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教育理论与实践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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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山西省教育学会
出版周期：旬刊
出版地址：山西省太原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633X
国内刊号：14-1027/G4
邮发代号：22-3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1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教育理论与实践》（旬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山西省教育厅主管、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山西省教育学会主办的教育学术期刊。
办刊宗旨
繁荣教育科学研究、倡导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服务教育学学科建设及教育改革和发展。
主要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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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容置疑，这种以“伟大教育家”论教育的研究方式而形成的教育理论很快就不能满足教师和学校的实际需要了。以英国为例，1876年福斯特教育法和1902年巴尔费教育法的颁布直接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巨大教育。尽管公立教育的扩大表明了一系列的教育愿望和理想，但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用要求，即为了适应劳动高度分工的工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制度化必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不仅保证教育的发展和合格师资源源不断的培养可能得到调整和控制，而且保证学校政策、课程内容和评价方法更加稳妥地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教育制度化达到这种新水平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逐渐改变了人们理解教育本身的方式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系统，，需要有效地加以组织和管理，这种看法现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对这一系统的有效组织和管理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对教育目的达成更高程度的共i识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要求，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为学生从事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作好准备。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教育发展日趋制度化的情况下，教育理论必然发展新的形式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性问题，而是关于教育如何作为工具达到现代社会所提出的那些社会和经济目的的问题因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教育理论:它能够提供达到既定教育目的的较好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仅仅引发这些教育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一类的无终结的争论这种形式的教育理论是作为一种“应用科学’，而构建的，旨在发展一套科学的原则和技巧，提高教育系统的功能本世纪初，桑代克在《基于心理学的教学原理》中写道:“任何职业的效能，大体上依赖于这种职业科学化的程度教学这个职业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会不断得以改进:一是从事该职业的人们具有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即对各种事实进行诚实的无偏见的思考，没有迷信虚幻或未经证实的猜测;二是教育的领导者们以科学的调查结果而非以一般泛论指导他们的方法选择”③这段话即说明了本世纪初科学能够改进教育实践的坚定信念
教育理论被视为“应用科学，，把这种观点与对教育实践提出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最早最清楚的例证之一，就是二十年代出现的心理测量在诸如西里尔。伯特(CyrilBirt)等人的强有力的倡导下，一种旨在使测量学生“可教性’，程序合理化的“科学的，人类智力理论产生了。如果学校想按照各层级劳动分工的要求对学生加以区分，那么该测量程序就是极其需要的。这一时期所取得的以心理测量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与大众教育崛起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是教育史学家讨论的题目。例如，布赖恩。西蒙(Bnian.Simon)就曾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时期心理测量何以成为教育理论主流的原因：“从思想史和实际环境中寻求支持的使层级制度合理化的理论在1902年产生了……在经济、社会条件和使这种制度合理化的主导理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关系”
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应用科学形式的教育理论急剧増强，影响了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教与学的行为主义理论、教育组织和管理的“官僚，方法、课程编制的技术模式等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旨在通过应用科学原则和知识来改进教育。到五十年代早期，教育理论己完全适应了时代的科学技术精神。关于教育目的及其与社会主义等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再也没有一席之地，教育理论失去了其传统的提供道德指向和支持的功能■教育实践成为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的一种中立性的手段，所以教育理论也就变成了克服目标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性问题的中立性的工具了。
到六十年代，其它一些学科与心理学共同应用于教育实践中。社会学己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发表研究成果，批评现行的选择程序，支持通过全面重新组织扩大机会均等的平均主义建议教育哲学以“教育的哲学”这一新的名称再次出现，这种“教育的哲学”从改变了主流方向的学术哲学的“语言革命”中获得启迪，不再以它所讨论的问题的永恒本质为其标榜，而是以它所采用的特殊方法而自命不凡，一种“概念分析”的方法，借助它来澄清日常教育言语中的概念的逻辑通过这种方法，教育的哲学就可以宣称自己不再受其它的“教育泛论”的干扰，步其它形式的教育理论之后尘，变成了一个体面的“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
整个六十年代，由于教育理论日益依赖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母学科”，因此它被看成是建立在自己领域以外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基础变成了基础理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被公认为是一宗“实际的原则”，无不求助于“基础”学科所能提供的知识，教育理论的“跨学科”观点形成了。在组织结构上，“教育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到六十年代末瓜分了教育理论的领地教育(院)系重新组织，教育研究方面的课程重新构建，专业认可改换门庭，新的杂志和学术团体也创建起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教育理论无非是“基础”学科在教育中的应用。到七十年代，教育理论作为一个自主的实际知识领域的局面不复存在了。
然而，似乎是如梦己醒，对这种教育理论初始的热情因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脱节而冷却下来实际的教育问题并不能从学术性学科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所设想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实质上从未顺利地进行过，因为要建立“学术地位”，唯有牺牲“实际相关性”，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所以对这种“学科方法”的不满増强了。1975年，威尔逊(Wilson)写了《教育理论与教师准备》一书，对教育理论的效用表示怀疑，甚至怀疑是否有一种名符其实的教育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作出种种尝试努力，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来加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这些新范式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产生在课程理论领域，因为该领域对越来越多地使用科学技术语言的反应尤为强烈约瑟夫施瓦布在其富有创新的论文《实践:一种课程语言》中明确抨击了课程理论过分依赖科学理论的现象，也同样批评了教育理论的“应用科学”观和“学科”观施瓦布认为，这两种观念肢解了课程，把教育歪曲为一种自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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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论是一个系统理性的认识，能够说明问题，并具有指导实践和预测功能。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能够通过社会实践认证的理论才能够被认为是科学的、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正确的反映。教育理论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理念、教育判断或命题，凭借某种形式的推理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陈述。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们以认识为基础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教育实践则是人们以一定的教育观念为基础展开的，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方式，是实践的一种。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断裂
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间理想的逻辑关系终归不是现实的逻辑关系。在改革的新课程和素质教育深入促进的现实生活中，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两者产生了深深的裂痕。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没有达到一致的最主要原因是对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指导的缺空，为此便产生了教育实践需要怎样的教育理论引导的广泛研究。虽然造成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方面，但从问题的本身上来看，其最重要的是在于各个教育单位都从不同的角度上看待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有效的互相沟通与共同研究。
从教育理论主体的方面来看，与教育实践的分歧通常是因为总有一种高不可攀、天生的卓越感和使命感。其主要问题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方面自我感觉良好，偏颇地认为教育实践的缺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领会教育理论知识，因此，要求其不断地提升理论知识，用理论上的知识去引导实践上的不足，也希望通过理论的指导让教育实践有教育理论的行为，乃至想法和行为习惯，来实现本身的教育理想；而另一方面却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纸上谈兵、自己陶醉在理论中，缺乏对教育实践主体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需要的了解，缺乏对发展着的整体教育实践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所想出来的教育理论即使再符合理论上的逻辑，也只能是凌驾于现实的“无用理论”。当然，教育理论主体的研究方式、研究能力、研究态度以及学术品质等综合素质也会加深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矛盾裂痕。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条件
1.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
整个教育理论系统中，教育理论在知道教育实践的同时要确保其本身的可实践操作性。毕竟是有具备实践、可操作性的理论才能够通过层层检验，从而跟随时代、实践以及科学的脚步不断提高并发展。通常某些科学逻辑体系中演绎或从其他学科中借鉴、翻译的教育理论，都缺少与教育实践结合的经验以及缺少同教育背景、情景联系等因素，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教育实践。教育理论必须要具有实践性，也就是经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过程。只有这样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创生的教育理论，才能够指导当前教育实践。
2.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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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教育研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它们的关系几乎一直是矛盾、对立的。教育实践界往往指责理论界躲在书斋里做学问，没有给实践界以适当的关注，阐发的理论不能解决实践问题；教育理论界也常有抱怨，认为实践界一会儿一个口号，一会儿一个热潮，无视理论的存在，实际上许多实践上认识不明的问题在教育理论中早就解决了。两者相互指责，互不相让，这促使我们去思考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到底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如何促进二者结合。 关键词： 教育理论 教育实践 关系
一、教育理论内涵 （一）教育理论是一种概要性的理论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比如，地理学以地质、地貌等实在之物作为研究对象，数学以数字、图形等抽象之物作为研究对象，而教育学则以教育现象和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相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可以固定的东西，因此，教育学理论不能像地理学理论一样可以从实在之物中分析和归纳出事物的本质，也不能像数学理论一样可以从抽象的数字和图形中推出精确和严密的理论。虽然，教育理论也能够准确地确定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教育实践的一些特点，但是教育理论却无法详尽地把握住教育实践的本质，更无法准确地分析出教育实践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理论不是一种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的具有准确性和精密性的理论，而是一种概要性的理论。当然，我们说教育理论是一种概要性理论，不是说教育理论是一种无效的理论，也不是说教育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只是说教育理论是一种不能完全把握住事物本质的理论。事实上，这种对于教育实践的完全把握只能依靠教育实践活动自身来完成，而不能依靠教育理论的推论和探究获得。因此，对于教育理论来讲，概要性才是唯一可能和唯一有意义的确定性。 （二）教育理论不是一种自足的理论 从本质上来讲，教育理论也是一种知识。但是，与纯粹为了“知”的理论相比较，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实践，在这一点上，教育理论与伦理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虽然，从本质上来讲，伦理学理论也是一种知识，但是伦理学理论的价值却不能由理论自身来理解，而只能通过伦理学理论对于道德实践的价值来理解。同样，教育理论的价值也不是由教育理论自身给予的，而只能通过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来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教育理论不是一种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理论，或者说教育理论不是一种自足的理论。教育理论不是自足的理论并不是说教育理论不是一种理论，而只是说教育理论不是一种仅仅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归纳教育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应当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重要任务。 （三）教育理论是有价值承担的理论 与纯粹地以研究事物的本质、原因和依据的自然科学理论不同，教育理论除了研究人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规律和特点以外，还需要研究价值领域的问题。比如，教育理论需要追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教育应当把人培养成为怎样的人”等问题。教育理论需要关涉价值问题的原因在于教育学是一门关注人成长的学科，而人的成长离不开价值，因此，教育学科需要研究教育活动中对人的成长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教育学需要研究教育活动中对人的成长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价值却不能够仅仅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就可以展现出来，有些价值还需要经过研究者的理性思考才能够被发现，而这也就意味着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价值追求可能是一些在教育实践中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批判教育理论脱离了教育实践。而笔者则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是由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教育理论能够审视教育实践的一个基础。 二、教育理论不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 教育理论不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教育理论在被教育实践者接受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在现实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实践者是依据于具体的教育实践情景来行动的，而教育理论只是人理性思考的一种表现形式，理性的教育理论能不能被具体的教育实践者所接受则是教育理论能不能对教育实践产生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在教育实践者的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联接，那就是教育实践者在其倾向中能不能接受教育理论，如果教育实践者在其倾向中不能够接受教育理论，那么教育理论就不能够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产生影响。第二，教育理论是一种概要性的理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教育实践者能不能接受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能不能对教育实践产生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即使教育实践者在其倾向中接受了教育理论，教育理论也不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者的实践，其原因就在于教育理论是一种概要性的理论。事实上，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育实践者是依据于教育智慧来进行教育实践的，而具体的教育智慧却不能够由理性的教育理论来代替。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重归统一 （一）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 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纯粹的理论前提或者假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教育实践，这也就表明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上，教育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归纳出抽象的教育理论，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实践，促进人的成长。因此，教育理论在研究目的上也是与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教育理论在其研究的前提和研究的目的上都是与教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外，我们也应当清楚，虽然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了教育实践，但是我们不能够由此就把教育理论等同于教育实践。事实上，虽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 （二）教育理论能够增强教育实践者的理性 教育理论是一种以教育实践作为分析对象的特殊性知识，而教育实践则是一种活动。虽然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育理论并不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者如何去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表示教育理论没有加入到教育实践中来。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的原则、特点和可能性的探讨，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教育理论可以满足教育实践者对于教育实践知识的需求。虽然教育理论并不能够告诉教育实践者在教育实践中应当如何去做，但是教育理论会告诉教育实践者“教育实践的原则是什么”、“教育实践应当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等。虽然原则的知识与具体的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原则的知识却可以让教育实践者更理性地思考教育实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教育理论解放了教育实践者的思想，让教育实践者的思想更加自由了。当然这里的自由不是社会和法律下的自由，而是思维的开阔性和智慧性。教育理论可以让教育实践者的思想更加开阔，更加富有智慧，也就意味着教育理论让人变得更理性。 （三）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具有批判功能 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许多的教育工作者把教育理论看作是具体教育实践的指南，事实上这是对教育理论的一种误解，因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存在直接指导的关系，而同时，当我们把教育理论当作教育实践指南的时候，实际上就放弃了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批判功能。从本性上来讲，教育理论是人们对于教育实践的理性反思，是人们对教育实践的原则、可能性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因此，教育理论与具体的教育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也正是因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距离，教育理论才可以判断某一个教育实践是不是正确的，才可以批判不正当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人给予性的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教育实践中必然存在着由于人自身的原因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不正当问题。但是，如何才能够辨析出教育实践中的不正当问题，如何才能够把不正当问题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教育理论的帮助。一个正当的教育理论，除了辨析教育实践的规律和特点以外，还会告诉教育实践者“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正当的教育实践方式”。因此，借助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者就可以对自己的教育实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样，借助于教育理论，我们才可以对不正当的教育实践进行批判。 参考文献： ［1］叶澜.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教育哲学引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3］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4］罗祖兵.教育理论与实践：后现代的检视［J］.高等教育研究，20（6）：60. ［5］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张振东.农村中小学教科研必须回归中小学教育教学现实［J］.上海教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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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在《军事大辞海》中所给出的定义是“关于教育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教育原理，教育规律等专门化、系统化的一个理论体系”[1]。这个相对完整的定义，囊括了相对抽象的对教育理论的理解，包括系统化的教育理论、教育科学知识、教育经验这三块内容。
叶澜教授把教育理论理解为“泛指人们有关教育的理论性认识”，并且有不同的种类与层次。她更进一步地具体提出，在现实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其一是，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普遍形态，脱离了产生理论的主体”这可以理解为是群体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一般会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其二是，个人或部分特殊群体所拥有的一种私我或者是局部的形态” [2]。以此为基础，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包括个人通过学习而内化成为个人的理论，除了上述所提及的，还包括尚未完全脱离理论主体的理论形态，多以一定范围之内的共同经验的形式存在。不过，后者所代表的形态，往往会受到忽视。
顾明远教授的《教育大辞典》之中，将“教育实践”更进一步的定义为“人类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郭元祥教授则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教育观念基础之上展开，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方式” [3];石中英教授又将该概念定义成“以教育为意图的实践行为”或“行为人以‘教育’为名义所进行的实践行为”[4]。统计一下，可以发现“人”、“教育观念”、“行为”、“活动”等为主体词。所以，可以理解为教育实践是一项以培养人为目的，并且日益加入了“教育观念和意图”因素的行为和活动。
二、二者关系现状的梳理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今关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主要存在三种观点：“脱离关系”、“指导关系”、“平等依存关系”。
(一)脱离关系
以现实角度为出发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矛盾的关系。现实之中，理论往往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源于实践，但已经看不到实践的影子。一味地在理想状态完善自己，结果却脱离了实践的母体，毫无用武之地。
这种现象使人不禁会进行反思，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之间，真的是脱离了吗?“脱离”就一定是不好的吗?对此，叶澜教授提出：“同教育实践完全脱离的教育理论是否是存在的?同教育理论完全脱离的教育实践是否是存在的?”[5]显然这是不存在的，大部分的理论是有一定实践根据的，大部分的实践也是有理论参与的。但是不乏有个别教育理论是基于理论的思辨得来的，与教育实践有一定的差距，这是需要辩证去思考的。
另外还要反思“脱离”就一定是不好的观点，假如教育理论为了与教育实践契合无限降低自己的标准，那教育理论还有自身的价值吗?所以有研究指出“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之间，存在恰当的张力是有必要的，但若将之发展成为对教育实践的无知与宽容，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6]。对此应有的理解是，教育理论不能“脱离”教育实践，但是要与教育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度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指导关系
以哲学认识论为出发点来看待整个问题的话，认识是源于实践的，且是高于实践的，认识能够有效对实践进行指导。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之间，也是符合这种辩证关系的。故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二者的关系视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也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此观点，吴黛舒认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并非简单的指导和被指导这样一种关系，而是‘相互滋养’的新型关系” [7]。对于二者的“指导”关系，很多研究都不赞同，教育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教育实践同样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教育的实践工作者，其总是难免受到先前所习得的习性支配，受到情景因素和修正意向支配，受单向时间和身体-心理-社会构成的三维空间的支配” [8]。教育实践受多因素支配。既有的理论能对现实、灵活的实践给出及时又精准的指导吗?更进一步地来说，教育理论可能并不是完美的，难免会有正误之分，难道都能够用来对教育实践进行指导吗?这是值得反思的。
到底是理论指导实践还是理论应该关注实践，文章所持观点是理论要从实践出发，深入到实践才能很好地理解实践、解释实践、为实践服务。对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在教育实践活动之中应是‘提议者’，而非‘指导者’;更是应该作为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伙伴’，而非‘导师’” [9] 。
(三)平等依存关系
就理想状态而言，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二者之间应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相比起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与“定向指导”关系，现在大部分的研究认为二者独立、平等，但是又蕴含着互相依存与滋养的复杂关系。
二者从属于不同的范畴，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二者地位却是平等的，没有一方从属另一方之说。二者各司其职，保持恰当距离的同时，也为彼此的进步提供着滋养。“用心智创造出最具创见性的教育思想是教育理论要思考的事情，用身体与行动创造最有效教育方案是教育实践活动要进行考虑的事情，这是专业分工的客观要求”[10]。
三、二者“疏离”的原因浅析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未能达到契合的状态，是多方面的原因所共同造成的，对其进行恰当的区分是有必要的。其中有些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对此要尊重二者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但是有些人为的“疏离”是必须要关注，加以改正和完善的。
(一)舶来品与“本土化”的文化差异
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相比西方起步晚，发展慢，所以西方很多先进的教育理论都被引进中国，但是先进教育理论能否本土化，能否适应我国国情还是一个问题。教育实践一旦出现了问题，就会去寻求西方理论的帮助。
基于中国的“教育实践”问题去西方寻求“教育理论”的妙方，就好比向优秀的钢琴家请教弹奏古筝的技巧，尽管音乐的领域有共通之处，但是钢琴有钢琴的指法，古筝有古筝的奏法，二者是不同的。故在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上，可以更多地对以上观点进行采纳和参考，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
(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本质上的差异
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二者可以认为是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其各自都有独特的本质和运行方式，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和谐”的关系。这一特性是无法克服的，要做的就是认识二者的不同本质，进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对二者的关系保持尊重。
教育理论具有普遍性，具有多种分类和层次。例如，唐莹博士将教育理论分为以下几类：描述(实然)的教育理论，其中包括科学教育理论、解释教育理论;规范(应然)的教育理论，其中包括技术教育理论、哲学教育理论、实践教育理论和个人教育理论[11];教育实践，其本身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不是每一种教育理论都正好契合某一特殊的教育实践，因为这样的话，必然会远离其他特殊的教育实践，那么教育理论也就失去了普遍、宏观的价值，不能称之为教育理论。反之亦然，教育实践如果过于按照理性的教育理论去执行，那实践必然是死板、生硬，没有生命的实践，也不能称之为教育实践。正因如此，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差异是不能逾越的。
就教育理论言，其运行方式是宏观、客观、抽象的。教育实践的运行方式是丰富、主观、具体的，二者的运行方式由其本质决定，所以同样是需要尊重的。
在二者的功能方面，存在着一些“人为”的“疏理”，这种“疏理” 也成为阻隔二者关系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近年来，从教育理论的研究动态能够看出，人们目前将重点放在对教育实践本身进行解释、批判、反思之上。而教育实践真正需要的却是教育理论对其的“指导”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教育理论对改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不可能完全科学、准确地去预测和洞察实践，教育理论无法完全地驾驭和控制教育实践，只是在一个合理的距离内促使双方相互进步。
(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实施主体上的差异
闫旭蕾将教育理论与其实践之间发生阻隔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归结，“由教育理论的叙述方式、思维方式所引起的阻隔;由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所处场域的差异所引起的阻隔”[12]。当把关注教育理论和实践状态分析的目光转向理论和实践主体自身的时候，就会发现，“理论与实践的阻隔状态实质上是理论与实践主体双方的互不满意状态” [13]。
人们对教育理论的叙述方式多是普遍性质的宏观叙述，而对教育实践的叙述方式多注重现实的经验叙述。叙述方式是其思维方式的反映。作为理论工作者来说，其所注重的是理性思维。作为实践工作者，其更为注重的是感性经验。
四、解决二者“疏离”的策略
(一)从“本土文化”出发
撇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身特性”导致“脱节”不说，用基于西方的教育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教育实践问题根本不对症。根据人类生态学理论，教育依托于整个大社会文化背景，不可能独立存在。所以针对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节”，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其次再考虑二者本身的特质问题。
(二)从理论与实践特质出发
理论与实践，二者由于自身的特质发生所谓的“疏离”，这是需要去尊重的。如何在尊重二者的合理距离内又有所进步，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叶澜教授所提出的教育三级理论之中，对其水平进行了如下的划分。第一级，最初级水平，理论对实践本身能够进行正确的描述，但其本身并不能算作是严格的理论。第二级，对实践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级水平的理论是以揭示实践之中的因果关系为其核心任务的。第三级，对某类实践规律的揭示，这一级，就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抽象水平 [14]。所以说针对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教育理论是可以与实践密切联系的，而第三级理论可能会更抽象一些，在指导具体实践方面可能弱一些。要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原理，在前两者身上多下功夫，使得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完善第三级别，发挥第三级别对教育理论总体发展方向有更为科学和明确的指导作用。
(三)从二者主体角度出发
叶澜教授在“新基础教育”之上，进一步地提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要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教育领域和主体身上，对理论与实践二者的关系之上所呈现出的状态要进行详细的分析，发掘出认识和行为上存在的盲点和误区，并为解决问题找到路径。”[15]
叶澜教授提出的“新基础教育”，将研究重心放在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之上，把教育领域之中所涉及到的主体进行分类：其一是，教育理论研究人员;其二是，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等直接进行教育实践的有关人员[16]。
对于理论主体，尤其是基本理论研究者，一般被认为是离实践较远的群体，这些研究者与叶澜教授的第三级别的教育理论联系密切，从事的理论多为抽象和深奥的。但是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反思和加工的工作与“脱离实践”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必要要求基本理论研究者转型为应用理论研究者。因为基本理论的研究存在是必要的，对理论和实践有一个总体的引导，其作用可能是不明显的、缓慢的、简接的，但是不可缺少，就像哲学，虽然没有具体指向某一学科和活动，但是却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应用理论研究者，应该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另外还要让实践滋养个人的内在理论价值，善于将丰富有意义的实践升华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对于实践工作者，首先要破除固有的观点，将理论研究与日常实践结合起来，自觉把实践变革纳入自己的理论发展中去，将日常总结的模糊经验进一步升华为个人理论知识，从而用来更好地改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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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践变革是为彰显教育的社会职能而发生的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变革活动，在本质上是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具体体现，反映的是社会的教育需要。要理解教育社会职能的能动性，就必须充分把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充分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所谓的“相对”，指教育活动的存在与变化是有条件的，其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社会条件的支持，同时随其变化而变化。二是所谓“独立性”，指的是教育的行为价值的内在稳定性，强调的是教育活动有自身存在的特性以及较强的独立提出和实施行为目的的能力，不易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两层含义叠加在一起，既是说明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但更是凸显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驱动教育发生摆脱束缚、实现超越时展的变革的内因。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实践变革是具有鲜明价值取向和丰富文化内涵、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各种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要素充分整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活动。基于教育的生活本性，不断使自身的价值和功能更加趋近于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旨趣所在，集中体现了人对自身发展的期待和设计。因此，每一次的教育实践变革都是在已有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对当下教育进行的改造和创新，是具有雄厚历史基础并面向未来、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能动的活动。充分说明这一点，就是要揭示作为为未来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具有强大的能动性，它能够在被制约和影响的条件下，通过自我变革以超越这些制约和影响，进而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教育的社会职能就是在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能动性两方面力量达成某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的。
(二)教育实践变革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教育是以培养人为己任的活动，而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一个人要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尤其是能够适应特定的体制，就要接受社会的要求与制约，为此，受制于社会、为一定的时代和体制服务是教育得以发挥自身功能的前提。但是，教育还有更为广阔和高远的价值目标，犹如苏格拉底所言，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它在帮助人适应一定时代和体制的同时，更要剔除遮蔽、完善人性，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体现出促进人实现更好发展的功能。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当下的环境和条件与人的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不相适应，甚至会出现相互背离或冲突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需要教育及时从形态、内容和方式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在各种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实现动态平衡，更好地展现教育的社会职能、促进人的发展。
教育源于生活、存在于生活且展开于生活，而生成和变化是生活的本性，在这层意义上，探究与生活、与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相一致，是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活动方式，它确保教育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性以证明自身的存在。循此逻辑，探究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合乎生活本性的教育就是以探究作为其活动方式彰显其价值的。探究的品格使得教育活动无论在何时、也无论在什么体制下，即便背离其本性的力量再强大，其中都有一股内在的能动力量影响自身的实践，这是教育活动的源头活水，是其内在价值生生不息、应对外界的各种变化的依据，构成教育的超越性的核心内涵。由探究展开的教育活动与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相同步，是教育的学术品格的反映。如果教育的进程和方式违背了这一点，其活动乃至内容都必然会偏离教育的原点。一般来说，教育的探究性通常内隐地存在于教育活动过程并以缄默的方式发挥作用。当教育以自身的惯性平稳地运行或者外在力量大于教育本身时，人们往往可能对它的存在视而不见，然而，当社会发生变革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时，蓄积起来的教育的探究性的力量就会显露出来，成为促成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动因。
(三)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逻辑
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既蕴含着人类对未来的愿景和期盼，也彰显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教育是人类重要的实践领域，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和教育认识都能够通过教育实践反映出来，表征着人对教育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也孕育着对未来的期待的萌芽。依据辩证法，任何逻辑力量都是在事物本身原始性矛盾的基点上生成的。作为有质的规定性的教育，既有强烈的社会制约性，又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核心特质，教育实践变革就产生于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博弈并达到某种动态平衡的状态，对其逻辑分析也需要基此展开。
教育理论是促进教育实践变革的重要因素。教育是包含极为复杂的价值要素的实践活动，如何恰当合理地协调其间关系直接关涉对教育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在教育活动中寻求的某些有价值的手段或目的”是教育实践变革的旨趣。而这些“有价值的手段或目的”必然有历史延续性和累积性，蕴含着一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认识，它们驱动着教育实践变革，并以适宜的方式在其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教育理论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反映和揭示其中的运行逻辑并对教育实践变革做出批判和价值澄清，确保教育实践变革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推动新的教育认识的生成。
多样化是教育实践变革方式的特征。教育实践变革的问题导向性决定了其方式的丰富多样性，需要全面地把握它。从引发变革的动因上看，教育实践变革可分为外铄式和内发式两种类型。所谓外铄式，是指教育实践变革由外在力量引发和推动，具有自上而下、由外到内的特性。这种变革方式在政策支持、组织实施、资源保障，尤其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变革的社会氛围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但其不足在于，如果对变革过程的复杂性把握的不够充分，或者缺乏良好的愿景，此类方式的教育实践变革就可能因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难以为继，事倍功半，甚至会使教育活动产生偏差。而内发式则是指发生于教育内部、然后逐步由内推向外、自下而上、渐进式的变革，这种方式关注教育生态的多样性，尊重教育发展的现实性，能最大限度地唤起教育自身的主体意识，激活并释放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教育持续自我更新。在这个意义上，内发式的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和意义高于外铄式的教育实践变革。但是，要实现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是有条件的:一是教育自身有变革的内在愿望与需要，二是需要有外在社会条件的支持。只有这两方面条件都具备时，变革才能发生并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能。
此外，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的效果的显现是缓慢的，较难在短时期内看到成效，尤其是在一定的体制性因素的作用下，如果条件受限，得不到其充分支持，它要达成既定的目标就有较大的难度。因此，基于教育实践变革所具有的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与时代需要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效果显现的延迟性等特性，简单化地对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变革做出评价是不适宜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决策本身都不是有效的，仅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相互作用、调和并且导向欲求的目标时，改进才会产生。”教育实践变革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形态方式多样，并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套路或模式，合理的教育实践变革就是要以外部推动为条件、以内部变革为根据展开自己的活动逻辑，在变革中形成推动教育向前的力量。
教育实践变革具有系统性。教育实践变革是系统性的变化，其内容涉及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一是教育思想和观念层面的变革。教育思想和观念是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包含了“应然”的价值取向，之于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先导和灵魂。二是教育系统层面的变革。教育实践变革是对关涉教育发展的各种要素间相互关系的重建，旨在提升和拓展教育的各种社会职能的发挥。依照结构功能主义观，教育系统中各种教育要素的有序组合之于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有重要影响，要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职能，就必须完善目标体系、权责体系、角色关系、沟通和协调体系，这些方面都是关涉教育实践变革的组成部分，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关键。三是教育实践方式层面的变革。教育的形态、内容以及运行方式等能够基于情境和条件的需要与可能不断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整，积极促使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发生变革，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外显形态。这三个层面的变革之于教育的社会职能的发挥具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只有相互适应、形成合力，教育实践变革之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基础性推动力量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实现对社会生活变革的影响。
人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是教育实践变革的根本原因。无论在何种条件下，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在一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生成的，其中，已有的教育认识必然会以复杂的形态内隐在教育活动之中并对其发挥影响力，是促使其生成当下的需要和对未来的愿景的条件。作为推动社会变化和文化变革的活动，教育实践变革具有渐变性，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它实际上总是从微小的方面以渐进式的方式展开的，是在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力量不断博弈的情形下，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溯源已有的理论基础、澄清已有的立场是教育实践变革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明确的意义感、方向感的关键，这也是使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问题解决为扭结消除其间裂隙的条件。
二、教育实践变革的理论特征分析
教育实践变革是能动的活动，其中既潜含着丰富的前人智慧和能够激活人面对当下疑难情境的机智，同时也隐含着教育发展的愿景，能够通过不断澄清和验证已有教育经验和认识的基础和合理性，使教育理论的能动作用得以不断地发挥出来。因此，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绝不是建立在无视自身根基和条件的某种道义上的思辨或臆想，而是有历史传承为内在依据、蕴含在教育实践变革中的能动力量，具有以下特征。
(一)变易性
作为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活动，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变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此时能够发挥作用的教育理论必然是在当下新情境下发生了适应性变化的、柔化的理论。教育与生活息息相关，生活的愿景和时代的变化为教育实践变革提供了背景、动力和条件，也对其提出了要求，适应时代精神的教育理论必定来自当下的教育实践变革，并能够予其以分析、说明和展望。显然，迅猛的社会变革给教育理论带来的影响是如果它要能够准确充分地反映变革，就必须在逻辑起点、体系构建、表述方式和词语使用等方面与教育实践变革同步，且能够准确反映其时代特征和需求，而不能像以往的教育理论那样是宏大叙事和思辨性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的分立知识观有很强的解释力。他认为，知识是以个体化的形态存在的，在本质上是分散的，这种“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着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时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知识的应用是分散性的，每个事实情境的知识仅为每个相关个体所拥有，总是与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教育实践变革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以往任何所谓学科化、系统化的教育理论都难以对当下的教育现实做出准确和充分的解读和充分说明。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理论就应当有“变易”性①，能够依据情境自我重构，及时做出能与时代对话的调整，而不能不顾正在变化的现实、按照某种既定逻辑去推演。关涉教育实践变革、具有分立性教育理论建构于历史的背景之上，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知识基础、体验以及现实处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高度个人化、地方化和情境化的知识，它所具有的经验性和变化性使其区别于可以被共享、标准化的知识，无法像规范的学科化、体系化的教育理论那样被纳入特定的学科体系之中或用其话语方式加以言说，而且，这种知识的拥有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势下才能知道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它。只有充分认识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和教育理论的变易性，才能准确地解释教育实践变革过程中蕴含在每个实践个体身上的知识的形态、结构以及它们在其中可能发挥的功能。
教育是情境性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具有变易性的知识才能很好地把握它，因此，以反映人的存在、与教育实践的逻辑同构的教育理论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为目的，能够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调整。以往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人们多据持强势学科的知识观来看待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理论相对于教育实践具有优先性，对实践具有指导、甚至是规约作用，在这种学科化的知识观的影响下，出现了漠视教育的情境性和教育理论的学科特征的问题，以至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冲突不已，引发了诸多争讼。教育实践本身与生活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性，这样一种基于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关联在教育与外界的各种关系中具有优先性，它使得教育实践往往会不受教育理论的牵绊而沿着生活的轨迹一往直前，不断地发生变革。换言之，教育实践变革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学科化的教育理论必须跳出逻辑自足的窠臼，在理论旨趣、形式、体系、内容等方面能够更加贴切地做出与教育实践同构的诠释和解读。事实上，教育实践变革必定是发生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活动，能够对其做出充分阐释的只能是具有情境适应性的、能够变易的知识。劳斯(J．Rouse)就指出，适用于具体的实践场域的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知识。他说:“科学知识根本就是地方性知识，它具体包括于实践中，而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和独立于情境的规则。”②在他的认识中，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只能与实践的具体情境联系在一起，只有它才具有对该情境做出充分解读和说明的能力。教育是情境性的活动，能够帮助人应对各种疑难情境的教育理论一定要有很好的情境适应性，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生成有话语权的教育理论，这也是破除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隔阂的关键。
(二)丰富性
从情境适应性上看，一定的理论是相对于一定的实践而言的，所谓普适的理论也是相对于适用的范围而言的，说明人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有特定的边界、适合的层次和范围，其解释力也实现于这个空间。以往在讨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时，缺乏对教育理论的旨趣、形态、结构以及生成过程和方式、一定的教育理论的主体等要素做出清晰的界定，致使教育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与教育实践本身缺乏内在的对应性，比如，动辄以“脱离教育实践”为口实予教育理论以指责，但这样的表述并未能说明它们两者各自的主体和范围，很难说清楚是“谁的理论”脱离了“谁的实践”，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脱离了哪一类教育实践，结果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各说各话，对它们两者关系的批评也是无的放矢，以至其间纷争不已。
教育实践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决定了教育理论的层次和形态的丰富性。从存在到思维的类别来讲，对应不同层面的教育实践领域，可以将教育理论分为四个不同的认识层次，即大众化的教育认识、职业化的教育认识、专业化的教育认识、学科化的教育认识。它们各自的生成基础、表达方式以及解释域不一样，能够发挥的功能也相异，在讨论教育理论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时，需要对它们做出区分，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是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教育实践变革。
社会大众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主体，其生活样态固然是日常和习俗性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教育的期盼和亲身实践。对其而言，生活的信念和需要使得其无论自身当下的生活状态如何，对教育和人自身的发展都有自身的理解和认知，都会身体力行地在生活中去实践自身的对教育的愿景。大众化的教育认识和感受固然是真实的，有合乎教育本性的一面，反映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和对教育的理解，但其也有被遮蔽的一面，未必是全然合理的和科学的，意味着它既是促成教育实践变革的最原初的力量和生成更深刻的教育认识的基石与前提，但也可能是制约教育实践变革和深化教育认识的因素。为了抵御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功能，需要有理念先进、思想认识深刻、具有引领能力的力量对其进行引导，这样，其能动的一面才能充分地展现出来。
教师是助推教育实践变革的重要专业力量，传道授业解惑是其职业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作为专业工作者存在的依据，更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因此对教育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尽管这个层面的教育认识在学科的意义上未必是学理化、体系化的，但这是每个教师所拥有的、深刻影响着其个人教育实践的个别化教育理论。根据价值取向和教师对自身工作立场的理解的差异，这个层面的教育理论又可被分为职业性的教育理论和专业性的教育理论两类。所谓职业性的教育理论，是指以确保教师能够循规蹈矩和规范地履行教职为导向的理论，这种教育理论从职业的角度来理解和说明教育和教师工作，使得其具有操作手册或者工作程序指南的色彩，在它的影响下，教师对其所从事的工作的理解是有限的，多是在“制作”的层面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而所谓专业，指的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能够为社会提供一种特有的、范围明确的、社会不可或缺的服务，在自主的范围内对于自己的专业行为与专业判断负有责任。为保证服务品质和服务水平，它需要在服务中不断开展研究。同时，由于具有无法替代性，工作被视为是一种事业、一种生活方式。当教师超越职业性而具有了专业品格时，他的教学实践就具有了行动的品格，也就就生成了专业性的教育理论。这种教育理论是反思性的，构建于一般性的教育理论和教师个人丰富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之于教师的教育实践的价值在于它具体指导着教师通过行动来平衡各种冲突、实现超越，同时在此基础上生成属于其个人的、卓尔不群的教育理论，并据此对自身的工作做出有个人见地的阐释，这是能够引发教育实践变革的能动的因素。
对以构建教育理论体系为目的的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志业，在一定的哲学方法论或者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致力于探究教育活动的内在学理逻辑和构建教育理论学科体系，以求对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做出说明和阐释，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学科化。然而，在做出这样努力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实践无知”现象，在获得了更高抽象度的教育认识的同时，教育情境中具体的环节、鲜活的事例可能会被忽略，导致教育理论与具体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之间出现裂隙，教育理论难以予教育实践以充分、完满的阐释和解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联需要通过若干中介才能实现，只有通过诸如模式的转化、中间环节的选择、知识的融通等，它们之间才能构建具有内在性的联系，否则就会出现无法对话的问题。如果要缩短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间的差距，依照教育实践变革的逻辑构建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学术话语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三)实践合理性
以问题解决的方式积极面对当下的困境以扭转劣势、获得更有利的发展可能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价值取向，这是以“本质直观”的方式在当下做出的选择，在本质上蛰伏着趋利避害、摆脱当下疑难情境的冲动，同时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应对智慧，是实现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及其逻辑建构的依据。正如布迪厄所说:“潜在行为倾向趋向于在没有任何理性计算和任何对成功机会的有意识估计的情况下，确保两种可能性直接相符:一种可能性是(在附带或不附带希望、期待、担心等主观体验的情况下)被赋予事件先验或事先可能性，另一种是从过去经验出发确立的经验或事后可能性”，这种行为倾向具有诞生性，无法模拟或重复，但它确保行为在合理的意蕴范围展开。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关涉过去已获得的经验，理论探索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是当下实践的当然组成部分，阿尔都塞称之为“理论实践”。他说:“理论对于实践，对于它帮助产生或发展起来的实践，对于由它作为理论而加以总结的实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切策略都必定建立在战略的基础上，而一切战略必定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
这里所谓的理论，指的就是能够充分地揭示教育实践变革中所潜含的萌生性因素的合理性并能为其做出辩护的理论。在实践的场域中，首要问题不是正确不正确，而是合理不合理。而检验理论合理性的标准是多元的，除真理性标准外，还需满足逻辑性、得到经验支持性、内容丰富性、可证伪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发展的进步性等。如果教育理论要能够充分地揭示出教育实践变革中所潜含的萌生性因素，就必须依情境发生适宜性变化，在逻辑、形式、结构乃至内容等方面具有丰富性。
关注教育实践变革，就是要深入分析蕴含于其间的教育理论及其在新情境中可能发生的变易，彰显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品质和特性。有人指出:“教育理论必须扩散到改革者，即到教师社群与体制设计者的心灵世界、决策链条中去才可能生效———借助教育理论魅力的释放、辐射来‘感染’教育行为，触动教育决策，是教育理论干预教育世界的特有逻辑，即衍射逻辑、魅力逻辑。”一定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理性是教育实践变革内在需求，也是其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蕴含于其中的教育理论是使其转化为自为活动的关键。由于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然会生成多样化的教育理解和教育认识，也必然会对教育实践变革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关注教育实践变革或者教育实践优先并不是贬低或者无视教育理论的价值和作用，而是要把教育理论置于全部实践变革中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把它视为是分析、总结、完善教育实践变革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能够成为教育实践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在其中发挥检验、批判、诠释和说明的功能。
(四)价值导向性
教育实践变革是在已有的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具有历史基础的活动。在悠久的历史进化中，人类对历史、社会生活及自我成长的认识都会积淀在当下正在进行的教育活动中，形成为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在其中发挥着引领、驱动、说明和建构的功能，此即布迪厄所说的“习性”。他说:“这一构成的原则是有结构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即习性，该系统构成于实践活动，并总是趋向实践功能。”说明“习性”生成于实践、指向于实践，包含着已有的经验、知识和文化要素。这种经验、知识和文化要素，亦即哈耶克所论述的“默会知识”，是教育实践变革的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奠基与建构和对教育实践变革进行分析、总结与完善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积淀于教育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都有一定的惯性于其中，它的存在使教育活动的展开有可能事半功倍，在某种条件下，甚至能够阻碍、抵御外在力量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干预，使教育实践变革以既定步伐前行。当然，当约定俗成的活动方式或习惯等与教育活动的价值旨趣、内涵、方式等不相符合时，它就有可能成为阻碍其进行的力量，阻滞教育实践变革。二是作为文化现象，已有的习惯和习俗中包含着那些对自身不满的能动性因素，它可能会随着活动不断积累，终而成为推动教育实践发生变革的力量，这正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契机。不过，这些因素要释放出自己的功能，取决于教育理论的自觉意识的觉醒和一定外部条件的支持。
教育实践变革关涉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内容与方式的调整与改变，是富有历史和经验内涵、饱含理念升华要求的活动，无论其起因、过程乃至结果，都渗透着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康德强调，物自体虽然不能被认识，却可以为我们所信仰，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即是道德的本体，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是其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有人对此进一步补充认为，这里所谓的实践，不是一般意义的“做”，而是有明确价值导向的行动。阿多诺就指出，康德所说的具有优先地位的“实践”是正确的应当的行为，绝非鲁莽草率的行动。显然，正确和正当是以行动本身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为根据的，具有价值自足性。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认识的对象是建构的而不是被动记录的，它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对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做出的协调与完善，也是对现实所是的教育经验、教育认知的有组织的提升和凝练，其本身深含丰富文化信息，包括变革愿景、已有的教育认识等，表明教育理论深度介入到了教育实践变革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驱动教育活动向更合理的方向展开的力量，是教育活动的内生动力，但同时它也可能作为观念性的力量阻碍教育活动的展开。为此，在把握教育实践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澄清和阐明自身的价值立场。这是教育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动因所在，是生成新的教育理论话语方式的重要条件。
三、教育理论要充分反映教育实践变革
教育理论要能够意识到教育实践变革的需要并与时俱进地对其做出充分反映，如是它才有可能实现创新。为了实现教育理论创新，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充分理解与接受教育实践变革的现状与趋势，并将这种理解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理论需要和构建教育理论的学理依据。
(一)在实践中构建教育理论的意义
作为内在于教育活动的价值，教育实践变革的意义与趋势往往蕴含在教育活动过程之中，要揭示这些变革性要素就要发挥教育理论的批判品格，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仔细地对其中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和旨趣做出鉴别。同时，由于教育理论的意义生成于主体与环境、实践对象及其情境之间的博弈之中，需要在其形态、内容、结构等要素的交互作用中去把握它。如果教育理论不能澄清自己的立场并对教育活动做深入的分析批判，其自身本有的价值就会被遮蔽，也难以形成新的教育认识和教育理论。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教育实践变革，需要教育理论摆脱以往完全皈依强势学科规范和方法的学科倾向，能够尊重教育实践的内在逻辑和人的发展需要，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下审视教育及其与之发展变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说明它们可能的变化趋向。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变革的目的与意义的理解程度越高，它就越能够具有时代解说力和指导力，就越能吸引人、影响人，这是其生成意义的基础。为此，教育理论要有时代敏感性，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教育实践变革的意义、趋向并能以大众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播。
(二)丰富阐释教育的方式
篇7
一、中层教育理论的对接功能
中层教育理论通过“对接”功能，既实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双方得到相应的调适，又使自身得到了发展。
(一)中层教育理论的内涵彰显其对接功能
“中层理论”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K.Merton)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思路，它提倡在整体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实践研究之间，建构一类与特定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概念体系。其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根据社会学关于中层理论的阐释，笔者认为中层教育理论是既有扎实的相关理论基础，又吸收并提升了教育实践中的经验理论而形成的教育理论体系。它介于基础教育理论与经验教育理论之间，既有―定的概括性又便于推广应用。
中层教育理论的内涵表明，实现基础理论与教育实践对接是其本体功能。首先，它是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接的桥梁。基础教育理论从概念到原理，直到推演出对教育世界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都是在相对封闭的逻辑自洽中完成的，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而中层教育理论所具有的概括性和经验性特征，恰好有助于实现两者的“对接”。其次，它是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中介。默顿指出：“中层理论也具有抽象性，但它非常接近各种命题中的观察资料，而这些命题是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其中的“抽象性”便于沟通理论研究者，而“检验性”则可直接联系实践群体，从而使两者有了交流的共同语言。最后，它是教育宏观与微观研究的中介。默顿指出：“在任何时候，科学工作者都只能解决某一些问题，而对另一些问题则无能为力。”中层教育理论则选择力所能及的，对宏观与微观研究具有双向扩张功能的中介性问题作为突破口，既涉猎教育实践中关键性的研究子课题，对教育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又为实施宏观教育规划建立子系统，研制教育改革政策和实施方案，建立起大面积推广改革成果的机制。
(二)中层教育理论通过“对接”实现其调适功能
中层教育理论的调适功能是指借助中层教育理论的建构与应用，实现对基础教育理论生成与实践活动展开的调适，是其“对接”功能的深化和展现过程。首先，个体在建构中层教育理论过程中，借助内部认知结构的相互作用，实现对个体基础理论和经验性教育理论的调适。个体根据建构中层教育理论的需要，反思自身已有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缺陷，针对缺陷吸收新的理论因素，重组自身的基础教育理论。同时，广泛学习和提升别人有效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形成新的自我经验教育理论。其次，中层教育理论的集体建构为基础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人员提供了协商调适的平台。中层教育理论研究有限性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在此过程中，双方人员共同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各抒己见的同时又相互磋商。为了形成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理论研究者急需筛选、重新组织基础教育理论，以形成对问题解决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基础；实践研究群体则必须整合既有经验，形成综合创新的经验体系。只有建立在双方协同调适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解决地方、学科和阶段性教育重大问题的中层教育理论。最后，在应用中层教育理论中，实现对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延时调适。一方面。在应用中层教育理论指导实践活动中，实践群体要根据自身需要加以改进，生成贴近实践的经验教育理论，以此对实践活动进行延时调适。另一方面，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新见解又将反馈到中层教育理论研究中，引发研究者对其作出改进和提升。中层教育理论的系列新变化，必然会对基础教育理论建构产生延时影响，促使基础教育理论展开新一轮的调整。
二、中层教育理论的建构路向
根据认识论，研究者对教育世界的认识既是从感性经验向理性认识不断飞跃的过程，同时又是理性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新认识的过程。社会实践建构论认为，理论指导实践还是一个交互建构生成新理论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层教育理论建构的可能路向有以下几种。
(一)中层教育理论的单向建构路向
中层教育理论的单向建构路向可划分为两种。其一，从经验教育理论归纳提升，生成中层教育理论。默顿提倡“从处理具体经验问题开始，创造一些适用概念问题、一些适合这些经验问题的有启发的小概念和小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去寻求中层理论层面上的一些突破”。由此推知，中层教育理论可以逐步生成。第一步，建构者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教育经验，以教育故事、个案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新观念和新做法。第二步，根据经验总结，分类确定深化研究的专题。从专题研究中概括出代表一类教育经验的小概念，提炼出反映某类教育实践的模式或操作原理。第三步，以专题研究中形成的小概念和原理作支撑，进一步挖掘教育实践中各要素间的联系，建构起反映某方面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层教育理论。第四步，形成综合性中层教育理论。由于实践者面临的教育情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方面教育理论针对性再强，走向实践后至多也只能独当一面。因此，研究者必须根据特定地区、特定阶段教育实践需要，整合既有专项中层教育理论，形成与教育实践领域相适应的综合性中层教育理论。
其二，基础教育理论演绎生成中层教育理论。如果说经验归纳的路向是逐层推进的，那么演绎路向则是殊途同归。首先，研究者可以根据实践群体需要，从基础教育理论中筛选出相关核心概念和原理，按照实践群体的理解方式，直接加工成指导实践的中层教育理论。其次，研究者根据实践群体解决问题的需要，从其新思想形成的兴奋点入手，将基础教育理论的核心精神渗透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之中，再借助实践反馈，生成具有经验支撑的操作性概念，进而演绎成中层教育理论。最后，研究
者在参与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探究出应用某种基础教育理论的实践模式，建构起推广教育实验的中层教育理论。因为教育实验必须借助相关教育理论指导，创设出便于检测实践效果的理想环境，这就既确保了中层教育理论生成的科学性，又对建立更为精确的行为指标体系、形成强有力的经验支撑提供了最佳条件。此外，教育实验还具有让实践群体直接观摩、参与的特性，可以起到示范和推广中层教育理论的作用。
(二)中层教育理论的双向交互生成路向
从根本上讲，中层教育理论大都是归纳与演绎交互作用双向生成的。这是因为要实现基础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对接，中层教育理论就必须同时接纳双方的意见。表面看来，由基础教育理论到中层教育理论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逻辑演绎，实际上这里的每一步演绎都必须结合实践条件变化，在建构者认知结构中实现经验理论与基础理论的交互作用。这种双向交互作用，既包括经验教育理论与基础理论之间的精神影响，同时还传递着二者相互作用的力量对比。处于实践建构生成中的中层教育理论，到底向哪种成分占优势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根据基础理论和经验理论的生成现状决定。一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教育理论，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升华为中层教育理论，其中虽不乏抽象理论成分，但经验教育理论相对占优势。二是由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演绎生成的中层教育理论。除了结合现实教育条件对理论阐释方式予以转变外，其明显带有推广基础教育理论的特性，因此基础教育理论成分相对占优势。三是经验教育理论与基础教育理论交互作用共生的中层教育理论。它是经多方磋商、全面反馈生成的，既融会贯通了教育基本原理，又合乎实践经验的独立理论形态，是理想状态的中层教育理论。
当然，在建构中层教育理论的实践中，几乎找不到单一的建构路向，多半是三种路向同时在起作用，但研究者可以根据占据优势地位的路向将其归类，以便深入探究其中的生成机理。
三、中层教育理论分类建构的要素结构
中层教育理论的建构路向指明了获取建构资源的路径。面对众多的资源，只能根据建构各类中层教育理论的实践指向，结合其所需理论基础，来分类探究其筛选和组织资源的要素结构。
(一)学科中层教育理论要素结构
学科中层教育理论是从基础教育理论中抽取一组或若干相关概念、原理，与某一学科理论和教育实践经验结合，综合生成解决相应学科教学实践问题的应用性理论。比如，各种学科教学论就是教育基本理论、学科专业理论、心理学理论与学科教学实践经验结合生成的专门针对学科教学实践的中层教育理论。此外，一些交叉学科，如教育技术学、教育人类学等，只要是借助教育基础理论和相关学科原理、教育实践经验生成的，介于基础理论与经验教育理论之间的学科理论，都可归人学科中层教育理论之列。
学科中层教育理论明显地带有基础理论与经验理论结合的建构痕迹，一般可分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两大部分。其实践理论部分主要由学科教育实践特性决定。学科教育实践首先从门类上决定有多少种实践方式或类型，这就为实践理论部分划分了“章”；然后再从实践操作的程序和层次上，进一步细分出对应的技术理论，由此构成了每章的“节”。个别情况，也有按操作程序分“章”，以每一环节涉及的因素分“节”的。基础理论部分的内容，则首先根据实践理论涉及的操作性概念和原理，确定相关上位概念和原理，然后按照够用即可和相关概念、原理归类编排的原则，形成学科中层教育理论基础的骨架。当然，基础理论部分的最终定型还要参照基础理论和学科理论的学术规范，将最新观念和原理编排进去，形成富有新意的学科中层教育理论基础结构。这类中层教育理论结构特征可从《××教学论》中得到体现。一方面，《××教学论》教材的前面多是由教育原理、学科理论、心理学等综合生成的关于××学科教学的基础理论及其流派；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学科理论逻辑和教学实践需要，演绎生成的该学科教学要素、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实践理论部分。
(二)地方中层教育理论要素结构
地方教育理论是应用普遍教育原理，综合多学科相关理论，在借助解决地方重大教育问题中形成的。它是一种既有科学理论根据，又有当地教育实践经验支撑的综合性中层教育理论。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地方教育理论应该是对地方教育现实的能动反映。为此，反映地方教育现实的中层教育理论结构可以分为现实力量要素圈层和价值预期圈层。由于当地文化是构成地方教育内容的有机部分，也是地方教育实践的文化背景，因此与当地文化有关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信仰等必然以背景方式进入地方教育理论建构之中。社会群体以一定方式参与当地教育活动，对当地教育提出各自的要求，间接影响着教育改革的力度，可将其产生的影响力归入实力圈层中部。行政机关和官僚层等政治组织对教育政策的制订具有决定性影响，并且还是将其付诸实施的保障。因此，其教育价值取向是影响地方教育理论建构的核心要素。在价值预期圈层的建构中，上级文件对当地教育实践有着绝对权威的影响力，在政策选择和制订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文件制定者并不在场，难以保障当地执政者严格按照其意愿去做。因此，上级文件所确定的教育价值取向和改革内容实际上居于次核心地位。该圈层中真正的核心部分是实力圈层意志与上级指示生成的地方教育政策，因为它是真正影响当地教育群体间利益和赏罚分配的力量。这些要素从外圈到内圈、从实力圈到价值圈有机结合，综合形成了建构地方教育理论的大致要素结构。
在地方教育理论建构方面，晏阳初的“定县教育实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成功范例。晏阳初综合自己的经验性体察，结合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结果，提出了进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理论构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了从实力圈层上保障其教育蓝图的实现，他又以博士下乡、科技下乡、村区县三级卫生保健制度，作为落实“四大教育”的有效措施，为当时中国农村县域教育勾画了改革蓝图，建构起相对完整的县域中层教育理论。
(三)阶段性中层教育理论要素结构
篇8
新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已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无论从教育的管理、教学、学习，以及对外交流与教育资源的获取，都已离不开信息通信技术。此外，借助于技术进行学习，也正成为一种崭新的学习方式，它不仅仅是手段和方法的变革，更是涉及到了教育观念、模式、体制等的各个方面的挑战，计算机教育应用的研究同样也面临和经历着理论与实践的创新，2010年全国CBE学会年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
一、专家视点
本次年会的专家报告分为特邀专家报告和大会主题报告两部分。从专家报告的内容综述看，大会的特邀专家的报告主要折射出专家对于计算机教育应用现状及未来的相关问题的反思，观点高屋建瓴，紧扣大会的主题。
1.数字互动教室――未来课堂的方向
现有的课堂教条化、模式化、单一化、静态化的特点已不能满足新课程改革教学的需要，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我们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进行重构，数字互动教室是未来课堂的方向。何积丰院士的特邀报告“数字互动教室――交互式电子书包”，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何院士围绕由他领衔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的“数字互动教室”项目，指出当前应试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已经严重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地区差异“贫富分化”扩大，对优质师资争夺也日益激烈，教育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传统教育的垄断特性导致平均教育水平难以提高等社会现象，数字互动教室项目的意义在于把学校的信息化推进到核心阶段――课堂教学。他认为数字互动教室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教学设备的更新，而是着眼于课堂教学方式与方法的提升，教材呈现形式的更新。数字互动教室项目为学校的素质教育及创造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提供信息支撑平台，充分发挥互动过程和自主学习对教学的提升作用；促进教育的公平公正，实现包括名师、优质课件与教案在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电子书包实现了多本合一，实时交互的电子课本将大大提高教学的效果与效率。他指出，数字互动教室项目是一个实现学校课堂教学信息的系统性改革方案，是一个综合教育、科研、出版、产业各方面协同作战的大型信息化工程。数字互动教室也是对传统课堂的革命性变革，推动教材的表现形式与教学方法的重大革新，将大大促进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
2.基础教育信息化――从跨越到革命
基础教育信息化是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业已进行了10多年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下一步该往何处去?这可能是许多教育信息化工作者和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央电教馆王晓芙副馆长的报告“基础教育信息化――从跨越到革命”给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十年来在课程开发、教学环境建设、学习资源开发、课程整合、教师专业技能发展、农远工程等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目前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存在偏差，要克服传统的认为教育信息化就是“盘、库、网”的建设问题，而应提升到学生的信息素养上来。报告对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涉及的10个重大项目，即所谓的国家教育信息化工程：从“班班通”、教师信息技术培训、信息技术学科建设、教材的开发以及模式的推广、教研的兴趣与引导、数字化服务体系建立中的技术支持服务、学生学习平台的开发和学生学习资源的开发等做了一些介绍，并指出这些项目将给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带来了很多机遇。当前和今后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首先要在观念认识上找差距，在课程整合上下功夫，在信息系统上做文章。基础教育信息化给教育带来的不仅是要跨越，而是实现教育的革命。今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变化路线图，是教学――学习――体验――成长――沉浸……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超越教学这个阶段，重点关注把信息技术在学习阶段的应用，进而去关注学生的体验、成长。
3.开源――高校资源建设的未来之路
高校教育资源建设问题一直是高校计算机教育应用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关注的问题，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精品课程亦成为高校教育资源建设的一个重点。资源的共建共享或许是解决目前高校教育资源重复建设，资金、人员、技术瓶颈的一种有益尝试。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教授报告“大学的‘开源’何以可能”则与会者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学校分馆信息化工作的领导，以及作为一个教育技术专家对于高校教育资源建设的看法。
任教授在对当前国内外著名机构的开源情况(如麻省理工学院的OCW、英国开放大学的OPENLEARN项目等、日本的开放式课程同盟“巴黎高科”的ParisTech OCW项目)进行了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特点在于顶尖大学的介入、核心课程资源的提供和大学合作联盟的趋势明显，而这三点都是国内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明显缺乏的。他从学生、教师、学校、社会四个层面论述了开放资源的特性。从学生层面看，受益于大学开源带来的教育资源数量和时空的放大效应，学生有机会更方便地接触到数量更多的、来源更宽泛(开源使获得他校的教育资源变得更为容易)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获得更为开放的“Super Market”式的学习选择；从教师层面看，开放教育资源能催生教师资源的优化与放大效应，从而减轻教学负担、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开源平台上，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能够督促教师加强自身专业学习、提高教学水平，同侪互助，最终达成共同提高。另外，教师可以通过开源平台的展示效应，共享学术贡献；从学校层面看，开源可以实现高校之间的优势互补，但打破管理上的分割，道路仍然漫长；开放资源有利于复合型人才培养；从社会层面看，在我国，开放教育资源将有助于大学担负起将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大国、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这一历史使命。他认为，目前我国开放教育资源项目的不足主要在于：开源实践呈条块态势，缺乏统筹规划；标准建设滞后，标准采用率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资源利用的绩效较低；版权、资金影响开源实践的可持续性。
4.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变革――新技术、新学习
新技术与新理论的不断出现及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给教育信息化工作带来新的活力，也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视角，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新技术条件的学习又该如何进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丁刚教授的报告以“教育信
息化与教育变革”给出了他对于新技术条件下，教育信息化引发的教育变革的思考。丁教授认为，转变教育方式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基于信息技术的的学习认知和环境的可变性问题。基于信息技术的学习认知和环境的可变性研究可以了解学习与环境间复杂的交互作用，解释学习随环境影响发生的动态变化。他指出，教与学的环境现在正在转向一个新的教学生态系统。作为反映认知的网络和学习之间本质的联系，在学校里使用技术的方式应该从“技术作为教师”转变为“技术作为学习的伙伴”。这些需要改变学习过程当中的认知方式，我们现在的中学实验都是证实的实验，它与真实的科学产生过程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必要重启证伪理论。推进虚拟仿真技术在科学学习中的具体应用，使科学知识与技能的实验不仅可以进行证实实验，更可以在虚拟现实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下进行证伪和试错的实验。丁教授认为，我们目前的教育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体现时代特征，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传统，甚至现在的办法不会比五六十年代进步多少，这样的改革是令人怀疑的。在报告中，丁教授还跟大家分享了2010年的Horizon Report中提及的从近百个新技术和众多新趋势中概括和提炼出6个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移动计算、开放课程、电子书、简单增强现实、基于动作的计算、可视化数据分析。丁教授指出，在未来五年内，这些技术都有可能在学习型研究机构中广泛用于教、学及其创新。
这些专家报告喻示我们，在信息化时代，“无所不在的学习”必将渗透人整个社会，并且越来越重要，并创造新的学习环境。学习者可以通过使用任何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同步或异步的方式，充分获取学习信息，进行更个人化、情境化、互动化的学习活动。无处不在技术的成熟，会改变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的影响和关系，改变第二课堂的概念和创建新型的学习环境，使教学环境与教学策略经历一场新的变革。
二、主题报告
浙江大学张剑平教授则从我国Ed.D试点概况，Ed.D培养的中外比较，Ed.D的教育技术课程规划和由Ed.D引发的思考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于Ed.D及其教育技术课程设计的理解。在对美国、英国、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国内外的教育博士的培养情况进行了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对浙江大学教育博士的培养课程体系进行了介绍，由此引出教育博士培养中的教育技术课程设计，并从基于数字化手段的混合型教学模式和国际化视野下的教材与案例库建设，谈了浙江大学关于新媒体与教育技术课程的建设思路。
华南师范大学的柯清超教授报告的主题是促进有意义学习的远程协作学习项目：设计、实施与案例。柯教授认为，远程协作学习项目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在真实情景下，应用信息技术开展校际的协作、对话与知识分享，通过知识创造活动实现有意义的学习。远程协作学习项目的设计应重点考虑学习任务、学习过程、项目评价的设计；实施过程需着重考虑学习前、学习中和学习后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策略。柯教授指出，远程协作学习项目是一种应用网络开展项目学习的教学方式，它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协作性和综合性等特点。远程协作学习项目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下，应用技术开展更大范围的协作、对话与分享，应用技术收集信息、组织数据，应用技术进行知识建模与创造，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实现有意义的发现式学习。它将丰富的教育元素融合到项目中，如跨学科内容、当地文化传统、社区服务、科学探究、跨文化理解与合作等。远程协作学习项目通过城乡学校远程协作的方式，可以实现发达地区学校和相对落后地区学校的教育资源互联、师生互动，促进信息化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造力。城乡学校的互联与互动，也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数字鸿沟，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的赵建华教授与大家交流分享了他们研究团队关于学生对小组学习的理解与态度分析的研究。赵教授认为，小组学习是一种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可用于组织协作／合作学习。在教学中，对于小组学习的组织和运用涉及到许多问题，如教学思想、观念、环境和策略等。在报告中，赵教授提出小组知识加工过程的实践模型，模型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个体理解、小组知识建构、小组学习工具和混合学习环境。他们采用行动研究方法进行两轮行动研究，所采用的教学环境包括课堂授课和WebCL网络教学平台。研究分析了学生们在混合学习环境下从事小组学习的基本体验。研究主要利用质的和量的数据对学生的体验进行分析，所获得数据分别来自课程开始阶段、课程中间阶段和课程结束阶段。通过分析学生们对他们对小组学习的理解和体验进行分析，获得他们理解与态度在该三个阶段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说明，学生们对小组学习的理解与态度的变化，同他们获得针对小组学习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在教学中成功运用小组学习，需要一定的组织与管理策略和技巧。
华中师范大学的赵呈领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基于SNS的混合式学习活动案例设计”，赵教授认为，SNS实现混合式学习的优势在于可以创建有特色的学习社、提供广泛的工具、网络意识功能很强大、社区网络权限设置很灵活等方面。在混合式学习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中，如何有效地组织混合式学习活动，最终使学生获得有效的学习，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活动设计的内容主要包括活动目标的设计、活动资源的设计、活动的组织和活动评价等，并以《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学习理论章节为例，进行案例设计介绍。
上海师范大学的潘以峰副教授的报告主题是“智能微格教学点播与评议系统的构建”，他指出，微格教学点播与评议系统的基本职能包括培训职能、远程教学职能、点播功能、评议功能和科研功能。微格教学点播与评议系统的应用环境是指微格教学实施的环境，一套完整的实验室应用环境包括微格教室、总控室、微格教学观摩室和准备间四个部分。微格教室实现的功能有智能化交互、网络直播、全自动录播、远程直播点评、智能跟踪等。微格教学的点播与评议系统软件是一个可以维护微格录像、教案，并且可以提供点播与评议功能的系统软件，可以实现课例综合维护、学生微格点播、学生微格教学与评议、多元评价、自定义量规、学生微格导出、教学技能维护和微格情况统计等。
三、专题分论坛
大会在围绕“计算机与教育：理论、实践与创新”这个主题上，根据会议议程需要，设置了包括世博新媒体技术与未来教育，在线学习的理论与实践，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育信息化的联动发展模式现场展示和智能学习技术等五个专题论坛。从与会代表分论坛的交流发言中，我们发现，本届年会的论文交流展现了“计算机与教育”的最新发展，凸显了新媒体技术与教育、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创新、在线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区域教育信息化、智能学习技术推进等议题。
1.新媒体技术与教育
有多位研究者介绍了正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所采用的新媒体技术和互动媒体技术，并结合自己的理解谈了这些新
媒体技术的特性及其教育应用的启示。新媒体技术给观众带来了互动新体验，世博许多场馆中应用的感应技术主要包括触觉感应技术、动态感应技术、光感应技术和视觉感应技术等，带来了视听新享受；借助新媒体技术缔造出独具特色的网上世博，具体表现出虚拟呈现、在线互动，永不落幕和三屏联动(电视屏、电脑屏和手机屏)特点。新媒体技术给教育带来了启示是，我们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创建生动形象的课堂情境教学；可以借助仿真三维虚拟展示的优势，更加直观形象便于学生理解；新媒体带来了全新的互动体验，这也是网络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世博中应用的互动技术主要有平面互动、空中翻书、触摸查询和桌面互动投影四种类型。这些互动多媒体技术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具有可以变化的介质(地面和墙面都可以作为投影介质，体现低成本和环保特征)；人机交互方式从鼠标键盘转变到人的肢体动作等更加自然的交互；信息传递方式也从被动变成主动。
一些研究者介绍了目前学界比较关注的云计算概念，分析了世博思科馆提出了城市云的概念；还有的研究者介绍了地域文化虚拟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实现方面的研究、三维教育游戏用于学习环境空间设计的研究、WEB3.0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等。
未来课堂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有研究者就泛媒体技术支持下未来课堂的互动进行了研究，也有一些报告侧重与新媒体技术应用下的非学习空间设计、研讨型未来教室的设计等研究。
2.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创新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是当前教育技术学科领域关注的重点，本次学会年会也有许多研究者与会交流了他们对于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有研究者跟大家分享了中小学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的探究，认为通过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的有机整合，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思想、结合新技术的特点创造新的符合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学效率；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的实施可以从基础教育阶段做起，进而推广信息技术与创新教育，创造性地开设“科学”课程，进行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创新教育以及注重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也有研究者就区域校际研修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与会进行了交流、利用信息化建设的校际差距，借鉴校本研修的模式，采用校际联动和校本研修结合的形式，以区域教育行政部门的视角，提出了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领衔+参与”校际研修模式。还有研究者在分析青少年网瘾的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教育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认为加强情感教育是防治青少年网瘾的一个有效途径。可以利用网络的交互性进行情感交流；通过多媒体网络构建真实情境进行情感教育；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情感教育。形成一种特有的信息知识和情感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情感教育的发展，最终从源头上解决青少年的网瘾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信息技术课程中基于问题的协作知识建构的教学设计研究、专题学习网站设计与开发研究、基于LEGO的“走迷宫”机器人教学设计问题、微世界支持小学科学发现学习的策略探究等。
3.在线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与会交流的报告中，有许多研究者探讨了在线协作学习与虚拟社区，如有研究者与会交流了基于角色的主题式网络协作学习方法及其案例分析，介绍了学习个体在协作小组中进行协作学习活动时的互动与角色扮演情况，验证CSCL协作角色分析工具的功能、性能和可用性，证明CRAT与CSCLEP对接的可能性。也有研究者就非正式学习虚拟社区的个案研究进行了交流，以Sybase交流群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非正式学习虚拟社区进行研究，从虚拟学习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构建机制、社区认同感、学习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还有研究者就基于教师团体的社会网络中心性与知识资本相关性研究进行了交流。认为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知识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以一个小学教师团队为样本，在社会网络的视角下通过回归分析和皮尔逊相关分析，对教师情感信任网络和工作咨询网络的中心性和个人的知识资本进行相关性研究。还有一些报告侧重对在线学习中所涉及资源中的中外网络课程的开发模式进行比较，以及学生网络活动时的知识建构等问题。
4.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
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是本届学会年会分论坛设置的一个亮点议题。会议邀请了上海浦东新区部分参与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的研究者、领衔校和参与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一起与会交流他们在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中的经验与感想。为了促进浦东新区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学生全面发展的均衡，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发起了区域联动发展模式，以领衔校＋参与校的联队模式，通过结对调研、构建平台提高教学研究能力，同时不断进行经验总结，推进“校本研修”，使得装备标准化、操作人性化、应用个性化。在交流中，有领衔校的一线教师介绍了他们作为领衔校在区域联动发展模式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方面做出的成果，也有领衔校的领导介绍了他们在电子白板应用方面的特色，演绎了电子白板在课堂教学中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一开始对电子白板一无所知到如今以电子白板为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模式。还有学校介绍他们学校逐步形成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与方法，如何成为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示范校。也有参与校的老师介绍他们作为一所参与校在领衔校带领下开展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具体过程，学校领导和教师共同参与到教育信息化的开展工作中，学习领衔校在Moodle平台构建和运用方面的经验，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5.智能学习技术
有研究者介绍了关于社会化标注的语义分析研究。从语义角度出发，对社会化标注进行研究。用户的标注行为体现着用户的认知过程，是用户对语义概念的选择使用。浮出语义是社会化标注中挖掘隐含语义知识的有效方法，标签本体则通过语义网技术实现了社会化标注的语义增强。也有研究者针对现在的现场答辩存在诸多弊端且日益彰显不公平性等问题，利用基于双线性对和椭圆曲线上的离散对数难题的门限签名技术，提出了在线答辩系统。该系统的显著特点在于可以确认答辩专家经过了主服务器的授权，并且答辩专家也不能否认自己所提交的答辩意见。门限化是该系统的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只要同意答辩通过的答辩专家的人数达到了要求的人数即门限值t，学生也就通过了答辩。该研究为签名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对在线答辩的普及以及包括在线答辩在内的现代远程教育安全性提高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有研究者跟大家分享了个性化智能评测系统模型、基于信息构建的网络教学平台身份构建与发展研究、基于Web的信息抽取及信息定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的研究、网络课程自动答疑系统的等方面的研究等。
四、大会论文情况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198篇，经过大会学术委员会部分专家的评审，在考虑到质量优先、兼顾地区学校分布的前提
下录用142篇，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届年会所收集的论文涉及的重点包括：理论探讨、实践应用探究、新方法新设计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会议论文集中具体论文分布如下图所示。
在这些收集的论文中，理论探讨部分的论文主要从教育技术领域到技术在教与学应用的多视角展开了探讨，将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与技术的教育应用紧密结合了起来。论文中既有对计算机教育应用问题哲学角度的思考，如关于教育技术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关于教育技术有效性的追问，网络学习的本质属性研究，周易、阴阳思想对现代远程教育的启示，参与性设计的内涵、哲学基础与时间旨趣等；也有对当前教育技术领域比较关注主题的理论探究，如教育游戏的设计规范，网络学习的相关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与批判，虚拟学习社区，Web2.0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理论及网络资源的开发模式等；另外也不乏有一些从一些新颖的角度探讨了计算机教育应用的一些问题，如关于信息技术隐性课程的思考，由青少年网瘾谈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情感教育网络教育的人文环境模式构建，科技人文教育研究等。
实践应用探究部分的论文主要从以不同的理念结合实践案例展示了技术教育应用的魅力，也为人们拓展应用的视野，给予了很多启示。本届年会收集的论文中也凸显和契合了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论文更多的关注新型技术的创新实践应用，如以“领衔＋参与”模式区域推进学校电子白板应用研究、促进有意义学习的远程协作学习的设计实施与案例、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培训中的应用探讨、智能伟哥教学点播与评议系统的构建、高等学校数字化教学平台的研究与实践、媒体资源管理系统的技术发展与技术应用、CAI中低码率音频压缩格式的适用性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等，还有一些新兴的Web2.0，3.0技术如DIIGO、GOOGLE-WAVE、SNS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等。
新方法新设计部分的论文主要从则结合现在与未来的应用，提出了方法与设计的新思路，为技术教育的有效应用带来有益的启迪。如关于教师团体的社会网络中心性与知识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双设计教育游戏模型的构建，学生对小组学习的理解与态度分析，基于LAMS的学习互动设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行为采集和学习质量评估模型设计，个性化智能测评系统模型，虚拟学习环境设计，基于角色的主题式网络协作学习方法，多线自适应的教育游戏教学过程设计，移动学习资源的微型化设计模型研究，基于网络活动的知识建构分析，基于AGENT的远程教学评价系统设计，远程职业教育学习评价系统的研究与设计等，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一种技术应用的新方法或新设计。
未来发展趋势部分的论文则主要从聚焦技术教育应用未来的可能发展，从理论、实践、技术、方法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预测与探讨。论文既有关于三维教育游戏的教育应用视角、社会化标注的语义分析、以活动为中心的学习体验模式设计、微世界、SECOND LIFE、VIRTOOLS技术在虚拟学习空间创设方面的应用等新型技术的教育应用方面的探究；也有关于未来课堂的互动研究，低碳生活与教育模式的研究，光动媒新技术的教育应用，非正式学习空间的设计，EPSS专家系统，智能导师系统等的模型构建，基于课堂的虚拟实践社群设计，IRS图在学习支持服务中的应用研究等新理念、新技术应用实践，体现了技术教育应用的未来发展。
五、结 语
篇9
1国外灾难护理教育研究现状
1.1灾难护理教育内容的构建研究
1.1.1基于胜任力构建教育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应基于健康保健人员参与灾难救援时的胜任力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准备的教育目标，并以此基础来确定灾难护理教育内容[2]。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较多是在专业学术团体的支持下完成的，如国际大规模伤亡事件护理教育联合会(INCMCE)与全国护理联盟(NLN)合作[3-4]、美国急诊医师学会(ACEP)与美国护士协会(ANA)及急诊护士协会(ENA)合作[5]、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与哥伦比亚大学护理学院合作[6-7]、美国健康研究与质量机构(AHBQ)委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循证实践中心[8]进行的研究中均提出了健康保健人员参与灾难救援工作时的胜任力，其中也包含部分护士群体的核心胜任力。这些研究提出的胜任力成为相关灾难救援教育内容的构建基础。但有护理教育者[2]认为，以上研究提出的胜任力对护理专业人员聚焦不够，研究视角也集中于核、化学、生物武器所致的MCI，较少涉及更广义上的灾难，如爆炸、放射性事件或自然灾难等，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教育内容不能涵盖灾难护理教育的广泛领域。
1.1.2基于灾难护理模型构建教育内容
除基于胜任力构建灾难护理教育内容外，尚有学者提出根据目前已有的灾难护理模型的研究成果构建教学内容。Jennings-Saunders构建的“灾难管理模型”[9]原用于指导社区护士制订灾难护理计划。该模型将灾难管理分为4个阶段，分别关注灾难不同阶段的护理内容，即灾难计划的目标和资源配置、灾难中的护士角色、健康需求评估和灾难后患者及人群的健康反应。Veenema构建了关于护士在灾难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3个不同阶段的特殊作用的模型[10]。Wynd[11]在整合前两位研究者的理论模型后形成了军队灾难护理的模型。以上模型均已被研究者用作开发灾难护理课程的工具。
1.1.3目前国外灾难护理教育内容
国外学者对于灾难护理教育内容的构建虽然还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任何导致MCI的事件均应归入灾难范畴，所有执业护士均应参加有关灾难护理的教育，以获得处置灾难所致MCI的基本知识和技能[2]。然而灾难是不可预测的，将灾难应急准备的全部内容纳入灾难护理课程是不现实的。ANA和美国护理学院学会(AACN)建议，面向护士的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均应设置灾难护理相关内容，但未规定具体的教育内容。目前国外灾难护理相关课程的名称、内容、学时及是否颁发证书等均呈现多样化态势，常见的课程名称包括突发事件或灾难管理及计划、突发事件或灾难应急反应、恐怖袭击和国家安全管理、灾难应急准备和灾难救援保健、灾难护理中的领导力等等。有教育者提出灾难护理教育应包含5方面基本内容[12-14]：(1)检测和报告异常表现；(2)伤病员护理；(3)护理实施的控制；(4)资源和应急准备计划；(5)公众管理。而另一项在威斯康辛州开展的重要研究[15]则认为8个基本内容应纳入灾难护理教育，即伤员分类和现场急救、生物所致疾病爆发的症状检测、重要资源的评估、事件干预指挥系统、检疫和洗消、现场心理援助、流行病学知识、临床决策和沟通交流。
1.2灾难护理教育项目的类型
国外开展的灾难护理教育项目可分为正式的院校课程和继续教育课程。一些医学和护理专业学术团体协作设计并开发了灾难救援相关教育项目，其中部分项目的对象包括护理人员。这些课程一般属于继续教育性质，可提供学分或认证，如美国医学会[16]、美国红十字和红新月会、CDC[17]、突发事件护理教育协会(NEPEC)与全国护士突发事件准备协会(NNEPI)[18]等。一些护理院校也开发和提供了相关的继续教育项目[19-23]。在正式的院校课程方面，美国Rochester大学护理学院率先提供了为期两年的灾难应急准备护理硕士课程[24]，此后美国、英国、芬兰等国家的护理院校陆续开设了突发事件护理和灾难救援相关的研究生项目和研究生后证书项目，其中有些授予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25]提供了亚专业课程，作为护理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Vanderbilt大学[26]还提供了突发事件应急反应的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护理博士项目。
1.3灾难护理教育项目的实施情况
Weiner[3]的调查发现，2001-2003年，在美国护理院校中灾难应急准备相关教育的平均学时数约为4h，教学内容主要来源于网络和期刊文章，其次是教科书或专家讲座，录像通常作为补充资源。大多数护理院校会利用以上资源中的2-3种辅助教学。教学方法较为单调，教师最常应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较少使用研讨法、远程或在线学习、野外实习、自主学习或其他方法。到2003年，几乎所有护理教育层次均开设了灾难护理相关内容的教学，在本科课程中整合了学时不等的教育内容，在研究生层次则有相关选修课、认证课程或学位课程，以及职后继续教育项目，根据课程性质不同，学时有所不同，但学时数远较2003年前增多。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远程或在线学习成为教学实施方法的主流，较多的认证课程和部分学位课程均全部或部分使用在线学习的方法，并且提供了在线的虚拟教室、电子邮件、电话等辅助教学方法。在校内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也较多地关注学生作为成人学习者的特点，使用了以学生为中心、自我导向和同伴分享的教学策略，如自主学习、研讨会、野外实习、模拟演练等方法。
1.4灾难护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灾难护理教育在国外护理教育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一致认为，在灾难多发国应开展灾难护理教育，灾难护理教育应面向所有护士，灾难护理教育的全部内容均应实施教学。与这个目标相比，目前的灾难护理教育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中仍存在较多问题。
1.4.1尚无具有普适性的灾难护理胜任力模型指导教育内容的构建
虽然相关专业团体均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每个报告适用的灾难类型不相同，适用的对象也不全是针对所有的护理人员，推出时间均在2003年以前，因此无法满足目前所有护理人员均需具备灾难护理核心胜任力的教育要求。
1.4.2缺乏具有普适性的灾难护理教育体系
由于各国均无强制规定在正式的护理课程中加入灾难护理教育内容，而且目前的护理院校教育课程已近饱和，很难再增加新的课程，护理教育者现在采取的折衷办法就是整合一部分教学内容到现有的课程体系中，或者是开发任职后的继续教育课程。也有教育者认为，灾难护理课程应选择最基本、最需要的内容作为教学内容，但目前无论是从基于胜任力还是基于灾难护理模型的角度构建的教学内容，尚不具有普适性。
1.4.3灾难护理教育的有效性缺乏研究支持
现行以胜任力为基础开发的灾难护理课程，其课程内容是否真正反映出胜任力的要求，尚缺乏研究报告支持，因此教育内容的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1.4.4灾难护理教育项目的开发较为困难
灾难护理教育项目的开发研究工作复杂，关于灾难护理的报道较少是以研究为基础的成果，而公开发表的相关教育培训文献也较为匮乏，因此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文献一定程度上需依赖于原始的甚至是零次文献，如会议报告等。在教育项目开发过程中，较难找到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灾难护理专家，这也是影响相关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目前对于灾难护理教材、教学策略和评价手段的研究尚不系统，已经开发的课程、教材及在线资源存在不能及时更新的问题[3]。
2国内灾难护理教育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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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英语教育的实践中，准确确立和及时达到科学的幼儿英语教育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它是行动的指南，是开展幼儿英语教育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布卢姆将教育目标分为三大领域：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领域；语言学家H・HStern对语言教育目标分类为：熟练、知识、情感和迁移的目标。从宏观角度而言，具有启蒙性质的幼儿英语教育的目标涉及认知、能力与情感态度领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围绕具体的教育目标来开展活动来更好的有利于幼儿英语的学习。
在幼儿英语教育的实践中，教师要更好的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兴趣是一种基本情绪状态，而且处于动机的最深水平，它可以驱使人去行动。美国的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认为，人类有一种自主，就是兴趣。儿童的反应是由这种内在动机驱使的。可见，兴趣是幼儿学习的前提、保证和动力。幼儿注意的集中性、注意保持的时间长短和情绪的积极性都是由兴趣决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认为情感过滤（压力）会影响学习行为，压力越小，学习效果越好。教育学家指出，对儿童的教育活动，应当是生动活泼、含义丰富和有趣味性的。只有激发起幼儿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才能提高幼儿英语教育的效果，才能减轻幼儿的学习负担，是幼儿学而知乐，破除对英语学习的畏惧感和神秘感。教师要注重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善于抓住幼儿的好奇心，调动幼儿的情绪、情感，采用直观形象的教具和生动有趣的方法及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使幼儿满怀浓厚的情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去接触语言符号，接受英语教育。教师应以幼儿的兴趣为先，为幼儿营造轻松、有趣、生动和真实的学习环境，否则幼儿会过早产生焦虑、厌学等情绪障碍，以致影响今后甚至是一生的学习动机。
兴趣是幼儿学习英语的前提，那么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幼儿英语教育的实践中，除了要培养幼儿的兴趣外，更要注重训练幼儿的模仿能力，从而打好语音预感的基础。语言学家S・I・哈娅科娃认为，在现有各种形式的符号中，语言是最高度发展的，也是最细微、最复杂的。语音是语言的声音，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共同基础，是语言的外在形式、物质外壳。幼儿英语教育中的语音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幼儿阶段英语教育涉及一些认知目标、涉及一些语言知识学习的话，主要是在词汇、句型等方面的学习中掌握语音的感性知识，即语感。心里语言学实验证明，幼儿期是语音学习的关键期，幼儿学习英语的优势在于语音，那么教师就要在日常的英语教育实践中，让幼儿在听说的活动中，在语言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大量语音熏陶，从而逐步学会控制发音器官，分析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及舌位的高低前后，掌握正确的语音，为后继的学习打下扎实的语音基础。幼儿在反复听、反复模仿语音的基础上，易养成自动化的习惯，形成一定的语音预感。教师在注重语音训练的同时，还应训练幼儿良好的语感，即直觉的感知和领悟语言的一种能力。初始阶段幼儿的学习不是理性的，而是直觉的，幼儿更多的是通过听觉、视觉等器官广泛地接触语言材料，熟悉所学语言的语音、语义等，更多的依赖语境直接感知语言信息。因此，幼儿期较易形成良好的语感，教师要努力创设语境，使幼儿在视觉、听觉上始终受到大量的语言信息的刺激，获得对语言的感受。
教师通过各种方法培养了幼儿对英语的兴趣以及打好了语音语感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幼儿就可以简单的进行英语交际。
在幼儿英语教育的实践中，教师可以采用“听说领先，启动开口”的方法来培养幼儿初步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听说领先，启动开口的实质就是以“听说为主”，不搞认读，以听说口语练习为教育目标来培养幼儿开口说英语，使之顺应语言发展的规律。幼儿期正处于口语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幼儿在读写之前，通过口语掌握了音位体系和一些基本词汇，那么今后英语学习的全过程将会迅速而有效得多。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书面语言是口头语言的视觉体现，书面语言的表达在口头语言里有其相应的语言对象。幼儿听觉敏锐、模仿力强，善于获得具体的语言信息，再加上自身的监控能力弱心理障碍少，只要有一定的环境，幼儿都能乐于开口，这样便于幼儿边学便用、学以致用，使所学的语言材料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
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和语言活动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使用语言是一种交际能力，语言功能的主要标志是交际功能。从实践中掌握外语，在真实情景中使用语言，才是基础外语教育的目的。儿童语言教育应重视通过培养儿童运用语言的能力以促进他们交流能力的发展。教师要努力创设使用英语交往的环境，让幼儿自然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中运用所学的英语，培养幼儿交际的能力。
幼儿英语教育中的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幼儿教师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实践，同时也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理论。幼儿教师对于幼儿英语教育中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幼儿对英语学习强烈的求知欲，并且让幼儿在学习语言知识的过程中打好英语语音的基础，启动幼儿开口说英语，培养幼儿初步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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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重要的，它是语文教学活动的主体，但仅此还很不够。“向45分钟要质量”的提法有其正确的一面，那就是教师必须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但如果理解为只要用好这45分钟就行了，就有“质量”了，那又错了。课堂教学只不过是教学活动中的一部份，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如离开了广阔天地，堵塞了多条渠道，只在那小小的“责任地”上下功夫，无论你怎样精耕细作，也决不可能有大的收获。科学的教育体系是一种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结构，其教育目标，只有通过多条渠道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为核心的现代语文能力作为语文教学的中心任务，树立适应于今天信息社会大生产的大语文教育观。
二、大语文教育观的理论基础
素质教育论、实践教育论、系统教育论是支撑大语文教育的目的、手段和方法的理论基础。
素质教育论认为，“素质高，有特长”的人，才是2l世纪的栋梁之才。未来学生应具备：（1）语文基础素质；（2）语文智能素质；（3）语文技术素质；（4）语文道德素质。而我们平时所教的学生，往往只追求期末卷面的成绩而忽略了对各种素质的培养。我校曾有一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到电台应聘，她的微机操作能力和语文成绩都不错，但却因为口语表达能力不强及普通话不标准而被拒之门外。所以，语文教学的目的不应只是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而是应把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作为最根本的任务，树立起大语文教学观。
大语文教学观把“实践教育知识化”作为理论基础，是为了解决如何发展学生特长、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问题，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
系统教育论强调教学过程的整体性。大语文教学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求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统一；（2）重视学生智能和个性的发展，要求知识和智能的统一，主张教学与发展的统一；（3）重视教材内容的基本性，要求范例教学与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统一；（4）重视学法指导，要求教法与学法统一，使学生沿着“主动学一会学一乐学”的方向发展；（5）重视第二阶段教学，要求第一阶段教学与第二阶段教学统一，让学生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
三、大语文教育观的实践方法
大语文教育观的核心是强调运用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进行实践，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总结出如下几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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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条件
（一）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
在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指导教育实践的理论必须保持自身的可实践性。因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能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些从学科逻辑体系中演绎、从其他学科移植或翻译引进的教育理论，因其缺乏与教育实践结合的土壤，缺乏与教育实践历史的、情景性的联系，很难直接用来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要具有可实践性，就需要经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过程。因为只有这样创生的教育理论，才能做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在创生指向上具有针对当下教育实践的目的性，具有走进实践群体内心世界的亲和力，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指导实践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系列实践特性。
纵观历史上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理论，可以发现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这是成为指导教育实践理论的前提。二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实践者行为的改变是教育理论最终得以实践的重要标志，它往往以师生形成新的操作程序加以显现。三是实事求是的推广性。教育理论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表明其对指导特定条件下的某些实践活动是有效的，但能否在一定层面和范围内推广，才是真正表明其指导实践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四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大众性，这正是教育理论走向实践群体的特有品格。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只有面向生活才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做到与时俱进；也只有面向大众，才能获得实践群体的支持，打牢践行教育理论的群众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
首先，要形成在二者结合中起桥梁作用的中层教育理论。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他提倡在整体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一类与特定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概念体系。中层理论的定义决定了中层教育理论建构者既要有扎实的相关理论基础，能准确、完整地、富有创造性地解读抽象的理论文本，又要与实践群体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丰富的关于当前教育实践的经验，并能深刻把握和理解当前教育实践的状态。中央和省市教科所研究人员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既是理论研究者又是实践指导者的双重身份，选择其中最为当代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将抽象的教育理论作应用性加工，对外来教育理论作本土化处理，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这样建构的中层教育理论，既坚持了抽象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又把其理论核心变成了易于为实践者理解和操作的方法，从而起着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作用。
其次，借助对教育政策的影响走向实践。教育理论要实现大面积地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最为有效的捷径就是通过影响教育政策的制订，借助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作用。要成为这种影响教育政策研制的教育理论，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具有参与教育政策研制的权力。这类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可直接以建议或提案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影响相关研制者的思想，将自己的理论渗透到教育政策之中乃至为教育政策的研制提供理论基础。二是教育理论本身恰好是教育政策研制者所需要的。就不同层次教育理论对教育政策研制的影响看，只有那些影响较大且反映了时代教育改革脉搏、代表多数人心声的基础教育理论，才易引起教育政策研制者的关注。因为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教育政策才能既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就应用教育理论而言，因其能为教育政策研制提供具体建议和技术支持，因此只要研究的问题与政策制订者所要解决的难题相关，就容易引起关注。至于推广性教育理论，因其关注的是教育理论具体化、实效化的推广办法，与特定情境中教育政策的研制和教育行政直接相关，因此这类理论也为教育政策研制者青睐。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次对应性
从教育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划分上，可区分为“事实——规律”“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等层次。就教育实践而言，可分为国家和省区教育行政——市县校行政——师生群体三个层级。尽管个别层次教育实践群体可以同时与多个理论层次结合；同一层次教育理论，也可能为不同实践层次者所用。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不同层次实践群体的需要层级和对理论的解读能力不同，制约了其在选择与之结合的教育理论层次上具有较大的偏好和主流特征。这就要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满足“门当户对”的层次对应条件，才能实现“幸福”的联姻，产生“耦合”效应。根据二者的层次特征，笔者拟从三个层面考察其结合方式。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结合。即“事实——规律”“评价——规范”教育理论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其多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体现出来。为了有效实现宏观层次的结合，在政策研制过程中需要邀请各类教育专家参与，以便吸纳广大教育研究人员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次是中观层次的结合，即“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层面教育理论与市县校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在当前条件下，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通过学习相关“评价——规范”理论，结合上级政策和法规精神制订考评方案；根据“规范——行动”理论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实现该层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再者是微观层次的结合。即“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教育理论与教师层面实践的结合。教师通过学习并运用相关“规范——行动”理论，解读、内化市县校的实施细则，结合长期积累的教育经验，转化为指导自身教育实践的操作程序，实现教育理论向实践的转化。[2]
上述结合表明，每一教育实践层次都是对应两个层次以上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层次既连接上一层次实践群体，又指导下一层次实践群体，以形成两个实践群体之间相互沟通的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内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外在强求，而是内在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个体内化教育理论的心理机制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实现面上推广。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个体心理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个体应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的。教育理论影响教育实践的第一步是实践者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演绎生成过程，其认识是沿着原理论——概念论——感性论的路径进行的。实践者通过这一步形成能切实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内化理论，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问题解决者内在实践经验的结合。第二步，实践个体应用已经内化了的教育理论指导具体实践活动，并从中积累经验，发现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理论。实践者通过这两步，完成从内化他人理论到自我理论的生成过程，在个体认知上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仅此还不足以促成实践者付诸行动，还必须以知的统一为基础，通过情感的动力作用促使其自觉地实践教育理论。这就要求教育理论实践者要注意首战必胜，让自己一开始就尝到甜头，形成积极实践教育理论的心态。践行教育理论的长周期性决定了实践者必须经历持之以恒地实践，才有可能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践行教育理论中，实践者必须有战胜困难的意志，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为了增强实践者践行教育理论的意志力，除了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实践者的思想境界和目标追求外，要在每一关键环节对实践者的微小成功予以物质和精神激励，促使其形成自我效能感，不断增强内在成就动机，产生坚持下去的决心。[3]同时，实践者之间也需要一个宽松的内部心理环境，要及时给失败者以鼓励和关心，促使其产生感激、报答支持者的情感，把关心转化为再次实践的动力。只有实践者把内化了的教育理论转化成特定环境中的实践情感和意志力，他（她）才能持续地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二者全程和全面地结合，并最终形成预期的实践效果。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
教育实践群体是以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方式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因此教育理论是否符合实践群体文化心理就非常重要，它直接制约着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的选择，影响着其对教育理论理解的深度和应用的广度。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教育理沦与实践群体传统文化融合的心理机制。[4]一是根据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解读的民族性，创造易于为本民族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二是引导实践群体形成自觉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职业道德。在相关政策和舆论宣传影响下，促使实践群体逐步把学习、理解、研究教育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形成违反教育理论将从内心感到有违教师职业的不安感。三是理论研究群体应从心态和情感方面与实践主体群产生内在融洽。要善于根据教育实践群体需要，自觉地变革教育理论，形成分解与重构抽象教育理论的习惯。通过分解细化，把实践群体难于理解的教育理论体系逐级转化为便于操作的教育理论。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外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均有很强的价值性，其中必然暗含利益和情意倾向。教育理论在走向实践过程中，实践主体群必将从自身利益立场对其进行选择。只有那些给实践群体带来实际利益的教育理论，他们才积极选择并乐意践行之。
由于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生存环境和利益立场的差异，要让教育理论的建构者更多地理解实践群体的利益，必要时可建立二者密切结合的利益拥绑机制。一是形成教育理论研究者乐于参与实践，教育实践群体积极追求理论学习的制度。就当前我国的情况看，国家已经借助学历教育和课题项目等激励机制，较大程度上调动了实践群体学习教育理论的热情；主要问题是如何让理论研究者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扎下根来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还没形成。二是形成激励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群体代表共同制订教育政策，共同参与重大教育课题攻关的机制。以此创造更多机会让实践群体发表对教育理论的意见，促进教育理论研究者积极吸收其改进建议，借助二者密切合作的方式创新教育理论。三是在创建与应用教育理论中，要注意利益机制的作用。对理论研究者而言，需要站在实践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建构出符合实践群体价值取向的教育理论。就实践者而言，首先教师要有为学生发展舍得牺牲的精神。因为教育理论更多是从学生利益的角度设计的，其在走向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要求教师比过去付出更多精力，同时还要承担因实践新理论引发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风险。[5]其次，在新教育理论的推广中，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先选点实验，以调整教育理论在实践中造成的利益分配偏差。同时，注意将实践群体的阶段获益与最终获益结合起来，形成逐级获益的机制，以确保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持续发展性。
总之，只有借助外在的利益激励机制，将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出来，促使理论群体向实践深入，反思抽象理论实践化的思路；引导实践群体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反思自我经验普适化、理论化的加工方法，以此促成二者同绕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协作建构“抽象理论——中层理论——实践机制”纵向贯通的教育理论体系。用这样的教育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再配之以践行教育理论的情感和意志，才能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彭泽平.“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命题的再追问——从命题合理度、作用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9).
[2]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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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对造成教育理论和实践断层的现象进行剖析，分析其形成原因，并针对性地找出摆脱这种现象的对策。
一、国内教育理论与实践断层的原因
1.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国内教育实际是形成断层现象的主要原因
要寻找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出现断层的主要原因，我们就不得不追溯至教育理论的源流。
对于教育理论的源流，有些教育实践者也是琢磨不定，认为教育理论要么是我国古今教育家冥思苦想的结果，要么是漂洋过海，翻译引进而来的舶来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教育理论是我国传统教育理论与国外教育理论的结合，既有对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的借鉴，又有对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继承。然而，自从19世纪80年代西方教育理论初次登陆中国以来，教育理论已经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了。其中，在20世纪20到40年代，教育理论研究基本是采取了模仿和剪裁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将主要精力用在教育学科教材的翻译和介绍上，直接的后果就是难以与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我们知道，教育的产生、发展都是来源于并服务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当教育理论脱离个人的实践体验，缺乏人文关怀，只是一味地生搬硬造，强调形式，忽略了教育实践的丰富性、经历性和完整性，就会形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2.教育理论难以被教育实践者接受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断层的直接原因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研究者过多地徘徊于“学术性理论”的范畴之内，在浇筑出各式各样楼阁的同时，却架空了真实的教育实践体系。而教育理论的实施只有在被教育实践者接受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在现实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实践者往往是依据具体的教育实践情景进行的，而教育理论只是理性思考的基本依据，是一种笼统的概括性的理论，往往无法清楚地描述出每一个具体情景下的教育实践过程，也就是说教育理论的针对性不强。如果教育实践者不能够接受教育理论，那么教育理论就不能够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和教育实践的实施者之间也产生了越来越难以融合的现象，因此，教育理论难以被教育实践者接受则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断层的直接原因。
二、解决国内教育理论与实践断层的对策
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断层的原因，笔者相应地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促使教育理论能够更稳健地发展，教育实践可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有机地结合，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依托、相互完善的良好境界。
1.使教育理论向通俗化、现实化转变
教育理论的通俗化即理论应为大众服务。从理论上来说，道理并不深奥：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理论上升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
但从教育理论书籍发行的现状可以看出，目前的教育理论研究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难懂，很难引起普通民众的兴趣，因而离普通民众也越来越远。由于理论和实践脱节，一般民众得不到理论的适当滋养和正确引导，多数人的教育行为也越来越陷入经验和感性的歧途。
教育理论现实化是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的需要。同一般理论一样，教育理论对教育现实是一种观念形式的把握而不是感性的改造，它提供的是一种教育理想而不是一种教育现实存在。无论从主观发展还是从客观需要角度看，教育理论都需要现实化。
使教育理论向通俗化、现实化转变并非无稽之谈。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庄子》、《论语》、《老子》等等在今日大众的眼中已是深入生活、贴近生活的指导思想。也许在十年前这些“之乎者也”的书籍还只是文人学者的绚丽财富，但今天却成为街头巷尾普通大众愉悦内心的枕边书。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对这些经典著作做了进一步诠释，进而推出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品三国》等图书能销售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甚至几百万册更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理论是可以走出楼阁，迈入通俗和现实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从教育理论到教育技术、方法直至教育实践的路径来紧密连接教育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模式中，实践者通过掌握教育理论，将理论较直接地应用于教育实践活动之中。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理论可操作性强，便于普及和应用，成效明显，付诸实践立竿见影，缺点是理论较多地顾及了具体情景，虽然针对性强，但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从教育理论入手，逐步使教育理论转变为教育理念，最后影响教育实践的方法。在这种模式中，教育理论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实践者对他们的教育信念和实践的因果关系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将自己从不合理信念和误解中解放出来，形成实践者的理性自主，从而导向更为合理的实践活动。以实践主体观念的改变为起点，为实践本身的改革提供思想前提，从而影响实践效果。
2.辨析化、理性化地开展教育实践
教育理论是一种以教育实践作为分析对象的特殊性知识，而教育实践则是一种活动。
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把教育理论看作是具体教育实践的指南，事实上这是对教育理论的一种误解。因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不存在一种直接指导的关系，而同时，当我们把教育理论当作了教育实践指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就放弃了教育理论对于教育实践的批判功能。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教育理论的适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有效的吸收和采纳，尽量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辨析化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也有一些教育实践工作者仍然以怀疑的目光来审视教育理论。他们认为，教育经验直接来源于教育实践，远比教育理论有用，一味地推崇教育经验，用经验排斥、取代甚至否定教育理论。教育经验对教育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意义，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和常识的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经验到理论的升华，没有感性到理性的跃进，就不可能获得关于教育的规律性的认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极强的惰性，导致僵化和保守，从而在低水平上重复教育实践。针对这种状况，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我们应该持有创新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融会贯通地内化教育理论知识，缩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距离，对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和提升，成为不断反思的“反思实践者”。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解决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断层现象，既要大力提高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和专业水平，也要加强教育实践实施者对教育理论的全面深入和有针对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高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勇于开拓的精神，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创新，一定能够跨越这道鸿沟，创造出适应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天地。
注：本文受到“军队科研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赵明.教育理论通俗化问题初探［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9，（2）：8-15.
［2］ 曾茂林.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条件及机制［J］.教育理论研究，2009，（4）：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