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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文化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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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与文化论文

篇1

当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时,可以说就有了服饰。只不过,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尤其在科学尚不发到的原始社会,人们更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甚至一个部落的繁衍兴旺。因此,在现在这个以自然回归、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创造服装界新的历史篇章。

一、服饰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关注原住民族的文化

泰雅族,这个在我国台湾宝岛人口九族中为第二多,分布地区最广的民族,拥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服饰历史。一直以来,泰雅族各社之间互相分立,没有施行统一的政治体制,因此各种争议最后都以武力解决。这不只是对异族,对邻近的同族也是如此。所以男子稍大之后,就执枪用刀。猎首时经常随行,以锻炼武艺及胆色。未取得敌人首级着不被认同为真正的泰雅族人,禁止施以种族象征的纹面。取得敌人首级着,还有衣服,手环,臂环等装饰品来表彰勇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服饰代表着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

二、泰雅族的历史文化

(一)泰雅族的纹面文化

泰雅族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服饰应该就是纹面了。纹面文化其来已久,只能由神话传说来推测纹面的起源。其一,兄妹通婚:很久以前,一兄妹从裂缝的大石头中爬出来,长大后也要传宗接代,但妹妹担心哥哥不肯与她成婚,于是用煤炭将脸涂黑,哥哥见后不知道是妹妹,终于结成夫妻。此后,泰雅族的女性婚前必定在脸上刺青。当然,泰雅族的婚姻与其它文明国家一样,男女关系已非原始自由的状态,而是处于完整的婚姻状态。其二,避灾祸:以前泰雅族的年轻女子无故接连死亡,某日一女子梦见祖先告示她:纹面则可避祸。但无人知道什么是纹面,就将衣服上的图纹刺在脸上,果然不再有人死于不明原因,而且泰雅族人变得很长寿。现在泰雅族认为纹面乃祖先的训示,可以避免灾祸,延长寿命。纹面次数越多,颜色越深,花纹越美,死后能越早见到祖先。相传在死后会经过彩虹桥,通过此桥就能到另一个世界,若没有纹面或是生前功绩太少,就只能走桥下,要花较多的时间才能到,若有纹面者,就走桥上,不仅能较快到另一个世界,而且祖先会在桥的另一头等,陪伴你到另一个世界。纹面也是一种纪录泰雅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方式。族中的男子必须学会打猎及猎到人头,才能纹面。而女孩子纹面后,方能学习织布。由此可知纹面代表了泰雅族人的心智成熟及经济自主。泰雅族认为纹面颜色越深,色彩越黑,越显美丽,可见纹面对泰雅族的审美观影响甚大。纹面所需的费用一般无法负担,因此纹面也为财富的象征。

(二)泰雅族的衣饰文化

泰雅族的纹面是特殊而美丽的,它承载着泰雅族的历史,也为泰雅族的衣饰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因为地域的不同,泰雅族的服饰也与别的族饰有所不同。

1、泰雅族的衣服分为长衣,短衣,裙子,披风,胸兜,绑腿,遮阴布等七种。其中兜档的款式男女完全不同,护脚布只有女子使用。此外头部则男子戴帽,妇女用头巾。男女脚上都不穿鞋。泰雅族的衣服,无论在结构上或衣服的种类上,男女的限制都很少,有很多衣服都是男女共享。除了妇女不穿无袖短上衣,遮阴布外,其它似乎都可以和男子共享。裙子本来以女性为主,但男性却又可以穿珠裙。童装形式和成人相同,但尺寸较小,花纹较简单。衣服分夏天和冬天的,但结构上相同,厚薄也一样,只有不同件数的分别,夏季穿较少件,冬季穿较多件。泰雅族的衣着也是随着场合而变化的,工作时,为保护皮肤与保暖,便于工作,男子上身穿无袖的工作服,下围遮阴布。女子下穿粗布白裙。庆典,交际及约会时,为了美观、正式,男女都穿礼服,只是女子穿的裙子以绒线织成的条状花纹为主,男女皆需穿肚兜。出征时,为了行动方便,鼓励士气,男子都穿战服及披肩,头戴熊皮帽。泰雅族人用他们久远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灿烂的文化,以及他们美丽的衣饰、丰富多彩的生活。 转贴于

2、除衣服之外,泰雅族还有各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有头环、耳饰、颈饰、胸饰、臂饰、手环、指环、脚饰等等。泰雅族的饰品有男女共享的,男性或女性专用的,特殊资格才能使用的和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的。男人们佩戴的有男压发箍,菌形耳饰,贝钱颈饰,野猪牙臂饰,臂铃贝珠串腰和腿饰。女人戴金属手镯,贝片颈饰,扇形耳饰,梯形耳饰和女压发箍。男女可同用的有:贝珠串发绳,贝珠串腕饰和裸饰。泰雅族的饰品也有深远的历史及文化意义。泰雅族是以狩猎及猎首来衡量男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因此许多男人的饰品是以猎物的器官来制成,如兽牙,毛皮,拥有此类的饰品除了代表功绩,也显示对社会的贡献。据说,泰雅族的一种耳饰,也和传说中耕作的起源有关。古时粮食之携带极为方便。将数粒小米装入穿耳作为装饰的细竹管中携带即可。某处某头目于耳上穿洞,戴上竹管,且常将小米数粒放入空管内携带。大家起而效行,在耳朵上戴竹管,并将小米放入其中。后来,将小米粒放入竹管之风虽已绝,但却变为耳饰传至今日。即现在的耳管。

泰雅族没有具体的钱币制度的,他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以贝壳制成的衣服饰品,被视为是最贵重的东西,聘金就时常以若干件珠衣,珠裙来计算,如想成为巫医,拜师前也须付给师父一件珠衣。

三、泰雅族的织缝文化

篇2

文化即人化,同时也是指人类认识和改造的结果。广义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物质文化是人们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体现;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层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质是精神的载体,同时也体现出精神文化的内涵。

在传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面,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很明确的,物质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赖于物质基础才得以传播与发展,但物质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仅在于承载与续传,至于物质本身对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一种物质具有最大范围内承载和传播精神文化的特质。例如纸张,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传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物质本身的实存性对这种传播具有约束,精神文化的传播并不能随心所欲。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只不过是人类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它们本质上应该是一体的;但是从传统物质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关系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未能融为一体,它们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明显,且易于区别。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这种界限不利于文化整体性传播,要使文化整体性传播必须需要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能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传统的技术范围内要找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的方式只能是一个梦想,这一梦想在上个世纪}o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实的内容。信息技术成为时代的一种带有主导性的技术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别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都显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质,新型的社会文化形态—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术带来的符号化与数字化使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这一愿望成为可能。其中,符号化主要是针对器物而言,数字化则主要是针对符号的转化而言。

如果说信息化在技术层面使符号化与数字化具有技术的可行性,那么随着信息化技术兴起的一系列文化认知方面的变化则为人们整体化审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阿诺德认为一个民族最为重要的东西不在于纯粹对物质财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与文明的调和,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和谐共存。斯图亚特·霍尔把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历史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抽象的价值和具体的规范,物质的和精神产品,都被纳人了文化研究的视野”。这种“文化主义”的观念带来的文化认识是:文化的意义在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最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须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文化的意义,这种整体最主要的层面是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同样的暗示也来自于F·R.利维斯对“大众文明”的担心,他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传播媒体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对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失衡的担忧。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认为对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作为文化本身而言,则是由具体的人的意义与实践构成。文化在他那里不仅具有物质的基础属性,而且在物质的基础上体现出其价值与意义。由此可见,无论斯图亚特·霍尔、利维斯和威廉斯对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对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整体化考虑的诉求。他们的这种暗示式的诉求,以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在客观上都让人们意识到了:在信息技术成为现代主流技术的背景下,人们应从整体的角度审视文化本身,这就为在信息化基础上整体化考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础。

当代文化观念的认识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物质与精神、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之中,而信息化技术,特别是信息化中的数字化技术则从方式上确定了上述关系整体化考虑的途径,即符号化与数字化。符号化是一种具有传统意味的方式,而数字化则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种新的符号化的方式。符号与器物比较起来,它们都可以承载文化的内容。但是它们也有显著的区别,器物是具体的东西,有着实体的存在。而符号则不同,它可以承载实体的意义,但是对于物质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础在于人们对物质实体的了解。因而符号化带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人们有可能从这些符号化了的对象中进行交流与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备大范围内的交流,但符号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具体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号化,可以有效地传播其文化内涵。但与此同时,对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却无法传达。因此,不难发现,传统的符号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认识事物方式的变革,对于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点也十分明显,这就从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这个新的技术一定要满足符号化的传播优势与器物本身实体特征的要求,而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个要求。

人们对数字化的认识多种多样,但是最基本的一条是,人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把事物或器物变成相应的信息,并最终把这些信息以符号化的方式展示出来。数字化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存储海量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以符号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现实中的物体能够实现最为全面的符号展示。在没有数字化之前,人们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现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数字化出现以后,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从立体的角度观察与实物基本一致的状态。通过超链接,与之相关的熟悉与不熟悉的事物,以及关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质信息都得以体现。这种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必然带来新的认识与观念,它把人从现实时空的实践发展为虚拟时空的实践,虚拟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一种新的实践方式。而当这种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实践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时,当代关于文化观念认识中的焦虑就会得到释放。阿诺德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可以在数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图亚特·霍尔的整体文化观念可以得到实现,利维斯对于现代技术的垢病能够得以改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许可以用虚拟或数字“文化唯物主义”来重新加以阐述。他们对于文化暗示的诉求,在信息技术和传播方式符号化与数字化的趋势下,可以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综上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是很明确的:一是一种基于物质或器物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二是一种基于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传播;三是一种基于数字基础上的符号文化传播,即数字化文化传播。符号化是文化传播的趋势,不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符号化,还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符号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内涵的转变,从与物质、符号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实现了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向数字化意义的符号转化。与之相应的变化是,物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弱化,立体、深人的意义与形体因素得以强化。文化传播的这一方式的擅变所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物质本身与文化的关系从来没有如此的紧密,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特别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符号化,物质与文化内涵紧密、完美地实现结合,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是实现整体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

二、文化数字化的局限与感知

数字化基础上的物质与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数字化的全部,同时数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数字化隶属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对社会文化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迈克尔·默林的《信息技术革命:益处与危害》中得到较为全面的总结。迈克尔·默林总结了10种信息技术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它们分为对人的意识的危害、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危害、对生活品质的危害等三个部分。毫无疑问,从社会角度来看,迈克尔·默林的这种担忧以及他对这些危害的认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化的转化方式来看,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问题。因此,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于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与方法上的局限,而具体层面则是物质符号化与数字化以及精神层面文化的符号化与数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号化与数字化的方式与方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论”,齐鹏在《当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悖论的存在。他认为数字化会导致人依赖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隶,最终形成新的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论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同时也有技术本身的因素,“数字化平台的单一性”,还有符号化与数字化中介中时空关系对人文精神影响的原因。齐鹏认为,要解决这种“人文精神的悖论”,必然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艺术手段与审美功能”。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解决方式从学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其实现的难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术本身给数字化带来的危害,以及在符号化与数字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论”外,在具体的符号化与物质化的转化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其他问题。其最现实的间题是,物质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虽然借助了物质载体,但却是以精神层面的状态存在。这种层面的文化相对于以物质为主体的文化而言,其范围与内容更广,甚至可以说是文化的主体部分。并且一旦数字化以后,对于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与传统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巨大的改变,而真正引起巨大变化的,还是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

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精细信息化的过程,信息精细的程度直接决定物质数字化的程度。数字化虽然带来了物质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带来精细化,这是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人们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个物质存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完全展示。尽管人们精细信息化的程度会越来越深,但也无法达到完全精细的程度,因此,这个局限只是大小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显然,如何消解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局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预知的技术发展的所有趋势中,现代技术无法实现这一目的,也无法找到最终的结果。既然从数字化技术的角度无法得至昧最终的结果,从别的角度寻求解决途径就成为必然。

篇3

1.2闽南茶文化中的“五境之美”茶艺气质营造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美感培养的目标相耦合

闽南茶文化重在围绕着茶元素,通过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等展示国人生活之美。以环境中的茶席之美为例,闽南茶文化讲究透过一席茶的布置有机平实、源远流长而生命力不减的方式来体现文化,把茶席当成以生命自身的哲学体现之场。茶席不仅是单纯的视觉美感,更要求符合泡茶逻辑,这个逻辑包含了对茶的解读。种种细节的妥帖安排,会幻化出天然的中澹闲洁。各个因素,如品茗的时令节气、身边的一景一物、水质水温、茶的性情,由此而砧敠拣择的用那把小壶还是这只盖杯,每一个选择都是那么的用心别具,但在决定前又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每一个用心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里,最后汇聚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航空服务人才美感的塑造也不仅是外表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对于美好形象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航空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给人带来毫无做作的舒适感,把女性的柔美优雅、男士的绅士帅气演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增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美感。因此在茶艺课中可以达到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进行气质的培养、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美境”的创新能力。

1.3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礼仪要求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礼仪的高要求相耦合

礼仪是茶艺的核心部分。闽南传统茶道表演其实就是待人迎客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寓意着一种东方待客礼节。而服务礼仪更是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礼貌和礼节。包括服务过程中的仪容仪表、迎来送往、互相交流与彼此沟通的要求与技巧等内容。这两者的耦合之处更是不言而喻。

篇4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都是最突出的主题,为此弗洛伊德还演化出“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其内因。这个主题如滔滔江水,奔流直下,从古希腊流到了20世纪卡夫卡的笔下,无论是被父亲判处死刑的格奥尔格,还是被父亲砸伤的格里高尔,父子冲突都是摆脱不了的宿命。父子冲突就像人身体里的盲肠一样寄居在人类社会里,不时会带给人类疼痛,是人类与生俱来摆脱不掉的赘疣,同时也是永恒的文学主题。

然而父子冲突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就不那么被关注,如起伏绵延的山峦,时断时续,若隐若现。虽然古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李靖和哪吒的父子之战,薛仁贵和薛丁山的父子相残,甚至曹雪芹也曾浓墨重彩描画过贾政杖责贾宝玉。但没有哪个学者对此专门做过深入地研究,也没有哪个中国作家对这个主题特别关注,直到当代作家余华出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父子冲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显性主题。

卡夫卡认为斗争是人的存在方式,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基于这样的认识,父子冲突必然会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有意思的是,余华对父子关系的看法和卡夫卡是惊人的一致:“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是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卡夫卡的孤独气质濡染了余华,唤醒了余华心中同样沉重的东西。“斗争”和“战争”是两位作家对人生内容的解释,对人际关系的概括,当然也包括父子关系。但是卡夫卡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余华成长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他们笔下的父子冲突,其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对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单向和双向

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冲突,是单向的,父子。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儿子只能被动地服从,不能反抗,或是不敢反抗。在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最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是《判决》、《变形记》和《司炉》。《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去投河自尽,格奥尔格竟真的冲下楼去,投河自杀了。格奥尔格,一个已经订婚的成年人,一个在商场上打拼的成功男人,对于已经衰老的父亲,他是有能力反抗的。但他没有一点反抗,而是像个听话的孩子,按着父亲的话去做了。父亲是施令者,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者,哪怕是让他去死,他都要执行。儿子在这里不再有力量,他的力量在父亲强大的权威面前被瓦解殆尽了。父亲尽管衰老,但父亲的权威像大山一样压着儿子,使儿子无力反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一旦某天早晨他变成甲虫,情况将完全改变。首先是父亲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恼怒,后来他又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司炉》的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放逐到美国,他同样是无力反抗的。在卡夫卡这几篇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父亲都是强大权威的代表,是施暴者,儿子是弱小的承受者。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比较起来,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冲突要复杂得多。概括地说,是双向的,父子。父亲是施暴者,同时也是承受者。儿子是承受者,同时也是施暴者,是有来有往的。甚至有时儿子的力量更强大,无可奈何的是父亲。《活着》中的福贵年轻时妓赌博浪荡胡闹,当父亲的是一定要管的。福贵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直到把家产全部输光,气死了父亲。古人遣训:“子不教,父之过。”父亲管儿子,天经地义。但儿子不服管,反而反抗父亲,甚至把父亲气死。在这里,父亲不再具有权威性,甚至没有伦理道德,没有作为社会人的其他属性,有的只是俸力的较量。来自儿子的力量大于父亲,儿子就是胜利者。更有甚者,儿子还会成为主动的进攻者、挑衅者。《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对他父亲更是不敬不孝,他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当成累赘,嫌他白吃饭。一顿饭只给一小碗,而且还不让上桌子。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父亲故意把碗掉到地上,并说这碗不能摔破,以后他儿子还要用呢。这使孙广才明白他也有老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好下场。

在余华描写的父子冲突中,缺乏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是一种体力的较量,父亲衰老了不再有力量了,就不再具有权威性。父亲可以揍儿子,儿子也能打父亲。父子在心理上是对等的,没有权威,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简直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

二、线形和圆形

文化内涵决定表现形式,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外在形式上是单向和双向的不同表现,是由其中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卡夫卡的父子冲突折射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直线形的结构,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父亲发令,儿子承受,直来直去。父亲判格奥尔格去跳河自尽,格奥尔格就去跳河,没有犹豫,没有反抗,更没有背叛。格奥尔格冲出去。外面的路很多,他走任何一条路都意味着生,他可以到他的商店里,看到他的生意兴隆,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他可以去看他的未婚妻。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有太多的理由活在世上。但他放弃了所有的理由,单单听从了父亲的话,选择了父亲指出的方向,没有回头。他走的是一条直线,没有迂回,就那么走下去,直至死亡。在这里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卡夫卡直言不讳:“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世界上最了解卡夫卡的马克斯・勃罗德也持同样观点:“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通过父亲想象上帝,卡夫卡把父亲的权威无限扩大了。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不仅操纵着今生,还控制着来世,儿子是不敢反抗的。既然他判决儿子去死,格奥尔格们就不会有生路了。然而父子之间是有亲情 的,儿子的血管里是流着父亲的鲜血的。在卡夫卡那里,血缘抗拒不了权威,他强调父亲权威的至高无上。动物世界重遗传,讲血缘。尽管卡夫卡经常让他的人物变成小动物,但那只是外在形式。实质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动物属性被削弱了,社会属性被强化了。家庭就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权威大于血缘。因此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关系很单纯,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一条直线而已。

余华笔下父子关系外在双向性的表现,是由其文化内涵的圆形结构所决定的。父亲向儿子发号施令,儿子可以承受,也可以反抗。因为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亲宽容儿子也就是宽容自己,于是就容忍了儿子的反抗。指令从父亲出发,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儿子之所以敢于反抗父亲,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心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西方,尼采说上帝死了。权威倒塌了,世界失去了主宰。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主宰着天堂地狱,因此中国人没有最深层的心理恐惧,不怕来世报应。但中国还有现世的统治者――君王和父亲。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王和父亲的权威并不比上帝小。可是君王太遥远了,威胁不到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惧怕的必要了。惟一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就是父亲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余华一语道破天机,抓住了中国父子关系的精髓,中国人讲血缘,重亲情,亲情可以重于伦理。

《活着》里福贵的父亲宁可自己被气死,也不会把输光家产的福贵置于死地。《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广才一心盼着父亲早死,父亲也愿意成全儿子。他对儿子说:“儿子呀,我的魂一回来,你就又要受穷啦。”临死他想的还是为儿子节省粮食,不让儿子受穷。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在血缘面前,一切权威都披瓦解,一切伦理都被消融。什么也挡不住血的力量。尽管余华的人物没有变形为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外形而存在,但实质上余华的人物比卡夫卡的人物更接近动物性。

三、非理性和理性

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判决》中的父亲反复无常,开始说儿子根本没有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后来又说自己早已写信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那个朋友了。儿子稍一顶撞,父亲就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四处奔波,挣钱养家,但他变形以后。不能再为家里效力了,父亲暴跳如雷,竟然用苹果砸他,给他带来了致命伤。导致了他的死亡。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男孩苏字脑血管破裂陷入昏迷之中,没能起床去打水。他父母两次叫他起床去打水,他都无力回答。但他父母吃过早饭上班走了,谁都没到如此反常的儿子身边看一看,他默默地死去了。男孩苏字之死,和格里高尔变形死去,情节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父子之间的冷漠。

篇5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翻译这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文化是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我国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因此,翻译活动不仅仅是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活动,更是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的活动。

2. 何谓认知文化图示

图示(schema)一词来自希腊语,最早是由康德 (I. Kant) 于1781 年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的。但作为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学范畴的图式概念的使用则始于英国经验主义心理学家Barlett, 他在1932 年出版的 《记忆:实验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and Social Psychology” 中提出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的反应或经验的积极的组合”。对“图示”含义的理解各家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图示是大脑为了便于信息储存和处理,而将新事物与已有的知识、经历有机的组织起来的一种只是表征形式,是相互关联的只是构成的完整的信息系统。图示理论原本是认知心理学家用以解释心里过程的一种理论,现代图示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在理解新事物的时候,需要将新事物同已知的概念、过去的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图示是认知的基础,因此,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释取决于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示,只有输入的信息与这些图示相吻合时,才能产生理解。因此,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信息框架对于理解新事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认知文化图示下文化负载词的认知理解

文化福再次是指那些“标志着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应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这些词语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都是人脑中已有的信息,为读者理解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提供了一个认知图示。最能反应认知文化图示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的恐怕要属著名的“牛奶路”事件了。“…The whoel sky spangled gay twinkling stars,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出自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樊凯》(现通译为《万卡》)。当年赵景深在翻译这段话时,把里面的“milky way”译成了“牛奶路”。结果遭到了鲁迅等人的强烈批判,因为“milky way”似乎在任何一本英汉词典里的解释都是“银河”或“天河”。

4. 不同图示对应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翻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更是译者积极的思维认知活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更是一种译者的积极思维认知活动下的一种跨文化翻译。因此,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可以灵活的采用“归化”、“异化”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实践。

4.1 图示重合

当源语和目的语形成的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时,就会给译者的翻译带来益处,因为源语和目的语的读者在阅读同一个文本时不会有过多的疑惑。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曾说过“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language and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mazingly similar),并说明相似之处占90%,不似之间只有10%。(徐丹 1998)这说明,在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些文化负载词会拥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不妨采取“直译法”。

4.2 图示差异

当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形成的文化背景知识不同时,就造成了人们头脑中文化图示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当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分别按照自己的习惯和认知方式去解读文本时,就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熟悉和掌握文化负载词产生的文化背景,积极主动的调整自己的文化图示,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赢得翻译上的成功。

4.3 图示缺省

当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时,就造成了该词在其他文化图示里的空缺,也就是说拥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对该词的文化图示是缺省的,因此他们大脑中所储存的信息就难以得到激活,也就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实现。比如:Karaoke,在中国传统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因而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音译”为“卡拉OK”。

5. 小结

本文主要从认知文化图示下文化负载词的认知理解入手,找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借助翻译实例,分析了不同图示对应下译者应该在熟悉和掌握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调整或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图示。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尽可能的相互照应,促进跨文化交际翻译逐步走向成熟,进一步加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2] 徐丹. 文化融合中的翻译问题[J].中国翻译, 1998, (3): 23.

[3]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艺林出版社, 2000.

篇6

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是为了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的产物。它主要集中在有形的、基础的、群众性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文章主要是从体育公共服务中的资金供给、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公共体育教育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角度进行研究。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藏族自治州18个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3个县和凉山州木里1个县,总面积24.97万平方公里,约占四川省总面积的51.49%,总人口187万,其中藏族人口124万,是全国第二大藏区(康巴藏区)。其中甘孜藏区总面积约15.2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藏区的主体和核心地区。

2.1资金供给现状

体育财政支出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基础。从四川藏区来看,体育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体育财政拨款,地方财政收入与社会资助资金占比均较少。如2009年大部分县经济发展水平如下:有15个县的人均GDP为8146元;有8个县的人均GDP只有6974元;有3个县人均GDP达8470元。2010年四川藏区的经济状况为,四川省藏区实现生产总值270.6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34.83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3177元。从上面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出,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民生产总值低,人均纯收入少,这都决定了来自该区域的财政收入相应也少,地方财政用与建设本区域的支出就很有限。

2.2体育公共设施建设现状

公共体育设施是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内容。据有关文献统计,1995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0.05m2,2003年底上升至1.03m2,《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指出,至201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1.5m2。而美国等国家在80年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m2,到2015年美国为16m2/人,日本为19m2/人。从这些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在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上的差距。下面我们再看看四川藏区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甘孜州的体育场馆主要包括:康定新建的拥有标准跑道和球类场地的体育场、九龙县体育馆、当前州里重点打造的康东环贡嘎山旅游圈,海螺沟的温泉游泳馆正在建设中,以及普及到各个乡镇的“健身路径”等健身器材。阿坝州的情况如下:截至2012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成124条全民健身路径,169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并抓住灾后重建机遇,建成13个标准体育场馆(地),目前阿坝州人均拥有体育场地达到0.8m2。2013年,省体育局将继续加大对三州地区的体育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在体彩公益金中安排资金5000万元,除建设1000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外,还将投入建设9个县级少数民族健身工程,并补助三州建设老年体育场地设施、牧民定居点体育设施、彝家新寨体育设施。此外,还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投资1100万元建设4个“雪炭工程”。到2015年,全省可望实现50%以上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育健身设施。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未能统计出四川藏区的人均场地面积,但我们大概可以推理出目前阿坝州通过灾后重建,应该是四川藏区中目前人均占有场地最多的州,从他们的人均占有0.8m2来看,与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5m2(2015年)还差距较大,与国家上发展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

2.3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现状

从调研得出,截至2012年7月,阿坝州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到986名,力争到2015年,全州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名以上。阿坝州全州户籍人口90.7万人众,基本上达到900人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甘孜州从2010年开始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到目前共计开展了3期。目前,甘孜州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500人左右,其中国家级有3人,都集中在四川民族学院体育系教师中,而且500人中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和办公室工作人员,能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人寥寥无几。甘孜州共有约100万人众,平均2000人1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划(2011年—2015年),城市达到每千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农村达到每2000人至少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来看,四川藏区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如果从能够在一线从事体育指导的角度看,四川藏区的实际可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就少的多了。

3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在近年得以改善,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然而,横向比较,四川藏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仍然不足,还需继续加强。究其原因,这与我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过大,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系统建设不够完善,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不强等有关。

3.1公共财政对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过低

1996—2006年统计资料表明,体育事业经费、人均体育事业经费东部一直是西部的2~3倍,东西部差距较大。根据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在全部体育场地中,有接近一半的场地和面积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左右的场地和面积在西部,特别是体育建筑面积和投资金额只有1/10左右集中在西部地区。体育场地数量最多的是广东省,有77589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9.1%;最少的是自治区,有1057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0.12%。由于资料的限制,四川藏区的体育场地数量未能统计,但是从人均拥有场地量可以看出(如阿坝州目前的人均0.8m2,这还是经过阿坝地震后体育设施大发展后的数据),在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上的投入肯定是不充足的。

3.2体育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不够完善

随着民生在政府服务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跟进便日益重要。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属于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相应的制度、技术、人员等方面的配套建设,若没有这些配套因素的跟上便无法完成,这些配套因素的建设需要过程与相应的环境支持,任何一方面的落下都不利于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目前,我国的环境与发展条件还不够成熟,仍然制约着体育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我国当前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与完善。

3.3人们的体育权利意识缺乏

从调查得知,四川藏区民众对体育的认识不多且不深入,更上升不到权利意识的层面。他们中除极少一部分人对体育的认识有锻炼身体的成分外,其他大部分都觉得是好玩,还有一部分人就没有认识。觉得好玩的人仅仅就觉得好玩,规则意识缺乏,权利意识缺乏,他们不会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认识体育问题,去体会体育活动。他们从事的现代体育活动几乎仅为篮球活动,其他的为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仅仅在节庆时进行。无论他们从事怎样的体育活动,甚或他们做的扔石子活动,他们都不能上升权利意识的层面。所以他们的体育活动处于“自发”的“天然状态”。

4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发展途径

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发展依赖于国家为社会每一个个体提供的均等化服务,同时也离不开该区域民众在体育文化权利方面的自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四川藏区体育的良好有效发展,具体推行途径探索如下。

4.1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大四川藏区体育公共制度保障

随着2012年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的出台,中央对西部的定位更高,支持力度更大,在财政、投资、人才、帮扶等10个方面出台了新的优惠政策。中央实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四川藏区体育文化的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应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制度保障,使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公平、合理与有序,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简练过程,突出效率,加强过程监管。

4.2加大资金投入,为四川藏区提供充足的体育公共服务资金保障

把资金比喻为体育事业发展的血液毫不夸张,尤其是在四川藏区。四川藏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各项事业发展都需要资金投入,为保障体育事业发展所需充足的资金,(1)首先要设立四川藏区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要统一规划、加大投入、突出重点、集中使用,特别要加强监管审计力度,并定期评估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第2,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四川藏区因为承担生态区生态保护的功能,致使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低,因此,国家应对四川藏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广泛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提高四川藏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保证体育事业支出。第3,积极引入社会资金,出台优惠政策,形成多渠道、多元的资金来源形式,共同发展四川藏区的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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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营销增值服务的工作观念,要从“以我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树立“以客户为中心,努力提供优质、规范、真诚的服务”这一服务理念。在电力营销过程中,电力企业应该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换位思考,灵活处理客户的问题与困难,及时解决增值服务中的问题,做好增值服务工作。例如,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季节、天气等因素的变化,灵活制定夏令时、冬令时等工作时间,对各收费室上下班的时间进行适当调整,方便广大客户缴费。

2塑造国网品牌,完善服务机制

中国电力企业要努力塑造国网品牌,在管理制度、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服务机制的完善上强化增值服务职能。过去,不少供电企业的服务流程都是在管理用户的需求层次上设计形成的,多少在管理制度与机构的设置上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因此,供电企业要认真学习《供电服务监管办法》等法规、文件和国网公司“三个十条”等,并通过内部责任和权利的界定,建立面向客户、责权清晰、管理有效的供电服务机制,打造国网优质品牌,实现增值服务的流程再造以及机制创新。

3优化增值服务流程,实现服务手段创新

在服务过程中,要努力优化服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完善服务手段和方式。例如,进一步完善客户服务热线的中心功能;建立“网上营业厅”,缓解用户“缴费难、报装难、报修难”的问题;开展客户关系管理研究,试行大客户VIP贵宾服务制,细化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范围;做到“客户一个电话,剩下问题我来解决”;减少增值服务中的流转环节,实现电力服务业务“内转外不转”的模式,加快内外部信息的传递速度,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程序和工作流程等。

4加强职工思想教育工作,提高职工业务素质

在电力营销增值服务过程中,与客户直接打交道的便是营销人员,作为电力企业的“窗口”,营销人员必须加强思想学习,贯彻优质服务理念,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电力企业还要定期开展理论学习和实际演练,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加强业务能力的培养。

5实行问责制,切实为客户服务

在电力营销增值服务中,电力企业要不断完善服务方式,推陈出新,实行问责制。工作人员要做到当天接单,当天完成任务。接到故障报修电话时,不论节假日或白天夜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赶赴现场进行排除故障,特别是夏天高温天气,也要完成服务任务,切实为客户服务。

6加强增值服务监管力度,重视客户意见反馈,及时改进服务工作

电力企业可在营业场所公示监督电话,设立意见箱、意见簿,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收集客户的反馈意见,加强服务监管力度,提高电力营销增值服务工作的透明度,对于客户的意见和建议,要及时改进,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电力营销模式创新

1建立并完善创新型电力营销体制

1.1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管理体制

电力企业在营销模式上,要以市场为目标依托,做好数据记录和存档,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科学分析,重点分析其中售电量变化情况,针对售电量增长率及各种细划电力子市场所预期的边际利润中,再进一步筛选出拥有适当规模和增长特征的细分电力市场,对其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营销管理上,要根据具体工作,建立并完善营销机构,将其系统化、规范划,及时掌握电力市场信息走向,把营销调研作为一种深入了解客户、改进电力营销市场决策的有效手段,进行各项工作。

1.2建立并完善全方位营销机制

不同地区其电力营销机制不尽相同,因此,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起全方位的电力营销机制,把握好该地区的电力负荷变化情况和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寻求电力市场新的增长点,加强促销功能,制定促销策略,采取有效的促销手段,正确引导电力用户的消费;并采用签订电力合同的方式有效规范供用电双方的行为。

1.3建立高效的营销费用保证制度

电力企业在营销过程中,为了保障市场营销活动切实有效的开展,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建立高效的营销费用保证制度,每年要制定科学的预算开支,从电力销售总额中提取必要部分作为营销费用,用于诸如企业形象设计、电力产品宣传、营销策划、科研开发、营销方式创新等支出。

2建立并完善创新型电力市场产品营销模式

电力市场营销中“产品”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有形产品--电压、频率、频率合格率、电压合格率和用户供电可靠率;核心利益—用户得到的电能效用与利益;附加利益—诸如咨询、安装、维修等综合服务。因此,建立并完善创新型电力市场产品营销模式,需要从电能产品本身的特征、用途等方面着手,拓展电力的附加利用形式,对客户的用电进行科学合理地引导。其次,要对用电市场的建设和电网改造进行完善和规范,输电电网和配电网是电力销售市场的载体,只有拥有一个现代化水平较高且电网布局合理的系统,才能增加供电电源点和输电网的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电能质量,扩大电力营销规模。

3建立并完善创新型电力市场价格营销模式

3.1采用分时电价的方式实现让价策略

分时电价是电力促销活动中的让价策略,鼓励客户避开用电高峰期,在用电低俗时段用电量越大,用户从中得到的让价收益也就越大。这也要求建立合理的峰谷、丰枯分时电价结构和标准,完善分时电价的形成机制;同时要扩大峰谷、丰枯分时的电价差,更有效地调动用户自我调整的积极性,扩大影响和应用范围。

3.2采用数量折扣手段

所谓数量折扣手段,即电力企业将大量购买时节约出的费用中的一部分返还给购买者,从而鼓励购买者更大规模地购买。这一手段能够促进钢、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企业与供电企业同步协调发展,帮助电力营销市场更广泛地拓展。

3.3采用两部制电价

正确利用两部制电价模式,可以有效实现让价策略。两部制电价,即把电价的产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电价,另一部分为电度电价。基本电费是固定的,用户每月所交的基本电费只与其容量或需用量有关,实际用电量越小,用户的平均电价则越高。

3.4灵活创新多种电价机制

篇8

一、引 言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一理论引深至广播电视中,是指自由表达以及意见沟通过程有制度化的空间及法律法规作为保障,使交流、论辩、批判都有足够的空间。大众传媒是理想的公共领域,电视可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电视节目形式设置中,越来越注重与受众的互动,注重信息的交流,强调参与意识和贴近性,实现信息交换与服务生活的功能。

二、信息交换

(一)信息交换渠道多样化

广播电视提供服务的优势在于:

首先它具有覆盖率极高的网络化传播优势。加上卫星、无线等空中传播技术,使广播电视的综合覆盖达到了无处不在的程度。

其次是广播电视具有技术含量极高的影视作品制作系统。

再次就是广播电视具有满足大众多样性文化需求的功能。

电视节目中利用热线电话、短信、微博等都是可以实现信息流通的渠道和方法,形成良性互动,实现信息交换。信息交换能够使受众情绪得以表达,同时也是节目效果评价的手段,这种关注和反馈使得节目与受众间构成一种良性循环,能更好地把握受众所需。电视节目中最简单、最易实现的信息交换方式就是现场的信息交换,例如意大利立足于女性视角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危险关联》中,采用专家和全场观众讨论交流的形式,使话题更深入,调动了大众热情,产生一些预期外的效果和。

传统的信息交换方式是信件,目前仍在使用,节目组会在节目播出时将这些信件信息传递给大众。电话参与是使用较多的交流手段,法国的CHANNEL4的《早安荣耀》中,主持人介绍时政或真实故事,场外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

这种形式目前是被广泛采用采纳的,其优点在于实现手段简易,便捷性强。短信参与利用其成本较低、参与便利成为电视媒体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节目通过短信平台闪动观众的意见。

随着网路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站、博客、播客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也为互动交流提供平台,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和信息零时间的优势,在节目前期运作中,可以汲取大众意见;具体操作中,可以通过网络报名、网络投票、留言等方式参与;在节目播出后,可利用网络做问卷调查,受众分析,形成反馈,更简易地再现收视效果。

(二)制作理念注重互动性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信息从媒体这个“点”向受众这个“面”进行单向传输,缺乏反馈机制,即“点对面”的传播模式。网络传播针对特定的用户传播特定信息,属于“小众化”传播,即“点对点”的传播模式。

新旧媒体在表现形式、媒体功能、传受角色、传受关系方面有各自优势和不足,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存的媒介生存状况下,各媒体功能呈现互补性,媒介形式也不段的创新,新旧媒体之间的边缘逐渐融合,差异消弭,互相借鉴。

新旧媒体都在力行“点对点”的传播理念。根据限效果论,只有内容的优势才是王道,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提供服务和附加值得信息才能吸引眼球,电视细分受众,精确传播,借鉴“点对点”的传播理念,实现对受众的吸引力、号召力和感染力。这个传播理念的操作方法包括制作过程和传播过程两个方面的实践。

日本东京电视台的经济新闻节目《World Bussniss Satellite》克服了经济新闻报道中缺少直观视觉形象的弱点,在制作中每一条新闻都会有出镜记者采访报道。在制作家电竞争这一主题的节目时,在卖场与售货员以及相关企业主要负责人交谈,以更类似于专访的形式让新闻更深入更生动。

在2008年1月11日的节目中,新闻头条是《2007年12月・街角景气指数》,出镜记者沿着东京环线7号线,在每一个行政区挑选几家店铺进行入户采访,通过普通市民的嘴说出经济景气是好还是坏。

在寒冷的冬日,街边的香肠店可以喝到热气腾腾的葡萄酒,出镜记者一定会亲自告诉你。因此,在制作理念方面的互动意识和交流意识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理念也贯穿于其它类型的节目当中,例如在谈话节目中的实践方法是与受众的互动交流方式增多,受众的参与性逐渐增强,不仅是谈话中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加入讨论,和谐圆融的谈话场越来越被重视,互动是双向交流的支点。

在节目当中,现场提问、设置游戏等方式都便于进行交流,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一期节目中,讨论李少红电视剧台词的唯美风格时,主持人李湘请现场观众朗诵《大明宫词》中的台词,起到了调节气氛、强化主题的作用,也让受众感受到了参与的快乐。

三、电视文化的生活服务功能

电视生活服务类节目主要承担了服务生活的职能。生活服务类节目指关注日常生活,针对生活中的具体需要提供指导、帮助和具体服务的一种节目形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此类节目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细化,制作越来越精良。相关专业频道的诞生是对于生活服务理念的最好解读,例如优购物频道,纪录片频道等,节目涉及美食、旅游、购物、时尚、健康等领域。

相关专题类节目一直受到大众欢迎,例如法国第四频道(CHANNEL4)的《动手烹饪》、《天天饮食》、《美食美客》、《改头换面 家装版》《交换空间》、《改建梦想》,中央电视台(CCTV)的《中华医药》等。

除了相关专题节目,其他类型节目中也渗透着服务理念。例如新闻杂志类节目中以及访谈类节目中的服务理念。这种编排方式使节目资讯更加全面,模糊掉了节目本身规定的类型的边界,使节目收视群体和更为广泛,同时也使节目中人性化理念有了很充分的运用。

上文介绍到的《安德森・库珀360度》是一档新闻杂志类节目,其中在关于健康的信息资讯介绍中会定期请专家介绍健康医药新闻。《奥普拉秀》除了常规的人物访谈,有时会把演播室改为厨房,邀请美食专家分享烹饪经验。《NHK新闻您早日本》这档新闻节目中非常注重服务意识,例如生活资讯信息除了有天气预报,还包含出行信息,对机场、新干线、高速道路的路况都会进行介绍,天气预报介绍温度和湿度、风速,甚至各地日出的准确时间。

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中,如《朝闻天下》、《午间新闻》以及目前媒体普遍在新闻杂志类节目中会加入服务生活的一些小的板块,例如气象预报。《今天》在新闻节目之外,有服务性专题节目《今日健康》、《今日厨房》、《教儿育女》、《居家与园艺》、《今天理财》。

这些理念的运用源于媒体对于认识受众的地位的清晰认知,注重“受众本位”。“受众本位”意识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的传播活动中,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提高受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

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受众本位说,强调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最大限度地适应受众的需求,以受众为中心。电视媒体要找准与受众的契合点,把满足和引导受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最高职责。从受众出发,摆脱过去“以传者为中心”的思想,贴近受众,了解受众需要,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目前,电视节目呈现分众化趋势,充分进行市场的前期调研工作,对收视目标群体锁定准确。标受众的明确使节目清晰明确地传递目标受众所需的信息。

除了节目制作方面的服务意识,技术的发展也将带来更丰富的资讯,更便捷的服务,有线电视的信息服务将会给受众带来更多的频道和信息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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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强化“高考意识”、并使其贯穿于化学复习过程的始终呢?归纳起来,我们的做法是发挥了如下“五个作用”。

一、发挥“考纲”要求的主线作用

《考纲》是高考命题的依据,强化“高考意识”理所当然地应当使“考纲”成为教师组织学生复习的主线。由于“考试说明”仅是很简要的目录式提纲,为使学生对高考要求的领会明确具体,我们在开始系统复习之前,就把“考试说明”各个项目化解、组编成六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划分成若干单元,形成了《中学化学复习知识体系表解》发给学生。这份“表解”实际上成了教师进行复习教学的提纲;复习进行到哪里,学生就阅读到哪里,从中一目了然地明确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内容,哪些是考点,各考查点之间有何内在联系,使学生在整个复习过程中,头脑里有“考纲”这根“弦”,发挥了它在高考复习中的主线作用。

二、发挥历届高考题的示范作用

高考题是高考要求的具体体现,它既反映了高考的范围、重点,又展示了题型、特点,成了复习教学的“无形指挥棒”。纵观近年来全国的化学高考题一直保持了相当强的连续性,所以,让学生以它们为范例,把握来年高考的尺度,这对于强化“高考意识”十分必要。如何发挥历届高考题的示范作用呢?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布局:

首先,把近五年高考题收集起来,按中学化学知识的“六大块”--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又细分“物质结构与元素周期律”、“化学反应速度与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三部分)、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化学计算和化学实验,组编成八组“高考题专题汇编”,印制出来,复习进行到哪个专题就将与之相关的“高考题汇编”同步发给学生,进行配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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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文化自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两翼”之一的文化产业,在不断释放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产业地位逐步确立,发展空间日渐膨胀,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别具规模和示范效应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在地理空间集聚的同时,以满足广大民众公共文化需求和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为宗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区域全覆盖”属性也因此获得延伸,从而催生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理性思考。西安曲江新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有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客观必要性与实践经验。

一、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

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基于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运营模式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既有源自文化价值维度的使命要求,又有区域品牌战略的实践推动,同时还有相关国际典型实践的经验支撑。

1.制度使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本质规定

制度使命本质上是国家属性在文化价值范畴的制度延伸,因循“国家制度形态属性—当前文化发展战略—区域文化发展实践”的逻辑,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合法性制度框架和使命任务,进而也规约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在本质。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也必然以这一逻辑为其基本的发展内核,从而也使其发展实践更具法理基础和制度属性。曲江新区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其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使命也源自这一本质规定。

2.品牌战略: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选择

文化产业集聚区因其释放的规模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区域性“文化特区”的期待和使命,并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奉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城市营销的重要手段,这最终通过品牌的力量得以体现。文化品牌战略应该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1]的战略,这凸显出品牌战略本身所包含品牌完整性的属性,该属性对于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文化品牌而言,可以描述为文化产业品牌与文化事业品牌的“双赢”属性。因此文化品牌是发展曲江新区这一“旅游主导型城市区域”[2]的关键性战略举措,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曲江新区推进其文化品牌的现实选择。

3.国际经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

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做法则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支撑。尽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范畴,但其通过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公民文化需求的本质特征,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政策保持着本质层面的一致。因此,系统梳理国际著名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先进经验,也现实地为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直接经验。美国纽约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和爱尔兰都柏林圣殿酒吧区都为曲江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先期经验。

总体来讲,制度使命、品牌战略和国际经验三者从逻辑维度和现实操作层面,全面论证了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奠定了建设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

二、文化产业集聚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未来趋势

1.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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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正确使用熟语,从积累知识、提高辨析能力的角度出发。基本要求如下:(1)厚积累:借助词典完成原始积累,建立成语积累本,每天查、写、记十个;(2)群共享:小组内化,互通有无;(3)理方法:明词性,分谦敬,辨色彩,看对象,查范围,解两义,抓语素;(4)类归纳:分类归纳特例,使厚积的知识催化出敏锐灵活的运用能力。

其三,诗歌鉴赏。(1)抓本钱:先入为主,以笔记整理的方式奠定诗歌鉴赏的知识基础的本钱,让分析思维有抓手,主观表达有术语。具体到诗歌中常见人物形象的类别、景物形象(画面)的描绘方式及意境特点,事物形象的人格化特点;诗歌语言涉及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表达方式、炼字炼句;形象塑造、主题表现、情感表达的表现手法、抒情方式等的术语用词。(2)读赏析,扩视野:大量诵读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唐宋诗词及赏析文字,丰富对画面想象、意境涵咏、主题提炼、术语表达等方面的认知。(3)审题型,定格式:给出不同题干要求和题型的解答思路,分层次设要点,给出基本的条理格式。

其四,文言阅读理解。实词通则文言通,为此,(1)转观念。结合实例认识四个“宁可”:宁可将文言文的意思理解得与现代汉语的意思不同;宁可将与现代汉语相同的双音节词理解为两个单音节的词;宁可将看起来像虚词的词理解为实词;宁可将这个词理解为动词。(2)夯基础。文言实词全梳理:古今异义、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特殊句式认特征: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变式句(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3)明方法。找动词法:①有动词,则准确地解释这个动词,看这个动词是否活用(使动、被动)。向前找主语,若无主语可考虑是不是主语省略句。有主语,解释这个主语并考虑是不是被动句。向后找宾语,若无宾语可考虑是不是宾语省略句。有宾语,解释这个宾语并考虑是不是使动用法。②没有动词,则考虑是否由别的词活用为动词,是不是使动或意动的用法。句子考虑是不是判断句,是不是谓语省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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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研究集中在型录设计的空间表现[1]、开本与结构设计[2-3]和表现意境[4]等方面,对图文编排设计与品牌文化的相互关系未作探讨。本文结合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路易威登作案例分析,对国内知名服装品牌七鹊坊进行型录图文编排实践设计。设计出独具个性和时尚感,并能与品牌文化相融合,对我国服装品牌型录图文编排设计与品牌文化融合的创新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型录和图文编排概述

1.型录

型录即编目、目录、样册。就其特性而言,型录是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把印刷品邮寄或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家里或公司,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手段[5]。从型录所传递信息的不同内容看,可分为宣传单页、宣传手册、企业年报、产品目录、促销信函、明信片、折价券、请柬、自我宣传、日历、名片等[6]。本文主要着重针对的是型录手册图文编排设计的研究。

2.型录图文编排

型录图文编排形式可细分为很多种,除了较常见的上下分割式、左右分割式、斜向分割式、螺旋形配置、三角形配置外还包括L型、U型、N型配置等。设计师要根据每个元素的传达需要,依照画面的重心关系,安排各处适当位置[7]。

品牌文化在图文编排中的重要性

作为当今文化传播、企业宣传的重要媒介,型录是一种既立体又平面的表现方式。因此,在型录设计中,版面的编排是整个设计的重中之重,型录的编排设计是体现其自身阅读品味的最佳表现方式,在型录设计的一开始就要将自己的创意思维以及手中所有的图文信息科学合理地、富有个性地进行构成,以达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8]。

契合品牌文化的图文编排设计方法

下面以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路易威登为案例,从目录、字体、图像处理几个方面,谈谈契合品牌文化的图文编排设计方法。

1.目录设计

在总体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将整本型录通过归类的方法,例如帆布、彩色帆布、皮带、配饰等属于同于类的产品归属到一起,这样易于消费者最先找到想要了解的产品,易于快速识别。(如图1、2)。

图1 路易威登型录书舌设计 图2字体运用和字号的大小对比

2.字体设计

设计师在颜色选择的目录中运用三种英文字体和一种中文字体,分别是大标题采用18号irisupc英文体和附属16号倾斜黑体中文翻译;目录内容品牌名称采用中标题,用12号irisupc ,详细皮质采用中标题,采用12号字体较纤细的century gothic和附属中文11号倾斜黑体,小标题皮质色彩采用中英文结合7号irivpc和7号倾斜黑体。

3.图像处理

设计师为了更好地展现产品的功能性,把宣传的产品用黑白的手法,像结构功能效果图展示。角度。把开口打开到人们视觉最容易观看里面功能结构45度角的位置的位置,便于向人们展示更多的面(如图3)。配饰。将产品配上实物,如路易威登拉链零钱包,把钥匙放到钱包上,更加生动有效地展示产品的功能性(如图4)。

七鹊坊品牌型录图文编排设计

笔者结合图文编排的重要性及契合品牌文化的图文编排设计方法,设计出契合品牌文化的七鹊坊型录图文编排设计。

1.延展图形设计

设计意义。越是富有意境性的图形越能抓住观者的视线并快速传递所携信息。图形以其不可替代的形象化特征成为平面设计中的视觉重点,以其独特的延展性魅力理所当然地成为设计师们的设计表现重点[9]。

品牌文化。“七鹊坊”中的鹊是一种吉祥鸟,因其叫声婉转动听,加上名字中有喜字,在中国民间将喜鹊作为吉祥的象征意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及画鹊兆喜便是从这里得来的;标志图形设计中也有成双的喜鹊,综合多方面考虑,将鹊鸟进行抽象再设计,作为延展图形重复利用。如图5。

2.封面

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把鹊鸟的延展图形和抽象的古槐二者的图形设计相结合,融为一体,才是品牌文化最完美的体现(图6)。

3.目录

目录起到总览和概括的作用,七鹊坊金梭子古艺手纺有限公司品牌文化:源、真、技、意、流,将封面的图文设计重复运用,饰以上设计的五种主体色,告诉客户群这本型录总共分为五个章节,如图7。下面就这五个章节的图文编排作详细介绍。

4.源

将封面的图文设计重复运用,饰以品牌文化的金色,突出这一章要表达的主题内容。讲述七鹊坊品牌文化古老的起源。所以编排上,笔者设计了很多跟七鹊坊起源文化相关的图片,如图8。

5.真

主要表达七鹊坊的手织布大多采用纯棉,自然、纯真。为了体现品牌文化的天然、手工。将图形作了特殊处理,大面积出血的图形设计上点缀少量的手绘。这种夸张趣味的手法,给客户带来乐趣的同时,又很享受它的形式美感。

6.技

采用图形和色块相结合的手法,平面与立体的对比、色彩之间的变化等,使得图文编排更加生动活泼。为了体现品牌文化传达的“技”,笔者有意截取七鹊坊纺织车间的某一局部,进行特殊的“技术”上的处理。使图形编排与品牌文化紧密呼应,如图9。

7.意

“情调渲染,引人入胜”,型录设计要想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消费者翻阅型录的过程就应该是融入到型录设计所营造出的氛围中的过程,从而使消费者和型录设计作品之间产生情感上的交流和共鸣。在型录设计中,选择具有情感倾向的内容,并将它恰当生动地表现出来,并以美好的情调来渲染主题,就可能真正打动消费者[10]。如图10。

“繁简有度,虚实相生”,繁与简,二者表现为一种相互对比、相互衬托的关系。那么,在型录设计中,正是因为有了繁与简的适度对比,才能产生出虚与实、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等多种对比关系和视觉效果,从而使型录显得繁简有度、虚实相生[11]。

8.流

“虚实相生”“愿景展望”。象征浪漫爱情的古槐和鹊鸟从头到尾一直贯穿着整本型录设计,将古槐图形作艺术上的处理虚化,我们把鹊鸟做重点设计,将前面设计的鹊鸟打散重构,只选取它的外轮廓,用七鹊坊手织布作为设计的图形内容,叠加设计填充到鹊鸟的图形当中,使手织布与鹊鸟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合,并且更加抽象化,寓意着鹊鸟载着布匹飞向更美好的未来,也象征着七鹊坊手织布企业的美好愿景,如图11。

七鹊坊企业的产品销往海内外,“流”的品牌文化,是水流“四通八达”的图形设计,代表着企业生生不息、发达兴旺的美好愿景,如图12。

结束语

品牌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堆积,应对品牌传统文化和内涵进行深入的发掘,并结合时尚潮流,使品牌文化渗透到人们心中。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提升国内服装品牌型录图文编排设计的方法。希望能为国内服装品牌型录设计的提升有所帮助。品牌文化在服装品牌型录图文编排上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上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提高服装品牌型录的市场竞争力,优化其产业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顾梅:《虚空间在现代商业型录版面设计中的应用》,《艺术探索》2012年第3期,第119页。

[2]刘奕:《型录设计开本与结构的多样性研究与探讨》,《现代装饰(理论)》,2012年第5期,第134页。

[3]宴莉:《谈型录设计开本与结构的多样性》,《艺术教育》2011年第9期,第147页。

[4]彭娟:《谈型录设计的表现意境》,《包装工程》2012年第22期,第21页。

[5]柳林:《型录设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6]台湾平面设计协会:《顶尖型录设计》,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7]菜顺兴:《编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8]顾梅:《探析型录设计中的图文编排设计形式》,《滁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9]张军:《论平面设计的要素与意境营造》,《包装工程》2012年第33(6)期,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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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6041(2012)02-0010-02

在党的十七大“文化强国”精神的指导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对图书馆服务提出全新的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架构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公共、社区、乡镇图书馆功能不断完善。服务是图书馆生存的基石,创新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民族院校图书馆的建设与服务、充分认识其重要地位。

1 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化的重要性。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这既给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公共文化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公益性文化,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它是一国基本意识形态的基础,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我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机构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广场、文化中心以及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而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 民族院校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

民族院校指的是设立在边疆地区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高等院校。民族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文精神和科技知识的荟萃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振兴民族区域经济、维护民族区域社会稳定、推动民族区域科技进步和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进程中,肩负着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民族院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为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机构,专为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各种文献资料和信息咨询。由于教学和科研工作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查阅和使用,所以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中,民族院校图书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深入发展,民族院校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必须加强,同时应主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不能成为孤岛。民族院校图书馆还应改革现有的服务形式、服务方法、服务技术等,真正为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等各个领域服务。实现均等服务,更好地保障公民文化的权利,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提升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民族院校图书馆应延伸服务,“走出去”,不仅面向本校师生,还应面向社会大众开放, 打破以往单一的传统服务模式的局限, 以新的服务理念, 拓展服务内容,从学科服务、知识服务到文化服务, 扩大服务受众,从本校师生专业用户到面向社会的普通用户, 延伸服务层次, 提高民族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水平, 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结合,推动民族院校图书馆事业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彰显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使之更好地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

3 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才

民族院校图书馆在自身建设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以延边大学图书馆为例,现有图书馆总面积44 058平方米,馆藏资源丰富,纸质图书2 085 852册,电子文献1 407 322册,中、外文期刊12 737种,普通阅览席位3 305,电子阅览席位411个。延边大学图书馆根据学校的学科特点和地域特点,构建了服务于东北亚研究、长白山天然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等三大学科群的馆藏文献体系,收藏有《李朝实录》《朝鲜大百科辞典》《朝鲜全史》《备边史滕录》《承政院日记》《燕行录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等珍贵的朝鲜文文献资料及《东亚日报》《韩国日报》《朝鲜新报》《韩国经济新闻》等报纸资料,还引进了韩国学术情报志数据库,近几年还加大投入购置中外文文摘、全文数据库142个,包括利用率较高的超星电子图书、VIP电子期刊、CIKI中国知网、外文全文数据库(NSTL)等。同时,图书馆依托校园网,实现“一卡通”管理,配置了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电子阅览室管理系统、视频点播系统、特色数据库系统等,年接待读者2449万人次,年站资源点击量1752万人次。延边大学图书馆在2008年4月与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13家公共系统、高校系统和科研系统图书馆共同发起成立了吉林省图书馆联盟,[1]试行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预计到2015年普通阅览席位增加到4 500个,电子文献容量达到80TB(镜像)。民族院校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馆藏资源,还有一支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馆员队伍,以延边图书馆为例,110名工作人员中,正高职称4人,副高职称29人,研究生学历10人,覆盖各学科,专业知识结构合理。人力资源是民族院校图书馆发展的生命线,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赖于优秀人才的有效聚集和管理,丰富的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信息资源和精干的馆员队伍是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物质基础和人才,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可持续操作性。

4 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模式

服务是图书馆常谈常新的话题,Living Library是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模式之一,它是以人作为图书的方式借出,为用户提供了开放的学习和自主交流环境,满足用户一站式服务的需求,营造图书馆与用户之间、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和密切联系,提供了更有亲和力的、人性化的服务,是图书馆“走出去”、面向社会很好的例子。 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开展了Living Library活动,并将这一活动提升到创建信息共享空间、创新社区服务的高度,给民族院校图书馆树立了榜样。

民族院校图书馆应加强和深化其教育的功能,创新教育模式,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早已由封闭转向开放。 从传统转向现代, 它所承担的社会文化教育职能也正在不断得到深化, 民族院校图书馆应该成为向广大青年学生乃至全社会提供系统化文献信息服务的社会教育机构,其服务对象不仅是在校的学生和老师, 也应包括全社会所有的公民。早在2002 年,教育部就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化的重要基地”,“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开放”。 民族院校图书馆的社会化发展、产业化发展可以与地区政府共建、共管、共享,满足文化享受型读者的需求,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区域文化服务,服务内容可以是文化教育、文化休闲、文化网络等。

民族院校图书馆还可以走出校园, 与农村、社区、中小学等建立帮扶关系。联动机制强化文献资源的“一卡通,通借通还”[2]服务,实现定点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 以科普讲座、读书活动、送书活动、知识培训和网络课堂等方式惠及城乡。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教育模式不断创新,一站式的服务可让农民在家也能听到博士讲课,图书馆是真正的“没有围墙的大学”,是文化教育的选修课堂。

民族院校图书馆为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既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 又普及了文化知识, 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知识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