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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篇2
他就是久享盛誉的著名教育工作者――叶国洪博士。
书香门第，爱国世家
“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这句话出自古龙笔下。大抵家世显赫、望族名门，皆不出于此。叶国洪博士一家亦如是，父亲和母亲均是国立中山大学毕业，曾执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而往返香港与大陆之间任教。而他自己本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成就斐然，可以说，叶博士出自书香门第，礼仪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开始美国不插手战争，却大发战争横财，同时，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为己用。叶国洪博士的母亲从国立中山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度收到美国方面的邀请，希望她可以在美国发展。当时，由于叶国洪博士的父亲不愿接受美国方面的邀请，而母亲向着父亲，同父亲一样，都想为自己的华人社区作贡献，所以，也毅然回绝。此后，他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香港的教育事业上，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小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读完小学，中学。人生往往面临很多选择，如同父母亲一样，因为爱国，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叶国洪博士毅然选择了强调发扬中华历史文化的历史系。这是一生的选择，正如同他的初衷一样，此后的一生，他都在“历史”里奔走，以“历史”为引，将自己的爱国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叶国洪博士自己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以后的国籍只有外国籍，因此放弃了这些机会。现在，孩子因应自己的兴趣，也秉承了其父的志愿，在香港大学攻读完电子工程后，留在了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机械翻译课程，并从事相关文教活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2004年9月16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飘出了叶国洪博士的声音，香港电台《家家有教》节目邀请叶国洪博士做客。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方法――“疑难为本学习”法。
“疑难为本学习”即是让小朋友学习寻求解决疑难的方法，并且判断各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许多教师都习惯一个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叶国洪博士相信要训练学生的解难能力，必须培养小朋友的扩散性思维。他建议老师在设计问题的时候能针对现实的处境，紧扣学校的课程，贴近生活，好让学生能将所学应用到解决实际生活所面对的困难中。
叶国洪博士无疑是很成功的。他在历史的教育上，也系统地用到了“疑难为本学习”方法。历史往往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只有弄清自己的历史，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源，知道自己是华夏子孙。因此，在历史教育上，叶国洪博士主张爱国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的表面。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叶国洪博士让学生自己回去查自己的族谱，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了解自己的祖先；第二，问自己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第三，如果你的亲戚不愿意做中国人，你怎么对他说话呢？在三十几所中小学里，围绕这几个问题的比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样，就让学生明白了，为什么要爱国，为什么要重视自己的国家。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怎么样更好地传道、授业，为学生解除疑惑？2005年11月10日，叶国洪博士再次走进《家家有教》节目，这一次，他带给学生们的学习方法，是“专题研习”学习方法。
“专题研习”务求全方位引导小朋友学习一个跨学科题目。“专题研习”的目的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掌握资料、提出个人见解。叶国洪博士曾到过五所学校作环保考察，其中一间学校把污水问题写成硕士论文般深入。对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教育的弊病。学校究竟需要小朋友做什么呢？他认为“专题研习”的学习重点不只是解释某个专题，不是上网找资料，而是注重启发小朋友的创新思维、高阶思维和解难能力。家长应鼓励小朋友以自己的角度来推理他的理论，因为童真往往是最难得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意即是不会教的人要首先学会教，会教的人要学会不教。这是叶国洪博士综合前人成果在教育方面提倡的又一个著名的观点，理论界称之为“鹰架理论”。它提供了一套如何诱导学习高阶思维的构架，它建议引导学习者从已知的领域走进未知的范畴，以及将个人的能力提升至潜在发展的层次。在此过程中父母亲及老师只担当辅助者的角色，给予提示让孩子自行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虽然在很早的时候，苏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就提出了“鹰架”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发展分成实际的发展层次以及潜在的发展层次，但是这个概念对于指导学习方面依然很模糊。叶国洪博士更注重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他潜心研究，在“鹰架”概念的基础上，更上一层，“鹰架理论”得以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教育领域，叶国洪博士永远行得比别人先，永远行得比别人远。他从来没有满足现有的成绩，没有在耀眼的光环面前停下脚步，接受观众的喝彩，而是澹然的开始另外的研究。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正是因为这种心境，叶国洪博士返璞归真，意识到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说：“青少年问题，不能等到上了中学才教，应该在幼儿园、小学的时候就要教他纪律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不能等他上到中学、大学才学，那样会很费力。”
因为历史研究，叶国洪博士的眼光总是放在全世界。他在研究韩国、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时候，发现这些国家很早就有胎教，但是在香港却很少。“德国有很多神童，他们都是胎教的。”叶国洪博士说。胎教的秘密在他的研究下逐渐解开，很多儿童杂志争先访问叶国洪博士。有几家杂志的读者运用叶国洪博士的方法胎教，现在孩子很聪明。
历史的推动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叶国洪博士就表现出了对历史、对时局、对国家的深深关注。上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为事情争执不下。在这样的时局下，当时尚在大学读书的叶国洪博士发起了保卫的文明合法运动，为祖国领土完整奉献着自己的热情。
叶国洪博士同时也是当时“反贪污运动”的领袖人之一（香港天主教大专联合《曙辉》月刊总编辑）。因为反贪污学生运动，港英政府后来成立了独立的廉政公署，他可以说是改变了一段历史。叶国洪博士坦言：“当时的运动冒着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危险，实际上我几乎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秘密的拘捕。只是我们坚持的是守法、文明的运动，是支持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感到为难的学生运动。”
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叶国洪博士开始了历史的教学工作。当时港英政府想把中国历史合并在社会科学里，很显然，这一番举动就是想让学生减少对中国历史的学习，从而减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叶国洪博士坚决的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港英政府放弃了合并。叶国洪博士对历史的影响，可见一斑。
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
前苏联伊凡•巴甫诺夫是经典性条件反射的提出者，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说：“科学需要一个人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假定每个人有两次生命，这也还是不够的。”叶国洪博士甚为推崇，他笑言：“假如给我多一次（生命），我也要多一次。”
叶国洪博士一生从事教育研究，把教育当成了一辈子的事业。他说：“我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两个字。有工作才有成就感，如果没有追求的目标，我会很快死掉。”叶国洪博士这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与奉献中，当真自强不息，不枉此生。
篇3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篇4
由博士和博士生的混淆，笔者又想起一些相关的误解。比如有报道称，某某“博士后毕业”即调到某处任教。博士后并非像硕士、博士那样的学历教育，也不是一种学位，而是一种工作经历，因此只有出站而无所谓毕业。上述报道显然不确切。类似的，某报有篇访谈称费孝通说“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按英式教育体制，Reader是一种职位，略低于Professor，而又高于Senior Lecturer。而且费曾说过，自己到伦敦后最初的导师Raymond Firth博士“是一位Reader（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所以把Reader说成读者，显然亦误。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曾有研究者给一家发表过某抗日老兵回忆文章的杂志打电话，对其中所述情节提出质疑。但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只对错别字与病句负责，对具体的口述史实，并没有鉴别的能力”。编辑并非什么都懂的专家，对相关口述之具体史实缺乏鉴别力，这可以理解。但有些东西根据普通常识而无需专业知识，似亦足以作出适当判断。比如荣孟源先生当年编辑八一南昌起义史料，发现有篇回忆一开头就说当晚月亮如何美丽；而1927年8月1日为阴历七月初四，怎么可能会见到美丽的明月？故断定此回忆不确，难予采信。这说的虽然是历史杂志编辑，但推而广之，新闻采编人员似也不应仅满足于整理错别字和病句，最好能在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常识的基础上来进行采访和编辑。
篇5
追溯渊源，博物馆（museum）一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的mouseion，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的九位缪斯（Muse）女神的神庙。这九位主管科学和文艺的女神们，分别掌管历史、抒情诗、喜剧 （牧歌、田园诗）、悲剧、歌舞、爱情诗、颂歌、天文和史诗。所以，博物馆一词自然就涵盖了人文、艺术、科学、自然各个方面的内容，总括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与文明累积。
人类史上的第一座博物馆是建于公元前283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是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古典知识中心，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但并不属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到了17世纪，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才真正算是标志了西方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诞生。
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建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是由主张实业救国并创办了370多所学校的民族企业家张謇先生创建。张謇在东游考察期间，见识了日本从欧美输入的现代文明后，不仅大受启发，而且深刻体会到博物馆对学校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在家乡一边平地筑垣，一边收集藏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在我居住的中欧小国瑞士，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如果在瑞士的博物馆分布图上为这里的每一家博物馆都亮起一盏灯，它们一起发出的光芒肯定会让你暗暗一惊。一个面积仅仅如半个重庆大小一样的袖珍小国，却坐拥了高达一千多家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博物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像繁星一样密集，也像繁星一样闪烁，一并照亮了整个瑞士博物馆文化的夜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博物馆建设的高度也像一面镜子，能映照这个国家文化的高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建设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按照藏品以及功能的不同，瑞士博物馆协会将本国的博物馆大致归纳成八个类别，分别是考古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主题博物馆、历史自然博物馆、地区博物馆以及技术博物馆。
不过，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展现瑞士近代人文生活形态和民族风俗的博物馆中，有为数不少的博物馆都可以被归纳在双重甚至多重的类别，它们也许从局部上反映一方水土的地方特色，但又从整体上泄露出历史的微妙变化，与整个民族的格局遥相呼应。所以它们既是地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甚至是历史的，同时担当起多重的功能，饰演着并不单一的角色。 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
要是你带着像解谜般的心情来到瑞士，除了雪山与湖泊，手表和奶酪，到这些博物馆来参观采风，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们每一个都像一个社会的缩影，既隐藏着历史的玄机，也透露出人文的智慧。一步走进去，就如走进一条条时光的隧道，遇见一个个历史的现场，每一次迈步都是一次深情的回眸，让人在古老的时光里去享受那些品咂不尽的旧时风貌。
在所有的博物馆当中，露天的民俗博物馆是我的首选。了解博物馆历史发展的人也许知道，一百多年前在北欧掀起的露天博物馆热是近代民俗博物馆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标记。189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落成的露天博物馆就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博物馆的首创。
瑞典的露天博物馆无疑给欧洲诸国包括瑞士都带来了启发。1963年，瑞士联邦委员会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也开始讨论瑞士本国的巴伦伯格（Ballenberg）露天博物馆的承建问题。1968年博物馆进入正式奠基阶段，着手为那些有历史与文物价值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登记入册。十年后的1978年，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在伯尔尼州终于正式落成，开始对外开放。
为了确保带有不同地方特征的旧建筑和老房子能够在全国的海选中被均衡地挑选出来，政府把建设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整个学术基础都交由专门研究瑞士农舍的本国专业人士进行规划。
在开放的初期阶段，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规模并不算大，只有16座古旧民居。两年后慢慢递增至25座，到了1985年达到61座。今天，馆区内已经拥有老房子及其他辅助建筑物超过100座。
每一间优秀的博物馆都是对盛世的一种超越。它们承载了无数历史的信息，能让观者一手推开时光殿堂的大门，就会遇到停不下来的惊喜。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就给人这种感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既不是一个微缩景观类型的博物馆，也不是仿古式的重建，而是把各具代表性的瑞士民居与附带建筑物作为人文见证与人类遗产整个移挪，重新辟地集中建立在博物馆区域内66公顷大的专用土地上。
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挽敬之情甚至体现在每一栋老房子旁边的展牌上，这些图标都认真地标注下老房子的原址，甚至用不同的文字阐述了老房子的历史，务求一砖一瓦都保留下原来的面貌，不让时光或者搬迁销蚀掉任何一个相联的细节。
用心的保护和记录使今天的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能够以一个原汁原味的传统村镇示人，除了房舍、教室、粮仓、店铺、作坊、磨房、畜舍都与过去一样，还有花园、田野、牧场、草地甚至代表整个本国家畜范围的动物多达两百五十只。
不仅如此，馆内还有三十多种手工作坊的制作还原展示，制陶、织布、钩针、打羊毛、做面包、熏香肠、制奶酪……参观者不仅能见到真人示范，还可以自己动手参与劳动，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在这里旧式的理发铺里让老师傅用传统的古旧方法帮你剃个头、刮刮胡子，以鲜活而生动的方式去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除了露天的民俗博物馆，地区专有的民俗博物馆也是了解当地人文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能从微观上去发现更多关于传统与民俗的风貌。在瑞士，这种对历史的真诚把一种毫无功利的文化事业推到极致，像呵护祖先的基因不被时间所吞没一样虔诚，让后人永远有参照物去明白自己的进化。
地区性的博物馆在瑞士遍地开花，在这里，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甚至很多乡村都建设有，它们肩负着收藏时光的功能，以卓见的眼光和珍惜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去尽力呵护一个地区所有的人文文明活动痕迹。
在瑞士阿劳州一个叫科里肯的小村庄，我曾经好几次参观过当地的村博物馆。跟大部分瑞士的地区博物馆一样，这座村博物馆原来是一座普通的农舍，房子本身已经拥有超过二百年的历史。由于闲置但房子的面貌和位置还甚好，最后由村民投票赞成改造成村里自己的博物馆，并于1987年正式落成。
与其他的地区博物馆大致一样，科里肯的村博物馆由村政府实行独立管理，包括藏品的收集、整理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从普通民居到地区博物馆的转变过程中，这座房子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瑞士的冬天严寒漫长，人们户外活动大量减少。因此，科里肯的村博物馆和很多同类型的小型博物馆一样，在冬天会休馆整整一个冬季。一直待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博物馆才再重新开馆。每一年重新开馆的时候，村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标志一年的开始。
地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都是本地收集，由热心的村民免费捐献。这些藏品包括不同年代的农业用具，如犁田机、割草机、播种机、脱谷机等，还有近代手工业生产工具，覆盖纺线、织布、制烟、修鞋、洗衣等等，甚至有各种透视人民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例如腌制和储存蔬菜过冬的机器和用具，各种酿酒的木桶，甚至细微到根类蔬菜和鲜蛋的传统保存方法等等都有实物展示。
这些传统的用具多是手工的作品。同时，也是时光的作品。它们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见证，保留了岁月的质感，暗含了时光的颗粒，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后人在回顾自己祖辈的历史时都不至于含糊其词，更不会让走过的路显得湮灭不清。
在博物馆二楼的生活用品陈列室的楼梯口旁，我见到有从当地收集的旧式捕鼠器将近20个，它们来自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的年代。每一个都各具形态，大小也不尽相同。像一个个时光的谜面，还原了一些关于村庄的真实信息。
同时，它们也是自然地理的倒影、历史进化的倒影和人类内心的倒影。尽管已经锈迹斑斑，但那种活泼的生锈不仅为文明留下了前进的轨迹，也正好说明博物馆未必只是珍贵文物或者鼎铛玉石的收容之地。 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
和贵重的古董藏品不同，堆放在这些民俗博物馆里面的小玩意儿难免会显得有点卑微，显得脱节，似乎与当下的生活更是毫无关系。 所以我觉得博物馆的故事都是讲述给有心人去听的。 从某种意见上看，它们是历史的边角料。然而依然能够在时光的深处，闪着自己熠熠的光芒。
从大概一百年前开始，出于火灾等因素的顾虑，瑞士绝大部分像这种以干草做房顶的老房子都逐渐转变成木质的屋顶，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改造。而科里肯村博物馆所在的这座农舍，由于原主人对传统的固执，使这座老房子的房顶保留了以干草做房顶的传统面貌，而在今天得以成为建筑文物保存典范中的典范。
除了藏品浩繁的国家大博物馆，露天博物馆和地区性的博物馆，这里还有各种各样奇奇妙妙的博物馆，能招引博物馆迷前往去听故事，过把瘾。它们一般都是小规模，甚至是家庭博物馆。未必是科普类也不一定具有艺术性，而更多是携带独特的趣味或者情感。
例如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就是一家古怪而又充满趣味的博物馆。在这间博物馆内，你可以看到108只形态各异的青蛙，有上学的、参军的、剃须的、桌边打牌的、骑松鼠的和上课的各种不同姿式。
这些青蛙都是由拿破仑的守卫军官弗朗索瓦・佩里耶先生在1848年至1860年期间制作。这位怪异的守卫对青蛙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在郊外偷偷收集活青蛙，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后除去内脏，再往腹中填满沙子。之后，他就把这些青蛙摆成不同的姿势，有时候甚至给其穿上图案诡异的衣服。今天，当我们在青蛙博物馆里观看这些青蛙摆件，就像重现了当时19世纪的日常生活场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记录。
篇6
关于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要求，台湾历史教育学家张元先生认为，历史故事不仅应当有趣，而且要有深度，把历史故事作为认识历史的例证，讲出有“深度趣味”的历史故事。无独有偶，时宗本先生也认为，教师要善于挖掘和把握历史故事的深刻主题。例如，时老师在讲《文艺复兴》一课时，从“人文主义”的故事主题出发，讲了《神曲》《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详实或简略，但都是紧扣“人”这一故事主题的。前贤们有关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搞好历史故事教学的重要参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初中历史故事教学的主题设计还存在着“浅层求趣”甚或“偏颇求趣”的倾向。以初中历史课“秦王扫六合”为例，许多教师相沿成习地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简单定位于“暴虐”，既不清楚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来历，也无视史学界有关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从而陷入“偏颇求趣”的窠臼。
为了有助于历史教师讲出有“深度趣味”的秦始皇故事，笔者梳理了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流变脉络，提供了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分析了其“暴虐”性格与人生经历特别是与帝王专制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秦始皇。
一、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背后包含着后世不断累加的虚增成分，也隐含着儒学内部的正统之争。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根深蒂固。其间，尽管也有对秦始皇的正面之论，但很快就会被“暴君”强音所吞没。因此，许多教师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定位于“暴虐”是符合学界传统主流观点的，但他们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理解却有表面化和绝对化之嫌。
根据胜朝史观的理论，当朝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些史书往往会站在本朝的立场去批判前朝，一般会把前朝的忠臣当成本朝的逆臣。这样，作为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自然就会成为代秦而起的汉朝学者批判的主要对象，贬损、歪曲乃至丑化都在所难免。因此，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早已指出其偏颇。又据著名“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据此，笔者认为，历史时间拉得越长，虚增在秦始皇身上的“暴虐”成分就会越多，以至于今人还会出现对于秦始皇“暴虐”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那么，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又是如何被塑造、定型乃至扩大的呢？
简言之，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塑造了秦始皇的“暴君”历史形象，经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而盖棺论定，后经杜牧等文学家的夸大宣扬而扩大。
秦末之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秦始皇为“上”，也就是今上、皇上。（“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引自《史记・陈涉世家》）西汉高祖时，以陆贾为代表的儒生批秦时的主要对象是秦二世。（“秦二世尚刑而亡”，引自《新语・道基》）西汉文帝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就把批判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秦始皇，从而奠定了后世秦始皇“暴虐”之原型。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全面而系统地批判曰：“秦王怀贪敝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父子作为汉朝官员，扬汉抑秦乃情理之中，不但把贾谊之论采入《史记》，还以“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予秦始皇以否定性评价。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后世的信史地位，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及至后世，经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文学名篇的宣扬，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看来，贾谊是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始作俑者。那么，贾谊的动机安在？概言之，贾谊是为了在汉初儒学内部派别纷争中博取正统地位而有意为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学分裂为派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引自《韩非子・显学》），它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其间，儒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日益清晰：一条以齐学为代表，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和道学主张，走的是“形而上”之路；一条以荀子后学韩非、李斯为代表，吸收了管仲、商鞅、申不害的法、术、势观点，形成了法治思想体系。此时，韩非并未自称法家，其思想基石仍不出儒学范围。例如，韩非称孔子为“圣人”。对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先秦和秦代并不存在“法家学派”。任继愈先生在《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也认为，先秦并没有所谓六家学派的存在。那么“法家学派”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前所述，儒学内部存在着齐学与荀子后学的争斗。及至汉初，齐学信徒曹参任丞相，利用政治权力拉抬齐学，压制韩非学说，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速亡的暴秦与韩非学派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突出《韩非子》之法、术特征，大肆渲染其镇压儒生的劣迹，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从儒学法统中清除出去。这样，《韩非子》的内容不断被增删，逐步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立场。司马谈依据增删后的《韩非子》内容来命名法家学派，撰成《论六家要旨》。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分支齐学的官学化，也人为制造了暴秦与法家学派的一体化。
二、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包含有天性的成分，但更是其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
许多教师在秦始皇“暴虐”的主题之下，具体设计了长相之暴、复仇之暴、狐疑之暴、惩谣之暴、刑罚之暴、滥用民力之暴、焚书坑儒之暴等等小故事，环环相扣，贯穿了秦始皇人生历程的各个主要阶段，给笔者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秦始皇乃天生的暴人和彻头彻尾的暴君，这有点“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味道。
笔者不否认人的遗传素质，但若只停留于此，未免流于表面化。据笔者理解，教师们所讲的秦始皇“暴虐”故事，除了焚书坑儒之外，其它的故事都有简单附会秦始皇“暴虐”天性之嫌。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暴，明显带有“以貌取人”的迷信导向。而且，把秦始皇的暴相简单地归于《史记》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司马迁转述尉缭之言，至于尉缭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完全可以存疑，这才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翻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他相貌堂堂，既不丑也不暴。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凯教授介绍，此张仪表堂堂的秦始皇像是现代人根据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开国帝王画像模式而推演出来的。这表明，有关秦始皇的长相，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难有定论。笔者不反对教师描绘秦始皇的长相，但要明确告诉学生其版本依据，免得学生误以一家之言为历史真相。
至于秦始皇其他“暴虐”故事的成因，教师们挖掘得并不深刻，容易把学生向秦始皇的天性方向误导。实际上，除了天性因素，还与其未亲政以前的特殊经历有关，更与其亲政以后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焚书坑儒之暴颇具代表性。但是，后世学者以及教师们对此的理解有许多不严谨之处。
史学界一般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禁毁儒学、加强思想专制之举。受此影响，教师们认为，焚书就是“烧书”，坑儒就是“坑杀儒生”。对此，笔者认为有笼统夸大之嫌。关于焚书，导火线是博士淳于越当众非议朝廷的郡县制政策，公开与政府唱反调，扰乱舆论，造成思想混乱。深层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战国以来，在尚贤风潮下，士人所养成的随意批评政府的游学风气。对于六国的这种浮薄风气，荀子曾经予以批评，并称赞秦国的民风顺从。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推崇秦国的质朴耕战之风，并指出：“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李斯深受荀子与韩非思想的影响，他并不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儒学内部不合时宜之论，随意批评政府之风。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出一”，除官方博士馆外，禁止民间私自收藏和传习《诗》《书》等书籍，禁止借学问批评政府，倡导学习国家的法令政策。对此，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指出，皇家藏书即博士馆藏书没有焚毁。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针对的是欺骗他的一小撮方士，也牵扯了少数儒生，说坑儒就是“坑杀儒生”显然是望文生义，把它与禁绝儒学联系起来更是主观臆断。实际上，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禁绝儒学，而是以政府的法令政策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以求政治稳定。在这里，我们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文化问题区别开来。翻检史料，笔者发现，焚书坑儒之后，儒学仍在传习，只不过政府提倡的是官方途径，禁止民间途径，而官方途径是通过官方博士馆来专门传习的。证据有三：第一，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博士制度没有废弃。在博士制度下，儒学与许多其他学说一样，仍然设立博士，只是这些博士儒生逐渐蜕变成了秦朝文化的装饰品，《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有“（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的记载。第二，纵观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后到各地巡狩刻石的文字内容，以儒学家庭伦理为基调的宣传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有“合同父子”“圣智仁义”的语句；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祭祀儒学圣人舜和禹，所立会稽刻石也强调“德”“义”等儒家品格。第三，汉武帝的思想专制要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为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设立博士，而汉武帝只为儒学一家设立博士。总之，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政府控制舆论，给它扣一个“思想专制”的帽子有点大。
三、秦始皇的历史行为的确有“暴虐”的一面，但也有善于纳谏、用人、勇于改过和决断果敢的一面。
秦始皇的确有“暴虐”的历史行为，但是，“暴虐”是否就是秦始皇历史行为的全部呢？历史史实表明，秦始皇也有历史的多重面相。下面略举几例。
1.纳李斯建议，撤销逐客令。战国之时，列国竞争，各国招贤纳士，客卿活跃，养士制风行，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就曾大批豢养他国的门客，楚国人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间秦，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下达了逐客令，秦国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将意味着秦国人才的巨大流失。时为客卿的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上《谏逐客书》，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生性暴躁的嬴政还是收回了成命，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失策。
2.廷议分封与郡县之利弊，采取郡县制之正确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教师容易对此进行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古代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这种看法可能在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身上表现得更加典型，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秦朝的廷议制度就是限制皇权的因素之一。秦朝的廷议制度有两大来源因素：一是西戎氏族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二是周朝制度中的“大询于众庶之法”。这样，秦朝在进行重大政事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先履行群臣参议程序。在秦始皇主持的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的廷议上，他充分听取了两派的不同意见，既没有事先定调，也没有秋后算账，既没有盲从多数，也没有忽视少数。最后，秦始皇经过比较权衡，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置诸侯不便”。开明的政治决策带来了地方郡县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承袭，“历代都行秦政法”所言不虚。
3.不拘国籍，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制度创新，离不开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助，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群星闪耀。其中，李斯是楚国人，尉缭是大梁人，蒙恬的父亲也是自齐入秦。他们虽非秦人，但秦始皇用人不疑，皆能与之相始终。其中，秦始皇与李斯君臣共事长达三十年，其间，让秦始皇颜面扫尽的吕不韦一案也没有牵扯到门客李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尉缭，他以贿赂反间他国，颇得嬴政礼遇。但是，尉缭并不买账，私下对嬴政为人颇有微词，不辞而别又被秦国抓回，然嬴政没有将其下狱，而是执意挽留，还任命其为秦国太尉。此外，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来反间秦国，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来拖垮秦国，事败之后，嬴政没有处死郑国，而是让他继续修建郑国渠。高渐离协助荆轲刺杀嬴政，结果，荆轲被杀，高渐离流亡民间，嬴政惜其才，赦免其罪，任命为宫廷乐师，足见秦始皇的容才、用才之量。
4.勇于改过，决策果断。前述撤回逐客令，乃嬴政改过之显例。此外，攻打楚国时，嬴政曾经误用年轻气盛的李信，导致战败，嬴政随即改过，任用王翦，攻楚成功。后来，嬴政重新启用李信攻打燕国，取得成功。
篇7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发表论文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篇8
民大的历史文化学院是一向为人称道的。学院现有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两个博士点、九个硕士点、一个教育部“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建设基地”，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层次的、完整的办学体系。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历史学基地班保研率高达40%，被保送的同学大多直接进入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复旦、中山等兄弟高校历史系继续深造学习。
历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长期以来，学院历史基地班都配备有最强的师资力量――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选用副教授以上或者教学效果良好并拥有博士学历的教师任课。高职称、高学历的老师不仅保证了历史基地班的教学质量，也大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学过程中，老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其一，通过课堂讨论――以史论史，培养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其二，通过教学参观，让大家对历史有直接的、感性的认识（历史学基地班每年有2000元的教学参观费，我们班本科四年组织去过卢沟桥、司马台长城、明十三陵、清东陵、山海关等古迹）；其三，通过查找资料、撰写小论文的作业模式来规范我们的学术习惯。历史基地班的教学传统是为师者将做人和做学问集合起来，言传身教。回顾四年本科生涯，最大的收获就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如何从历史中去感受生命的真谛，吸取正向的能量并以史为鉴，为我所用。
注重实践是历史基地班的另一大特色。每年，学院都会统一组织基地班的同学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让同学们深入边远地区，真切地感受各民族的生活现状和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历史与实践相结合，深化民族史教学。为鼓励实践教学和田野调查，2011年，学院启动了“国家级研究型人才培养实验区”本科生创新实践项目。具体形式是，大家自由组合形成自己的团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寒暑假期时间进行实地调研，搜集第一手资料。返校后，依据寻访成果，撰写调查报告并进行答辩结题。基地班为每个团队提供了3000元调研经费。
在基地班的四年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母校严谨、踏实的学风，并在教学参观和社会实践中受益匪浅，更坚定了日后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信心。
厦门大学：博学，慎思，笃行
风光旖旎、人才辈出的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蜚声中外，拥有诸多顶尖的学科专业和大师，人文学科建设堪称“南方之强”，其中不容小觑的就是厦大的历史学科，其学术传统深厚，桃李芬芳，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1988年厦大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这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专门史重点学科，厦大历史系也成为国内最具综合实力的专门史研究中心、资料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创办了国内经济史研究的第一种专门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此领域的重要交流场所。历史基地班首倡各高校基地班联合培养学生模式，在教育部高教司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1999年正式启动，给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
篇9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篇10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篇11
谭博士：广义地说，各时代遗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都可以算是史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归入史部的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可用这个分类为依据，来界定史学书籍的范围。
小易：所谓“正史”指的是什么？
谭博士：正史是指历代朝廷认可的史书，主要有二十四部，也称“二十四史”。你计数，我背给你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不是二十四部？
小易：嘿嘿，我数了数，正好二十四部。可我在书店看见过标注着“二十五史”的大部头史书，这是怎么回事？
谭博士：上述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就合称“二十五史”了。
小易：《清史稿》与前面的二十四史有区别吗？
谭博士：有区别。《清史稿》是清朝寿终正寝后，1914年由民国特设的清史馆开始编修，至1927年基本完成的一部清史著作。由于该书仓促而成，付印时只是“初稿”，亦称“未定稿”，加之谬误较多，所以一直未能作为正史而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
小易：原来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编修的！
谭博士：也不尽然。正史有官修，也有私修，还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等，《史记》也是司马迁个人写成的。
小易：《史记》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是不是成书年代最早？
谭博士：《史记》不仅成书年代早，它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迁原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因得罪皇上而受酷刑，于是发愤著述，创作了《史记》。《史记》52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结束于汉武帝刘彻，时间跨度达3000年，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形式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事翔实，文辞流丽，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小易：随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是不是只记一个朝代的事？
谭博士：你说的对。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形式仍沿袭《史记》的纪传体例，但只记一朝一代的事，像《汉书》就仅记西汉时期的事，因此，又称为断代史。
小易：司马迁早提出过“通古今之变”，如果全是断代史，是不是有它的缺陷性？
谭博士：你说的有道理。历史上有很多史学家就想考察和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著述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最值得关注的要数司马光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
小易：是不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
谭博士：正是。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他觉得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通读遍览，因此想撮取其精要，修一部通史。经过多年努力，在几位学者的协助下，终于编撰出一部堪与《史记》并列的中国史家之绝笔――《资治通鉴》。
小易：为什么要取名《资治通鉴》？
谭博士：鉴，也就是镜子，引申为借鉴，以史为鉴，就是要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吸取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帮助。《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战国初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线，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表现，并附有简要贴切的评论，借以引导出历史教训。
小易：听我爷爷说，他以前曾经借阅过咱们县的县志，我们家从前出过一个状元，还记录在内呢。这些县志对研究历史有作用吗？
谭博士：你说的这是方志，也称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还有省、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由于地方志的资料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原始性，因此，其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超过了某些史籍。
小易：史学家们呕心沥血写出如此丰富的史学著作，有什么作用呢？
篇12
1985年，他又到甘南州博物馆从事文物普查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辛苦，但他还是走遍了甘南地区的三河一江（大夏河、洮河、黄河、白龙江）流域，摸清了新石器时代甘南古人类的活动遗迹，初步搞清了甘南的史前史，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1986年元月，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丹曲作为第一批藏学研究人员进入该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不被别人所左右。多少年来，他在藏族历史、医学、文化艺术等研究方面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汗水，是当代藏族青年学者中影响较大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之一。在藏学研究当中，他纵论古今、旁征博引，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扎实的艺术功底，把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内涵剖析得淋漓尽致。丹曲先后从著名的藏传佛教格西、学者，嘉央加措、华旦、罗桑等高僧学习了藏族《因明学》、《中观论》、《天文历算》、《语言学》等课程，遇到问题虚心请教，一定要弄个明白。他的这种谦虚、钻研、刻苦攻读的精神，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和厚爱。期间，他撰写了多篇具有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为藏学研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他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学院院长、第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委托，给拉卜楞寺文化学习班讲授汉语文，结合教学，他编写了内容充实的《藏族历史概要》教材，使甘肃省佛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既学到了汉语文知识，又对藏族历史有了系统的学习。
1995年，丹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藏族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通过进一步深造，使他在藏学研究领域里崭露头角。
1998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丹曲又回到藏学研究所。他用百倍的努力，在三尺案头挥洒青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书写春秋，用一颗炽热的心拥抱他所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仍旧埋头工作，渴了，喝一杯浓茶；饿了，啃一包方便面，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成果。
从事藏学研究以来，丹曲先后在《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研究》、《艺术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等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安多地区藏族绘画概述》等40余篇。其中，《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等论文分别获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优秀论文奖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资料》等报刊杂志转载。近年来他出版的专著有：《拉卜楞简史》、《安多地区藏文化艺术》、《拉卜楞史话》。这些研究课题构成了他自身藏学研究的两大特色，即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和拉卜楞寺专题研究。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独具魅力，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丹曲将这一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完成了专著《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该书将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与整体的藏族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兼容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独特风貌，赢得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赏。丹曲的《拉卜楞简史》和《拉卜楞史话》引起藏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又出版了专著《甘肃省藏传佛教寺院录》,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他还曾应邀参加“92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和“96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由国家民委、北京电视台等部门组织专门的摄制组，联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话说〈格萨尔〉》，丹曲是从事格萨尔学研究的硕士，遂被邀请为该剧组的翻译和责任编辑。追寻着英雄格萨尔的足迹，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寻访了60多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为此后的史诗研究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200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撰写了学术论文《凝固在黄河源头的历史――藏民族灵魂观念的现代遗存》、《魂寄山水间――藏民族圣山圣湖崇拜及其生态意蕴探幽》等。与此同时，丹曲在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甘肃藏族史》，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甘肃藏族历史研究的空白，书中较好地把握了甘肃藏族的整体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现实意义，正如藏学专家陈庆英先生所言，该书“是在藏族历史的研究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这又构成了他从事地方民族史的特色。2004年5月，丹曲撰写了毕业论文《〈格萨尔〉所反映的山湖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文中涉及到藏族古代宗教、文学、哲学等重大学术领域，抓住了格萨尔学的精髓，论文的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论文资料选择精当，考辨准确，运用合理，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于7月份获得了博士学位，为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
2004年10月底，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专著《萨迦王朝的兴衰》。
丹曲出生在河西走廊，长期在甘南拉卜楞藏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从一个牧民家庭走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苦苦追求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为繁荣藏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出于对家乡和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以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苦钻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扎实丰富的艺术积累，终于完成了很有分量的6本学术专著。他兼通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能够自如使用国内外文献资料，擅长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藏学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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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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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米娜瓦尔、胡毅、丁宏荣获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37.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广东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座谈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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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浅谈儿童、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42.Literature是怎样“变成”“文学”的——晚清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文学”实践及评价
43.“纯文学”究竟是什么
44.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
45.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
46.城市水文学研究综述
47.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
48.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
49.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
50.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51.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52.“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
53.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
54.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55.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
56.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环境
57.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58.歌德论世界文学
59.“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
60.英美文学教学现状调查与对策探析
61.文学场中鲁迅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
62.世界文学与中国
63.从艾丽丝·门罗看加拿大文学——罗伯特·撒克教授访谈录(英文)
64.从文学翻译的倾向性论复译的必要性——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两种译本为例
65.文学文体学与诗体戏剧中“语言变异”的翻译——以《哈姆雷特》为例
66.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
67.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问题与启迪
68.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评析
69.作为文学新闻的“我们的”报告文学——中美文学新闻之叙事比较研究
70.理论品质的提升与理论体系的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71.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文学作为主题”
72.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
73.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
74.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与兼容品格
75.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76.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77.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
78.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误读与重构——以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为例
79.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
80.学习英美文学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81.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82.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别法保护模式研究
83.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
84.论“文学性”与“非文学性”
85.知识、技能与情怀(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
86.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
87.汉语文学翻译中人称代词的显化和变异
88.世界文学观念的嬗变及其在中国的意义
89.微博文学的定义、发展、类型及特征
90.变化环境下城市水文学的发展与挑战——I.城市水文效应
91.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92.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
93.“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
94.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
95.文学翻译:寻找天才的标志——《爱情故事》译后
96.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97.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98.“民国文学”与“民国机制”三个追问
99.“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现状及其改革趋向——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
100.女性文学这个概念
101.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102.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
103.比较文学形象学
104.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105.略论外国文学教学如何促进大学生心智成长——以陶洁主编的《美国文学选读(第三版)》教学为例
106.社会水文学研究进展
107.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108.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
109.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
110.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略论
111.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
112.英语文学体验阅读READ教学模式建构研究
113.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
114.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15.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
116.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凤凰古城为例
117.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
118.英美文学教学的目标内涵与层次定位
119.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
120.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121.“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122.文学:对“单语言时代”的历史告别——“全语言文学”实践对经典文学观的批判
123.文人门派传承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
124.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125.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126.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
127.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
128.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129.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理念
130.文本系统与汉魏六朝文学的综合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