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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生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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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推而广之，“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但约言之，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时，其势力、影响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则提倡“兼爱”，主张要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也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人人都应当尽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两家的学说也有区别：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墨家则强调爱不应有等级差别，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墨家这种兼爱主张虽然胸怀更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爱更易实行。另外，儒家的仁爱以情感和伦理为本位，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造成了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不同历史命运。
（二）“五伦”“十义”。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需要明确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曾对基本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准则有个简明而权威的界定，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便是按照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在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十义”说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三）“知礼以立”。“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对于当时各种破坏礼制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无礼”之举的严厉批评。出于维护礼教制度的权威性的考虑，孔子强调要维护“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他同时也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也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调整。
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在这位史学家看来，不同事物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是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孟子重视“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则倡言“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
“和”的思想极富辩证意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实践下，它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当中，最终融化成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中华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始终以一种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主张辩证思维
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一）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的《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二）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周易大传》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篇3
教材上的定义是：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却说：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两者的论述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前者是从哲学的构成方面来说的，后者则强调了哲学对人生意义。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学习哲学的目的是指导人生，只有学以致用才是哲学最高的境界。
二．比较各哲学流派，我觉得，哲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最为直接有效。
下面，我将简单论述哲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哲学开宗明义，他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他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都要坚持物质第一性，客观看待我们的世界。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是对唯心主义最彻底的打击。他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实践的前提是认识我们的世界。有人把实践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因此有了空中楼阁这样的闹剧；有人把实践的成败寄托给“神仙魔法”，于是有了这样的社会毒瘤。可见，认识的偏失直接导致实践的失误。好在，用强有力的证据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认识方法，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仙魔法，要改变世界，要完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去实践。因此，我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才会有能力科学的规划自己的人生，而清醒的标准是什么？是能看清世界的本质，正确认识自我。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精华。他不但指出了事物的联系，还提出了科学的方法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唯物辩证法有着科学的本质和惊人的魅力。对人生而言，辨证的看待人生，规划人生也极为重要。比如，眼下正处于高中阶段的我，我要知道我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要学会抓住知识的重点；学科之间要统筹兼顾，清楚不同学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还要有举一反三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勿容置疑，生活里处处都是哲学，处处都有辩证法。
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可以理解并运用这些辩证法，按规律办事，势必会有所斩获的。钱学森先生曾在一封信里说，哲学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一个懂得规划人生的人，就要辨证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为人生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目标，在不同人生的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自我发展。
另外，哲学对人格塑造也极有帮助。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生的真正价值是贡献。历史也证明，任何违背人民意愿，伤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会被人民的力量所消灭。因此，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我很欣赏里根总统的那句名言：不要问祖国给了你什么，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做过什么。是呀，当我们这样或那样抱怨我们的社会时，我们问过自己的责任吗？问过我们为国家贡献过什么吗？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样的人生还算有意义吗？古往今来，死去的王侯将相多得多，但能被人记起的又有几人。能被人们记住是大义凌然的民族英雄，是甘于奉献的正人君子。
三．哲学是赋予人生以目的和意义的世界观。
哲学是人类心灵深层的伟大创造，其主旨即在于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地升华，在精神境界的升华中崇高起来。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是人们追求崇高的过程，也是使人们自己崇高起来的过程。
参考文献：
篇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使世界文坛越来越多的作家焦虑不安。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思考这一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就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艾特玛托夫于1970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白轮船》，这是一部在人与大自然主题中充分渗透道德哲学内涵的作品。该小说自然情节的描述并不复杂，但在描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却让伦理道德思想得以深刻的体现，被认为是作家的巅峰之作。这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被遗弃在外公家的七岁孤儿，没有名字。孩子喜欢到山顶上眺望碧蓝的伊塞克湖，寻找一艘游弋在湖面上的白轮船。他听说爸爸是水手，于是他渴望变成一条鱼游到湖水里，上船扑向爸爸的怀抱。外祖父给他讲长角鹿妈妈的故事，那是个动人的传说：长角鹿拯救过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但后来鹿妈妈的后代遭了殃，成群的鹿被杀害了。从此，这个地方再没人看见过鹿。小男孩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有一次小男孩突然看见了两头小鹿和一头白色母鹿，他好像在梦中，一口气跑回家，告诉了外公。可是，第二天，正当小男孩昏睡时，一声枪响把他惊醒，他看见大人们忙里忙外，孩子在棚子里看见兽皮和鲜血，再看墙根下带角的鹿头，他浑身冰凉、毛骨悚然。他听见可怕的笑声，觉得有人拿斧子对准他的眼睛，他惊恐地拼命躲闪。谁也没注意，孩子摇摇摆摆走到河边，跨进水里，去寻找他梦中的长角鹿妈妈和白轮船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人们维护真理、保护自然的良知。
二、生态文学的特点
生态文学是当代文学与生态思潮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一个崭新的文学现象。它以人与自然为主题，以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为起点，从道德与精神方面探索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新内涵，来唤起人们珍惜我们的家园――地球。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生态文学专家。当人类生存遇到困境和大自然遇到生态危机时，他哲理性地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艾特玛托夫在1985年2月17日第七期的《莫斯科新闻报》答记者问中曾说过：“四十年来，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于是，有些人便自我陶醉，丧失了记忆，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而不追求精神享受。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自我感觉才是使他配得上活在地球上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心安理得地拼命追求升官发财，一味伪善，首先要使自己不能称之为人，就像我这部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那样。眼前的利益不应夺去我们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铁面无私的良心。而良心是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背叛他精神上的最高理想的。”作家认为，人与大自然应当具有相同的权利和地位，人们应该抛弃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大自然平等、和平相处，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人类社会，这正是当代社会人们面临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艾特玛托夫从哲理的高度思考了人与大自然的内涵及关系。这是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使人们的自然生态意识能够觉醒，表现出一种超前的生态观。艾特玛托夫通过《白轮船》这部小说，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即人类不仅应该对自己负责，还应对地球负责，同时还得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随着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类必将毁灭自身。
艾特玛托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
艾特玛托夫说过：“我越来越相信，小说的哲理性比重应尽可能增加，如果哲理性的比重小，而以主题的迫切性取胜，那么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就会失去意义。”不难看出，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
艾特玛托夫非常热爱大自然， 深刻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 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他说：“热爱大自然和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题材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 事实确实如此，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生存，开始对大自然进行疯狂掠夺，包括污染环境、无序地残杀稀有动物、乱砍滥伐，所有这些行为使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艾特玛托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在《白轮船》中涉及了这一主题，抒发了自己的见解，从人是大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
一、人是大自然之子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人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 ，“我们连同我们自己的头脑、血和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者得出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共赢和共荣的关系，而不是征服、改造和索取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朋友关系，那么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必须尊重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克服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思想，树立人与大自然和谐并进的科学发展观。艾特玛托夫向来反对“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征服者”与“统治者”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反对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切行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人应把森林当做“绿色的朋友”， 把动物视为“人类的小兄弟”，这才算得上是 “自然之子”。
在小说《白轮船》中，当孩子惊喜地发现了三头梅花鹿的时候，鹿也同时发现了孩子，但它却却并没有害怕，“这头长角鹿妈妈细心而安详地朝孩子望着，好像在回忆：它在哪见过这个大脑袋、大耳朵的孩子的……小鹿肥敦敦的，又结实又招人喜欢。它忽然又抛开柳条儿，活跃地跳了起来，拿肩膀去蹭母鹿，围着母鹿转了一会儿，开始撒娇了，拿它那还没长角的头使劲地擦鹿妈妈的两侧。长角鹿妈妈静静地望着孩子。”
艾特玛托夫在《白轮船》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自然生态美景，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友好地共处着。这正是作家殚精竭虑的东西，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流露。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始终把自己与大自然的关系认为是主仆关系，始终没有超出这个想法。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就是把人类自己同自然界分割开，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以统治者自居，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人类是自然界的婴儿；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仆人，就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一无是处，面对自然侵害时逆来顺受，这也是不合常规的。从世界文明史来看，这些思想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超越这个层面，从思维上进行理性的探讨。要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就必须抛弃旧观念，注入时展的新内容。如何才能做到这一切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们是仆人”的关系，更不是“我们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关系，而是人类是自然之子。所以我们应该放下主人的傲态，放下仆人的卑态，平等地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理性地与大自然握手，与大自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才会越来越美好，人类的生活前途才会越来越光明。
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规律的客观性、顺应自然。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发展。人类由于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自然而频频招致大自然的报复。当前人类的居住环境日趋恶劣，都是因为人类违反大自然的规律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平衡，并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而掠夺大自然、残杀万物生灵、毁坏大自然的过程，就是人类破坏平衡的过程，也是人性道德堕落、变异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残忍、贪婪、自私、冷酷、功利主义就会得到恶性膨胀，就会导致人的本质的蜕变和精神的堕落。艾特玛托夫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同人道主义、人性联系在一起，把人类是否尊重大自然当做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善恶与否的标准，并把不同的人们之间因为不同的观念而引发的冲突归纳到善恶冲突的范围。
《白轮船》中描写了善和恶两类人。莫蒙爷爷和孩子是善良人的代表，他们不仅对人友善， 对自然也是和善的。莫蒙爷爷是护林所唯一一个尽心尽力看管森林的人，他说:“看管森林的人，就是不让树林受到任何损失。”他相信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把白色长角鹿妈妈看成是吉尔吉斯民族唯一的恩人和母亲，对她敬若神灵。《白轮船》中的小男孩也热爱大自然，在林中虽没有小伙伴儿与他玩，但是他并不孤独，因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朋友，吉尔吉斯古老的长角鹿母的传说滋润着他的心灵。莫蒙和小男孩儿都是与自然亲和为善的代表，是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明，正因这一点，人类才优越于其他物种，人类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小说《白轮船》中，护林所的领导奥罗兹库尔谋取私利，偷伐森林。当树林中突然跑出三头美丽的梅花鹿时，善恶两类人的态度完全相反。莫蒙爷爷和小孩尽力想为长角鹿妈妈的后代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护林所领导奥罗兹库尔等人只看到鲜嫩的鹿肉和硕大的鹿角。鹿的出现，瞬间将两类人分为善恶两类。艾特玛托夫把对待大自然中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方式和不同态度，作为判断人类善与恶的标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每种动物的悲惨遭遇最后都以人的悲剧为结局。《白轮船》中三头梅花鹿的死让莫蒙爷爷非常痛苦；而纯洁天真的孩子，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于是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河边，直接跳进了水里。 就连残酷屠杀梅花鹿的奥罗兹库尔，最终也没有落下好下场。他的这种行为远不止他一人所为，他只是作家塑造的“恶”的形象代表。他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始祖、对自然的背叛和对传统道德的否定，又是“对神话传说的轻蔑，也是对千百年传统精神财富的弃绝”。
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
艾特玛托夫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作了更深刻的揭示，从人是自然之子和大自然是衡量人类道德的标准两个层面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意义。同时，作者也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及意义。《白轮船》提到科克泰的贪婪、奥罗兹库尔的虚荣与傲慢。他还强调:“贪财、权欲和虚荣心使人苦不堪言，这是大众意识的三根支柱，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支持着毫不动摇的庸人世界。大大小小的罪恶都藏匿于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人世间善与恶，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些最平淡无奇的事物中”，但是，“为什么总是恶战胜善呢?”这才是艾特玛托夫思考的主要内容。它总是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现在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的善与恶的冲突、对抗中，总是把人的善恶与保护大自然联系起来。因此维护人与大自然的统一和谐，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间的真善美!艾特玛托夫认为，要想根除破坏大自然、虐杀生灵、掠夺自然资源的恶行，就必须树立人们心中的善意，只有善意根深蒂固，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大自然才会得到保护，人类才不会面临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威胁。否则，人类将“由于自己的暴虐而毁掉这暴虐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韩捷进.艾特玛托夫[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30.
[2]胡志文.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土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01):99.
篇5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篇6
这一学派的出现与存在，在国内酝酿了二十余年，一系列文章与著作行销国内，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交流观点并获得众多知名专家的认同或支持；只是因为传统思维方法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的严重滞后，人们无法认定它的名称与实质而已。现在依实而命名，称之为“科学人文学派”。其实质是以科学态度与方法对人类古今文明发展事实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属于人类生活中自然存在的美学、哲学和人文文化本质与发展规律，从而建构一个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思想体系。科学主体论美学与科学主体论哲学是统一为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完整事实为研究对象；但是哲
学倾向于人本身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研究人怎样掌握世界亦即掌握世界的思维与方法的问题，而最终又回到人自身的现实生存、文化存在、创造超越与价值实现等问题上的研究；而美学则要以此为基础提升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上，建构美学价值的科学原理体系，并用于评判人类各类文明的价值。当然，这不是旧美学，而是科学主体论美学。如果说科学主体论哲学是学问的王冠，那么，科学主体论美学便是王冠上的明珠与钻石。这一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的特征是科学与人相融合的整体性和这一整体组织的历史实证性；基于此，便具有较严格的科学性、极强的现实应用性、无限的开拓性与未来发展性。
一、科学的呼唤，时代的需要
现代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正在进入科学化的新里程。科学，不是随意性的、独断论的、猜测性的、工具主义的谎言或假学问，而是严格科学的与实证的、努力追求真实而具有较大完整性的学问体系。
东西方一切有科学与人文价值的文化，也必然要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即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与历史观的高度上汇合。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观是在历史发展的整体事实高度上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价值观体系。马克思认为，人类是按美的规律造形。美的规律指的是人们审美需求和审美评价的内在原理，也就是美学的科学原理；按美的规律造形，就是按美学的科学规律去创造一切文明事物，包括人自身、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可见，马克思是站到人类历史高度上把握审美与创造规律的，这里体现了美学观与历史观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整体的思维方法。恩格斯的美学观同样主张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价文学艺术作品，并认为这是最高的标准。显然，这也是在历史高度上掌握美学价值指标，在美学与历史观统一的整体高度上评价文明事物的美学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显示出他们思维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只有较完整的事实才是更为真实的，也才是更为科学的；反之也一样，凡科学的，就必须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必须是完整的。美学、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必须达到完整（相对），它们才可能是真实的与科学的。对经验（关于事实的知识）来说也一样，只有完整掌握对象而构成经验总体，才能形成科学的知识；而不完整的经验虽有部分真实性，却达不到对于对象的真知。因而，一切真知都必然是整体把握事实的完整经验或经验总体（即马克思所谓“具体总体”）。
马克思的科学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观点是马克思学说科学性的精髓，在社会人文学科科学化的今天，它必然要被弘扬承继；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日益重视科学化的当代，也必然要被吸收而融合为一体。在现代美学与历史的高度上，人类思维与思维方式达到一个新的完整高度；更为符合人类自身的学问——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也就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而悄然诞生。我们可以说，各门科学，特别是美学、哲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科学化，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社会人生和现实生活发展的自然规定。人类科学意识呼唤各门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生活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人文意识的科学化。
可是，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发展道路，人类的传统文化总是以无形的网络牵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文明进步与相反力量的矛盾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自然人性的伸展力量与扭曲或异化人性的力量之间的根本对抗。自20世纪向21世纪行进的人类历史出现了新的人生矛盾和社会矛盾——即人性出现新的分裂、压抑、片面膨胀与恶化，特别是出现科学技术压迫并误导或扭曲人性等深层的精神矛盾。这主要是根源于自然人性与反自然人性力量的矛盾而出现的、科学与人本怎样统一的问题。在社会历史沉重的车轮压力之下，自然人性发出了新的拯救呼唤，而倾听自然人性的代表人类良心的思维则做出了洪亮的应答——需要科学人文思想！科学的美学、哲学和真正科学的人文学科是这个时代的强烈需要！
科学与人本的分裂必须改变，不能再片面强调科学或者片面强调主体。也不能再机械地强调或人为地制造（“人为”者，伪也，亦即反自然合理性）物质与精神、世界与主体、文化与主体、科学与主体的对立。科学必须是人类主体健全发展的科学，主体必须是科学地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围绕这一核心，必须建构科学与主体、世界与精神二方面统一或从根本上亦即本源上即是同一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自然合理的人生在根本上或本源上就体现着精神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说，人的生存即是心物同一、精神与世界同一的运行过程；而世界与人矛盾的一面则是尚未化入人生的异己力量。违背人性自然合理性的人为事物都是人生的异己力量。西方现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执一端，前者抓住人生经验作为理论根基，后者抓住人的生命冲动或生命体验作为依据，将人分割为经验的人和生命冲动的人，至今难以吻合；而机械论哲学则强调心物对立、精神与世界对立，忽略了心物同一的人类生存事实，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僵化和人的封闭化，人与物失去互动互化的统一发展关系，人成为不敢大胆想象与创新的毫无价值的庸夫俗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人生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压迫人性，使人性发生异变、扭曲和膨胀，走向自然人性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张狂、失控、放纵和腐败堕落，走向人性的沉沦与毁灭。人生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如何解决？历史发展尖端上的科学与主体、文化与主体、世界与精神的对立如何调整？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成全了人类欲望的同时，也对人性健全发展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这一矛盾如何解决？流行的旧美学和旧哲学面对这一现实已经无能为力。它们强调心物分立、主体与对象分立这一套非科学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本分立，从而促使心物关系僵化，心灵物化，主体坍塌，人性异变，生活发展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性在呼唤，呼唤属于人的世界、属于人的科学人文，而不是撕裂人的异变力量。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对这一呼唤给予了关怀应答。
科学，应是生发于人而又回报于人的属于人的科学，而不是背离或危害人生、破坏人性完整性的科学；人性或人生的健全，应是依照对人的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来设计人的健全发展和实现，而不应是异变的、扭曲的、恶性膨胀的、腐败的人性，不应是浪掷生命、庸碌无为、自暴自弃、价值虚化的人生。科学必须化入健全人生，人生必须达到科学而完整的境界。完美的科学与完美的人生应是统一实现的；二者相背则必然导致双方的共同毁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关怀人生，以实现人生和科学完满统一、健全发展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二、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应运而生
深邃而科学的学问来自广泛的采撷、冷静而执着的思考、求实与实证的反复推敲、艰苦的掘进和不懈的探索。
科学主体论美学观与哲学观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系列文章见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艰难出版《美学的反思与辨正》（云南人民出版社），美学界出现了挑战者和旧美学的终结者。书中显露着破坏伪科学的锋芒，透露出一个新的美学与哲学体系，一种符合人本身生存与发展的科学主体论美学和哲学已告诞生。但是由于文化和时代局限，人们只知道它是新体系而无法看清它的真实面貌，也就无法认定和评判它的价值，更不可能进入它所达到的科学人文境界。
显然，必须让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走向应用，才能让人们逐渐认识并理解它。1998年出版了以系统人性观为出发点研究文艺学的《文学概论》（云大出版社）和研究西方文学名著的《文学审美透视——西方文学名著的主体论批评》（四川大学出版社），形成科学主体论的文艺学和科学主体论的文学批评观。这两本书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已经发生一定影响。《文学审美透视》一书应用科学主体论美学观审视古今西方名著，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了与过去基本上不同的结论，揭示了西方文学名著的人本意义、人性意义和文化意义，透视出文学作品深层的真实意蕴。这一批评综合并超越了西方多种文学批评方法，达到一个整体批评或系统分析评价的高度，为科学主体论美学的应用奠定了应用性的基础，也即建立了应用性的支柱。200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主流》及2002年修订后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文艺思想源流——“摹仿自然”理论的发展》，从科学主体美学的深度和高度审视西方文艺思想发展，指出西方文艺思想总体上是人性文化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支，它以“摹仿自然”理论为发展框架，涵盖了西方古今文艺思想并在现当代推向严格摹仿自然的新水平。这是过去西方文论研究未达到的整体认识，也是人们未注意的历史整体事实。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西方文论或西方文艺思想，就可达到对西方文化与文艺思想的整体的、科学的、历史高度和美学高度上的理解与提升，看到西方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古今一贯的涌流，从而对各个时代的文艺思想与文化思想做出历史的、科学的与现实的解读。
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创新，国家与民族发展需要创新，于是适应新时代创新要求的美学著作《美学思想发展主流》与《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及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学创新体系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完成，也是哲学与社会科学在科学主体论思维与方法的引领下全面创新的开端。前者站到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高度审视古今美学思想发展，从人性文化系统的整体高度和审美意识组织原理的深度上描述了美学思想发展主流，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思想家的美学观点作了较为科学的批判或评价，特别是指出其负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从总体上把握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走向与趋势，从而指出科学主体论美学诞生的自然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发展的应用性。同时，也从总体上否定了独断论的非科学思维和非科学的哲学与美学体系，推出一个力求符合科学人本事实的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体系。
《现代美学原理——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一书标志着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基本完成，也即美学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科学总结。这既是美学原理体系科学化的一次尝试，又是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化的一次探索。它的科学意义、原理发现价值和体系创新程度还待人们去从原理体系中领悟；但作者站在古今文化革新的历史长流之中，看到了人类古今创新的内在必然或基本原理，也就确信自己提出的原理不仅具有美学意义，而且具有贴近人生的哲学和人文学科体系的创新意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新的学术派别，一个符合社会历史及人类文化发展必然性和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美学、哲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群体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化海洋中浮升出来；也是作为一个新文化现象的事实在思想界显现出来。上述一系列书籍以一个新知体系面对世人诉说，正期待着人们按自己的本性——即人的生存、存在与发展需要的本性去理解。在多次全国性美学会议上，这一美学—哲学体系得到了广泛交流并获得广泛支持，已产生全国性影响。而在这一系列学科的教学中，已经在省内发生了广泛影响。受教育者正在各项事业中运用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按照人生完整健全实现的模式，科学地去设计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新的学术派别，通过它的载体，通过它的影响力量，证明它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确实在中国西南存在着。这一新学派——科学人文学派，具有坚强的科学性的理论支撑和人类历史事实的实证。它期待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论证，也准备着迎接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挑战。
三、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的现实意义
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更为科学也更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合理性的、真理性更高的理论体系。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这一体系将成为人类一切科学的始基和出发点，也会成为一切科学的归宿和凝聚点。这一体系会从深层次和高水准上为一切科学提供多方面启示、多方位视角和最高的立足点，从而对人类从古至今的一切人文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形成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各种人文学科。本学派的研究将人类生存中自发的完整性追求揭示出来，使之成为自觉的完整性追求，最终达到人类事实上的完整实现。这一完整性的模式——人类生存发展的终极模式已经在美学体系中描述出来，目的在于使人从自在生存到自觉主动地去存在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性的意义目前不可能很快获得认同；因为传统文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加之西方各派哲学思想和众多文化派别提供了多种说法和选择，人们的头脑正忙于赶热潮；还有现实利益追求的强烈性与急迫性，人们多忙于营生或获取眼下名利，不愿认真看书和坐下来思考问题，学问越做就越浮越假，这一来，科学主体论美学体系的科学理论性意义就难能被人们认识、思考、理解和认同。
科学主体论美学、哲学和各人文学科构成的科学人文理论体系，是一个合乎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事实的科学文化体系，它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人生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揭开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是从本源上揭示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性或必然性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也就能运用于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且也能运用于指导人生的科学设计、文化体系的合理建构、社会历史的发展设计和未来把握；从而达到人类生存与发展、文化体系建构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文化，避免人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混沌和发展失误，也使人生与文化探索和社会历史发展少走弯路或错路。
由于传统文化的杂驳与混乱，以及人类生存与思维的片面性，人们不可能很快走出混沌文化和片面生存，人们不可能很快看到这一科学人文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代人经过自身的艰难生存和痛苦体验之后，反思自身经验，会凭自己的悟性和科学人文理论的提示，意识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科学设计的重要性，也会领悟到人的生存发展同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的内在适应性和矛盾性，从而找到人性系统的完整健全发展与实现的规律，即科学的人道规律；这时，人们就会以此为依据去改造旧文化，改造旧的社会观念，创造适应人性系统发展的科学人文文化和科学人道社会，取得人性健全实现、社会与文化健全建构和历史健全发展的三方面互相适应的人类发展状态。这就达到了科学人道的最高境界。
虽然人类的最佳理想世界不会很快到来；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回归健全人道的信念，人生、文化、社会历史就会迅速回到健全人道上来。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人们就可以用合乎人道的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社会，而不是背离人道；那么，科学人道的文化与社会的建构就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完成，再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达到越来越高的境界。这不是空想！想一想古希腊雅典社会民主政治带来的科学人文现实，人们就应该充满信心去改变目前的反科学人文现象；人们完全可以用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成功为示范，带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各国家一致地投入现代健全人道社会建构。在这方面，北欧发达国家与加拿大等国家似乎已经走在前面。从“二战”到现在，不过五十多年时间就有了这样的发展，这说明人类是充满希望的，关键在于是否回到科学人文规律上，是否回到健全人道上来。只要人们的智慧、精力、才能及现代科学技术都一致投入健全人道社会建设，那么人类智能聚合而生的神奇效应就会显示出来。如果众多人生与民族各怀异志，将人生智慧、精力、才能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类之间的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甚至国际战争，那么人类之间的内耗就消磨了发展的力量；这样的局面之下，经济越发达，科学越发达，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越危险。任何个人、集团与国家的发展，若不是以人类共同发展为目的，这种发展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利已主义（含国家利己主义）和对他人他国的欺侮甚至野蛮掠夺。如果人类共同发展的指标都较明确；那么，从个人到民族或国家，甚至全人类都将会出现共同发展的自觉意识，这就会出现比现在的混沌局面好得多并越来越好的社会历史面貌。
不管现状如何，人的最佳生存的追求，社会最佳结构与发展的设计，历史发展最佳道路的探索，总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既然如此，以科学主体论美学与哲学为核心的科学人文理论就至少可以给人们的生存、文化存在、价值追求和健全发展提供参照，也为真心追求科学人文真理或完整学问的人们指点迷津；同时也为了尽快实现人生价值意识启蒙，有更多的人从价值催眠的旧文化中惊醒起来，共同追求自身科学的生存、
文化存在和超越发展，从而以文化巨人的实力支撑起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硬道理”，即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根本原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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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致婓—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篇7
不过，那个时候我在观念上还不知道何谓“教育研究”，更谈不上形成“坚决走教育研究这条道路”的志向。真正从内心里把从事教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后的职业理想应该要从1990年开始算起。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三年级。这一年的春节期间，我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四卷本，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我的内心深受震动。陶先生对现代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片痴情深深地、重重地触动了我，沐浴着他高尚的人格光辉，当时我思想上的苦闷、浮躁、迷茫、自卑等不良现象一散而光。那个时候，我比较清晰地形成了一个观念：教育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文化建设以及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了从事教育研究的志向，决心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奉献给教育学事业，以一名教育学人的身份服务于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问：有人认为您的成名不在于对某个热点问题进行研究，而在于引领甚至制造了很多学术热点问题，从教育学文化属性的分析到知识转型背景下教育改革的反思，从中国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审视到中小学校价值教育的大力提倡，从对教育实践逻辑的重新阐释到对“狼来了”道德故事型价值逻辑的深度批判等，引发了许多的讨论甚至争论。您如何敏感地抓住这些问题并决定对它们进行研究的？
答：我很热衷于研究热点的教育问题吗？不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能够引领甚至制造学术热点问题的人吗？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甚至对“制造”学术热点问题有些反感（当然，我对“制造”这个词的理解可能与你的理解不一样）。至于说我的一些研究引发一些同行的兴趣、讨论乃至争论，这倒部分是事实。你提到的那几项研究，其核心观点几乎都有人引用、讨论、争论，至今未绝。可能由于这些原因，它们被你或其他人称为“热点问题”。其实，在我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根本算不上什么热点问题，一点儿也不热，甚至冷清得很。
要说清楚我是如何“抓住”这些问题的，还真不容易。可细细想来，却又不复杂。其实，我就是在平常的阅读、思考、观察、学习以及与朋友们的交流过程中遇到它们、抓住它们或被它们抓住的。比如，有关教育学文化性格的研究，是在我阅读了很多教育学教材和论文之后才想到的。通过这些教材和论文的阅读，我一方面知道了历代教育学者在为教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另一方面教育学又总是逃脱不了学科内外“不科学”的责难。基于这样的阅读，我在想：自赫尔巴特时代以来的教育学科学化运动是否是走错了路？也许教育学的研究从其性质上说根本就不会是一种纯粹经验的或理性的科学？正是带着这些阅读时产生的困惑，我逐渐地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对于这个研究结果的一个表述。再举一个例子，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关系的研究，竟然是肇始于1998年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如今改称为分会）一次会议期间与友人的交流。这个故事已经记录在《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一书的后记中，详细的情况你们可以去看。教育实践领域中，教育问题很多，至于选择哪些问题做研究，完全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而定，没有什么一般的规则。如果说有什么条件的话，那么我看就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责任和担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一个人就能随时随地发现有价值的教育问题。
问：我们知道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是在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获得了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该书时隔十几年后读起来还是让我们感到其中思考的深度，这一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是有一些读者和我这么说过，我也认为这本书值得教育学领域的同学们一读。这并不是因为它获得了什么全国百优论文奖，而是因为它所研究的问题以及所进行的系统思考值得关注。它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教育学作为人类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既具有人们一般性知识的特点，也具有教育知识自身的特点。那么这种属于教育学自身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论文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些分析有些粗糙了，但是在十多年前，其材料的丰富性、分析的系统性、结构的严谨性以及观点的新颖性都是很强的。我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比较独特的学术观点：教育学是一类文化科学或价值科学，因而具有文化性或价值性；教育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不同的教育学传统；教育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21世纪教育学的文化转向，等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有助于解释教育学界很早以前就有的“教育学不科学”“教育学不严谨”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离”等问题，并意在提出新型的教育学文化和教育学者生活方式。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研究所针对的问题依然存在，它所提出的理论主张尽管已经引起不少的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觉得它并未得到教育学术界足够认真的对待。无论别人如何看，老实说，它是奠定我自己教育学观和教育学信念的一项工作。
问：长期以来，您对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有独到的思考，想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是的，博士毕业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因何在？你看，学界常说，没有人随便说自己懂数学，懂哲学，懂天文学，但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懂教育，都可以对教育事业评头论足，发表高论。他们的这些意见甚至可以左右教育政策和实践，比较起来，教育学者的声音倒是变得无足轻重了。这真是中国教育学和中国教育的悲哀。发出这样的感慨，不是主张教育学者垄断教育的意见或知识，而是对整个社会轻视教育学研究的不满。但是，反躬自问，相较于别的学科的人或大众对于教育的意见来说，教育学者或教育学研究又能够为教育实践和决策提供什么样独到的、基于研究的见解呢？一个经年累月在某一领域开展教育研究的专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与一个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究竟有何不同呢？这就提出了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立场问题。比如，对于目前比较突出的大中小学并校、扩招、办分校等问题，如果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可能扩大优质教育的资源，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应该是个好事情；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利于提高规模效益，也不错。但是，若从教育学角度来说，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多校区办学的出现、管理层级的增加，必然减少教师与学生之间、校长与教师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交流和交往的机会，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教育关系，对教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丰富的教育内在价值的实现都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学科的立场就是教育的立场，教育学科的独特性就是由教育活动的独特性所赋予的。我目前正在写作有关的论文，期望能够早日完成，请大家批评。
问：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人们普遍的道德感的缺失和价值失序是您近年来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并从教育学立场做出了很多具有见地的思考，其中之一就是价值教育。价值教育在国内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国外也是教育研究的前沿领域，想听听您对价值教育的理解、主张。
答：是的，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道德滑坡与价值混乱问题，波及各个社会领域，也侵入到个人的生活当中。这个问题应该引发学界高度的重视，并加以系统研究。作为一个教育学者，四五年前我就将自己的研究目光投向价值教育领域，力图从理论上清理和解释价值概念的内涵，分析价值与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价值的来源、价值秩序、价值理性、共同价值建设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教育问题。我的思考得到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资助项目的支持，已经开展了近5年的时间。四五年来，尽管我有非常繁重的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的任务，但是我依然拿出了许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深入学校、观察社会，在价值教育研究方面积累了一些素材、思考和经验。我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价值教育联盟学校，是由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中小学校自愿组成的，类似于价值教育的共同体，开展校长价值领导力提升、教师价值品质建设以及中小学生价值教育等工作。这个项目每年召开一次工作总结会，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分享收获，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两年，又有一些对价值教育感兴趣的观察校进来，大家怀着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开展工作，我从中也很受鼓舞。有关价值教育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今后几年会陆续出来，到时候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希望能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变革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并成为一个国际中小学价值教育的窗口。
问：您的专著《教育哲学》（原为《教育哲学导论》）被认为是近年来对这一学科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努力，从理论架构到观点都体现出这种努力，想听听您对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现状的看法，对未来教育哲学研究的愿景。
答：我的专业方向是教育哲学，毕业工作后一直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教育哲学导论》出版于2002年，2007年再版，增加“公正与教育”一章，改名为《教育哲学》。在我的写作计划中，该书还有几章没有完成，如“价值与教育”“幸福与教育”等，我希望剩下的工作能够在最近两三年内完成。这本书的体系和观点确实比较新，更多地借鉴了国际上教育哲学的体例，当然在结构安排、主题阐述、学术观点、分析材料等方面，也都有我基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教育哲学入门读物。
探讨国内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我总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在老一辈教育哲学家如黄济先生、陆有铨先生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哲学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对于教育学术的繁荣和教育变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教育哲学思考的领域非常宽广，教育哲学的出版或发表也日益增多，国际教育哲学交流比较活跃，不断深入，一些中青年教育哲学人才的成长也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哲学队伍规模偏小的问题。当然，教育哲学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哲学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都还亟须加强，国际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教育哲学人才队伍素质还不能很好地胜任研究的要求等。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教育哲学界进一步努力的。我对未来中国教育哲学的前景充满信心，我觉得基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沐浴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借鉴国际上教育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与其他的教育学科一起，为教育科学的繁荣和教育实践改革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启迪。未来在于年轻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加入到教育哲学的研究队伍中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和世界的教育哲学作出新的贡献。
问：您治学非常严谨，思维的逻辑性和缜密性在学界是很有特色的，您能否谈一下这种特色与所受的学术训练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知道，青年学生一般在为一个观点作辩护或者回应一个观点时，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欠缺。
答：呵呵，我确实比较严谨，这导致我对学生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可能给同学们带来一些心理压力，请大家理解或谅解。我比较重视思维的严谨性和表达的清晰性，我甚至说过，清晰的表达是学者的美德。这种思维品质和文字表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我也不是很能说得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与我的恩师黄济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黄先生的文章和著作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非常清晰、朴素、通畅，没有或很少用一些生僻的概念，更没有拗口的句子，不夸张，不矫情，不危言耸听。黄先生著作的这个特点，我在本科阶段学习他的《教育哲学》时，就有深刻的印象。我说不上什么刻意地追求什么文风，但是确实喜欢那种清晰、简单、朴素但又深刻隽永的思想和文字。现代年轻人在为一个观点辩护时，会出现不够清晰的问题，有的还喜欢用一些生僻的名词或概念，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文字功底不好，有的是没有想明白，有的则可能是想显示自己的博学，不一而足。当然，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强求一律。说到学术训练，我觉得多读经典、多提问题、多写论文、多参加会议（向高人学习）、多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等，可能都是学术训练的不同形式。
问：您作为学者所具有的魅力，一方面来自学术，另一方面来自做人。无论做什么，您对自己都严格要求，对工作认真负责。从学生的视角看，您作为教师的魅力还来自于课堂教学，每堂课都那么有启发性，那么有吸引力，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答：评价有点高了，因为教育学部比我上课上得好的老师大有人在。如果说我的课还能够被同学们接纳的话，我想有几点原因：第一，我在自己所教授的主题上都有些研究，因而可能有点深度；第二，我认真备课，每次上课前一天都要备课，不然上课心里没有底；第三，我还比较注重与学生的交流，愿意倾听学生对于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第四，在教学中努力将理论主题的学习与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可能他们会觉得有启发。教学是教师的基本工作，我从做小学教师时起，就不敢懈怠。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导师又教导我要好好教学、钻研教学，把讲台站稳。
问：听说近几年中国教育学界很多同行表示，您担任行政职务对教育学研究来说是一种损失，您怎么看待“学术”和“为官”之间的关系？作为新任的教育学部部长，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和“为官”理想？
答：呵呵，有朋友当面表达过这种担忧和惋惜。怎么说呢，一般地说，大学教师确实应该以教学为本、以学术为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但是，大学里总得有人去做教学和学术管理，为老师们、同学们服务，否则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工作不是什么行政工作，因此从事这种教学和学术管理的人也很难说是“为官”。大学里的管理职位从性质上说都是这样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专业性或学术性。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或大学内部将这种管理工作的性质看成是行政性的，并且将从事这种管理工作的老师称为“官”。这真是混淆了大学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性质！我不知道大学里的教学和学术管理者有谁将自己看作是“官”，反正我不这么看待自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管理岗位对我提出的要求是：我不仅要自己教学，还要研究如何整体地提高教育学部的教学质量；我不仅自己要搞研究，更要思考如何创造一种更加良好的科研环境，提高教育学科研究的水平和质量。这恐怕就是我与其他教师不同的地方吧！我在教育学系系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了3年，在研究生院副院长的位置上工作上了5年，现在又回到学部工作，观察了大学管理的不同层级，更深刻地理解了大学是如何运转的。我的《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就是对我所观察到的教育实践逻辑的理论表达。谈到学术和管理的理想，学术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启迪更多人的思考，管理的理想就是按照大学精神来建设教育学部，使得北师大教育学科能够不断地进步，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问：谢谢石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耐心地作了回答。相信这些回答有助于年轻学子更进一步地了解您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和管理理念，并激发他们奋勇向前，成为卓越的教育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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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心悟其中。苦学勤思，悟在其中，悟比学更加重要。孔子日三省吾身，王阳明龙山悟道，老子归隐而著《道德经》，朱熹灭欲穷理太极，黑格尔在大脑中构建“思维之桥”，康德以“批判哲学”而明宇宙发展规律，都是省悟人生与世界。历史上的书虫没有一个可以建树，就是因为不会心悟。读书解心悟理，“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知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传承而在于创新，只有运用知识创新思维，激活灵感，才可发现新的知识空域。知识只是一座矿山，人们只有将其开采成矿石冶炼成钢之后方可继成大器。知识是档案学人原创思维的源泉，知识的涓涓细流流入大脑，洗涤了灵魂，去除了名利与浮躁，心智顿开，感悟档案，可有独立见解。
1.3 自悟是关键。档案学人心悟档案学术之道的精神实践依赖于档案劳动的物质实践。一个人如果从事档案管理二三十年，就会积累丰富而系统的自身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会转变成精神实践的能量，并可以成为档案学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设的一座桥梁。因此，作为档案管理主体的档案学人，应当是解悟档案管理客体的思想着的人，自悟是打开档案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自悟是反思”。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自己的内部经验只能由反思产生。过去关于档案分类的概念都是由人主观赋予的。笔者从档案分类机理的客观属性进行反思，得出了类别是档案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是其相互区别的表征的结论（见《档案分类机理分析》，《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二期）。自悟是静思，静谧处的独自思维呵护心中兰台一片净土，学术道德滋养着档案学术生命。自悟是思想着的思想，人们由此可见天地大美，可知宇宙广阔。“大道之妙，归于自得”，[2] 档案学人只有超越自悟方可自得。
读书自悟使得档案学人变得聪明，可以明白许多档案学道理，取得档案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但是，世界上的许多理论原创成果不是只靠聪明就可以得到的，其原因是：我们中的大多数聪明人明事明理不明己。档案学人实现自我超越与纯真思维，必须在心悟中实现质的飞跃，由自悟转变到悟自。
2 悟自达真
2.1 什么是悟自？悟自就是学达真性。思维主体向着自己内心发问：什么性格是人的本真性格，我的性格缺陷是什么？老子说：“圣人学道，全在于心。”[3]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人贵有自知之明，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认清自己的性格并加以彻底剖析。笔者以为，人的性格主要分为刚强型（金）、秉直型（木）、柔弱型（水）、火躁型（火）和谋蕴型（土），笔者二十岁出头时，性格如火似木，情浮意躁，刚烈不韧，屡受挫折，在突如其来的一场人生暴风雨中深陷孤独迷茫。通过近十年的自我反省认识到，人的本真性格应当如同人的身体结构，外部皮肤和肌肉柔韧可缓强挫，以柔克刚；内部骨骼刚强，心志坚韧，自强不息。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相得益彰。明白了自身性格缺陷，经过许多年漫长修养之后：内性刚强坚韧似金，天行健自强不息；外性柔和淡泊似水，地势坤厚德载物。
2.2 悟自与自悟的区别。其一：自悟是档案学人由内悟于外，向着外在的档案和管理问题发问，力图解决某些理论问题；悟自是档案学人由外悟于内，在人生挫折时向着自己的内心发问，力图认识并解决档案学人性格缺陷问题。其二：自悟是形而下的思维方法，悟自是形而上的思维方法。陆希生在《名家集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注解：“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以无为其用，器者以有为其用。”大凡世界，凡器有形，识之为形而下者；道为万物之本，虚无形，识之为形而上者。档案学人由内向外的自悟思维，以有形的实体档案为出发点研究档案学，发表档案学文著可取得教授职称、专家名誉和相应名利地位。档案学人由外向内的悟自思维，是从有形实体档案到无形虚拟档案的概念抽象之后，加以屏蔽；与此同时，档案学人由“自我”过渡到“无我”，跨越“思维之桥”，“真我”在不觉之间发现了“档案真像”。其三：自悟只解决档案学理论中的现象、形式等外部问题，往往是一孔之见，一事之得；悟自才能认识档案学理论中的本质、规律等内部问题，是从历史发展的深度，从宇宙广度上实现档案学理论系统原创。自悟如同身游于兰台田园，在几分忙碌中发现了一些奇花异草，属于有形有利的形而下者收获；悟自如同心游于兰台无限的精神世界之中，“穷神知化”，将千古的兰台文明与现代时空对接，在天地遨游中悟解档案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属于无形无利的形而上之举。
4.2 以心体道，以观其妙。“人之真性，凝于虚无。”[11]“大道虚无，自然生有，天地万类，普因一气而混成，故先在天地以前生。”[12]档案学术之道虚拟地存在于我们周围，隐含于微观以太档案物质颗粒之中。当物我两忘的那一刻，档案学人心如死灰，身同槁木，肉身仿佛不存在，人的一些大脑细胞向外溢出，在空间飘逸，在混沌的宇宙里游荡，可与外部以太颗粒互通互动；空中的以太（档案）颗粒进入人的大脑，以太档案便从人脑混沌中显现；宇空中的以太档案物质颗粒与人脑中的生物档案颗粒同源互感，档案学人大脑中的档案学之道惟恍惟惚，眼不可见其真，心可观其妙。这是一般人根本无法领悟的美妙情景。兰台草根默默无闻，苦读悟自，持恒善性，终于识得档案学之道。贵刊在2010年～2012年期间发表的以太档案系列论文，以实体档案―电子档案―生物档案―以太档案之万古轮回，破解档案本源、档案管理规律和档案学思维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者，亦是兰台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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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院校文科的发展，不仅是创办文科专业与设置文科课程的问题，而且是对理工科学生实施人文教育过程的问题。理工科高等学校要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度，思考文科发展的问题，将自然科学的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将理工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能同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幸福观等相结合，将理工科的科学问题纳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加以审视与研究。因此，本文将讨论理工科大学文科发展的教育学视角。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生态、人口、经济规划、城镇建设等，内在地要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二者通力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理工科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大趋势，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使学生学习与掌握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是高等教育的目的，但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目标。我们不仅要传授理工科自然科学与工科知识技能，我们还要从道德品质、工作态度、社会责任、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培养教育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科学技术问题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但解决精神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2002）认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工程”，而文化工程是一种人心工程。这个工程具有以下四个要点：（1）它涉及一个民族的总体科学、道德和精神文化素质；（2）它涉及一个民族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共识；（3）它涉及一个民族对全局问题、突发事件和日常现象的理性思维能力；（4）它涉及一个民族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技术赋予社会以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和物质形式，而人文社会科学赋予社会以前进方向和精神内容。只有把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结合起来的社会，才是一个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理工科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仅要具备创造物质文明的才能，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因此，培养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是社会发展对理工科大学提出的要求。
二、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是人才培养过程的需要
对于理工科高校来说，落实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目标，在于研究与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课程的培养计划。7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重点理工科院校相继创办了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这些工科强势学校，逐渐转变为以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然而，“综合性大学”浪潮过后，理工科高等教育研究面临着如下问题：理工科应该创办什么样的文科专业？如何创办与发展文科专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如何定位文科课程？确定什么样的文科发展路径？采取什么样的必要的管理与发展措施？
“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知识与学科知识、教材的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之关系的问题，在课程形态上则表现为经验课程和科学课程的关系。课程理论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意味着在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究方面做出突破。”（钟启泉&张华2001:144）我们认为，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该包括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不管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社会化，还是使人类社会更加人化，教育的目的性是存在的，而这种目的性就是教育活动的方向和推动力，就是选择教育内容的方向和标准。教育的方向性，或受教育者个体经验的方向性，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杜威在研究经验课程时历来重视教育的目的性，重视学生经验的教育价值。他重视学生的个体经验，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都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强调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然而，他认为，经验和教育二者并非等同，并非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的作用。他运用“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区分了“有教育价值的经验”和“没有教育价值的经验”。经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取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每种经验就是一种推动力。经验的价值只能由它所推动的方向来评断。”因此，教育者的责任就在于判明一种经验的走向。（杜威,1991:259-263）
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代表社会完成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因此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就应该首先具备能力，判明理工科大学生经验的走向。理工科大学教育者与教师是社会化的典型产物，因此他们具备社会发展先进思想的素质与品质，能够代表社会与按照社会对人才发展的需要，完成教育受教育者的任务。这充分说明，个人发展与教育、学生与教师、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相关性。
课程作为教育内容的目标化过程，必然要受社会需要的制约。因此，课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包括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个人应该如何发展，其发展如何促进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个人发展的，这些问题都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课程研究的基本问题。
王佩华（1998）认为，文理分家，理工脱离，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模式使得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氛围相对淡薄，文科发展阻力大。然而，文理分家，并不是理工科院校创办文科专业的真正理由，文理融合比较典型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并非理工科院校学习的典范。这是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文理分家加强了文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如果具有文科传统与优势的文科高等院校不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学，岂有理工科发展文科专业的道理？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有其历史与传统，解放前的清华大学也有其历史与传统。理工科高等学校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理工与文科并举的麻省理工学院对于发展文科有什么优势？对于发展理工科有什么优势？假如清华大学具有以往强势的文科，其文科会发展到什么水平？其理工科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因此，理工科大学创办文科专业向综合大学发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而是通过创办文科专业，让理工科学生享受人文学科滋养。人文学科的滋养通过三个渠道渗透到理工科大学生的经验，影响着其个人发展方向与路径。其一，通过开设人文学科课程。学生必修与选修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课程，获得人文学科的知识滋养，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上完成文科与理工科的融合，实现知识结构上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其二，通过师生与生生交往影响学生。理工科院校文理科的融合，不仅仅表现在学生知识结构层面，还表现在文科课堂上文科教师与学生的课堂交往方面。文科教师以其特有的文科气质、文科态度、文科价值取向与文科人格魅力，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在课下，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社会交往，文科学生的言行从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理工科学生。其三，文科专业的创办与文科院系的设立，无论从学校学术氛围与学校学生生活，还是从图书资料与网络资源等方面，都会对理工科学生产生影响。
三、结语
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己任。理工科院校以其理工专业见长，发展文科专业，发展什么样的文科专业，怎样发展文科专业，都不能离开与脱离教育学理据，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是人才培养过程，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科院校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可离开其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参 考 文 献
[1]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全国理工科高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综述,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4.
[2]戴忠信.动态多元课程观：统整课程与教学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1-5.
[3]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北京: 民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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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视人文类课程基础性作用
台湾的理工类职业大学均设有通识教育中心或通识学院。通识教育中心在大多数学校是一个独立的教学系部；在设有人文类专业的学校，则隶属于人文类系部。它的职责是承担全校各系的人文类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台湾所有的理工类职业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中，人文类课程属于必须要上的先修课程，所谓“先修课程”，是指学生学习专业课之前要修习的课程。台湾理工院校为学生提供的人文类课程均在20种以上，涵盖文史哲三大领域。人文类课程被视为最重要的基础性课程。这一点我们在台湾国立嘉义大学2002年制定的《全面提升嘉义大学通识教育效能计划书》中可见一斑。《计划书》指出：“大学基础教育是大学教育中重要一环。一个大学生若没有扎实的基础，将深深影响其尔后的发展。大学基础教育之内涵，从学科领域言之，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二大部分。”此《计划书》又分为两部子计划，分别为《全面提升学生英语基本能力》和《全面提升学生国文基本能力》。台湾的理工类职业大学在学生入学的第一学年均设有人文类课程，可见人文类课程的基础性地位之稳固。
二、人文类课程分类细致，课程丰富、实用性强
以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为例，该校的通识教育中心为全校各个院系提供30种以上的人文类课程，统称为“人文课群”。“人文课群”包含的课程涉及文史哲各个领域，其中文学、史学、哲学每个领域又包含若干种不同的课程。文学类课程包括《文学与电影》《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生》《旅游文学》《文学、文化与创意思考》《中国经籍与说话艺术》等；哲学、政治类课程包括《人生哲学》《心灵经典导读》《圣经与人生》《人生哲学与服务学习》《思考方法与心智成长》《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等。台湾科技大学工程学院化学系2010年的文学选修课程多达50种以上，包括《当代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文学》《自然休闲与文学》《电影文学》《艺文创意》《古今诗选》《两岸当代小说选讲》《饮食文学》《庄子寓言选讲》《古文名作选讲》《散文与情感》等，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泛，可以媲美某些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不难看出，台湾理工高校人文类课程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基本人文知识的普及，更强调人文思维的养成，以及人文知识在生活与思考中的应用，这对学生的工作、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人文类课程设置层次鲜明，有针对性
台湾高校习惯于在大一开设基础性人文类课程，在大二则有针对性地开设内容更深一层的人文类进阶课程，并针对各专业特点开设相关的人文类必修课和选修课。例如，朝阳科技大学101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哲学基础课包括《人生哲学》《人文思想与生命成长》等，第二学期包括《哲学与现代世界》《自我探索与成长》《现代生死学》等进阶课程；营建工程系、应用化学系、环境工程系从第一学期均要学习《中文鉴赏与应用》，第二学期则选修《就学就业文书写作》《论文与公文写作》《简报技巧与实务》等应用性课程。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化妆品应用与管理系第一学期必须修习的通识类课程包括《中国文学欣赏》《中国哲学导论》《应用文写作》等基础课程等，第二学期包括《台湾历史与文化》《环境永续与生活》《发展通识：艺术》《发展通识：人文》等进阶课程。将排名前50名的台湾理工高校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的教学大纲一览表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第二学期保留了第一学期的大部分人文类课程，而那些新增的人文类课程要么比第一学期更具理论深度，要么更具实用性、应用性。这种人性化的课程安排在台湾排名前50位的理工类职业大学十分常见。这样的课程安排既符合人文知识本身的认知与习得规律，又能迎合理工专业学生学习本专业的特别需要。
四、重视地方人文教育
每个地区的地方人文知识都是非常宝贵而易于掌握和利用的资源，台湾的理工类职业大学人文课程十分重视地方人文知识的传授和应用教育。除了《中国文化与生活》《民俗与文化》等等通识类课程，台湾90%以上的学校都开设《东亚文明与智慧》《台湾历史与文化》等，最独特的当属《雾峰学》。雾峰区是台中市最南端的市辖区，也是朝阳科技大学和亚洲大学所在地，为台湾民主化的发源地之一，拥万佛寺、九九峰、台湾菇类文化馆等诸多旅游文化资源。雾峰学涉及台湾历史、地理、文学等诸多领域，为深耕台湾本土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结合文化产业开发类课程，必将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充沛的活力。
台湾与大陆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而其人均GDP水平早在2008年就已是大陆人均GDP的5倍以上（2008年台湾的人均GDP为17116美元，大陆人均GDP为3260美元）。“教育被普遍看作台湾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转型期，教育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转型期台湾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与实践》许明，黄鸿鸿）台湾大学生在职场上所表现出的文化素养无疑得益于其求学期间所受的人文教育。笔者经过统计发现，在台湾排名越靠前的理工院校，其所开设的人文类课程数量越多，可见台湾的理工类高校对人文教育的作用有着十分成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许明，黄鸿鸿.转型期台湾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与实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2]刘春生，谢勇旗.台湾职业教育的特色及启示.职业技术教育 ，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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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提出教育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人性中固有的那些美好的禀赋显现出来。这一观点指明了现代高校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科学教育，引导和促进受教育者注重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二是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文化素质和品格得以提高，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高校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就必须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人文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中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
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我国高校教育实践中，正在经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出现了教育的功利性和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政治化倾向，使人的价值理性在实用理性的全面进攻下显得落寞而无力，人的训练取代人的生存成为高校教育的现实取向，作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高校人文教育处境窘迫。由此看来，中国高校人文传统基础建设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而教育只有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动力的人文传统，才能深植于人性，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代表中国6500年的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在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值得实践和研究的。
一、人文教育研究现状
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全球性教育改革的热点。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局限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学科，因而人文教育受到忽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特别是当今，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及国家教育部门，纷纷呼唤人文素质教育，并开始了人文教育地位的探讨。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兴起，在大学教育中兴起人文教育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人文教育和儒家人文传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如朱小曼的“道德人和知识人的统一”、顾琰珏的“追寻人文精神的光芒”、朱汉民的“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余治平的“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甘剑梅的“以儒学文化为根基的教育运动”、郭齐勇的“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卢卫林的“儒学的和、仁、知、勇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等。从1996年以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系列。这些思想和著作比较集中的观点：第一，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人文素质教育应成为高校全面素质教育的重点，重塑人文精神已成为当代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第二，儒学人文精神可缓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第三，儒学已经淡泊衰微了百余年，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但目前儒学的实践在高校教育领域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运用儒学人文精神化育受教育者的人格论极少。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代表国家。英国政府在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中，明确地把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1984年，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发表文章《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衰微不震的人文教育表示深切关注。在美国，每个大学本科生都必须接受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美籍华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秉承着儒家的命脉，承担着儒者的使命，关怀着儒学的复兴。日本提出用优秀的文化遗产教育面向国际社会的日本人，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克服环境恶化、人的素质退步，以及人的相互间的接触和关心淡薄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教育组织也对人文教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把“学会关心”作为会议的主题。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几乎一致地强调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的重要性。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
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儒学’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应理解为一教化之本或‘教养的本原’”。儒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伦理学的价值、宗教哲学的价值，等等。儒学知识典范的“为己之道”是人性贯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修己成仁、义在正我、以礼立人、以智育人等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一个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
1.修己成仁。
“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儒家人文体系的价值核心，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董仲舒曰：“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仁必须在具体清澈精诚恻怛的真实生命中表现，“为仁由己”，一切外在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强调知识的修养、美的修养、善的修养等都要靠“己”——主体自身完成，并由内向外发显（推己及人），以维护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中庸》曰：“仁者，爱人也。”仁的本质性内容是爱，基于自爱、亲爱，到仁爱、博爱，仁者积极地、主动地承担起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仁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仁者“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仁”要求将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心欲求，也就是从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从主观的“立己”到客观的“立人”，从亲情孝悌到济助众人，从个人的主观修养到社会风气的培养……无一不包，无所不至。以修己为本，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促进社会稳定。从修己到济众，成就于“民兴于仁”。
2.“义”在正我。
《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它是针对我而言的适宜、恰当，立足点是我而不是他人。义与我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密切的关联。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义与我不可分，义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主观的情感、意志、心理、态度的作用。在个人内在超越中，仁义是不可分的，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义是仁向外在社会存在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道、正路。正如董仲舒所强调的“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3.礼的社会担待。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其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它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这是对人的最起码要求，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重要部分。礼起着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精神是调整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强外在约束，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进行。没有“礼”的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就容易发生一些道德失范现象。一个人若只在学习上下功夫而不在礼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就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4.智的培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由此可知，知识的获取是追求智的过程，是智的培育过程。
儒学的“智”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运动，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更趋向于本体性的“智”。“智”有理有情，有知有欲，有仁有义，是包容一切的心理原真。孔子曾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戎；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受教育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智为仁、义、礼之首。求智的过程是求真、求实、求利的过程，也就是获得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它和“仁、义、礼”所指的求真、求善、求美真正整合起来，才更具体真实，不会迷失方向。人文教育在完善个体人格时既要重点强调“智”，又要不失时机、抓住一切时机地进行“仁、义、礼”的渗透，因为智是建立在“仁、义、礼”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渐长而日趋完美的，呈一种“厚积薄发”之势，威力无穷，而仁、义、礼、信是“格物致知”坚厚的基石，使受教育者在“厚乎德行，博乎道术”的过程中追求自身的完善，获得“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
5.“与命与仁”的生命超越。
儒家的终极关怀突出表现在“与命与仁”思想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然宇宙赋予人的生命就是性，人的生命依附于“天”的自然之性就是“道”。人通过“道”修习其身就是人性的教化、社会化、人文化。“天道”与“人性”通过“内外修为”，方达于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修身”之本。人性的“人文化”和人性的“自然化”是儒道的终极关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敬畏自然，也就必须尊重自然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
总之，儒学本身以教化为目的，视教育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儒学人文精神重个体的生存品位和品质，重道德的教化，重人格理想的追求。儒学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高校教育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高校教育，治疗现代大学生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高校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策
1.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
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生命力的激发。如上所述，儒学教育对人生传统早已有了充分的示范。高校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始终将生命意识的唤醒、人的生存放在核心地位。这就要求一方面，高校教育应重视学生自身的践行与体验，尽可能地帮助学生丰富人生体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课堂说教。另一方面，要充分融合大学生的本性与境遇，深切地关怀和引导大学生的内心，触及存在真实生命感受的大学生，说明和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人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注重教育的人性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追求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在教育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关注人性，注重人性的陶冶，使大学生的内在素质随教育的发展而提高，强化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其创造力，引导大学生反省自身的存在，以使大学生成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品位高尚的人。
2.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高校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活动中的主导力量，需要为科学知识的教育提供充满张力的基础环境。从这个意义看，高校教育应立足于德，引导大学生认德、体道，充分挖掘“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现实意义，纠正大学生形成的不正确认识，开展“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的教育。应改变高校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调整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调整大学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体道德行为、人格追求与对物质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义利之间，既反对“见利忘义”，又鼓励大学生追求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提倡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使大学生明智、明理，增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进而使高校和谐有序；使大学生有诚信的观念，养成诚信的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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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褚宏启.论仁在道德中的地位关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3）：32.
篇12
一、神话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t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产生和发展曾受益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即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
在早期人类学家中，对20世纪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英国的弗雷泽。弗雷泽在其巨著《金枝》中确立了交感巫术原理．并运用于原始人类文化现象的研究。他认为，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与舂夏秋冬四季的循环变化有关原始人类见植物的春华秋实、冬枯夏荣，联想到人与万物的生死繁衍，便创造出每年死一次然后再复活的神。关于神祗死亡而复活的神话仪式，实际上就是对自然节律和万物更替的模仿。
《金枝》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作和里程碑。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将原型的批评引入到微观的人类集体无意识中去洞悉人类不易觉察的潜意识，突出人类集体潜意识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荣格认为，原型深深地隐匿于集体无意识之中，个体对它一无所知，也无从知晓，它只有在向外界投射的过程中．通过种种象征主要以隐喻方式来显现自身．如神化、童话、梦、幻想等。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看作“无数同种类型的经验在心理上残存下来的积淀物”，所以．一旦见到艺术作品中的原型，我们的心灵就会突然感到一种奇妙的解脱，心旷神怡，好像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所慑服。荣格把“原型”与“原始意象”和表示人类远古经验类型复现的“心理残迹”联系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遗传和继承。因此．有的批评家把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称为“原型心理学”。
卡西尔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巨著《象征形式哲学》是一部非常独特的著作。他的一句名言是“人是象征动物”。换言之，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如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象征活动所创造的产品。出于这样一种宏观的观照，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神话，认为神话既不是虚构的神话．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普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给原始人类带来一种神话的世界观。
方克强认为《西游记》也许是一部最适合于运用原型批评方法探讨的我国古典名著，因为它是一部神话小说，一部将历史故事和传说神话化的幻想性作品。原型作为文学中可交际的单位，它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和人物，也可以是情节结构模式。在《西游记》中，曾反复出现过一些基本的原型情节模式，如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和人物变形(孙悟空七十二变，猪八戒三十六变)等等，是因为它们与遗存于人类心灵中的原始灵魂不死观念，神性崇拜信仰与神秘互渗意识相联系，还因为它们在文学实践中已相当程度上被模式化了。借此．可以整合文学史上大量作品中重复出现的这些模式的变革形态。
取经故事的情节模式源于远古的成年礼仪式。通过各种严格考验仪式，参加者经历一次象征性的死亡和再生，暗示他们童稚期无知和无宗教观时期的终结以及第二次生命意义即成人资格的获得。
取经故事和远古的成年礼仪式作为一种连续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相似点。成年礼仪式主持者是老人，《西游记》中取经的暗中操作者是如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考验人的毅力和让人懂得服从。成年礼仪式参加者是已进入成年年龄而心理上仍是不成熟的儿童，而唐僧师徒则都犯过儿童性错误，显示了心智上的不成熟。要成年必须经过种种仪式性的严酷考验，要取经则有八十一难九九之数．意味着过程的严酷性。要成礼考验让人体验到死亡，却不会真正致死，而取经过程中到危难之际也由神佛出面帮助。前者具有由人生的儿童阶段而至成年阶段的象征性质，后者体现了从心理不成熟到成熟的再生意味。因此，取经情节与成人礼仪式都贯通着儿童一考验一成年这一基本的原型结构。
《西游记》借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说明了一种原型模式：取经前唐僧师徒都犯了某种与孩童的未成年特点相关的错误，由于不合成人社会的法则而受罚：取经之后，经过八十一难的考验。证明了他们心理上的成熟和对佛法的认同，于是被接纳进入佛社会(成人社会)。
从创世神话的普遍蕴含来看。神是创造主，但他只创造美好、善良的事物；死亡、疾病、罪恶等是人类堕落的结果或是对人祖原罪的正义惩罚。神话原型批评是原始主义批评之外的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主导力量。神话原型批评也有它本身的局限，如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过于重视共性而轻视个性，强调连续性．疏忽阶段性，注重文化的心理的价值标准，而缺乏审美的价值标准。
二、原始主义批评
原始主义是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一个范畴．也是指一种创作态度或倾向。这里的“原始”并非实指人类远古蛮荒的史前期，而是泛指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的比较原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是以现实为参照对历史或未来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态度。从“现文”这个点出发，咏赞原始本真生存形态，指斥现代文明弊端的创作或批评，即形成一种原始主义倾向。原始主义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包括刚性原始主义、柔性原始主义、质朴性原始主义等。
统观沈从文的创作，我们发现沈从文的情感倾向：鄙视嘲讽都市文明人病态人生，礼赞远离现代文明的古朴村镇村民原始的道德风尚。这种质朴性原始主义情结凝聚在他的《边城》中。边城是一座美丽的小城，依山傍水自然形成，青山碧水白塔相映成趣，人是这幅秀美山水图中的动景，秀美山水成为生活其中的人的背景，青山碧水之外还有春天的桃杏花、近水的人家和草长虫呜鸟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同流淌的溪水一样安祥、清澈，他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上，可以明显体现出刚性原始主义和质朴性原始主义取向的差异。边地小城有着和谐朴厚的原始风俗，带有原始民族随身带刀质朴剽勇的气质与风习。这里还有盛酒的大瓮，酽冽的烧酒，大个的土碗，器皿是土制粗糙的，人心人情是单纯古朴的，充满了友善质朴的原始遗风。纯朴的地方风俗熏陶着地方村民山民，村民山民秉地方风情养成了古道热肠的性格．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影响，成就了这一方水土特有的风俗风情。
《边城》中的男女情感真挚自然。在翠翠、天保、傩送之间发生的那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更多了一份执着和自然质朴的神韵。首先，两兄弟出身富有而不骄横跋扈，真心实意爱上了渡船夫的孙女，体现出人性自然的爱情观．他们喜欢翠翠的聪慧、质朴、善良，不在乎她有没有身分和陪嫁。其次．他们追求翠翠的方式“马路”、“车路”都符合边地古老的习俗，以情歌赢得姑娘的芳心，更带有边地民族浪漫而自然的原始风俗。
篇13
据表1，1989年以前，国内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数量为0。见录于国家图书馆的第一本生命美学主题论著是潘知常1993年出版的《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①，它在运思上呈现了用中国现代生命美学观照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理论自觉。而潘知常1991年出版的《生命美学》专著并未见录于国家图书馆。
统计显示，2000年前后是国内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建构的高峰期，除潘知常于2002年发表《生命美学论稿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外，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1999)、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1999)、杨蔼琪《美是生命力》（2000)、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2001)、范藻《叩问意义之门一生命美学论纲》（2002)等生命美学体系性理论专著的相继问世充实了作为一个学派的生命美学理论阵营。其后，生命美学理论的体系性写作呈稳定发展态势，有周殿富《生命美学的诉说»(2004)、潘知常《我爱故我在一生命美学的视界》（2008)、潘知常《没有美万万不能一美学导论》(2011)、陈伯海《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2012)。
除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体系性研究专著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专著另有三类: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部门美学研究。其中，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又可划分为两类：一是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的眼光来关照中国传统美学资源，如潘知常《生命的诗境一禅宗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刘伟《生命美学视域下的唐代文学精神》（2012)、刘萱《自由生命的创化: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2013);—是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阐释性研究，如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论纲》(1998)、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2009)。相较而言，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数量较小，且自2005年才出现，主要有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2005)、朱鹏飞《直觉生命的延续：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2007)。而与生命美学主题相关的部门美学研究专著在数量上较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专著为多，如杨光、邓丽娟《生命审美教育：优化个体生命，享受美学神韵》（2004)、雷体沛《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U006)、蒋继华《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达》U009)。
据表1、图1，虽然本次统计的实际操作时间（2014年6月）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国家图书馆收录国内2014年出版生命美学主题专著情况（如生命美学代表理论家封孝伦教授201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专著《生命之思》尚未见收录），但巳有的文献资料显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理论体系性建构主要完成于20世纪末，并于21世纪持续修补、发展、深化。
表2、图2是对1980年以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据进行的统计。
表220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的生命美学研究论文数据表
为进一步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内生命美学研究的具体趋向，根据国内生命美学主题专著自然呈现的分类主题，我们将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收录的生命美学主题论文划分为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包含对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进行阐发、评论，以及展开批判的论文）、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研究、及其他(主要是生命美学原理的应用性研究以及相关的交叉型研究）四类，分时段进行统计，得到的结果如表3。
根据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显示，1989年以前发表的生命美学主题相关论文共有3篇。分别是宋耀良《美，在于生命》（1988)、陈乐平《生命美学的困惑一与宋耀良同志商榷》（1989)、王一川《原型美学概览一现代西方美学研究之一》（1989)由于期刊《美与时代人》未收录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自然地，潘知常1985年发表的美学札记《美学何处去》亦未见录于知网数据库。
表3可见，1990-1994年期间，中国知网生命美学主题论文非常集中地呈现为两个类型：一是潘知常本人及其他学者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为中心的研究与述评一潘知常《中国美学的学科形态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1)、潘知常《建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1992)、潘知常《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一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1993)、吴风《生存与审美的合潘知常〈生命美学〉述评》(1992)、张节末《体系与无体系之辩一读潘知常近著〈生命美学〉》（1992)、晋仲《〈生命美学〉》（1993)、劳承万《中国当代美学启航的讯号一潘知常教授〈生命美学〉述评》（1994)等。另一类是对以《周易》、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的研究及评论。虽然其时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巳经展开，但从邹元江对刘纲纪先生在周易美学研究中提出的“生命即美”命题的阐发看，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价值是为实践美学所认可的。
在1995-1999年期间，生命美学主题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1.生命美学理论阵营的壮大。1995年，封孝伦在《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从自由、和谐走向生命一中国当代美本质核心内容的嬗变'用历史的辩证逻辑为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声援、辩护，并简述了他的“三重生命”美学观。封孝伦的声援、辩护随即为潘知常引用到了他与实践美学的论辩中。2.学界开始普遍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纳入中国现代美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评判。1995年，《学术月刊》第9期刊载《中国当代美学的前沿一关于实践论美学争鸣情况的述评》一文，将以潘知常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明确纳入后实践美学体系中进行评价。1997年，阎国忠在《文艺研究》第1期发表“关于审美活动一评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一文，视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完全确立的标志。同年，周来祥先生撰文《我看今日美坛》，从学理角度肯定了生命美学的学术品性。杨恩寰则在《实践论美学断想录》中针对“自由”“理想”概念对生命美学提出批判。3.生命美学应甩[生研究及交叉研究的发展，如韩森《建筑——向着人的生命意义开拓》（1998)等。
如图3所示，2000-2004年期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的高峰期。2000年，《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了一组生命美学专题论文一潘知常《超主客关系与美学问题》、封孝伦《审美的根底在人的生命》、刘成纪《生命美学的超越之路》、颜翔林《思维与话语的双重变革》、刘强《生命美学：阐释框架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创新》。这是迈进21世纪的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最重要的一组专题文章。这一时段，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大体上呈现了两个方向：1.对实践美学深化批判基础上展开的生命美学理论升华，以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为代表。其中，深化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文章有潘知常《生命美学与超越必然的自由问题——四论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实践美学的一个误区：“还原预设”一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2001)等。呈现生命美学研究自我修补、升华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潘知常《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2003)、《为美学补“神性”从王国维接着讲一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2003)等。潘知常在这一时期为生命美学的思考提出了“补‘神性’”“补信仰”的维度。2.对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述评与研究。其中，既有对生命美学整体理论面貌进行研究、评述的一如陶伯华《生命美学是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方向吗？》（2001)、薛富兴《生命美学的意义》（2002)等多篇论文;亦有针对学者个人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其中，针对封孝伦生命美学理论进行研究、评述的论文数量最多，如薛富兴《生命美学：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制高点一〈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读后》（2001)、黎启全《建构生命美学理论体系的力作一评〈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2002)等7篇。封孝伦三重生命美学理论被视为是继潘知常生命美学理论之后最受学界重视的体系性生命美学理论。3.超越生命美学研究，如王建疆《超越“生命美学”和“生命美学史”》（2001)等。其间，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一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2001)，提示出在与实践美学论战之后，生命美学与生态美学展开对话的理论视域。这一时期另有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西方生命哲学美学论文数量的明显上升，主要成果是王晓华对西方生命美学的研究。
据表3、图3，2005-2009年，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回落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似乎一直延续至今。自2005年以来，在完成了《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叩问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潘知常教授访谈》之后，生命美学的首倡者潘知常再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探讨、回应生命美学的文章，而是转入了其他研究领域。因缘巧合，与潘知常生命美学研究转向的时间轨迹相应，生命美学理论的另一代表理论家封孝伦同期亦没有相关成果发表。这一时期，生命美学原理性研究主要呈现为对巳有的生命美学理论的重申、评价、反思、批判。但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生命美学主题论文数量上看，国内生命美学仍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生命美学研究、生命美学应用性研究及交叉研究的论文数量相较前一时期几乎同时翻了一倍。前者说明了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生命美学资源重视、发掘的逐渐升温；后者贝何支撑对生命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发展中阐释价值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