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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漏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与社会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因此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规定了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
当然消协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的社会监督也应该是程序合法正当化，不能随心所欲，应该按照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认可的标准定期把商品或服务排一个队，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比较，不能厚此薄彼，并把相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告知社会公众，同时政府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在提供信息是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自己主动收集信息
消费者主动去收集，了解信息，有利于激励消费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信息劣势，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如李昌麟先生所言：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消费者觉醒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三大法宝。而消费者本人应是其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当然消费者主动去搜寻有关信息是消费者实现其知情权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主要的方式，同时消费者主动搜集信息也要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经营者的自愿信息披漏行为
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经营者为了争夺消费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力的位置，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能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以便使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会在法律规则或交易规则之外自行披漏一定量的信息。这种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值得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如在SARS病毒流行期间，不少商业经营者打出了本店不以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原料。本店提供分食制服务，本店每个4小时消毒一次等广告，主要向消费者披漏信息，做出承诺，以争取消费者的光顾。
三﹑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法律救济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实体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应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征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抵制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后服务的费用的1倍。第50条也有相关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做人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营业执照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上述保护性规定是比较具体的。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民是与行政上的救济规定，并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这些规定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2）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5）向人民法院提讼。
这一条文为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提供了程序法律依据。
（三）完善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程序立法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等消费者之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但往往由于受害者的劣势地位，人数众多，诉讼费用昂贵及其他诸多因素，只是在中国阶段发生的许多损害消费者权利纠纷不易迅速解决。而根据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特点，美国的小额法院及集团诉讼制度可供我们参考：小额法院审理形式简便，诉讼费用低，纠纷解决迅速。而在集团诉讼中，当一个受害者后，法院可发出通知，其他因该侵权行为而受害的消费者可来登记并在这项诉讼中得到赔偿，有利于迅速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四、结语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知情权的规定体现了该法向消费者倾斜，给消费者以特别保护的原则，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及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应进一步修改立法以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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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获取法律规定的商品和服务有关信息的权利。它是消费者取得其他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消费者维护其在消费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实现公平交易、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消费者只有在知情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妥善选择商品、服务以及交易对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带来权利损害。在一般的有关消费者促销费活动的民事合同中，生产经营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一种信息优势地位，再加之消费者自身知识的匮乏和能力的限制，使得消费者处于一种自然弱势地位，法律虽然有规定经营者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事实上他们往往难以客观公正的将产品所有有用信息告知消费者。在特殊的消费者消费活动，主要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用企业产生的公益合同中，消费者处于一种更加弱势的地位，交易的另一方不仅仅是处于行业领先甚至市场垄断地位的公用企业，往往还包括国家或政府施加的力量，使得这种合同具有特殊性，公用企业当然有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但是国家或政府在这一合同中的地位值得探讨，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国家或政府推出一些政策要求这些企业临时做出调整，那么其应当与其政策所涉及的相关企业共同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时，市场活动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不再限于生产经营者，还包括行政主体等。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或咨讯权，一般认为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伯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作为保护和扩大新闻自由的护身符。知情权是一个逐步被大家接受的过程，由萌芽到发展以致后来的完善，无不是社会公众与掌握信息的一方力量做斗争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二战后市场秩序的完善，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市场经济领域，将知情权引入消费者领域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他在1962年3月15日做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情咨文》中提到消费者的4大权利，其中之一便是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当时经济最为发达国力最为强盛的美国，其国内市场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关注，肯尼迪提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当然也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1964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提出了包括消费者知情权在内的消费者8大权力。此后一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各项消费者权利。1985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将“使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资讯，能依其希望及需要作出之情的选择”的权利进行确认，这也标志着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不断扩充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国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言明消费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9项权利。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消费者完成自身消费活动的前提条件。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能够起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改善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不利地位，从而防患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应该更多地体现为事前的保护，而非事后的救济，否则有违法律设置知情权的初衷。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事前保护除了要求生产者、经营者履行相关交易信息的披露义务之外，还要求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市场管理，及时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信息和必要的消费知识。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
（一）生产经营者
生产经营者即商家是消费者知情权中最传统的义务主体，自古代法买卖契约中存在的卖方应如实告知所出卖之物使买方知悉标的物的必要情况开始，商家就成为最早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商家的义务主要集中在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告知义务、瑕疵担保义务等，这一时期还没有形式意义上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隐含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义务主体的商家告知义务范畴极广，也是个发展中的概念，《罗马法》时代的瑕疵公示早已不能满足现代法律要求，告知义务不仅要说明商品潜在的隐患，而且要依法将商品原料构成、加工方法等给予公示，诚然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同时也是对告知义务的合理限制。商家作为义务主体，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使用新型节能材料、采用降低污染的生产方法等。
（二）政府
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越来越为公众所重视，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在消费者知情权中扮演着三重角色。首先，政府在国有公司中的角色是股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有参与国有企业决策的权利，现实中政府较少参与国有企业制定具体的经营策略，主要由企业的直接管理者来制定和实施。然后，政府在《产品质量法》中的角色是监督者；作为一个监督者角色的政府，往往由于其控股的国有企业就是某一领域标准的制定者，其监督者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大打折扣，往往更多地监督一些民营企业而缺少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监督管控。最后，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主要的义务主体。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义务主体。作为义务主体，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义务缺失时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也不例外，特别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用企业，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最大，关系最为紧密。
据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司介绍，公用企业侵权是目前消费者反映的一大热点问题。如邮电通信企业强行为用户配发电话机并收取不合理费用，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电表并强制最低消费，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和水表，手机通讯价目繁多且价位居高不下，航空服务晚点频繁而不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天然气价格制定过程不合理……各种垄断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公用企业自身有履行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同时，政府对这些公用企业施加的政策性规定也应当履行好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媒体
媒体不仅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作为最新发展起来的义务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主要的公示者；然后，媒体是商家主要的广告商，成为商家重要的利益体；再次，媒体是知情权重要的监督者，肩负着保障消费者权益咽喉的作用；最后，媒体是消费的重要引导者，如《消费导报》、《购物指南》等。虽然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但是，其不同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媒体出于社会公益，对一些市场上的产品进行深入介绍时，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如果是为了利益，对产品进行广告宣传，由此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相关媒体是要承担责任的。
（四）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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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法律制度设计是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放在民法的合同制度之中，通过诚实信用原则赋予出卖人一定的说明义务。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和消费者权益立法，逐渐发展成为消费者知情权制度。但是其实现机制仍然是以经营者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为核心的。其实，除了经营者，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义务主体——政府。政府提供消费信息的义务通过两种模式实现，一种是通过立法、执法强制经营者披露信息，此为间接形式；另一种是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本文指后者。
一、政府是信息义务主体
（一）政府是消费者利益的维护者。国家和政府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无论国家的性质如何，维护公共利益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社会公共利益首先表现为社会安全和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保障。消费者是公民的一个例面，消费者的安全、消费领域的有序化，消费关系中的正义以及消费者的福利是人类社会安全、秩序、正义和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置社会生活的这一领域而不顾。
（二）消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公共产品是经济学的概念，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增加一个人消费某种公共产品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而要排除某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以及“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市场难以提供公共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因为经营者的信息优势，对经营者不利的消费信息往往被掩盖，消费者依靠自己努力去获取真实、必要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因此，依靠市场机制难以提供充足的消费信息。消费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得政府披露信息义务具备了经济学基础。即消费信息的提供为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正如斯蒂格利茨等所言，不完全市场和不充分信息的问题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都是相当普遍的，从而提出了政府是否能够或愿意进行纠正的问题。
（三）政府是重要的经营者。这是政府披露消费信息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和行政垄断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方经营者。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作为交易一方主体，与其他经营者没有什么区别，必须承担披露信息的义务。但是，政府的经营者与公共利益（消费者）代言人的双重矛盾角色使得政府处于并不超脱的处境，一方面要使国家财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是维护公共利益。而有些时候，不同目的会产生尖锐的对立。
（四）政府披露消费信息具有很大优势。其最大优势在于政府具有能够运用国家权力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政府具有两大显著特性：第一，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政府有关部门依法享有的检查监督权是其获取信息的重要法律手段，只要这些政府部门尽职尽责，政府就能掌握最大量、最全面的商品、服务信息。
（五）世界上消费者保护立法规定了政府直接提供信息的义务。例如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12条规定：“国家为使消费者能自主的健全的消费生活，应就商品及服务有关知识之普及、情报之提供、生活设计有关知识之普及以及对消费者之启发活动加以推进，并就合理消费行为教育之实施采取必要之措施。”《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也有类似规定。
二、政府信息义务的地位、内容和局限
政府消费信息披露义务与经营者、消费者协会等的信息披露义务一起构成信息义务的框架。强调政府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信息责任，并不否定其他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然是最主要的，但它与消费者的知情权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将信息披露义务主体以经营者为核心并且在实践中演化为唯一的主体，忽视和消解其他主体特别是政府的消费信息提供义务，这也许就是近年来大量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严重侵害的原因。实践表明，市场发育越不完善，社会公众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就越多，政府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弥补其他信息来源的不足。例如，对目前最让消费者感到困惑的房地产价格信息，政府应提供和具有普遍公信力的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客观解释性分析的信息。也只有当向社会提供普遍认可的公共信息成为判定房地产主管部门尽职与否的重要标准时，开发商的囤积居奇才会寿终正寝。
政府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供消费信息。信息来源一是政府自己日常工作中采集的信息，例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直接抽查检测得到的质量信息、通过备案制度而获得的产品成分的信息等；二是通过中介机构或其他机构获取的信息，例如，质量检测机构、12315申诉举报机构提供的质量信息等；三是在各种听证会上获取的信息；四是其他渠道和方式获取的信息。当然，在提供和公布这些信息时，要有所限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政府披露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特征。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政府提供信息往往采取主动公开信息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信息进行公布，但是这些信息大多时候是很模糊的和笼统的。比如，某商品合格率为60%的信息，只能给消费者一种参考，而不能做具体的指导。其次，政府披露的信息还具有非即时性特征。与其宏观性特征相联系，政府的很多信息是非即时信息，对正在进行消费活动的消费者没有意义，只能对未来潜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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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情权及其行使--------------------第二页
二、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第三页
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第五页
四、结论----------------------------------第六页
参考文献----------------------------------第七页
论文摘要
当今社会购房中消费者所遇到的问题已成为一大法律焦点。关于买房后所遇到的情况与开发商所提供的保障的不符；买房后所发现房屋质量与开发商所保证的质量上有很大的出入等等一系列买房后所遇到的问题，这些都和消费都在购房中存在的知情权有很大的关系。
本文通过具体的案例和法律理论指出知情权在买卖房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知情权的正确行使，对保护购房消费者的权利起到至关重要的做用。
本文还提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问题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以个人观点指出赔偿金制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拥有自己的住宅，是我们的期望，但这几年，关于购买商品房的投诉一直居高不下，甚至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成为“花钱最多，受保护最少”的消费品，有钱也不敢买房。随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房地产这种特殊的商品在公民生活消费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现实经济生活中房地产消费者的权利被房地产经营者侵害的程度十分严重。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依然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房地产消费者权益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权利，故应当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但不无遗憾的是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缺少对房地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规范，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房屋是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商品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众说纷纭，应当说这并非该法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大陆法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最初领域恰恰是房地产消费者权益。
房地产经济作为当下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便是促进住房的商品化，而居民又是住房消费的主力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不能无视住房消费这一市场。下我将结合实例，论证分析商品房消费者的知情权等权利，并就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作了初步的探讨。
一、知情权及其行使
知情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要求义务人公开一定的信息的权利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它既属于公法意义上的权利，又属于私法意义上的权利；既包括抽象的权利又包括具体的权利；既包括民主权利、政治权利也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 狭义的知情权，就是公民针对政府工作、针对政府的政务公开的一项权利。司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必须使知情权成为司法上可诉的权利。 本文所探讨的知情权主要是从私法意义上进行使用的。
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一：李某某与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商品房出售知情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02年9月9日，原告李某某以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和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被告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称，其在被告某开发建设总公司开发的碧海小区购置住房一套，入住不到半年即发现房屋质量出现严重的“次、假、漏、裂”，严重影响人身安全和住者的心理平衡。因原告本人从事建筑业，对房屋质量问题不陌生，故欲先摸清“事故成因”再求对策。原告走访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某开发建设总公司申请查阅该商品房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阶段的原始记录，遭到拒绝，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在最短期限内提交碧海小区16幢B端建筑物的全部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的原始记录。
[裁判要旨]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应按房屋买卖合同中的约定查阅相关资料，有权利知道开发商是否有开发建设资质及所购房屋使用说明书及质量保证书、所购房屋是否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可以进行交易等相关资料，而不能超越消费者应知情的权限，楼房的设计图纸和建设施工的原始记录涉及商业秘密，不属于消费者应知的范围，且这些资料已由建筑质量监督部门存档保管，属于档案资料，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查阅。为此，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33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7条、第16条、第19条、《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21条等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李某某不服该民事判决，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以同样判案理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上引案例一涉及到原告是否有权查看所购房屋的设计文件和施工验收记录的问题。讼争的焦点是原告所称的消费者知情权应否予以保护，换言之，该知情权是否系商品房购买者所享有的权利。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首次出现知情权概念，该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法》上的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确认其主体地位和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人。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 《消法》规定的消费者7项权利应当完全适用于房地产消费者。这7项权利包括：获得真实信息的权利、自由选择的权利、人身健康和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的权利、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进行社会监督的权利和受消费教育的权利。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
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消法》第四十九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规定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即“损一赔二”的民事责任，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再一次重申了该项制度。按照该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双倍赔偿。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则是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商品房销售中的欺诈行为能否适用《消法》所规定的加倍赔偿呢？理论和司法实务界在认识上极不统一。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先生认为，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第49条。理由有三：一是《消法》制定时，针对的是普通商品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问题，其适用范围不包括商品房。同时制定的《产品质量法》明文规定不包括建筑物，可作参考。二是商品房作为不动产与作为动产的普通商品有差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即使出卖人隐瞒了某项真实情况或捏造了某项虚假情况，与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不能等量齐观，商品房质量问题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三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动辄数十上百万，如判决双赔，将导致双方利害关系的显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看来很难说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决。
有观点认为，《消法》对商品做的是“狭义”理解，即“一般商品说”，其法律意义在于：针对一般商品而言，即使采取“双倍赔偿”的惩罚手段对经营者也远远不会造成“伤筋动骨”，这种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市场交易秩序的冲击力很小，它的功能在于既能有力地打击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加害方，也能有效地保护相对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在“公平”与“秩序”之间找到了合理的平衡点。而商品房则不然，一旦刻意强调按《消法》调整，将会给市场交易秩序带来难以想象的干扰和破坏，造成“公平”与“秩序”之间的严重失衡。
另有观点认为，购房也系商品买卖行为，房屋也作为一种商品成为《消法》第四十九条规范的范围，当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适用双倍赔偿应无问题。 立于《消法》的立法目的、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目的以及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角度而认为，开发商若以欺诈行为提供质量不足的商品房时，应有《消法》第四十九条双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适用。理由是：首先，就消费者权益保护立场而言，消费者于商品房的交易过程中仍属于经济上弱者的地位，且商品房之购买往往又是消费者一身积蓄所得的成果，故对于《消法》中所规定消费者的权利，于商品房的交易中应有所适用，方才符合该法之立法目的；其次，就该法条文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而言，若将商品房交易纠纷排除于该条文的适用，而使实行欺诈行为的开发商无庸负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者，将使得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无法得到合理的补偿与鼓励，且亦无法处罚、吓阻开发商的欺诈行为，而无法导正商品房的交易市场；再者，从法律适用上之解释来说，《消法》中所谓的“商品”系指为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或文化生活所需且于市场上流通买卖的物品，而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均可包括在内，故若消费者以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商品房者，则该商品房应是本法所称的商品，且本法对于商品房并无明文规定加以排除适用，则商品房应该仍是消费之客体，而有本条文的适用。反对说认为该条适用商品房的交易将产生利益失衡之情形而言，那是否产生高价值的商品或者服务便一律排除该条文的适用，那如何认定商品或者服务系属高价值，又是问题。
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二：蔡某某与国泰集团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纠纷要求双倍赔偿案
该案是见诸报端的山东省首例购房者获双倍赔偿案。一审法院于2001年9月18日判决称：被告在售房过程中主观上存有欺诈故意，对原告隐瞒了其不具备房地产开发和中介服务资质证书、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未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情况，诱使原告做出错误意思表示与其订立买房合同。而原告作为消费个体要求经济补偿46 192元并赔偿原告损失146 192元。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后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未实行加倍赔偿，而是由被告给予原告4万余元的经济补偿。
上引案例二中二审法院未以生效判决的形式正面回答作为消费者的购房者在受到房地产经营者欺诈时能否获得双倍赔偿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法律争议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能否适用于商品房交易之中。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关系的适用上，有学者主张这种赔偿应当基于有效的合同作出，而不应当在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以后作出，主要原因在于三点：一是此种惩罚性赔偿是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的。惩罚性赔偿所要惩罚的是经营者违反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而交付产品或提供服务，换言之，惩罚的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且包括违约行为。无论如何，惩罚性赔偿都不是为了在合同被宣告无效以后，对受害人提供补救。二是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双方不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应当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受欺诈者可以请求获得赔偿的损失应当为其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价。如果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仍然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那就意味着双方并没有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因为受害人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相反，如果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则可以认为这一损害赔偿是代替受害人可以获得的、在实践中又难以计算的可得利益损失。尽管消费者可能因欺诈而撤销合同，但当事人也可以要求变更合同或维持原合同的效力。三是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害人基于违约责任将获得各种补救的措施。惩罚性赔偿也是其中的一项措施。如果合同被宣告无效，则受害人能够获得补救的措施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不能要求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总之，消费者请求双倍赔偿，必须是在合同责任存在的情形下提出。合同不存在，也就谈不上合同责任的适用；惩罚性赔偿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当事人反而失去了双倍赔偿的请求依据。
我认为，合同因欺诈、无行为能力、内容违法等原因而无效或被撤销，0利益的损害赔偿虽欠缺合法的根据，但可以缔约过失规则而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信赖利益赔偿来保护信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因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合同外的责任，即以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外责任救济合同外的信赖损害，而非合同内的违约责任。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几乎成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同一语或代名词。缔约过失规则是以令当事人承担契约之外责任的方式扩张契约法上的责任，改变了传统法“有契约，便有责任，无契约，便无”责任的思维定律。 据此，信赖合同有效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根据缔约过失规则和法律的规定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惩罚性损害赔偿，以填补自己的信赖利益损失，并能发挥惩罚性赔偿原则对违背诚信义务的非善意交易当事人的制裁和遏制作用。
关于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见诸媒体的全国首例终审生效的商品房消费者双倍赔偿案发生在河南省鹤壁市，该判决系由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29日做出。 《中国房地产导报》则报道了据称是深圳首例商品房合同纠纷双倍赔偿案，也是最高法院法释[2003]7号颁布后的全国房地产纠纷双倍赔偿第一例的银先生与深圳某花园商品房一房两卖索赔案。作为二审的深圳中院认为，开发商故意隐瞒涉案房产“2栋32 B”已售给他人的事实，采用欺诈手段与银先生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依法属于可撤销合同。最终判决撤销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11月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判决开发商双倍退还购房款及全额退还购房款利息、办证费、入伙费、鉴证费、入伙费等合计63万多元。 在法规层面，有些地方法规已明确了商品房经营者的欺诈行为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例如：《福建省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第十五条的规定 。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在商品房交易中的适用既有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司法实务上的先例，又有法规层面的支持，应是毋庸置疑的。而法律向房地产消费者保护倾斜的程度根本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商品化程度。在我国当前住房改革制度还极不完善的情况下，法释[2003]7号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既注意到依法维护买受人的合法权益，又考虑到商品房开发经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
三、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完善
《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直接目的一是使受害消费者获得合理补偿；二是从为社会公共利益着眼，制裁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以减少欺诈。 因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达成，除了涉及到该制度的构成要件是否完善外，最为重要的是其赔偿金的数额问题。而《消法》第四十九条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作为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计算基础，便与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无关，而有违民事赔偿责任之补偿性原则，且该法规定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亦将使得经营者容易计算出其经营上欺诈行为的支出成本，无庸考虑其欺诈行为将造成消费者多少的实际损失，即轻易做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而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惩罚与吓阻的作用。就中国民间市集惯行的交易习惯中所谓的“假一赔二”、“缺一赔十” 等作法之计算方法与赔偿范围乃是由卖者赔偿买者实际损失的二倍或十倍。另外，参酌美国等国家的立法例，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范围计算方法亦是以实际损害额为计算的基础，而非以商品的价格或者服务的费用为计算之基础。因此，应将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修法为“消费者实际所受损失”为计算的基础。这样方能将商品房等价值性较高的商品交易纳入该条文规定的调整范围，而使商品房经营者亦承担欺诈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之民事责任，这样，既可以使经营者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又可避免法律适用导致的当事人双方利益失衡，以解决现行司法实务上所发生的争议。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戴志杰先生的观点和理由，《消法》应立足于消费者权益之保护，其所规定的消费者的权利，亦应当于商品房的交易中有所适用。但现行立法的不尽人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我国今后的立法中予以重视并解决的。在修法前的司法实践中，“对立法冲突，法官应当寻找最佳适用法律规范来公正裁判案件。面对立法冲突，法官的任务在于善于理解和发现立法的精神和原则，通过创造性的、合理的解释衡平相互冲突的利益。法官绝不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而应该创造性适用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参见《消费者保护法通论》；
参见《中国的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
参见《宪法视野中的公民知情权》；
参见《消法》第三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理解与适用》（修订本）；
参见《论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
参见《房地产纠纷案件的成因与对策》；
参见《惩罚性赔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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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买实销，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一种购物过程。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在网络上相关信息，消费者通过网络了解，经过双方对买卖的沟通确认，买方（消费者）支付，卖家（网络经营者）确认发货，最终消费者取得商品或者服务，而网络经营者获得货款。这个过程中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快递或物流公司的介入，成为买卖成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不同于传统的购物，消费者在实际收到货物之前不能对其直接进行验货，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省时、便捷的购物方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尤其是一些大型购物网站的建立，网络支付方式的快速方便，全民网购逐渐成为趋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32亿，较2013年底增加2962万人，半年度增长率为9.8%。与2013年12月相比，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从48.9%提升至52.5%。
新兴事物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维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适用领域还是传统购物，一些法律空白使得网络购物消费者维权于法无据。虽然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上侧重于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保护以及对于格式合同的滥用及举证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予以规范，来进一步解决网络维权难的问题。
二、 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
因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中承担了更多的风险，知情权、隐私权、消费安全及公平交易权的可能会在网络购物中受到侵害，常见的侵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者的知情权
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在网络消费中，消费者主要依赖于经营者自身对其商品或服务的描述，这本身就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部分商家为了追求利润，进行不实的虚假宣传，或者通过刷信用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的知情权面临挑战。虽然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中，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如实提供商品或服务信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网络购物中，购物过程的虚拟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
（二） 消费者的隐私权
网络购物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消费者的支付信息，个人姓名、电话及邮寄地址等等个人信息，信息安全也成为网络购物中侵权的常见问题。这里的隐私权其实也包含了消费者个人在线支付账户的安全问题，此时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除此之外，一些商家利用便利条件，收集消费者的相关个人信息来转让，进行牟利。因为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平时一些垃圾邮件或者宣传广告会大量浪费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此时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则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且存在追责难，举证难，甚至连责任主体都难以确定，极大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三）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在网络购物中，由于无法真实的鉴定货物是否符合质量安全，达到质量标准，所以在收到货物后，消费者面临退换货方面的问题。我国2013年新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网络购物中经营者应当承担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在网络购物这一特殊购物环境中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但这其中还存在问题，商家会推卸相关责任，不积极配合消费者的退换货要求，人为地设置障碍，要求消费者承担不合理的举证责任，甚至于通过一些格式条款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退换货成本大大增加，导致一些消费者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损失。而且，因为当前我国对电子商务监管的缺失，消费者在维权时往往无法获悉网上经营者的真实信息，更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是否适用欺诈、假冒伪劣等双倍返还价款的处罚，如果适用，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相关维权渠道。
（四） 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
网络购物中，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所造成的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追责问题，也对网络购物这一新兴事物提出了挑战。由于职能部门在监管上的缺失，网络购物中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存在争议。在之前的网络购物中，就出现过三无的减肥药致人死亡事件，消费者追责难，且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 对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针对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笔者对我国的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立法及制度完善
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网络购物的专门法律，相关立法的规定缺乏针对性。我国应当在消费者权益立法中加强对于网络经营者的告知义务、隐私保障义务及7天无条件退换货义务（除特殊情况不适用无条件退换货的情况）作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其义务的标准以及违反相关义务后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应当建立起国家相关部门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制度，建立起电商经营的强制性准入门槛及信息登记制度，或者对于网络经营者收取相应的保证金，从制度上确保消费者相关权益的实现，使消费者的维权的责任主体能够明确。对于侵犯消费者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二）建立网络维权途径
网络环境的复杂和开放，造成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现实距离较远，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我国解决网络购物纠纷常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的在线投诉，这种方式一是缺乏强制性，而且消费者在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时，往往会举证困难，相关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在网络上建立第三方的在线调解或者快速仲裁机制，使网络维权方便快捷，通过在线提交相关信息，免去现实仲裁或诉讼的累赘。当然网络维权途径的建立要以相关的保证金等制度为前提，以使相关赔偿责任可以实现。
（三）加强相关行业自律
行业的发展关乎行业内具体商户的发展，一个发展成熟的行业，也必然是行业体系相对成熟的行业。作为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来说，如果想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其自身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成熟的行业有其自身的行业标准，市场准则一样，网络商户也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行业自律体系。通过推广成熟网络电商平台的经验来使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行业能够尽快的发展。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商行业的参差不齐，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其更好地发展。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行业自律协会，指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进行行业管理，既有利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也有利于电商行业权益的保障，实现共赢。并且在产生纠纷或者侵权行为的时候，其行业内能够形成一套快速的解决或者协调理赔程序，配合网络维权途径，更好更快地解决纠纷。这不仅有利于电商的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国家的行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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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与我国消费权益保护的现状
1.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发展。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纽约消费者协会成立;1898年美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消费者联盟。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CU)成立。
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将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1984年9月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作为我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由国务院批准成立。之后,各省市县等各级消费者协会相继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1987年9月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上海市在2004年初率先将消协更名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更好地体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趋势。
2.消费者权益合法化、规范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目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际,我国重点突出消费者以下权利。(1)选择权。选择权是确保消费者在消费生活中行为自由、生活自主的法律保障,也是消费者实现自身消费意愿的基本保证。(2)公平交易权。一是消费者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准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二是消费者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3)安全权。一是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权利,即消费者享有其生命、健康不受侵害的权利。二是财产安全的权利,即消费者享有其财产不受侵害的权利。(4)知情权。知情权是消费者了解商品和服务,避免因盲目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而遭受损害的法律保障。(5)索赔权。索赔权是法律赋予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的一种救济权,使消费者所受损害得到经营者的赔偿,既是对消费者的适当补偿,同时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进行惩罚。(6)受尊重权。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享有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的权利。
二、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投诉热点与结构变化
1.投诉总量增幅平缓,部分传统投诉热点总量有所下降。
2.投诉范围与结构有较大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相关含服务类的投诉继续呈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垄断业、电信、邮政服务、摄影冲印、洗染、美容服务等纠纷多;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时,购物权益受到损害;一些地方的商场、服务场所仍然发生对消费者无故搜身的问题。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汽车成为近年来投诉增幅最大的商品之一。
3.投诉难点变化不大。(1)商品房投诉明显增多,群体投诉案件上升。(2)高新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知情权难以保障。(3)部分垄断、公用行业的规则欠公平。(4)汽车售后服务合同履行差。(5)农资产品质量问题仍很突出。(6)新商品和服务不断涌现,但有关规定、标准的出台却明显滞后,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不便。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1)完善相关立法,尤其是服务领域的相关立法。我国虽然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但是涉及服务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却很少。而且有些法规和条例在实践中缺乏一定的协调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处理和打击的力度不够。
(2)加大执法力度。目前,少数中介组织(如鉴定单位)执法人员自律性差,更有甚者知法犯法,使消费者投诉取证极为困难,因此,一方面要加强中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逐步实行中介组织、执法人员执业后果的连带责任制度,增强其执业的风险成本。
(3)加强行政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做到以较小的社会投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4)抓紧制订消费者援助制度。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诉讼费用影响了消费者的诉讼能力。实施消费者援助制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可以向法院,要求给予违法者以民事处罚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也可以支持消费者,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法庭也可以对特殊消费者实行诉讼费用救济制度,体现在司法程序中保护弱者的原则。
(5)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
2.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
(1)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消费者维权效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取决于消费者自身捍卫合法权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要逐步普及全民族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宣传,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提高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能力。消费者应加强相关商品知识的学习,了解有关商品信息,积极做好消费前的准备工作;购物、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一定要索要并保存好有关证据,以作为消费权益受损时的投诉依据。。
3.加强监督工作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
(1)加强政府的监管工作。①加强专业执照管理。②强化产品安全标准。③严历制止、打击具有外部负效应的消费行为。
(2)加强新闻监督,实行举报有奖制度。
(3)加强社会监督作用。广泛宣传消费者维权意识,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
参考文献:
[1]王江云.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法律出版社,1990.
[2]李昌麒,许明园.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
[3]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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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利的提出,最早出自1962年3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总统特别咨文》,其中提出消费者有四项权利:获得商品安全保障的权利;获得正确的商品信息资料的权利;对商品自由选择的权利;提出消费者意见的权利。自此该四项权利得到了广大国家的认可,并且极大推动了消费者运动的发展。3月15日后来也在1983年被消费者联盟组织将其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日”。消费者权利的提出,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化出独立的主体:经营者、消费者,而他们的利益却往往发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而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最终的动力在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人们在观念上逐渐认识到消费者的重要。并且现实中消费者受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保护消费者的重要性。
就我国来说,消费者运动起步是比较晚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消费者运动并未开展。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消费者问题,于是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被催醒,1984年全国性的消费者组织——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北京成立。消费者运动也比较迅速地在我国开展起来。
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风起云涌般的消费者运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消费者主权”思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形成“消费者权利”概念。现今各国消费者运动无不高扬消费者权利的大旗,而保护消费者权利已成为各国消费者政策的核心和理论基础。
二、现行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消费者权利的范围过于狭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二章中专门规定了九项消费者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批评监督权。这九项权利。并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维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以列举方式提出的九项消费者的权利已不能全面的保障消费者的权利。
1.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个人信息越来越多的为不同机构因不同目的而采集、使用,与此同时,开始出现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恶意利用、篡改利用的情况,严重扰乱了消费者个人正常的生活作息。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电话、E-mail),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等可以识别消费者个人的所有信息。 这些个人信息本应用于为消费者服务,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给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
新浪报道的一则新闻就是如此。1个淘宝差评引发上百骚扰电话:曝网上购物软肋 就是一个例证:某淘宝买家收到在淘宝店“美橙名表折扣”买的一块手表。由于商家送货严重延迟,并且销售的是假货,他在评价体系里给了一个“差评”。但随后该买家便收到一条匿名恐吓短信,不过于并没有理会。随后,他的手机上开始出现大量骚扰电话。之后他安装了一个手机过滤软件,总共拦截了100余个骚扰电话。除了一声响就挂的骚扰电话,也不断有“撤销中差评后停止呼叫!否则呼死你!永不停止!”类似的短信发至于的手机中。于是,该买家将交易编号等信息发送给淘宝客服,等待处理情况的反馈。经反馈后,骚扰电话停止了。但是威胁短信仍然继续发送。
以上案例便是一例典型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现实生活中,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的案例简直是不胜枚举。比如购房的业主电话号码以及相关信息被开发商打包卖给装修公司,比如个人手机常常受到各种推销短信及电话,等等,这些现实中的案例无一例外地提醒我们,在当下信息时代对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十分必要并且紧迫的。
2.关于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的知情权包括了权利行使的两种形态:一是根据法律对经营者强制说明义务(如商品标示)的规定,消费者消极接受信息;二是消费者在不明了的情况下,主动向经营者询问商品或服务的有关情况。也就是说我国消费者知情权包含经营者“告知”与消费者“获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有二种途径:一是通过自己“搜寻”获取;二是通过经营者获取。自己要想成功搜寻信息,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自己本身就有一定的信息储备,具备“搜寻”信息的能力,第二,搜寻信息的成本不会太高,比方说你去买一辆奔驰轿车,也许你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搜寻相关信息,因为相对于买一辆奔驰车所付出的代价,前期搜寻信息的成本大多数人都会忽略不计。
第二种获取消费信息的途径:通过经营者获取。但是从经营者获取也往往遇到障碍。在电脑城买电脑时,销售员总会拿出一堆专业数据,现实电脑的品质如何的好。对大多数不甚懂行的消费者来说,我们是无法通过这些数据来了解该电脑品质究竟如何。从法律上讲,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了保护,经营者也尽到了义务。经营者即使是尽到了真实的说明义务,但是其透露的信息是其全部所知吗?或者其透露的信息是关键信息吗?
经营者已经严格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仍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那么法律是否要进一步加重经营者本来就已经较为严苛的告知义务呢?经营者到底要尽到怎样的告知义务才算其履行了法律义务呢?
(二)消费者权利救济的途径狭窄在我国,消费者权利被侵犯后,消费者可以自己与经营者协商解决,也可以到当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寻求帮助,还可以寻求法律帮助。看似全面的权利救济措施,实际上往往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首先是与经营者协商,这一办法只有在经营者比较诚信时才能够发生作用,但是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往往缺乏诚信,所以,消费者往往不能在协商中取得满意的结果。其次是寻求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帮助,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支持,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稍有改善,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毕竟不是官方组织,没有执法权力,对不良商家的威慑力有限,所以对消费者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最后是寻求法律的帮助,即向法院起诉。这看似是一个好的途径,但实际操作中却存在问题。诉讼程序比较烦琐,消费者精力有限,不愿在这上面浪费过多精力。这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权利受损的消费者不能维权,不愿维权,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经营者肆无忌惮的侵害消费者权利。
三、关于强化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立法方面的建议
(一)扩大消费者权利的范围上文已经说过,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仅靠列举的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需求。所以,一方面,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这九项权利予以扩大解释,详细阐述各项权利的具体权能,这样一来,既可以使消费者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又方便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裁判活动;另一方面,扩大消费者的权利范围,随着社会发展,有些在之前并不受关注的领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就需要立法及时予以体现,以更好保护个体的权利。比如上文提到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就应当被纳入保护的范围,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有必要予以完善的保护。
(二)加强侵权责任的承担制度这里所说的侵权责任的承担,主要是指惩罚性赔偿机制。所谓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就是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者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惩罚性补偿责任不同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在民法中,民事责任指民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采取的一种以恢复被损害的权利为目的并与一定的民事制裁措施相联系的国家强制形式,故民事责任的功能主要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恢复与赔偿,即在于补救(补偿)。而惩罚性赔偿责任是指与民法中的补偿性责任相对的一种救济模式,而不能与刑法中的“惩罚”相等同。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基于利益主体的假设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并且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并采取一定的行为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通常,经营者的行为是在经过计算成本和收益比后得出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考虑道德的因素。如果经营者违法,那么他要计算一旦违法行为受到惩罚,他将承受多大的损失,可是,受罚还有一个概率和数额的问题,如果受罚的概率很低,受罚的数额很小那么在同其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相比较后他自然很清楚会选择哪一种行为。所以,决定人类社会选择的根本,在于预期与估计的行为结果在收益上大于实施行为支付的成本。经济主体之所以会选择经济违法行为,无疑也是为了追求一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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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购物交易主体主要包括两种交易模式：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Business to Consumer，简称B2C）、个人之间的交易（Consumer to Consumer，简称C2C）。两者都是目前影响最广泛的电子商务模式。B2C是企业通过互联网向个人消费者商品或服务信息，并提供订货和付款服务进行交易活动，B2C的网络商家都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这是区分C2C模式明显的一个特征。C2C模式主要指依托专业网上交易平台的类型，其中商户通常只需符合作为交易平台的网站的准入条件就可在网站上其商品信息，消费者通过在该平台上搜索寻找符合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最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货款，卖家发送货物来完成交易。目前消费者接触最多的C2C网站有淘宝网，还有拍拍、易趣网等。
二、目前C2C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知情权受到限制
知情权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但网络购物不能像在实体店内能如实感知商品的性能、颜色、成分等基本信息，网络购物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的知情权频频遭到侵害。主要的问题是商家商品的相关信息不全有的甚至是虚假信息，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中心的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用户购买的商品与图片不符，还有部分商品是仿冒产品甚至是伪劣产品。另外一种情况是网购的商品没有售后服务保障，虽然购买时卖家会承诺“全国联保”，但真正出现问题时消费者只能找卖家，而卖家会要求用户将商品寄回，或是要求消费者自费对产品做鉴定然后将鉴定报告和商品寄回，这样一来对于用户来说成本大、耗时长、过程繁复，大部分的消费者选择沉默，所以C2C模式网络购物下的售后服务根本得不到保障。
（二）消费者隐私权及安全性易遭到侵害
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物时不可避免的要注册一些个人信息，在和卖家交易时也会提供个人信息，部分商家会禁受不了金钱诱惑而披露、兜售用户信息，使得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得不到保护。另外，很多用户在给商家差评后会遭到电话轰炸甚至恐吓信息，这些都给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干扰。
C2C模式下网络购物以在线支付情况较多，因为经营者技术本身的缺陷或由于黑客攻击、病毒侵入、员工监守自盗等因素，用户的网上银行也面临着随时遭到攻击的危险。
（三）消费者维权困难
首先难以确定被告，在C2C模式下，商家不需要登记注册没有营业执照，消费者也不知道商家的具体信息，出现问题时消费者即使找到商家，商家也能够很容易的将责任推脱给网站的管理者，或是快递公司，在立法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责任主体无法确定，最终消费者茫然不知所措，丧失维权能力。目前我国对于C2C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地位没有明确规定，产生纠纷后两者责任如何分担也没有相关规定。
其次网上取证困难，因为网络购物的平台是互联网，消费者在网购时都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与商家联系。由于C2C模式下的商家大部分是自然人，在交易过程中很少有商家会出具纸质的交易凭证，即使有凭证通常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消费者对电子证据的意识比较淡薄，交易时不会保留每张网页的截图，若发生纠纷，消费者很难取证也很难取胜。
最后网购维权的费用高、耗时长，一般的消费者都是采取投诉的办法，但是成效甚微。而诉讼会增高成本且耗时长，得不偿失，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最终选择“忍气吞声”。
三、国外在C2C模式及相关网购中的立法
（一）美国的相关立法
美国始终将消费者保护作为在线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倡导行业自治自律，并形成了不同管理机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行业自律机构共同协作的消费者保护的有效机制，适应了在线交易的新发展。
1995年美国政府公布了《全球电子商务纲要》，在纲要中确定了美国立法对电子商务的基本思想，即尽量减少对电子商务的非必需的管制，承认私企在电子商务中占有的主导地位，承认电子商务的特殊性、独立性。同时确定了九大议题即网络上的隐私、安全、税收、付款、知识产权、制定统一的商业法典、内容与广告科技标准等。美国在《在线交易指导准则》中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了保护，要求商家将相关讯息详细且适当告知消费者，并要求商家保留交易的相关证据，对商品价格和物流、退货处理信息都要求透明、公开。
美国采用“安全港”方式来保护消费者的隐私，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审查特定的网络商家公布的电子商务中隐私保护，合格后就成为安全港。商家若是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即可免责，也就是自律与立法相结合。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电子通讯隐私法》中，明确规定了侵犯隐私赔偿金额考虑因素和赔偿金额的确定方法。
（二）欧盟的相关立法
欧盟对网络购物消费者的保护制度以建立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解决机制和建立消费者可以信赖的网上安全交易环境这两项目标作为制度的基本点，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更注重防范和庭外解决争议的战略。其保护消费者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侵权的预防机制，包括法律性和非法律性的两类机制。法律性的主要指欧盟《电子签名指令》所规定的电子签名及认证制度。非法律性的主要指欧盟推行和倡导行业自律及认证制度和信用卡发售商先行赔付制度。
2、环境规范机制，包括信息社会消费者保护已有的和新制定的实体、程序立法，从而形成了对消费者电子商务环境中系统的、法律规范的一整套保护。
3、争议解决机制，包括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和司法保护机制。前者指消费者与网络提供商通过在线方式解决的非法律性的争议解决机制，其特点是要求自律和认证机制与其共同来发挥作用。司法保护机制涉及到司法管辖权确立和准据法确立等一系列法律问题，适用于合同争议且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的情况。2000年欧盟颁布的《布鲁塞尔条例》中确认的消费者居住地成员国法院管辖这一核心原则被认为是欧盟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C2C模式下中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个人信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虽然法律如此规定，但具体到网购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因为C2C购物模式是看不见的，所有的信息全部由商家，对于商家虚假信息的民事责任没有法律法规来规定。所以我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来规范商家的信息披露义务，必需要求商家准确且真实的披露商品及服务具体的内容。除了要求商家遵守信息披露原则，还应该向消费者明示格式合同条款及其他影响交易进程的重要信息。最后为确保信息披露制度对商家的约束力，对商家不履行或者履行不完全时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另外对于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和使用电子商务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必须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对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商家应明确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二）完善相关管理机制
因为C2C模式下的商家开店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其经营资格仅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审查，由此导致很多消费者出现产品纠纷时很难联系商家，有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利用这一点欺骗广大的网络消费者。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秩序，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严格审查商家的资质，完善商家准入机制，这一点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避风港”方式进行管制。
其次应完善网络在线支付机制。目前一般由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为网络交易的双方提供资金转移服务，如支付宝在线支付系统，这样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因此，C2C交易平台提供商应建议消费者尽量使用类似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工具进行支付，避免直接付款到对方账户。另外由于计算机容易遭受黑客、病毒的侵袭，以及交易支付系统本身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损失，责任的划分成为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出台相应管理机制，对支付平台、网上银行及第三者的责任合理划分，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快速解决。
最后完善买卖双方互评体系。以淘宝为例，淘宝建立了较全面的买卖双方互评系统，但是运行过程中仍然有许多问题，很多商家利用系统的漏洞增加自己的信用度，或是擅自删除用户给予的差评，也有部分“用户”靠恶意给予商家差评、损害经营者信誉来盈利，这些行为都严重影响了网络购物的秩序，也对互评体系的可信度造成一定影响。因此，C2C模式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建立一套具有可行性的惩罚体系，从而约束买卖双方的行为，促进交易诚信进行。
（三）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救济机制
1、建立小额诉讼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尚不存在小额诉讼制度，很多标的数额小，争议事实明确的民事纠纷都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审理，即使适用简易程序也有许多的限制，造成诉讼时间、诉讼资源等大量浪费。而网络购物中产生的纠纷，大部分的标的额都较小，争议事实也很简单，由于诉讼程序的严格与复杂使得多数消费者在遇到纠纷时，都不会选择以诉讼方式来解决。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很多国家设立小额诉讼法庭，这种小额诉讼法庭具有手续简便、费用低、审判灵活、快速解决纠纷等特点，在保护网络网购消费者的利益上比较实用。我国若建立这种小额诉讼法庭将最大可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因其高效率也可以提高司法资源利用率。
2、建立网络购物的特殊举证模式
因为网络购物平台的特殊性，在出现服务或产品责任纠纷时消费者很难收集到证据，若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举证规则，消费者因缺乏证据将很难胜诉甚至立案都很困难。这种情况下应该出台相关规定，规定网络购物模式下举证责任倒置，只有这样作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得到合法保护。
综上所述，C2C模式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全面的工程，要促进我国C2C模式更快更好的发展，我们应当将网络商家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明确并细化，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司法规制的作用，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管理机制，为C2C模式的发展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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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能斌.民法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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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尤甜.网络购物中C2C模式下消费者的权利义务——以淘宝为例.[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
[7]付芳.B2C模式下网络购物的合同分析[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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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是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责。近几年来，假冒伪劣产品势态愈来愈猖獗，人们的消费需求、巨额的利益诱惑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伴随着一件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2008年席卷中国奶粉生产加工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人们对知情权实现的要求，对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任务就是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和处置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免于不合理的伤害。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意义
第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知情权是当今社会公民应该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是指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所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也是法律所规定的普通权利的基础和依据。监管部门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行政权利要求企业提品安全、可靠的详细信息，并将些信息公布于众，接受消费者和社会广泛监督，消费者通过执法信息公开及时掌握产品质量的真实情况及企业的信用状况后，就会为自己的购买行为做出正确的选择，减少交易中的盲目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益。这样假冒伪劣商品自然就失去了市场，失信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公正执法，预防行败。对于市场上出现的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执法部门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事后监管和经济处罚，执法机关有经济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容易造成不公正执法，也可能导致，造成行败。只有公开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公开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处罚结果，把行政执法行为完全公开，那么，专断和自由裁量就没有藏身之处，达到有效预防行败的效果。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的公开，有利于增强社会责任感，改善行政机关工作作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多次修改，贯穿始终而又最突出的思路就是强化了政府责任，改进了政府监管方式。在法律责任这一章，加大了地方政府违反行政监管职责的法律责任。问题奶粉其实一直都存在，如果不是出现消费者的集体投诉，婴幼儿出现的相同症状，这些奶粉会一直在市场流通。如果政府部门定期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当有人投诉这种现象时，当奶粉检测出有质量问题时，人们自然就会提高警惕，这样的奶粉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在这次含“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由于政府及时公开了执法信息，对生产、经营、监管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给予了法律制裁和行政处分，这次事件没有造成社会治安题。通过这一事件，执法监管部门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工作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二、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基本思路
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信息公开应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宗旨。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1．商品质量抽检、消费者投诉举报的信息。目前，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基本上在每个季度组织相关法定检测机构对指定的商品进行抽检，经营场所涉及大型超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乡镇集市等。从总体情况来看，抽检信息公开后缺乏事后监管。检测机构检泓出有问题的商品后，监管部门将信息公布于众，但是未能引起高度重视。由于事后监管不力，注重经济处罚，导致问题商品继续流通。政府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这个杠杆，进一步改善市场监管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使商品检测工作取得实质性效果。除了商品质量抽检信息，还应将经过调查属实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所涉及到的产品名称、生产企业、投诉数量等定期向社会公开，以警示生产企业，促进行业加强自律，也为消费者提供预警信息。
2．产品质量检验报告。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监管工作中，执法人员往往会因为没有掌握相关产品质量标准而使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给市场监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各执法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缺乏信息交流，也造成监管上的职能交叉，执法混乱。政府监管部门可以要求企业提品质量检验报告，并公布于众，这样就为执法部门实现有效监管提供了执法依据。同时，产品质量检验报告为消费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商品信息，让消费者知道到底哪些是真正合格的产品，了解产品的行业标准和质量标准，如果商品检测部门在质量检测中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消费者可以通过查阅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得知，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公开还可以防止市场监管部门滥用权力的行为。
3．企业信用信息。企业信用状况由市场准人、经营行为和市场退出三方面的内容构成。市场准人反映的是确认市场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过程中企业的信用状况；经营行为反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守法经营，在交易中是否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市场退出反映企业退出市场是否依法进行了清算。消费者如果能及时了解企业信用状况，就可以对自己的交易行为在做出决择，诚实守信企业最终将赢得市场。
(二)信息公开的方式
信息公开应遵循让消费者最大程度地获取信息的原则，并且根据信息的内容时效性和公开的实用性，采取以下方式来实现。
1．通过定期出版物公开。目前，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商品质量抽检信息公开主要是以报刊的形式进行公开，基本上是每个季度公开一次，每次公开的信息量较大，对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同时起到了引导消费的作用。但它的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起到监督市场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效果，之后，缺乏后续跟踪的信息，消费者很难将相关的、有用的信息加以收集和利用，这样信息公开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权威的、全面记载产品质量信息的定期出版物，供消费者查阅和参考，定期出版物将会给消费者提供稳定的、制度化的信息获取渠道。
2．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公开。通过网站公开执法信息这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做法，它的优点是互动性强速度快，效率高，可以及时获悉消费者的反馈意见。从目前网站公布的信息来看，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内容不全面时效性差、缺乏统一的规定。网站公布的内容有些有名无实，有些是过时的信息。在美国，政府规定必须建立自己的网站，并通过三种形式公开信息：建立电子阅览室；建立电子信息自由法有关资料的导引；刊载上年度本政府机构对信息自由法执行的报告。
3．张贴公告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在社区、超市、市场以及农村集市建立信息公告栏，定期消费警示，公开产品质量信息。2007年，国务院503号令以来，各大超市、商场纷纷建立了产品质量信息栏，但是这些信息都是由商场自行，内容不全面、不规范、持续性不长，涉及到商场内销售的商品的信息几乎没有，没有达到警示、引导的作用。市场、超市、商场应建立专门的公示栏，由市场监管部门定期信息，这必将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也扩大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信息公开的需求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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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银行保险存在的问题
纵观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还处在“分销协议”合作方式为主的初级阶段，还未实现银行保险业务的充分融合，存在合作松散、产品结构单一、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与国际真正意义上的银保合作还有较大的差距，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尤其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消费者对银保产品的投诉日益增多，矛盾突出。本文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缺乏完善的法制环境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保险法》和《保险公司暂行规定》第6条明确了我国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的法律制度。在这一分业经营背景下，2006年保监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规定，经国务院批准，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投资商业银行股权。2011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指引》说明我国对银行销售保险的监管在制度上还没有法律层次上的规范。这些法律文件在法律效力上都属部门规章，效力层次较低，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缺乏约束力和权威性。另外，法律规范性文件名目繁多、相互之间未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使得重复规范、规范空白、规范标准不一等情况的出现。
（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信息披露制度包括银行推介银保产品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包括消费者购买银保产品后持有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近年引发的消费者与银行关于银保产品的争议焦点都集中于消费者的“存款”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成“保险金”。销售人员的误导销售，严重损害了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誉，其中包括销售过程中虚假业务宜传问题，印制宣传单不符合规范，利用发放赠品诱导消费者购买银保产品，客户信息泄露，避重就轻、隐瞒重要信息，如犹豫期、分红不确定、退保风险等。销售人员并没有详细解释银保产品的风险问题，只是一味强调收益高。针对以上问题，应该在商业银行保险业务领域建立更为严格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平衡消费者与商业银行之间信息与地位的不平等。
（三）相关投诉机制缺乏
缺乏金融消费者与银行争议的处理机制，对于客户的投诉，银行应设有专门的投诉处理部门进行妥善处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各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应努力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并积极配合当地保监局、银监局做好客户投诉处理工作，切实保障客户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是《通知》中唯一的关于投诉处理的规定，但是规定过于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执行标准。现实中，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银保产品后反悔却仅凭销售人员的片面说辞而错误认为不可退保，此时请求银行有关部门解决争议却又投诉无门。投诉机制的缺乏一方面助长了银保产品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另一方面也使金融消费者失去购买银保产品的热情，所以完善银保产品纠纷处理机制，商业银行建立专门投诉处理部门并让金融消费者知晓相应投诉方式至关重要。
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对策
由于银行在销售银行保险产品中的强势地位与金融消费者自身能力的问题，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投资收益权、公平交易权方面权益较容易受到侵害{4}。在银保产品领域加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为消费者维护其自身权益提供有利法律对策，对促进银保合作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消费者保护的整体水平大有裨益。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银行保险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同于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银保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应该包括购买银保产品时的告知义务。关于银保产品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法理基础，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以《合同法》中格式合同的规定为基础。所谓格式合同就是指包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而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一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消费者在购买银保产品时，银行保险产品中的保单都是由保险公司事先拟定好向不特定的消费者出售，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时只有签与不签的权利，并不能修改具体的保险条款，这种保单即是格式合同的一种。保险公司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经验制定的保险条款一定是尽力扩大自己的权利和减少责任的承担，消费者在购买银保产品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商业银行应该根据《合同法》中有关格式合同的规定，对其合同的相对方就合同的具体条款、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合同的法律后果进行充分、全面、真实、及时的信息披露与告知。2.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知情权的规定为基础。首先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即金融消费者{5}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的消费者的规定。首先，可以看出金融消费属于受《消法》保护的消费行为。按照《消法》第2条规定，《消法》上的消费者应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者。生活消费不应仅指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消费，它还包括为了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而进行的消费。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银行保险产品时虽然有想要盈利的目的，但并非以此为常业，其交易目的一般是为获取利润从而改善生活，所以不同于商人。{6}其次，从《消法》的立法目的看，其目的是规范消费市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与经营者在信息掌握上的不对称的消费者的权益。20 世纪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使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而追求实现实质正义{7}。因此，金融消费者完全符合受法律特殊保护的消费者的特征。最后，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行列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消法》制定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法律保护对象无法延伸至金融消费领域，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理财投资已经是消费者普遍需要的，所以应与金融发展市场相适用，将金融消费者纳入《消法》范围内。根据《消法》第8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这一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情况，即金融消费者在向银行购买银保产品时有权利询问保险产品的详细情况。第二，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真实的回答，向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情况。知情权是投资者的一项基本的权利，有足够的知情权是一个投资者做出正确选择的前提{8}。商业银行在销售银保产品时不允许对银保产品做引人误解的不实宣传误导消费者，否则银行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另外，银保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买卖，消费者与银行的法律关系需持续一段时间（寿险类则需持续更长时间），所以在整个法律关系持续过程中银行都有向消费者真实、完整披露相关银保产品信息的义务。
（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银行保险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导致银行保险业务活动中出现合作短期化、产品单一、恶性价格竞争、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问题。2011 年最新颁布的《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对银行保险业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包括合作对象、资格、协议、保险产品、费用、销售模式、销售行为、财务核算、应急机制、同业交流、监督检查等，但仍然存在较多不健全的地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1.完善手续费问题，《指引》中仅仅对手续费的支付方式进行了规范，“不得在账外直接和间接给予合作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合作协议约定以外的利益”，但对手续费的费率和数额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应该对不同保险产品手续费率的上限限定一个波动范围，允许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设置的限定波动范围内确定当地的上限额度，维护我国银行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2.明确责任承担，《指引》中在第四章第五十条，只是作出“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或者从业人员违反本指引，由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对违反《指引》的规定应当承担何种具体的责任、处罚方式、处罚标准等未作出很明确和清晰的说明，教育和惩罚的威慑性不强。
3.产品结构调整和创新，目前银行保险产品结构单一，保险公司与银行没有建立根据客户需求改进产品的必要沟通机制，银保产品同质化严重。保险公司需成立相应部门，做好与银行沟通工作，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针对以上变化及时调整和创新保险产品，改变保险公司“闭门造车”的局面。
（三）加强监管及行业自律
由保监会和银监会分别监管是我国对银行保险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在保证了分工明确的同时却出现了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等问题。为了避免监管冲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督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规定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监管机制。然而，在我国银行保险的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监管不足的问题，跨业监管缺失、协调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存在。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针对我国情况，突出重点地进行有效监管，应加强业务台账管理、加强对兼业机构资格的监管、加强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配比的监管、加强监管银行保险业务创新。各监管部门间规范化的联系机制和资料信息共享机制对银行保险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在我国的发展实施有效监管。
同时，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商业银行保险销售人员不当销售，银行内部必须加强自律管理。必须做到不允许经办人员混淆保险产品与银行自身的金融产品，不允许夸大保险收益，允诺固定分红收益率。统一印制产品宣传材料，向客户提供符合保险监管部门要求的书面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在宣传过程中的介绍必须合理，对于保险产品的相关责任，可扣除的费用以及定期回访等信息必须如实告知，不得以各种物质激励误导和诱导客户购买产品。同时，银行业和保险业市场主体间、行业协会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定期交流商业银行保险业务信息和自律情况，与监管部门形成有效联动，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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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浩：银行保险的定义及银行保险起源与发展阶段。
{3}石曦：银行保险学概论.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4}杨巧：《个人理财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5}金融消费者：所谓金融消费者是指作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者的统称或泛指，在我国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使用。目前，金融消费者已经成为被社会接受的新生事物，而金融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特殊性更促进了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从我国现行立法看，在还没有对消费者进行明确的立法层面上的界定时，当然也并无金融消费者的明确定义。但实践中，近年来，中国银监会、保监会的领导以及地方机构的主管，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金融消费者”一词，提出了要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参见郭丹：《金融消费者权利法律保护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12 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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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提高,网络交易正迅速发展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所崇尚的一种消费方式。网络交易以其高效、便捷、虚拟化、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等特点已成为信息网络时代最重要的消费手段。网络交易是一种信息化、虚拟化交易过程,是买卖双方通过网站、网店、网页等网络平台为媒介,以商品或服务为交易对象,卖方通过网络媒体交易信息或要约,买方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要约作出承诺并支付一定价款的一种交易方式。网络交易已经成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商品或服务由卖家转移到买家的一种最新的表现形式。买卖双方不需要直接面对面的磋商和交易,而是通过电子数据和电子信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可以进行信息交流,并最终实现订货、付款、发货、收货的交易目的。这种交易方式既节约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时间,降低了交易成本,更简化了交易环节。
二、网络交易的现状及其特点
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正步入了一个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在超越以往的钱物交易方式后,网络交易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交易方式。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在2011年的检测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网络交易规模已经达到8019亿元,同比增长了56%,中国网络交易用户规模达到了2.03亿人,同比增长28.5%.中国消费者网络交易的频率已经超过了欧美等国,在调查中显示70%的中国用户每周至少上网购物一次,而这一比例也远远超过美国、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的网络交易比例。可见,在当今社会,网络交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它的出现不仅仅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和快捷,更是一种消费观念的全新体验。网络交易在买卖双方不通过直接接触,采取互联网这一交易平台来完成买卖商品或接受服务。它与传统的交易模式相比较,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
(一)网络交易是一种信息化、虚拟化的交易过程,网络交易安全系数低交易双方是通过网络平台的信息和技术来实现交易的目的。打破了传统交易模式,又被称为“电子商务”,是一种“无纸消费”。交易双方无需面对面的磋商、洽谈就可以完成整个交易过程。因此在网络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在经营者的操作下存在有低价陷阱、虚假宣传、空头承诺、夸大其词及各种风险和诱惑。这种交易方式将造成消费者受欺诈甚至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较之于传统的交易手段来说其安全系数较低。
(二)网络交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交易效率高、成本低交易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所都可以凭借网络作为交易平台,没有地域和国界的限制,交易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通过网络媒体的各种信息来完成交易活动。
网络交易由于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借助网络平台、电子信息,商品和服务的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公布,交易双方只需点击网络平台就可以查找所需的信息,从而在网上进行磋商、洽谈和交易。大大提高了交易的速度,在成本上也着实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可以将交易成本降到最低,避免以往的现实交易中的大量库存和积压的现象。
(三)网络交易开拓了交易对象和交易市场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增长,我国每年使用网络的人数正在逐步增长,网络交易的对象正在拥有着巨大的客户资源,商家只需要在网络中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信息的查询买到不容易买到的物品。网络交易拥有着大量的潜在客户,消费者一旦在网络中查询到自己想要的商品或服务,便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交易。而且其交易市场广阔,涉及人们生活日常用品、家居建材、电子设备、文化娱乐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可谓是琳琅满目,百花齐放,交易市场可谓是广阔繁杂。
三、我国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由于网络交易属于一种虚拟交易,消费者只能通过互联网在虚拟的平台通过经营者在网站、网页、网店上对商品或服务的广告图片、文字说明、样品、视频等介绍来了解经营者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利益的驱使,经营者常常会作出虚假广告、故意夸大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性能、价格、承诺,导致消费者很难判别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性,消费者知情权难以保障。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八条中明确对消费者的知情权作出了规定:“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但在现实的网络交易中,经营者的相关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往往给消费者在作出经验或是主观判断之后,却又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很难保证消费者能了解到经营者的真实信息,从而在消费者受到欺诈或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举证,不能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在现实的网络交易中,交易方式普遍采用的是格式合同,大多交易条款或是服务条款都是经营者事先拟定的,消费者在浏览网页后直接点击网站上的“同意”或“接受”即可订立网络合同。经营者在没有事先和消费者协商的情况下就拟定了格式合同的条款和内容,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拒绝,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条款的出现已经严重违反了《消法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规定,显失公平,构成了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挑战,造成了消费者权益的失衡,而且这些条款的隐蔽性也直接带来了消费者维权中的障碍。
(二)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的安全权、隐私权受到侵害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由于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和资料即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内容甚至还必须拥有个人电子账户如支付宝、网银等才能完成交易过程。这些信息一旦由消费者提供后,可能会遭到黑客的攻击,窃取消费者的电子账号和密码等信息造成财产安全和经济损失问题,甚至交易的数据和信息也会被一些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不法分子窃听、出卖、伪造和篡改。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会造成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权受到威胁。
(三)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的退货权、损害赔偿权得不到保障在传统的交易方式中,消费者可以亲身体会和接触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能够直观在见到实物鉴别商品的质地、性能及其好坏,如果发现问题即便在购物后也能及时向经营者告知和反馈。但是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无法真实感受、体验商品的质地、质量,甚至无法验货或是试用,导致消费者在收到商品后,如果发现真实的商品与网络中商品的图片和说明不一致时,此时消费者的退货权由于缺乏相关立法规定,给消费者的退换货带来了困难,有的经营者以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规避责任。如经营者在网络销售中也常常以“本店一旦出售货物,概不退货”、“退货邮费自理”等理由来为自己推卸责任。在传统消费模式中,如果由于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可以向经营者或生产者请求赔偿。但在网络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是利用互联网这个交易平台,没有实体店铺,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关于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只有经营者最清楚,当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请求损害赔偿时却会因为没有经营者的实名审查和登记、网络的虚拟性、数字化而导致取证难、无法追查、管辖权属、侵权责任难认定等问题的出现受到阻碍,消费者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立法依据难以切实得到保护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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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现行的金融立法多侧重金融机构的安全与效益，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少于规定。我国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目前仅有的法律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然而这两部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概念，更没有如信息披露、权利救济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规定。
(二)“混业商品”的保护缺位
随着金融业产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推出了兼具多重特质的“混业商品”，混业商品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金融消费者热衷购买的商品。①然而我国的机构监管模式下，各机构往往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出现了保护缺位，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难题。
(三)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损害消费者权益
相较于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在产品性质、价格以及质量等方面存在信息劣势。一些金融机构避重就轻，少披露或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如在一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不披露或介绍时对产品风险一笔带过，一味鼓吹其收益，误导消费者做出不当的购买决定。②
(四)金融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缺乏
随着金融商品和服务逐步由储蓄、保险、股票向投资、理财、信托转移，金融消费者面临着更高的专业壁垒，对金融知能的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具备金融常识，了解金融法律法规，还需要学习使用金融工具，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然而，目前我国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的金融消费者普遍缺乏金融专业知识，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收入消费者人群。这些消费者仅凭有限的了解做出购买金融产品的决定，往往出现利益受损的后果。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在现行金融立法中，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增加金融消费者的民事权利，金融机构诚信、保密义务以及金融机构民事责任承担的内容。在基本法律中规定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原则、含义、范围等内容，在一般法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基本制度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未来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地统一保护金融消费者。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另外，建议针对近期在金融领域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中出现金融创新业务，尽快修订现有法规或制定专门法规，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要求。
(二)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间协调机制
分业监管体制下，“一行三会”设立了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但机构间职责分工不清楚，联系较为薄弱，亟待建立各保护机构之间协调机制。③建议通过国务院立法形式规定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实施细则，确立该机制的国务院领导地位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作用，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目标之一。
(三)完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
应学习西方国家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强调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说明义务、金融风险的揭示义务、和对涉及消费者重要权利事项的告知义务。制定各领域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真实、准确、完整性标准、易于理解性标准、时间性标准等。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力度，确立民事赔偿责任，并加强执法力度，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四)加强消费者金融教育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为消费者提供公正的，系统的，实用的金融知识教育和咨询服务。④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平台等多媒体渠道，引导消费者识别金融产品设计、销售各环节的金融风险。针对规模庞大的网民，可以通过开设并维护金融教育网站，为网民提供开放式的图文并茂的免费金融教育活动。
作者:马越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林玲．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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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学生的价值实体新问题
在我国，学生起码具备除自身以外的两个价值实体，即公民和消费者。现实中，很少有观点认为学生是消费者，而认为学生是学校管理中的被管理者，这就为学生的权益保护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学生本身的权益和作为消费者的权益都没有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侵犯学生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从受教育者或者公民的角度
1．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根据《教育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包括听课权、活动权、建议权、考试权、学位权、择业权等。近几年，全国许多高校管理者不恰当行使教育权和惩戒权，在学籍处理、学位授子、后勤管理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
2．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很多高校都在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规定，对在校学习期间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或结婚者给予退学处理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这种禁止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和结婚的规定和社会发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背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关注和探索。
3．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和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但有些高校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或者克扣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鸦还有些高校没有经过物价局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向学生“乱收费”或私自提高学生的生活、学习用品价格等。
（二）从消费者的角度
以往学者探究的消费者涉及到了读者、妇女、农民等，但却很少将学生列入其中。从消费者角度看，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事实上就是在承担消费者的角色，学校则是作为固定的消费场所和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有九大权利摘要：平安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有关知识权、人格尊严和民族习惯受尊重权和监督权等。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1．高校侵犯了学生的平安权。在有些高校的后勤管理中，尤其是宿舍的管理存在很多隐患，学生的人身平安或者财产平安受到侵犯。既然高校录取了学生，并收取学费，就应该对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对学生的平安有一些保障。
2．学生不具备知情权。高校的很多决议，尤其是一些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条例条文的规定，很少征求过学生的建议和意见，管理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学生拥有的只是事后知情权。
3．自主选择权。学生作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往往被强制剥夺。例如，苏州某高校在探究生的住宿管理中，强制学生必须统一住宿在校内，学校在贯彻统一管理的“政策”时，其实牺牲的是学生的利益。
作为消费者，学生的很多权益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对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若要做到高校的后勤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如何协调学校和学生权益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值得思索的新问题。 三、理顺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明确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有关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摘要：第一，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招生计划、进行招生，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因而两者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第二，两者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及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管理权（包括处分权），从而使高等院校成为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于是，高等院校在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管理和被管理、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从法律上讲即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两者之间是一种准行政关系。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授权对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的管理（诸如学籍、学位等），但学校和学生之间仍然不属于纯粹的行政管理关系。同时，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又不能简单从平等民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究竟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法律授权管理的职能。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属于一种社会责任，类似于行政管理，即准行政关系[2。
（二）把握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和大学生之间是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非凡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教育部《规定》对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具体内容作了细化。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将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某种法定权利。这样的公法规定和私法约定并存的状态决定了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既有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学校对学生给予处分、进行学籍管理就属于行政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自愿、平等协商等新问题；而此外的诸如收取学费、提供教学和生活服务、给予人身财产平安保障等就属民事关系。
高校不是纯粹的管理机构，对学生的管理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和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在承担一个组织机构和职能行驶机构的角色，这个机构在行驶职能的过程中，无论是制定、修订自己的管理制度，还是具体行使管理权和处分权，都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范围之内进行。无论是从产权的角度还是消费者的角度，都应该重视学生的权益保护，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学校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力争使学校的管理井然有序，并且照顾到个别学生的实际情况，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四、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权益保护的策略
首先，从产权理论出发，确立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3。遵循产权理论中有关人权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尊重学生的人权，维护学生的利益。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个性的健康成长，高校就必须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其次，完善学校的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相衔接，不能和现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要保障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必须从健全制度规范入手，必须以学生是权利的主体、尊重学生的权益、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规章制度。
最后，强化学生管理，建立布满生气和活力的高校学生管理机制。强化学生管理，实际上就是要转变学生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根据消费者理论的有关规定，学生不是简单的被管理者，而是拥有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既然学生是消费者，所以，学校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论是对学生的学习方面还是生活都要力争做到“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建立高校和学生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处理高校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在维护学生权益的过程中，无疑高校起到了决定性的功能。高校在统一管理和非凡新问题的处理上，要尽量做到“以人为本”，在“法”的范围内更好地行使高校的职能，促进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