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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情况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农村金融服务的质量要求必须增强。一般农村金融从对象方面需求分成三类：政府需求；农户需求；农村企业需求；在性质方面可以分为：建设性需求、生成性需求、消费性需求。政府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需要建设的方面。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实，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金融必须切实支持，当前我国很多农村区域无法完成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主要原因是财政资金状况，所以，农村金融的充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农户金融需求重要内容是生产性需求和消费需求。生成性需求包括了购买农用器具、种子、农药、种畜等需求。农民消费需求主要生育、建设、生活开支等。农村企业需求主要体现在生产和建设需求上。建设主要包括在厂房建设、购买设备等需求；生产主要包括产品经营、采购原料等资金需要周转的需求。
二、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不明确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定位。
我国有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与农村相关的银行，需要探讨商业运作和社会责任、网点成效与对服务的普及等方面需要深层次的问题。面对农村不同服务对象、发展途径、业务领域等问题没有进行认识和完善，因此对市场的定位就不明确。
2.农村金融结构覆盖范围过于狭窄。
根据当前的实例：农业发展银行对于乡镇地区网点都不予设立；而农业银行在乡镇地区的网点也只有五分之一作用；邮政储蓄覆盖所有乡镇地区只有邮政储蓄银行，然而主要服务内容是吸收储蓄，因此在贷款方面的功能不强，在2010年，全国只对30个省份在乡镇地区金融服务做到了覆盖。
3.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意识过于落后。
农村金融机构一般的业务是存、贷、汇，属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服务业务，由于当代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因此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都不能满足。目前，我国农村过于单一的金融服务产品，新型的中间业务无法完成对农村的全面普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根基不稳，所以金融的服务方式不能跟紧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落后的结算支付体系，导致无法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整体功效。非正规金融组织发展不够规范。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定位不清晰，导致非正规金融机构有机会形成和发展，相关部门没有对他们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监督，逐渐使其地位不合法，过于混乱，因而无法达到规范目的。例如农民需要借贷时，用没有法律保障、利率偏高的方式进行，例如口头约定，不仅制约了资金的需求的发展，还会有出现法律纠纷的事件。还有补偿机制不够健全、农业保险发展怠慢等问题也同时导致了农村金融无法快速健康的发展。积极开发新的投资、融资途径，加大力度对地方投资、落实搭建融资平台。
三、改善农村金融的措施
农村经济的核心是农村金融，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改善农村金融：
1.促进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
促进开放金融市场，扩大领域，适当的放宽政策促进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为农村金融服务。加强金融服务与产品的时时更新，满足金融需求对农村金融不同的需要。
2.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定位。
在掌握市场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完成对金融机构的定位，加强它们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落实到细节上，在县城或者经济突出的乡镇规划农业银行网点的领域地界，还要掌握当地实际经济情况，扩大规模；农业发展银行的定位应该将部分农村经济发展别需要政策扶持的贷款项目设为重点服务；农村信用社要从农村出发，促进三农”，服务“三农”；邮政储蓄应该借助自身的优势，以农民个体为重点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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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J]．福建论坛，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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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规金融供给不足
在我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是非正规金融蓬勃发展的外在原因。其中，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服务不充分等问题普遍存在，资金供需缺口不断扩大。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县以下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仅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政策金融的作用，农村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信用社成了唯一能向农户提供资金借贷的正规金融机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不大、不良贷款率高、亏损严重，为三农融资能力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20842个样本户中，农户贷款总额为2947.92万元，其中银行、信用社贷款为769.16万元，仅占26.09%。
（二）非正规金融的优势
把中国农村社会称为乡土社会，即以族缘、地缘、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非正规金融交易正是建立在族缘、地缘、血缘关系基础上，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体验，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他们相互熟悉，因而相互欺骗的概论极低，从而有效避免了正规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贷款中的道德风险。
二、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发展规模
改革开放之初，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从1986年，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开始超过正规金融的规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后，农村非正规金融更加活跃。
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294个农户的常规调查表明，2000年农户贷款来源中，有68.4%来自私人借贷。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3%。从地区分布看，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比重越高；从融资用途看，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非正规金融主要用于非生产方面，而东部较发达地区则主要用于生产和经营活动。
（二）趋势特征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
1．公开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府对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打击措施比较严厉，处于萌芽期的非正规金融活动较为隐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盈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逐渐被人们接受。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村民间借贷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并逐渐放松对民间借贷的打压措施，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由隐蔽逐步转向一定程度的公开。
2．组织化
过去，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个人，现在一些村镇集体和企业也参与到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活动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主体由传统的个人行为向组织结构发展。
3．规范化
以往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多以口头信用约定为主，符合人们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现在，随着人们风险意识的加强，出现了以存单、债券、房地产等抵押、质押的情况。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逐步规范化。
三、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虽然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和促进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缺陷的存在，使得它存在诸多问题。
（一）规模和范围上存在劣势
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这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范围和规模的狭小使得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了较高的关联风险；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范围狭小，资金的转移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不利于资金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有效配置，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特别追求规模效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规模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二）内部经营管理混乱，经营风险较大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制度不规范，内部经营管理较为混乱，大部分非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同时，由于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帐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较大。
（三）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自发、盲目、分散的信贷活动，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借款手续不规范，极易引起债权债务纠纷和集资欺诈等问题，严重时甚至引起暴力犯罪。在欠债不还的情况下，不少债权人通过暴力收回借款，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四）不利于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
农村非正规金融分流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正规金融贷款的能力，进而影响金融的宏观调控效果。一些不符合农村经济宏观政策的项目由非正规金融为其融资，结果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地位
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由于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我们可以在加强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补充和辅助作用。此外，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早已利率市场化的非正规融不再有违法之嫌。
（二）实施分类监管
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我们应采取分清类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其进行分类监管。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资本实力较强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应加以引导和发展，条件成熟时可将其改组为正规金融机构，逐步纳入国家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中，加强监管，避免因其金融供给不规范而诱发金融风险，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冲击。
那些暂不具备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非正规金融，政府应加强监管，鼓励其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其中对经济生活有害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则要坚决取缔。如地下经济活动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活动，进行洗钱活动的地下钱庄和地下外汇兑付店等。
（三）完善相关法规
为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国家可以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形式制定相关法规，以法律形式明确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等交易规则，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完善相关法规并不是将农村非正规金融全部纳入政府监管范围，而是给其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减少它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周丽莉：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金融与经济，2006（9）：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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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的垂直合作属于典型的金融创新，该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场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对非正规金融带有偏见，认为非正规金融服务太窄、零碎和无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农村金融小组，就发展中国家对私人和机构性的非正规金融中介的许多诽谤给予了纠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适宜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作为金融服务项目创新的一种来源，能够服务于穷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纪80年代起，有意义的努力是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结合到正规金融项目中去。例如，马拉维的lilonwe土地发展项目、津巴布韦的储蓄发展基金会、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的phbk（连接银行和自助小组的项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为通过直接的补偿计划把货币放贷人和银行联系在一起，货币放贷人的工资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变化。研究还表明，治理乡村生活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约束人可能的策略行为，从而帮助金融机构。varghese（2004）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筛选、监督和状态核查问题以及执行问题，通过对银行自己发展发放贷和银行与非正规贷款人联结起来发放贷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较，得出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联结的激励相容条件。条件表明银行应当根据货币放贷人的机会成本和信息贡献补偿货币放贷人。
二、国内研究
左臣明，马九杰(2006)提出在农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视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关系，前者有成本优势，而后者有信息优势。正式提出将二者连接起来为农村金融服务的设想。
武翔宇（2007）在综述中总结道，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有三种联结模式。第一、正规金融雇佣非正规人，如私人放贷者、合作社、资金互助社或小额信贷机构等，由其代为筛选、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非正规人贷款的条件、佣金水平等由正规金融决定。第二、转贷。即正规金融向非正规机构贷款，非正规机构再将从银行所得到的贷款转贷给农村借款人。非正规机构向农户贷款利率、贷款条款等不受正规金融干涉。第三、正规机构隐含的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如正规金融通过“信贷配给”来利用非正规金融的信息，非正规贷款人通过提供贷款给非意愿违约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并与其共享未来的盈余。并说明了金融联结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联结条款的设计和联结的效果。并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银行雇佣乡村中介筛选和监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贷款时补偿方案的设计。提出我国农村可能作为联结中介的主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金融类乡村中介，如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发展基金、信贷协会、互助会等；二是村庄资源如村庄的供销社、卫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产性的组织,如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四是非政府组织。
邵兴忠（2008）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对接研究。提出了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他认为，垂直连接主要有三种方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连接：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商品信用）的连接；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合会、小额信贷）的连接。
杨福明、黄筱伟（2008）以温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协作的关系，并将其定义为协同性。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协同性是金融生态体系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主张把民间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生态主体，在对民间金融的改革和规范过程中，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
吴成颂（2009）提出了我国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进行水平连接和垂直连接的几种模式构想,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建议让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服务体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倍为标准。只要合法的放贷者和金融小组就近简单备案，就可以进行放贷活动，以实现垂直连接。
刘杰（2008）对垂直连接的前提条件、效率、可行性进行了完整的理论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互补”关系是实现“垂直连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响“互补”关系形成的相关因素。另外，“垂直连接”的效率与农村信贷市场的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有关。非正规金融市场结构既有可能形成竞争也会造成合谋。竞争的局面是“垂直连接”所愿看到的。进一步放宽假设的情况是，我国大多数地区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垄断市场结构特征。“垂直连接”的剩余可能会被垄断者完全占有，但同时加大了农村资金的供给，其代价是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而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规金融垄断组织形式，而这些组织并不会完全占有剩余，所以应当被视为“垂直连接”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之，“垂直连接”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可行是有条件的。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应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各自的政策预期，不能搞一个模式。农民组织化程度越高，商业化程度越高，“垂直连接”越有效。
万川川（2010）以辽宁农户家庭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存在着协同效应，两者通过‘垂直连接’是能够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想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采取的模式，认为我国正规金融可以考虑跟商品交易互联以及和自有资金放贷者和金融小组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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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184-02
一、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作为一种满足资本需求的体制，它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上既不能实现自融资金，也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而非正规金融作为市场化需求的产物，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需求的过程中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目前，从我国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其资金的获得还是通过自筹的方式，而在自筹资金当中又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通过非正规金融获得。
二、黑龙江省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
黑龙江省的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其中以农村大量闲置资本发展产生的农村民间借贷作为主体，同时还有个人信贷公司和合伙投资理财等多种组织方式并行发展。
2013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贷款回收困难，使银行业造成了钱荒现象，进而提高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放贷的标准。这就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通过正规融资渠道借贷困难重重，不得已转向民间借贷筹集资金。因此，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起步较晚，在机构建设、法规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方面。黑龙江省内的非正规金融相较国内发达地区，在发展规模和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方面的差距依然很大，非正规金融机构通常是完成注册后立即开展业务，不重视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另外，由于工商部门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对非正规金融的监管有漏洞，造成近年来的非正规金融纠纷逐年递增。另外，非正规金融往往因为无抵押品或抵押品资不抵债造成机构的资金回笼困难。相比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过高的融资成本经常使中小企业在规定的还贷日期一拖再拖，这样的行为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因此，黑龙江省内的非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可谓喜忧参半。
三、完善黑龙江省非正规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培育多层次的民间直接融资市场
根据黑龙江省地区中小企业分布广、所属行业差距大的情况，可以考虑建立涉及债权、理财、基金等多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灵活、便捷、畅通的融资渠道可以为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为了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非正规金融投资渠道窄的问题，可以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的成功经验，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非正规金融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也是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赋予非正规金融合法的竞争地位
给予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并允许非正规金融资本参与到融资市场竞争中来，这样既可以减少因其躲避管制而发生的成本，也可以减少不法分子利用其形式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营经济不仅仅包括农业、工商业等实体性产业，也应该包含银行、保险等金融产业。而且，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包括金融要素市场在内的商品市场必将进一步细化，那么仅依靠正规金融机构和跨国外资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各种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因此，在客观上需要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所以，省内应该针对非正规金融的特征，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之间的界限，引导和规范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
金融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承认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性、鼓励非正规金融金融市场不等于无限制地任何非正规资本都能进入金融市场。首先，应该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之下，实现非正规金融的整合，提升整个非正规金融行业的质量。如果能够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提高其合法地位，规范行业的发展，就可以让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使其在规范的道路上逐渐壮大。另外，对非正规金融业要有^别的对待，对合理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对合理但不合法的给予法律上的帮助和引导，而对既不合理、不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就要严厉打击。加强非正规金融的信用体系的建设可以帮助非正规金融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帮助中小企业减轻借贷压力。
从黑龙江省目前情况来看，可以从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存量和增量两方面上着手改善其生存现状。存量方面的具体措施，可以给予非正规金融机构更多的合法地位，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鼓励这些机构之间的并购、重组，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优化。同时鼓励地方性商业银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兼并和收购。增量方面，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审核力度，制定严格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准入制度，对申请人的注册资金、产权结构、股东人数等进行筛选。同时，对退出机制也要进行控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允许非正规金融参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商业金融机构的投资或参股，这样就可以通过个人理财投资或产业投资的方式将民间过剩资本，或非正规金融机构资本转化为直接投资。
（三）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融资关系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而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度低、倒闭率高已成为普遍现象，信用低会增加贷款活动的风险，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借贷给中小企业的意愿越来越低，不愿意将资本投入到高风险市场；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加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信用建设，建立制度的同时培养信用意识，改善非正规金融的生存土壤，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信用的建设需要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提高借贷双方的诚信理念，节约市场资源，促进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这是非正规金融进入正规融资体系和使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的重要保障。
（四）完善民间金融监管机制
除了诚信系统的建立，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制度，来保障非正规金融在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首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且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保险必须强制执行，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的经营状况确定不同的存款赔付率；其次，为解决中小企业起步晚、规模小、融资难，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问题，同时也为了避免中小企业带来的坏账风险，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贷款担保制度；再次，为了保障非正规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和已经发生的借贷关系，有必要建立一套破产清算制度为了便于政府监管部门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约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建立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相适应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政府监管部门负责对其制度进行审查，确保分线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第二，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披露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信息，便于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减少风险的发生；第三，建立非正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设计一套合理、可行的风险预报指标，这样就能使监管部门及时掌握风险系数并做到有效化解；最后，建立非正规金融分线处置机构，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通过并购、收购、撤销营业执照、依法破产清算等途径对风险较大或已经存在诸多问题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处置，强制其退出金融市场。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一般项目（14B071）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董正铎.基于民间金融视角下的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 王芬.温州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导刊， 2010（01）
[3] 彭志洪.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问题研究[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篇6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 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 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 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 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 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 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 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 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 、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 、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 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 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 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 结 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 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 内生性 ，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杜朝运，许文彬．制度变迁背景下非正规金融成因及出路初探[J]．福建论坛，1 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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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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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占据主流地位。从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金融改革过程来看，实际上也体现的是第一种观点的思路。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与创新选择第一种思路具有客观必然性，这不仅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布局的要求，也是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使小农经济走向开放，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互交融的要求。诚然，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目前东南沿海一代的民间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走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昔日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是做出了贡献的。然而，相对于存量巨大、覆盖面广泛的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因而，重视非正规金融在创新当中的作用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取代正规金融的作用。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的效率，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就成为问题的一个关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很低，而且资本高度稀缺，若采取类似于城市经济当中“国有股减持”方式将政府对农村金融产权控制力度削弱或取消，放手由市场调节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在政府主导框架之内，通过制度供给的方式激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当中，政府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不断弱化千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当中业已形成的“超稳态”的小农经济结构而不是保留它或者固化它。这也是政府主导之下农村金融创新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篇9
一、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
怎样理解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关系，怎样来对民间金融的功能进行定位，这是认识、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前提。本文认为，在对民间金融的定位中，首先要明确一点：发展民间金融不是要其替代或是冲击正规金融，而是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必需。民间金融的发展不会对国有金融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国有金融的改革改制也将无法拧灭民间金融发展的火焰。民间金融与国有金融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
竞争关系表明两者处在同一个市场上，被称为“共同市场”。科技论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同处于一个金融市场内，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存在竞争。互补关系表明两者的市场具有一定的分割性，这种分割性使得市场中有存在不同需求者和供给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不完备所导致的正规金融部门不可能将其服务覆盖到所有的领域，而民间金融的存在正好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隙。
（一）竞争关系在同一个金融体系中，民间金融的存在必然会给正规金融机构带来竞争。但是由于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状态。
学者商原波在对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关系的研究中，把这两者的关系置于整个金融生态体系中，引入生态学中的高斯假说（或称竞争排斥原理），得到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可以达到一种均衡这一结论。根据高斯假说，两个种群的共存只能在物种生态位分化的稳定，均匀环境中发生；完全相同的种，不能长久地共存，一个种最终会被另一个种所取代。民间金融产品与正规金融产品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竞争环境中达到一个共存的竞争均衡，从而两供给部门能够同时存在一个共同市场上，是因为生态位分化的结果。生态位是指某一物种在相应的生物群落中所处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功能及与其他相关物种（如食物和天敌等）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与其他种的营养关系，也就是营养生态位。金融产值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易来进行，对于金融品种而言，营养生态位指的就是跟金融产品需求者的关系，就是跟借款人的关系。非正规金融部门和正规金融部门的营业生态位具有一定的分化，这种分化源于金融市场上借款人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借款人偏好以及需求函数的差异。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在共同市场上只要中小民营企业对贷款的偏好不完全一致，则非正规金融就不可能被正规金融完全“挤出”,两部门的竞争均衡就会存在。[1]
换句话说，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中金融服务的共同供给方，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又由于市场中需求主体的多元性、多层次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金融安排都无法完全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这也就给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的竞争均衡提供了可能性。
（二）互补关系互补效应的产生在于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在金融生态中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融资需求。各自具有的比较优势使得它们在金融市场上能够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分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关系。现阶段，我国民间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供给不能满足由经济快速发展、变革带来的高速膨胀的金融需求的反映。也就是说，正规金融无法满足金融市场的需要，需要发挥民间金融的作用来进行补充，即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
我们可以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服务的领域和对象来比较这种互补性。从服务的领域来看，正规金融主要服务于城市，而放弃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科技论文。从融资的服务对象上说，正规金融具有明显的“产权歧视”和“规模歧视”，正规金融主要服务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把很多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排除在正规金融体制之外，造成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民间金融却恰恰可以满足这部分市场。
数据显示，如今我国中小企业己占全部注册企业的99%，中小企业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工业企业的60%和40%以上，提供的就业机会约占全社会的75%。我国正规国有银行偏好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较难从国有银行得到信贷支持。民间金融的存在，可以形成对国有金融部门的重要补充，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央银行在2005年5月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也承认了民间金融的补充作用，认为“一方面民间融资具有一定地点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民间融资的发展还形成了与正规金融的互补效应。”
二、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 民间金融的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民间金融的活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首先，从时间上看，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时间早于正规金融；其次，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尽管近年来，正规金融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市场竞争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市场中的供给方不可能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正规金融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只能提高其自身的效率，不会也不可能带来民间金融的消退。民间金融不仅存在于过去、现在，还将存在于未来。
（一） 民间金融早于正规金融出现民间金融的发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国有金融产生之前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私人钱庄可以考证的最早出现时期是明朝，而典当业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合会的发展在我国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虽然在解放初期，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民间金融后来随着计划经济的实行，民间金融逐渐退出市场。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及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金融再次迅速发展起来。在金融的发展史中，民间金融往往既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又是金融创新的源泉。正是在民间金融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政府或者其人对民间金融的活动进行规范，才诞生了各种正规的金融活动。
（二）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近年来，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政府开始推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制。改制的目的是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那么民间金融会不会随着正规金融的完善和发展而逐步衰弱甚至是消失呢？
答案是不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市场的需求主体是多层次、多元的，这就需要有多层次的金融供给者。无论正规金融如何完善，都无法满足所有金融需求。科技论文。二是民间金融有其生存的内在必然性。民间金融是对信息不对称、金融管制的自然反映，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民间金融就不会消失。而在我国这两个因素将长期存在，那么民间金融也必然存在。三是国有金融机构改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国有金融的一系列改革会提高其效率，逐步提高收益，实现自身的效益最大化，但国有金融效益最大化并不等同我国金融市场效益的最优化。
图1.1国有金融垄断下的效率不对称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既定的情况下，国有银行没有进行商业改制之前的效用曲线是U1，与生产可能性边界交与A，在改制的激励下，国有银行效率提高，效用曲线为U2，此时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交点为B，显然优于改制前的A点。但是在此点仅仅是国有银行的效用最大化，并非整个金融系统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之所以说B点不是帕累托最优，是因为在不损害信贷供给者效用与福利的情况下，金融资源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可以使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从B点向最优配置的C点移动过程中，需要一个多元化、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但是国有银行的商业改制显然无法实现这点，所以说它并不具备把低效率B点推移到帕累托最优E点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有银行的商业改制固然有利于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但是仅靠国有金融是无法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源最优化，还必须要有民间金融的参与。无论国有银行如何完善，鉴于其产权所带来的局限性，其在金融市场中作用的发挥也必然无法兼顾所有需求主体，在这种情形下，民间金融也必将长期存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制度也将不断变迁。在这个进程中一部分民间金融可能会逐渐被合法、正规化。但是民间金融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经济的发展将不断催生新的民间金融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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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指出，中国式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2010年3月至今，我国的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在这期间的阶段性放松只发生在2012上半年。从去年下半年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和高利息，导致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也由此说明，中国经济仍旧持续受到金融抑制的冲击。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由于金融抑制的市场现状。发展中国家金融系统的发展受到抑制是由于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的干预，而滞后的金融体系又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两位教授认为，金融自由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利率价格反映出中国市场的金融抑制非常严重：非正规金融市场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价格是20%-30%，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利率价格为14%-15%，金融衍生理财产品的利率价格位于5%-7%，此外，信托的利率价格为7%-10%。
就中国经济市场现状分析，财政政策是无法采取扩张政策的。此外，货币供应量M2已经突破100万亿的界限，货币若是继续大量投放是不明智的，所以货币扩张政策也无法实行。而且，过高的实际利率制约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限制了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限制了居民消费，因为居民的消费与中国居民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没有显著增长的居民收入导致中国居民消费难有起色。在这样的显示情况下，我们只能期待股市的乐观的未来预期可带动经济增长。股市可带动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而若未来股市低迷，经济下滑会更加严重。
此外，解除金融抑制而努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流动性陷阱是不存在的。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指当在一定时期内，利率水平降低到最低的水平时，人们将会预期利率将会上升而债券价格则会下降，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而利率将不会再下降。发生流动性陷阱时，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而就中国经济现状而言，虽然货币发行量指标M2突破了100万亿，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规模，因为央行将其中很大一部分进行了冻结处理，导致银行的储蓄中有20%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还有不足于20%的资金运转于房地产市场之中。有学者直接表明，中国正处于十年以来货币政策最为紧要的使其。一方面，中国的100万亿的储蓄总额和3.5万亿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拥有大量的资金储备；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由此产生的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目前而言，稳定我国经济是金融有效改革的一个必要的宗旨，中国需要解除金融抑制。有学者提出要取消信贷规模。笔者认为这一政策近期内无法实现，但是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是可行的。在全部的金融体系中，占85%以上的是商业银行，占50%以上的是四大银行，金融市场严重不协调（田东山，2011）。这说明，在中国间接融资市场占绝对优势。并且，考虑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政府主导的特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在经济中无法逾越的地位。非正规金融的成本优势就是具有一定的可发展环境，且难以压制（吕奕飞，2013）。以长期的角度分析，可以预期中国中小型企业所需要的金融融资来自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共同支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扩大非正规金融信贷规模，发挥其能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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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农村金融市场的组织体系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存在两大格局，即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前者为主导，多种非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正规金融机构是指由政府批准成立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机构，如我国的中央银行、政策银行、合作银行、保险公司、典当业等。非正规金融机构是指非法定的金融组织，即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组织，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和自发的乡村组织等。
2农村金融抑制
2.1融出资金抑制
融出资金是指经济主体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渠道借入资金，农户实现资金融出，只有增加资金供给才能让农户真正受益，而事实却非如此。
2.1.1农村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从农村资金供给的主体来看，有乡政府、村集体、乡镇企业和农户，而乡镇企业由于管理落后、效益低下，资金积累十分有限。因此，对于农村每一主体，他们的储蓄能力都十分有限，且急需外部资金供给。受长期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村资金一直是游离农村，进入城市，而且农村资金离农倾向愈加严重。
2.1.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的资金在以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农村还在向城市输血，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储蓄网点每年吸收的农村资金为5 000～6 000亿元，这笔巨款资金由此内部系统注入城市。2003年12月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7 679亿元，全部转存中央银行，其中65%来于县及县以下乡镇及所辖农村，占34%；1978～2000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造成的净流出资金高达6 157.9亿元，仅2000年1年农村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就流出4 639亿元。可见农村资金流出态势还在加剧。
2.2融入资金抑制（资金需求受堵）
融入资金是指经济活动主体从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借入资金。融入资金抑制的问题就是资金需求的问题。
2.2.1农村融入资金主体细化。虽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供给服务的机构多种多样，但这些需求服务对象只有3种，农户、农村企业和政府部门。三大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层次再细分类又是一个资金需求的方向，是资金需求渠道的细分系统。
2.2.2农户融入资金受堵原因。农户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也是农业生产的投资主体，农户的投资行为直接决定着农产品和市场的有效供给，决定着农户的经营收入。农户贷款是农业信贷的基本形式，农户对借贷资金的需求与农村金融部门借贷支持存在较大差距。
（1）主体因素。农户、乡镇企业和基层政府部门是农村金融市场中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三者之中农户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农业生产周期长、收益小、季节性强等特点，直接影响农业的资金周转和回收。
（2）客体因素。由于正规金融服务的缺位和不完善直接造成非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壮大，农村正规金融服务急剧萎缩。农村信用社一直被当成中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经历了20多年不断改革和发展，农业资金投入短缺，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贷款难问题仍然突出。
3推行金融深化战略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着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分别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与促进的作用，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是指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并在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之后，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刺激社会储蓄总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于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融资效益。
3.1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规范农村合作金融
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三农”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支农服务和自身发展的双重目标需要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规范股金管理，改善股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制度建设，转换经营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强化社会监督和制约，逐步培育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二是坚持商业化支农方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论采取何种产权形式，都需要自己能在农村建立起稳定增长的信贷资金供应机制，坚持市场化、商业化取向。若被迫牺牲商业利益去实现社会责任，则不可能持续发展。三是坚持区域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条件又不一样，因此，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应充分调动各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同地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要按商业化取向，中西部地区要向市场化、商业化方向发展，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3.2推进农村民间金融合作化，重构农村合作金融
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就必须让已存在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合法化、公开化、规范化、重构在农村居民自愿基础上的新合作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为农村合作金融提供有益补充。通过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等法规体系，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使其充分发挥对农村融资的补充作用。对民间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管理就需要，一方面，规范民间借贷协议，明确民间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必要的资金借贷登记，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准确地掌握民间借贷活动，介于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市场化原则，结合区域小额贷款机构的实践经验，建立及时有效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式金融。此外，建立灵活的民间金融监管体制、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机制，保护和补偿中小规模贷款人的利益，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篇12
自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并进一步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之后，广大农村地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然而，由于农村信用环境较差，正规金融系统不发达，民间金融受管制等原因，农户的贷款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导致农业发展陷入“瓶颈期”。
要了解农户贷款难的原因，不仅要考察现阶段农村地区的金融环境，更要分析农户贷款的需求特征。基于此，众多学者都在农户贷款行为方面进行了研究。亓新敏，王家传（2007）根据山东泰安市的调查指出正规金融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了农户的信贷特点是导致农户贷款难的原因之一。在对农信社改革方向的建议上，史正涛，张建国，韩晓波（2000）指出农村信用社应掌握更多的信息，增加服务的主动性。金烨、李宏彬（2009）则经过论证表明如果农信社等正规金融维持低效现状，农户的资金需求在无法得到正规金融渠道的满足下会轻易转向非正规金融渠道。杨伟坤，刘洁，闫贵娟（2009）在河北省的调研甚至发现当地农户80%的资金需求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得到满足。
本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展开调研，对当地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受调研农户按收入来源被分为三组，分别是产业化滩羊养殖、农作物种植、山羊放养。收入来源为产业化滩羊养殖的农户基本为青壮年农户，而以农作物种植的农户悉数为留守老人与儿童，放养山羊为生的农户大多为山区移民。通过对回收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得到基本情况如下：
二 、偏远地区农户的贷款需求特征
（一）农户年均贷款量接近年均总收入，贷款量农户间差别较大，潜在货币需求量很大。
三组样本农户的贷款金额年均分别为11万、3.5万、4.5万，平均每户的年收入分别为10万，4.4万，5.3万。30户农户平均每家的货币年需求量约为6.3万，年收入平均为6.2万。
三组样本农户年均贷款量极差分别为28万、4.5万、9.5万，年均贷款量中位数分别为7万、3万、1万，与平均贷款量相比，第一组与第三组皆表现出极大的组内差异性。
在接受调研的三十户农户中，有26户有融资需求，并且认为现有资金供给并不能满足当下资金需求。收入来源为滩羊产业化养殖的所有农户都有在未来扩大生产的计划，大部分希望将现有融资量扩大一倍。
由于调研抽样率为千分之一，因此可以推断，整个盐池县的货币需求量约为6300万左右，估计潜在货币需求量接近一亿。
（二）农户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融资速度是农户选择贷款渠道重要考虑因素。
盐池县农信社的贷款利率为8%—10%，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为11.4%—15.3%，邮储的贷款利率为12%，所有农户分别从三种融资渠道借款127.5万、36.8万、31万。邮政储蓄的利率虽然略低与小额贷款公司，但农户却从小额贷款公司借入更多资金。三组农户平均每户每年支出的利息分别为1.3万、0.44万、0.4万，分别占年收入的13%、10%、7.5%。全部受访农户均认为利率较高，但由于生产消费需要而不得不被动接受。
将农信社作为首选融资渠道的农户占所有有融资需求的农户的70%，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首选融资渠道的农户占所有有融资需求的农户的23%，将邮政储蓄作为首选融资渠道的农户占所有有融资需求的农户的4%。尽管利率较高，但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贷款手续简便，时间成本较低而受到农户青睐。
（三）农户的信用水平良好，担保贷款占主要地位。
盐池县农户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农户有能力偿还利息，因此该县农户贷款违约率极低，受访的融资农户无一户违约，皆能按时还贷。盐池县农户贷款全部采取联合担保制度，在该制度下，参与全民联保的单位成员多数以血缘为纽带，对农户起了道德约束作用，继而能有效避免信用贷款带来的道德风险，而且农户之间的了解程度也能解决资金供给方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任何农户选择抵押贷款与风险投资。
农户从正规金融渠道所借资金全部用于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如养殖业、种植业，皆有固定生产周期，因此农户的资金需求也带有周期性，这就方便了农户在正规金融渠道办理借、还款相关手续，使他们拥有按时还款的意识。
（四）非正规金融仍有市场。
在有融资需求的26户农户中，尝试民间借贷的有7户，占比27%。其中五户在民间借贷渠道中承受了20%的高利率，两户因从亲友处借款，故利率为零，农户选择从亲友处借款主要用于消费支出，如盖房、婚丧嫁娶等大项消费支出。但他们也面临着潜在的“人情成本”。如今，农信社，小额贷款公司，邮政储蓄等多方融资渠道存在，仍有两成多农户选择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方式。
三 、偏远地区农户贷款需求表现
（一）生产性资金需求。
在宁夏盐池县，农户所融资金基本用于生产。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餐饮业、制造业的兴旺带动了农业蓬勃发展，同时政府出台各种扶持政策，使盐池县以滩羊养殖为主的各产业迅速发展，资金需求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货币供给水平却一直没有提高，农户的贷款满足率较低。尽管如此，养殖产业的利润率较高使农户在筹资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接受15%以上甚至是20%的较高利率，并希望扩大融资规模。
其次，偏远地区农户生产效率低下且并没有生产方面的相关理财知识，因而对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农户在现行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来增加收入。目前，所有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完成，年折旧费较少，农户的投入集中于各项流动资本，这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生产的乐观估计，并因此对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低。
另外，受传统观念影响，农户对风险始终选择规避态度。同时，农户自身水平有限，对金融新产品、衍生品不甚了解。因此，农户更愿意选择传统的联合担保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受到道德约束而十分重视自身信用水平，故违约率很低。
最后，在农业的某个环节，例如种植业的播种、喷药、养殖业的饲料供给等，一旦资金无法继续追加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但是，提前准备充足资金会支出更多利息费用，而当需要时再融资又会因办理各项手续等原因贻误时机，因此当农业生产进行到某环节时，农户只能向融资速度快的机构借入高利息的资金，或直接转向融资速度更快的民间非正规融资渠道。
（二）消费性资金需求。
由于收入不断提高，除盖房、婚丧嫁娶等大项支出外，农户的日常消费无需贷款。农户在大项消费支出上，习惯从亲友处借款。由于传统观念，在诸如盖房、婚礼等家事上，农户间因人情关系相互帮忙，此时借款皆免去利息。因此，农户的消费性资金需求基本通过亲友间帮助而满足。
据了解，盐池县部分农户为留守老人儿童。青壮年劳力进城打工，每逢过年才能与家人团聚，而农村由于生产水平落后，相关精神文化生活也较城市匮乏。当地小额信贷公司承担着扶贫的政策任务，他们将农户所上缴的利息用于举办联欢会等各项文娱活动，丰富了当地农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因此，即使这些农户的生产对资金的实际需求并不是很高，他们也积极参与融资活动。
四 、农户贷款困难原因
（一）资金供给量不足。自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撤离农村以后，在农村地区，农信社占据了对农户提供贷款的垄断地位，但是货币供给量不高。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使农信社本不多的资金部分流向城市与东部地区。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而小额贷款公司无法吸储的政策限制使其货币供给较少。大部分农村地区地处山地，农户多数散居，使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设立网点的成本加大，没有进军农村市场的动力。同时，非正规金融由于发展水平不高也无法提供较大的资金量。
（二）农业经营面临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农业对自然依赖程度较大，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尤其是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农业的生产率水平不高，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为严重。近年来投机商不断对农产品炒作，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极大，农户获取信息渠道较少，盲目进行投资生产，而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又使农户无法做出及时调整，造成了较大损失。
（三）借贷过程中易产生道德风险。国家针对农村地区的部分扶贫项目是为农户提供低息贷款，而贷款农户文化水平不高，不了解金融制度与相关法规，无法正确区分贷款与救助金，偿还贷款积极性较低。在无法收回贷款时，贷款机构往往会向放贷的相关工作人员追究责任。长此以往，放贷人员惜贷情绪加重，即使当今农户的诚信水平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贷款机构仍然对农户还款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另外，由于农村地区产权不明确，农户缺乏能够抵押的担保品，进一步加重了贷款机构的惜贷情绪。而农户在选择贷款机构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利率水平低的贷款机构，而这些机构为了尽量减少贷款带来的交易费用而对农户的贷款请求作集中处理，这就增加了农户等待的时间成本，无形中增加了贷款的难度。
五 、相关政策建议
（一）切实完善农业担保体系与风险补偿机制。农业生产面临着自然风险，而农户又无法将土地等资产作为担保品进行抵押，因而信贷机构提供贷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鉴于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对于资金周转困难的农户，政府可以代缴保险费。
（二）承认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并在制度层面予以规范。相对于正规金融繁琐的手续流程与相对僵化的管理体制，民间金融在提高农户融资速度等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应在法律上使民间金融正规化，同时，由于民间金融高风险、隐蔽性强等特点，也要对其加强监管，杜绝高利贷等违法行为。
（三）重视对留守老人儿童的人文关怀。举办各项娱乐活动，提供相关运动设施，让老年人安度晚年，儿童健康成长。抓住时机建设有农村特色的集体企业，让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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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很多人提出，解决就业问题就要清楚界定并制止就业歧视，且扩大就业供给。您认为，就业促进法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
周：我的观点是，扩大就业供给，优化创业环境是最根本的。没有创业，何来企业，没有企业，何来就业？不能空谈就业，如果不解决创业的问题，就没有就业供给，空谈就业有何用？没有创业，没有企业，10个人等着一个工作岗位，不歧视才怪！就算是就业歧视界定清楚，也被严格制止了，没有就业需求，哪来的就业？我们每年都开就业工作会、再就业工作会，但是作用有限。从国有部门看，1992年到2004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0889万人减少到6710万人，12年间减少了62%；只有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的公务员人数在这一期间不断增加。总体看，国有单位吸纳就业的功能正在萎缩，党政机关在精简，而指望资金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消化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更是一种奢望，只有小企业才是解决就业最主要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业问题严重，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企业太少，能充分吸纳就业的中小型、微型企业太少。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千人拥有企业的数量都是50个左右。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我国千人拥有企业只有2.6个。即使按照工商局的统计数据，全国共有800万个企业，平均每千人也只有6个。所以，我的看法是，解决就业首先要解决创业，就业促进法首先应该是一步最大限度鼓励创业的法律，一定要给创业最大的政策和体制空间。
《中国改革》：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美国有20％的大学生愿意创业，这一比例在中国还不到1％。为什么会反差这么大？
周：没有创业意愿或者创业意愿非常低，原因不是市场风险大，而是体制风险太大。创业被政府部门的注册准入、吃拿卡要和名目众多的收费和罚款打击得没有生存的余地了。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而截至2006年6月，就只有2505.7万户。全国工商联相关调查显示，繁重的政府收费使个体和私营企业的成本不断提高，一些地方个体私营企业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和基金多达375种，这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和非生产性招待费用。如果有10万元的本钱，城市农民工有65%愿意创业，而城镇居民和大学生要创业的还不到5%。 因为后者更了解体制风险，另一个原因是在农村创业多是从非正规就业或者微型企业开始，门槛低。
但是，现在所有经营都要登记，否则就是非法经营或者无照经营。这样一来，就抬高了门槛。比如住宅不让经商这一规定的实施，就使得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咨询公司以及农民搞个农家乐也不可以。其实，家庭创业能节约耕地、降低房价，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土地少、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多依靠家庭作坊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