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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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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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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诚信与失信的简单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是用来解决主体之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为研究方便，本文选取了大学生申请助学贷款与银行放款这二者之间在诚信与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诚信与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为大学生，另一方为银行，假定大学生和银行这两者都是“经济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不能控制对方的决策；②博弈的双方均为“理性人”，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即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方发现欺骗可以获利时，就会采取或选择欺骗策略；③博弈双方可以选择的策略为诚信或失信；④博弈双方的获益。采取诚信，大学生和银行双方都可以获益5；如果银行放款，大学生失信不还款，则大学生获益10；如果大学生诚信贷款，而银行失信不放款，则银行获益10；如果大学生选择不贷款，银行选择不放款，即双方均选择失信策略，这样助学贷款制度就失去意义，则双方的获益均为0。在上面的博弈矩阵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组D为纳什均衡解，即大学生、银行双方都以自身利益为选择目标，其最终的选择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为“失信”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双方博弈的结果，如果大学生选择贷款但是不还款，那么学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费完成学习的机会成本，而银行损失最大，失去了放贷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资在其他领域的沉没成本；而银行如果存在比给学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项目，那么银行会选择不放款而转向其他，这样银行可以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学生损失最大，不能贷款助学，失去了完成学业的机会。但以上两种策略的选择都不是博弈的均衡点，必然无法达到稳定。实际上只有在学生不贷款，银行不放款的时候，即达到失信的纳什均衡，这样一来大学生助学贷款制度将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这项制度取消了，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大学生。然而，经济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非价格因素和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体理选择的结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说明，由于双方的理，导致了诚信的缺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2.2诚信与失信的重复博弈分析
重复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结构的博弈可以重复多次，甚至无限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参与人都只关心一次性的获益；如果博弈是重复多次的，参与人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复博弈的次数会影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双方所进行的是一次性的简单博弈，即大家所说的“一锤子买卖”。学生和银行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组织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选择，基于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益。但从动态博弈的过程来看，如果这种博弈是重复的、持续进行的，那么博弈的结果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诚信策略的纳什均衡就会成为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动态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主体过去的行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过这阶段博弈的选择，来回应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阶段博弈中的失信行为。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如果银行在上一次助学贷款的博弈选择中因采取放款的诚信策略，而大学生选择拖欠还款甚至不还款使银行利益收到损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必然会选择失信的策略来“报复”失信的大学生，比如将他（她）列为银行系统征信的黑名单，那么他（她）将面临银行以后所有的“报复”。在这里，银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称为“以牙还牙”策略。基于此，为了更加长期、稳定获取各自的效用，博弈双方都会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双方都会选择诚信，于是必然会出现诚信纳什均衡的博弈结果，由此可见，要想使诚信成为博弈双方的主动选择，其关键是要把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
3以重复博弈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探索
3.1增加博弈双方信息的对称性，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有效转化为重复博弈。
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理性人的机会主义、利己主义等行为，因此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出现失信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在一次性的简单博弈中，由于博弈双方都无法根据这一次的博弈结果再进行一次博弈或再做一次选择，因此，博弈双方都只关心一次性的效用，那么选择失信策略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而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的主要思路是要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认知，深刻认识重复博弈与诚信之间的关系。诚信是大学生应有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现实是接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大学生对诚信内涵的认知还是很模糊，很多人认为诚信已过时，加之受社会多元化思想的冲击，直接导致其诚信缺失行为的出现。其实主体间诚信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一个长期的选择、磨合、认同的过程，诚信是双方博弈的试金石，诚信关系的确立是双边的、动态的，任何一方的失信都可能导致诚信关系的中断。所以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必定要将一次性的简单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不能只顾眼前失信利益而忽视长期诚信利益。
3.2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畅通大学生诚信信息获取的渠道。
大学生诚信档案是一种写实的记录，主要用于对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情况进行真实描述，同时这种诚信的描述会起到一种客观评定的作用；同时大学生诚信档案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会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纠正问题，对失信行为有一定的鞭策作用。学校应该将大学生的诚信档案纳入常态化管理，及时公布诚信档案，特别是面向社会公开，畅通社会获取大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档案信息，如果诚信档案不公开，大学生诚信档案信息不能及时获知，这对于失信之人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诚信之人不能起到标杆作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简单博弈失信策略必然再抬头，那么制定大学生诚信档案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大学生诚信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特别是要面向就业部门公开，并将考试作弊、学术不端、拖欠贷款等诚信缺失行为直接与就业联系起来，对有失信行为的学生暂缓或不予推荐就业，增加失信的一次性博弈成本，让失信之人无处遁形。3.3加大对诚信缺失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失信行为处罚的可信性。在多元价值取向下，诚信如果被仅仅当成一种道德规范，很难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在诚信的动态博弈中，若诚信收益与处罚机制不对称时，双方在博弈时基于个人利益必定会选择失信。在经济社会发达的当下，一个可信的处罚威胁是减少诚信缺失最有力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诚信缺失的行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对大学生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还不够，因此，高校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方面应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比如针对考试作弊，给予取消考试成绩、记过、甚至取消学位等处分，让大学生意识到失信行为所付出的的巨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要大于通过不诚信行为所获得的一次性博弈的收益。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博弈双方基于理性的角度，必定会选择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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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文化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的道德认识系统。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教育主要依赖于家庭、学校周围社会环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学校、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语言，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而在当代，人们除去被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包围外，网络文化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个完整的新世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的网络特点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们不仅借助于网络文化的传播进行感知和理解，而且还能从中吸收思想政治素养。可以说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与网络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他们在网络中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信息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政治观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认知的重要来源。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建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非群体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是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认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识。到了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不仅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也跨越了社会群体。现在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并不仅是从某一个体到另一个体的传播，而常常是许多社会群体同时获得同一文化知识和价值信息。因此，现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群体的;二是网络文化传播的思想政治意识建构方式具有开放性。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在的群体相对封闭，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观念变化较小，往往会长时间保持着同样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到了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传播打破了一切封闭状态，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网络传播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变得近在咫尺。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改变了思想政治意识的建构内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传递及群体内个体与个体的互动文化传播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礼仪等文化观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这些因素构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在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传播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也有科学技术、政治思想、经济知识等等内容。可以说现在人们通过网络所接受的信息内容比过去几个世纪还多，一个现代青少年所了解的东西比过去一个老人还多。因此，网络文化传播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意识的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结构层次更加复杂、更加丰富，这不仅是我国现实变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课题。
网络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一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现代方法和手段，同时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网络文化传播对养成青少年进取、开放、参与、自强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网络作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极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识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享受。无论从量和质两方面看，都是学校教育难以达到的。从量上看，网络传播将逐渐超过由学校所提供的信息源;从质上看，学校以外的信息，由于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新颖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产生较好的效果。从这一点看，网络文化传播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文化传播常常容易青少年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网络文化传播是一个信息开放体系，是无数群体、个体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接受者、媒介发生着交互作用，无数群体、个体凭借不同的自身素养，不断交互感知各种价值信息。传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经验、见解、知识等等相关因素不断地影响着教育功能的发挥，有时这种因素起主导作用，有时那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因而，时常会出现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种各样夸大、扩张信息的存在，又会使得整个网络信息的价值意义变得异常混乱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丧失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例如网络聊天中频频有人上当受骗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网络文化传播不仅容易使青少年丧失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状态。某些不正规的网站，为了以“新”和“奇”吸引浏览者，经常会一些不真实的新闻和花边消息。其规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机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时也减弱了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当信息量对青少年来说成为超负荷传播时，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兴趣。尽管网络文化传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会，而真正能内化为青少年品德的却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态却膺臀懂懂。这样，网络文化传播也就失去了建构思想政治意识的意义，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产生健全的价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观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识失去取向，处于无思想政治意识取向的状态。
再次，网络文化传播易使青少年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从传播的内容来看，现今的网络文化传播是无视青少年作为主体存在的，忽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断地在网上传播。这些信息究竟能给青少年提供多大积极的帮助，网络文化传播者很少给予考虑。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文化传播倾向，它忽视了青少年的价值需要和动机，因而常常破坏他们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学校获得的道德规范与网络文化传播中获得的信息相冲突。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越来越使青少年无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实空间，也越来越使其无法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样，因缺乏一定的参照标准而使青少年陷人无所适从的困境。网络文化传播的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将会使青少年理性思维衰退，从而使其逐渐丧失正确的价值标准。
可以看出，网络文化传播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进程，同时也会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减弱。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的发展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三、确立开放、多元的社会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既是对网络文化传播这一挑战的应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自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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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是指政府动用立法、司法力量，调动有关的组织和商业机构对可能的洗钱者予以识别，对有关款项予以处置，对相关机构和人士予以处罚，从而达到阻止犯罪活动的一个系统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政府为了防止犯罪所得及收益合法化从而采取了包括预防、惩治等一系列具有正外部效应的行为，当事人(参与者)包括：洗钱者(犯罪者)、协助洗钱者、银行等金融机构、监管者、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换而言之，反洗钱是一个有社会经济职能的行为。
洗钱犯罪与金融机构密切相关，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既是洗钱的突破口，又是反洗钱的第一线。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rpervision(1988)认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为犯罪资金的转移或存储中介。Blum，Jack A.，Michael Levi，R. Thomas Naylor and Phil williams(1998)全面研究了金融中心和保密原则的影响，认为虽从全球来看，现有的金融体系对于合法的商业活动者，或是试图清洗和隐藏犯罪所得的人，都是一个适意的天堂。
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条件下，洗钱者与商业银行的博弈
假设市场上存在一家银行，一个洗钱者想进入该银行洗钱，银行知道洗钱是违法的。在这个博弈中，洗钱者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进入、不进入；银行也有两种战略：默许、斗争。假定洗钱者进入之前银行的利润为400，进入之后得利润30；进入后洗钱者得利润70，进入的成本为10，则各种战略组合下的博弈树如图1所示：
此博弈的各方收益如表1所示：
洗钱者进入时，银行选择默许得430单位的利润，选择斗争时只能得到400的利润，因此，银行的最优战略是默许。在银行默许的条件下，洗钱者能得到70单位的利润，大于其不进入时的利润，因此洗钱者选择进入。此博弈的纳什均衡为（进入，默许）和（不进入，斗争）。
这是一种完全信息博弈，而在实际中，洗钱者对自身进行粉饰，使得银行无法准确判断出其行为的性质；而银行在洗钱的过程中也承担着极大的风险，这体现在银行协助反洗钱时的成本上。下面将分析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洗钱者与商业银行的动态博弈。
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条件下，洗钱者与商业银行的博弈
由图2可以看出，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如果银行协助反洗钱是高成本的，给定洗钱者进入，则银行的最优选择是默许，此时洗钱者的最优选择是进入；如果协助反洗钱是低成本的，给定洗钱者进入，银行的最优选择是斗争，此时洗钱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入。
银行协助反洗钱的成本高低会影响到各博弈方的选择，但因为这是个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洗钱者并不知道银行协助反洗钱究竟是高成本还是低成本，所有洗钱者的最优选择是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银行是高成本或低成本的。假定洗钱者认为银行是高成本的概率为r，低成本的概率是1-r，那么洗钱者选择进入的期望利润是：
洗钱者选择不进入的期望利润为0。因此，当E(R) 0，即 1/8时，洗钱者选择进入（当r=1/8时，洗钱者在进入与不进入之间是无差异的，我们假定其选择进入）；当当E(R) 0，即 1/8时，洗钱者选择不进入。
四、监管者与商业银行的多重博弈
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与洗钱者是一个多重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即精炼贝叶斯均衡中的信号传递模型。洗钱与反洗钱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由上面的推理可知，在一定程度上，洗钱对局部银行个体会带来存款增加等好处，而反洗钱则可能带来成本增加，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商业银行与监管机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相互调整其行为，从而达到系统的均衡。
因为监管机构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是可变参数，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主要有利润和责任分摊，因此，可以把监管机构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都归纳为谨慎程度，建立一个两人的博弈默许，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如果双方都不够谨慎，则每人承担51元的损失；如果一方适度谨慎而另一方不够谨慎，则前者承担6个单位的损失，后者承担101个单位的损失；如果双方都适度谨慎，则商业银行和监管部门分别承担5和3个单位的成本。由此可得，只有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都保持适度谨慎时，社会成本总额最小。
五、小结
从上文的推论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反洗钱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应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博弈。
第二，反洗钱的博弈基于参与者对成本收益的考虑，这种成本和收益不仅是指私人的成本和收益，还应考虑社会总成本与总收益。
第三，若监管部门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过程中保持适度谨慎，则可使商业银行协助反洗钱的成本降到最低，此时商业银行在与洗钱者的博弈过程中，最优选择斗争，迫使洗钱者放弃洗钱活动。
参考文献：
[1] 纪瑞朴：金融机构反洗钱问题透视[J].中国经济信息，2007(11)
[2] 向宇：我国金融体系反洗钱中的冲突与政策选择[J].经济体制改革，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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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档《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把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当作一项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实抓好。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积极有效地运用舆论工具，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不断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及时、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部署。③同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对教育事业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这就要求教育新闻工作者必然要将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工作做得更好。课程改革是指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改变在课程中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课程改革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授课和学习方式，塑造学生主动的学习态度，从而成就其自主成长。课程改革的新闻和信息一直是媒体关注的重点，但媒体的目光大多只聚焦在课程改革改什么，改了些什么的基本问题上，由于对课程改革的总体和实质缺乏广泛深入的思考，课程改革成了无声的行动，这样势必会导致课程改革行动的盲目性。④目前关于“课程改革”的新闻，虽说是一片叫好声，但由于教育新闻传播内容的浅薄，舆论传播导向作用力度小，对课程改革并没有引起较为深刻的行业转变，看不到明显的效果。课程改革受到物质条件或是学校硬件设施的制约，必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转变的过程。此时，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导向必然会对课程改革的方向产生影响，而课程改革也必然需要主流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学习的过程就是模仿的过程，教育新闻在引导舆论时，要注意将好的课程改革的事例宣传出去，以便学习和改进。2012年4月17日，省级大报刊发消息《我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百花争艳》，报道了陕西省日前召开的“教师报•高中新课改”经验交流会，只是说明了课程改革在多个方面取得进展，获得成功，笼统的只是为课程改革工作叫好，缺乏建树性的、深入的对课程改革的了解和阐述。在课程改革中，教育新闻必须肩负起其强大的舆论传播导向作用，为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积极引导，使得各教育部门、学校等能在课程改革的潮流中有一个明朗而正确的方向。
教育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教育新闻工作者在宣传教育工作时，应积极把握各方面的条件，坚持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能为教育事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促使人们重视、关心、支持教育事业，使教育事业持续地、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撑；反之，则会滞缓甚至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我们在教育新闻的舆论传播导向中，一定要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传播导向。教育新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教育新闻舆论传播的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所有新闻传播事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区别于资本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和其它新闻传播事业的显著标志⑤。二是要宣传贯彻科教兴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国家要振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基础。教育新闻舆论的传播，要引导全社会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贡献。三是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就是教育新闻舆论引导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的有机统一，是引导水平的集中体现。四是要把握好“度”，掌握新闻宣传的时机、分寸、效果和广度、力度、角度。五是要坚持为教育工作服务的宗旨，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教育工作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因此，为教育工作服务也就成为了教育新闻工作的宗旨。六是要切实加强教育新闻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业务和新闻业务素质，坚持党性原则，打好理论、政策法律纪律、群众观点、知识、新闻业务五个方面的基础，树立爱岗敬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谨细致和勇于创新六大优秀作风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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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阔学生眼界的新型教学法——实施“走出去、带进来”战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性因材施教，比如有的同学基础好，简单的指导后就能很全面的掌握，而有的同学基础不好，需要花双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纠正不足。播音的学生文学功底相对较弱，有的高考只考了360多分，语言组织能力很有待提高，这时候就需要老师帮助他们提高知识储备。可以规定一个月或半个月看一本书，并写下一定字数的心得，在课堂上和大家交流探讨，一来可以增加知识储备，二来可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实践证明这一做法还是很有效的。在练好学生专业的同时，要鼓励学生走出去，多参加高水平的比赛，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把别人好的方面学回来。近两年我们先后参与了目前规格最高的全国大学生朗诵大赛——齐越朗诵艺术节，还有河南省大学生艺术节的比赛。通过比赛，同学们会有新的认识和提高。
（三）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新型教学法——“联手行业、产学合作”更新实践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学校与行业两种资源，努力实现“实基础、高素质、强能力、重个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健全以课程实验教学为基础，社会实践为拓展，专业实习（见习）为核心；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搭建实验室、校内学生创新中心、导师工作室、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实践教学平台；坚持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把实践教学贯穿到本科阶段的整个学习过程。主动联手行业，强化制度建设。主动出击联手行业，拓展产学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制度平台建设，确保实践教学体系顺畅运行。与行业合作，聘请业内专家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同时每年也要输送教师到行业培养，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与相关单位共同组建教学实践教学基地，鼓励扶持教师申报解决行业实际问题的横向项目课题和联合创作广电影视作品。卓有成效的实践教学会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二、新型教学方法对老师、学生的要求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教育，应在遵循普通课程教育方法的基础上融入新型的授课方法。播音教师要打破传统过分强调共性，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特点，着眼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把学生身上蕴涵的创造潜能开发出来。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张扬提供广阔的生活空间、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播音主持专业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在镜头和话筒前工作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要经得起工作的考验，经得起听（观）众的考验。因此，播音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更要具有较强的示范能力。播音员主持人不仅是个专家，也是个杂家，无论天文、地理都要有所知，这就要求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教师要有广博的学识。媒体在发展，培养学生的内容和方法也要与时俱进，才能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满足社会需要。这就要求播音专业教师不仅要站在社会发展最前沿，吸收最新鲜资讯和业界时尚理论，更要潜心研究，置身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去，认真分析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找出新的解决方法。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就业面不应该局限于播音员主持人，应该成为一名综合性人才，有能力担当摄影、摄像、灯光、化妆、采、编、播、主持、策划、出镜记者、培训或者导游等可以发挥个人能力的工作。面对就业问题，毕业生要把眼界放宽放大，要谦虚好学，从基层做起，避免眼高手低，要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媒体现在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电视台要的是“播音员型的主持人，主持人型的播音员”，这就要求从业人员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又要有涵养，厚积而薄发。播音专业的学生仅有标准的普通话和靓丽的外表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培养更多的自身能力，从而提高综合素质，把自己锻炼成一名被社会认可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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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时代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
微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的不断递进，改变着人的阅读和受教育的方式，在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图像阅读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的阅读方式。微时代的图像传播被称为是扁平化、瞬时性、迷你的、流动的传播。微时代图像传播不同于书报、现场展示为特征的印刷传媒时代，而是凭借数字媒体技术，展现海量的图像信息、广泛的覆盖面、便利的应用方式、平等的互动性等特征，图像传播成为信息源的主要载体。人们还在探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图像传播以不可抑制的速度快速的发展，“微时代”只能说是媒体发展的当前现状，从数字电视、数字光盘、网络博客、微信等图像传播的方式改变，既是建立在小巧便捷的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是人类对文化消费的强烈需求。以前我们要欣赏图像可能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现在一台电脑、一部手机通过图像的接收和发送技术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时空的跨越，人们可以即时感受最新的图像信息，图像的传播和接收不受时空限制。微时代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既带来了无限的前景，但同样使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首先是对图像真实性与价值的质疑，由于图像的源头来自不同领域的图片扫描与转发，图像修改与失真使图像丧失了原本的精神气质及蕴含的社会价值，图像可能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公共现象挪喻的佐料。瓦尔特•本雅明曾说：“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躁动，因此一旦他脱离了他所属的环境，游手好闲的人身上所具有的东西——沉静，必然会是他身上所消失”。图像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使艺术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悄然改变，这也许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问题。
二、微时代美术教育生态的嬗变
微时代由于图像传播中信息量大、大众化、交互性、参与性等各种特征，对高校学生产生广泛的影响，促使了高校美术教育生态的改变。从各种文献资料反映，高校美术教育一直以博物馆、美术馆、学校课堂教育等形式存在，但微时代的到来，人们恍然发现，微传播对美术教育方式的改变已悄然发生。处在微时代中，图像的传播带给我们以往无可比拟的知识容量、知识结构、文化视野等，但我们疑问的是艺术直观的感受力是否因此减弱？的确微时代图像传播使“人人成为艺术家”成了现实中的乌托邦，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联姻为无路可走的当代艺术创造了另一途径，同时也给沉闷的高校美术教育重新注入了活力。当我们每天在不断刷屏，在微信中感受微展览、微拍卖等各种信息时，我们该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环境。以往海量的信息需要，通过课堂讲授、练习等传统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能获得，而现在，则可能在几秒钟就可以阅读到。英国著名评论家诺伯特•林顿描述：“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自身更深层本性的联系也许已经丧失，永不可复。”图像信息的海量增长和图像信息污染并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多元文化的冲击并在，古典与媚俗、当代与前卫泥沙俱下，这些构成了微时代高校美术教育生态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必将带来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在现实中，由于传统教育方式的惯性影响，对于新出现的事物形态未能及时研究与跟进，造成了教育明显落后于现状的特点。并且如此庞大的信息量直接塞给学生，他们根本来不及消化，也导致了“什么都懂，又什么也不明白”的效果。因此，微时代的这些特征要求我们及时改变高校的美术教育模式。目前，由于微时代图像传播是当前存在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缺少详实的文献资料，国内外对此的研究明显落后于社会现状的发展，对于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形态的描述，对于如何应对微时代图像传播对高校美术教育生态嬗变的研究，缺少基本的理论支撑。研究图像传播方式的改变与信息污染并存，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在美术教育中的积极因素，研究多元文化是美术教育生态中核心的价值观等，这对“后微时代”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走向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也可谓是当代高校美术教育研究的前沿方向。综上所述，随着消费文化和传播媒介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图像传播方式改变的同时，既为高校美术教育带来了活力，又促进了美术教育受众面的扩展，但由于我们美术教育客观原因，在微时代造成很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美学困境，对于纷繁复杂的视觉图像不知如何进行审美分辨及价值批判，审美的困惑性及焦虑感困扰着高校学生，这既对图像传播产生了抑制和消极性，也对高校美术教育利用网络平台更新教育形态带来了不利。我们应客观分析当前图像传播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优势，及时跟进美术教育的方式，对新出现的教育生态有一个明确的应对方法。
作者：牟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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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三鹿奶粉因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1年，双汇火腿肠又涉嫌瘦肉精。到2013年，社会上又出现了老鼠肉假冒羊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社会层面加大食品安全的关注力度的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的社会诚信的缺失背后，又有与消费者与政府部门等相关的诸多原因。深入并全面地探究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整个社会安定和人民健康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正是基于该出发点，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探究。
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论分析
本文从博弈论视角，所分析的有关食品对象都设定为食品生产中存在的优质商品和劣质商品，其中优质商品中既包括高质量生产、不需要进行伪造的商品，又包括原本不属于优质产品，但通过生产过程中添加超标有害物质、对食品表面进行虚假美化等手段进行伪造而成的“优质商品”。劣质商品在本文中是相对概念，不是指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而仅仅指品质以及价值不及高品质食品，可以通过伪造进行改良的食品，且伪造成本较低，伪造的食品才存在安全问题（如三鹿奶粉伪造前只是蛋白质含量较低，不存在安全问题，但伪造成高品质奶粉后能获取更高的价值，但因此出现安全问题）。
（一）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分析
在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时，食品生产厂商属于主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分析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因素的情况下，食品生产厂商生产非安全食品的动机。本文将首先运用博弈论构建相关模型分析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问题。
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2.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该博弈分析的结果显示，通过较低的伪装成本能达到较高价值的食品促使生产厂商进行伪造达到高品质的概率较高。结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的结论，从生产厂商来看，通过对劣质商品进行伪装赋予其较高的价值，并因此获得较高的收益，于是食品安全问题由此产生。在分析了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问题之后，本文将进一步引进消费者，探讨消费者与食品生产厂商的博弈。
（二）食品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三）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群体中，除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问题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继续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模型对引入政府监管部门后的食品生产厂商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做基本假设如下：
该结果表明，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之一还在于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力和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而政府部门需要降低监管成本、加大惩罚力度，从而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三、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博弈论知识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得出造成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原因，分别从食品生产厂商之间的博弈结果、从消费者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从政府监管部门与食品厂商的博弈结果来看，食品安全问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厂商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诚信的缺失，消费者对非合格食品的辨别能力较差，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较高，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且对非安全食品生产厂商的惩罚力度不够。针对我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我们相应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针对食品生产厂商的建议
1.增强诚信意识
食品生产厂商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食品的质量问题，因此，食品生产厂商应增强诚信意识，遵守职业道德，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提供安全无害的食品。
2.提高生产技艺和生产率
食品生产厂商应注重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技艺来提高食品价值，降低生产成本，而杜绝采用非法手段对劣质商品进行伪造，通过切实提升自身生产能力来实现较高的利润。
（二）针对消费者的建议
1.增强对伪造商品的判断辨别能力
消费者在实际购买食品的过程中虽然有时难以辨别食品的质量，但对有些过分光鲜的水果或者诸如地沟油、硫磺熏制银耳、化学原料浸泡的食品等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辨识的非安全食品，则要加强对辨别技巧的了解，增强辨别能力，降低购买非安全食品的概率。
2.提高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
当消费者购买了非安全食品时，应及时向政府监管进行检举，增强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减少非安全食品的社会危害。
（三）针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1.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政府监管部门应认真执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同时完善相关规制，减少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2.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增强对非安全食品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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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
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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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对名人英雄的了解
名人英雄也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众多名人英雄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地发展，并逐渐地形成我国了传统文化。名人英雄对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最终有了我国今日的发展。无论是古代的名人英雄还是近代的名人英雄，他们的出现都是不可磨灭的，并带给我们无限的启示。古代孟子、孔子等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言论逐渐的形成了儒家文化。他们提出了德治和仁政的思想，并被人民奉为经典。后来随着朝代不断地更新，但是儒家文化依然影响着后人。另外，儒家总结提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会有所体现。如《烛之武退秦师》、《离骚》、《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文章中都涉及到了爱国主义。这种情怀是值得当代学生所学习的。在学习爱国主义情怀的过程中，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爱国英雄，如岳飞和屈原。他们都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热爱之情。但是他们的故事却让人感到惋惜。通过对高中语文教材的学习，高中生能够对这些名人英雄的事迹有更加详细的了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这样才不能够使他们的精神被磨灭，而是能够使之得到传承。
三、促进对文化典故的传承
高中语文教学对促进文化典故的传承也有着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高中语文课上，教师除了对课本内容进行讲解外，也有很多的机会让学生更多的接触文化知识。通过举办古诗词书写活动能够让学生对古诗词进行更好的记忆。另外，还可以举办一些文化典故成语活动。如角色扮演等。这样学生能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对成语典故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了解更多的典故文化。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教师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内容作为最基础的素材，让学生能够灵活的运用这些成语，并了解其背后的含义，视野得到了开阔，同时也达到了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的效果。文化典故也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对文化典故的了解可以促使高中生了解更多的与之相关的传统高文化知识。因而，高中语文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纠正现在生活中学生的一些不正确的行为习惯。达到传统文化传承的真正的目的。
四、促进对传统节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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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汉语热”也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渴望接触中国，渴望了解这个既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又拥有无限发展潜力的国家。汉语越来越受到国际重视，在这个时出了它的最强音。
中国国家汉办主动顺应这一形势需要，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方针，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也大力培训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兴建孔子学院、开设“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汉语教学纳入了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越来越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汉语这一中华文明的结晶，欣逢盛世。
研究表明，“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的存在”，刘先生也曾指出，“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教学要紧密结合语言教学”。可见，对外汉语教学既是一个语言教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教学的过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专门的文化课和非专门的文化课。
一、通过专门的文化课来传播中国文化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上进行中国文化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策略：
第一，选取合适的教材。从课程设计到独立授课，一名好的汉语教师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而课本则无异于剧本。在选取文化教材时，要注意教材的趣味性，能够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材也要适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要为学生安排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例如，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表层的文化内容，在中级、高级阶段的教学中，应该选择一些深层的精神文化内容，逐渐让学生了解汉语的人文内涵；教材还要适合学生的年龄，例如，高中的学生可以选取内容更生动有趣的教材，大学的学生可以选取更有知识深度的教材。
第二，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在授课过程中，只用语言进行讲述难免有枯燥、机械化之嫌，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学生的语言水平尚浅，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不借助中介语的情况下很难向学生说明，而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更容易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幻灯片播放、音频、视频、电影等多媒体教学方式不但能够使课堂有声有色，也更方便快捷，不易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可见，用直观手段，合理利用PPT、视频等现代教学技术，在对外汉语的文化教学中很有必要。让学生看电影《孔子》，往往比单纯靠语言讲解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反复讲解京剧的魅力和脸谱的含义，学生很难领悟，但如果教师带领学生一边看京剧的视频，一边加以讲解，学生就觉得容易理解多了。讲解中国的舞蹈，语言的描述很能让学生想象到中国传统舞蹈之美，但如果给学生看一次《千手观音》，相信他们一定会赞叹不已。
第三，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老师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费了汤圆，饺子，包子，馄饨之间有什么不同，学生还是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创造条件，让学生去品尝一下这些可口的中国食物，或让他们亲手制作，学生就可以准确、有效地理解所学内容。此外，让文化实践走人课堂，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的趣味性超越了一般的课堂。比如，学习中国武术，老师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打太极拳；讲解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穿上美丽的汉服，梳起中国古典仕女的发式，也可以找几件旗袍让学生换上，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像中国结、剪纸、泥塑等操作性较强的传统文化艺术，更是可以让学生亲自动手试一试。
第四，让学生在对比中巩固中国文化知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生存关系是参与文化交流和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前提”，且“了解双方文化的差异是成功的语言文化交际的必备前提”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让学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本国的文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学生会比较有兴趣，也更容易掌握知识。比如，中国和韩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有过中秋节的传统，但中国的中秋节有拜月的习俗，而韩国人在中秋节祭拜祖先，中国人中秋节吃月饼，韩国人吃松饼，等等。再比如，中国人特别喜欢龙，把龙视为吉祥的象征，而西方人却认为龙是凶恶的象征，中国的龙和西方的龙在外形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中外文化发生和接触和碰撞不可避免，而学生往往也会对汉语和他们的母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产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