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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丽娜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古希腊这样的犯罪分类主要是由于古希腊的特殊社会背景所形成的，与古巴比伦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不同，古希腊是城邦制度，有很多的具有性质的独立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是自给自足，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这些具有独立性质的城邦已经数以百计了，所以各个城邦之间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典，为了保证城邦的实力，每个城邦都特别注重国事方面的犯罪，因此，在古希腊地区，国事罪就成为了最主要的犯罪。
相比较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该法典几乎没有涉及国事犯、宗教犯和故意杀人犯，古巴比伦的这部法典中规定的国事犯罪只有关于隐匿图谋破坏国家制度者的罪行，更没有国事罪这个犯罪种类，而在古希腊，国事罪却是古希腊犯罪种类中最突出的一个种类，并且对国事罪中的各种犯罪行为都有着详细的规定和划分。古代西方第二个代表性国家的法律就是罗马法，罗马法一般是指的古罗马奴隶制时期的法律，这个时期的罗马法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法律几乎都是重刑轻民，而罗马法却是个例外，它是一部重民轻刑的法律，这也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最初的罗马刑法表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并且含有宗教成分的诉讼，而且产生了公犯和私犯的区别，在其他国家，盗窃，抢劫之类的犯罪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而罗马法则将其都归类到了私犯的范畴，而关于私犯的制裁措施主要表现为对受害者的赔偿或弥补。
到了古罗马王政时期，由于这个时期的刑法渊源主要是习惯法，内容多是宗教方面和自然形成的道德习惯，所以这个时期的犯罪种类也偏注于这些方面，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种：（1）关于危害宗教的犯罪，这是王政时期最主要的犯罪种类，从原始氏族过渡到王政时期，氏族对神灵的在该时期形成了法律，因此触犯神灵就构成了犯罪，因为他们将犯罪看作是对神的侵犯，所以危害宗教的犯罪就成了首要的犯罪。而当时的古代东方大国———中国，却正在进行巨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正是处在怀疑“天罚”、“神判”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刑法最具代表的是李悝的《法经》，认定“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将这类的犯罪视为最重要的犯罪，与同时期的处于古代西方的罗马所认定的犯罪种类是不同的。（2）关于危害国家的犯罪，古罗马王政时期关于危害国家的犯罪包括敌对行为和背叛罪等，因为当时建立罗马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以免被其他组织或者城邦侵略，所以在当时，危害国家的犯罪也成了最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这与古代东方国家是一样的。（3）关于婚姻家庭的犯罪，既有针对孩子的，也有针对妻子的，例如，遗弃罪中规定有强迫公民抚养每个男孩和头生女孩，并且禁止残害三岁以下的任何儿童，而且规定丈夫卖掉妻子构成犯罪，这与古代东方国家以维护父权与夫权规定的犯罪种类有所不同，罗马法在对犯罪的认定上，扩大了范围，增加了婚姻家庭这类犯罪的内容。
综上所述，古代东西方的犯罪种类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即使是在同时期的古代东西方国家，犯罪种类也呈现出了不同特征，犯罪种类不同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而是由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因素，他们都使得古代东西方的犯罪种类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并且加速了东西方法律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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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从制度上为依法独立公正审判排除了外在干扰。同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也是对广大司法干警的无形鞭策。法锤之下，维护的是人民的合法权益，捍卫的是国家的法律尊严。作为审判人员，使命神圣光荣，责任可谓重大。每一个案件，我们都必须审慎对待，排除外在干扰，依法、公正裁判。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实现还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舆论、网络呼声、当事人方的过激反应、区域社会稳定的考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产生影响。注意这些外在影响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审判机关内部审判机制或工作方法可能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影响。对于影响独立公正审判的诸多因素，笔者这里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谈一下指导性案例可能对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影响。
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来看，判例显然不属于我国法律的范畴，法院判例不具先例约束力，但具有司法参照及指导作用。所以说，指导性案例只能作为同类案件的一个参照，而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法律依据。无论是控辩双方当事人还是审判人员都不能依据已有的判例作为抗辩理由或裁判依据。特别是作为审判人员，更要增强依法办案的意识，尊重个案的特殊性，排除同类案件已有判例特别是指导性案例对个案的干扰，以个案的法律事实为根据，以现行法律为准绳，发挥我国现行合议制度和审级制度的优势，依法独立做出公正的裁判。
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法律素养不高、办案能力不强、责任心不够、执行合议制度走过场等原因造成的对指导性案例的过分依赖都可能影响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进而影响到办案质量。如何既能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作用而又不让其影响到审判人员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呢？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环境下，提高审判人员整体素质水平，严格执行合议制度，充分发挥审级和级别管辖制度优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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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案例分析
刑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二是如果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三是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如果是司法考试，只需阐述定罪量刑的原则，不用指出具体适用的刑罚）。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定性
首先需要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肯定不外乎两种结果，构成犯罪和不构成犯罪。如果不构成犯罪，必须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例如：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既不是出于故意，也不是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属于意外事件。意外事件，不是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主要有：
1、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即使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相关规定，就必须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处理，不能以犯罪论处。例如，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包含了行为。但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为四个新罪名，并取消了原流氓罪的法条，但在新分的四个罪以及其他的各项罪名中，都找不到有关行为的规定。因此，对1997年刑法生效后发生的行为，就不能再以犯罪论处。
2、刑法第13条中规定的“但书”，即“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所说的情况，主要是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一些罪名，如盗窃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交通肇事罪等犯罪，在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达不到构成该罪所要求具备的条件时，不能以犯罪认定。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如果实施了这8种犯罪以外的犯罪的，则不负刑事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下列犯罪的，仍应当负刑事责任。它们是：奸的（第236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7条第2款）；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第238条第3款）；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第292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第267条第2款）；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第269条）。
5、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这里指的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6、属于意外事件的。即刑法第16条规定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但在案例分析时，应当注意区分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界限。
7、正当防卫的。即：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和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如果在上述两款之外，属于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8、紧急避险的。即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但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属于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
9、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即犯罪已过刑法第87条规定的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需要注意的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二）定罪
如果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进一步确认构成什么罪，并说明构成该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案例分析中认定犯罪的程序一般是：
1、根据所给案例，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什么罪。
2、阐述该罪的概念和特征。
3、说明认定构成该罪的理由。主要是根据案例所给的事实，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和刑法分则中该罪的构成条件，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均符合刑法分则关于该罪的犯罪构成，因此构成该罪。
4、注意罪名的转化。某些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某些罪名，但刑法分则对这类犯罪在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又规定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这类罪名转化的案例，近年来在考试中经常出现，应当引起考生的注意。这类转化的罪名主要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等等。
5、有时候还需要证明行为人为什么构成此罪，而不构成彼罪的根据，即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这一点一般不是必经程序，但有时案例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回答。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当注意掌握罪名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目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罪名共有413个，如果要全部记住，难度很大。但在司法考试、自学考试以及检察官素质考试中，都有考试大纲，在考试大纲中，一般都详细划定了考试的范围、需要掌握的常用罪名等。应试者只需将考试范围内的应当掌握的罪名熟记即可。在复习准备中，要认真把握好各罪名的概念、特征和认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试时，也就不难确认所给案例的罪名性质以及对此展开分析了。
（三）定罪和量刑原则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完全根据刑法分则定罪和量刑的情况极少，通常还要根据犯罪事实综合运用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原则。作为考试案例也同样如此，在案例所给的各种事实中，肯定还有一些需要运用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迄今为止，笔者还从未看到过仅需依据刑法分则就可以定罪量刑的考试案例。因此，在审查所给的刑事案例时，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事实和刑法的相关规定：
1、行为人的年龄。刑事案例中给定行为人的年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注明行为人的年龄；另一种是同时注明行为人的出生日期和实施犯罪的日期，此时就需要用后者减去前者求得行为人的实际年龄。在年龄的认定上，一律以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行为人只有在过了14周岁、16周岁、18周岁的第二天起，才算已满14周岁、16周岁、18周岁。一定要注意不满14周岁、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这三个年龄段，这三个年龄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有直接影响。例如，对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的，必须阐明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2、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时间。应特别注意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生效这个日期。凡是在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并在1997年10月1日前判决未生效的，都要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3、行为人的人数。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故意犯罪且为2人以上共同实施的，应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分清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作用以及阐明刑法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处罚原则。
4、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状态。行为人在实施故意犯罪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客观或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形成犯罪的预备、犯罪的未遂和犯罪的中止。因此，要仔细分析行为人在犯罪的什么阶段，是由于客观还是主观上的原因使犯罪停止下来，从而认定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同时阐明刑法总则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处罚原则。
5、行为人的身份。要特别注意行为人的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的身份会影响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例如：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最主要区别就在行为人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某些犯罪时，虽不影响定罪，但在量刑时要从重处罚。如国家工作人员犯诬告陷害罪的，从重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等等。
如果犯罪主体是单位的，也要阐明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应当适用两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
6、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数个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数个犯罪，需要分清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还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发现漏罪的；或是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新罪的这几种情况，然后分别根据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理。
7、行为人是否为累犯。如果案例给了行为人以前曾因故意犯罪被判过刑，且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的时间不满5年，又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应阐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不得假释的原则。
8、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是否有自首、立功的情节。如果有，也需要阐明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立功的处罚原则。
9、其他需要运用总则的情况。如：精神病人犯罪的；聋哑人、盲人犯罪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缓刑、假释期间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使用特别的方法犯罪的，等等。这类情况对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也有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是指根据所给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审查、法庭审判、刑罚的执行过程中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所作的分析。从这几年的考试案例看，主要是从所给的案例中在程序上找错。一般来说，错误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不当
主体不当，是指权力行使人无权行使法律规定的该项权力，或者虽有权行使，但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对行使人行使权力作出限制的。如：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的，属于主体不当。再如，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如果曾担任过一审合议庭的成员，在发回重审时，又参加了另行组成的合议庭的，亦属于主体不当。
（二）适用的对象不当
适用的对象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对法律适用的对象发生错误。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的5种强制措施，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适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证人、被害人不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也不能对证人、被害人适用强制措施。
（三）时间或日期不当
时间或日期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在刑事诉讼法中，有许多法条都规定了相应的时间或日期，以确保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例如：对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或者连续拘传；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等等。权力主体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时，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间或日期，也是一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四）适用程序不当
适用程序不当，是指权力主体在适用法律时，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例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当中的任何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又如：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必须通过原审人民法院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不得直接提交到上一级法院。再如：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适用法律有错误的，不是依法改判而是发回重审的，等等。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还作有特别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如果其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也是违反刑事诉讼程序的行为。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14条第2款：“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第2款：“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152条第2款：“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第213条第3款：“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2、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有：刑诉法第60条第2款：“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第105条第3款：“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第112条第2款：“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152条第1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14条第1款：“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第211条：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发现罪犯正在怀孕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3、一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例如刑诉法第11条：“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第34条第3款：“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96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项重要的权利，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对刑法第395条巨额财产、刑法第282条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外，不负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侦查人员不得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
（六）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未得到保障的
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辩护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律师、辩护人在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时，司法机关不得限制或阻碍。这些权利主要有：刑诉法第96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第96条第2款：“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36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37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在刑事诉讼法案例中找错时，还有一些窍门可以适当利用。一是从案例分析的分值中估计可能有几个错。如分值5分，一般就是5个错；分值8分，可能有4个错，每个错2分。当然也不是太绝对。二是多找错，不扣分。案例分析中的找错，不像多项选择，多找了要扣分。所以，在答题时，可以多找一些错，对那些似是而非的地方，先可以假定它是错的，即便不是错，也不会因多找了而扣分。
以上是我们对刑事案例分析的常用方法所作的介绍。应试人员还需要注意当前考试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即实体法与程序法交叉的复合型试题，以考察应试人员对综合知识的掌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表现为在同一个刑事案例中，既要求应试人员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作出认定，还要求解决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回答这类复合型试题时，基本上也还是以上所说的方法，只是需要更加灵活地使用。
OnAnalyzingCriminalCases
YangXinjingZhangJi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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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我国传统法律课堂教学中，教师在课堂讲授中也经常饮用案例，一般常见的作法是教师先将法律理论或者规则制度讲授完毕之后，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案例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起到“佐证”理论的意义。这种方法一般将其称为“举例教学法”或者“演示案例法”，仍然是一种以教师的教授为主导，学生聆听的方式。案例运用的目的在于“解释”理论，并不是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与纯粹的案例教学法在目的上大相径庭。而案例的运用起到一种“佐料”或者“再现”的作用，姑且被视为是对课堂讲授法的一种补充或者丰富手段。在分析了中外两种以“案例”为线索的教学方法之后，揉合两种方法关于案例的使用，改变讲授法中教师对于课堂的驾驭方式，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性、主动性因素，既要借鉴案例教学法中的优点，也要摒弃其不足之处，纯粹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法往往课堂组织比较混乱，学生发表意见参差不齐，参与度不够等问题。而我国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一般较强，纯粹意义的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而且效果较差。那么“，本土化”的思路为这两种教学方法的矛盾冲突解决提供了思路。
以警察院校为例，行政法课程大多作为通识性、基础性课程设置，这与警察院校力求培养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合格警察的定位有关，往往也造成课程内容较多、课时较少的冲突，此时，行政法学课程中案例教学法的灵活、巧妙运用不可或缺。以警校的学校特色、学生职业特点，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法则能够充分在有限的法律课程时间安排、有限的课程开设背景下达到以培养合格、具备良好法治观念的人民警察的教学目的。
二、“本土化”的案例教学法在警察院校行政法教学中的实践思路
由于行政法规范的社会行政管理事务繁多而且复杂，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学生对行政法课程的普遍认识是“晦涩难懂”“、抽象性强”“、体系庞杂”“、理解起来难度较大”。由于行政法的抽象性以及涵盖性较大，往往形成学习兴趣较低、课堂效果较差、知识运用能力较弱的特点。而在警察院校行政法的教学，一般将行政法作为通识课程进行讲授，课时安排较少，教学任务较重。如果仍按照普通高校或者法学学科教育的方式进行教学，很容易造成重理论轻实践，难以达到塑造学生依法行政的理念，脱离了教学培养目的。而运用案例教学法则能够很好地取长补短，发挥课堂的真正效果。在警察行政法案例教学中，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开展教学：在总体框架设计上，首先，引入典型的教学案例。关于典型案例的选取是关键，在案例的选取时需把握几个方面，案例与本节课程内容的契合度是否联系紧密，案例的正面意义与反面意义在哪里，案例的争议点在哪里。有时一些案例的争议点往往会涉及到比较前沿的法学问题，此时可以进一步吸引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进一步思考分析，对法律规范和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拓宽学生的视野与思路。
比如，在讲授警察行政复议与诉讼的内容时，试举例：“小偷溺水致死案”。②其次，案例学生分析讨论。在这一环节，应充分让学生参与分析讨论，各抒己见，此时不应过早进行点评是否正确，尽量征询、综合几种比较突出的观点进行分类罗列。在分析讨论环节，应能够正确对学生的思路进行引导，避免学生思路跑遍和“钻牛角尖”情形出现，努力将案例中的知识点与疑难点、关注点、与课程的契合点提炼出来。最后，典型案例与警察行政法理论进行结合评析。此时应注意将本节课程中警察行政法理论知识与案例的契合点联系起来，教师本人总结或者让学生自己总结皆可，在总结综上可以看出，该种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极端严格，案例恰当、正确的选择，对教师自身实践知识综合分析能力的要求，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良好的教学经验储备基础都是发挥该种教学方法功效的必备条件，缺乏其中任一条件，很难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
三、“本土化”的案例教学法在警察院校行政法教学中的实践意义
由于警察行政法学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是一门密切联系警务实践，以行政法学理论为基础的课程。这就要求在课程的讲授中注重职业特点的特殊性教育，由于警校学生在毕业之后很多都会走上人民警察的岗位，塑造较强的职业道德意识与遵纪守法意识的是警察院校培养的重点。而警察行政法这门的学习课程，即是在培养学生法律素养同时，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途径。
（一）警察行政法案例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遵纪守法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做到：1.秉公执法，办事公道；2.模范遵守社会公德；3.礼貌待人，文明执勤；4.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人民警察不仅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也应成为遵守社会公德的典范。在警察行政法案例教学中，应注意警察执法规范案例与职业道德素养的结合。培养细心、细致以及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讲授“违法行为矫正”内容时“，成都小思怡饿死案”引起学生巨大的反映与讨论，案情大概是一名李姓母亲，一个人带一个三岁小女孩“小思怡”，离婚后染上吸毒恶习，经常将女儿一个人锁在家中自己去盗窃财物。一次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按照法定程序经李女士送去强制戒毒。李女士一再恳求警察说自己女儿一个人被锁在家中没有照顾，肯定在被送去戒毒途中回家将孩子交于亲属照顾。后来，民警没有同意，李女士一再恳求民警打电话给自己亲属帮忙去接孩子。后来民警电话没打通就作罢。半月之后，民警发现“小思怡”已经死在家中，门后全是斑斑点点的抓痕。在讲述完该案例之后，课堂之上出现了少有的寂静，学生深深地被这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案例所震惊，哪怕当时民警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到家中去看一看，或者坚持把那个电话打通，可爱的“小思怡”也不至于被饿死在家中。同时，结合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的法律规定，与我国的收容教育制度，矫正制度展开。将人民警察依法行政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灌输到课堂之中，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效果。
（二）警察行政案例教学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与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相比，案例因为其自身的活现性，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和热爱。在讲授警察行政法行政机关与行政处罚、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内容时，以“荒唐的处女案”展开，在该案例的讲述中“处女”“、”一时引起学生哄笑，从常识都知道这是执法犯法，一个女孩根本就不可能去，居然被公安机关弄假成真。在这起荒唐案例的背后，是守法意识的单薄，滥用公权力，侵害公民人身权益的表现。势必为我国的法律规定所不容。同时，结合案例受害人精神受到巨大伤害的情况，结合我国《行政赔偿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修改内容，对于行政赔偿范围给予必要解读。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高了学生对于相关知识内容的把握与理解，从细微之处管窥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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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制度分别为行政争议、民事争议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法规范。但在不少案件中，例一：房产纠纷案中，一方当事人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认为该争议房屋户主登记有误，要求法院一并解决确认该争议房屋的真正户主问题；例二：离婚纠纷案中，法院经审理发现结婚证中一方当事人利用了她（或他）姐（或兄）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结婚证里的结婚合影相片又是一方当事人本人；例三：一方当事人要求撤销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处罚决定，而利害关系一方则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等等。诸如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引起了不同性质的争议，分别按照不同的诉讼程序寻求解决，其结果很可能引发"超级马拉松诉讼"现象。构建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1、实体法律方面的现状
虽然在不少法律规定中隐含着有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规定，只是不那么明确、系统和充分而已。例如，《物权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该规定使得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解决问题被明确提出。《森林法》第17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1、3款分别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第40、41条，《草原法》第16条等规定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此类规定赋予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时，也包含了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行使。这里的""并未明确是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但是，对"处理决定不服"而""，无疑是行政诉讼。
此类规定依然难以应对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需求。因为这些法规范所规定的情形虽然使用了"处理"，但其性质大多与《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的"行政裁决"相近或相似，这些规定依然是关于行政裁决情况下的有限的"一并审理"问题，况且，所有这些规定中皆没有明确的"一并审理"的表述，更未提供具体的审理程序规则，因此其同样不能成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据和可行性的支持。而新《专利法》对专利侵权赔偿数额的问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申请专利行政机关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民事诉讼，也没有规定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甚至连一并审理、分别审理等程序意识也没有凸显出来。
2、诉讼法律方面的现状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普遍存在。由于在立法时没有充分预计或考虑到这种情况，对于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如何审理的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未作任何规定，而现行《民事诉讼法》仅作了概括性的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民事诉讼。"这不仅使得公民在诉讼之初就无法确定自己是先提起民事诉讼，还是先提起行政诉讼，抑或对两种争议同时进行诉讼，公民的诉求因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往往被法院驳回或不予受理，而且使得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交叉案件时常常遭遇困惑--各地法院做法各异，往往出现民事裁判与行政裁判不相一致甚至相抵触的情形。
3、司法解释方面的现状
伴随《行政诉讼法》的施行，我国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日渐增多。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20__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的"一并审理"制。根据该规定，法院对行政、民事争议进行一并审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被告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所作出的行政裁决；2、被诉行政裁决违法；3、民事争议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一并审理的要求。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法院都无权一并审理。当然，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一并审理"，这表明是否进行一并审理的判断权在于法院。不过，在一并审理中，民事争议是在行政介入之前已经存在，行政裁决和一并审理的根本目的都是寻求对民事争议的最终解决，这一根本目的当然是对法院"可以"裁断权的重要制约。同时，《行政诉讼
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
围绕《行政诉讼解释》第61条规定的"一并审理"制，产生了关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否等同于"一并审理"的分歧。有人认为该条采用的是"一并审理"的用语，而没有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用法，表明理论界讨论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及其相关程序没有被最高法院认可。的确，该规定只是阐明了行政裁决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一并审理"，而且对"一并审理"的相关具体程序机制也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使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等相关机制至今未作为解决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审理机制而得以正式、全面确立。加之《行政诉讼法》第3条第2款关于"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的规定，以及该法第5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规定，从审查主体和审查内容上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更使得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等合并审理机制的理论难以在现行体制下发展。
二、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类型
民事、行政争议交叉案件，是指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因在法律事实相互联系，在处理上分为因果或者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案件。归纳起来，具体表现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1、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民事争议为主、涉及行政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是因民事纠纷而引起的诉讼。在民事诉讼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行为即成为民事争议处理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时，法院首先要解决该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其二，当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当事人主张事实的证据或者抗辩理由时，法院也须解决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例如，甲因乙占用房屋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乙向法院提交了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甲认为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不合法；这时，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是民事侵权案件关键事实认定的依据，而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成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前提。
2、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
以行政争议为主、涉及民事争议的交叉案件通常出现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它是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诉讼形式。如甲与乙之间有房屋买卖合同，甲不服某县建设局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涉及甲与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这类案件既存在行政争议，也存在民事争议，但行政争议处于核心地位；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存在内在的交叉性；这类案件中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可以分开审理，但行政争议解决以民事争议的解决为前提，民事争议的解决不以行政争议的解决为先决条件。
3、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
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并重的交叉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例如，甲单位在建房时超过规划部门批准的范围建设围墙，影响邻居乙居住的通行。乙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对甲予以处罚；同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甲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这类案件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并不影响对另一案的处理；法院完全可以分开审理，分开审理时一案可不以另一案件处理结果作为定案的依据。
三、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的借鉴
1、国外审理行政、民事交叉案件的经验借鉴
在存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之分的国家和地区，为了避免发生两套法院系统之间的矛盾，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审理，是选择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同时审理的办法。只是在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普通法院以行政法院的判决为依据对民事诉讼作出裁判。为更好地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管辖问题，防止两种系统的法院相互争抢或推诿案件，设置了权限争议法庭。这种权限争议法庭对解决不同审判法院之间的权限冲突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
在不存在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之分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基于公、私不分的法律传统，由普通法院受理各类诉讼案件，采用同一套法院，适用同一诉讼程序。法院内部也没有民事庭和行政庭的区别，民事、行政案件或者两者关联的案件均由同一法院审理。对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采取了合并审理的做法，并确立了先解决公法问题，然后再处理私法上争议的原则，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还可以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我国关于行政民事交叉审理机制的讨论大多倾向于围绕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而展开，对域外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多元化、多重性架构等关注不够，或者了解不准、不深，还很难对这些重要借鉴进行消化、吸收和运用。对外国的制度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学习和借鉴，需要相应的时间和配套条件，尤其是对相关规范的法社会学考察非常重要。而这方面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2、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借鉴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我国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创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刑事诉讼法》第53条明确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人认为，同样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所产生的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适用附带诉讼也就无可厚非了。从诉讼程序上讲，都是利用非民事诉讼程序审理解决民事争议，是跨庭审理的特殊行为。鉴于两者具有上述相同之处，似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借鉴并吸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中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使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了。更何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已经证明，附带诉讼便于全面查清案情、及时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和提高审判效率，有利于及时、公正、准确地处理交叉案件，依法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如果说从立法政策的角度探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验，上述观点的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毕竟是不同的两套诉讼制度，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时，不能用简单类比的方法，因而要透过表面看到附带诉讼的本质特征--关联性及附带诉讼的优点：效益性、统一性，结合行政诉讼自身的特点加以规定。若要在实践层面探讨借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经验，在不 存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规范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经验借鉴需要特别慎重。
3、我国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处理的实践经验借鉴
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尚未确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确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但是，许多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实际上就是采用这些创新方式来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这些经验当然是弥足珍贵的。而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审判经验的法官队伍，也为全面建立行政民事争议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和前项一样，其不足还是在法规范。
四、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合并审理机制的对策建议
1、先行政后民事
在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交叉形成的诉讼案件中，对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根据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中能否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作出正确的裁决，直接影响民事诉讼的处理。相反民事诉讼中如果不考虑相关的行政诉讼，那么，民事审判的裁决结果就可能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撤销，即具有法定效力，民事审判无权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如果民事诉讼先于行政诉讼审理，则容易造成法院的两份裁决文书自相矛盾，引起当事人对法官或法院的误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应先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案件判决后再进行审理。
2、先民事后行政
在行政主体确权的行政行为中，有的不是自由裁量行为，而是属于羁束行政行为。如颁发证照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先提起民事诉讼。但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而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的问题。行政机关颁发证照，主要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基本权利证明，只有在当事人权属确定后，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即办证。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应先解决法律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视民事审理结果再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判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这样就从根本上理顺了二者的关系，对最终解决纠纷，减少讼累都是有利的。
3、行政与民事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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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要能够和理论知识相融通
理论是案例的灵魂，案例是理论知识的形象载体，决不能脱离教材理论而人为瞎编乱选案例。这就要求教师注意案例是否和理论相匹配，要就教材每一个理论章节都要准备一个案例，几个有密切关联的章节也要准备一个阶段性案例，比如当讲授到金融机构理论时，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包括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中央银行机构知识点在内的案例，虽然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类金融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们之间却是紧密联系，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也应该要选择一个包括具有密切关系的数个章节的案例，这样是非常有助于学生对《货币银行学》每一体系的掌握，有利于学生改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观点。当《货币银行学》课程全部讲完以后，应该要准备数个能够综合教程每个章节理论知识的案例，这样做虽然工作量很大很复杂，但是很能提高学生们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利于他们从全局把握整个课程理论知识点，更有利于开阔学生们的宏观理论视野。
(三)案例教学要注意和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来
传统的案例教学老师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案例，学生边听边记，然后再讨论分析，这种教学方法只适合知识点浅薄、篇幅小、内容简单的案例，但对于稍微复杂、理论知识较为综合的案例就很不合适了。在信息技术普及的今天，引入多媒体技术进入案例教学将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手段，因为多媒体能够蕴含多种信息，比如声音、图像、动作、字体效果好等优点，案例通过多媒体技术能够给学生非常形象而逼真的感觉，一改传统老师读案例学生听案例的那种索然无味感。所以，多媒体技术进入案例教学，既能够增加信息输送量，又能够强烈吸引学生听取案例和讨论案例，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
(四)案例教学应注意课前课中课后相互衔接
课前要指导学生预习，课中要让学生们主动发言并开展辩论，老师要掌控时间，并作出点评，课后要让学生们总结本次案例教学经验，并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纵观国内有些高校在讲授《货币银行学》案例之时，老师到课堂上才给学生案例，学生看完之后马上就进行讨论之后再点评，然后就算结束了，这种教学方式忽略了案例教学的过程控制。案例教学绝不仅仅是课堂上的论战，更是课前课中课后的有机衔接。传统案例教学重中间轻两头，使得案例教学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案例教学，当然教学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二、教师在《货币银行学》案例教学法中要完成的工作
(一)角色转换在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是讲授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双方是单项交流，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严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度强调教师的权
威角色。而案例教学中老师将学生引入特定事件进行感同身受分析，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以达到解决问题和培养学生理解能力、综合能力、运用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可以说，案例教学已经使传统教学模式重心重点发生根本性变化，教师应该由以前的讲授者变为引导者，由理论知识的灌输者变为知识的兴趣激发者，由“权威者”变为“教练员”和“裁判员”，更由传授知识的媒介者转变为学生创造力的激发者和引导者，由过去单纯的语言讲述者转变为讲授、表演、示范、引导等多行为者，使得课堂由单向传输转变为双向互动，案例教学下的课堂不再是沉默、乏味、枯燥和单调，相反却是活泼、愉悦、多彩和丰富，所以说要想将案例教学成功引入课堂，教师角色转换是前提。
(二)构建团队学习组织
案例教学模式下，并非要让每位学生都要发言表明观点，毕竟现在的课堂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上百人，如果让每位学生都发言讨论，那时间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效率低效果差，所以，需要一种新型学习组织与案例教学相匹配。根据我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可将一个班级学生根据学号随机编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七到八人，这些小组成员应该固定化，以便能够长期在一起互动、交流。每个学生以小组成员的身份参与课堂讨论，发言时，推选小组代表围绕案例讲述看法，而其他小组成员则为代表献言献策，充当智囊库，合理分工，杜绝“搭便车”。每进行一次案例讨论，就要更换小组代表，也即小组代表不可固定化，目的让每位小组成员都能有机会发言，都能有机会倾听其他小组观点，让每位学生都能有主人翁感，每一次案例谈论结束，小组要形成讨论小结，总结优点和缺点。另外，教师要充分让小组与小组之间产开激烈争辩，掌握好节奏，注意调动现场气氛，以求实现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三)合理安排好教学进度
《货币银行学》是一门理论知识较为深刻的课程，案例的安排要注意好难度，比如在初始章节中，主要学习货币、信用等知识，如果一开始就让学生分析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效果可想而知。教师要首先把理论讲深讲透彻，遵循由浅入难，循序渐进，案例的准备也应该先简单后复杂，先零散后综合，特别是初始上课，最好要选择学生能够直接从教材上找到结果的案例，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习信心和恒心，到后续深奥章节再准备较难较综合的案例，以此锻炼学生理解材料、加工材料和运用材料的目标，甚至还可以反馈教材理论知识的完善。总之，这就需要教师合理安排好教学进度，引导学生慢慢步入案例教学情境，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积跬步致千里。
三、案例教学法在《货币银行学》授课中应用的步骤
(一)精编案例
案例质量优劣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前提和第一步。案例选择和整理首先要满足教学大纲要求，根据教学目的来设计和选择，为此这就需要吃透《货币银行学》教学大纲;第二步，要选择能在教师掌握能力范围内的案例，这些案例教师绝对能够理解;第三步，尽量选择与国内外热点焦点相关的案例，这就需要教师多关心时事，比如世界经济最新动态、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政府工作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其他重要事项，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联想能力，让学生感觉到案例是活生生的，不是认为捏造出来的。
(二)学生前期准备
在上课之前，教师应该将课程案例基本情况给学生，以便学生提前预习，提前到图书馆、报刊室搜集并整理材料，找出案例中的相关知识点，并深刻剖析其原因和完善对策，写好发言提纲，明确自己看法，也可以做好PPT，到上课时可以按照这个阐明立场和见解，这些都是为上课小组与小组之间讨论提供铺垫。
(三)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生分组，每组学生选出一名代表发言阐明本小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发言完毕还接受其他小组代表的质询，如有不同看法，组与组之间展开激烈辩论，其他小组如果不同意该小组看法，就应该站出来阐明本小组观点，如果同意就应该进一步佐证该组立场，经过这样过程可以实现集思广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第二阶段，教师参与案例讨论，就每个小组观点进行点评，并指出不足，凝练症结进一步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这个过程教师要做好气氛调动者和启发者，让学生继续围绕案例探索真谛，对案例的再挖掘是教师上课的重要职责之一。
(四)总结归纳阶段
课堂讨论结束以后，教师应该就学生们对此案例的准备情况、讨论情况进行概括总结并进行评价，评价不应该过度强度分数高低，而应该侧重学生提出方案的合理性、论证的严密性、语言流畅性、思考方式的科学性、团队合作水平等方面展开，比如说在谈到中国应该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时，就不能一味强调建立的重要性，对持反对意见的学生注意倾听他们的理由和论证过程，有时候结果不是第一位，而过程和方式应该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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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资料
116例鉴定精神病人中男103例，女13例；年龄17～81岁，平均(33.71±12.46)岁，21～40岁的青壮年96例；婚姻状态：未婚85例，已婚19例，离婚11例，再婚1例。文化程度：文盲35例，小学46例，初中25例，高中10例。职业分布：无业74例，农民16例，渔民7例，工人4例，干部1例，其他14例。
1.2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表作回顾性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鉴定目的、结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诊断等项目，鉴定诊断依据1998年年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2版(CCMD2-R)，2001年起按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方案第3版(CCMD-3)，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及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本院在实际操作中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按照“完全”、“部分”或“限制”、“无”3个等级进行判定。
2结果
精神疾病与案件类型的关系见表1；表1精神疾病诊断与案件类型的关系（略）
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见表2；表2各类精神病法定能力评定情况（略）
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见表3。表3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略）
说明：MR：精神发育迟滞；分裂：分裂症；躁狂：躁狂症；人格：人格障碍；癫痫：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冲动：冲动控制障碍；酒精：酒精所致精神障碍；脑器：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短暂：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妄想：妄想阵发；滋事：包括寻衅滋事、扰乱、打人；破坏：损坏公共、家庭财物
重大刑事案指危及他人生命的案件：伤害、杀人、猥、放火、投毒
3讨论
国内研究中精神病人刑事案件鉴定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49%～80%［1～3］，精神发育迟滞其次。本研究中精神疾病分类以精神发育迟滞45例居首，占38.8%，高于李良杰的10.4%［4］，和宋建成的18.6%［3］。精神分裂症31例,占27.6%,低于张钺［5］的80%,朱国钦［6］的78.48%，李良杰的44.7%［4］,与陈维梅的61.4%［7］。说明本地区精神病人刑事案件中以精神发育迟滞为最多。
凶杀案件在司法精神医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组资料凶杀案例占同期全部鉴定案例的4.8%,明显低于朱国钛的40.19%［6］张钺的30.4%［5］李良杰的26.8%和沈慕慈的21.9%［1，4］其中精神分裂症杀人5例，占50%，抑郁症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各2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1例，说明精神分裂症是凶杀案的主要病种，与朱国钦、陈维梅等学者的研究基本相符［6，7］。精神
分裂症可以幻觉妄想支配下作案，对社会治安、人身安全危害极大，因此，加强对精神分裂症的防治工作是防范精神病人作案的重要措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均在意识障碍下行凶杀人,或因人格障碍激惹性行凶,作案手段残暴,后果严重，同样是防范的重点。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作案中以盗窃和为主，分别占62.5%、22.5%，本研究中未见有凶杀案，由于精神发育迟滞病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差,易在冲动情况下或在易受他人指使下犯罪。
本资料精神病人作案以21～40岁的青壮年占绝大多数，未婚者多；文化程度以受教育程度低的占多数，其中文盲35例、小学46例；职业分布为无业人员74例、农民16例。说明这类人群的精神病人是今后防治工作的重点。
精神病人发生刑事案件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力大，引起舟山市政府的重视，2005年舟山市开展“暖人心、促发展”工程（简称“暖促工程”），由政府出钱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集中收治，刑事案件发生率，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1998～2004年精神病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4.3例，重大案件年均发生5.9例，“暖促工程”后年平均发生刑事案件8例，重大刑事案件年均发生1例，说明在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后精神病人刑事案件，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成效显著。
因此，政府重视精神病人管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及时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有攻击、伤人言行的精神病人加强治疗和管理，及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是防止精神病人刑事案发生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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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建成,吉中孚.精神病司法鉴定1389例分析.神经与精神卫生杂志，2004,4(3):179～181.
4李良杰.48例凶杀案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上海精神医学杂志，1998,10(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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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数据中的资料，比如访谈的内容、文件的摘录、数据或者图表等。
2、一般描述
论述引用的资料是否具有代表性、与其他的数据是否相关以及对所有的数据进行概括性的描述。
3、描述解释
对以上两种描述进行解释和归纳，并得出结论。
二、质量指标
硕士学生在写作案例研究论文时，除了案例设计、收集与分析数据及撰写案例论文等方面，还需要注意案例质量的指标：
1、构建效度
对毕业论文中所涉及的概念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测量。在进行硕士论文研究中，应该注重证据的多元化；将所收集的证据形成一个证据链；文中所涉及的证据应该由证据提供者进行检查与核实。
2、内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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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罚缺乏透明度
《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公开、公正原则是依法执法的基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听到涉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法的一些词语：“偷拍”、“钓鱼执法”1 、“养鱼执法”2等等。这些词语在网上炒得很热。无论是“偷拍”、“钓鱼执法”其实都是违背公开公正原则的现实表现，其所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十分容易因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而宣告无效。交通执法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特别指出要在警务中全面公开的项目，在执行交通安全的警务活动中，用躲在角落或树丛后偷拍的秘密执法手段，于法无据，所获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二、告知程序存在不规范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的规定向行政相对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但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行政处罚的执法实践中 ,往往忽视告知程序，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告知时机不合法。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行政处罚的过程中，有些交警在案件调查结束后，未经核审和审批就超前告知，还有甚至是在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同时下发行政处罚告知书的事后告知，这种违反法定程序的做法在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权利。
告知的内容不具体。有些交警在行使行政管理处罚权过程中往往在告知中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时，只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处罚的上下线，这使得行政相对人不能知晓将要受到行政处罚的具体内容，不愿陈述，也不敢申辩。有的交警甚至不告知拟作出的处罚种类和罚没款的具体金额，只告诉相对人一个罚款的幅度。
告知送达未遵循法定顺序。有些交警在行使行政处罚权过程中，其告知文书送达并未按照按照规定的先后顺序执行，尽最大可能送达到当事人手中。即能直接送达或委托送达的不邮寄送达，能邮寄送达的不公告送达。有的直接夹着车辆的玻璃上，也不考虑行政相对人是否切实收到，知晓自己受处罚的事实。
告知复核未及时。在法定的陈述、申辩期限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及时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对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内容和复核情况要有详细记录。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成立的，办案机构应予以采纳。只有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才视为放弃此权利，才可以按程序下发处罚决定书。但现实中，有些交警在行使处罚权过程中，很少耐心地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诉，更有甚至直接不告知行政相对人拥有这项权利，更无法谈上说有陈述、申辩权了。
三、陈诉申辩制度缺乏有力的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有利于督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正确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减少和防止错误的行政处罚决定，充分保障和维护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伴随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沟通能力的提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如行政告知内容增加“证据、自由裁量的主要因素和拟定的具体法律责任”等内容；允许行政相对人既可以向案件处理人陈述和申辩，也可以向处理案件的行政机关法制部门陈述和申辩。但在现实执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权利受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侵犯确基于未能提供足够便利的程序而无法行使该项权利。如：我们常了解到，行政相对人在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政处罚后，由于维权成本高、或者嫌麻烦等原因很少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其陈述、申辩权在因复杂而被迫放弃。
四、处罚过程重处罚轻视教育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 3 条：“对违法行为的处理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采取“沉默执法”的方式，其实这也是 “养鱼执法”一种表现，导致许多人在车辆年检或驾驶证年审时才得知有违章记录，且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加处滞纳金，累积金额让其难以承受。曾轰动一时的事件有北京“杜宝良”一案。3在这一案例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明知其违章上百次却不予告知，而是采取守株待兔，不教而诛，一罚了之的做法，最后导致天价罚款，无疑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埋下了隐患。同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的做法也备受质疑，没有做到“依法执法”，更没有做到“执法为民”，更无法体现行政处罚的预防和教育作用，违背执法公开公正透明原则，极大地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刘吉光,程峰.公安交通非现场执法模式研究[J].道路交通与安全,2004年第2期
[2]于春全.公安交通行政执法中的几个问题[J].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刘轶.论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法律适用[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4]武塑.交通管理中公安部门非现场执法问题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5]杨杭.对完善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思考[J].公安学刊,2005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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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独立学院刑法教学中已经普遍穿插了案例教学,但由于独立学院发展历史不长,师资队伍还不很稳定,教研投入力度有限,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还存在不少阻碍和问题。
1.案例教学方法相对单一。理论讲授法仍然是当前独立学院刑法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讲授过程中任课教师大多会穿插案例教学,但案例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举例的方法是通常使用的方法,主要用于解释某一刑法基础理论知识。“案”“理”结合不紧,很多时候是教师设问,教师自己回答,学生参与程度低,学习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起来。教师没能精心设计案例教学课程,在教学活动中仍然扮演着中心角色,案例讨论的课堂组织不到位,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没能得到培养和锻炼。
2.案例教学课时不足。很多独立学院刑法教学按总则与分则分上下两个学期完成教学,每学期周课时3节,其中实践教学课时没有硬性规定,因需要讲解的内容较多,整个刑法教学基本以理论讲授形式进行。案例教学需要全面了解案情、分析探讨争议问题,常常要花不少教学课时,很难从现有的每周3节课时里抽出时间组织案例教学。
3.教学案例没有系统化。案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任课教师往往随机从网上收集案例,很多案例都近乎虚拟,案情设计有些理想化,案例争议性较小或代表性不强,当地法院时新的审判实例使用不多,没有形成统一的刑法教学案例集。
4.案例教学考核方式不尽科学。案例教学考核机制不健全,目前针对案例教学的考核方式主要是期末考试的案例分析题,这种考核方法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能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
5.案例教学配套机制不健全。案例教学不仅涉及教学方法和理念的革新,还需要教师素质的不断提升、教学管理和教学内容的不断完善以及学生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但从当前独立学院案例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案例教学的教学思想和理念上尚未形成正确、统一的理解和认识,任课教师组织案例教学的积极性不高,教研组织力度不够,而且,案例教学师生素质也难以满足严格意义上案例教学的要求。
二、独立学院刑法案例教学改革设想
独立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要求学生具有更强的实践能力,刑法案例教学的改革和运用是切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改革刑法案例教学模式
刑法案例教学本身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涉及教师的讲授方法,还涉及学生的参与方式和课堂氛围。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采取多种教学模式:
1.列举案例教学模式。这是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刑法教学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模式。列举案例教学是指教师在授课中,为了解释某一法律理论、法律条款或某一实践问题而列举一个或一组案例进行示例性解说的教学方法。列举案例教学对案例的细节没有过多要求。可以是几句话就讲完的一个案例,也可以是在一节课内讲完的一个案例。既可以是实际案例,也可以是教师根据有关材料加工而成的案例。
2.课堂案例讨论模式。课堂案例讨论模式可选择使用,课堂讨论可以小组讨论或对抗辩论形式进行。重要的讨论案例应课前提供给学生预习。小组讨论时小组成员可相对固定,一般为4-6人,小组讨论时,每个成员都要求充分表达个人观点,教师可选择部分小组当堂进行观点阐述,最后任课教师进行点评分析。对抗辩论通常将全体学生按照观点不同分为2-4个小组,经充分讨论后以小组形式当堂进行课堂辩论。辩论过程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同学、师生间的交流和了解,也能有效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表达与合作能力。
3.模拟法庭模式。刑事案件的模拟法庭教学可与“刑事诉讼法学”课程教学同步进行。由学生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角色,利用律所或法院提供的真实案例,按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模拟审判。学校需建设模拟审判法庭,并购置必要的服装和器具,力争达到仿真效果。模拟法庭教学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使用次数不宜过多,一学期以3-5次为宜,每一个角色可由3-5人担任,学生可更换角色进行操练。
4.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由教学单位开设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凭借自己已经学到的法律知识去办理真实案件的教学方式。诊所通过指导教师(Clinic Professor)指导学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文书、或参与案件等方式,促使学生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主动学习法律和运用法律,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同时,也使学生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得到增强。
笔者所在单位早在2006年就建立了江西省第一家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一直以来,利用这一平台,在法学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学生对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代书、调解、调查和诉讼等法律服务。学生参加法律服务的热情很高,所有参加法律援助的同学都认为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课堂教学中不能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得到了有效地培养。这种教学模式一般是利用课外时间进行,需要任课教师课外进行单独指导。办案过程中,教师可拿些典型问题到课堂讨论,教学效果非常好。
(二)合理分配教学时间,保证必要的案例教学课时
《刑法学》计划课时一般为108-126课时,而需要讲授的内容较多,如果面面俱到,则完不成教学任务,根本没有案例教学所要求的分析和讨论时间。任课教师应合理分配讲授课时,挑选各章节的部分内容着重讲解后,类似内容可通过案例教学形式完成。这样既避免了连续理论讲解的枯燥,又挪出了案例教学时间,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刑法分则的讲解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挑选重点罪名进行案例讨论式教学。
本课题组还设计在《刑法学》课程结束后,作为必选课程开设一门“刑法案例分析”课程,约18-20课时(9-10周),时间安排在大三年级。主要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锻炼学生逻辑思维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同时紧密结合司法考试题型,训练学生充分运用已有的刑法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律诊所式教学也可在这一阶段进行。
(三)收集典型刑法案例,编辑刑法教学案例集
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过于简单的案例,没什么争议,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案例太难,让学生不知从何下手,则会产生畏难情绪或依赖思想,容易造成冷场,也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有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针对性,难度要适宜。
采取案例教学法,应该精心选择并编写系统案例。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案例要新颖。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其二,案例要典型。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其三,案例要系统。根据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配备相应的典型案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同时,根据理论学习的需要选定案例,并设置问题的广度、深度和难度。其四,案例要多样。既要选择仅涉及一个问题的单一题眼的案例,也要选择适量的综合性较强的案例;既要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要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要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要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
(四)改革刑法学课程考核方式
刑法学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可由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面试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1.平时成绩。课堂表现应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重要部分,课堂案例分析和讨论是记录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任课教师要对学生课堂案例分析讨论时的表现进行及时的记录和评分,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案例研讨的积极性,保证学生适应从被动旁观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换。
2.面试成绩。面试以现场抽题并口头回答问题的形式进行,主要题型为案例分析。面试可以很好的检测学生的口头表达、逻辑思维、心理素质以及应变能力等。学生抽题后需有必要的思考时间,教师当堂根据学生表现,记录学生得分。评分时既要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判断结果,更要注重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思维过程,教师需及时点评,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
篇11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客观真实性、较强综合性、深刻启发性以及突出实践性等鲜明的特点。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教学法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该法学院院长兰德尔废除了过去那种整堂课都由教师讲授，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方法，而代之为案例教学法。但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案例教学法是起源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倡导与宣传下，课堂之上采用了一种形式新颖的案例形式的教学模式，选择的案例均来源于商业经济管理活动的真实事件，通过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和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的讨论之中。
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刑法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质量。怎样通过案例教学来提高刑法课堂教学的效率成为极其重要的任务。
一、重视案例教学在刑法教学模式中的作用
我国以往的刑法课堂教学中，案例教学实践当属于薄弱项目，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信息交流模式的单一性，教学倾向于法学理论，造成了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些抽象乏味的理论知识，用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但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不强，也就是所谓的实践能力较差，往往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却不知如何解决。在近年来的刑法教学模式改革中，因为案例教学模式实现了教与学之间信息交流的双向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发挥了教师的指导作用，该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可以充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自身的主动性
教师在教学中起的是传授和指导的作用；而学生则是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学习过程的主体，教师以学生的学为中心进行教授知识。只有充分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教学质量才能提高，教学才称得上成功。选择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案例运用到课堂教学上，让学生进行自由讨论和交流，这样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二）树立学生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
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部门法学科，学习刑法学当然离不开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其实就是一种开放性的、动态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就在于通过让学生分析讨论一些典型的案例，让学生接触真实的事件，学生也就有了实践的机会。通过对具体案例的思考，促使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是学生树立一种解决问题的意识，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有利于提高教师水平和课堂教学效率
教师可以在课堂之中运用案例进行教学，这种新颖且形象生动的教学模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一味强迫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问题，而无法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看法。以最少的时间付出换取最大的学习成果，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效率的最优化，这就是刑法案例教学最大的优点。案例教学之前，教学老师要做好组织和准备工作，所以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且还得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互融合的能力，能够站在该门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挑选出一些合适教学的案例。这也就促使教师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操作水平和业务实践能力。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也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让他们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在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个人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二、刑事教学案例的运用
案例的运用一般包括刑事案例展示、组织学生讨论、总结评述和学生提问四个步骤。展示案例是运用该教学法的前提和基础，它要求教师事先对案例的选择进行准备。组织讨论是重要阶段，总结评述是关键，学生提问是升华。一个成功有效的教学案例至少要经历这四个关键阶段。在选择案例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准备：
首先，案例的选择应做到课堂教学案例与实践教学案例并重。课堂案例，顾名思义，就是在课堂中所讲授的案例，既可以是教师在课件中准备的案例，也可以是临场发挥、信手拈来的案例，还可以是学生提问引出的案例。总之，只要在课堂时空之下所举之案例，都属于课堂教学的案例，课堂教学案例的举授是传统案例教学法的关键所在。
其次，在案例选择时，要做到真实案例与虚拟案例相结合。[4]真实案例是发生于社会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学生们学起来会感到亲切，容易引起兴趣和共鸣。与真实案例相对的是虚拟案例，它的作用在于对真实案例的补强。虚拟案例具有较好的知识延展性，可以根据教授内容进行展开和创作。此外，它还可以涉及到一些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疑难案件。
（一）案例展示
事先呈现案例可以说是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要想让学生在讨论时有话可说，就必须事先让学生知道案例，同时必须告知学生需要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以便使学生在思考问题时有一个大概的方向，这也起到了引导学生的作用。呈现案例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普遍使用的方式是给学生发送纸质文字资料。这种方式比较直接，学生也容易接受，但缺点是成本有点高，有些学校可能没有这笔项目支出，教师仅靠自己力量也无法满足需要。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运用多媒体呈现案例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其优点是直观、简洁，运用得当可能会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可由于缺乏像纸张那样的载体对文字加以固定，只能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不利于学生们下课后对疑难问题搜集资料。另外，教师口述也未尝不是一种好办法。因为学生想听明白案例就必须得从头开始专心致志的听，他们在听的过程中就可以对案例进行简要的分析了，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是案例教学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实践证明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否都直接与组织讨论这一环节存在很大的关系。一个好的案例教学必须有组织地分析讨论，讨论得越深入、辩论得越激烈就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就越能锻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全面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就越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就案例中的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赞同、质疑、批判其他同学的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阶段，教师需要注意的是自己只是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才是讨论的主体，教师不能过早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如果教师这样做，就会使那些与老师观点不同的学生，没有勇气再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就会导致讨论过早的结束。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讨论不是乱论。良好的学习氛围不能被不严肃的乱纪行为破坏，因此，笔者建议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分小组进行，以便教师可以在讲台上清楚地监督到每一位同学。
（三）总结评述
总结评述阶段是案例教学的关键阶段，它是指在组织学生讨论阶段结束后，教师对这次讨论的问题的总结性陈述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应该把握全局，学生们在讨论中就案件的问题所在提出的对各种观点做全面点评。同时，教师应该对所讨论问题所涉及的理论背景、观点给予交代和评述，使学生能够知其然更能够知其所以然，加深学生对刑法理论的理解。另外，教师还应该就本次讨论中出现的问题给学生提出改进的方式，当然，成功之处也应当给予表扬。
（四）学生提问
那么，是不是在教师做出总评后，一堂案例讨论课就结束了呢？此时，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学生提问。正如哲人所言发现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难。在这个环节，学生可以针对有疑问的问题自由地向老师提问。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说明学生真正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老师应该逐一回答学生的疑问。这一环节可以使整个案例讨论得以升华，也集中体现了师生在教学中的互动关系，让讨论课在充满知识与和谐的氛围中结束。
三、选择刑法教学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刑法案例教学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案例的选编和运用。因此，当我们在选择案例时，应当抓住所举案例与刑法教学内容的关系，着力注重所选案例的特点。对此笔者认为，优秀的教学案例应当具备如下特点：
（一）针对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应根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需要，有的放矢。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使用与上课内容无关的案例。这一点就要求老师在选取刑事案例时应避免选取的刑事案例所涉知识点过于分散，这样容易导致学生注意力的分散，不利于其清晰明了地掌握课堂的重点及难点。如在学习律师伪造证据罪，重庆李庄案可以起到针对性的效果，便于学生充分的理解该法条的内涵。
（二）典型性
刑法案例的选编要注重案件事实与所蕴含法律理论知识、法律规则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力求真实，真实的案例易激发学生深厚的学习兴趣，学生感兴趣就会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积极发言，课堂学习气氛活跃。但应当注意的是，案例的典型性在于案情与法律规则内涵的相关性，而不在于案件所产生的新闻效应。因此，不能仅仅凭新闻效应来选取刑事案例。如对于故意杀人罪，现实中报道的各类杀人案件也需经过严格筛选才能作为教学案例，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媒体为了夺取大众的同情心，可能对案件事实进行过分夸张的报道，这类案件自然不能作为案例教学。
（三）启发性
篇12
所谓“法外空间”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二是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却无评价。而我们在这里侧重论述的则是后者。因为前者是极易弥补的，我们一般通过新的立法即可做到。而如何应对后者即法“无评价”则是颇费思量的事。
对一行为举止“既不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亦不能评价为违法的”。这正是法“无评价”的难题所在。而且那种试图以“没有禁止的”语词来表达上述的复合行为举止的做法也并不完全恰当。试举例来看，在刑法的视界中，紧急避难（区别紧急避险）、堕胎、自杀等实例，即为法无评价之情形的法外空间问题。其法律规则在于，刑法上的相关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变得不可惩罚，即不违法、无罪责或者其他等等。往往对此问题，立法者没有加以规范，将它留给了司法实务与学说，甚至公众舆论。拿德国刑法典来讲，就曾有人建议在法典内，如刑法第218a条：不依第218条处罚怀孕妇女，使用“如果…，…是不禁止的。”取代“不可罚”。这样才能确保怀孕妇女的行为不可非难、不违法。当然，这一说法随后即遭到了德国立法者和联邦宪法院的反对。不过，类似的情形，我国刑法典（1997年）也出现过。比如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
那么到底所有与刑法相关的行为举止，是否都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与“违法的”呢？通过上面的表述看，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在带有悲剧性的冲突与发生危及生命的情形。比如，极享盛誉的古希腊哲学家Karneades（生于公元前214年），就留给我们极著名的“木板”案例：两位（假定为X、Y）遭受船难者要求助于一块漂浮的木板，但此木板看起来只能承载一人。因而，二人都极力动武，迫使对方拿不到木板。结果X获救，Y溺毙。
若依刑法信条论通说，在不法领域内只有“合法的”与“违法的”两项评价。Y溺死，X爬上木板获救。要评断此案例，只能以可宽恕的“紧急避险”处理。
再回顾一下上述案例，显然，当二者遭受船难者为木板相互争斗时，此际理应认定为违法的攻击。而对抗不法的攻击，在刑法上，又是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这样一来，两人都有对抗对方的正当防卫权。可是，刑法规定对正当防卫行为是不能反防卫的。如此则势必陷入僵局和死胡同。因为攻击和防卫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同一行为既是合法，又是不合法。
自然，由于对此类行为的“无评价”，抑或无计可施，刑法的地位就变得尴尬起来。不论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平等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时都变得空泛和乏力了。因为法外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法律规范间接地承认对此放弃评价。那么我们就必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原则来适当填补刑法规范的“无评价”。为此，现代法治国家的恰当做法应是，在刑法中引入道德、惯例、风俗、习惯等补原则和多元风险社会所必需的宽容原则。
一、补原则
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补原则，一方面针对国家集体主义与极权主义，保护和防卫人的自由，即保持其相对于较高法律位阶主体（通常是国家）的独立性，并平衡人们之间在法律上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即对抗形式的自由主义。这主要还是涉及国家对自由的保障和支持的问题。如此一来，规定补原则即具备了它的双面价值：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消极意味着国家不允许在个人或团体成员根本不需要的帮助时，而实施帮助行为。积极意味着国家在个人或团体中无人能完成应为任务时提供协助。这些也正是为什么该原则在宪法或其他别的部门法中颇受争议，而在刑法中却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而且由于“刑法不完整的本质”，刑法仅能在保护社会成为势所必需时才能介入。由此可见，该原则不是意在规制刑法的社会功能，而是为刑法的干预设定了明确的界限。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道格拉斯·N·胡萨克在谈到什么是犯罪时所指出的，“依我之见，只有有罪过的、应受惩罚的、非道德的行为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的角度看公民有权实施，又怎能想象国家因此而有理由来处罚他呢？”毋庸赘言，刑事责任对道德、政治哲学具有巨大依赖性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什么行为具有应受惩罚性，以及国家为什么把一些行为（如杀人、纵火等）规定为犯罪，而把另一些行为（如成年人双方同意的性行为、自杀等）不规定为犯罪。对这一点，不是我们现在才要求人们明确无误的，而是早在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中就表达了类似思想，即国家在创制法律时对个人拥有的道德权利必须予以关注。
二、宽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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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要与教学目标和内容相一致，即要具有针对性案例选择的针对性是指教学所选取的案例应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与教学的重点及难点问题具有关联性。刑法教学中要通过刑法案例的教学，使学生加深对课程重点或难点的理解，并能运用所学的刑法理论知识分析解决案例中所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从而起到提高学生专业理论水平和锻炼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双重效果。基于此，在选取刑法案例时应该综合分析，一要注意所选取的案例与教学目标和内容是否相关联，二要注意所选案例所涉及的知识点是否过于分散和单一。所选案例如果与教学目标或者内容不具有关联性，就不符合针对性的标准，拿它来进行刑法教学也就失去了案例教学的意义。但是，即便具有针对性，如果所选案例涉及的知识点过于分散和单一，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同样也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当然，有些案例过于复杂，涉及的问题过于分散，这种案例比较适合在综合讨论中应用，而平时课堂讨论的案例应力求知识点集中，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检测教学目标是否很好地实现，更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
(二)案例本身必须蕴涵一定的法理，即要有典型性案例的典型性是指，所选取的刑事案例在全国和某一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大家比较关注并且案例本身蕴藏了某种法律关系或者法律理论，需要学生运用理性思维来分析隐藏其背后的法理内容。比如对于盗窃罪、侵占罪和诈骗罪的理解，许霆案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案例。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错误连续取款十几万元，一审法院判其无期徒刑，判决后社会影响非常大，不同阶层的人对此看法不一。普通民众认为无罪，理由在于引起事件的原因在于银行，银行自己责任也很大。此案在法学界也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许霆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许霆只负有返还的义务，追究刑事责任明显错误;有学者则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对于具体构成什么罪则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构成盗窃罪，有人则认为构成侵占罪，也有人认为构成诈骗罪。对这个案件的讨论，有利于学生掌握盗窃罪的基本构成，正确区分盗窃罪与相关财产犯罪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典型案例一般应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应具有较大的新闻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案例的典型性在于案情与法律规则的相关性，而不在于案件所产生的新闻效应［2］。因此，不能仅仅凭新闻效应来选取刑事案例，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三)案例应该适宜教学，即应该具有适宜性所选取的案例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适宜教学。详言之，在内容上，案情应该简洁、难度应当适中。如果案情过于复杂，难度过高，超出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际能力，他们就会百思不得其解，寻找不到分析问题的入口和路径，就会使其学习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而案情过于简单、难度过低的案例，同样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形式上，案例应避免过于冗长复杂，否则会浪费过多的课堂时间，也不利于让学生抓住案件核心。因此，教师要遵循适宜性原则选取刑事案例，并对案情进行梳理分析和全面掌握，对所选内容有所裁剪，以便更好地运用到教学中去。
(四)案例要具有一定的思维拓展性，即应该具有启发性案例教学所选取的案例应该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进一步思考。这便要求案例应具有一定的疑难性，必须隐含一定的理论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正好也是学界争论不休还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理论命题，这样可以启迪学生思维，为他们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例如许霆案对于学生认识财产犯罪就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针对“秘密窃取”是不是盗窃罪的必要条件、“机器能否被骗”等理论问题学生可以深入思考，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二、刑事教学案例的运用
案例的运用一般包括刑事案例展示、组织学生讨论、总结评述和学生提问四个步骤。展示案例是运用的前提和基础，组织讨论是重要阶段，总结评述是关键，学生提问是升华。一个成功有效的教学案例要至少经历这四个关键阶段，当然，还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延伸，即要求学生写小论文。但这似乎超出了课堂案例教学的范围，故这里不予论述。
(一)案例展示事先呈现案例可以说是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要想让学生在讨论时有话可说，就必须事先让学生知道案例，同时必须告知学生需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以便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搜集相关资料，并结合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当然呈现案例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普遍使用的方式是给学生发送纸质文字资料。这种方式比较直接方便，学生也愿意接受，缺点是费用成本有点高，有些学校可能没有这笔项目支出，教师仅靠自己力量也无法满足需要。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运用多媒体呈现案例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其优点是直观、简洁，运用得当可能会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缺点是只能当堂讨论，由于缺乏像纸张那样的载体加以固定，下课后不利于学生根据具体问题搜集资料。这样课堂讨论很难深入进行，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二)组织讨论组织讨论是整个案例教学的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实践证明案例教学的成功与否都直接与组织讨论这一环节存在很大的关系。一个好的案例教学，必须有组织优良的分析讨论，讨论得越深入、辩论得越精彩就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就越能锻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就越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就案例中的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言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赞同、质疑、批判其他同学的观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阶段，教师需要注意的是自己只是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才是讨论的主体，教师不能过早表达自己的观点，以避免窒息同学的热烈讨论［3］。同时，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因材施教，注意观察不同学生的表现。对于思维敏捷、脑子反应快的同学要启发其对问题做深入思考;对于害羞不敢发言的同学要多加鼓励，并有意识地给其提供更多的表现机会;对于懒惰不想发言的学生要进行必要的强制，例如将平时发言和最后成绩挂钩，迫使其端正思想，认真准备;对于想发言但脑子稍微迟钝的学生要适时点拨，避免学生的讨论出现尴尬局面。
(三)总结评述总结评述阶段是案例教学的关键阶段，它是在组织学生讨论阶段结束后，教师对这次讨论的问题的总结性陈述阶段。在这个阶段，教师应该把握全局，对整个讨论的过程以及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全面点评。同时，教师应该对所讨论问题所涉及的理论背景、观点给予交代和评述，使学生能够知其然更能够知其所以然，加深学生对刑法理论的理解。另外，教师还应该指出本次讨论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为学生指明今后改进的方向。
(四)学生提问一个完整的案例讨论课，应该给学生留出一定的答疑时间，这一般发生在教师总结评述结束后，学生可以针对有疑问的问题自由地向老师提问。老师应该逐一回答学生的疑问。这一阶段可以使整个案例讨论得以升华，也集中体现了师生在教学中的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