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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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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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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20-01
这次敦煌学研究动态暨《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及时把握敦煌学研究动态，引领敦煌学走向，是《敦煌研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重要任务。
依个人理解，近十多年来的敦煌学研究，大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新的趋向：（一）敦煌学研究外延的扩大，过去学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现在，将敦煌出土汉简纳入敦煌学研究的视野，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二）随着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公布，在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定本敦煌文献全集成为可能，必将为敦煌学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三）敦煌石窟的研究方面，随着《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发行，首次开启以考古报告记录敦煌石窟的新时代，标志着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全面开展。与此同时，敦煌石窟的研究开始进入探索石窟内容所反映的佛教思想、流派、信仰和社会、历史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相关联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相结合的研究也成为主敦煌石窟研究的新趋向。（四）敦煌学研究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分析走向综合，利用交叉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敦煌学新的亮点。（五）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敦煌为中心，西域、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与敦煌的文化交流再度成为敦煌学关注的新动向。前面s新江先生关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的发言，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五）敦煌学学术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科技支撑。
《敦煌研究》是敦煌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学术刊物，也是敦煌学研究领域无可代替的学术刊物，多年来，《敦煌研究》以其鲜明的办刊特色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赢得了国际敦煌学界的认可。关于《敦煌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继续保持《敦煌研究》的独特风格，这是《敦煌研究》期刊立足于学术期刊之林，并获得学术地位的关键所在。其次，立足敦煌，面向世界，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刊发国内外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新资料、新信息，推进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第三，根据敦煌学研究的新动态，《敦煌研究》期刊要发挥引领学术发展导向的作用，特别是《敦煌研究》多年坚持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参与撰文讨论，引导学术的做法，值得继续发扬。第四，培养作者队伍，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第五，加大投入，做好《敦煌研究》网站的编辑及期刊论文数字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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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现象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应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英语教学必须注意中外文化差异比较，才能真正使学生学好英语、正确地使用英语。
本篇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给文化的一些术语下了定义；第二部分研究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与其冲突的根源所在；第三部分探究了文化冲突在英语教学中的一些启示及其内在联系。结论部分概括了本篇论文的所有研究，并指出应适当重视文化的传播。
1 文化，交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1.1 文化的定义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共享共存的社会空间，或是历史和形象交流团体中的一员，当他们离开那个团体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都会在信仰和行动上保持标准的统一性。这些标准通常被称为“文化”。更简单的说，文化既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的生活方式。
1.2 文化，交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与交流，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一个意思。霍尔[1]曾经说过：“文化就是沟通，沟通就是文化。”文化是通过交流来学习，表现，传达和保存的。当文化不相同时，交流的方法也可能有所不同。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内在的，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反之，文化对语言也有所影响。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学说总是被引用来说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虽然完全接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它适用于文化和语言是显而易见的[2]。
我们看到文化在语言和交流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不只提供了交流的符号或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与这些符号和语言相关的意义。此外，文化还影响了人们在交流中使用语言的方式，并造成了交流障碍。
2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
2.1 文化冲突
对于文化冲突，目标文化和根源文化都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一方面，目标文化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引起误解或不理解。举例来说，当一个学生问一个外国人：“你是美国人，不是吗？”外国人答：“是一个苹果馅饼。”这个答案使学生很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生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苹果馅饼不仅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食物，而且也是典型美国本地人的昵称。另一方面，文化冲突是指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背景知识的负迁移类型。如果一个人理所应当的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词语或行为的，或者试图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不同文化间人们的语言，那么即使他或她懂得这门语言，他们仍可能遇到文化障碍，并且无法实现成功的沟通。向西方人打招呼用：“Where are you going”或 “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2 文化冲突的根源
由于在前面陈述了文化冲突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对我们来说，认识到产生文化差异的这些因素是很必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2.2.1 地理和历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面向太平洋。来自内陆地区的大风常常会带来寒冷和恶劣的天气。因此，东风是我们最喜欢的，但与此相反，英国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屿，他被温和并且潮湿的西风所影响，因此，西风与温暖和积极有关。例如：
在许多冬日，我都看到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之中。（John milton ）
东风化雨，借东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习语带有不同的内涵。“一说魔鬼他就出现”，这似乎与中国的成语：“说曹操，曹操到”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内涵和其暗指在文化上是不同的。
2.2.2 宗教和习俗
宗教和习俗对语言的理解也有重要的意义。三字经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在英国，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他在597年流入英国。基督教认为人是带着罪恶出生的，而人的生命就是为自己赎罪的过程。有很多词常常出现，像：天使，僧侣，主教等。现在这些词都被广泛的使用。宗教和习俗都深刻的扎根于文化中，他们下意识的被渗透到人的认知系统中，影响人的心理活动。
3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的联系
3.1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
由于语言以多种复杂的方式约束了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冲突可能在语言教学中的每一个方面出现，并制约英语教学，降低英语教学的效率。这可以从许多学生中看出：他们拥有大量的语法和词汇知识，却没有交流能力。
例如：一些学生无法理解这句话“他见她一见钟情，并作了一些精密的计划去追求她，但他却连一垒也没达到。”尽管他们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单词，但仍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美国最流行的运动与表达的关系。这意味着学好一门语言不是只要掌握好语音，词汇和语法就行了。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语言，还要教文化。作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多获取一些文化信息。
3.2 减少文化冲突的手段
3.2.1 增加跨文化意识
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差异要求交流者应该对文化有敏感的意识。
语言学教师不仅要知道文化和社会语言间的差异，及本土与非本土英语使用者的基本行为，而且还要将这些认识传达给学生。教师的作用可以且应该包括让语言学习者意识到在言语行为中实际存在的差异。为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奋斗，并不意味着要将它同化为目标文化，相反，跨语言学习涉及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第三位的发展，即“自我与他人的发展。”[3]。语言学习者需要了解本地人语言的意思，即使他们不选择通过重复本地人的行为来理解。[4]
3.2.2 分析，对比根源文化与目标文化
在进行文化比较时，首先应该对根源文化和目标文化做出精确的描述。“除非我们对进行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更多精确的理解，否则，我们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Lado 1957：111）由于这两种文化清晰明确，对比分析可能会广泛用于显示文化差异，从而说明哪种本土文化习惯会被转移，并且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通过这种方法，误解和曲解在很多情况下会被预知，并且很多的文化冲突也可能被避免。
3.2.3 使用刊登文化的教科书和教学资料。
由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很少有机会通过与英国本地人交流或住在说英语的国家来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因此关于英语文化的教科书和资料对英语教学是有重要意义的。有关文化背景和习俗的教科书让学生品位到了“真正的”英语。此外，教师应该尽可能得将许多真实的材料加入到英语课堂中。真实的材料指的是来自于真正交流中的那些材料。使用这种材料的优点是他们触及到了许多有关文化和社会的要素。
3.2.4 使用教学多媒体
由于可视媒体具有一些突出特点，因此它应该被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第一，它们可以帮助教师展示目标语言与具有高真实性的文化给学生看。通过展示一幅人们在目标文化中生活状态的图片，学生们可以加深对日常生活的了解，例如：拜访朋友，打电话，问路。第二，使用可视教具的突出特点是：交际场景控制演示。教师或学员可以中断或重新排序，冻结行动，甚至可以取消声音或图像。语言学习者可以被邀请加入到视频演示的一部分中，并可以对他们所获得的暗示有所回应。通过这类做法，学习者在目标语言中的交际能力将有所提高。
4 结论
跨文化交流注定要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干扰，因为语言，这个交流的主要手段，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反映。它不可能将语言的使用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贡献就是对文化的冲突问题及其根源进行了讨论。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英语教学中尽量减少文化冲突的一些建议性方式来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 Hall，E.T.1977.Beyond Culture.Garden City，NY：Anchor Doubleday.
[2] Samovar，L.A&Porter，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 Lo Bianco，J.，Liddicoat，A.J.，& Crozet，C.（Eds.）.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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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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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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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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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篇6
早在专业名称变更之前，很多学者就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定位以及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亓华提出“汉语国际推广绝不是推广和传播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应当是以汉语为载体，以教学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把汉语与中华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艳认为，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理解和知识拥有，与汉语知识的功底同等重要”。国家汉办2007年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块中第二模块即为“文化与交际”，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两部分内容，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教师能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相关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教师应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理解汉学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际对语言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够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
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该专业毕业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个方面：在国内或国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从事对外交流工作或在企业、公司、银行等从事翻译、文秘工作；继续攻读与专业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不论哪个方向，都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另外，根据有关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调查，很多志愿者教师存在心理调适与跨文化适应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传播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反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二是“传播”。“传承”需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和学养的积淀，是对中华文化精髓和发展动态的理解与把握；“传播”需要的是理论的指引和技巧的运用，是对传播规律的尊重和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应从文化知识学习、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养提升、传播能力构建四个方面着手。
一、文化知识的学习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系统掌握中华文化常识、世界文化常识、汉外文化对比等基本知识。
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要在掌握基本脉络的前提下，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饮食文化、哲学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文化知识的学习包含着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认同三个层次。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是潜移默化地自然习得的。其实，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学习，身处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体表现为知识面狭窄，对于母语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层面；理解不到位，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或盲目坚守文化自大，或在强势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场的坚定性。所以，对于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华文化知识，除了要在知识层面得到提升外，还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认同。
世界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在于获得与中华文化进行参照比较的相关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识，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知己知彼”，以顺利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文化知识这部分课程的学习，着眼点应放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上，教学内容要做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文化知识类课程在设置上要坚持整体性、渐进性的原则。整体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容上既要相互关联，又要避免重复。教学单位应对本科阶段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进行整体观照，把握课与课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任课教师之间的协同合作。比如“中国简史”与“世界简史”两门选修课可以考虑同期开设，让学生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外历史大事同时纳入视野，共同观照。甚至还可以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内，便于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渐进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古到今、从内到外最后再对比的顺序来设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较”课，必须在学生先学习“中国文化通论”与“外国文化通论”两门课后才能开设，只有先熟悉了进行比较的内容，“比较”才会有效进行。
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固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是因为对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和发展态势感兴趣才选择学习汉语的。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有助于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助于他们规划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在2013年举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上，专家们提出：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为未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了解与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影视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识是技能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在学习中外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过硬的中华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训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能力。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华才艺”作为一门必修课承担着文化技能训练的重任。中华才艺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貌的才能、技巧与艺术。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象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华才艺形式多样，传统的中华才艺有书画、舞蹈、太极拳、武术、戏剧、相声、中国民间工艺（剪纸、中国结、泥塑）、中国传统乐器等；现代的中华才艺由传统才艺发展而来，包括中国歌曲演唱、中国菜烹饪、诗歌朗诵、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才艺深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和喜爱，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把中华才艺作为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手段。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华文化、拥有中华才艺的国际汉语师资十分紧缺，因而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中华才艺课的设置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才艺”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而是贯穿本科四年教学的一个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核心课程，又有辅助课程。一般来说，适用于海内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才艺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强、入门快、效率高的特点，在汉语课堂中，书法、剪纸、中国结、太极拳四种才艺形式应用最多，因而可将这四种内容作为才艺教学的核心课程。其他如传统乐器、舞蹈、戏剧、茶艺、烹饪等内容可根据教学单位的具体情况选择性开设。“中华才艺”也不是孤立的一门课，它应时刻与其他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积极互动。比如，中华才艺课与外语教学相结合，让学生练习如何用外语教剪纸，如何用外语教别人包饺子。中华才艺课与教法类课程也有交集，我们的学生不仅要学会才艺本身，还要学会如何教授这些才艺。
中华才艺课的教学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作为一个贯穿本科四年的课程体系，中华才艺课的教学不能只集中在一两个学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课时之内。一门才艺的学习，需要不间断的训练，在有限的课时内能够学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技巧，只有在课外进行大量的实践，才能避免“学得快、忘得快”情况的发生。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才艺课自身的特点，有意识地拉大教学间距，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艺课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课时和师资，保证课程格局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绝简单随意、上交一份作业即可过关的传统方式，采取“平时作业+‘滞后’考核”的新模式，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延长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才艺课程的作业或作品是学生平时学习成果的反馈，有了这些反馈，一门才艺学习结束之后就没有必要马上进行考试，而是应给予学生更多练习和实践的时间，到中华才艺课程全部结束后，再依开课顺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艺，这样才能确保课程的连续性，有效督促学生常学常练。在实践模式上，要充分发掘校内的实践机会，同时努力搭建面向社会的实践平台。例如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成立才艺兴趣小组，老生带新生，专业带业余，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平；鼓励学生开展才艺展示活动，将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纳入该项课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学生教育资源，积极为中外学生搭建互学互助桥梁；建立中国文化体验室，为中华才艺类课程提供专门的场地，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扎扎实实掌握几项基本的文化技能，为将来从事汉语教学、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奠定牢固基础。
三、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素养不同于文化知识，它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气质和精神。文化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我学习、自我陶冶、自我领悟的过程，是以文化知识的积累为基础，经过吸收、内化和融通，最后转化形成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文化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励学生发现中华文化之美，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由衷热爱。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体会汉语的音韵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让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让他们热爱、熟悉中国文化，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他们才能在今后的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自觉地传播中国文化。一位国际汉语教师，对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充满挚爱，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首先就会赢得外国学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强文化判断力，积极应对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其次，以文学为突破口，通过经典阅读，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加深其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国别特色的艺术手段，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信息的载体，文学教学具有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针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文学教育目的有：1.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启迪审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其中以中国文学为主，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中国从古至今优秀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使只取一瓢饮，也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教师首先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做一个概括性梳理，让学生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再根据学生兴趣和教学需要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必修课课时有限，可以考虑增设选修课，如“文学名篇选讲”“中国典籍选讲”等，以鉴赏为主，课上多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文化观点，同时加强课外辅导，为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专项研究提供指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开设了“文化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课程，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
第三，积极拓展课内外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走进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养。文化知识的学习以记忆为主，文化素养的提升以体验为主，经典阅读让学生感受到了文学之美，然而跳出书本则需要学生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获得切实的文化体验。无论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们都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文化体验活动，使他们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也能变成身边的文化展示和体验基地。例如定期组织文化讲座，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请过来，与同学们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根据学生不同的乡土文化背景，让学生准备小型的文化讲座，介绍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选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课上将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等等。文化体验还要走出课堂，结合各培养单位所在地的情况，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是进行中华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它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浸润作用，以往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大中华文化的教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体验也不一定只是参观名胜古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有代表性的工厂和企业，有自己的博物馆、纪念馆、老街区，带领学生去这些地方参观考察、学习体验，了解当地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民居、服饰、民间艺术、生活习惯等，使学生在体验性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进行文化思考，最终转化为个人的文化素养。
四、传播能力的构建
这里所说的“传播能力”涵盖了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两方面的能力。“传播”和“交际”来源于同一个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二者含义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时各有侧重。“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社会传播主要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类型。“交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意见、情感、信息交流的过程，它与“人际传播”的含义比较接近，因而，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交际”指人际传播，用“传播”指面向群体的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国际汉语教师在海外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不仅要实现有效的人际传播，还要借鉴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方法，积极开拓多种传播渠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文化传播与交际”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但是，传播能力的培养仅仅依靠一两门课程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合各类课程的中外文化要素，发挥课内课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让学生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情境中获得相应能力。传播能力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理解、接受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跨文化意识要求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属性，也要认识到他人的文化属性，并去认真探究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理解交际对象的行为。培养跨文化意识，重点在态度和情感层面，必须提高个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理论之外，更多地来自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体验和感悟。
第二，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相关理论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同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传播学原理，但是有关交际与传播的基本知识和具体策略必须掌握。要引导学生意识到作为国际汉语教师，自己即是传播主体，应该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受众心理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传播媒介，尊重传播规律，排除“噪音”干扰，提高传播效果。只有传播主体素质高、能力强，传播媒介使用恰当，受众才能全面了解传播信息，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部分内容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比较陌生，需要专业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帮助学生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对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促使学生学以致用。教师依据教学目的和要求，以真实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和对待异文化的调适能力，从而达到培养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浅尝辄止，应该有量的积累和质的保障。教师通过认真筛选，不仅要选出适合学生水平、与所涉及理论相关的典型案例，还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社会热点，不失时机地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例经过整理引用到课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际冲突发生的原因，获得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四，创造实习实训机会，增加学生跨文化传播的实战经验。学生在了解既有交际规约和掌握一定传播策略后，还需要亲历跨文化情境，才能对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一般来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实习单位的确定有两个途径，一是学校统一安排，二是学生自主解决。各教学单位要积极开发多种实习形式，如建立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模式或与其他高校国际交流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合作协议，与对外汉语教学培训机构或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尽量让学生走出去，接触异文化，并适时给予实习指导，完善实习评价体系，避免实习流于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的话，应注意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另外，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实战训练。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参与或负责策划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国别、不同教学对象设计相应的语言文化传播方案，注重传播的个性化、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的传播模式及策略。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化知识、过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养，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和出色的文化传播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为中华文化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创新团队”[批准号：WT2013009]、大连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培养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4-RCY-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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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对外汉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类型
目前，各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本科课程中，文化类课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类课程的开设几乎覆盖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培养的所有阶段，其主要包括理论课和技能课。笔者以湖北文理学院对外汉语专业为例做介绍：
（一）理论课
指涉及文化理论的课程。主要包括：第一类，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等基础理论课程，此类课程为必修课，在低年级开设，其特点是具有纯文化性、基础性，主要让学生掌握中西文化的最基本理论；第二类，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等专业核心课程，此类课程为必修课，在中高年级开设，其特点是具有专业性、交叉性，是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文化基础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教授学生专业理论和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课程；第三类，中西文化交流史、国外风俗与礼仪等专业方向课程，此类课程为选修课，在高年级开设，其特点为具有拓展性，主要对学生的文化知识储备进一步丰富和补充。
（二）技能课
以培养学生技能为主的课程，此类课程所占比重较小，主要包括汉字书写训练课程。在低年级开设，主要培养学生规范汉字的书写技能。
二、对外汉语专业文化类课程教学模式的建构
（一）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建构
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建构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满足学生初步从事科学研究以及为继续学习奠定基础。在文化类课程的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和提问，从而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引导学生建立文化类课程的学科体系；引导学生关注学术前沿，邀请专家、知名学者来校讲学，让学生了解学术发展动态；通过课程论文的写作让学生掌握并能熟练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进行学术论文写作公开发表。
（二）实践型教学模式的建构
培养对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流有全面了解，能够在汉语教学机构、涉外管理部门、涉外企事业、文化教学传播机构等单位从事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中外文化交流及汉语国际推广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之一。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在文化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应遵循由浅到深，由基础到综合的原则，构建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环节和实践教学结果的评价。
对外汉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是：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具有较强的文化实践创新能力，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
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教学内容包括文化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和文化综合素养，在教学内容的安排，立足于教学目标，在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和教学考核三部分。在教师实施教学活动之前，通过精心策划把实践教学的内容设计到相关的章节和作业中。教学组织强调参与、互动，教师通过组织，引导学生完成实践内容。对外汉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实践环节一般采取案例分析法或者专题讨论法，兼以个人或小组、静态或动态、课上或课下的形式开展。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改变传统的闭卷考试，采取多样化的考察方式，既可以个人为单位也可以小组为单位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测评。
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实践型教学最终的衡量者是社会。根据评价能够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引起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视，改变学生学习态度和方法。
（三）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建构
多媒体技术是一种能够把超文体、图形、图像、动画、声音等多种信息结合在一起，通过计算机进行综合处理和控制的技术。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活动中，文字、图像、声音的一体化能够使教学内容具体化、直观化、生动化，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在文化类课程中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类课程具有多样性、时代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一些教学内容首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得到简化，教师应该充分利用书本、网络等各种资源，将图像、音频与传统的文字材料更好地加以整合，制作适合本专业学生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的高质量课件，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提高教学效率。
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提供网络学习资源。对外汉语专业文化类课程的知识涵盖量和辐射量较大，对学生的中西文化知识储备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提供给学生相关课程的精品网站、教学视频、题库和专题资料等网络学习资源，既作为课程预备知识的参考，也作为课程内容的巩固和扩充；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让他们能够结合自我个体情况，在教师总体统筹教学进度的安排下，对自身需要学习的知识灵活安排、合理摄取、高效吸收。
建立共同交流和讨论的网上平台，让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都能够针对学习中的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过程中，同时教师能够在讨论中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内容，进一步完善教学效果。
在对外汉语文化类课程教学模式的建构中，教师要把以上三种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互为补充，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本文为湖北文理学院校级教研项目，项目编号：JY201013。）
参考文献：
[1]崔军.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及其教学活动探析[J].高等理科教育，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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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阳小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研修西洋画，随之公派赴法国巴黎深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阳小毛将传统的中国画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传统与地域的局限，与其他本土艺术家所不同的是，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投向了一个更加广大的视域。
艺术简介
阳小毛：中国著名画家，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百杰艺术家。大学本科攻读西洋画，先后于中央美术学院深造绘画艺术，公派赴法国巴黎研修欧洲美术，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画在国内收藏界和海外广泛流传。坚实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础为提升和改造中国画建立了学科体系，力求传统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他认为无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差异有多大，最终均属视觉艺术，视觉艺术具有自身的视觉规律，这就为中国画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国画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可能。画家阳小毛对中国画新视域的拓展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全国许多媒体《中国画家》《当代名家》《美术时空》《书画名流》《文化娱乐》等专题介绍画家阳小毛与作品，专版介绍《画家阳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术出版社《水彩艺术》丛书，曾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荣获市政府奖。
1998年中国画《女性之光》参加日本东京第51回国际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国北京举办画展，并由《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予以报道
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画展，并由《华盛顿邮报》《美术报》予以报道
2002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并由《欧洲日报》《欧州时报》予以报道
1989年《祖国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阳小毛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民族美术出版社出版
论文《陷入温柔泥沼的当代美术》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精神的追寻与放逐》发表于《美术报》
论文《漂泊的家园》发表于《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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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篇10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不可能仅仅是一座空中楼阁，其发生、发展必定有其独特的根基作为基础和积淀。这根基就是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中国历代对外文化输出的盛时，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进行这种比对之后再看现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日本的文化输出如此强劲；同样，韩国文化的崛起也正是其经济崛起后的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自我诉求”的反映。可见，文化输出是要以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没有强盛的国力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文化发展如同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走上强国之路。中国挺过了亚洲金融危机、承办世界沃斯达会议，斡旋于朝鲜半岛核问题谈判各方、承办亚欧首脑会议，举办了2008奥运会、2010年还将举办上海世博会，……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和资本正在不断增长。
三、新形势下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2008年5月，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著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三大弱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使文化发展处于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地位；二是中国文化软资源对世界的吸引力不强，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品牌；三是中国对于媒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用尚无经验。(注: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 --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05.)柯兰齐克教授的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现在国外真正可以称为文化品牌的可能只有影星成龙、李连杰、章子怡等，而他们所代表的电影文化相对于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兼容并蓄、具有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征的新时代文化是十分狭隘和不全面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世界上创立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文化品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制定循序渐进、适合国情的相关策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制定文化战略、提高主体意识
文化输出首先是文化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仅从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上来看，日本人对其进行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国内学术圈。当代中国人对自己老祖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存在致命的断层，自觉意识仍亟待加强。反观现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年轻一代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接受那些“快餐文化”和“洋文化”？是那些文化真的“文明”还是一些国人已经迷失了自己、没有了自我文化的认同？
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文化全球化，这对我国文化层面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点：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注:人民网《强国论坛：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前两者都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的，然而最后的文化价值冲击是虚无的、非物质性的，它会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减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而增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改变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集体意识性，进而改变一个民族实际存在的精神实质和基础。
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保护本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输出本国文化的“三步走”文化战略。所谓文化战略是指对文化发展的目标、途径和实施方式进行整体性的谋划，实现文化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创意英国”的文化战略，日本也确立了“文化立国”的基本策略，我国制定文化战略也是势在必行。通过实施文化战略，增强人民对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继承和发展，目的是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标志，从而提升国人的文化主体意识，让国人对本国文化有深刻理解并自觉拥护和传承。
2、政府积极推介、企业借力发展
根据文化传播学理论，一国的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模式：宗教的全方位渗透模式，官方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模式，商业文化贸易模式。(注:周鸿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无论其文化主管部门职能如何有差异、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经济支持政策如何不同，他们文化传播的主要模式都是以商业贸易模式为主的，而中国现在大都以政府间官方交流或主要由官方出资支持的活动为主，如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虽然已经转为企业，但是其所从事的工作90%仍然是官方文化活动，它的经营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因为身份改变而改变。
由于当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企业资金少、规模小，它们想“走出去”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具有最广泛的号召力，能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其次，很多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这不是一般文化企业能够承担得起的；同时，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不是空泛的，它必须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如何进行角色转换、如何加强合作的问题。政府投资项目固然能制造出一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虽然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却不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的潜移默化似的渗透性。文化企业作为文化市场的主体，在政府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之时要积极参与，在宣传之后必须立即接过文化宣传接力棒，适时地将文化宣传进化为常驻性文化销售和文化服务。同时，政府决不能居高临下或把文化企业推到最前线，任由其孤军奋战。对于文化出口，政府必须与企业联手，利用政府健全的外交途径、经济政策、法律支持和其他所有优势条件，积极为企业开道，与其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战略。
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是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重要途径。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其中自有其规则。盈利是促使文化“商人”们将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动力，也是外国的“文化贩子”盗用中国文化的动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来说，如何制定好文化经营的规则是政府应当立即着手去做的。如何利用好市场中“无形的手”，让利益驱使众人去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口磨是政府的职能。组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是开创之举，历史意义深远，但一个公司不可能一举解决文化贸易这一庞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创立多个知名文化品牌，就要从企业营销方面入手。
3、建立营销意识、设计文化品牌
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不能仅仅停留在举办几届中外文化节、或者政府间签订了多少份的文化交流谅解备忘录，文化输出也须用营销思想来进行分析，必须有着详细完备的、循序渐进的步骤，应以文化贸易额为重要指标建立起积极的文化营销意识、进而建立起健全的营销网络。
受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随着市场竞争规则和人民消费习惯的变化，营销理念要以满足市场需求、追求顾客满意、建立顾客忠诚为目标。在根据以上目标制定相关策略前，首先要开展的工作是进行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的选择（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等方面仔细研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STP：
•市场细分――观众类别比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观众最感兴趣的方面，每一群体有怎样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需求；
•目标市场的选择――经过市场细分，选择能有效吸引并能提供特色服务的目标市场，对其进行策划研究；
•市场定位――根据目标市场设计吸引人的文化形象和产品，引导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把观众吸引到特色文化产品上来，并使其觉得受益匪浅。
不同文化市场的受众群受其固有文化的影响、自身条件限制和心理开放程度，对外来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能力，因此，判定文化市场、切入文化市场进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做足市场调研后，还要针对国外受众群设计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做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不能再盲目地把中华文化不假思索地直接输出；要在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基础之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并融入国际色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本纳德多•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所有历史都是站在当代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书写的历史。对于文化，我们也要有这种“当代需要”、“中国创意”、“世界视角”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符合当代审美习惯、消费习惯的文化品牌。
4、注重地缘因素、弘扬儒家文化
早在在汉唐时期我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便超出了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但是随着日韩经济的腾飞，日本文化、韩国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造成在日韩剧里出现的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日本、韩国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缘因素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控制力。
中国的地缘文化空间区分为全球层次、亚洲地区层次和周边层次。根据前述市场细分策略的文化营销思路，针对不同的层次需要制定不同的地缘文化控制政策，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层次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周边层、最容易恢复的共同体文化就是儒学。孔子创立的儒学所提倡的仁道、和谐、中庸，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重新提倡儒学，有利于树立我国和平、和谐的良好形象、更有助于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恢复对周边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而且也是与《文明的冲突》的作者――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所提出的“肯定西方认同、消解非西方文明”的有效途径。
5、整合内部资源、一个声音对外
文化部作为全国文化归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能是拟定文化艺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监督实施，研究拟定文化事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指导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人才、文化市场等不同块面进行指导、支持和管理。然而事实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分别属于、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旅游局等多个部门管理，不可避免造成了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缺位（文化产品的质量、价格、资本准入、市场执法和政府监管不到位）和越位并存等问题，影响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注:( 彭新良《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虽然2003年开始施行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市县部门已将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合署办公，但是宏观政策调控的实效并不明显。
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一场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市县级别的文化单位是无法影响到国家文化决策和国家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改革，早日实行文化大部制，使文化部真正成为中国对外文化的唯一的发言人，全面规划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文化产品出口事宜，摆脱目前文化散兵各自作战的混乱局面；利用好现有文化对外宣传的既有资源，先实施“整合”、再在“整合”的基础上实施“拓展”，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6、“软实力”的发展、硬技术的支持
文化作为“软实力”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依托国家整体实力的；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依靠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合力。从演出、动画等产业的发展来看，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的存在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技术上、管理上和人力资源上。举个例子，中国目前的舞台艺术大多以传统戏剧、歌舞剧为主，视觉艺术大多以平面绘画和立体雕塑为主，很少会出现国外大型多媒体剧、映像作品。难道是我们的艺术人才想象力不够吗？是我们的文化素材不多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多媒体灯光效果、美术科技水平方面与西方差得太远。
篇11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长江以北运河：忽必烈已经开通了从瓜洲到大都的水路。这条水路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连接起来。《游记》还记录了他在山东一带看到的运河城市如临清、济南和东平等地的情况。
近代西方人进入中国、并对中国逐渐产生影响，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明代。这个节点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关。史学家一般把哥伦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当作中世纪和现代的转捩点。此后，西北欧沿海强国通过战争、掠夺、贸易、传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渐向外扩张。至19世纪，欧洲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迅猛发展。而明清时期的中国早已繁华，举世闻名，引发了西方人的关注，当时外国人来中国，首先接触的往往就是大运河。前往北京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作品中的观察与描述无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1488年，朝鲜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风浪，漂流14天后在宁波附近获救登岸。之后，他沿浙东运河、京杭运河前往北京，历时44天，成为明代走完大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他用中文写下的《飘海录》成为弥足珍贵的大运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彦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来中国，在中国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运河南来北往。他将两次来华经历写成《初渡集》《再渡集》。这两本记事性诗文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他从南京出发沿运河前往北京，沿途经过许多大运河城市。对明代运河漕运的有关情况，他甚感兴趣，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除了利玛窦之外，明清时期有不少来中国的传教士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书，在欧洲出版，其中不乏关于大运河的详细描述。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中国传统典籍经翻译而介绍到欧洲。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他不仅翻译中国典籍，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在牛津任职之前，他于1873年4月从上海出发，坐船经大运河访问北京，回程时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经大运河返回上海。他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可以听到大运河的水声。
但外国人对大运河的描述，并非仅限于见闻。他们目的性很强，颇有系统性，撰写专门报告，研究大运河，研究大运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伦敦出版《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中提到中国的大运河，认为“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时代世界地图集》中载有中国大运河的地图。1912年10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F.H.金的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迹》，该文对江南运河地区河网密布做了详细的记录。1917年在伦敦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有关于大运河的词条。
大运河的接纳
通过大运河，西方对中国有所了解。而现代西方文化最早进入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正是沿着大运河而播扬。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抵达北京，并发现了利玛窦的札记。明万历四十年（1612），金尼阁返回欧洲，他身着中式服装出入于各国公共场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讲宣传利玛窦和其他在华传教士们的功绩，并着手整理翻译《利玛窦中国札记》。该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当时，大批欧洲年轻传教士申请赴华，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汤若望历经明清两代，为西学东渐做出重大贡献。1618年，金尼阁离开里斯本第二次来华时，携带在欧洲各国募集的7000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金尼阁本人估计书籍和仪器在离开欧洲时价值1万金币。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金尼阁二度来华后，先在南方进行传教和译著工作，较长时间住在杭州，并以杭州为中心沿大运河到嘉定等地活动。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去世，把“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大部分书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残存的数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重要的科学典籍。
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浙北的运河城市早已成为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基地和大本营。嘉兴的文生修道院西临大运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国遣使会的唯一总修院。嘉兴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号称中国第一、远东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国南长老会在杭州的传教士。南长老会海外传教的第一个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运河逐步向嘉兴、苏州、江阴、南京等地扩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国结束学业，回到杭州开始传教，他的传教足迹正是沿大运河迤逦北去。
19世纪后半期起，大运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经过多年经营，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13所教会大学和几十所教会中学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学校中相当一部分位于大运河沿线的城市或者与运河关系甚为密切的城市。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毕业于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齐鲁大学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1901年，清政府废除漕运，大运河似乎失去了历史作用，但因为依靠大运河为广阔腹地而有机会迅速成为中国最大港口和最繁华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纪结出硕果。
很多人惊异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浙一带大量涌现文人政客这一现象，细究起来，却不难看出大运河的作用。正是大运河使得整个地区经济繁荣，积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个层面广泛深入进行，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篇12
1.外籍教师日常生活管理通常由学校外事部门负责。外事工作者应具备一些基本能力才能够顺利展开工作,例如,扎实的语言基础,良好的沟通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等。近年来,随着许多具备这些基本能力的外事工作人员的加入,外教聘用和管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外事工作人员在与外籍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他们只是向外教传达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告知临时变动,通知其参加例行活动(如健康检查等),利用汉语优势帮助其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等等。统而观之,外事工作人员充当的就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他们与外教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交流。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外教初来中国,情绪饱满,热情高涨,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可是,没过多久,就变得无精打采,不愿甚至反感与中国学生或者中国人接触,行为孤僻。
2.有些外教不理解学校相关管理制度,没有足够重视,擅自离校或者外出,有时还会滋生事端,在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有的外教虽然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非常强,可是不注意课堂之外的言行,从而使自己的形象在学生中大打折扣,也给外事管理工作带来麻烦。尽管工作人员会对其讲解某些言行违反学校对教师的规定,影响教师形象,很多外教对此不解,认为工作之外的自由受到干涉。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中国社会对教师的期待。教师不仅承担教书的责任,还被赋予了很多社会责任,教师应该为人师表,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即使日常生活中也应如此。
二、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绝大部分学生希望外籍教师教授口语课程,因为他们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无论是语音语调还是对语义的把握和运用都很准确,这一点对学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此外,他们授课形式多样,课堂气氛随意轻松,并且善用鼓励的言辞,这些都利于激发学生热情,启发其思维,而对于以谈论为主的口语课来说,这理应创造出良好的授课效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起初,学生热情高涨,可几周之后,新鲜劲就过了。究其原因,外教的教学大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不能深入,使本该生气勃勃的口语课上得索然无味,有时还会死气沉沉。语言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可它更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积淀,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不深入了解某一语言的文化背景,我们不仅很难精准地掌握该语言,而且在对外交流中也必将遇到障碍,尤其是在国际化愈演愈烈的今天。
2.外籍教师没有固定教材,授课内容多为自行安排,选取其认为对学生有益的,可以增强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材料。虽然教学材料的丰富性使学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面,但是其随意性也为他们的学习带来困扰,尤其是使他们不知道哪里是重点,学习起来比较盲目,这对他们参加各种外语等级考试的帮助不大。此外,不同的外教选择的材料也不相同,有的甚至难度相差很大,而在课程考核时,考试内容也自行命题,于是出现了程度相当的学生成绩却高低悬殊。由于学生不了解其中原因,会怀疑自己的水平,从而缺乏信心,同时,这反映在学生的成绩单上,对其升学或就业都会有一定影响。探究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外教不了解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模式以及他们的期待。中国学生学习习惯于目的明确、安排有序,他们期待的是循序渐进。作为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从而适当调整自己的教学材料和教学安排。
3.外籍教师对学生的课堂反应期待较高。许多外籍教师抱怨学生上课不配合,没人主动发言。有的外教因此怀疑自己的教学水平,甚至断定学生不喜欢他,从而十分苦恼,情绪低落,影响了教学。而学生上课时面对外教的催促和期待的眼神,倍感压力。久而久之,有的甚至形成了畏惧心理,一上外教的课就害怕,以至于整堂课都很压抑,无心听讲。归根结底,这还是文化冲突。外籍教师受到的是西方思想的教育,崇尚个性,有强烈的表现欲,因此这些外教们接触的课堂是每个学生尽情畅所欲言,张扬个性的的课堂;而中国的课堂里,学生都是规规矩矩地听老师讲课,等待老师提问。这种文化碰撞产生了外教的困惑和学生的压力。
三、促进文化理解,完善管理
针对如何促进文化理解,笔者有如下建议。
1.组织外籍教师上岗前的培训活动。外事工作人员应该意识到中外文化差异,建立“全球化心理定向”(付拥军:15)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例如,对中国教育体制和普遍的管理模式做一简介,使外教获得一个轮廓式的认识。之后,针对本校情况,介绍具体的管理制度,这样有利于他们明白制定这些制度的渊源,从而更易于接受。此外,还应该邀请本校中国外语教师向外教介绍学生总体外语水平,心理特点和行为特点等,使他们有思想准备,从而避免对学生和课堂的期待和现状之间的反差过于强烈。
2.外事工作人员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加强与外教的情感交流,主动创造一些机会和他们深入探讨,增强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例如,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组织外教进行参观,过程中可以对其进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讲解;还可以在一些传统中国节日之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外教和学生们一起参加。
3.增强中外教师的联系。中外教师交流不仅可以为中国外语教师创造提升自己业务水平的机会,而且可以为外籍教师提供了解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传统思想观念、中国教育状况、普遍外语教学模式等,因此双方都可以受益,从而更有效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具体来说,可以采取鼓励中外教师互听课,定期开座谈会,鼓励中外教师合作申请科研项目,特别是涉及跨文化交际的项目。
四、结语
在国家大力倡导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大批外籍教师被引进各级院校,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队伍,这对外籍教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完善外籍教师管理制度和模式,最大程度发挥引进外籍教师的作用,促进外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国际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理解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篇13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适应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提升文化软实力，培养国际化专门人才的战略需求，就要进行综合改革。
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综合改革目标
1.构建“三位一体”的学科专业体系，体现综合教育优势。（1）围绕汉语国际教育，构建较为完整的主干学科群。形成由汉语言文学、文化学、外国语言文学“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专业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强化汉语国际教育主体。（2）形成统一的行业领域，强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针对性。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借助汉语言文学的学科背景和优势，在科学合理的学科结构下，确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方向，使教学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统一。（3）按照不同培养方向的特点，开展专业综合教育。汉语国际教育方向突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强化教学实践；涉外管理方向突出管理学教学，强化管理实践；涉外文秘突出秘书学教学，强化秘书实务实践。同时，三个方向都实施双语教学，注重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2.实施“三位一体”综合教育，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实现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相应的理论教育、技能教育、岗位教育“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体系，全面加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综合教育。专业理论教育要以“语言学”、“文化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技能教育要按照不同方向培养方案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要求，形成由专业技能、综合技能、创新技能构成的技能教学体系。岗位教育要根据相关行业的用人要求，形成由职业素养、岗位技能、行业技术资格认证为内容的教育体系。
3.完善“三位一体，双向互动”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学生应用能力。强化实践教学，重视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三位一体”是指依托留学生教育，建立校内的实习实训基地；依托国际学校、有留学生的高校、地方外事机构、涉外企事业单位，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依托与国外高校的联系，着力建设海外实习实训基地。“双向互动”就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介入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之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从而实现双向互动。
4.打造“三位一体”师资队伍，保证人才教育质量。借助社会力量，整合师资队伍，建设一支由本校专任教师、外校兼职教师、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师资队伍。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培养“实践为基、专业为主、能力为本”的师资队伍。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力争在教师队伍中，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达30，博士研究生比例达50，涉外企事业单位、外事部门兼职教师比例达30%，有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经历教师比例达30%，建设一支高水平、强能力、高职称，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教学团队。
5.建立“三位一体”科研训练体系，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教学中，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形成“学年论文―学术论坛―毕业论文”为框架的科研训练体系，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提高科研能力。
6.建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实施“双语教学”、“人文教育”、“海外交流”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针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双语教学，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放共享的双语教学网络课程，展示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独特的教学方法、多形式交流的网络平台。加强人文素质培养。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实施“2+2”、“1+2+1”等中美双学位联合培养，积极组织学生赴海外学习，开阔学生视野。
7.疏通“三位一体”就业渠道，保证毕业生就业。抓好考研动员、考研辅导、考研报考调剂指导，鼓励学生考取研究生；通过参加国家汉办赴国外汉语教学志愿者选拔、互惠生项目等多种途径，组织学生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积极开拓就业市场，使学生在国内相关行业就业。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综合改革措施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优化师资结构，增强师资实力。建设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水平高、职称结构合理、具有创新精神的校级教学团队，在此基础上建设省级教学团队，使之成为高水平、强能力、高职称，富有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的教学团队。每年拟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外事部门、涉外企业等聘请5～8名具有教授职称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任教或讲学；每年拟派遣1～2名优秀教师到国外开展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为专业教学积累经验；每年拟聘请1～3名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资深专家承担实践模块课程的教学与训练。积极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晋升高一级技术职务、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访学。不断强化教师的科研意识，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提高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赛教活动，以先进的教学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指导教学实践。
2.实施专业目标、课堂教学、实践训练相结合的教学体系。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注重汉英双语教学，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能适应教育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需要的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在企事业单位以及国内外其他相关部门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等相关工作的实践型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初步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学术型人才。据此，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用、教材编写、学科作业等教学环节中体现这一目标，在实践中不断改革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遴选和编写一套适合本专业教学的教材。完善平时校内实习的各项环节，为学生安排专门的指导教师。与留学生教育机构、外事管理部门、国外友好学校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把汉语国际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落实到实践训练之中。
3.强化学生的科研意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学生掌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了解相关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熟悉教育法规，具有良好的口语、书面语表达能力和较高的汉字书写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强化学生的科研意识，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组织学生撰写学年论文，举办学术论坛，创办学生学术刊物，提高学生科研论文写作能力。
4.改革课堂教学方法，革新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性，强调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教学实践中力求改变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的角色，学生由观众变为演员，教师由演员变为导演。使学生在课堂上不再被动地听课，而是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采用“探究式”、“讨论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每次上课之前给学生布置好关于授课内容的阅读材料，学生课下完成阅读任务，并就阅读过程中对问题的思考进行讨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
5.实施双语教学，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采取保持型教学法，实施双语教学。在第一学年，各门课程使用母语教学，同时，加强英语的学习。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在“外国文学”、“国外汉学研究”、“西方美学史”和“西方文化与礼仪”等课程开展双语教学。第四学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美学概论”、“文学概论”、“中外民俗”、“旅游美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和秘书学”等课程中，根据学期教学计划和教师的授课特点，适当开展双语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传统文化”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课程中采用母语教学、双语教学兼用。提高学生英汉双语表达能力，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