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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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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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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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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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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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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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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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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了文化层面。最为著名的流派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学派。其代表人物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他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动态文化和异质文化。佐哈尔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受系统关系的制约，是一项复杂的动态性活动，而不是一种预先可以固定的活动。所以，从文化形成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某种互动。因此，翻译在系统范围内也就是在不断变化的，这些互动相互密切关联。
佐哈尔还认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诸多弊端，过分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的分析，应该建立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用现行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取代。因此，他批评了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埃文-佐哈尔，2002：20），转而在总结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理论，即多元系统理论。基于形式主义，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是由系统组成了混合体（杨柳，2009：31）。
佐哈尔把文本看作由多个层次组成的结构，让这些结构变成了一种多变的动态网络。一方面，他吸取了索绪尔的“结构”这一概念，同时全面摒弃了索绪尔用静态结构来解释语言系统的做法；另一方面，为了强调社会文化系y的历时和共时的互动作用，提出了“动态结构”的概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文学系统
佐哈尔特别强调指出：多元系统论的原则之一，是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这一原则对文学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仍然有人混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佐哈尔2002：21）。因此，他为文学系统提出了三对相互对立的概念：（1）经典化和非经典化（canonized and non-canonized）模式的对立，或者说“高雅文学”和“理俗文学”的对比。通常较为保守的“经典化”模式会试图维持自身的主要地位，而其他创新的“非经典化”模式则试图取代前者的核心地位。（2）中心与边缘（center and periphery）位置的对立。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3）主要和次要（primary and secondary）活动的对立，即创新和保守的对立。对某一文化多元系统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兼顾主要和次要两种模式，对实践中的翻译实例进行全方位描述。
这三对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关联，而是由人为设定的，受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可以互相转化。一个文本不是由其内在特点来决定其在系统内的地位，而是由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
三、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的影响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对当代翻译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多元系统理论让传统翻译研究摆脱了静态和孤立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以动态观点分析翻译的有关问题，实现了推陈出新。第二，多元系统理论研究强调以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为基础，而非假设或解释，译者参与具体研究和论述，使得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第三，多元系统理论之前的其他翻译理论以翻译产品为主要对象，而非理论本身，研究产品成为翻译研究的目标，该理论则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为传统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带来了三大根本性变化，即综合的解释性，合适的实证考查以及理论的历史演化。
四、结语
佐哈尔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的规范进行了具体阐释，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该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因素组成的一个多层次集合体，随着其中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该集合体也会变化和发展。因此，多元系统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人们面临的棘手的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以批判性的态度看待。
参考文献：
[1]杨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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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需要借助业务流程重组技术对现有会计业务流程进行彻底改造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新的管理观念和。业务流程重组的概念及具体定义有很多，其中，汉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的概念较具有权威性，并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业务流程重组是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地重新设计。重组的过程是要从客户需求和企业战略目标出发，以信息技术、人与组织管理作为重新设计和实现的手段，通过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的彻底变革，达到满足现代企业降低成本、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适应客户多变需求、提高企业整体绩效的业绩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信息本身就是会计活动的产品或结果，会计活动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如何提高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特别是如何更好地为会计信息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降低会计信息生产成本、提高会计信息生成速度，是会计核算系统改造所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基于此种理由，对现有会计核算系统实施业务流程重组，是寻求会计发展和飞跃的重要途径。
现有会计业务流程是建立在会计分工下的一种顺序化业务流程。劳动分工需将一定的过程分解为具体的个别作业，并认为管理活动的重点是在于提高个别作业的效率。基于此，在会计业务处理中，通常将会计系统分解为原材料核算、工资核算、固定资产核算、成本核算、报表编制等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括一些具体核算模块，形成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然而，这种所谓详细周密的组织结构也造成了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对分割的事实，形成了特有的“孤岛”现象。“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提供“属于会计基本业务的东西”，且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会计软件技术只能是对手工会计的简单模仿，起到的作用无外乎就是减轻手工强度、提高会计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而已。而真正体现决策和控制导向的现代会计理念，就必须打破单一的、顺序化的会计业务流程，而代之以面貌全新的“多元”和“事件驱动”，会计信息处理采用事件驱动（Event Driven）方式即意味着平时不在进行顺序化信息处理，存储在计算机中的只是一些原始性信息，当使用者需要某类或某种专用信息时，只要驱动相关专用信息代码，就能满足其各种“特殊需要”。这时，会计系统作为一种高度集成化的系统而存在，它既是业务和会计两大系统的综合，也是财务管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统一。在集成化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不再是彼此孤立的信息孤岛，管理会计将成为主体，财务会计则主要是用来对外提供信息和为管理模型提供资料。与此同时，集成化系统还突破了会计核算中记账和算账的诸多框框限制，增加了大量的非货币性信息输入和输出。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业务流程重组更像是一种经营哲理。它和在分工论下会计业务流程相比，既是一种工作方式再造，同时也是一种补充。基于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下所提供的业务流程并不是对传统单一会计信息提供的业务流程取而代之。随着Internet技术不断完善，架设在网络平台之上的所有数据仓库，都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标准编码的源数据信息的传输、搜索和控制。每个能够进入Internet的客户，只要建立了加工模型库，就能按照重新分类汇总模型、财务报告模型、预测模型、决策模型等，采用事件驱动原理，收集、和提取数据仓库中的信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会计信息频道将会满足众多不同口味人们的观看需求。
三、多元性会计信息网络系统建设，需要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进行支持，而采用分布式对象技术就是解决整个系统的动态问题基于网络上的信息集成系统是包含有不同计算机及设备通讯、不同数据库信息共享、不同应用软件间数据交换等所有技术的集成总和。它对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作用。在集成化系统的基础上，对企业各种资源和制造过程进行优化、利用、排序及其重新调整，是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实现生产经营低耗、优质、高产的技术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期，哈林顿（Dr.Joseph Harrington）提出的CIM理论，其核心就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系统观点和信息观点，也即使用计算机采取信息集成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生产制造，以求得企业整体效益提升。
系统的充分集成实际上就是解决系统的动态化，而要使整个系统真正能够动起来，就必须采取分布式对象技术（Distributed Object Technology）。系统的动态性是能够有效实施实时控制的前提和保证。由于现有系统大多是在一系列子系统的层面上被组织或集成起来的，换句话说，现有会计系统的功能划分是基于子系统这样一种粒度相当大的层次上，整个系统的划分是将其所有功能性切割成若干个功能包，而所有功能包实际上又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企业业务流程是由企业中不同角色的一系列活动所组成。因此，动态企业模型要求必须实现业务流程再造，即要求在活动这个功能层次上对系统进行集成改造，形成一种小粒度的功能划分。但正是这种功能划分粒度上的矛盾，使得现有系统的体系结构成为实现动态化的障碍。因此，要实现多元性会计信息系统的动态，就必须找到这样一种软件集成技术：它能够把各种小粒度的软件功能单元灵活地组织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那些软件单元又能够自由地运行在网络环境中。分布式对象技术正是这样一种先进的软件集成技术。
Internet技术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具有彼此捉进的作用。作为一个通讯框架，Internet为分布式对象技术广泛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并由此可以推动类似技术应用的蓬勃发展。分布式对象技术改善了基于Web应用的质量，大大增加了Internet价值。这种共生关系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它使得应用系统在设计开发及维护等诸多方面都已经不同以往。其主要技术特征包括：可以灵活地混合和搭配来自不同客户的相互操作的软件对象：可以集中管理和监控软件对象；由数据仓库集中存储会计信息，使得配置和维护客户端系统所需费用大大减少。
实现基于分布式对象技术的动态系统，还必须完成如下一些任务：将组成系统的各个模块分解成一些基本任务或活动的功能单元；依照分布式对象技术标准将这些功能单元封装或设计为标准对象；定义业务流程集及其角色；建立业务功能模型、业务流程模型、业务组织模型和系统配置模型，同时，建立工作流程控制机制；建立分布式环境，其中，主要是建立分布式对象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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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九十年代末才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
这一理论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是该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二是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
近年来这一理论在中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多元系统把翻译放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这些宏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三、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文学
1924年，梯尼亚诺夫在论文《文学事实》中提出，文学事实是一个“关系实体”；1927年，在《论文学进化》中又提出，文学的进化在于“系统的变异”，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这样的文学其实就是一个系统。但这个系统绝非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文学现象必须在共时和历时的层面上进行关系研究。从共时角度，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从历时角度，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文学系统包括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和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佐哈尔强调应该把翻译文学看作一个系统，将其纳入文学多元系统。各种翻译作品或翻译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起一级或二级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在译入语这个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为此，佐哈尔勾勒了三种使翻译处于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
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Even－Zohar，1990）。
第一种情况如以色列，第二种情况如低地国家，第三种情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现存的种种文学模式对年轻作家没有吸引力，他们就转向国外寻求（“五四”中国翻译）。在这几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但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因此，翻译活动会变得频繁且重要，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四、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分析
多元系统论将经典化的产品与模式和更加富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的边缘产品与模式系统地联系在一起，使一些在传统上被忽视的文本和形式得以再现。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翻译的操纵性质和翻译的效果都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翻译研究成为文化史研究。（Hermans，1999：118）
多元系统理论的方法论以文学的系统概念为基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将翻译文本接受为既成事实，探讨造成其特定本质的不同因素。这种研究方法给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然而佐哈尔声称要客观地观察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一种非精英的、不带任何价值标准的模式来摒除各种偏见的观点是不无问题的。但正如赫曼斯指出的，观察要做到绝对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总是从某个文化和历史的语境或某个多元系统的位置进行观察的（Hermans，1999：36）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忽视非主流形态的作用。社会是多种意识形态共存。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译者及其翻译策略。这样，不论是翻译文学处于Even－Zohar所概括的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一个社会的翻译行为也不会是如他所说的那么单一，而应该是复杂多样的。
五、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在当前国际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开辟了一条“翻译最终超越规约美学的道路”，为翻译，特别是外国文学的译介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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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多元理论自近代被引入国内以来，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该理论由以色列文化学家伊塔文?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把翻译活动放在一个由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例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多元系统中来研究。此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翻译状况研究是否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展开讨论。同时，该理论也受到很多批评，很多学者也指出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基于此，赫曼斯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操纵学派，在此方面对多元系统做了补充。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二、多元系统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这些系统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地在斗争以取得中心位置；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文学多元系统依然“稚嫩”。二是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弱势”。三是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者真空。
三、操纵学派理论简介
操纵学派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文学翻译。代表人物是赫曼斯和勒非弗尔。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文，勒非弗尔认为，文学（包括创作和翻译）可以看作是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具体指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等。当一部作品远离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时，“专业人士”就会站出来进行干涉或禁止。主导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诗学和意识形态。外部因素则指赞助人力量。因此勒非弗尔总共提出了三个要素：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力量。
四、从多元系统论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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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科学与文化交流的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非汉语读者。如何将古典文学中的精华英译以便使更多读者领略到其美妙之处，成为越来越多翻译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以其遣词精当、准确传神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译作也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特色、翻译策略、语篇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探究。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浮生六记》翻译尚不多见。本文试将该译作置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以期对作品中的部分特点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希望能对该译作以外的翻译实践活动有所启迪。
二、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虽然佐哈尔借鉴了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但他并没有像后者一样把目光都集中在“阳春白雪”式的所谓“高雅”文学形式上而摒弃诸如儿童文学、惊悚小说等边缘内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与其他系统一样，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集合体，各系统间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统内总体上不停发生进行中的动态过程。”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天振，2003）
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文学的系统性体现在如下两种情况中，一是翻译语言（即目标语）选择翻译的作品，二是翻译规范、行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统所影响（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将以《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证。
三、多元系统理论在《浮生六记》译作中的体现
（一）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
所谓“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体现出的就是当时目的语社会文化对译作内容的选择性。译作的选择在于译者的意愿，而译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包括其个人兴趣等。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政治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历史先锋派相继出现，曾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由盛转衰，现代主义逐渐兴起。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向更广泛的文学领域求索。在多元系统论的主张中，翻译文学也是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若想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新方向，翻译文学便是必经之路。而《浮生六记》的内容，正如林语堂在译者自序中提到：“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行文“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情调：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是‘最令西人听来如痴如醉之题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带给当时生活在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读者以新鲜的艺术体验。在这种需求下，《浮生六记》能直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刘彦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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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
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
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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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霍尔姆斯
詹姆斯・霍尔姆斯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人，翻译文化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学科建设方面。当人们还在争论翻译是否该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霍尔姆斯就在其《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里提出了关于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构想，该文章也被普遍认为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1]在文章中他探讨并阐述了诸如翻译学学科的命名，研究范围和划分等一系列学科基本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图。
塔玛・埃文-佐哈尔
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从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统（Polysystem Theory），他本人也被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他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统组成。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理论术语。所谓的“多元系统”，指的是社会中各种相关的系统――文学以及文学以外所有相关的系统的集成，用以解释该文化中全部的书写; 佐哈尔在阐述多元系统理论时，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2]
吉迪恩・图里
吉迪恩・图里在对希伯来英语翻译文学进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和霍尔姆斯的描述性翻译理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译学理论和方法。图里不仅在理论上分析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实践基础上对以经验方法进行的描写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只要在译入语文化读者眼里把一个文本视为翻译，它就是翻译，而不是说要翻译成什么样子才能称为翻译;图里因此提出翻译要以译入语为导向的观点，形成注重翻译的译语文化、译语文化特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方法。[3]描写研究在实际研究中积累丰富的事实根据，不仅对翻译行为做出详尽的描述和解释，从而有充足的根据做出合理的预测，而且为学科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
勒菲弗尔和巴斯奈同倡导翻译研究向文化回归，并合作出版了《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将翻译纳入文化构建的大视野下。[4]勒菲弗尔主要考察的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改写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Lefevere，1992）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5]在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看来，改写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限制：一是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内部，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所组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诗学;另一个则来自于文学系统的外部，即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即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也许他支持这种意识形态，也许赞助人将这种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而巴斯奈特的翻译思想主要通过她对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视线等方面的表述中体现出来。她认为，翻译决不是纯粹地语言行为，而是植根于有关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对等就是源语与目标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6]
必须说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都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每个体系也许会从多个角度有分别有侧重的进行阐释，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举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或其侧重点。但他们因同属文化学派，其理论必然会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来研究翻译，而把翻译研究与外部世界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去探讨翻译目的、策略、翻译文本的形成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问题。有人批评文化学派脱离了翻译本体论研究，过于强调文化等因素对翻译的限制和影响，但文化学派的研究确实为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马士奎.詹姆斯・霍尔姆斯和他的翻译理论[J]. 上海翻译科技， 2004，（3）.
[2]孙文龙 周评.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J]. US-China Foreign Language， 2005，（6）.
[3]单伟龙 于应机.传统译学研究的跨越：图里的描述翻译学研究[J].老区建设，2008，（12）.
[4]吴莎 屠国元.论中国近代翻译选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840-1919）[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