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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资源配置失衡
首先,多年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区别对待的教育政策偏向于城市。如教师编制政策等,而就实际情况而言,农村人口居住分散,学校数量多,规模小,农村教师配置编制理应等于或高于城市。其次,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其他因素,导致中东部地区的师资远远优于西部偏远地区,形成新的不公平。
3.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公平
如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不公平。重点学校一直是各级政府投资的重点,而非重点学校则因政府不重视、投入少而无人问津,师资队伍较差,教育质量低下,人为地把学校、学生分成不同的等级,“就近入学”和愈演愈烈的“择校”大战,很大程度上是家长在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固化了社会阶层间的差别,使教育资源配置人为地出现倾斜。
4.优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教育的不公平
如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不公平;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的不公平;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穷学生与富学生教育之间的不公平,等等。
5.教育政策不尽合理
高考录取中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人为地造成高考录取线的地区差异,违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圣原则,这是一种省际间考生的严重“教育不公平”。
二、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
1.法律保障
为了确保教育的公平和平等,许多国家注重通过立法来保障教育的平等和公正,在其宪法和教育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了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平等公正的理念。我国也认真贯彻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努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高质量高水平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进以权利为基础的教育,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均等。
2.经费支持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近年来经过努力,虽有较大改善,但情况仍不乐观,极大地阻碍着教育的发展,进而阻碍着实现教育公平的历史进程。所以,现阶段必须建立健全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机制和制度,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
3.合理安排教师资源
目前的择校热等现象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教师资源的不均衡。薄弱学校之所以薄弱,除了教育基础设施薄弱以外,教师不足、学科不配套、教师素质偏低、教育质量不高,是其薄弱的主要表现。所以,要制定和执行特殊的优惠政策,鼓励并支持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比如提高同类别地区薄弱学校教师的岗位津贴标准、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职数比例向薄弱学校倾斜,并适当降低薄弱学校教师评定专业技术职务所要求的论文数量和教育科研成果标准,新招聘的教师一律到薄弱学校和农村学校任教一定时期,城镇学校及中心学校教师评聘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应有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任教或支教的经历,或定期安排教师校际互换,一帮一结对子等政策,逐步实现教师资源的平衡。
4.政策保障
对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采取补偿措施。在教育中,处境处于劣势的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对这些群体和地区的扶助应该成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点。在这方面,韩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韩国政府首先将有限的公共资金用于收益率最高的初等教育,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达到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化并举的目的。我国也在不断地学习借鉴,如,“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两免一补”政策等。在政策上体现了一定的倾向性,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分级管理体制和重点校政策和质量评价标准不合理等多种原因,导致目前我国的教育公平还存在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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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走进高校艺术教育的课堂是艺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通过戏曲艺术教育，使学生认识、掌握戏曲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扬长避短，发扬光大，使更多学生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在这些遗产中，戏曲则是独具风貌的重要艺术形式。要让学生知道，这里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表演，有长久传唱不衰的唱段，还有传播范围极广的民间传说。这些必将激起学生对中国戏曲文化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因此，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对高校学生进行戏曲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需要。
二、戏曲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鉴赏能力和才能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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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监管，轻视教育，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一方面对教育与监管的定位不准。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影响事件有两大因素：内因和外因，内因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从这方面讲，教育改造矫正灵魂、攻心治本，是内因，监管改造重看硬守、规范行为，为外因。但部分人民警察在治标与治本的问题上思路不清，不能正确地处理好监管稳定与教育改造的关系，认为只要监管不出现事故，教育改造工作只是监管工作的配角。为了稳定抓监管，忽视了教育工作的长效治本功能，因此，分析研究监管安全多，制定针对性施教措施少，使短期的稳定蒙蔽了人民警察的视线，导致狱内犯情动态复杂，长此以往，给狱内秩序稳定埋下了潜在的隐患。标本兼治才是确保监管秩序稳定、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民警的观念跟不上教育改造本身的步伐。实际工作中，个别领导和部分人民警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思想上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工作上创新意识不强，习惯用多年的传统教育模式开展教育工作，对涉黑、涉毒、涉枪和“”类罪犯增多的趋势认识不足，对“80后”罪犯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不予重视，对近几年出现的“同性恋”、心理失调、心理障碍和心理变态的罪犯准备不足，致使教育方式、方法、手段和应对措施缺乏针对性，教育效果不佳。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干警从传统型的教育模式中解脱出来，应对押犯构成的新情况，在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上下功夫。
3、人民警察素质与提高改造质量不相适应的矛盾
一方面，部分民警的能力、素质确实有待加强。以江苏监狱为例，现在少数罪犯已达到本科、研究生学历，民警总体上也就是大专、本科，在苏北监狱个别民警还是中专，再囤于工作性质和场所的限制，疏于学习教育业务，视野不如罪犯开阔，思想不及罪犯新潮，往往在教育中“说”不过罪犯。（2）监狱教育力量相对薄弱。部分监狱还是“大机关、小基层”模式，基层民警配备不足；监区、分监区各配备一名教育干事（兼职），对于目前的改造形势，已是远远不够。（3）民警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当前受监狱住房城市化的影响，民警的住房压力、子女受教育的压力比较大。缺少学习，常产生本能危机。严格的工作要求使民警不胜负荷，不少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有轻微的心理障碍。这些均影响了对罪犯的教育效果。
4、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存在误区。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不少监狱领导及普通民警分不清教育与心理矫治的区别，认为心理矫治同教育一样都是面对面开展工作，换汤不换药。部分基层民警对“大机关”有抵触心理，对心理矫治人员来监开展工作不主动配合。2、人员配置上存在误区。心理矫治是一项专业型很强的工作，其人员配备必须专业化、社会化，实际上不少监狱的心理矫治人员都是由其他科室抽调过来的民警担任的，缺少专业知识，且无实际经验。3、使用上存在误区。罪犯心理矫治又是一项实用性很强的工作，如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量表（WAIS-RC）可以测知不同罪犯的智商、操作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等，利于罪犯调配工种；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可测得罪犯的气质类型，予以不同的施教；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可以排摸罪犯的精神状况；用应对方式问卷可以测骨干犯、事务犯的责任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必须融入基层，方能发挥作用。但少数监狱却让心理矫治人员搞一些理论工作，甚至放在应付领导检查上，再不，用行政命令指导心理矫治工作，明确提出期限和效果，让其发挥“万能”作用，严重制约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相关对策和和今后的工作思路：
1、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
现代刑罚目的必然要求监狱必须把教育改造摆在中心位置。监狱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做好教育改造，以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由于现实状况是劳动改造被置于中心位置，而教育改造在经济利益面前被迫退居次要位置，甚至于尽占可怜的比例。鉴于这种情况，为在根本上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有必要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重新把教育改造置于中心位置，把经济利益追求放在次要位置。
监企分开是现今监狱体制改革的关键。监企分开实际上是把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与经济职能分开。换言之，还监狱本来的面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把创造经济利润的功能剥离出来。原属监狱的企业脱离监狱的管理后，可以成立监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其统一管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监企分开在根本上把监狱及其管理人员从原来高度追求经济效益的主观态度转变到教育罪犯为主上来。因为监企分开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监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直接利益挂钩。这样一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繁重的经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应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罪犯上。
2、积极探索三大基本教育手段在改造罪犯中的最佳结合点
改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监狱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为主要内容的改造罪犯三大基本手段，为此，我们应当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把改造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兼顾，以实现对罪犯改造的最佳效果。狱政管理、劳动改造如果不能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只强调狱政管理或劳动改造，就难以发挥教育改造攻心治本的作用。因此，在对罪犯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寻找手段共同发挥作用的最佳结合点，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综合发挥改造罪犯的积极作用，共同实现改造工作目标。
3、加强民警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民警队伍的综合素质。
（1）、打造“拴心留人”工程。监狱当局及监狱领导要真正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警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倾听民警的呼声，落实从优待警的规定，待遇向基层一线倾斜，如优先晋级、晋职等。特别是农村监狱的住房城市化问题，各级领导要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帮助民警解决住房难、行路难、子女受教育难等问题。
（2）、推进“素质强警”工程和“业务育警”工程。监狱要站在服务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抓好民警队伍建设，当以打造“学习型监狱”为契机，鼓励及组织民警参加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定期安排民警警体技能培训、业务培训和政治理论学习；充实一线警力，让民警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解脱出来，予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形成“工作＋学习”的模式；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形成制度，提高民警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教育业务素质和政治理论水平。
4、坚定不移地推进罪犯心理矫治。
（1）、加大宣传，强行推进。对于罪犯心理矫治这一新事物，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接受，上级机关应加大宣传，让民警和罪犯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消除”无用论”及“恐慌心理”，转而积极接受。另外，上级机关也要坚定认识，排除干扰，强力推进，让其早日发挥作用。
（2）、建立良性的运行模式。上级对监狱方面要予以足够的经费、指导及检查；监狱要专款专用，配齐配强心理矫治人员，尊重心理矫治的规律，摒弃行政命令的方式；构建开放的心理网站，信息，开通咨询热线，对社会开放运转；加强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实施心理矫治人员走出去，引进来，聘请社会专业人士来监狱会诊与治疗；加大心理矫治软环境建设，提高心理矫治在民警和罪犯中的认可度。监区、分监区要主动走进心理矫治，理解支持心理矫治，加强对罪犯的教育，配合开展心理矫治。在矫治方式上，要充分使用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等方法，运用多媒体、测谎仪等器械，来保证矫治的效果。
5、建立科学的罪犯改造质量评价标准
为适应监狱工作发展的需要，推动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提高改造质量，我们要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束缚，探索出一条能够把教育内容、方法等有机结合，具有方法新颖、手段灵活、考核标准科学的教育改造评价体系，全面推进教育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依据监狱法“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总体改造质量标准，作为建立罪犯改造质量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其次，在总体标准的指导下，根据分押标准，建立类别标准，对不同年龄、不同性质类型的罪犯，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可建立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未成年犯改造质量标准、暴力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财产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和欲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最后，建立个体改造质量标准，在总体标准和类别标准的指导下，根据罪犯个体的不同情况，刑期长短、行为、恶习、心理状况等，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建立罪犯改造质量标准的目的是对罪犯改造全过程进行综合考核，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配合社会搞好接茬帮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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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日常生活是平常而琐碎的，潜移默化之中对幼儿良好习惯的形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将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的培养渗透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去，便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德育因素，是对幼儿进行良好习惯培养的重要途径。例如，进餐时，老师除了让幼儿品尝烧的美味可口的饭菜外，还有意识地引导幼儿了解伙房工作人员是怎样工作的；饭后，老师便带幼儿去观察食堂，阿姨在给餐具消毒、拖地等；小朋友亲眼看到阿姨工作非常辛苦。实际观察不仅使幼儿对工作人员产生敬意，而且使他们懂得了应该尊重和爱护别人的劳动成果，不浪费饭菜，不往地上乱扔脏东西的道理。
三、启发诱导法
幼儿由于受年龄和生理的影响，思维是具体形象思维，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启发诱导就显得格外重要。如培养幼儿与人友好相处的习惯，教师首先应该通过游戏让幼儿感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感，再启发幼儿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然后教会幼儿与人相处的方法及规则，怎样寻求帮助和帮助别人，怎样征求他人的意见和接受他人的意见，例如对幼儿说：“某某小朋友今天把图书弄坏了”，启发幼儿一齐帮助同伴修理图书；例如告诉幼儿“今天玩娃娃家”，启发幼儿自己分配角色，学习征求和接受他人的意见。
四、鼓励法
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种行为不论好与坏，只要发生后得到鼓励，则这种行为就容易再现，事实证明，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基本方法是“正强化”(物质或精神鼓励)，幼儿的可塑性强，古人说：“少成若天性”，即幼儿期形成的好习惯像天生的一样非常巩固，能因此终生受益。所以，教师应该善于发现幼儿的优点并给予适当的鼓励，让幼儿能从中体会到被表扬的快乐，因为由这种快乐产生的积极的情绪体验，幼儿容易记住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五、渗透法
从幼儿感兴趣的和比较熟悉的事物中取材，使幼儿产生一种亲切感和愉快的情绪体验。如利用周围的有利条件带领幼儿参观周围环境的变化等等。回到幼儿园把看到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用彩笔画出来，用积木搭出来，将孩子们的作品布置在活动室中。这样孩子们的印象就更深，很难从记忆中抹去。如在各类竞赛性游戏中，教育幼儿团结一致，激发上进心和求胜心；在以玩皮球模仿动物跳等小型游戏中，教育幼儿互谅互让，不争抢活动器具；在偶发事件中，当在激烈奔跑的游戏中，幼儿不慎突然摔倒；当活动场地受到干扰，幼儿注意力不易集中时；当幼儿要钻过障碍物，走过独木桥，个别幼儿产生畏惧情绪时，老师都及时而恰如其分地进行品德教育。
总之，在进行幼儿德育教育时，教师必须时常参与幼儿活动，与幼儿打成一片，充分了解幼儿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的具体发展情况及个体接受差异。有针对性、有层次地帮助幼儿认识问题，抓住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及时予以教育纠正，使之形成正确的品德、行为习惯，才能更好地面向全体幼儿，实现德育教育的任务。
参考文献：
[1]项贤明.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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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后，随着《》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二）挽救民族危亡的客观要求
第二次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碎，唯我独尊的“天朝”已然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华夷”共处之时。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客观上急需大量“通习外国文字之人”；同时，随着的开展，洋务派创办的一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也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人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欧风东渐的前沿，其情形更加明显。而这又与现行的科举制度相悖。作为封建官僚的李鸿章，在作了比较客观的之后，不得不承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严重社会，认为我国并非没有聪明才力之士，实因士大夫大多耽搁于章句贴括而不知寻求至富至强之术，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指出“西人学求实际……”[4](P.868)而中土人才则大多空谈学问。因此，相互间应该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可见，李鸿章主张兴西学，通过改变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兴学强国的思想较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特别在官僚阶层）的共识，并直接成为其支持并创办近代教育的指导思想。
（三）近代思潮及其对浙江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祖国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中主要的有爱国主义思潮、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一不对教育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其中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则影响更甚。
早在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已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们年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5](P.124)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学术（即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6](P.971)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立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即是代表。
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其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充分体现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论著《劝学篇》等，无不贯穿了他的这一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较之张之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明确地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教育的因素。从表面上看，随着“戊戍维新”的失败，他的教育救国主张也随之破产了；而事实上，其重视教育的和实践，不仅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人才，积聚了推动发展的新生力量，其改良社会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诚然，在民族危亡之机，教育是救不了国的。而且若是只从现象来看，旨在挽救清王朝的教育救国思想实施的结果，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但是，如果从民族的新生及其近代教育的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则张之洞们的教育思想在摆脱我国传统教育定势的教育近代化上，以至在摆脱落后、走向发展上，显然是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的。而教育的历史连续性与继承性，也决定了该思潮在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民力，进而达到抵御外力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7](P.586)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是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59)于是他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更加加剧，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
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最终“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也是“教育救国”论者，因为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地合二为一了。
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无疑给浙江的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兴学育才的热潮。“广立学堂，储为时用。”[9](P.963)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下而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也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甚至有不惜性命去惊醒“当道”，兴学自强的。①(P.1090)其它如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等也莫不如此。浙省教育界由此而出现一批新式的近代教育机构。
二、近代浙江新式教育机构及其特点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办学“上谕”，明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著各省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艺学为辅。”[10](P.4719)虽然“中外政治艺学”仍以辅之，但毕竟已被纳入课堂而合法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的学校制度；1905年，清政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清廷设学部，以管理全国学堂。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及教育会、宣讲所。
1897年，寓居上海的杭州人汪康年回到杭州。试图在浙江兴办新学。后因顽固官绅从中作梗而未能如愿。但此举对兴办新学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是年，杭州知府、福建候官人林启，在杭州蒲场巷（今大学路）的普济寺首创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招生30名。于当年四月二十日开学。林启自任总办，并延聘士绅名流为教习，讲求实用之学，学制五年。开设国文、、算学、格致、化学等，后又添设选修科目日文。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养正书塾（即浙江省立杭州一中）与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从此风气大开，如孙诒让创办的温州蚕学馆、瑞平化学堂（1905——1908年间，温处两府创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吴锦堂在慈溪创办的初等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锦堂师范）；陈屺怀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府师范学堂、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全省各地各类新式学堂竟如雨后春笋。
纵观浙江近代新式教育的，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展的重点在以普及文化为主的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主要原因是：①小学为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处于关键地位，基础教育的优劣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有更紧密的联系。②新式学堂多为邑绅主动兴办，创办小学堂相对于创办其它更高层次类型的学堂，其所需资费少。囿于个人实力，只能取前者。当时浙江各地盛行赴日、沪或京师留学之风，故上举办高等教育的要求不十分强烈。
第二，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大多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缩短了士人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互相砥砺影响的机会，利于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
第三，在体制上参酌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年限和学习目标。在教育的组织和上，改从前的个别教学制度为班级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已不再是单纯地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括帖制义等课程，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以及与职业有关的其它课程，也即已经更多地世俗化。教学上更注意使学生理解，不再单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趋民主化。
第四，注意学生的出路。传统上，各类士子都十分注意将来的前途，这是其为学的根本动力。近代新式教育机构能否给他们带来同样辉煌的前程，直接影响着旧式士子对西学的接受与否及其程度。浙江同样如此。因此，近代教育机构很是注意与科举“正途”者的结合，使西学者（无论在国内、国外）享受与之同等待遇，以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从而最终有利于西学和近代教育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新式机构的出现，大开了风气，改变了人们固有的观念。如在新式学堂创办之前，浙江的知识分子多居家攻读，足不出里。然而，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许多有志之士则远离家乡，奔赴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及海外求学，固守之习为之一变。
第六，传播了近代知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新式学堂的大量创办和教育的改变，扩大了青年学生的知识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家庭式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三则学生掌握了语言文字工具，可以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这些新式人才聚集在大都市和中小城镇，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以天下己任自诩的士人所能企及。
第七，新式教育机构的出现，也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不断扩大的新式人才队伍，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这些学堂毕业生对政、教、军、警、报及工商各界的渗透，改变了各分支部门的内在结构，初步形成以国内毕业生为基干，留学生、开明人士和外籍人员为引导和补充的近代化人才体系。
总之，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已成为浙人近代化的重要途径，加上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对社会风尚形成有力的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发生剧烈震动，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①杭州贞文女校创办人、校长惠兴女士,在贞文女校开学典礼上,割臂肉痛陈：“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这贞文女学校,倘以此日推广，我臂肉还能重生。倘这女学校半途停废，我必要把这身子，来殉这学校的。”后终因缺乏固定收入，至次年秋，已几次停课。惠兴便以身殉学。在遗书上她写道：“愿将一死，以动当道。”——《惠兴女士殉学记》.《近代女权运动史料》.第109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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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factorsoftheeducationalmodernizationofZhejiangandthecharacteristicsofeducationinmoderntimesinZhejiangProvince
篇6
2.教育现象是教育实践的表现物，或正从事着的教育实践。它包括各种形式、各种类型、各种模式的教育事实。
3.构成教育现象的一个重要规定性是：以教与学为主体的客观存在。在社会中的观察、模仿等学习形式，虽可获得零星的知识技能，但亦不属于教育现象的范畴。
因此，教育现象是客观的、实践的、教与学的。上面是我认为的对于教育现象所要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认识。我们谈教育现象，就不能脱离教育学的框架，必须要与教育学的本质相联系起来。
二、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教育现象
从本质上讲，任何一种教育现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的，所以其必然要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教育现象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必然是纷然复杂的，它是无所不包的，带有很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独特性。正如“世界上从来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种种现象都是可以作为教育现象来进行解释的。从微观的角度讲，可以涉及到最细的课堂教学活动，甚至于某个时期流行的一种教育观念或者教育方法，都可以说是一种教育现象，从宏观的角度讲，可以是一次教育改革，可以是一次教育运动。
其次是作为一种任何社会现象都无法脱逃的特性，教育现象也受到社会历史时代条件的制约。
1.历史性
任何一种教育现象都是带有历史性，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许多不断发展继承的教育现象。比如千百年来，许多现代的“原始人类”，比如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其教育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口传身授式的，其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现象。
2.共时性
除了历史性，任何教育现象都是和现时的其它社会及教育现象相互吸收影响的。比如历史上的很多教育运动除了在发起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具有很大的影响的。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运动，其本身在它本国发展，还广泛地扩展到它国，影响它们的幼儿教育理念，同时在当地生根发芽，成为种种“结合体”，比如在中国，就结合实际开设了很多的“蒙氏”幼儿班，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3.文化性
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文化对教育现象的影响。每个国家的教育现象，都会深深地烙上本国的文化性质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比较追求系统知识的传授，而美国，举例来说，其教育现象就是与其天然所带有的自由平等的探究精神所密切相连的。
4.民族性
它是和文化性紧密相关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教育现象。比如书法课，其当然只能是在汉文化圈内得到最好和最易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方式，又如艺伎教育之于日本，除了在本国，在它国则很难有这样的文化氛围来产生这样的教育现象的。
5.生产力因素的影响
毫无疑问，许多教育现象的产生，只有是在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才能产生的。比如当今最为流行的网络教育现象，其产生的背景，只有在信息网络技术、信息理论研究取得各种重大的突破、全球化、生活高速化、计算机的普及等各种条件的成熟下，才能真正产生。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认识、研究任何一个教育现象，都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影响因素。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单纯地考虑教育现象。
三、作为以教与学为本质特征的教育现象
教育中存在着三种教育的基本形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无时无刻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的，只要存在着社会，存在着人，人的本质就必然要使社会存在着教育现象。在中世纪（或者说是封建时代）主要是家庭教育，它适应了当时相对较小的教育需求，在现代，主要是系统和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在现代对人才的巨大需求中，追求高效率与数量，而教与学在当代，则肯定是要讨论班级授课制下的教与学。我一直以为，在本质上，课堂上的教与学就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一个“传”与“授”的过程，否则，就无所谓教育，也就更无所谓教育现象的存在了。教与学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所谓“教育信息”的传递过程，任何教育的存在，正是存在着知识的等级差，才能产生流动，否则就不再需要教与学了！
把教学当作一个传播的过程，根据奥斯古德所说的：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他们的信道得到传播。而教学从本质上也是符合这个定义的。教师（信源）通过自己的教学语言把经过组织的显性的如知识以及隐性的如人格魅力等，在课堂这个空间里，通过各种信息媒介的通道发出各种信息，学生再接受、消化、运用。因此，教育现象，最为主要和最为实践的就是在课堂的教与学这个领域上，在于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过程之中，我们讨论和分析教育现象，就必须要分析和研究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的各种特点和性质，促进教与学的发展，教育现象最主要而且最终服务于的，就是课堂的教与学。
参考文献：
[1]柳海民.教育原理[M].北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胡德海.教育学原理[M].甘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
篇7
一、专科教育面临的挑战
1．国际人才大竞争的挑战。21世纪将是经济、科技、综合国力等激烈竞争的世界，而最主要的竞争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上。受专科学校学制短的限制，如何培养参和国际竞争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是专科学校着力解决的新问题之一。
2．高科技大发展的挑战。面临高新科技大发展，高等专科学校一方面要加强教学改革，以培养复合型、创造型并具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要努力把新科技、新领域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方法融入教学，融入人才培养之中。
3．人才层次需求结构的挑战。社会用人部门对毕业生学历的“高移”，促使专科人才出现结构性矛盾，分配难的现象逐渐突出。探究高等专科的特色效应，构建反映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是专科学校的当务之急。
4．教育体制和结构调整的挑战。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以及“三改一补”的方针，专科学校也应适应本地区经济和教育结构的变化需要，适时把握时机，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找到最佳定位点。
二、专科教育的发展潜力
高等专科教育到底有没有它存在的必要?虽然新近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已明确规定专科教育是一种高等学历教育，但在这个新问题上存有疑虑的人仍然不少。
1．从我国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水平看，专科教育不能少。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量的低水平的生产力需要提高。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这个发展阶段需求量最大的是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等专科和高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
2．从我国基础教育的水平看，专科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能少。我们国家很大，在义务教育之后，学生可选择在中专、中技、职业高校、大专、本科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就读，然后进入社会工作。接受专科教育应是许多学生的选择目标之一。
3．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静态配置和动态发展看，稳定和办好专科教育，也甚有必要。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1000余所高等学校中，专科约占113，年招生数超过113，专科办学成本低，人才出得快。
4．从人的熟悉水平差异角度看，专科层次也有长期存在的必要。不管社会能够提供多么充分的教育条件，事实上，总有人对读书这件事不那么有喜好，到一定程度就“读不下去了”。这其中的原因还有待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探究探索，但这个事实需要我们予以注重。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在中等教育和本科教育之间提供一个选择、发展的机会，无论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还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其意义都不能算小。
三、专科生的取向
我们经常听到同学们自叹“专科生层次低”、“专科生就业难”等等，也感受到用人单位“非本科生、探究生不进”、“专科生免谈”等人为设置的高门槛的阻拦。专科毕业生真的是出路有限、没有前途吗?通过几年来对往届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发现，专科生不仅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而且在各行各业均大有作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具有较强的专业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专科生就业难新问题，关键在于提高专科生的应用能力和增强专科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1．专科毕业生要有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专科生在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必须注重逐步形成较为理想的知识结构。因此，专科生在把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尽量拓宽和专业有关的知识面。一个人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保证在所有方面都出类拔苹，这就要求毕业生必须在某一两个专业方向上，力争取得超过别人的优势，择业时在和本专业门类人才的竞争中才会把握主动权，也才有可能被优先聘用。同时，在精力答应的情况下，要有选择、有意识地拓宽自己感喜好的领域，争取一切机会扩大知识面。
2．专科生要以应用为重点，学以致用。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固然重要，然而专科生的主要工作岗位在基层一线，因此以应用为重点才是专科生的优势所在。一个专科毕业生，有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能够随时灵活熟练地处理生产第一线的新问题，必然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篇8
现今社会中国的教育体制大多以应试教育为主，不管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大都只重视文化课成绩，而忽略了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于是，不少艺术专业的大学生在上大学前较少有系统地学习过美术知识，学校中也很少开设专业的美术课程，学生对艺术方面接触很少。社会和学校对艺术课程的不重视造成了学生艺术修养的落后。
2.大学教育中对广告历史的忽视
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广告设计是现代的、先进的，我们没必要学习历史”。而广告设计发展的历史却是我们从事广告设计最好的资源和财富。在以往的教学中，有些学校忽略了广告专业历史课程，重视的是美学和广告理论的培养，认为这些才是最有用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只有在历史中找寻发展的方向，教师才能在当前社会、经济、政治等大环境下，明确广告的发展动向与社会所需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才能更有远见地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奠基铺路，使他们更加顺利地融入社会。
3.学校广告设计教育课程安排不合理
目前在我国大学广告设计教育的课程安排，基本是从美术基础开始培养。由于我国的艺术培养教育体制不完备，原本是在上大学前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大学期间才能完成。因此，有些学校只好利用大学的一半时间对学生进行美术绘画和美术理论教育。从而造成，忽视广告设计知识教育，忽视市场营销学、媒介策划基础、广告心理学、消费者心理学等相关重要的教学内容。由于这些高校单纯把形象的艺术教育作为唯一的追求，所以教学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加上某些学生学习心态过于消极放松，所以毕业生很难离开学校后快速融入社会。
广告是一个更新速度很快的学科，它必须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引导消费潮流。对高等教育而言，广告学专业的课程必须作出适时调整。
4.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理论知识脱节，学生知识应用能力较差
广告学本身是一门实践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但是现在学校与社会是隔离的状态。学生就像笼中鸟一样，他们只有一肚子的理论知识，却不知道如何把书本知识与当今社会市场直接衔接起来。学生已经习惯老师手把手地教授，没有养成独立思维、独立创作的习惯。因此，到了社会工作，由于他们无法适应自己独立分析解决问题，无法独立进行广告设计创作，因此，很容易被社会市场淘汰。
二、中国广告设计教育问题的解决
1.借鉴外国设计教育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教育体系
西方现代广告设计，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经历了从传统手工艺教育向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历史性转变。而设计教育，是从包豪斯设计学院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庇乌斯的设计教育思想演变过来的。包豪斯打破了以前设计学院只重视艺术技能的培养的做法，秉持“纯粹艺术”和“实用艺术”相结合的新型设计教育观念，提出了设计必须跟上时代变化，反对在教育中守旧的教条主义和集体合作的创作理念。
我国的设计教育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国外的设计教学经验。如包豪斯在设计教育中提出的“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理论。这个理论正是我们现行广告设计教育中所缺少的部分。现在的大学教育中，我们仍采用着“以老师教授知识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授模式造成了当前设计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包豪斯的设计教育理论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教师传授理论与指导、启发创造性思维相结合并用。包豪斯提出的很多设计教育理念都可应用于我国现在的设计教育当中。但是，我们对西方广告教育也不能不加评判地加以吸收，一定要在吸收别人的先进经验之前，充分了解其国家设计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再根据中国的教育特点、社会需求，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学习、借鉴，并在教育实践中加入我国自身的传统元素和精华，让两者更好地结合，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教育体系。
2.革新现行课程体系
整个设计教育体系中所出现的问题，正是我国整体的设计教育专业体系不完善造成的。虽然近几年我国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改革教育体制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艺术素质教育的滞后问题。我们要从基础教育阶段转变全社会的观念，(转第75页）(接第60页）对艺术设计进行调整和改革。
学校要制定更为合理的录取政策。例如，2008年很多的艺术院校就调整了文化课与艺术专业课的比例，从原来着重文化课成绩调整到两种考试成绩比例相等；对专业优秀，但文化课没有达标的同学，保留一年成绩的政策等，这些政策会有助于鼓励和选拔优秀的艺术人才。
学校要对广告设计课程安排进行调整。比如，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是要同时掌握设计和广告两方面的理论知识，这两方面理论知识对广告设计教育都是同样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结合。为了加强实践能力，我们在课程中应该加入大量的实习和案例模拟练习。实习就是为了学生们接触市场，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并且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状况；学校不能与社会隔离，要让学生们尽早接触社会的工作模式和环境。案例模拟练习，可以借助于当前广告设计方面大量的比赛。在比赛过程中，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内容，不断完善自己的设计知识结构，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课程教学要注意学生共同合作精神的培养。广告设计是一项需要多人合作的工作，每个人在设计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就要培养学生们的合作精神。如：在案例实践课程中，我们可以安排以几个人组成“团队”来做一个完整的案例，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大家通过阐述和讨论，反复地修改作品，增加学生们的知识交流。这样一方面培养学生合作创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交流沟通，补充完善每个学生的知识结构。
3.专业教师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的更新
教师在广告设计教育专业的教授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广告设计教育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专业技能的引导者，更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造就者。所以教师素质的高低，专业知识的进步性和完善性直接影响到整个设计教育专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专业的设计教师，需要不断地接受新讯息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在一定层面上要有一种预见能力，让学生们看到未来，用现在知识来为未来设计；另外教师要引导学生放眼世界，让学生的眼界放得更远。
与此同时实践经验也相当重要。实践是老师加深对广告设计的理解、深化理论并运用于教学的最佳途径。就像包豪斯创建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在包豪斯的设计教学中，手工业和艺术的专家并肩授课，坚持把工艺技术提高到与视觉艺术平等的位置。
结语
我国拥有几千年的广告发展史，但是我们的现代广告行业还是一个仅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产业，广告行业将是一个具有很大发展潜力和广大市场的热门行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广告业会更加的成熟规范，发展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就需要大量高层次的广告专业人才。所以我们要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告设计教育体系，培养出更多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广告设计人才。
参考文献：
[1]张佳会，和钰.浅析广告教育如何面对设计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7.1.
篇9
1.3在办学形式上，存在着重单一的正式教育机构、轻多渠道的非正式教育机构，重学历教育、轻非学历现象的教育据统计，到2008年，我国有农民高等学校3所，学生人数为1000人；有农民中等专业学校221所，学生数为92056人；有农民技术培训学校37.9万所，在校生数为5752.6万人;有农民中学2304所，学生数为36.5万人;有农民小学10.5万所，学生数为459.7万人。虽然我国农民学校从数量上看好像很多，但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8亿，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相当艰巨，因此，这些机构相对于我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其教育工作仍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目前我国农民教育的机构太单一，主要以正式教育机构为主，缺少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令人更加忧虑的是，由于我国许多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再加上人员编制的限制，随着县乡机构改革的深入，几乎有一半的地方将农民学校和乡镇化技术学校撤销或合并到职业学校或其他部门，使农民教育的机构不仅在数量上减少，形式更加单一。这已是我国农民教育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2农民教育的纠正对策研究
2.1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形式与内容结合，注重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农民培训工作是农民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内容，必须抓好抓落实。要坚持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要收到实效。这就要求农民教育和培训机构在进行农民培训的过程中，在采取多种方式方法的基础上，认真调查分析农民的学习需求和培训需求，作好培训规划，丰富培训内容，使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做到：培训方式是农民能接受的，如集中培训与分散指导相结合、普及性培训与专业培训相结合、理论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培训内容是农民需要的，既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更新的培训，又有新兴产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既有当地主导产业的新技术培训，又有外出务工所必备知识技能的传授，培训适合农民的胃口；培训的内容对农民的收入和经济效益有直接影响，让农民能体会到培训带来的实惠，不断吸引农民参加培训。
2.2办学方式上，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着力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科技能力和劳动技能农民教育必须坚持开展对农民的学历教育，这是由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状况所决定的。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仅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加之农村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90%以上的农村大学生成为城镇居民，留在农村的很少，致使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很难。因此，农民教育要多开展针对青年农民、基层干部及后备人员的学历教育，以培养农村基层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人才，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从现有情况看，农业生产需要约1.7亿劳动力，大约有1.5亿为富余劳动力，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为600多万。大量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也需要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这些艰巨的任务，决定了农民教育必须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增强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这也是农民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农民教育必须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一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另一方面，增强农民的科技能力，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帮助实现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2.3农民教育要以科技为动力，实施致富工程农民的科技教育应遵循以市场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以科技运用为主线的“二主”原则，从实用技术培训入手，以新技术培训为内容，以实用技术推广为目的，由此来推动技术、科学的普及教育。农民科技教育的实施途径为“通过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园(地)”，形成“基地+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经济、产业结构调蔡的要求，按区域布局、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引入适合当地主导产业和产品的科技项目，以此为纽带，形成“项目+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县、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建立教学与学生生产实习基地，与农科部门联合，开展产供销培训服务活动，建立产前、产中、产后的科技服务体系，校内搞示范、校外搞辐射，形成“校企+农户”新型科技教育办学模式，培养一批科技示范户、带头人和技术骨干，抓典型促推广，形成“骨干+农户”的科技推广模式。
篇10
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南京的张赤华在提出混龄教育的意义和如何开展混龄教育活动时，他认为混龄教育有以下三个意义：一是弥补家庭生活的不足，促进幼儿良好社会性的形成；二是提供异龄观摩、学习的机会，促进幼儿智力和语言的发展；三是满足幼儿成功的需要，促进幼儿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华爱华也提出了混龄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分类。西南大学的刘云艳认为混龄教育有三个实践价值：一是混龄教育能有效地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二是混龄教育能有效地促进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三是混龄教育能有效地培养幼儿的情感。华东师范大学的武建芬还专门讨论了混龄教育中的间断性混龄在我国学前教育中的意义。综合他们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混龄教育对我国幼儿教育的意义是很大的，我们有必要把他进一步的深化，从而指导我们的幼儿教育，使我们的幼儿教育更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二、混龄教育的分类
我们在谈混龄教育对我国幼儿教育的意义之前，还应该了解一下混龄教育有哪几种类型。混龄教育通常是分为两类：连续性混龄与间断性混龄。⑤连续性混龄是指一直都采用混龄教育，从幼儿入学开始就实行。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对教师的要求是相当高的，而且很多幼儿园的硬件也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连续性混龄在我国幼儿教育中采用得很少，也不是很适合我国的国情。间断性混龄是指每天一个时段或是一周一至两个时段之内采用混龄教育。现在凡是尝试混龄教育的幼儿园，大部分采用的都是这种分段的混龄教育。但这种混龄教育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时间的间隔，异龄伙伴之间的熟悉程度难免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活动的质量。幼儿的学习需要刺激重复出现并且时间间隔不能太久才可能习惯化、敏感化，从而产生高效的学习。
虽然间断性混龄是现阶段最适合我国的一种教育形式，但我认为它不如连续性混龄对幼儿发展的帮助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混龄教育会在我国普遍采用，但最初都将以间断性混龄间的形式出现，逐步的将发展到连续性混龄，最终连续性混龄将代替间断性混龄。
三、混龄教育对我国幼儿教育的意义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幼儿园都采用同龄编班的教育组织形式，严格依据年龄（一般是1岁以内的年龄差别把幼儿划分成小班、中班和大班）。这种同龄编班的形式便于实施集体教育，与我国长期以来大一统的学校课程体系是一致的。而这种同龄编班较少考虑幼儿的个别差异而导致“一刀切”的教学方式。⑥[人类学家梅尔文科恩特指出：幼儿有一种天生的与同龄人交往的倾向。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我们的教育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年龄差别而使幼儿的这种先天倾向受到抑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与异龄儿童的交往机会，然而这样却限制了幼儿和异龄幼儿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学习，这是有悖于幼儿的天性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充分认识混龄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3.1混龄教育为幼儿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观察、模仿和学习的机会，促进幼儿智力和语言的发展
班杜拉于1977年出版其代表作《社会心理学》中提出了观察学习理论。所谓观察学习，实际上就是通过观察他人（榜样）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而进行的学习，它不同于刺激反应学习。⑦[这种学习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班杜拉认为这个过程包括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复现过程和动机过程等四个组成部分。他还认为，有些行为学习者不必亲自体验，直接强化，而只需要通过观察他人，接受一致的间接强化而学习。而儿童的语言的学习和其他的行为的学习也是在观察学习的基础上得来的。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是观察学习，他们通过观察同伴或成人的行为而形成自己的间接经验。这说明，榜样对幼儿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混龄教育又为幼儿的学习提供了大量的和多种多样的榜样。年幼的幼儿通过观察年长的幼儿玩耍而学会一些玩具的玩耍，观察年长幼儿的角色扮演，观察年长幼儿的生活习惯等等，甚至涉及年长幼儿的各个方面；而年长的幼儿则可以借鉴年幼的幼儿的奇特的想法，来充分实现他们的能力等。
儿童的语言和智力的发展有赖于他如何与环境发生作用。正如皮亚杰的理论中所说的，幼儿的身心发展是由幼儿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语言。语言是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模仿他人的语言，然后按照自己的编排方式把语言材料加以重新组合和改变，形成自己的语言体系，从而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一起，他们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所处的语言阶段也不一样。年幼的幼儿通过模仿年长的幼儿的语言，更快地学会语言，年长的幼儿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纠正年幼幼儿的错误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从而达到了共同进步的效果。
在幼儿的智力发展方面，由于幼儿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接触，年长幼儿的广阔的视野和知识，让年幼的幼儿模仿学习，使年幼的幼儿增加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发展了他们的观察能力、模仿能力和行为能力等。幼儿在家中没有兄弟姐妹，混龄教育的开展，为年幼的幼儿提供了模仿学习的机会，为年长的幼儿提供了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机会。
3.2混龄教育促进了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幼儿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皮亚杰认为，同龄儿童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特点，阶段之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然而这些阶段并不绝对与儿童年龄相符，各个阶段儿童的发展会因社会环境和习得经验的不同而有所加速或延缓。⑧[因此，儿童需要与同伴和环境互动来促进学习。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同伴之间的认知冲突迫使儿童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幼儿与各种发展水平的同伴进行互动，会增加同伴的认知冲突。幼儿与同伴的关系不同于成人与幼儿的关系。在成人与幼儿的关系中，成人通常处于优势地位，而幼儿则处于被动或劣势地位，幼儿可能屈从于成人的权威而接受自己并不理解的观点；幼儿与同伴之间关系的建立通常是基于一定的合作，感情的共鸣使幼儿具有积极参加活动，主动探究问题，主动操作等的倾向。皮亚杰认为，没有与他人在思想上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个体永远不能把他的运算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在混龄教育活动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大大增加了产生认知冲突的机率。幼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体会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想法，有助于刺激幼儿大脑的发育，进而促进幼儿的认知冲突的发展。幼儿在这种环境中不断地接受刺激，得到良性循环，从而使智力得到更好的发展，增强了幼儿体验、任职、发展的机会，并促使幼儿自我学习，获得成功感。
不同年龄的幼儿在一起学习、生活和游戏，为幼儿提供了更多的榜样，使每个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榜样。同时，针对不同年龄的幼儿，教师也不可能按照统一的要求教育每一个幼儿，必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多层次的目标和多层次的可操作的材料。这样就从客观上为每一个幼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问题情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进行选择，也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和实际需要无拘无束、充满自信的进行活动。幼儿的心情放松后，就更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创造和实践中去，更能体验大批成功的快乐，同时成功感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这样形成了良性循环，有利于幼儿创造性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3.3混龄教育能有效的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包括很多方面，我们这里仅作部分的说明。有的学者认为，混龄编班将不同年龄跨度（一年以上或更多）和发展水平的幼儿按照一定的模式加以组合，以促进幼儿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⑨[在幼儿园实施混龄教育，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集合在一起，为幼儿营造了一种类似于一个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家庭气氛，弥补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的不足，更多地满足了幼儿社会往的需要和合作学习的需要，对幼儿的角色扮演、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我在《浅谈幼儿攻击的矫正策略》一文中，我们曾经谈到过幼儿园存在大量的攻击，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最新研究表明，同龄幼儿在一起易产生攻击，而异龄幼儿在一起活动时，年长的幼儿由于荣誉感、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的作用，会表现出比较高水平的自觉性和意志行为，逐渐学会协调自己于他人的不同认识，学会理解和帮助他人
在混龄教育活动中，面对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年长的幼儿更愿意和他们分享玩具，在产生冲突是更愿意谦让，享受当哥哥姐姐的乐趣与责任；而年幼的幼儿通过于年长幼儿的交往，其领会能力、观察能力及模仿能力均得到了增强，也充分感受到做弟弟妹妹所获得的照顾关系和激励帮助，从而学会关系他人。这样，在混龄教育活动中，作为独生子女的自私、依赖性强、独立性差、交往能力低等不良行为和性格得到了纠正，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社会性。
3.4混龄教育能有效的培养幼儿的情感
在混龄教育活动中，不同年龄的儿童在一起玩耍，增强了群体互动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与异龄同伴交往带来的角色、心理体验和沟通方式的变化对幼儿提出了新的人际关系的挑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以前是弟弟妹妹的，现在可能就成了哥哥姐姐，这样幼儿的角色也在不断的变化，促进他们不断繁荣适应和接受新的角色。在这种较为复杂的动态的小型“社会环境”，为幼儿情感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
在混龄教育活动中，每个幼儿都拥有区别与以往的角色和地位，幼儿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关系环境，一名幼儿既可以是老师的学生，又可以是其他幼儿的弟弟妹妹或是哥哥姐姐，还可以是同龄人的伙伴。这些复杂的情感体验给幼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既让幼儿体验到了年幼幼儿对年长幼儿的尊重、敬畏、钦佩或嫉妒，又让幼儿体验到了年长幼儿对年幼幼儿的关系、爱护或轻视等。因此，在混龄教育活动中，教师既要为幼儿提供情感体验的机会，培养幼儿对各种情感的敏锐性，丰富幼儿的情感世界，又要防止幼儿过多的体验不健康的情感，如傲慢、轻视、嫉妒等，把幼儿的同伴关系引向关怀互助的方向，为幼儿健康人格的形成打好基础。
混龄教育还有效的增加了幼儿与其他幼儿交流的层面，是多角度的，也是扩大了幼儿情感体验的范围，增强了幼儿读积极情感的敏锐性和对消极情感的承受能力，锻炼了幼儿的情感控制能力。年长的幼儿的积极的行为为年幼的幼儿提供了正面的良好的榜样，并由于年龄的相近而更具有感染力，因而年幼的幼儿通过与年长的幼儿交流可逐步的克服自己的消极的情感（如胆怯、任性等）；年长的幼儿也因为榜样的自我心理暗示，愿意在与年幼幼儿的交往过程中自觉的展现积极的情感（如谦让、耐心等），克服任性霸道等消极的情感。同时，教师也需要积极的引导，帮助幼儿克服消极的情感体验，增强幼儿对积极情感的认同和渴望。
3.5混龄教育对我国独生子女教育具有补充作用
由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绝大部分幼儿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因缺乏兄弟姐妹而导致了交往不足或缺失，而同龄编班不能弥补这种不足或缺失，应该说，同龄交往和异龄交往对独生子女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因而没有相互体贴、照顾的经历，没有互爱互助、相互模仿、共同努力的经历，这不利于发展犹如台的集体意识，而会导致儿童个人主义的蔓延。”混龄教育可以作为我国幼儿教育的补充，对我国幼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混龄教育活动过程中，幼儿在与异龄幼儿一起活动时，这个环境给幼儿造成了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气氛，使幼儿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充分体会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爱、互助等，也让幼儿学会了谦让和耐心等良好的情感。
3.6混龄教育对幼儿的综合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为幼儿混龄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近发展区”是指幼儿的现有水平与幼儿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之间的距离。不同年龄的幼儿在一起学习、生活和游戏，他们相互挑战，形成认知冲突，产生“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幼儿各个方面的发展。在混龄教育活动中，年幼的幼儿与年长幼儿之间自然存在差距，年幼的幼儿想年长的幼儿询问和模仿，而年长的幼儿用自己的行为向年幼的幼儿解释和说明，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超越他们原有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水平，又力所能及的发展自己，达到更高的水平，争取达到“最近发展区”所能叨叨的最高水平，使幼儿的能力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内得到充分的提高，最终达到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目的。
四、结论
混龄教育对我国的幼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幼儿教师，我们应当通过对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的促进幼儿的发展。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幼儿发展的教育组织形式，根据本园的情况制定适合本园的教育组织形式，为幼儿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达到发展幼儿的各个方面，使幼儿全面发展。在充分了解混龄教育对我国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后，我们才能更好的进行幼儿教育。对混龄教育的研究还有很多的方面，而且都是很有价值的，这里仅对意义做了阐述，剩下的还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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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源起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人文观念的兴起有其形成、发展的必然历史、社会土壤。正是由于社会领域多种因素(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进步、时代观念变更等)之间互相作用、影响、抵消才促进了在当时某些方面看来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或观念的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社会各领域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和批判。这场革命式的风暴涉及到西方社会方方面面，他们都力图以工业革命时期给社会留下的“劣迹”为依据进行反思，把那一时期给人们留下的追求集中、统一、教条的说教、单一为主要特征的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在他们看来，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审视，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束缚了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压抑。与此同时，其中之一产生在教育领域的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而导致这场“反工业革命”的思潮现在又重新回到教育领域，用其思潮重新定位教育。
因此。以反工业时代赫尔巴特为主要代表的只重书本知识传授，强调知识逻辑性、整体性、重视教师主体而脱离实际的传统教育观而极力倡导教育教学过程学习者主动性、创造性、探索性，强调教育的实用性为主要特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应运而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家杜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或说是变革了教育(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或课程、师生关系)，为推动美国社会的成人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时至当下，他的教育观点对我国成人教育也存在一定的借鉴与启示的价值。
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的主要特征
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由实用主义哲学演化而来的。在反对传统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在教育目的、课程观、师生关系上提出了在现代教育看来仍具积极作用的一系列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1．教育目的
从传统教育角度出发，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大生产以及过分强调生产的统一性、效率、成果，故反映在教育上注重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为将来生活做准备，重视教育结果。而在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们看来，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强调教育过程要与生活过程相统一。并进一步指出学习者的生长只有一个目的：更多的生长；教育也只有一个目的：更多的教育。同时，教育目的另外一个特征在于说明教育即学习者个体经验不断的增长。但我们应该看到，杜威强调教育目的要适合学习者发展这是正确的。但它否认按照社会需要定制教育目的这是错误的。
2．课程观
杜威教育哲学课程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他在《芝加哥试验理论》一书中总结“传统课程在智育方面极度贫乏和缺乏组织，在这些课程里充斥着呆板和枯燥的东西，它远离儿童经验，而又缺乏真正的成人知识的内容和吸引力。”在杜威看来，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以及评价应植根于学习者(儿童)的实际生活经验中，通过学习者对课程的学习使经验与社会职业联系起来。在课程的设计、安排中，杜威力图把生活实际(纺纱、织布、烹饪、木工)等为内容融入课程教授中，并放弃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抹杀了学校教育的特征。
3．师生关系
杜威教育哲学倡导的师生关系笔者认为在当时直至现在在教育领域中都是具有积极地进步意义。在杜威看来，教育教学过程应以学习者(儿童)为中心；而非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只是学生成长的帮助者，而非领导者。换句话说，在教育过程中杜威的师生关系摒弃了学习者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而大力倡导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使教学活动充满民主与合作的气氛。在这一环境下，教师只不过扮演学习者的向导、帮助者、同伴，而绝大多数活动需要学习者自行完成。
三、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观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是典型的“美国版”，对20世纪整个世界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产生、发展带有多种深刻因素相互作用。同时，当其形成后又以一种强大观念力量审视着社会诸多领域。当然，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成人教育学同样首次关照。用其基本特征来看待、发展我国成人教育不仅丰富了成教理论体系，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完善、发展了成教实践，并为当前我国成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参考。
1．教育目的观的启示
在前述实用主义教育目的观已提及教育与学习者个体共发展、共成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是其最好的词语诠释。在我国传统成人教育(相对于终身教育思想提出前)领域中，教育目的带有浓厚的短暂性，即学员通过一次或为数不多的几次教育就可以应对当前甚至以后的生活、工作需要。在教育对象上也过多注重成人前期的教育，而很少顾及成人中、晚期(特别是老龄)的教育。通过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关于教育目的的分析，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成人教育应更尽最大可能涉及学习者一生的需求，尤其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思想的提出更加肯定了教育的终身性、完整性，使成人教育目的指向成人一生工作、学习、生活开展。与此同时，因国际上把成人教育的年限规定从16岁到终身，所以社会、国家也应该加强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教育活动。使在“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中真正体现成人教育目的寓于生活的特征。
2．课程观的启示
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课程观十分注重课程内容的设计、组织、实施基于学习者实际生活的直接经验而忽视知识、学科本身的逻辑性、系统性。虽然此观点在60年代受到猛烈地抨击，但他合理指出对我国成人教育课程的设置仍具有一定的积极启示。在传统成人教育课程的设置、组织中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整体性、逻辑性、唯理论性，而忽视了成人学员知识、经验、学习需求的特点。这样的知识本位课程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成人学员对知识的理解、应用，而且很容易使成人学员学非所用，出来后又一次失去就业竞争力。从实用主义教育课程观出发，成人教育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的设计应遵循导向性、实用性原则。首先，因受教育对象工作、生活的多样性、年龄跨度的巨大差异性、此前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应先通过对学员进行广泛调查论证而编制相应学习课程内容。这样才使学员在学习中学有所得，提高知识及技能的实用性；减少理论知识的成分而加大学员实际工作、生活问题解决的实践知识。其次，成人教育课程的规划、设计和开展必须以成人学习者需求、兴趣以及学习动机为焦点。还成人学习者真正想要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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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源质量的下降，导致教学质量滑坡。
由于教学改革的推进，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大大提增，一些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较差的学生混入高等音乐专业队伍，学生对音乐的敏感度较差，学习音乐的能力、音乐感觉、音乐理解力等方面相当欠缺，给音乐教学（特别是技能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
以往的艺术类专业，由于专业上要求较高，而一些学生在专业上花的时间较多、下的功夫较深，专业好的学生往往文化课成绩较差些，考虑到这一点，国家教委降低了艺术类的分数线，目的是能让专业水平较高的考生有机会进入艺术类高校。如今，高师音乐专业也同其它艺术类高校一样，扩大了招生规模，考生的进校几率大大增加，艺术类的分数线下降就意味着艺术类学生文化水平低于其它专业学生的文化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师音乐院校成为“低分考生的收容所”，一些文化成绩较差的考生，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就能轻而易举地考上高师音乐院校。而这些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自觉性、音乐知识接受能力和悟性往往都比较差，很难完成学业。
二.师资的缺乏、教师压力过重，严重影响教学质量。
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时代要求高师音乐教师不仅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水准和教学水平，还要有较深的理论研究水平，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一些高校先后进行体制改革，对教师进行教学和科研的量化考核，音乐教师也不列外，高师音乐教师（特别是技能专业教师）不同于其它专业教师，他们的专业除了其他专业教师所共有的知识性部分以外，还有技能性部分，而技能性部分是靠不断的学习和训练，才能使专业水平得到保持和提高。因此，高师音乐教师在此情况下出现一系列问题：1.由于扩大教育规模，造成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一些水平较差的新手加入到高师音乐教师队伍中来，于是出现了教学质量下降的趋势；2.一部分教师由于课时量大大增加，忙于教学，无暇顾及科研，长此以往，音乐教师的科研意识与行为严重缺乏，出现音乐专业教师科研成果匮乏的滞后现象。而科研的提高直接影响着教学的质量；3.另一部分教师为了保证搞科研、写论文的时间，在教学上马马虎虎，应付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漠不关心，把精力放在看书、写论文上，影响了教学质量。有的科研和论文即使出来了，也像空中楼阁，纸上谈兵，离教学实际越来越远。
三.教学设施和设备跟不上教学实际的需要。
音乐是一门特殊的学科，音乐教育不仅要有足够数量、水平和能力的专业教师，而且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教学设施与设备，才能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
随着教学形势的不断发展，一些院校的教学设施和设备已有了极大的改善。由于扩大了招生，现有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远远满足不了教学的实际需要。多媒体设备、学生教室、琴房、乐器等设备远远不够，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
四.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要求不相符合。
从八十年代开始，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高师音乐教育不断地进行改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近几年招生规模的扩大，师生比例的调整，现代化教学的需要，高师音乐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正在具体实施中，还未见成效。主要目的是研究在扩大教学规模的基础上如何运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课堂教学，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果。而中小学音乐教育根据音乐课程标准所实施的种种教育教学改革层出不穷，这给高师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许多中小学教师呼吁高师音乐教育改革要倾听来自中小学的声音。事实上，这两种改革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纵上情况在一些高师音乐院校普遍存在。在知识经济时代，倡导人文教育，特别是加强高等师范院校的人文教育，培养高层次、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师资人才。为了改变目前的状况，保证教学质量，必须采取一些合理的、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
一.提高艺术类文化科分数线，以提高生源质量。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应着眼长远，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能力，确定扩大招生规模，提高生源质量。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未来的音乐教师，未来的音乐教师不仅应掌握音乐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还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知识面，而后者对一个人
专业的发展和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音乐专业考生中历届生的比例逐渐减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考生的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这给提高文化科分数线,提高生源质量提供了可能。
文化水平能确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学生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的习惯以及接受知识的能力等方面就会加强，要培养高素质的音乐教育人才，首先要具备这些能力。贫乏的文化知识，必定会扼制学生艺术教育才能的发展。
二.加快多媒体远程教育的步伐，扩大继续教育。
加大教学投资，实行多媒体远程教育，即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信息手段开展的新型教育形式，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是扩大教育规模，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办好大教育的重大战略措施。
1.远程教育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教师能从紧张的教学工作中解脱出来，在教学之余，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教学总结和教学研究，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专业水平，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
2.加强成人继续教育，为普通中小学音乐教师提供进一步的培训。多媒体远程教育为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音乐教育的机会，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成人继续教育主要为工作了一段时间的成年人提供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与培训。继续教育能够进一步提高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水平，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能够充分挖掘学校的教学资源为社会培养人才。同时也达到了扩大教学的目的。
3.扩大了教学，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益，学校就有能力进一步地增加教学投资，增添教学设施和设备，保证教学用房、教学用琴和其他一些乐器、多媒体设备等，以达到保证教学质量的目的。
4.远程教育能提供广泛的学习资源，增大教学信息量，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学范围广，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应用能力，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和教学基础，再进行一些教学范围内的改革。如：（1）在教学中进行“双向选择”；“公开授课”形式和“讲座”形式等，把一系列竞争机制引入高师音乐教学中，使教师间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在竞争中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2）把中小学音乐教学新的课程标准作为高师音乐教学中学习的内容，采取一些教育实习以外的“实习课”，让学生讨论，教师点评，师生共同探讨音乐教学法
。使高师音乐教育培养的人才能胜任中小学音乐教学。相信不久的将来高师音乐教育能真正起到推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确实提高音乐教学质量，达到音乐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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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及亚太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认同之间的矛盾、德育理论的实践转化与模式、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转型社会中公民与人权教育的本土选择等主题．成为了与会代表们集中关注和交锋的焦点。下面仅从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以及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等3个主要方面，就本次研讨会中一些重要的报告及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进行简要的概述。
(1)公民身份与本土认同。
国际公民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侯·斯塔克(HughStarkey)博士与香港教育学院李荣安(LeeWing-on)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题为《公民身份与人权教育：普遍原则的本土化应用》(CitizenshipandHttmanRightsEducation：ApplyingUniversalPrinciplestoLocalContexts)与《亚洲公民身份的反思：亚洲人的认同?》(ReflectiononAsianCitizenship:WhatareAsianandWhatareNot?)的主旨报告。斯塔克博士认为，人权是公民与道德教育以及全球化过程中正义与和平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础，这一理念破除了人权为西方专有的迷信。他提出了两种可以“本土化”的人权教育模式，并得出了教育理论包括学校教育本身都应该关注人权原则在本土语境中的应用问题与机遇的结论。
李荣安教授则从比较的角度，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公民教育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剖析。他主要选取了如下一些案例进行了具体的评述与分析：韩国公民身份教育语境转换中的主体观；香港与上海的全球公民身份；中国大陆地区德育中的新方法；日本公民教育中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型；香港政治上积极取向学生的政治社会化现象以及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推动公民教育的终生学习功能发展的努力。通过这些个案，他概括出了关于亚洲公民身份的基本界定与结构特征：即无论是东亚地区的“强国家”与政治体制传统、民族一国家公民教育中的文化操控、正在出现的关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折衷主义理念以及亚洲公民身份的流动性与不可预见性等基本趋势与本质特征，还是区域内各国或地区的不同的具体实践模式等，都对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学术话语与理念的形成做出了各自的基本贡献。
(2)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UniversityofTechnology)的多利·汉考克(DorrieHancock)女士与美国佩斯大学(PaceUniversity)教育学院的王晓蕾教授等在品格教育与道德发展研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学者在这一重要领域的独到洞察力与最新进展。
汉考克女士的演讲主题是《美德规划》(ThVirtuesProject)。她运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风行”于世界各个多元文化中的“新”品格教育理念及其实践进行了反思。新美德规划起始于17年前的北美地区．当时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抑制来自北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暴力现象，及其对家庭与儿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两年之后，这种教育理念便开始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前后约有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始在学校教育与课堂教学中尝试规划实施自己的美德规划或项目，教师们也明显表示出了对美德规划的兴趣与热情。时至今日，品格教育的理念已经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的家庭、商业与社区教育规划中。广泛传播的现实说服力、多元文化特征的吸引力、草根阶层教育者对其固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学校与教师们正向的实证反馈等因素，均绝对性地压倒了本应在新美德规划实施之前就该有的理性的哲学思考与反思。汉考克女士提出，我们应该沿着著名哲学家泰勒(ChadesTaylor)教授的“解释性人文科学观”道路继续走下去，对新美德规划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对于作为学校品格教育计划之美德规划的描述与解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形成的深刻根源；其二是以叙事的研究方式，在比照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对学校美德规划的实践理论进行清楚的阐释。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就有可能从多个层面，为我们描绘出新美德规划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与汉考克女士相反，佩斯大学的王晓蕾鼓授则从微观的角度，为道德发展研究提供了—个新颖而独到的视角。她的演讲主题是《错误搭配手势及其在道德发展中的功能》(UsingMiamatchedHandGesturesasIndexestoPromoteMoralDevelop-merit)。她明确指出，合理地利用育语中自然产生的错误搭配手势，将为人们确定儿童的道德学习的目标与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而这一发现也终将“实质性”地推动儿童的道德发展。在研究中，王教授借助著名的柯尔伯格理论，按照道德两难情境中儿童道德推理能力发展的基本原理与路径，分别对处于柯尔伯格发展阶段的“前习俗”与“习俗”阶段的120名参加研究的被试儿童进行了实验与分析。她的实验表明，错误搭配手势在儿童两种道德水平的过渡期中起到了支架或桥梁作用。这一“发现”为力图提高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中的家长与教师们提供了新的实践视角。
(3)公民教育与中国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的金生鋐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檀传宝教授等，则以大陆学者的视角为我们展示和表达了中国掌者在公民教育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本土化这一重要命题的观点与声音。
金生铉教授的演讲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公民教育?》。他指出，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和接受，公共教育体系没有将培养拥有权利、自由与责任的理性公民作为其培养目标，公民教育的系统实践也远未实施和展开。因而，他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适切性问题。他提出公民教育的使命在于公民公共品格与品质的培养、发展和促进方面，公共教育应该按照公共精神、公民美德、公共理性与公民能力等来构建自身的目标与内容。
檀传宝教授则在其提交的《如何理解公民教育?——个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背景的三点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公民教育是—个老概念，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社会的具体实际如何理解和实施公民教育则是—个新问题。基于中国大陆的社会背景，他认为公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大陆需要勇敢破除对于公民教育的政治禁忌；各国公民教育都应当具有各自社会与文化的特质，中国公民教育应当反对简单的“拿来主义”；学校公民教育应与和谐社会的公民生活建设同步，应当反对狭隘的公民教育课程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的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型、公民教育与品格教育等主题的“复兴”等，是当代西方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同时也是西方德育理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力”，而道德发展理论与美德规划的巨大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例证。客观地来看，这些理论也的确为上个世纪道德教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贡献，而对这些理论的讨论热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从本次大会讨论的热点与重点来看，显然这种关注不应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应该积饭地转向教育教学的实践领域．主动地参与实践，并为具体语境与实践中出现的、与理论相冲突的现实问题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