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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性原则
地理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地理知识之间的连贯性，让学生认识到地理知识是一个整体。地理教学的过程就是生态课堂的运作过程，只有让地理的知识处于一个整体中，才有益于生态课堂的运行。例如：在学习《常见的天气系统》时，告诉学生，这一章的知识是相互联系的，学不好哪一章的内容，到后面都无法做习题。锋面系统跟天气的形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导学生树立地理知识的大局观，掌握地理知识之间的联系性，将地理知识串成一个整体。这样才有利于生态课堂中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3.平衡性原则
生态系统中有平衡性这一原则，地理生态课堂当然也有这一原则。地理生态课堂追求的平衡，则是学生之间的知识接受方面的平衡，让学生平衡接受知识，才是地理生态课堂所追求的目标。学生在地理生态课堂中，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学习水平都得到提高，这将是地理生态课堂所追求的最高效的目标。地理生态课堂要求教学中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地理生态课堂的平衡性。例如：学习《大气环境保护》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先知道环境中的平衡性原则，进而进一步理解地理生态课堂中的平衡性原则。平衡性原则能够让每个学生在地理课堂中都得到发展，提高成绩和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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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文明教育的内涵
生态文明教育理念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广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意识，从而实现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及自然生态内部的和谐关系，为生态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在旅游地理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生态状况堪忧
当前，我国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经过以牺牲环境为前提发展经济的阶段，我国环境承载力逐渐降低，污染物总量远远超出环境容量。旅游地理学发得以发展的前提在于地理环境的优化，而当前我国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阻碍旅游地理的发展，如水土流失、沙尘暴、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及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匮乏等。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教育理念，为环境优化奠定思想基础。
（二）中职旅游地理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
传统中职地理教学重视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教育及实践技能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学生综合素养与职业道德修养的提高。传统教学方式将学生束缚在课堂上，使学生学习旅游地理的兴趣降低，从而影响学生专业水平的提升。中职学校学生有其特殊性，如学习习惯不良、学习能力不足及学习态度较差等，因此，通过在旅游地理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并通过现代信息教学手段的应用，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做到学以致用，从而实现教学水平与质量的提升。
（三）中职学校学生生态观念滞后
对于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全面健康的生态观念的树立是非常必要的。而当前中职学校学生生态观念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尚未树立起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传统教育重视学生分数，而忽视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的教育。其次是学生的生态责任感薄弱，中职生在未来的从业过程中需要用强大的责任感作为积淀，而责任感的薄弱则使学生难以从自然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从业。再次是学生生态情感道德缺失，通过教师的有效教学为学生建立起一个关于生态评判的道德标准，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的升华。最后则是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缺乏生态文明行为，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不乱扔垃圾及杜绝使用一次性餐具等，都需要通过生态文明教育加以规范。
三、生态文明教育与旅游地理的结合
（一）生态文明教育是落实旅游地理教学目标的前提
中职旅游地理的教学目标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了明确指示，要求学生运用旅游地理的专业知识与所学技能解决与实际相关的问题，并就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相处进行深入探究，以展开更进一步的地理实践活动与专业研究。通过教学中生态文明观念的渗透，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并在从事旅游相关活动时能够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角度出发，这是符合当代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观的。除此之外，旅游作为与自然环境联系紧密的产业，在其人才培养理念之中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实现旅游地理教学目标的必然要求。
（二）旅游地理教材中涉及的生态文明知识
当前中职学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地理教材中涉及生态文明的相关知识，除旅游相关基础知识、景区景点介绍、旅游地概况及导游知识之外，对生态文明进行深入探讨。教材以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以旅游者、旅游资源及旅游业为主线，涉及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自然生态环境具有客观性，人类在从事旅游及相关活动时必须尊重自然的客观性、遵循自然规律，而这一切都基于正确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
四、关于旅游地理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策略研究
（一）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
旅游地理教学中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强课堂教学的开放性，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实现学生思想的解放。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因此，课堂开放性首先要转变师生的课堂地位，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掌握课堂学习主动权，这是旅游地理教学的灵活性、兼容性及多样性等的综合体现。开放性的课堂教学可以采用探究式、讨论式、活动式及专题式等方式，切合旅游地理教学的多元化与灵活性。基于开放性课堂，教师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生态文明教学，能够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同时在注重地理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念。除此之外，开放性课堂更注重课堂教学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生态文明之于生活的重要性，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生态文明教育之中。
（二）学生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
落实生态文明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学生的日常行为活动，而对于旅游地理教学而言，通过二者的有效结合达成教育目的。教师教学工作的开展是循序渐进的，首先通过生态文明教学帮助学生树立起生态文明理念，其次需要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从而实现从知到行的有效转变。旅游地理教学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从而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如学生可以自发组织课外地理环保小组，对人们旅游出行进行环保宣传，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地理教育与旅游行为有机结合起来。
（三）充分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
传统地理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甚至严重阻碍生态文明理念的落实。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及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在旅游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能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广阔的、信息丰富的平台，为学生自主探索生态文明知识提供可能性渠道。教师在进行生态文明理念教学时借助多媒体手段，可以充分运用多媒体课件、电子教科书、网上公开课及专业教学论坛等，学生可以有效拓展教师讲授的生态文明知识，同时培养起探索与创新精神。滞后的教学方式必然影响教师的教学，难以培养出现代化专业人才。因此，生态文明理念教学只有借助多媒体技术才能得到深化与拓展，同时实现地理教学的跨越式发展。
（四）转变教学评价体系
中职学生通常由于学习成绩不好才会就读于职校，而教师、家长及社会都对中职学校的学生存在一定的评判偏差，使学生产生自卑情绪。在自卑情绪的支配之下，学生对旅游地理的学习缺乏积极性。教学改革需要从教学评价体系的转变入手，建立起更科学完善的教学与成绩评价体系。无论是教师的教学质量，还是学生的学习成绩，都需要重新衡量。生态文明理念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看重学生成绩，而要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及生活实践活动的改善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除此之外，学生学习信心的树立还需要在教学中深入浅出及灵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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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景观设计
低碳景观设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新的概念。低碳，是指较低或者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7］。而低碳景观设计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目标宗旨的绿色景观设计［8］。低碳景观作为景观学领域的新概念，其内涵也包括“低碳社会”、“低碳经济”等概念相对应的基本层面的低碳含义，那就是减少景观建设过程中的碳排放［9］。在景观的设计和施工中我们倡导节约其过程中所需的能源和减少碳的排放量，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让人与之共存［10］。因此低碳景观设计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符合生态语境下当今社会对景观设计的要求。在生态设计理念的指导下，低碳景观设计有了长足的发展。宏观上，景观工作者本着尊重自然、可持续发展等目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场地，让设计符合环境，充分让自然做工。微观上，低碳景观在规划、设计、施工、使用及维护的整个过程中都注重减少碳的排放，促进形成和谐发展的景观体系，这也是生态设计理念的具体体现形式。但是，低碳景观设计并不就是生态设计，它与生态设计有相类似的方面，但也有不同之处。生态设计主要针对于环境而言，主体是环境，生态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低碳设计可以应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体是人和人类活动。因此低碳景观设计不只是注重设计对环境的作用，也注重人的活动本身。它是研究人类和人类活动在作用于景观时所产生的碳的排放量的问题，更低的碳排放量是低碳景观设计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从对坏境的影响上而言，低碳设计与生态设计有共同之处，但是它们的侧重点不同。生态设计更加注重目的，而低碳设计更加注重过程的低碳。生态设计更宽泛，而低碳设计注重结构的优化和细节的处理，因而更容易见效，也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低碳景观设计的特征
在生态设计理论的影响下，低碳景观设计体现出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更加尊重场地，设计结合自然。在生态设计理论的指导下，低碳景观设计尽量利用场地的有利条件，协调和解决场地的不利条件甚至变不利为有利。利用场地已有条件和物质基础必定会减少景观设计和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尊重场地是低碳景观设计的基本特征。结合场地的自然条件进行设计而不是“归零设计”，那种仅凭技术而无视场地现状的肆意妄为的做法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景观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景观生态系统包括景观与外部系统、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景观元素内部的结构与功能之间、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都是动态平衡的关系［11］。生态系统的跨尺度性要求低碳景观设计力求平衡这些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减少碳的排放，而景观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之后也会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第三，生态设计指导下设计生态。生态可以被设计，低碳景观设计在生态设计原则的指导下设计生态。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含很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涵了很丰富的内容并自成体系，因此生态系统不能被设计也很难被设计，但是设计可以发挥作用，人工设计的生态应该被纳入自然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在低碳景观设计过程中实际上是设计生态，是模仿自然设计生态的过程。只有如此设计出来的景观设计，在项目完成之后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第四，减法设计，节约人力物力。低碳景观设计主张做减法设计，不浪费精力。不但在景观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期，在项目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都秉承能少则少，节约人力物力的原则。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只有更大程度地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低碳景观设计在整个过程中都注重节约人力物力，以达到更少的碳排放的目的。第五，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低碳景观设计以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为原则。很多低碳设计打着低碳的旗号，事实上并不低碳。说低碳并不低碳的例子很多，如为了打造更好的自然效果，千里迢迢去找材料，或为了一两种植物跑几个省份。以及不珍惜资源，随意浪费能源，这些做法只注重了目的性，而忽视了过程的低碳，也不是低碳景观设计的正确做法。这也是生态设计和低碳设计最大的不同。
三、低碳景观设计的应用模式研究
低碳景观设计的应用模式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基于生态设计理论的低碳景观设计目前的应用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自上而下的模式与自下而上的模式
我国景观设计的现状和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外的景观设计项目一般而言要通过社区居民讨论，规划师、建筑师也要加入到景观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中。而在我国则是政府行为，先立项，政府通过了之后到达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之后才进入到景观设计师手中。但是很多景观项目实际上负责人都不是景观行业从业人员，这给景观设计的具体开展带来了难度，甚至出现一个设计方案改十几次或几十次的情况。由于低碳景观设计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体现经济效益，在讲究效率和效益的现实条件下，低碳景观设计开展起来也困难重重。如果管理者（包括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重视民众的声音，尊重设计师，给设计师更大的权限和空间，景观项目由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模式，这样才有可能给低碳景观设计带来新的局面。
（二）千层饼模式
这是一种叠加模式。设计师麦克哈格在景观设计时尊重自然，提出了强调“土地适宜性”的“千层饼模式”。千层饼模式是将影响景观设计的自然因子都列举出来，进行叠加，然后可以从叠加模式中看出垂直自然生态过程，并可据此判断出该设计与环境适不适合。到了设计阶段，将要做的设计分层进行，叠加之后成为一个完整的方案。然而该模式仅注重垂直的自然生态过程，而忽略了水平生态过程，因为设计的各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如此势必割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使低碳景观设计成为形而上学的一种模式而达不到低能耗、低污染以及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三）场地拼嵌模式
随着近些年来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分析景观的一个基本模式，即“斑块—廊道—基质”［12］。这是一种场地拼嵌模式，是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将景观场地分为斑块—廊道—基质的形式，斑块－廊道－基质模型是构成景观空间结构的一个基本模式，也是描述景观空间异质性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改变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方式。这个模式也有缺点，有可能注重局部而忽视了整体，而且并不是每个景观场地一定包含这三个内容。就这几种模式而言，有景观设计程序上的，有方法上的，但是低碳景观设计并不是单一的或机械的使用这些模式。低碳景观设计应该以生态整体性为基本原则，灵活运用各种模式进行设计，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设计模式，也可以以一种模式为主，结合其他的模式进行研究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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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包地
渔光村桐麻弯组和铁佛村黄荆坝组未进行土地承包面积的登记，因此在统计分析中对这两组户数进行剔除处理;此外调查对象中存在6.84%的非农户，而且其中一些非农户拥有承包地，所以将这些非农户也纳入到数据统计中。对余下的27个村民组进行统计分析。土地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承载基础，它在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承载、养育功能［3］，因此此次调查将承包地分为水田、旱地和林地三种。笔者仅对各村承包地的户数和承包地的主要类型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除三溪村三种类型的承包地的承包户数比较接近外，其他4个村的差异都比较明显。承包水田的户数最少，仅占所有承包地总户数的9.30%，而承包旱地和林地的比例分别为46.51%和44.19%，白马镇生态屏障区内住户承包地类型差异很大。
(三)“两证”情况
调查中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和土地承包证三种与土地有关的证，而许多人将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产权证看作是同一种证，只提供了其中的一种，因此在统计分析时，笔者将这两种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统计。见表2，整个调查区域内有土地承包证的有496户(包括拥有承包证的非农户)，占总户数的25.32%。宅基地使用权证或房屋产权证不办证的情况也比较普遍，整个屏障区未办证的百分比高达77.18%，沙台村未办证的比率高达85.27%。
(四)房屋结构与面积
通过百度百科知，房屋结构包括6种类别:钢结构;钢、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其他结构［2］，而根据三峡库区住房的实际情况，此次调查中将房屋结构种类设计为砖混、砖木、土木和其他四类。在统计调查表时发现存在无房或未进行房屋面积登记的情况，如铁佛村就有277户。因此，此处只对有效登记户数(有房并且进行了房屋面积登记的户数)进行分析。表3和图2的数据表明调查区域房屋结构主要是砖混、砖木和土木三种，砖混最多，达到1040户，占有效户数的66.07%，面积132774m2，土木和砖木分别占29.99%和6.10%，面积分别为61987m2和12305m2，而对于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等其他结构的房屋类型仅有2户，130m2。从每户住房面积看，房屋面积差别很大，最小的仅30m2，最大的697m2。如果将面积的大小分为小于100m2、100～200m2、200～300m2和大于300m2四个等级，各级户数的百分比分别为27.93%、62.91%、6.85%和2.31%。
(五)居住位置、方式与环境
1.居住位置三峡工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也给库区部分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之处，主要是土地被水淹没，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三峡工程的作用，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次后续工作规划考虑设置库区绿化带和生态廊道。因此本次调查需要了解农户的居住位置以及方式。居住位置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库区周围100m绿化带，另一个是是否存在地灾风险。分析数据发现，整个调查区域处在库周100m绿化带的仅有98户，其中渔光村29户，杨柳村16户，沙台村1户，铁佛村52户;居住地存在地灾风险的有307户(见表4)，地灾类型主要是滑坡，分布在杨柳村、沙台村和铁佛村，其中脱胶分厂滑坡的影响最大，几乎影响了铁佛村整个黄荆坝组的住户。2.居住方式居住方式分为集中居民点和散居两种。居民点是指居住人口大于等于50人的集中居住点，否则称为散居。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整个区域有14个居民点，分布在杨柳村、沙台村、铁佛村以及三溪村4个村，共计726户，1776人，其他为散居户和无房户。对于散居户，进行了公路边和非公路边的调查，公路边是指离最近的机耕道不足100m，而超过100m的为非公路边。统计数据表明在公路边的共计605户，1847人，非公路边的309户，980人。见表5，除三溪村外，对其他各个村所有散居户而言，均是居住位置靠近公路的户数占多数，这表明住户在住房的位置选择时倾向于靠近公路修房，因此靠近公路边的土地利用作为建设用地使用的程度较高。此次后续工作规划涉及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通过表6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调查区域居民点有以下特点:一是居民点分布不平衡，如渔光村无居民点，而杨柳村有6个居民点;二是居民点大小差别很大，除铁佛村有三个较大的居民点外，其他各村的居民点都较小;三是居民点的数量少，散居户占绝大多数。3.居住环境结合库区的实际情况，居住环境可以从距最近场镇的距离、饮水方式及“一池三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距最近场镇的距离距场镇的距离，指的是住户到政府所在地的空间直线距离，因此场镇距离就是住户到白马镇的距离。此项调查数据是根据1/2000的遥感解译土地图上量测估算的。距离场镇的远近与农户的生活关系密切。为方便计算统计，根据调查数据的范围，将到场镇距离分成五个级别(参考表7)。根据表7的统计数据计算，距离场镇不足2km的占有效统计户数的40.97%，2～4km的有55.89%，累计96.86%。尽管距离大于4km的户数不多，仅52户，但是他们的生活随着距离场镇距离的增加变得越来越不便。(2)饮水方式饮水方式分为自来水和挑水两种。整个调查区域通了自来水的有876户，约占总户数的50%，分布在渔光村、杨柳村、铁佛村和三溪村，不过此处自来水并不单指自来水厂的自来水，也包括通过修建水池，经过沉沙处理，通过水管引进家的水。铁佛村的水源是自来水厂的自来水，计765户，其他各村所谓的自来水是自己修建水池所取的水;剩下住户饮水的方式是挑水，水源类型主要有井水、山泉水、堰塘水以及溪沟水等，这些用水基本没有进行净化处理。可见，真正使用自来水厂消毒净化过的水源的住户不到总户数的50%，住户的饮水状况堪忧。(3)“一池三改”“一池三改”是指沼气池建设，即改厨、改厕、改圈。此次调查涉及一池三改的共计242户，一池三改率为14.62%。结合距场镇的距离、饮水方式以及“一池三改”的统计分析，研究区域内住户的居住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对于部分人而言，他们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感觉一般，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距离场镇较远、水质差、取水方式落后、通信设施不完善以及厨卫条件差等，这些住户的居住条件需要改善。
二、武隆县生态屏障区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结构导致土地不合理利用
生态屏障区内的住户构成包括了一定数量的非农户，又可以分为纯非农户(全家都是非农业户口)、半非农户(既有非农业户口，也有农业户口)。调查区域内水田承包户仅占所有承包地户数的9.30%，旱地为46.51%，整个区域内部农用地结构极度失衡。然而，当前还存在着非农户拥有承包地的现象，如杨柳村就有35户纯非农户拥有承包地。此外还存在非农人口占用农村宅基地的现象，杨柳村就有21户纯非农户口有宅基地使用证，还有30户纯非农户有住宅。这些现状不仅增加了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减少了农用地面积，使用地结构恶化，同时由此产生的土地问题将不断增加。这些现象是与当前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同时也表明土地管理部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土地管理的力度不够，认识有待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有待加强。
(二)土地证件缺失可能导致移民利益受损
在出现土地纠纷的情况下，土地证件是重要的凭证。5个村中杨柳村未办证的比率是最低的，但是也接近50%，其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笔者认为造成当前这种承包证、宅基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办证率低的原因有三点:一是相关部门管理的不完善，“两证”的宣传不到位;二是住户对土地证件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愿意办证;三是历史原因，部分住户的宅基地是继承祖辈的财产得到的。此次调查的主要原因就是确定生态移民的户数与地点，由于相关证件的缺失，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时如何保障住户的土地权益不受损害成为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中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而对于今后的管理来说，这种现象必须要彻底改变。
(三)房屋结构有待调整，宅基地超标现象普遍
当前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房屋仍然占着一定的份量，从安全性、稳定性和舒适性的角度看，砖混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今后修建房屋的主要类型，因此当前屏障区内的房屋结构有待调整。从每户的面积看，大小差异很大，小至30m2，大至697m2，但主要集中在100～200m2，占有效调查户数的62.91%。《重庆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规定:山地丘陵区，村址在平原地上的，每户面积不得超过132m2，依此规定将有470户超过这一标准，占有效调查户数的30.11%。大量超标的宅基地占用了大量的土地，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制定的标准难以执行，甚至可能使宅基地面积超标行为盛行，使农村宅基地建设面积呈扩张的趋势;同时屏障区内沿路建房的现象比较常见，以致公路两侧的耕地被大量的用于宅基地的建设，使耕地的数量大量减少，对原本农用地就很紧张的区域来说，用地压力日益增加。
(四)地灾导致土地减少
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的社会保障载体，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失去:①可再生产资料;②就业机会;③稀缺性资源增值成本;④风险抵押资本;⑤后续继承使用权等［4］。因此，土地是农民的保障。然而存在一些非人为因素造成土地资源减少，如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三峡库区是我国历史上滑坡、岩崩等重大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之一，近年来在云阳、秭归、武隆、丰都等地就多次发生大滑坡［5］。此次调查的区域，共涉及9个滑坡地带，307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甚至是整个村民组都受到了影响，尽管有些滑坡地带已经进行了治理，但是这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些住户的实际问题。同时，这些区域在降水量较大的季节还可能产生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因此必须妥善处理这些受影响的住户。
(五)人居环境有待改善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农村居民点建设是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利用。然而，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比较粗放无序，农户居住仍呈零散分布状态，导致道路、自来水、电力、广电、通信、环保、文化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半径拉长，资源共享程度低下，建设运行成本大为增加［6］，以致农村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基础设施缺乏，环境杂乱无章。居住环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调查区域内的居住环境十分不理想，其居民点现状可以概括为少、小、不均衡，而且表现在赶场的不便，教育质量低，农村卫生环境差，饮水，“一池三改”等诸多问题。
三、对策建议
此次规划的目的是生态屏障区、库周绿化带内生态移民数量的确定，需要根据规划的要求、土地的承载能力、环境容纳量确定生态移民的数量。因此在对策建议的提出时，必须要体现这一点，据此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土地管理
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土地利用、管理进行了规定，为农村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以及有序高效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严格进行农村宅基地建设的审批管理，杜绝非农用户宅基地申请获批的现象出现;建立并完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明确宅基地流转的条件、范围和对象;对于那些已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非农户，采用征收宅基地使用费的方式进行管理，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才可以承包土地，因此对于那些非农户所拥有的承包地必须予以收回，并重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发包。
(二)改进土地证件管理，明晰相关产权
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以及农村土地承包证有着和身份证一样的作用，它们表明了宅基地、房屋或者承包地的使用者，是土地身份的证明。因此必须完善基层的土地管理与承包地的发包工作。规范对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以及农村土地承包证的管理，要严格发证程序、规范证书填写，建立发证档案，健全发证手续［7］，核查土地面积，按时发放相关证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农民对土地证件及管理的认识，督促未办证的农户补办相关证件，及时开展证件的换发工作。
(三)建立农村宅基地规划制度，引导农村宅基地使用
宅基地建设是农村建设用地的主要构成部分，当前的遍地开花以及超标用地的宅基地利用现状要求必须将宅基地纳入农村建设用地的规划范畴，编制乡村宅基地利用规划。结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与三峡库后续工作规划，建立包括房屋结构、分布、人口总数、人均宅基地面积、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内容的农村宅基地规划制度，充分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导作用，严格控制农村宅基地超标以及过度占用耕地的外延扩张趋势。
(四)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力度，保护农户生命
财产安全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灾的发生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会造成土地尤其是农用地的减少，因此必须通过相关的措施予以控制和防治。首先必须进行工程治理，以保证当前住户的安全;其次，从长远出发，必须将处在危险区域的住户进行搬迁，以彻底解决安全隐患，对相关区域进行降坡处理;此外，不管是进行工程治理还是进行搬迁避让，对于潜在危险区域，以“3S”技术为支撑，建立监测和预警机制［8-9］，以保证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农用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五)完善农村居民点建设，加强配套设施
增加居民点的建设和管理力度，对原有的居民点进行适宜性分析，对于不适合保留的居民点，选择合适的位置，进行整体搬迁处理或合并到其他居民点;对于适合保留的居民点继续进行经济、土壤与环境容纳量的分析，确定居民点可容纳的人数，最后决定居民点是进行扩建，还是进行居民的外迁。参考卫星城的原理［10］，选择一点建立相对集中的居民点区域，使其具备场镇的大部分功能;加强水、通信、环保文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一池三改，发展农村沼气，建设生态家园，发展农村庭院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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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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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旅游行业向来存在旅游信息数据量大，涉及方面广，信息筛选繁杂，管理决策困难等特点[1]，而对处理与空间地理类有关信息有着强大能力的地理信息系统来说，它在旅游业的应用无疑是一个十分方便且实用的工具。GIS在旅游业的应用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管理查询、专题地图制作、旅游线路设计等。同时，GIS与其他高新技术的结合应用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1 GIS的功能及特点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持下，以采集、存储、管理、分析、描述和应用与空间和地理分布有关的数据的计算机系统[1]。地理信息系统处理、管理的对象是多种地理空间实体数据及其关系，包括空间定位数据、遥感图像数据、属性数据等，用于分析和处理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分布的各种现象和过程，解决复杂的分析、决策和管理问题。
2 旅游地理信息系统（TGIS）的应用
TGIS是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基础上专门为旅游者服务而作的二次开发的系统，专门为旅游者及旅游管理服务的管理系统[2]，其主要功能如下：
2.1地理信息的管理、查询、检索
旅游资源信息具有较强的地理空间特性环境保护论文，旅游区的景点分布、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交通信息等都存在地理特性，而发展旅游地理信息系统（TGIS）则可以完全摆脱传统管理手段对旅游业发展的制约，对旅游信息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3]。
TGIS可将各方面的信息整合在电子地图上，完成各种信息的定点查询，以及实现人机交互为游客选择旅游线路，提供途中所涉及的各项服务。
2.2 客源市场分析以及竞争分析
旅游景区设计是以游客的类型、爱好、兴趣为依据的，缺少了对目标游客的研究会使景区规划陷入误区，脱离实际。应用GIS来对客源市场以及景区周围其环境研究分析，可为景区旅游营销策略提供服务，促进景区发展[4]。
对景区内的游客的信息进行统计，例如根据旅游者的分布范围，年龄段，出游时间，出游方式等做出景区的吸引力等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分析结果推出不同的旅游计划来满足其需求[5]。
2.3 旅游线路设计
旅游线路设计是游客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路线的好坏影响到游客游览经历的质量，也影响着景区的经营。TGIS中有强大的网络分析功能（Network Analysis），能够通过游客对其设定的条件为游客找到适合其出游的“最佳路径”[6]。
系统可根据用户选择的交通方式结合景区间的交通情况得到景点间的通达时间，再结合用户事先设定的每个景点的停留时间得到符合用户需求的线路安排[7]。
3 GIS 在生态旅游方面的应用
生态旅游是指是指人们为了了解和观赏自然风景、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地区的文化风貌以及娱乐休养、探险、科研等目的，而到具有较完整生态系统或未扰污染的自然区域的旅行[8]。GIS 在生态旅游方面有以下几点应用：
3.1 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及保护
生态旅游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保持自然环境的原生状态不受人为影响，对环境的监控保护则需要多种技术和GIS技术的结合使用。例如，对遥感数据经对图像的分析、分类处理，得到生态旅游资源数据，再将分类好的图像导入GIS系统结合实地考察获取的其他相关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从得到的图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景区内植被种类、分布范围等详细情况的变化，以便及时反映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9]。
3.2 环境容量监控及可持续发展
景区环境容量指的是景区内可容纳的最大的游客容量[10]。对于生态保护区开发为景区必须要考虑环境容量问题，如果只注重旅游效益而忽视环境承受力则会对风景区内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分析园区内的环境容量环境保护论文，采取相应措施对于园区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在GIS应用中，可以将景区内部的各种要素分图层进行缓冲分析，由原先建立的点、线、面图形得到缓冲后拓展而成的多边形，根据各图层叠加运算生成景区的生态敏感区，生态敏感区是生态园区内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区。再将由面积法计算得到的环境容量值与GIS得到的结果结合，对园区的各地块的划分及布置做统筹安排。
4 GIS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
4.1 专题地图的制作
专题地图指的是将专题现象或普通地图的某些要素在地理底图上完备的表示出来的地图[10]。将GIS应用于地图的制作可以大大提高制图的精度和效率，能有效避免传统地图制作的缺点。
在地图制作过程中，GIS可以使用矢量处理和栅格处理交替使用，使制图快速精确[5]。不同的专题信息建立不同的图层，分层存储，用户需要哪方面的信息便可以快速的将该图层在同一张地图中叠加观察，方便有效。
4.2 旅游规划模型库的建立
GIS虽然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但在规划中常有众多的规划问题需要将系统结合数学模型解决，对系统的二次开发则显得十分迫切。若将这些以模型的形式开发出来则可以给规划带来很大的方便。例如，旅游资源评价模型、旅游需求预测模型等，不同的情况只要向其输入相应数据便可得到适合该地区的结果[9]。
在建立模型库的基础上，建立专家知识库，将本专业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整理，与规划模型结合使用，使规划智能化，用以解决复杂的规划问题。
5 问题及展望
现阶段对GIS在旅游业上应用的研究趋向于泛化，在各个方面均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但真正实现的较少，有些方向已经完全偏离了旅游服务业的主题，只是单纯的地理研究。我国GIS与旅游业结合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多数研究还停留在介绍专业知识层面，深入钻研环境保护论文，挖掘潜在价值的非常少，多数只起到只是普及的作用[9]。
GIS相关软件种类繁多，通过不同软件建立起来的数字资料门类多样，数据之间实现共享和相关十分困难。例如在旅游规划中，需要从全局着眼，不可避免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其他地区的资料，但获取的资料和本地区建立的数据库不相容，对规划工作的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11]。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对于业内数据共享十分重要而迫切。统一数据标准后，可以大大减少因数据不统一引起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也为GIS用于旅游业的宏观规划和调控的实现提供可能[9]。
7 结语
GIS以其在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方面体现的优势在旅游业中独领，无论是在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生态旅游还是旅游规划中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将深入探讨其与其他高新技术结合，更好的为旅游业，乃至其他行业服务。
参考文献：
[1]王亚民,赵捧未.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M].西安:先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2]朱炳贵.旅游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J].国土资源遥感,2002,3(53):72-73.
篇7
主办单位：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1-1505
国内刊号：11-4678/P
邮发代号：2-739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9
期刊收录：
CA 化学文摘(美)(2009)
Pж(AJ) 文摘杂志(俄)(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期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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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0-0585
国内刊号：11-1848/P
邮发代号：2-11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CBST 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日)(2009)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2008)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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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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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篇11
1.组织对南小河沟的实地考察,增强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信心。南小河沟位于距西峰城区13公里的董志塬西畔,沟壑纵横,谷坡陡峭。南小河沟流域面积36.3平方公里,是黄委会西峰水保站坚持半个世纪研究水土流失规律的基地,也是全国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样板。根据这里土壤侵蚀的规律,实行了“保塬、护坡、固沟”的治理方针。南小河沟的治理经验已在董志塬周围乃至整个黄土高原广泛推广应用,仅庆阳地区按南小河沟治理模式进行的小流域治理可谓遍地开花,收效显著。这种治理目前正在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西峰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一面就近学习西峰水保站进行小流域和小区治理的新鲜经验,一面接受专家的指导,将水土保持与发展山区经济、脱贫致富的目标结合起来,创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农林牧生态结构优化模式,大力进行以保持水土、防治泥沙流失为中心的经济作物的开发利用、退耕还林、植树种草,做到土不下坡,青水常流,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南小河沟小流域的综合治理方法和显著治理成效受到国际水土保持界的关注,先后有俄罗斯、加拿大、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来进行科学考察和学术交流,国际声誉很高。如今被誉为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块翡翠的南小河沟,已经驰名中外,其青山秀水,苍松翠柏,吸引人们常去领略她那迷人的风光。通过利用周末、节假日带领学生实地考察,学生既理解了课本上抽象的地理知识,又接受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洗礼。
2.组织学生参观庆阳石油开采基地和石油化工厂。我市位于陕甘宁盆地边缘,有大面积的古地理成油环境。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2.5亿吨,新近探明的西峰油田石油地质储量1.0822亿吨,控制石油地质储量2.0316亿吨,预测石油地质储量1.2383亿吨,三级储量合计达4.3521亿吨,被称为中国石油近十年来的最大发现,日产塬油1600吨,已建成生产能力93万吨,开发前景广阔。通过实地考查,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热爱家乡的教育,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尤其是看到石油化工厂高耸的烟囱大火熊熊,浓烟滚滚,对环境污染很大,同学们深感忧虑。
二、组织学生撰写研究性教学活动的考察报告
1.根据活动前的要求,考查结束后要求每人要撰写。800字以上的小报告,而很多学生写了近2000字,还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观点,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
2.在个人小报告的基础上,开展班际优秀论文交流。每班选出2―3篇,学生对推选的文章进行认真筛选,力争为班级争光,这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积极上进的精神。
3.在优秀论文汇展后,积极推荐参加中国地理学会举。办的“地球小博士”论文大赛,很多学生获奖,指导教师也受到地理学会和学校的表彰。通过这样的活动重要的是学生获得了社会实践经验和受到了环境教育。
三、探究性活动的意义
1.探究性学习课程理念初步体现。此次活动不仅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培养学生的兴趣,并体验成功与快乐,而且重视学生的自主参与,活动前播放录像片,让学生自己去查资料、实地调查,提出创新性的见解。如将南小河沟小流域水土保持的成功经验以小论文的形式推荐给自己的家乡,给石油化工厂写信,言辞恳切地和他们商谈如何保护大气环境和地下水资源。探究活动的开展,对学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发展自我、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研究性学习目标初步实现。通过此次活动,学生激发了观察生活、研究问题的兴趣,提高了鉴别、分析、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通过参与活动,学生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培养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
3.新的学习方式的一次尝试。通过此次活动,学生对学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学习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强迫过程和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积极、主动的过程,在组织活动中灵活引导,学生主动去寻找、去发现。通过实践活动,学生身临其境,社会责任意识增强了,学习的目的明确了,体现了学习为其终身服务的理念。
四、探究性活动的教学启示
篇12
地理水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水文地理学的否定。两者既属于地理科学也属于水文科学。为了简化叙述，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显然，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均是地理科学（G）与水文科学（H）的公共部分，即集合G与H的交，有共同的元素为X，则：
G∩B＝｛X／X∈G，X∈H｝
只是水文地理学靠近地理学，而地理水文学靠近水文学。从我国地理部门的水文研究来看，针对区域和流域的单纯水文地理研究已相对减少，而水文水资源本身的研究相对发展。地理水文学在研究领域、深度层次、实际应用等方面均领先于水文地理学。
2回顾与研究现状
从3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研究回顾，见参考文献［1－3。结合当前，简要概括如下：我国地理学中现代水文学研究始于30年代末，从吴尚时先生的译著“江河之水文”为起始。50年代初，谢家泽、郭敬辉、施成熙、罗开富等为推动我国水文研究作出巨大贡献，50年代中期以后，以河流水文为主的水文研究迅速发展，包括边远地区河流水文调查与全国水文区划的研究。60年以后，从河流水文（包括河口水文）逐渐扩大到其它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与沼泽水文及水文过程（如泥石流、洪水与森林水文影响等）的研究。同时，水文实验，包括定位半定位试验相继发展。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水资源问题与环境水文研究得以迅速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人与水”和涉及全球变化的水文研究开始兴起，方兴未艾。
至于研究现状的归纳，择其主要方面分述如下：
2.1水循环与水平衡
作为水文基本理论的水循环与水平衡研究，正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上不断扩展与深化。在宏观上面向全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强调的界面过程研究，正力图把描述全球物理气候系统的总循环模型（GCMS）与全球水循环模型相耦合。这一研究将提供量化与描述全球水文过程与未来变化的可能，其中包含自然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IGBP计划特别注重植被变化的作用，以便把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的一项巨系统研究。在我国结合IHP－IV计划（大气、陆地和水系统间的界面过程，气候变化和水文系统的关系，湿润热带、干旱半干旱区水文研究与水资源管理战略等）已有初步研究，目前正加强我国地理水文学与地学及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水循环研究除在国内已发展的各类流域水文模型外，正深入到单元尺度的细微观测与计算模拟，尤其是田间水分运动与交换过程的实验与计算研究。相对于宏观尺度的研究，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如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发展了多种水体之间多种形式耦合系统的探讨；结合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的建立，开展不同地理带的水循环过程的实验，致力于揭示界面过程中水分、热量交换规律，例如，地下／土壤水、植物根系吸收、植物冠层辐射平衡、温度、总气孔阻力、边界层阻力、土面蒸发、土壤热通量等等。水循环或水量平衡研究，既是发展水资源确切评价方法的基础，也是农田节水调控、农业合理用水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7］。水循环的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表征水文科学理论的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
2.2区域水文与水资源
2.2.1区域水文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表现在：
①定量分析技术手段有所加强，如应用模糊数学进行区域水文类型的研究，已有黄河流域的水文区划工作；应用有序量最优分割法，进行河川径流变化的研究；利用遥感技术进行地区水文条件的判读，包括对多时相卫星遥感图像分析区域水文动态等。
②区域水平衡研究进一步深入，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行的全国水量平衡与华北水量平衡的研究；长江流域办公室与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长江流域水平衡三要素分布和黄河流域水文要素时空分布及水平衡分析；各省区的水平衡研究，全国已有一半的省市提出研究报告［5］。在这些研究水平衡的工作中，多采用六要素的平衡计算方法。
③全国水文区划已完成初稿，这项工作开始于1984年，成果即将发表。
④特殊区域的水文研究也取得许多成果。如喀斯特地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地区、山区、平原地区、高寒地区与小岛的水文研究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发表。
2.2.2水资源从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水资源问题一直对水文研究起着导向的作用，而且经久不衰。有人甚至认为一门新的学科——水资源水文学正在兴起。这说明水文与水资源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认为水资源的研究可以作为水文学延伸与拓广。但水资源学并不与水文学等同。水资源学与社会、经济有更直接的密切关系。1986年在南宁召开的第4次全国水文学术会议以来，水资源的研讨非常热烈：
①针对水资源的涵义，杨戊与刘昌明等分别提出了水资源的定义［8，9］。
②在区域水资源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土壤水的资源评价与利用［10-12］及农业节水的途径。这方面的研究与原苏联学者李沃维奇曾经展望的“水文学的土壤趋势”相呼应。
③在区域水资源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著，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如新疆、等地区）的水资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13］。
④结合城市水文研究的开展，南京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对城市水资源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研究比较突出。
⑤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水资源重大战略性工程，对缓解我国地方水危机有重大作用。由于引水线横跨江、淮、河、海4大流域，水资源的配置与联合利用是亟待研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用水文地理的系统分析取得了进展［14］。
2.3冰川、湖沼水文
全国第一次水资源评价中的冰川与湖泊水量均由地理部门完成［15］。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计算分析得出全国冰川间积为58651km2，冰川储量为51322×108m3，冰川融水年径流量为563×108m3。这部分水量构成了我国西部地区水源的重要成分；中科院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估算了全国湖泊总面积为71787km2，年贮水量为7088×108m3。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估算出我国沼泽的面积约为10×104km2。
冰川与湖沼水文的研究，在我国主要集中在地理研究单位。在学术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冰川的研究，取得迅速的发展。除水文调查外，冰川水的研究已深入到冰川的水量平衡与融水径流形成过程的机制方面，并提出了我国冰川水文学的研究专著［16］。
我国湖泊水文研究，在西北与东南地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科学院新疆地理研究所，提出了亚洲中部湖泊的近期变化［17］的研究成果，为中亚湖泊水资源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毛锐，在太湖蒸发的长期研究基础上，针对1991年太湖水灾时期湖水位日变化分析得出排浅阻碍论据，对于世界银行为治灾投入资金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显示了研究论文的价值。此外，199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南四湖蒸发的系统研究成果也通过了科学鉴定，发展了水面蒸发的计算模型［18］。
沼泽水的研究以东北三江平原的沼泽水文研究为代表，已获得了多年的科学积累［19］。
2.4水文过程与环境水文
水文过程在自然地理过程与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应用价值。在水文过程的驱动下，导致地貌演化，流水造成侵蚀、搬运与沉积，起着地形的塑造作用；携带地表层化学元素的迁移、沉淀，对化学地理景观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地球表面的主要热量（太阳能）进行调节与传输，影响到气候的形成与变化；蒸发过程包含着生物界的一个基本生理过程——蒸腾作用，涉及到植物生长发育。在这个过程中，水与二氧化碳一起是构成植物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物质；另一方面，水文地理或环境条件又对水文过程发生影响，成为环境变化研究的命题。水文过程的研究近年来非常活跃。
2.4.1水文过程模型结合各地水文计算的需要，对产流与汇流发展了不同的模型。中山大学、南京大学、贵阳师大与成都科技大学等单位分别研制了岩溶地区水文模型［20，21］。结合流域地貌水系结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发展了地貌单位线方法，用于径流过程的计算。考虑土地利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刘昌明、于静洁提出了森林拦蓄降雨极限量模型①，用于森林拦蓄降雨的计算问题。
①北京林业大学，国际森林水文模型班讲义，81－87，1990。
2.4.2水量转化近期，在我国平原地区，开展了“三水”（降雨、地表水与地下水）转化的研究，考虑到土壤水，称为“四水转化”，再进一步联系到植物水分，称为“五水转化”，这是研究工作的一种循回渐进，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采用了系统的观点和演绎方法［22］，使水量转化过程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进展表现出对水文过程研究的全面概括和预见性，揭示出界面水文研究的前景，同时，也丰富了自然地理过程的理论。
2.4.3环境水文主要探讨环境变化（包括自然与人为变化）造成水量与水质过程的变化，这一研究是以水文过程的理论为基础，计算分析各种水文要素对环境条件改变的响应。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主要采用鉴定评价法、模拟法以及外推法等［23］。近几年，国内环境水文的研究大多结合各地的环境保护规划与实施进行，如华北地区的水环境与上海市的水环境［24］。在一些薄弱的领域，如：地下水的污染，也开展了研究［25］。1990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在北京举行区域大会后，IGU执委会批准在中国建立了区域水文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响应的二级学术研究组织并推选刘昌明为主席，使环境水文的研究由较小尺度的研究转向更加宏观的大尺度环境水文研究。1992与1993年分别在美国华盛顿与中国拉萨举行了国际会议，研讨了全球变暖对水文与水资源的影响和高寒地区水文水资源对气候与全球变暖的响应［26］。这些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大环境水文的研究。
2.5实验水文
水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必须借助于实验研究。目前，水文的定位观测遍及我国的主要陆地水体，包括冰川、湖泊、沼泽与小河流的降雨径流、土壤水与地下水。比较著名的台站可以山东禹城水循环与水平衡试验站、太湖试验站、东北三江平原沼泽试验站与西北天山冰川试验站为代表，这些实验站纳入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覆盖了我国主要的生态类型区，为我国地理水文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实验的内容不仅包含了所有的水文要素的试验观测，而且结合了能量与溶质等不同地理地带的生态与环境条件的研究。在实验技术与手段方面，除了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如普遍配置土壤水分中子仪，太阳辐射仪等）外，根据实验与模拟的需要还自行研制了室内与野外实验装置［27］。配合对土壤－植物－大气系统（SPAC）的观测，设计了多种仪器的综合装置，发展了新的研究课题。
2.6应用性研究
结合国家与地方的任务，适应市场经济与生产需要，在国土整治、区域发展、城乡规划、工矿交通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缺水的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工作如节水农业［29］等。有些研究突出地理学的特色，如在华北平原进行的古河道调查［30］，为区域的水量调蓄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1世纪地理水文研究若干问题
展望未来，地理水文的研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密切结合社会各方面对水日益增长的需求，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考虑国际学术的发展趋势，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和众多的机遇，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下面提出的若干方面仅供商榷。
3.1水资源仍为研究主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今后应以地理水文与工程水文相结合，为水资源评价、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提供水资源水文的科学依据，深入水文规律的研究，创造新的水文分析方法。由于供水量的不断增长引起废弃水的增加，水质的研究和地下水及一些新水源利用，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不断扩大规模或尺度的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包括三峡大坝与南水北调等超大型水资源工程的影响，将为地理水文研究提出新课题。
3.2全球变化与地理水文
埃里克·巴伦提出的通用循环模式（GENESIS）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增暖的认识。对全球变暖引起的水文水资源变化的研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中国是世界大国，幅员辽阔，大约跨4°－53°N之间，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是非常复杂的。主要特点是：
①因纬度带而异；
②水文水资源量的响应属非线性（见图2）；
③水文的变异，包括极值，有随温度升高而俱增的特点。这些特点会影响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因此，必须开展全国不同地理区或纬度带的水文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并为水资源未来情景作出预测。
图2年径流（R）对气温（T）与降水（P）的响应
Fig2AnnualRunoffResponsetoAnnual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
3.3全球能量与水循环实验（GEWEX）
GEWEX是一个跨世纪的国际研究计划，它属于世界气象计划（WCP）的内容，横向与水文学的研究相结合。研究计划在1990年制定，1995年以前属准备阶段。我国早在50－60年代已由黄秉维先生提出了与其基本相同的课题，即“热水平衡”的研究。因此，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目前正在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生态台站网络，将为开展GEWEX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由于GEWEX的研究需要解决大小尺度空间系统的耦合问题，今后的研究从我国的实验观测台站来看，存在着小尺度能量与水分运动的计算，如何在尺度上延伸或升级（Upscale），当然，全球大尺度的模型，也需要考虑尺度的降级（Downscale）。随着GEWEX研究向21世纪的迈进，水文与气候学在大尺度上的结合，将会产生出崭新的成果，发展新的前沿。
3.4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
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BAHC是核心计划之一。这与1966年澳大利亚著名土壤－水文学家菲利浦提出了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的研究一脉相承。1992年已在法国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欧洲与北美及澳洲均在开展研究，加拿大国家气候中心立项作为专题项目。
BAHC作为IGBP的核心研究项目，将密切配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研究，旨在通过植被对水循环实现调控。在我国地球与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单位也正从实验的途径开始工作。由于水循环控制关系到水资源调蓄利用，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结合IGBP计划将促进一门新的水文学科——宏观生态水文学的发展。
3.5过度或交错带（Ecotones）的水文问题
Ecotones原意为群落交错带。随着环境变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Ecotones是环境水文问题研究的延伸。根据人与生物圈（MAB）的活动计划，1993年7月，在法国里昂召开国际地下水与地表水交错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议题：
①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作用。
②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障碍：原因与评价方法。
③地下水与地表水界面的管理与恢复。在我国Ecotones尚属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水文地理与化学地理工作者正在着手开展Ecotones的研究，除了地表水与地下水交错带外，河湖与陆地过渡带Ecotones也开始研究，预计未来其它交错带的研究也会逐渐发展，这一研究作为水文学与环境学的交叉研究课题需于重视。
3.6雨水资源化
雨水资源化顾名思义是雨水利用的问题，80年代以来热衷于这一研究的各国学者已举行了六届大会和多次区域性会议，1992年10月在日本东京都召开了国际雨水资源化区域会议。1993年8月初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第六届会议，说明雨水利用问题深受各国学术界的重视。
1989年8月初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大会上，酝酿成立了“国际雨水收集系统协会”（IRCSA）并推选了美国夏威夷大学水文学家，美籍华人霍雨时为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该协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着雨水利用的研究。
雨水利用的研究应用前景广阔，其内容也甚为广泛，特别是对我国广大农村农户的供水、对缺乏河川的渔岛、远离地表水源的山村等有很重要的意义，拓宽的雨水利用还包括雨云的研究（和人工增雨），屋顶雨水的收集技术以及水质保存的方法、雨洪的调蓄等等。对于我国缺水的北方与南方石灰岩山区。地表水缺乏的地区，雨水利用的研究可望缓解局部地区的缺水问题。在我国降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1985年6月将由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与组织在我国召开第七届IRCSA大会，可望推动我国的雨水资源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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