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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农业生态实际是农业生态学，是研究人为干预下农业生态系统的生态问题的科学。农业生态研究的就是这种人为干预或控制下农业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人类调控和合理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所以，它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侧重于原理的探索和规律的追求。“生态农业”从字面上看，它本身是一种农业类型，它和旱地农业、能源农业、有机农业等一样，是一个以特殊方式经营的农业生产体系。生态农业的理论基础是农业生态学，生产对象是农业生态系统。它们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不能分离的。
3新时期中国推行的生态农业建设
3.1中国生态农业的类型
无论什么样的生态农业模式，都是在一定区域的土地类型上进行的，无论其规模如何，它们都是一个农业生产的系统，并且是一个结构和功能都优化的生态农业系统。依据各生态农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中国的生态农业可以分为以下五种生态农业系统。
1)生物立体共生的生态农业系统:根据各类生物群落的生物学、生态学特征和生物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考虑到不同的生物对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等的不同需求进行合理组合，最终实现不同生物立体共生的生态农业类型。
2)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系统:一种按照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规律设计的一种良性循环系统。
3)主要因子调控的生态农业系统:针对当地的主要环境问题，采取人为措施对其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加以调控和治理。
4)区域整体规划的生态农业系统:在一定区域内，运用生态学规律，提高自然环境的协调能力，从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3.2中国生态农业模式案例探析—以贵州从江县为例
中国幅员辽阔，沿海较发达地区和内地欠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从而使得两者的生态农业在发展过程、模式选择和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本文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总结了其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经验，对本省同类型城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2.1从江县区域发展概况
从江县全县山地面积2963km2，占总面积的91．34%，坝子面积64km2，占2%，河流滩涂面积占4%。从江县属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8．4℃，森林覆盖率65．13%。从江县属珠江水系，支流纵横、水源丰富。通过资料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地区，耕地资源相对缺乏，且以梯田为主，粮食生产难度极高，产量低。
3.2.2从江县因地制宜的生态农业模式
1)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模式:从江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稻鱼共生、玉米同收的生态农业模式，根据稻鱼鸭共生的原理，在稻田养鱼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生产经营。
2)特色优质农产品产业化农业模式:从江县因地制宜地生产发展高品质、特色农产品，加强产业化建设，一方面减少了粮食生产的压力，另一方面促进了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发展。
3)以沼气为纽带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农村沼气建设已经成为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沼气起着连接种植与养殖、生活与生产用能的纽带作用。
4)旅游业的发展:从江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由于相对闭塞的环境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从江县拥有独具特色的苗族、侗族的民俗文化，有足够的旅游吸引力。
3.2.3从江县生态农业模式经验总结
从江县根据该县的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生态农业模式积极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增长，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根据这些问题总结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首先，存在大面积的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某些模式的应用推广比例在不断减小，对此国家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形成多方面的参与机制;其次，优质农产品种植面积不大，基础设施薄弱使得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较差，应在优化农产品内部结构的同时建立各产业的农民协会，改善基础设施;最后，农村劳动力减少，交通不便利，一些先进生产技术的运用又需要农民从生活习惯上作出改变，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支持措施，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建立完善的后期保障服务体系。
3．3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展望
目前，中国农业已经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全面推动小康社会的发展建设，社会对农产品和食物上的要求不仅是满足数量上的需求，更多的是从农业生态环境和食物安全方面对农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做更多的系统研究，使科技顺利地融入到生态农业的发展当中，例如利用遥感技术，对土地盐渍化、作物病虫害、环境污染等进行动态研究;应用卫星成像系统，辨别农作物病虫害，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情况恶化。中国农业应建立因地制宜的生态农业模式，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系统能力，减少人为和药肥的投入，改变其现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资源环境的综合利用率，最终实现走生产安全可靠且高质量的农产品与生态环境健康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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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教学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参与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心理学的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关系的理论以及弗洛姆的期望理论。参与式教学法有利于学生自我设计，根据自己的兴趣拓宽知识面，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对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处主创新能力有重要作用。农业生态学是生态学理论及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的课程，它既具有生态学理论的抽象性、数理性强、逻辑性严密等特点，同时具有农学应用性、实践性和参与性的特点，在农业生态学教学过程中运用参与性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参与式教学的概念与特征
参与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多元协作性的参与方式来展开教学过程，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过程中有主导作用或价值的有机组分。使教学系统中各组分间的互动性更强，对学科的一些关键知识元的认知、理解、应用更全面。参与式教学充分让学生自主思考，运用个体或团队智慧，让学生自己组织教学过程。因此在其教学形态上呈多样性特征，尤其是在上课方式上、在参与的人员数量上、在教学传播媒介的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形态。比如在参与的人员上，除了有班级教学以外，可以采用小组教学、课堂讨论、个别化教学，在教学传播媒介的形式上，可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在参与过程中，参与的主要方式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直接参与课堂中的参与、自主式参与（以主题方式）或命题式参与，间接参与就是开展一些其它教学活动或过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过增元认为，参与式教学法有四个特点：（1）开放式的教学内容；（2）提问式的讲课；（3）无标准答案的习题；（4）论文形式的考试。所谓开放式的教学内容是指对该学科现已有定论的内容，以及学科最新的研究内容和前瞻性内容，是教学内容的一种延伸。提问式的讲课是教学过程中两个主体（学生与教师）间的相互提问式教学。无标准答案的习题是指在教学中要引入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使学生自己寻找答案。论文形式的考试，题目可以学生自选，或者教师抽取。
二、农业生态学参与式教学的主要形式
在当前农业生态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形式与手段主要包括课堂讲授、实验实习、课堂讨论、课外习题、考试或论文综述等五个基本方式，其中课堂讲授与实验实习占主要部分，这表明目前的教学是以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掌握为主，这也是一般课程教学的特征。在当前农业生态学的理论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将各个农业生态原理讲深讲透，以便让学生较深入地学习和掌握农业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再经单纯的课堂教师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即使加上实验实习，也只是让学生初步掌握能流、物流分析及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评价等基本的方法，很难让学生完全掌握从事农业生态学有关的科学研究方法，难以培养学生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能要求教师课堂讲授要结合生产实践，尤其是教师的生产和科研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生动讲解，讲活讲懂，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但即便如此，学生还是感觉有些空洞。针对当前的教学现状，引入参与式教学方法，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创性。参与式教学法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正规的参与教学法，另一种是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加入参与式教学法的元素，当前适宜的方式是后者。农业生态学的参与式教学主要有问题式与专题式两种形式。（1）问题式，问题式就是通过即时性问题的提出和针对性问题的设计，来实现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性，以提高学生随时性或针对性来解决问题的能力。随时性的问题主要是课堂教学过程中随问随答的，带有随机性，但可以引导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和思想的集中度。针对性问题主要是针对目前农业生态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由教师给学生出题目，可以由个人或团队的组织形式来完成。学生通过理论学习和查阅资料，将自己的观点、看法及解决方法等写出课堂发言讨论提纲，在课堂展开讨论，或由学生主讲，最后教师总结发言。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并可集思广益，较全面深入地认识所讨论的题目（2）专题式，专题式是形成一些农业生态学的专题组织形态，如研究兴趣小组、社团等，以小团体的方式对农业生态有关专题进行自主式学习、研究与应用，或对农业生态意识进行传播等活动。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采用编故事、绘画、戏剧小品表演、辩论赛，以及按教学者要求制订研究计划或实施计划等生动活泼，形象直观的形式。这是一种教学的延伸，需要引导与相关制度的支撑。
三、参与式教学在农业生态学教学中问题的设计
依据农业生态学的学科性质与教学内容，在问题的设计上应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即在每章节中都可以设计相关问题以开展主题参与式教学，但依据现在的教学状况，不可能所有的知识点都进行参与式教学，因此在农业生态学参与式教学中，知识点问题的设计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热点问题，二是关键知识点问题，三是身边的生态问题等。（1）生态热点问题，当今生态热点问题有很多，如气候变化、水体富营养化、水资源问题，等等，可以结合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专门设计，展开参与式教学。如在物质循环一章中有关氮、磷物质循环这一知识点，可以针对太湖问题进行设计，要求上课的全体学生以整体的形式，分成四个团队，每个团队各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太湖问题，并且要求四个团队所解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形式不限。每个学生在团队中的要有明确的分工，如收集资料、制作PPT、撰写课堂报告等，这不仅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发挥团队精神。（2）关键知识点问题，农业生态学的知识点较多，在农业生态学关键知识点的问题设计上，可以采用课堂随机提问的方式与主题设计的方式进行。（3）身边的生态问题，生态其实就是一种生存状态的表达，人们生活过程中都涉及到相关的生态与农业生态问题。这些主要是以课堂上随时提问为主进行，适当地开展主题式的参与。
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机制建设
参与式教学在实践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作为农业生态学的参与式教学,主要需要加强与完善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生态学课外活动配套方案，并建立学生参与模式与教学考核制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制订一套与农业生态学关键知识点相关的社会实践体系；建立在课程教学结束后的学生参与农业生态服务的机制与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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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国勤.农业生态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建设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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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学报》(半月刊)创刊于1981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我国生态学及生态学各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本刊宗旨：报道生态学领域最新的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推动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发展，培养造就生态科学研究人才，为知识创新服务，为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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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物检疫
加强植物检疫是贯彻预防为主，保障水稻生产不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例如，和县2008年首例细菌性条斑病，就立即采取封锁、消灭措施，以防止植物检疫对象传出扩散。
2加强预测预报
加强预测预报并及时发放宣传到户，做到有情必报。预测预报工作在如今农户分散经营且多为老人妇女的情况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预测预报可指导他们及时准确地用药，控制病害发生及蔓延，以避免造成农作物减产、品质下降。
3农业防治
一是选用抗病、耐病品种。和县农业经济支柱产业大棚、中棚、小棚甜瓜后茬不少为晚粳。水稻条纹叶枯病在不同品种间表现差异很显著，例如和县近年推广的安选晚1号、宁粳2号等表现为抗耐病性，常用品种武运粳7号因感病而停用。二是合理密植及肥水管理。以增强作物抗病性，较好地抑制稻瘟病、纹枯病发生。
4物理防治
日光晒种、温水浸种，可杀灭病菌。或通过汰选种子，利用健全种子与被害种子在体型、大小、比重上的差异进行分离，剔除带有病害的种子，可达到防治的目的。
5生物防治
目前在水稻上已广泛使用农用抗菌素，如经久不衰的井冈霉素、春雷霉素和刚投放市场的四霉素等，在病害防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生产无公害农作物的首选生物药剂。
6化学防治
加大植物检疫工作是农业主管部门和植保部门的重要职责，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由于种种局限不如化学防治收效快、效果明显、使用方便，因此农业生产现实中农药防治仍占据主要角色。由于当前市场的开放性，不少经营户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不知或分不清真菌细菌病毒以及它们的繁殖增殖、传播方式。因此，应加大对农资经营户的培训力度，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方法。
恶苗病是一种细菌性种传病害，发病后几乎无药可治，浸种灵或强氯精药剂浸种是防治此病的最佳方法。在苗床病害防治上，基肥不宜过多或过少，氮、磷、钾需平衡施用以提高秧苗抗病性。立枯病可用20%甲基立枯磷1 000倍液喷雾。疫病可用恶霉灵400倍液喷雾，苗瘟用三环唑或稻瘟灵防治效果较理想。在大田病害上，条纹叶枯病可选用抗病耐病品种，麦收前后防治灰飞虱以减轻其发生危害，药剂宜选用吡蚜酮、烯啶虫胺;直播稻宜选在6月上旬，避开灰飞虱发生高峰期;并实施健身栽培，合理密植和合理施肥，提高作物抗病性。防治细菌性条斑病用强氯精浸种，杀死附着在种子上的真菌和细菌;秧苗二叶一心期后用36%三氯异尿酸900g/hm2对水450kg喷雾，隔5~7d再喷1次;水稻成熟后，秸秆需带出田外处理，稻谷单独存放，谷壳集中销毁，不可扫入粪坑作农家肥下田。防治纹枯病可实行健身栽培，合理密植和合理施肥，还可用井冈霉素或三唑酮防治，效果很明显。防治穗颈瘟可选用优质、高产、抗病或耐病品种，科学施肥，浅水勤灌;在孕穗末期至抽穗始期用20%三环唑或30%稻瘟灵乳油防治。防治稻曲病应加强栽培及肥水管理，氮、磷、钾合理施用，浅水勤灌，干湿交替，施足基肥，多施有机肥，后期少施或不施氮肥;还可用40%井·蜡芽可湿性粉剂或好立克于破口前后防治2~3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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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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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正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非凡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动世界的“中国粮食”，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非凡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闻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治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浇灌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治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假如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重，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给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给，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答应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把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非凡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假如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闻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熟悉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非凡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非凡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熟悉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熟悉，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重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续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究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熟悉，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熟悉和正确判定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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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农学专业是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门类，是实践性、技巧性和技术性含量较高的一门专业[1]，是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加速生态和环境建设等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学科。实践教学在高等农科类专业素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智能型农业人才的重要环节[2]。
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始建于1936年，为本校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专业，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本专业于2010年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一直以来，学院都高度重视学生实践环节的锻炼，在建好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的同时，先后与校外的各级农业科研单位共建了12个校外实践基地，为实现创新型复合人才培养目标奠定了基础。然而，多年来，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实习基地建设并不能完全满足现有学生的需求，实践教学条件与本专业本科教育对实践教学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部分校外生产实习基地由于经费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工作也刚起步，相应的工作机制及合作方式都还需进一步探索与完善。因此，如何通过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让本专业的学生从课堂走向田间，从书本走向生产，使学生树立劳动、生产的实效思想至关重要。
一、新农村建设对农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除了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持外，更为重要的是智力和人才的支持。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是具有创新思维的会技术、懂经营、能领导的新型技术应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交际、管理、经营等各个方面的技能。农学专业是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重要门类，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更需要丰富的实践能力[4]。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现象，实践教学环节更多的是从课程或学科的角度来安排，结果造成学生用在书本知识学习的时间偏多，而进入实验室，进入农村社会参与农产品开发经营、参与实际生产的机会太少。用人单位也反映现在农科院校大学毕业生普遍存在动手能力差、写不好工作总结等问题。因此，本专业人才培养急需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以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二、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并结合福建农林大学地方院校的特色，我校农学专业新的培养目标确定为：本专业培养具有农学方面特别是作物生产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毕业后能胜任作物栽培、良种培育、种子生产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农业科技人才。根据新的培养目标，我们进行了相应实践教学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如下：
突出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掌握农业生产核心技术为重点，提出本专业的技术能力结构，以此为依据更新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
以实用为目的，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加强课程之间的联系并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出发，打破课程分割并相对独立的传统培养模式，将全部的专业课程实践整合为几个大的模块。
坚持内涵发展，以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为重点，“农科教、产学研”联动为手段，创新实践教学方法，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专业课程与农业生产实际接轨，缩短学校教学与农业企业生产之间的差距。
三、实践教学改革内容及其实施
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构建了以“基本技能实践模块、专业技能实践模块和创新创业实践模块”为主要内容，具有层次化、模块化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见图1）。形成了“学生进校就实践，4年训练不间断”全程阶梯递进的实践教学模式，并确立了校内与校外并重、侧重于校外的多元化实践教学格局。
（一）基本技能实践模块
该模块以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操作技能为目标，安排在一、二年级从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一是加强专业基础课程实验课训练；二是新生进科研实验室参与实验操作训练。专业基础课程实验方面，除了传统的生物科学类和作物生产基础类实验外，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业人才的要求，主要增加了生物技术类实验（见图1），使学生能够及时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新技术；其次，学院对农学专业实践进行大胆创新，充分利用科研平台、科研资源、教师及研究生资源，吸收本科生积极参与科学研究，鼓励大学一年级新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用业余时间加入到老师的科研实验室，跟着学哥学姐们参与一些实验的基本操作，形成了“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的科研团队。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本专业90%的学生在一年级，都有不同程度地进入不同平台、不同课题组开始科研训练，为他们今后在二、三年级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奠定了基础。
（二）专业技能实践模块
该模块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为主要目标。在一年级主要增设《专业基本技能实践A》和《专业基本技能实践B》课程，要求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根据作物种类的不同，结合现代农业机械的使用，完成作物栽培管理全过程，目的是让学生对田间生产实践内容，有一个初步认知。其次，是在二、三年级进行专业课程实验及实习训练。过去农学专业课程的实验课及课程实习均跟随着每门课程走，由于每门专业课程都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导致了课程内容交叉和重复，因此，我们对专业课程的实验及实习内容与方式进行了大胆改革与创新。专业课程实验方面，主要是促进课程之间的融合，更新实验教学内容，强调实验的综合性、创新性。例如，将作物栽培学的水稻不同育秧方式的实验与作物生理生态课程的水分对作物胁迫的实验相结合，探讨不同栽培方式下环境水分变化对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再比如将栽培学的水稻生育时期观察与育种学的水稻杂交实验相结合，避免了两门不同课程同时都要对水稻幼穗发育过程的介绍。实验内容改革的同时，我们也进行了授课方式的探索，授课方式打破了传统仅局限于实验室的方式，而改由老师可以直接带学生到地头进行现场教学。专业课程实习方面，打破了以往单一模式，将全部的专业课程实习整合为几个大的模块，每个模块内容由几个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及校外专家共同参与指导。具体做法是：在3年级学生学习作物栽培学、育种学、种子学等专业核心课过程中，组织学生到校外实习，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组织学生参观先进种子公司的生产繁育基地、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生产单位，并要求每个学生参与某些生产环节过程，二是组织学生走村入户实地调查和咨询，通过调查问卷、访谈交流、田间实践等方式了解当地农村的耕作制度，作物布局、新品种推广、土地流转等情况，让学生全面了解种子生产及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现状。课程实习改革，加强了校企合作，促进专业课程与农业生产实际接轨，缩短学校教学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差距。本科四年级主要安排毕业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实施，通过论文的撰写全面提升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创新创业实践模块
该模块以创新创业能力训练为主要目标。主要内容有：“一组一分地”创新创业实践，即农学三年级学生每5个同学组成一组，每组同学有一分的土地，每组分配2个指导老师，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设计种植制度、田间种植模式，安排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等对比试验，完成田间管理、作物生育记载，并在作物收获后，独立提交生育动态报告、田间专项调查报告、产量估测报告及生产过程问题分析报告等多项报告。其次是，依托创新和创业项目，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申报创新创业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总结，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科研兴趣。
四、主要成效
（一）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提高
通过几年来实践教学的改革，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实践能力逐步得到了提升。从课堂走向农村，让学生到生产第一线实习，使得学生对基层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当他们目睹了农村生产水平低，广大农民渴望得到科学技术的时候，深深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坚定了学农、爱农的信念。最明显的一点是过去将实习生分配到农业企业，很多用人企业直接表态说不要，他们反映说送来的学生还要手把手教他，而且教了还不肯学。这两年情况有了极大改变，学生毕业前就会有很多用人单位来学院联系要人了，2014届农学专业就业率就高达97.33%，名列全校前茅。2013-2014学年，我专业学生参与省级以上学科竞赛16人，学生科技竞赛获奖作品4项。12人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5项，校级5项，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果申请了3项专利，形成了学生参与科研和科技创新活动良好的环境。
（二）促进教学改革及精品课程的建设
专业实践改革促进了课程教学体系的全面发展。一是促进了教学改革，2014-2015年农学专业获得立项的教学改革项目有：农学专业课程实习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科教深度融合视野下农学专业应用型人才教学模式探索、作物学院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模式与运作机制探索、应用PDCA模型持续提高农学课程教学质量、教与学反思视野下提高《作物栽培学》课程课堂教学效果的探索等5项。二是整合教学资源，建立起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课程网站”。三是加强核心课程群的建设，以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段，改造和提升传统优势学科，建立起了以作物栽培学为主干的“作物生产类”核心课程群。其中，农业生态学为国家级双语课程，农业生态学、遗传学为省级精品课程，作物栽培学校级精品课程。
（三）校企合作，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
教师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近几年，随着高校扩招生源的增加，学院也新增了不少新教师。目前，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专任教师共19位，其中有8位都是近2年从高校分配来的。年轻教师有干劲有活力，但他们基本都是从学校走向学校，普遍缺乏实践经验。专业实践改革实行模块化模式后，要求每个模块都要有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指导队伍，同时加强与地方企业及农业专业户的合作，地方企业技术专家也参与指导学生实践，既推进农科教合作、产学研结合，同时也使得广大师生尤其是年青教师在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四）建成一批高质量的校内外实训基地
几年来，在校、院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逐步完善了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实现了实验教学、专业实习、科研训练和创新创业计划一体化，为实现创新实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取得显著成效。对校内21亩的教学实践基地进行改造，完善四个本科实践教学功能区，即：①本科实践教学工作区；②课程实验教学区；③设施栽培示范区；④作物标本展示区。完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已有的校外12个校外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研究基地原单位合作共建，定期下拨一定的经费，用于改善个别条件较差的校外实习基地住宿条件，完善其功能，拓展其容量，成为学院永久性的教学实习基地。其中，福建农林大学三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成为教育部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福建农林大学漳州甘蔗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农业部和教育部共建的大学生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参考文献：
[1]唐鑫华，邹得堂，王敬国，等.地方高校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3，（9）：106-109.
篇8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四）动手能力弱化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6个小麦品种，6个玉米品种，4个小豆品种，2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2003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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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学科建设是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依据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对学科发展进行规范。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高级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基础，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学如果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就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就会在社会上立足。加强学科建设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务的前提下突出重点，突出特色。鉴于历史、区位、人才、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着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学科建设上更应注意将自己的特点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突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来加强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长江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本着“支持重点、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则，确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汉平原涝渍地开发”、“楚文化”研究为三大特色学科。也正是有了这三大学科的建设，不仅使学校在“油藏描述”、江汉平原涝渍地综合开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荆州古城墙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带动了学校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2004年里，长江大学就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居湖北省属高校获奖成果数之前列。
二、科学研究在特色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2.1为传统学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动力
传统学科是原有学科经过长期建设，多年发展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学科的局限性日渐突出，各种各样的矛盾会日渐尖锐。要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充实新的内容，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形势。“农业水利土资源利用”是设在长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也是一个传统学科。在学科建设中，该学科人员紧紧抓住“江汉平原四湖涝渍地改造与综合开发”的科研课题，对以四湖涝渍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涝渍地特征为代表的南方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出“对同类型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在该项科研活动的过程中，项目承担者既充分地应用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的理论及相关知识，又通过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使400多万hm2次的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受益，产生了6亿多元的经济效益，也充实了该学科的内涵，为其他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2.2促进相关学科共同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重要的生存空间。特色学科建设需要相关学科及科学研究的参与、渗透和支持，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参与能起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火花，产出新的科技生长点，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学科建设。在“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的建设者积极争取并参与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建设条件。该学科共主持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资助项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项目、湖北省重点攻关项目10个，湖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12个，研究经费达到350万元，加上日方的总援助金额6.5亿日元，该学科5年间拥有的科研经费总额达到788万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溶入，相关学科也有人员参与，均有了较好的收获：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多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也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获取了大量资料，产生了涝渍特定背景条件下的新理论及新技术。这样既支持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也丰富了自己。这样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也促进了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通过科学研究的磨练和相关学科力量的参与，使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我校走向全国、占领全国湿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的制高点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2.3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发展，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
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使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建设，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将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科建设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在长江大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这种事例不时可见。如农学院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又将研究成果迅速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学科培育的大麦品种“鄂啤2号”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通过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种鉴定；啤饲兼用大麦“鄂啤5号”也于199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鉴定；我国第一个利用辐射育种成为种植面积上百万亩的高产、优质、多抗棉花品种“鄂棉15”于1990年通过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产、抗病、抗虫新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选出了早熟、高产、抗病三系杂交稻“汕优8号”，早熟、优质籼稻品种“青草早”，野败型雄性不育系“温线早A”和籼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农5s”；同时还先后选育出油菜“鄂油长荚”、“鄂农82矮蚕豆”、大豆“鄂豆6号”以及红麻、苎麻新品系和杂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计18个品种（系），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hm2，增加经济效益15亿元。
三、加强科学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目标定位
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标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现状，在运用科学研究策略促进特色学科建设的策略中也有一个目标定位问题。大目标虽然有可能产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标定得太高，难以达到，则反而会产生一些负效应，从而影响这一策略的继续实施。从现实与超前两方面综合考虑，应考虑所有现实条件（含现实可利用的条件）为上限，这样较为稳妥。
3.2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包括进行科研所需的设备，资金、物质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顺利进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及相应待遇等。要实施科研强学科、强专业、强学校的战略，必须要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一个系统工程。实施单位亦要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充分考虑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在硬环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进行设备的整合，或集中财力解决一定关键设备，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关单位的设备，在软环境方面，要制定相应鼓励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员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
3.3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组织众多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条件。团队精神强，众多科研人员能够集合在某一个旗帜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较大，反之则不然，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员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单干户、“夫妻店”是很难再成气候的。与国家重点院校相比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条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团队精神则有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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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研究在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
学科建设是根据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依据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意识地对学科发展进行规范。学科是高等院校进行高级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基础,是高等院校的基本元素。一所大学如果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就会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影响,就会在社会上立足。加强学科建设就要在符合高校三大任务的前提下突出重点，突出特色。鉴于历史、区位、人才、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地方高等院校有着自身一定的特色和不足。因此,她在学科建设上更应注意将自己的特点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结合,突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来加强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建设，并以此带动整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长江大学在学科建设上本着“支持重点、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高水平”的原则，确立了以“石油科技”、“江汉平原涝渍地开发”、“楚文化”研究为三大特色学科。也正是有了这三大学科的建设，不仅使学校在“油藏描述”、江汉平原涝渍地综合开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荆州古城墙野生植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带动了学校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仅在2004年里，长江大学就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居湖北省属高校获奖成果数之前列。
2科学研究在特色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2.1为传统学科的改造增添新的动力
传统学科是原有学科经过长期建设，多年发展的产物。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点，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学科的局限性日渐突出，各种各样的矛盾会日渐尖锐。要扭转这一现象，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充实新的内容，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形势。“农业水利土资源利用”是设在长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也是一个传统学科。在学科建设中，该学科人员紧紧抓住“江汉平原四湖涝渍地改造与综合开发”的科研课题，对以四湖涝渍地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出了以四湖涝渍地特征为代表的南方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开发利用的理论与技术体系，研究出“对同类型的区域农业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在该项科研活动的过程中，项目承担者既充分地应用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的理论及相关知识，又通过研究、探索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使400多万hm2次的易涝易渍的中低产田受益，产生了6亿多元的经济效益，也充实了该学科的内涵，为其他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2.2促进相关学科共同发展
科学研究是学科重要的生存空间。特色学科建设需要相关学科及科学研究的参与、渗透和支持，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参与能起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知识碰撞，产生新的知识火花，产出新的科技生长点，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学科建设。在“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的建设者积极争取并参与各种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建设条件。该学科共主持承担国际合作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等资助项目及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北省重大科研项目、湖北省重点攻关项目10个，湖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12个，研究经费达到350万元，加上日方的总援助金额6.5亿日元，该学科5年间拥有的科研经费总额达到788万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溶入，相关学科也有人员参与，均有了较好的收获：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多项；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2部、教材4部。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农业生态学等学科也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获取了大量资料，产生了涝渍特定背景条件下的新理论及新技术。这样既支持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学科，也丰富了自己。这样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农业水土资源利用”的学科建设，也促进了相关学科建设与发展。通过科学研究的磨练和相关学科力量的参与，使该学科及相关学科组成的学科群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我校走向全国、占领全国湿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与利用的制高点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2.3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发展，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
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使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地方院校也在其列。地方院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促进特色学科建设，产生更多的科研成果，将学科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科建设也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在长江大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这种事例不时可见。如农学院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注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生产实践中寻找课题，进行科研，又将研究成果迅速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学科培育的大麦品种“鄂啤2号”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通过湖北省和四川省品种鉴定；啤饲兼用大麦“鄂啤5号”也于199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鉴定；我国第一个利用辐射育种成为种植面积上百万亩的高产、优质、多抗棉花品种“鄂棉15”于1990年通过省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命名；育出了棉花高产、抗病、抗虫新组合“HZ101”和“HZ401”；在水稻方面，选出了早熟、高产、抗病三系杂交稻“汕优8号”，早熟、优质籼稻品种“青草早”，野败型雄性不育系“温线早A”和籼型光敏感核不育系“湖农5s”；同时还先后选育出油菜“鄂油长荚”、“鄂农82矮蚕豆”、大豆“鄂豆6号”以及红麻、苎麻新品系和杂交水稻新品系1-94、1-161等共计18个品种（系），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hm2，增加经济效益15亿元。
3加强科学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1目标定位
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目标越大、投入越多。限于地方高等院校的现状，在运用科学研究策略促进特色学科建设的策略中也有一个目标定位问题。大目标虽然有可能产出大的成果，但若目标定得太高，难以达到，则反而会产生一些负效应，从而影响这一策略的继续实施。从现实与超前两方面综合考虑，应考虑所有现实条件（含现实可利用的条件）为上限，这样较为稳妥。
3.2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所需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包括进行科研所需的设备，资金、物质的集合，后者包括保障科研工作顺利进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及相应待遇等。要实施科研强学科、强专业、强学校的战略，必须要从大局着眼，从战略的高度来组织、实施这一个系统工程。实施单位亦要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充分考虑科研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在硬环境方面，可以在研究的主要方向上进行设备的整合，或集中财力解决一定关键设备，亦可以“借般出海”，借用、租用有关单位的设备，在软环境方面，要制定相应鼓励政策，使具有科研能力的人员人人思科研、人人愿科研、人人能科研。
3.3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组织众多科研人员进行攻关的一个重要条件。团队精神强，众多科研人员能够集合在某一个旗帜下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群策群力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成攻的把握就大，出成果、出大成果的希望亦较大，反之则不然，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使集合的科研人员都能有事干，能干事。不然，只靠单干户、“夫妻店”是很难再成气候的。与国家重点院校相比较，地方高等院校的人力、物力等条件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团队精神则有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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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篇12
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耕作学科的原因有两个：①现代科学对合理耕作制度的技术体系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并开始应用;②在社会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结合有关作物的套作、间作、复种、布局及用地养地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结合耕作制度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一门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关系密切的综合性较强的边缘学科就是耕作学，从近些年来看，对耕作制度的研究已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热门关注，对于多熟制、旱农以及免耕、少耕等问题已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将seminar教学法应用于耕作学课程的教学中，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使学生在农业生产中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且通过讨论提高学生的发散思维，加强合作交流，促进理论与技能的实践应用能力及科研创新能力。
一、Seminar教学法
Seminar教学法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单向式、垂直式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它是以教师和学生为共同体的教学主体，是学生为探究某一问题而与教师共同探讨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Seminar独具特色与其活力与创新。Seminar教学法的表现特点：第一，Seminar教学法不仅能够使学生充分理解和吸收所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一个教学互动的过程，能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营造了课堂教师―学生、学生―学生之间的氛围;第二，Seminar教学法中教师提出某一问题，供学生讨论，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动机和创造性思维，学生能够在交流当中进行思维发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第三，Seminar教学法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的科学前沿相关联，督促学生查阅资料和相关文献，总结科学前沿，提出问题。从而改变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第四，Seminar教学法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平台，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二、耕作学的飞速进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立国之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可持续农业为世界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各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1世纪，世界农业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格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农业发展方式、类型的日新月异提供了充足条件。随着无污染、无公害、反季节性农产品倍受青睐，出现了立体高效型农业、超级型农业、设施型农业、观光型农业、保健型农业等新型农业。高新技术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问题，减少及消除资源超耗、浪费及环境破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是高新技术的两大核心框架。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胚胎移植技术等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卫星定位（GPS）、计算机、遥感等信息技术成为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新潮流。同时精细农业也是中国农业前进的方向。
三、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中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耕作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中的重要性。耕作学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但它与社会经济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与作物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气象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等相互联系与渗透。它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和以种植制度为主体的内容系。其主要研究的任务是农业的全面增产技术体系与农作物合理布局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Seminar教学法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在课题中获得相关学科知识的平台，而且Seminar教学法重点强调了实践、合作与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2.耕作学着实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从生产实践中获得研究方向和课题，从而服务于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和品质是农业生产中的终极目标，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现状的重要课题是在耕作学中获知的。在Seminar教学法中一条独特的途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Seminar教学法通过理论数据分析和生产实践和运用耕作学知识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确切问题。
3.耕作学教学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可在Seminar教学法中体现。近年来，耕作学的研究范围还是实践意义，其研究进展在国际上的十分迅速，大量的研究论文每年都有发表。学科的前沿，理清学科的重点，把握学科研究方向和阅读重点是教师必须依据的。Seminar教学法的推广使得学生必须阅读和查阅相关问题的大量阅读材料和相关文献。这样非常有利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学习的主动性及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课题与学术前沿接轨。
四、Seminar教学法在耕作学课程的应用
在耕作学教学过程中实施Seminar教学法，应该不拘泥于课本知识，要结合生成实践和科学前沿，对实际生产问题的灵活处理，将较近科研成果和实际生产问题植入Seminar教学，让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更好的培养。比如研究耕作学的种养结合与庭院经济中分为不同的研究小组，例如庭院立体种植模式和庭院的立体养殖模式等。研讨会以Seminar的形式进行，可邀请学科的资深教授、生产一线专家参加，还可以邀请兄弟院校的专家参加，并对某一题目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大家可对演讲者合理提问。具体实施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耕作学科的特点，老师提出研讨章节的具体题目，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追踪并把握研究发展动态和科学前沿。利用课堂时间（1小时30分钟）进行研讨。
2.主持人介绍（2～3分钟）。主持人有任课老师担任或者邀请专家担任，简要介绍研讨内容的主题及科学前沿。
3.宣读主题报告内容（约30分钟。由报告小组派出代表发言，发表想法，陈述观点，也可结合自己认为感兴趣的命题进行陈述。报告内容要求学生用精练的语言、主题明确、简介精简明了，针对耕作学前沿中某一具体问题研究进展利用多媒体进行论述。同学或者邀请专家提问（约15min），要求报告小组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或发表看法，或对相对的命题进行辩论。这是研讨过程中最精彩的部分，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学术积累和思辨才智。
4.由主持人进行总结（约5分钟）。邀请专家点评、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对学术问题进行评价，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对讨论内容的理解和印象，并做好阶段性的总结
5.发表小组总结（约5分钟）。主要由发表小组对本次讨论内容的准备、发表的学习心得进行总结。
6.Seminar的课程整改。研讨结束后由发表小组根据讨论的内容和专家的建议认真修改报告的内容，为了能够使资料得以保存，最终由学生将报告内容装订成册。
篇13
1传统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职院校农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大多分配到基层，直接指导农业生产，进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和农村基层管理等方面工作，没有较强的实践经验，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因此，实践性教学环节有待加强。
1.1实践性教育环节系统性和整体性薄弱
农学专业实践性教学受到教学计划和作物生长季节性限制，教学安排很难让学生观察研究大田作物的整个生命周期;农学实验中，往往只能借助标本，让学生了解某种作物某一生育期的形态、特征;缺乏现场，不能深入生产第一线，学生对农村、农业、农民缺乏了解;学生缺乏对农作物全面而系统的了解，掌握的只是抽象的概念，掌握的实践操作技能也不系统，在生产第一线实际应用容易出现各种问题[2]。
1.2社会、学校经济条件影响实践教学质量
现有的教育观念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思想落后于环境，与理论教学比较，实践性教学环节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实践性环节的质量。由于受实习经费限制，对实习环节进行精减，一些实习费用较高的环节只好变相取消。原有的为期4~5个月的分散毕业实习，大多因实习差旅费、学生生活补贴等上涨难以维系。另外，教师到实习点进行实习指导难度大，实习质量难以保证。
1.3就业压力使毕业实习效果下降
学生毕业不包分配，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通过双向选择就业，众多大学生从3年级第1学期就开始联系工作单位。这给学生的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同时对毕业实习也带来冲击。毕业实习是分散的，遍布各个县市，学校不能对其进行严格管理，一些学生就利用实习时间联系工作单位，毕业实习质量难以保证[3]。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使得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原有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生产劳动、生产实习、社会调查、农业推广、毕业实习、农学实验等6个环节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
2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基本内容
2.1基本思路
农学专业的实践对象主要是种植在大田中的作物，有季节性、农时性，不同于实验室实验。因此，有必要把生产劳动、专业劳动、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教学实习、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生产实习、毕业论文或设计等环节重新整合，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理论教学的实践性体系。把实践性教学环节纳入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和考核办法。根据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现有的条件，可重点加强农学专业，尤其是一些主干课程，如病虫害防治、作物栽培、作物育种等的实践教学内容。学生入学后每学期均开设实践性课程“专业实践”，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将主要专业课(如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耕作学、农业生态学等)中的实验、教学实习与生产实习，以“一门必修课程”性质进行定位和建设，改变原来依附于专业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成为一门与理论课相独立的实践性的专业骨干课程，并使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系统化。完善实践教学模式，拓宽专业口径，扩大知识面，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锻炼，教育教学的效果明显提高。
2.2基本内容
(1)设置七大实践性教学环节。根据新形势下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确定七大实践性教学环节，即社会调查、生产实习、专业实践课、教学实习、实验实习、科研训练、毕业实习等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学生3年学习中不间断地全面实施。
(2)开设专业实践课，并作为实践性教学内容列入教学计划，贯穿3年全学程。2、3年级还安排4~8周到实践基地进行生产实习锻炼。
(3)实践教学3个阶段侧重点各不相同。第1阶段:1年级进行专业思想和基本劳动技能培养，以参加农事活动和社会调查为主要方式。劳动技能培养根据农时季节，每学期为30学时。重点训练基本劳动技能和作物生产技术。增强学生劳动观念，巩固专业思想。社会调查安排在假期，使学生深入了解农村、农民、农业，提高学生社会调查和组织能力。
第2阶段:2年级进行专业基本素质培养，通过生产实习与农业科技推广相结合等方式，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进，训练作物大田管理、杂交制种、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技术，种子经营、农业科技推广、作物科研等技能;加大论文综述、论文设计的份量和力度。实施方式以“学校+公司”联合进行生产实习，生产实习与农业科技推广相结合。双方合作，互助互利。
第3阶段:3年级进行综合素质训练提高。毕业实习要求学生以见习农艺师、生产技术员或技术推广员的身份进行“顶岗实习”。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指导教师的科研来进行。通过教学与科研、推广相结合，使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作用并重，加大教学、科研、生产结合的份量和力度。使学生掌握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技术，具备试验设计、分析总结等科研能力，能够指导农业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承包。
(4)实践性教学体系中每个环节都有教学大纲、考核标准和方法，编写商丘职业技术学院使用的教材和指导书。院内建有农学、园艺(果树、蔬菜)、园林(花卉、园林植物、苗圃)等试验基地;校外建有6个综合实习基地，十几个具有专项教学功能的教学实习点(基地)，能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实践性教学师资合理配备，队伍较稳定，均为各专业的骨干，老中青相结合，以保证教学质量。
3改革后农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特色
3.1农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系统而有序
专业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同步进行，避免两者的重复与脱节，课堂教学时数大大压缩。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和灵活机动，对操作技能的掌握更加熟练。特别是改革后所有的校内外实习均由班主任负责组织，这样，学生大多表现积极，避免缺课不参加生产实习等现象，提高实践性教学的质量。
3.2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改革后实践教学体系要求每个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必须完成各项具体任务，并进行严格的考核，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科技攻关项目为依托，基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科技含量高，提供能够很好体现“验证—改进—创新”过程的实践教学现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4]。
3.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学生在校外综合实习，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三农问题，感受时代脉搏。实践技能训练更加系统，联系生产实际进行理论学习和试验研究，同时参加技术开发和生产实践，这对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社会调查，训练交流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积累群众工作经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今后更好地从事农业或农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5]。
实践性教学的改革，涉及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的转变，直接影响毕业生的质量，是学校能否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重大问题[6]。探索和建立以素质能力培养为基点的现代教育模式，新形势下的实践性教学体系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任重而道远。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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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文林.农事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0.
[3] 温增起.浅谈实践教学[J].实验室科学，2004，24(4):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