弈中，人的主体就此产生。自由只是靠某个地方、某种形式的监禁的存在才得到保证。要想体验自由和理智，必须遏制疯狂的发展，通过一定范围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决定和制约，主体才能真正地刻画和塑造她自己的个性。只有通过抵抗权力，人的主体才能被递呈到权力的手中。因为对新历史学家而言，抵抗、自由、人文主义这些符号都是权力、权威和臣服的标志和踪迹。
自我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背景下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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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篇11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篇12
跨文化经营是企业拓展甚至生存所必然的走向。由于跨文化经营至少有二种文化在企业中存在，这样就很有可能因文化的差异引致文化冲突进而引致经营绩效受到影响。事实上，“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D.A.Richs,参见范徵，1993，第269页)。跨文化经营的存在主要有二种形式：其一为跨域或跨国经营，企业作为子公司、分公司或合资(类似的有合营等)公司存在于非母公司所在域的其他区域（他国、他省市等）。就企业外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为企业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由此就存在着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就企业内在环境而言，人文环境也因所雇佣员工大都为本区域民众，这部分员工不可能不将其自身的人文禀赋一并带进企业，由此就存在一个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与企业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二为企业雇佣非本域人文禀赋的员工。显然，在这种情况中，只存在管理方式变革与内在人文环境的关系问题。跨文化的第二种存在形式客观存在着，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这种存在形式将愈来愈普遍，但时常被研究者及管理者所忽略。我认为，对这种存在性应该给予重视，至少不应该忽视。艾科卡曾写道：“援引一位福特‘家族发言人’的话说，我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我‘缺乏温文尔雅的风度’，太‘盛气凌人’，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出生的意大利移民儿子的品格教养与格罗斯波因特相差甚远’”(李·艾科卡，1984，第121页)。且不管这段话所要揭示的或许是福特家族的偏见及歧视性，但至少可以表明，即使是高层管理者，也有可能发生不同区域文化背景的文化冲突的问题。
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产生作用，就在于由文化、企业文化构成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通过人文环境对从事企业经营的人产生激励约束作用。用制度经济学语言定义就是：人文环境是由许多非正式规则耦合而成的人文生态系统，它既内含着一定区域传统观念形态的非正式规则，又反映着现代观念形态非正式规则；它既内含着本区域观念体系的主体作用，又接受着外来观念体系的渗透作用。人文环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体现人之为人意义的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又作为一种准外在于人的类自然力量反作用着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这种人本能性质的活动现象，是人在组织自我活动和推动社会进步、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认识和研究开发的课题。
开放态约束·区域文化作用弱化
开放态约束大致可从二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为体制开放态约束，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开明度，体现在行政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自由交流；其二为方式开放态约束，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怎样自由交流，其中又包括实体层面与虚拟层面的开放态约束两方面的内容。前者主要指贸易制度的开放度，突出体现在贸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物质态商品交流方式，后者主要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方式的完善度，主要体现在传输壁垒的构建，决定着内外域文化规则能否同时性的网络交流。用数学方程式表示即为：开放态约束是体制开放态约束与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方式开放态约束又是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与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的函数，并且均为增函数。可依次用开放度、体制开放度、方式开放度、实体方式开放度、虚拟方式开放度来表示。
方程1：开放态约束＝F（体制开放态约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2：方式开放态约束＝F（实体方式开放态约束，虚拟方式开放态约束）
方程性质：方程1与方程2均为增函数。
就中国的发展历程看，政治体制已经由封闭走向开放，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能够自由实现；贸易制度也随着WTO的加入和运作，平等交流也呈逐渐强化趋势，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公平实现；传输方式已经由于以互联网、数字化为核心的网络化的广泛及高水平的普及，基本上达到与国际同步发展的阶段，使得中外文化交流能够同时实现。如此，就有可能推动着区域文化作用逐渐走向弱化。
1．各种人文环境在总体上并不一定内隐着封闭性。针对中国一度存在的闭关锁国事实，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内蕴着封闭性，进而引致权力中心建立和实施封闭政治体制呢?我不这样认为，从我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看，其本身并没有内蕴着封闭性。有学者将先秦到汉唐以至明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详尽罗列，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赵光贤等，1986)。如果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也不难得出，中国文化一度封闭，不能排除当时权力中心的需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与一般平民的效用函数肯定不一样，体制是否开放，对统治者们经济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增减并无多大影响，但对他们政治收益层面的引致效用则有可能因开放导致民众观念选择空间增大及由此引发民众思想不统一、政局动荡等风险而递减，这样预期开放的总成本将远大于总收益，因而选择封闭是最为明智的。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区域文化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其他区域文化也同样是多元的，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至于具体体现封闭性还是开放性，主要取决于该区域的约束机制更多的倾向于封闭态还是开放态。所以说，文化是否存在封闭性，主要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之外。
2．开放态约束将逐渐模糊核域环境与外域环境的边界，使文化规则的选择不是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世界。人文环境可依据对行为主体作用区域的不同分为核域和外域环境，显然，核域环境中的非正式规则对行为人的作用更大。显然，核域环境的扩展将会增大行为主体对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那么，核域环境的边界与什么有关联呢?其一为人文环境的自控力量。任何区域的人文环境一方面供给着非正式规则，另一方面又衍生着非正式规则的解释系统，双向作用规控着行为人既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人文环境就会驱使行为人建构对所处人文环境的偏好，甚至达到信仰的程度，由此就从内部构建着外域人文环境的拒斥心理偏好；其二为人文环境的外控力量，主要指压力集团的导向作用。政治团体诞生于一定的人文环境之中，于是就有可能为了某种目的动用硬性的政治力量维护某类非正式规则而贬抑另类非正式规则。开明政治体制，是指政府或其他政治团体对人文环境的相互交流不设置人为壁垒，使非正式规则的流入或输出渠道通畅。这样，由于体制的开放，外域文化环境与核域人文环境相互渗透，逐渐模糊了内外域环境的边界，使得外域人文环境核域化有了可能性。加入WTO及网络化约束持续和强化的作用，为各种文化规则总体上不受时空限制地低成本甚至微成本地进入行为人选择框架提供了畅通通道和技术支撑，在各种层面推动着可能性不断向现实性转化。外域环境核域化无疑拓展了国民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空间，而且非正式规则的监控约束机制也不同于封闭政治体制下的情景。封闭体制下的非正式规则的选择和运作，基本上属于一维的和单向的，从而使行为人只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构建自我的行为偏好。
不过，人文环境的核域与外域尽管在开放态约束逐渐走强的作用下模糊，但是必须明晰：（1）模糊不等于完全隔离。隔离意味着没有沟通，核域与外域人文环境规则分别对各自所处的区域发生作用，而对非本区域没有或只有很小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模糊则是指内外域尽管没有完全同化为一个环境，但各人文环境的规则是可以平等交流，或曰各种人文规则有较为平等的机会出现在行为主体的选择框中，行为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较为自主的进行选择；（2）模糊不等于完全消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区域文化依然会以各种方式作用着行为主体，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大区域中，区域文化连同其政府部门运作方式、职员的处事方式等等，一起构建着一个带有区域文化特色影响的经营环境，这个环境就前提性的决定着企业运作的部分游戏规则。
3．开放态约束将逐渐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文化规则的选择可能是被动强制的，也可能是主动自觉的，前者称之为强制性选择，后者称之为诱致性选择。强制性选择主要是指，在封闭态约束下，政府建构一个完善的更多体现约束性质的激励约束机制，导引行为主体只能选择政治收益极大化目标，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行为人选择非正式规则，全方位地接受着各方面力量的导引。行为人在选择非正式规则时，就不会象封闭态约束下的除此之外的别无选择，而是根据自我有限的理性，对各种选择加以比较分析，最后选择和运作在自己的行为之中。同时，行为人还要接受着不同人文环境的解释系统和评价系统，更进一步地确证自我选择的合理性。行为人在开放态约束作用下诱致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由于监控约束机制较为软性，所以就有可能使自主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较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变迁要容易些。在封闭态约束作用下，强制性选择建立的非正式规则系统，尽管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只要约束发生变革，就有可能发生裂变和重组，不过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或长或短的转变历程。
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强制性而强化其诱致性的突出体现是弱化文化规则选择的政治性而强化其效用性。行为人选择每项非正式规则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要接受着多维度的激励和惩罚。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人都是有理性的。那么，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文环境约束机制主要体现的是封闭态，企业员工偏好的建立、企业文化的建构等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仅接收本区域文化的作用，选择的范围也只能限制在本区域文化内，对非本区域文化的了解只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经过政府设立的过滤网滤化），如此就更强化了对本区域文化规则的认同和选择及对他区域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拒斥；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政治导向，使得行为主体各种选择更多的带有政治性影响，政治目标高于一切，效用函数也更多的取决于政治效用而排斥经济等非政治效用。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环境约束尽管还处在由封闭态向开放态过渡的阶段，但相关于文化的人为壁垒基本上被消除，特别是贸易制度的开放性、网络化的普及性等，就使国人对外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等方面都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因此就有可能超越政治效用目标而根据自己或企业的目标函数，重新审视外域文化规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国人对文化规则的选择面更宽广了，他们就有可能超越自己本域文化规则之上而将选择的视野拓展到全球范围内的众多文化规则、就有可能超越一维的政治尺度而在政治尺度与经济等非政治尺度之间寻找到使自我效用极大化的尺度均衡点，这个均衡尺度就有可能更偏好经济等非政治尺度。
开放态约束决定了企业经营的人文环境有一个开放的制度及技术保证，参与人基本上对所有文化规则具有可接触性和可选择性，即一方面参与人基本上不受约束或曰不受限制地具有接触世界上任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并且基本上不受地理位置、距离、成本（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如时间、精力等）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参与人接触某种文化后，基本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必要依据政府给定的目标函数选择某种文化规则作为自己行为指向的原则；特别是开放态约束推动着行为主体的尺度指向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由一维的政治指向转化为以效用为核心的行为指向系统。依据自我效用函数自主建立的行为偏好有可能引致利己偏好，但利己偏好不一定必然蕴含着害人或损人，利己偏好同样有可能派生利他行为，只是这样形式的“利他”较之一般的“利己”能给行为人引致更大的效用。不难理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利己主义横溢，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利他事实，并且有可能在新的层次使利己与利他的演进体现为帕累托改善。
区域文化作用弱化·跨文化管理方式变革趋势
文化冲突就行为者而言，意味着因文化冲突将引致自我效用递减。换言之，文化冲突对行为人不是发挥激励作用而是产生着负面效应，所以，管理方式变革就不能不把跨文化作为一维重要约束。对此，已经有诸多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参见科特等（1992），冯鹤鸣等（1991））。但在跨文化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有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已经论及，文化作为一类或曰一束影响人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其之所以得到人的理解、认同以及在行为中贯注，最主要的在于由此能引致行为人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而开放态约束的形成和强化，引致区域文化作用弱化，就必然直接导致跨文化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发生变革，主要体现在：
1．由“全面适应”原则转型为“部分适应”原则，即“外在适应性，内在选择性”原则。有企业文化研究者认为，企业跨文化经营必须全面适应企业经营环境，“这种理论认为企业中不存在抽象的好的企业文化，也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适应所有企业的‘克敌制胜’的企业文化。只有当企业文化‘适应’于企业环境，这种文化才是好的、有效的文化”（科特等，1992，第32页）。应该说，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企业内外部不加区分的论述则存有偏颇，特别是在开往态约束强有力的作用下，就更显其不足。随着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全面适应”原则必将逐渐转型为“部分适应”，即“外在适应性、内存选择性原则”。
（1）就企业外部而言，跨文化经营的公司只有适应外在环境，才能融入其中，弱化冲突，并且有可能由此而获取公司所在区域的广泛认同及欢迎。当然，“外在适应性原则”并非要求跨文化公司全方位地适应所在区域的人文环境，对于这一点，在本区域内生长发展起来的公司也同样难于全方位的适应。因为人文环境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行为人自身的理解和贯注，而每人及每公司对同一人文环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是指适应那些被公众所广泛认同并内化为行为惯性和成为引致当地民众效用水平增减的重要变量的规则。跨国公司在适应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可以对管理方式进行变革，特别是作适应时展的变革，不仅不会引致冲突，反而有可能求取更佳的社会声誉并由此给企业、各博弈参与人带来总体效用的递增。仅是适应，只能是进入竞争的最基础的约束，而适应中有创新，才有可能使跨国公司具有相对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这个层面上讲，跨国企业如果没有对人文环境的适应性就不可能求得生存，但如果没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可以是相对于整个公司，也可以是相对于同处一地的其他公司，而且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创新更为重要)，跨国企业就不可能求得发展。
（2）就企业内部而言，相对于企业外在人文环境，企业内在人文环境只能是个微小环境。微小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不同于外在环境开放性的相对封闭性，每个企业都基本上可以完全自主地构建自己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内存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就决定了企业可以构建不同于其他企业的富有自我个性特点的管理方式，并由此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培植和强化得以竞争制胜的企业核心能力。在企业内部，各种不同区域的文化规则相互融通。并且，进入跨文化公司中的员工都具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可以概括地认为员工效用目标是货币收益及非货币收益的函数，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具有替代性，这样，即使公司中运作的管理方式与员工的人文禀赋发生冲突并引致其非货币收益的递减，但只要货币收益能够足够替代非货币收益并驱使总效用水平递增，那么，员工就更有可能选择同化策略而倾向于适应管理方式。所以，在企业管理方式建构过程中，应该区分企业内与企业外，在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建构对跨文化的策略是以企业总体绩效为标准(从另一层面讲，管理方式变革主体的效用是企业绩效的增函数，所以提高企业绩效，必然驱使管理者效用水平递增)。运作管理方式到一定的程度，员工有可能变革自我人文禀赋而转向接受新的管理原则进而对新的规则产生信仰和主动地维护管理方式的运作。不难理解，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其管理方式的建构就贯注了这个原则。如果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也采用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就必然走向失败。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中不努力的员工一旦进入外资企业就自然而然地接受外资企业管理方式的运作而提高努力程度，在本质上，是因为这样的选择有助于员工总体效用水平的递增。当然，我们强调“内在选择性原则”，并不是由此提倡对企业所在区域人文环境的全面拒斥，管理者设计、建构、变革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适当的考虑各员工的人文禀赋并由此加以适当贯注，将对员工产生更为强大的激励，激励着员工更大幅度地提高努力程度从而提高着企业经营绩效。
2．由“区域特色”转型为“企业个性”，即“区域文化特色弱化，企业文化个性强化”。
（1）区域文化特色有可能同时也是其他区域文化的特色更有可能是世界文化的共同特色。许多国外较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在论及企业文化构建及强化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提出要构建“有本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等（1999），科特等（1992）等），相反，由中国学者（赵曙明（1995），冯鹤鸣等（1991），曹元坤（1999）等）所著的企业文化或相关企业文化的著作中则大都提出了“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纵观国人所言的体现“中国特色”的条文，如“以人为本”、“诚信”等，其实在国外著述中同样是企业文化的主旨，只不过没有标明“本国特色”。如此，就在一定程度上导出，世界文化在总体上具有相通性和同向性，不能将在某国或某区域体现较为充分或提倡较为强烈的文化特色就理解是该区域文化的独具特色。当然，由此并不能推出要一概否认区域文化特色的存在，只是要表明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化趋势：区域文化中好的内容，或曰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在构建跨文化管理方式中汲取；区域文化中不好的内容，或曰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企业绩效提高的部分，将最终自动地转化为世界文化的弱势规则而被众多企业放弃。由此不难理解，尽管美国与日本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企业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不同，但经过相互的借鉴与交流，两国企业文化在不同层面进行交融，日本企业在汲取美国文化的精华，如“能力主义”；美国企业同样在汲取日本文化的精华，如“团队精神”，经过一定的时期后，两国企业就很有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达到无差距。所以，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要体现所谓的区域特色，更多的是不论在何处都应体现自己独具的企业个性。
（2）企业管理方式必然与区域文化相关，企业管理方式带有区域文化特色也是必然的，问题是当开放态约束替代封闭态约束而占主导作用时，企业文化建构或重组，就必然超越于传统的狭小的规则选择空间而面对的是无限放大了的规则选择空间。企业文化的构建和强化，对构建企业文化的企业而言，本身不是终极目的，也即企业文化的构建原则在开放态约束与封闭态约束作用下都是一样，都是以企业绩效为目的，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实现企业运作目标的手段。从目的手段层面来讲，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就不一定将选择锁定在企业所在地的区域文化，而是根据能否提高企业绩效的预期。
（3）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有可能反作用于区域文化，从而推动着企业文化区域化。企业跨文化经营，必然带有母体企业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一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被证明是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就有可能积淀为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部分而模式化。随着其他企业及社会对该企业成功的认同，就有可能自主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导致模式化的企业文化有可能由弱文化影响因子逐渐转化为强影响因子，进而由外域文化逐渐成为文化的强势规则而融入该区域文化之中，内化为区域文化规则。不难理解，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多的地区，如沿海发达省市，文化层面的世界性体现得特别充分。说明，企业并不一定是因区域文化而更多是以独具的个性文化竞争制胜的，两方面区域文化影响着企业跨文化管理方式的构建，另一方面企业个性文化规则同样对区域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
应该说，跨文化对管理方式变革的约束很是复杂，我们在此仅是提供了一种探索性的理论原则，尽管有可能不全面不深入，但对业已存在的跨文化管理实践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和对即将发生的跨文化经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企业管理方式变革必须适应人文环境的规控性作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管理方式变革还必须超越于人文环境的规控作用，创造出富有独异特性的新模式，创造性地动推动企业管理方式演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主要参考文献：
［1］迈克尔·茨威尔.创造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约翰·科特，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1997.
［3］梁觉.跨文化角度理解公平理念［J］.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TARGET=_blank>www.cityu.edu.hk/cityutoday/news/category_chi/people_chi/professorial/n20000401_03_c.htm2002，6,2
［4］冯鹤鸣等.中国企业文化建设［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赵曙明.东西方文化与企业管理［M］.中国从事出版社，1995.
［6］曹元坤.管理方式变革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7］菲利普·艾文斯，托马斯·沃斯特.裂变［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8］詹姆斯·科塔尔等.网络时代的管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萨曼特·高歇尔.个性化公司［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篇13
（二）利率市场化可以增强会加剧同业之间的竞争
经过四大国有银行的企业化改革，我国的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原先的合作者变成了直接竞争者。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我国的其他商业银行也广泛的参与进了市场竞争之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将会在经营管理过程之中不断寻找最优化方法，采取最优的资金配置结构，也会诞生更多的竞争。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利率市场化的影响
（一）利率市场化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
我国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负债业务，商业银行通过负债业务可以筹集大量的现金，从而达到保证商业银行的资金储备的作用（负债业务的主要形式就是客户存款）。来自客户的存款是保证商业银行正常管理运行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客户存款利率的设定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运行成本（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客户存款利率的设定取决于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所采用的客户存款利率都是一个统一的数值，并没有差异。因此，商业银行之间并不存在利率价格上的直接竞争，这就滋生了变相的利率竞争（例如目前广泛存在的“有奖储蓄”以及“回扣”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针对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取消统一的利率，采用不同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保证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各个商业银行为了追逐更多的存款，势必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
（二）利率市场化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获取更多的贷款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的另一项重要业务是贷款业务，贷款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获取利益的根本手段，只有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放出足够的良性贷款，才能够保证我国商业银行正常的经济运行。为了充分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正常运行，就要充分考虑利率市场化对贷款业务的影响，根据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银行的贷款收益率是根据资本边际收益率和利率的而决定的。当贷款利率越低的时候，企业的贷款意向越高，与此同时，资本边际收益率越高，企业也就更倾向于向商业银行贷款。综上所述，只要资本边际收益率能够高于利率的数值，企业就会拥有贷款的意向。除此之外，如果贷款利率过高的话，许多传统的企业（无论这种企业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就会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而丧失贷款的意愿。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企业贷款，提升商业银行的收益能力。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要根据贷款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包括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经营情况、企业的信用情况等），进行具体的风险评估工作（要严格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制定合理的贷款利率水平，决定具体的贷款金额数目，对于那些信用程度高、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一定的照顾，在避免风险的前提下，追寻最大的利益。
（三）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除了贷款业务和负债业务之外，我国商业银行的另外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中间业务。所谓中间业务，指的就是商业银行不使用资金而为人民群众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商业银行通过中间业务可以在最低的风险下获取相应的利益。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商业银行获取更多的利益，就需要把中间业务作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将中间业务拓展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获取利益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寻找新的利益获取手段，这就需要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寻找新的业务手段，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