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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不仅经常要跋山涉水去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命的存在，还要为抗御自然的侵袭而跋涉迁徙，在渴求生存的生活中，要想法设法地投石掷棍去杀伤猎物，玩命奔跑的去追捕野兽，甚至为防止被野兽伤害而不得不与野兽进行生命的格斗。可见，像走、跑、跳、投、爬、近身格斗以及游泳等肢体运动，都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为求生存而必需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到了远古时代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财产和奴隶掠夺而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人类认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改善生产工具和狩猎技术，并使之成为种群的谋生手段和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才能确保群落的安定有序，同时群落首领还意识到只有提高群落子民整体的体力和智力等生存能力，才能维持群落不被外来侵略者所灭亡，于是跟身体活动有关的各种技能就开始在群落中有所推广，群落中的成年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少年儿童传授各种技能和身体的操练方法。这种主动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主体的思想，就可以视为体育生态思想的萌芽。
2古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
有关体育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很多中西方的哲学家在阐释各自的哲学思想时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如《周易》、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其中，《周易》以阴、阳两爻为基本的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2］。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协调的思想，就是现在体育生态思想的精华所在。“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而古代养生术提出的重要理论资源———“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将天、地、以及人三者统一为一个基本点，提倡人道与天道、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的有效沟通和统一，从而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的平衡。这一学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生态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也是古代朴素体育生态思想引导下的实践创新，对当今体育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希腊人崇尚体育，体育也不可避免的构成了哲学家的思想内容。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指出，体育不仅可以培养公民健康的体魄，它更可以培养和塑造公民的心灵的品性，从而塑造公民的德性，最终获得幸福生活［3］。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比较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他指出，古希腊的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读写、音乐、绘画以及体育四种方式，并对其重要性的顺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读写在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用途广泛，绘画有助于鉴别各种艺术作品，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这是其他三者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正所谓，健康是基础，勇敢是品德，所以，体育应该优先开展［4］。可见，体育生态思想在古希腊同样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可知，不管是阴阳学说，还是天人合一等思想所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健康观已经都包含了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以及个体内外的和谐统一两个方面，明显展现了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等和谐统一的体育生态观念；而西方的古代奥运会、古希腊的雅典体育以及斯巴达体育等以崇尚自然、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的体育和教育思想，也都可以看作是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体育生态思想不太注重体育的竞技性，也不刻意去追求超乎自然常态的体格与体能，而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赋予了游戏的、健身的以及教育的功效和作用，更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体育生态思想更接近体育的真谛。
3近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吉光片羽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基本都是建立在体育救国论上的，在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教训后，封建者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近代体育生态思想。随后的倡导者们也开始利用各种途径，诸如讲学、著书和成立政治团体等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关于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维新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如，康有为主张兴办的“万木草堂”开始开设体操课程，提高国民的身体素养。梁启超和谭嗣同两位维新主义者则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大力地宣讲“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盖注于德育与体育两途”的理念。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著作中专门有“论尚武”章节论说体育，其议论精辟，掷地有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体育思想［5］。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体育生态意识的时代色彩。14—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迎来了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不仅扫清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也砸开了中世纪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繁荣的新时期［6］。思想文化运动也催生出一大批不同于中国理论家的早期改良派学者，他们倡导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重视身体的健康与健美，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主张要正确认识“人性”等。为此，他们重新发掘和整理了古希腊丰富的体育遗产———古代奥运会、斯巴达体育、雅典体育、祭礼竞技等体育生态思想和运动手段，并在体育实践中大力宣传。随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一系列不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体能的健康发展，体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社会需要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批资产阶级教育家也顺势提出了新的体育生态思想。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托里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等就把体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加以大力提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尔》中提出，“教育应与体育紧密结合，主张按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体育活动，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才［7］”。这些思想无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刻上了体育生态意识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体育生态思想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高速发展时期，从救国兵操体育思想的引进到后来的国民教育体育思想的创新无一不是时代要求下的产物。这些思想都产生于时代的要求，都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4现代———体育生态学科（论）的建构与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人类满怀希冀与信心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界却十分“动荡”，体育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自然生态也受制于社会生态。其活动的开展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直接存在。同时，体育活动的开展，难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8］。因此，关于体育生态思想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生态学相关原理与方法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条更为恰当的研究途径。在西方，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政府和各类机构以及大众拥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体育生态建设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体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诸如德国Regensburg大学的哲学、艺术和体育学院院长HeinzLutter教授、德汉娜•克雷、美国的恩戴尔戴•哥拉斯伯格和南非的布什拉•托拉克等知名学者，他们从环境因素影响体育运动正常开展的角度，论述了体育在实践中的生态理念，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说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将侧重点转向体育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这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层面的推进，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发展迅速，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形成许多新的边缘学科。以教育生态系统为对象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我国日渐活跃，然而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在我国却明显滞后。谢雪峰认为，虽然体育生态学在我国尚未建立，但以体育生态作为对象的体育生态研究已经有所开展［9］。如熊茂湘研究认为，体育环境是一个系统，体育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树立一种系统性的观点［10］。罗艳蕊等人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制约着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将体育运动和环境保护相结合才是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11］。陈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人类与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存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体育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体育与自然、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目标［12］。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口号，为体育界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陈光华、周志俊、邓跃宁、李宏斌等学者先后就构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并就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概念、研究方法等给予了初步的探讨。专著方面，也先后有熊茂湘老师主编的《体育环境导论》、游海燕和肖进勇主编的《体育生态论》以及谢雪峰等主编的《体育生态论纲》三本专著问世。这一切都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创建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和范式，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不难看出，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现状与发展都做了有益的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的构建与发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虽然学者对体育生态学的界定表述各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研究脉络都是由浅层生态体育逐渐过渡到深层生态体育，即将生态由最初局限于自然生态，强调体育实践中自然环境和体育的相互影响转变为突破自然生态认识的局限性，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总之，就是期望能将体育系统和其他自然、社会等生态系统统一起来，进行系统地、整体地研究，为实现“体育—自然—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启迪。但遗憾的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笔者从相关学术期刊数据库查询搜索“生态体育”、“绿色体育”、“体育生态学”等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30篇，而以“体育生态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5篇，研究方法也过于单一，理论上不够厚实，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5展望未来———生态体育的绿色通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和谐和简单的统一，而是矛盾、演化、复杂和缠绕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非线性的世界，体育的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构一致。体育作为一种能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在未来发展中将会建立体育生态学系统，遵循体育生态学的发展规律，在汲取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皈依《老子》所谓的“道”。体育之“道”，亦乃和谐之“道”。体育之“道”，是建设生态体育，实现体育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生态化是文明发展道路在当今时代的生动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将生态上升为一种文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体育生态思想和谐发展应该遵循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自身的发展，而更在于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范畴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关怀和引导。因此，展望未来，“和谐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体育生态思想理念，将会在未来的新时期，搭上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快速驶入“绿色通道”。体育生态意识也会逐渐成为大众的一种共同价值理念、一种全新的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生态思想在未来的和谐发展中将更加关注人性的自然回归，关注体育领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体育既满足精神的需要又满足物质需要的原生态生态位，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拥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家园。
作者:夏成龙 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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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从表2可以看出，92.81%的中学生认为安全教育很重要，但还有7.19%的中学生认为安全教育不重要。反应出中学生对安全教育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的求知欲，希望了解和掌握应急自救常识和逃生技巧。在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这一问题的认识上，75.51%的中学生知道艾滋病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来的，3.77%的中学生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握手、进餐、拥抱、共用马桶等一般的接触会传染艾滋病。各级学校应将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并有一定的课时保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媒体和载体广泛宣传安全知识。
在对火灾如何逃生的调查中，86.64%的中学生知道应朝安全出口的方向逃生，但仍有13.35%的中学生做出不恰当的选择。在对地震时首先应保护的部位调查中，91.27%的中学生认为首先应保护头部，与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后学校、家庭、社会齐抓共管宣传普及地震逃生知识有关。但还有分别3.77%、2.57%、2.40%的中学生认为首先应保护双手、胸部和双脚。因为绝大部分中学生并没有相关经历和实际经验，调查到的是行为知识，而非实际的行为和能力。尽管大多数学生对一些应激知识和技能的认识是正面的、积极的，但还需加强在实践中准确运用的演练。
2中学生对学校校园安全的认知情况分析
校园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保护好每一个学生，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意外事故减少到最低限度，已成为中小学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表3可以看出，中学生认为打架斗殴居校园安全隐患之首，其次是违章用电，学生私藏凶器和外出上网也会引起一系列安全问题。调查结果还显示，8.05%的中学生认为所在学校（包括宿舍、教室、食堂等）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67.98%的中学生认为存在一点安全隐患；16.44%的中学生认为学校内和学校周围环境非常安全，但有8.39%的中学生认为很不安全；49.83%的学生知道学校曾出现过安全事故。因此健全学校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学生管理与教育，加强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中学生对学校体育中实施安全教育的认知情况分析
3.1中学生在体育课中接受安全教育情况在被调查的584名中学生中，80.31%的中学生在学校体育中接受过安全教育，19.69%的中学生坦言在学校体育中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表4）。传统的体育教学注重强调对学生进行运动技能培养,而对人心理、行为价值观、情愿态度、卫生保健等知识的培养不太重视,教师在课堂中过分强调学生的体育成绩，忽视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严重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由于学校体育教学有其独特的功能与特点：教学直观性强、示范性和可操作性强、学生接触范围广、开放性大。在体育课教学中进行安全教育,让学生了解基本的自我防护、救护知识、方法与技巧等，在遇到突发事件或灾害时有应急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避免灾难的发生，这是落实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指导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
3.2中学生认识的学校体育中安全教育的内容表5显示，学校体育中经常进行安全教育的内容排名前5位的依次是地震逃生（43.84%），消防安全（41.95%），交通安全（38.53%），运动损伤的预防、扭伤的处理（36.47%）、网络安全（29.11%）。而对自卫防身术、野外生存、心肺复苏术等不经常进行。除了野外生存技能少于一半的学生不会处理应对外，其他诸如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地震逃生、运动创伤的简单处理和包扎以及运动损伤的预防和扭伤等均有超过70%的中学生表示会处理。但仍反映出学校体育比较强调安全意识的灌输，忽视了安全教育的技能训练，体育课程也根本无法包括安全教育的所有内容。
3.3中学生认识的学校体育与安全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安全教育内容进入体育课程，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表6显示，中学生认为可通过课外体育活动、体育游戏、体育课和课间操/大课间时进行安全知识讲座与安全演习等安全教育。在课余活动时间开设拓展课程的训练将有利于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创新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对突发事件有积极应对的心理准备和身体素质能力。
在体育游戏中组织和开展了小型的安全竞赛活动，将前滚翻运动、跳山羊、跨栏跑等应用在障碍跑的比赛游戏中，使学生们在游戏中掌握了安全知识和技能，同时体会到游戏的乐趣。在学校体育课程内容也可融入安全教育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演习，教会学生掌握大量的应急逃生自救技巧及在灾难中的应急救人方法。课间操/大课间时间可以进行安全演习，将安全教育的实践内容通过变相的设置（比如规则、器材、场地等的变化），使之成为课间操的拓展内容。只要体育教师探索开发与安全教育有关的体育课程资源，一定可以找到好的结合途径，以实现安全教育的内容与体育课程进行整合。
3.4中学生认识的影响学校体育中进行安全教育的原因从表7可以看出，中学生认为影响学校体育中进行安全教育的原因排列依次是学生没有兴趣、教师没法去实际操作、学校对体育的要求是不受伤就行、难以体现体育课程的身体练习特征、学校场地器材设施不能满足安全教育、体育教师不重视安全教育以及体育教师不会进行安全教育等方面。可以反映出以下问题：首先教师应促进学生对安全教育的间接兴趣，引导他们认识应急能力对自身生命安全健康的重要性；其次如果学校领导重视体育课程中的安全教育，那么体育教师自然对体育课程的安全教育也相应的重视；最后一些体育教师不进行安全教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对体育的要求是不受伤就行，以及体育课程无法承担安全教育的重任，致使体育教师没有在体育课程中实施安全教育。这里面有学校重视程度的问题，也有体育教师自身的原因。
结论与建议
篇3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教育家、体育家威廉姆斯。其基本观点是：1、体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人才，而健身作用只是体育教育中“自然得到的副产品。”2、“体育即生活”，使儿童现实生活丰富、愉快、满足。体育教育过程应符合儿童本能，应有利于儿童个性自由发展，应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采用贴近生活和贴近天然的运动。3、儿童倾向于自然生活活动，而体操则是非自然的、违反人的本性的、形式化的活动，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应提倡顺应自然的、随心所欲的身体运动，如游戏、舞蹈、户外竞技运动、野外活动和基本技巧等。4、体育教育应以儿童的心理需要和满足为中心，教师只能起辅导和鼓励作用，而不能充当主导者、维持纪律者和命令者。5、竞技运动是体验社会生活的一种良好形式，它能使人充分显露才华，并能表现出人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中可供我国借鉴的内容：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从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需求来研究体育教育，它反对强制、单调、枯燥、呆板的体育教学形式，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体育教学气氛的活跃性和娱乐性，注重体育内容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注重体育对人心理培养，强调体育在适应社会生活能力方面的教育价值，为推动学校体育向科学化方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中这些合理的部分对促进我国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改变我国学校体育较呆板的教学模式、丰富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克服体育教学中“严肃有余、娱乐不足”的倾向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它还将促进人们对学校体育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启发人们创造多种多样的教学模式和欢乐和谐的教学气氛，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愉快的情感参与体验体育运动，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和体育习惯，为学生热爱体育并终身参加体育活动奠定良好基矗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中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内容：1、否认增强体质是学校体育的主要目的。增强体质是我国体育教学活动的中心任务，绝不能象自然主义体育所主张的那样将其视为满足学生兴趣而产生的“副产品”。2、片面强调学生兴趣。3、排斥非自然的操练性的体育活动。体育教育既要有满足学生心理需要的活动，又要有发展学生体育素质的、具有量化标准的练习；既要利用某些体育内在的悟性教育作用，培养学生勇敢、果断的品质和竞争、协作的精神，又要利用某些指令性活动的强化教育作用，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片面排斥非自然性的操练性的体育内容，将导致体育教育效果因“偏食”而“营养不足”。4、否定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体育教师担负着育体育人的重要职责，是完成我国学校体育任务的重要保证。任学生自由发展，将无法完成学校体育任务。
现代体育教育体系的发展是多种体育思想之精华相互作用的结果，对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有利于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篇4
快乐体育思想在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在小学体操教学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过将快乐体育思想实践应用在小学体操教学中，能够有效地改变传统体操教学中单纯地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终极目标的教学宗旨，而是既重视增强学生的体质，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格和情感上的教育；其二，改变传统“填鸭式”的传统体育教学观念，提倡学生为教学的主体和中心，教师应该以引导者的身份，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实现学生体质和身心的共同发展；其三，快乐体育思想能够有效地改变学生厌学的现状，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点激发学生的锻炼以及学习的潜能。总之，通过将快乐体育思想应用在小学体操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产生愉快的情绪，让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快乐的心态，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完成所有的教学内容，在小学体操教学中渗透快乐体育思想，是扭转当前小学体操教学“滑坡现象”的有效方法，应该引起小学体操教师的重视。
三、快乐体育思想在小学体操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1.教学内容的设计。传统的小学体操教学内容通常为竞技性较强的体操动作，过分重视动作的标准和规范，容易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畏惧的心理，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问题，小学体操教师在应用快乐体育思想时，应该遵循经济运动趣味化、儿童化、教材化的原则，对小学体操教材的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和设计。基于快乐体育思想的小学体操教学内容的设计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结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等，站在学生的立场选择体育教材，并从学生的心理角度去思考“我们教什么、我们为什么教”等问题；其次，应该简化教材的技术结构，教材结构的简化并不是不要技术和规则，也不是不重视体操技术教学，而是为了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不受过多人为因素的限制，先实现教学活动的目标，然后再逐渐适应简单规则。因此，教材技术结构的简化，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应该采用降低技术要求、简化规则以及简化活动形式等原则；再者，增加快乐体育教材内容，按照科学性、趣味性、健身性、教育性等原则，适当突破传统体操教学教材的限制，适当增加一些学生易于学会、喜闻乐见以及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练习的体育教材内容，这样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显著提高教学效果。
篇5
体育教学中的思想品德教育不但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开启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利于学生提高素质和加强学生身心健康。在体育教学中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学到真知，受到教育、得到锻炼。体育教学中的思想品德教育对于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学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体育教学中的集体性
体育教学是一项室外教学活动，它需要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纪律约力束来有效的进行体育教学。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集合、整队、队形、队列等体育教学活动的命令保证了正常的体育教学。这些体育教学思想包含着思想品德的思想，并延伸到教育教学中，体育教学中思想品德教育使学生明确:良好的体育队列队形思想是一个集体思想品德作风良好的保证，这种思想应用于思想品德的教育中，启发、培养学生发扬集体主义思想、精神，提倡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团结协作的能力，从而引导他们维护集体荣誉和利益，对于那些违反集体利益、破坏集体荣誉的学生进行约束和批评教育。
(二)体育教学中的表现性
中学阶段，学生的心理特征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爱表现自己上。这些主要体现在沉着、信心、自尊心极强、不求上进等。这些表现极大地反映了学生的心理表现，及时的做好思想教育和心理辅导，把握学生的动向，上好每一节体育课，做到课上安全教学。例如在进行课间操练习的时候，选取几名自愿担当训练员的学生来练习课间操，比教师自己领操练效果要好，原因在于自愿领操的学生积极性高，耐心强。如果分成小组来训练更是好了。这就是体育教学中的体现的学生的表现性。作为体育教学者要抓住学生的这种特性，不仅能搞好教学，还能拉进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
(三)体育教学中的竞争性
体育教学跟文化教学是一样的，它也具备着竞争的特性，大大小小的比赛无非都体现着这种特性，这种特性相应的激励着班集体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发展这一特性能够加强班级的团结，能够加强学校的团结，有助于文化学习。因此，作为体育工作者不单单肩负着体育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在教学中注重学生思想品德，这样才能在比赛中通过整体竞争力取得优异的成绩。例如，每年各学校举行的校级运动会，这就是学生与学生，班级与班级，年级与年级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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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风细雨，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当中的任何方法、技巧都必须建立在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基础上。许多体育生性格直爽、豪放、义气、不拘小节，因此和他们结成一种相互信任、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学习是很有帮助的。教师对学生要多鼓励、表扬，引起学生的愉悦心情和自豪感。
2.因材施教，精心设计课堂内容
思想政治课对于高中体育特长生来说，既承担着德育教育的重任，又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是部分单招生的高考科目，因此，教师在平时的备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一方面，吃透教材，研读政治学业水平考试考纲、体育单招政治考纲，适当压缩教学内容，降低教学难度；另一方面，根据体育生的实际制订恰当的教学目标，稳打稳扎，不急功近利，把握好进度，处理好难度。
篇7
二、耐心进行思想教育
体育课的特点是以身体活动为基本特征。由于学生各自的身体素质、体能和意志不同，往往在练习过程中，有的学生存在着畏难的情绪，如怕苦、怕摔、胆怯等一些现象，特别是在跳高、跳山羊、技巧、单杠动作等难度较大的练习中更加突出。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针对学生各种不利于练习的心理，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在练习中，要以热情的态度关心帮助学生完成动作，使学生减小畏怕的情绪。通过不断反复的练习，学生终于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然后进一步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勇于克服困难的思想意志品质，使学生真正体会到了：“世上无难事，只怕用心人”的含义。
三、精心设计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一项综合性的体育活动，如做“猎人打猎”（用投排球来代替猎枪）游戏，不仅能发展学生投准和躲避能力，更使他们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做到互相协作、团结一致，为集体争取多打猎物而努力。例如，做“胯下头上传球”游戏，则能培养学生机智活泼、团结负责、乐观进取的优良品质。但由于各种游戏的手段不同，其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要求也不同。
四、关心器材收拾
篇8
许多乡村学校至今仍把守着应试教育这根"缠身令"，以提高升学率为唯一追求，并以此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成绩。加之乡村学生从小就受一种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脱离农村的"传统"教育。家里家外、校里校外，形成统一"思路"。尤其到了中学，只要是高考范围之外的课程，一律不去“浪费”时间。基于这一思想，体、音、美自然成为可有可无的"小三门"，被视为正常教学的附属品。
此外，乡村小学大都实行包班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一位思想活跃、又有一定体育爱好和体育素质的包班教师，还可能灵活地给孩子们安排几节体育课；反之，孩子对体育活动的渴望也就成了奢侈品，这对于无数渴望运动、爱好体育的儿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2.体育师资缺乏并质量堪忧
师资为教育之根本，其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学校在某学科领域的教学水平。乡村体育师资严重"贫血"，多数学校无专职体育教师，其专业基本功也十分薄弱。据对某县中小学校的调查显示，仅有73%的中学和45%的中心小学配备有专职体育教师，在全部体育教师中，毕业于相关专业的又仅占体育教师总数的33%，即使这一部分人，为考核工作绩及晋职评优的需要，又有近半数改教了数学、语文等"主课"，体育只是兼教，教师的专业能力又如何提高呢？
3.教学设施严重不足
教学条件是学校的教学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同时又是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促进。但许多乡村学校因对体育教育的漠视，不可能投资于体育教学设施的改善。有的学校连一块普通的垫子也没有，更谈不上横箱、踏跳板、体操棒、音像及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备。还有的学校即使有一些体育教学设备，也大多不真正用于日常教学，而只在少有的公开课、比赛课时偶尔亮相一下，其余时间则束之高阁如同文物展览。
4.教学不规范
不少乡村教师，尤其体音美老师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和借鉴学习，也少有本地区同行之间定期的教研活动，对国内外最新教育动态及先进的教学方法知之甚少，教学模式仍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多数教师无法胜任新《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诸如对韵律体操、民族体育等要求感到力不从心；不少人不会备课，缺少教学资源，更无从设计规范的教案，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体育课上教师教得很吃力，学生学得很乏味，单一的教学形式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针对我国乡村学校反映出来的上述问题，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1.改变思想观念，提高对体育教育功能的认识
要改变当前乡村的体育教育状况，应首先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各级管理部门及广大乡村体育教师应转变观念，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按《大纲》要求实施体育教育；加强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充分认识体育教育在乡村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增强学生身心素质的重要途径，使学生真正做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正确处理和解决"正课"与体音美等"副课"的关系，让乡村体育教育正常有序地开展起来，使其真正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主力军。
生活在广阔农村的乡村学生，时时处于大自然这一活动大空间内，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城市学生所不及的，一些乡村民间体育活动更是锻炼身心的独特"武器"。
2.加强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根据广大农村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为基础教育输送人才的各级师范学校应结合社会需求，体现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办学原则，如利用暑假及业余时间函授办班；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校利用本校条件开设短训班，并要求学生除搞好文化课学习之外，加强专业训练，做到多能并兼；此外，县乡也可利用假期时间聘请教师，有组织地挑选乡村学校有条的体育教师，集中轮训。在此带动下，在岗体育教师更应钻研业务，研究教学方法，让校园内你呼我喊，你追我赶，处处出现体育氛围。
3.加强对教学设施投入，有计划地开展体育活动
篇9
随着社会的变迁，师生关系有相当大的转变。过去把老师奉为威权化身的观念逐渐解体，在“自由”、“民主”意识普遍抬头之下，学生对老师行为不满，敢公然提出抗争，这无疑是对老师的一记当头棒喝。解决校园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从现代师生关系的定位谈起。
洪委员认为，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时，一方面打破了老师威权的偶像，另方面对老师角色的期许，也得随之而调整。过去，一直把教人读书及做人的老师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会犯错。可是老师毕竟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果老师做法失当，只要愿意承认错误，仍然可龋今天的学生不再像过去只愿做个听众，不敢表达。因此，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成为现代老师必须接受的新观念。当然，尊重学生并不表示老师得一味顺从学生意见而放弃管教责任。今天学生的特质已是：活泼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负水准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奋精神均降低。根据一项统计，台湾9--13岁学生的科技、数学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断力却瞠乎其后，面对此种辅导学生性质的转变，老师的管教更显重要。
管教学生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与学生应建立亦师亦友的观念，不妨多关心他们，多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交谈，尽量使学生愿意与老师亲近。去除他们对老师威权的防线后，学生便很愿意向老师倾吐心底的话。
老师除了改变观念之外，还应接受再教育，做老师的不要以为教书就可以不必读书了，现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资讯管道多，老师亦非唯一的资讯来源，唯有老师不断学习，跟着知识的发展脚步而自我成长，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坠之地。
另外，强化老师的辅导观念与技巧亦属迫切。如果教学方式、教材内容能随时更新，适合学生的需求，则教育效果当会更好。
在增进师生互动方面，校方应主动设立一个具公信力、公正、客观的申诉管道，使学生得以表达意见，宣泄不满情绪，或许可以降低师生关系紧张的程度。
归究起来，校园问题的发生，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面皆有责任。根据青辅会出版的青少年白皮书所作的统计，近6年青少年问题的产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约占40％，社会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会环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见家庭教育责任之重大。
社会方面造成的青少年问题颇值得深究的是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暴力现象，常使是非不明、价值观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觉地受到潜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会环境不良，光靠学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学校的责任，出现有问题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错、家庭、社会都难辞其咎，当然学生本人也该检讨。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个经师，更是个人师。任凭社会变迁，应该还是不能摇撼传统老师的角色。如果未来的校园像一个超级市场，老师是售货员，资料与课本是产品，学生是顾客，买方视需要而定，向卖方买取国文、英文、数学等产品，学成后，银货两讫，互不亏欠。如果校园这样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师大附中校长苏清守表示：师生冲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为特殊案例，而使老师找到放弃职责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师具有训导、教育、辅导的义务。师生发生冲突，应找到原因，寻求解决之道，决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之所以发生校园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学生、家长碰上不称职的老师造成的。如果有好学生、好象长、好老师，岂能有不正常的校园文化。不要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揭人隐私。只看到校园的阴暗面，对于那些发挥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迹，既不闻问，也不鼓励。要知道老师也需要家长及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样老师才会愈教愈起劲。
就文化观点来看，东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东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强调人情、伦理；西方文化较为理性，强调科学、民主。近来欧风东渐，许多人想放弃自己的伦理、道德、却又无法尽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会的价值观将随之而混淆。
太过强调西式“速食文化”的结果是：学校、家长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别是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标。须知辅导、教学、训导无法速成，要靠长期耕耘，才能见效。
就伦理方面来看，现在的社会是“父不父，子不子”，伦理已趋破产。虽不敢说有家庭问题的孩子，必然产生不良行为，但却可归纳出：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问题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识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爱，行为必然乖戾，问题便显现于学校。
人口政策也与学生行为有关系。现在“两个正好，一个不少”的时代政策下的宠儿，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转变成“重质”；由于子女数少，家长格外宠爱。过分宠爱、溺爱的结果，就宠坏了小孩。其实，小孩犯错，就应该管教、纠正，不应该因为生得少，就把他当宝贝而宠坏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会化的机构，孩子的行为，最早是向父母学习而来。如果父母亲的管教强调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会懂得洁身自爱，自我约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为，小孩便会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现代家长得从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会化的每一个过程，的确影响到学生的行为表现，因此，有怎样的社会，也就有怎样的学校；有怎样的文化，也就有怎样的次级文化。我们的社会，尤其媒体及商业活动，处处充满了不良示范，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断力的学生而言，容易受到蛊惑；而新来文化与原来学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导致角色混淆，价值观益加模糊。对于这样的次文化，老师更不能放弃辅导的责任。
学校教育讲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实此一理念的情况不一，为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校方应重视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鼓励每位学生视性向而定，发展自我才能。不论德育、体育、群育、美育都与智育一样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项领域里，有杰出的表现，都值得鼓励、如此一来，学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长，便能减少校园问题之发生。
增进师生互动，固然是减少师生冲突之道，但是师生间的关系仍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非平行关系。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的活动，老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引导学生改过迁善。不过师生之道，仍有其分际，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决校园问题，学校应建立一套由资深老师、辅导人员、训导人员所组成的网络，适时共商合宜的解决办法，以求化问题于无形；此外，校外的资源及家长会的功能，也应多加发挥，可使校园冲突降至最低点。
全华国中寇师林孟华的教学心得是：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公允、客观。只要老师对学生的管教稍加严格，即大加挞伐。相反，对于受学生恶言恶行相待的老师，媒体却不讨论学生的做法有无可议之处，反以双重标准只追究是否老师管理过当，否则怎会招致学生如此对待？她期待具社会责任观的媒体，能够多站在老师的立场也为他们说说话。
林孟华说：“老师兼导师的苦，没人知！老师每天7点半进教室，陪学生早读、整理教室，8点钟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了中午得陪学生午修，自12点40分起至1点10分，下午4点30分放学，又得陪学生搞卫生，一天要忙上9个钟头，已逾越了劳基法每日工时的规定了！”
以1：40的师生比例而言，老师的工作责任真是太重了。国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也最容易情绪激动。每位学生都是一个“风暴”。40位学生轮流来个周期性风暴，那做老师的简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下，出现了一群有别干传统思维、行为的“新新人类”。
他们特异的穿着打扮与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态，转移了他们对课业的注意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类对物不珍惜，对人不关怀的冷漠感，使老师教起书来不但难上加难，而且毫无成就感。
为走向教学正常化，学校以常态分配方式编班，不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教材教学生。为使资质平庸的学生都能听懂，老师教得浅显，又使得资优的学生感到不满足。若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课讲得太深，则又使资质平庸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常态编班的结果是顾此失彼。
我们当老师的绝对愿意付出爱心、耐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
可是面对社会对老师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实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时候大众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老师这个角色？我们也是人，同样需要关爱！
台北师范学院初等教育系杨龙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现在一样都有校园问题，只不过过去未加报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实，古今校园问题不同之处还在于问题的严重程度。目前师生关系的紧张程度的确令人心忧。
校园师生关系的转变，可从师范教育的方式说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师范生的方式为军事化管理。他们逆来顺受，责任心强。当这群师范生毕业踏入校园执教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也是唯命是从。即使负担过重，还是二话不说，一肩扛了下来。不过，现在的师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声浪大为提高，所受教育环境及方式有别于从前。当老师后，对于校长的要求他不照单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师对上级的关系已有所转变。
尽管老师之于校长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对下的权威上也逐渐丧失。从前自校长老师学生顺向发展，现在则是校长、老师都丧失了对学生的权威性。因此，校园不再像过去由上而下那么单纯，每一角色多少都对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冲突时有发生，愈演愈烈。老师逐渐丧失权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资讯多元化的结果。现在学生的资讯来源可多了。从小家长就把孩子送进才艺教室、科学教室。长期下来，某些学生在某单项学科的能力可能已超过老师，老师的权威性自然丧失。还有在外补习功课的学生，受补习班老师的影响甚深。传统的教学方法及内容已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度、信赖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学生对知识不看重，也导致师生关系疏离。从前的学生执著于课业，认为以后的发展与所学密切相关；现在的学生则轻视课业。认为书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见得书读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们不必靠读书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减少冲突方面，杨龙立指出：老师的观念得改变。必须认清“学生不像从前一样会言听计从”的事实。在向学生传达命令之前，请先以他的立场想想：“真的是对他好吗？”其次，以前直来直往的教学方式亦得调整。现在的教学，不要以为有传播，必会有效应。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说服技巧，巧妙地使学生经由认知而改变其态度，进一步改变其行为。这些说服的技巧与理论，可以经由老师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师也不能停止学习。
在学生方面，如果对老师某些做法感到不满时，可以先向老师反映，如果确有其事，他却不虚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态，学生不要立即与老师正面冲突，退让一步后，再适时向训导人员报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脚，在事件上学生已拥有较多的优势。有一位体育老师处罚女学生事件，曾被公诸报端。固然老师处置过当，但追究事件发生的原因，女学生也难辞其咎，因为在事发之际，她并未退让，也恶言恶行以待。所以在整个事件上，她虽是受害者，却不全然是个赢家。
要重建校园伦理，师生双方必须定出合情合理的规范，双方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互动，只要彼此不逾矩，师生冲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无形。
重建校园伦理，不单是学校的责任，追本溯源得从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长对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严苛。要让他们养成自津的习惯，看似自由，其实又有规范，这样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学会。
学校则要主动教导学生如何判断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见。至于那些不配当老师的人，主管机关及学校应该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园的安定与健康。
天真可爱，在他们的眼中老师是个神；师生之间除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外，国小学童与老师更有“亦亲”的关系。平常，老师像是孩童们的家长一般，无微不至地守护着他们。
对于近来时有所闻的校园事件，毛颖芝的看法是，个案不足以推断所有的校园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频频发生，但是否就可推断天下父母都会虐待孩子呢？事实上，大部分老师仍是敬业乐群，认真负责的。只是新闻报道多持“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原则，致使外界对优良教师的事迹一无所知！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校园的班级数目增多，学生人数增长快速。因此，学生呈现一种“匿名性”的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课老师外，大部分老师及训练人员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适当的行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师的注意。于是校规形同虚设，管教学生益加困难。
教小孩并不困难，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龄与小孩谈话。大人们不能用自己经验内的事物和他们谈，这样便无法交流，另一方面，爱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门。该童的智慧是逐渐增长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万不可过于急躁。
事缓则圆，等他的年龄到了，开了窍了，自然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教导小孩时，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绪也颇为重要。在学得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宣泄情绪，也能减少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
专业作家温小平指出：父母亲的价值观有别子小孩，对于一些牵涉孩童事物的问题，常会以主观想法做价值判断。就拿交友这件事来说，父母亲多半会要求小孩与好孩子一起，不要与坏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坏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绩好，最好还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们便希望小孩与这类自己认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小孩则不认为成绩好、有钱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亲的也得设身处地用小孩的想法来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绩，不重操守。
如何增进师生互动，家长也有责任。例如联络簿扮演师生沟通桥梁的重要角色，许多家长往往只是签名了事，从不利用它与老师作进一步沟通；甚至有的让小孩自己拿了图章盖，从不过问小孩学校的事。而家长会，顾名思义应该是由父母亲共同参与的盛会。教育不单是妇女的责任，男女共同参与，可以帮助老师与学生的互动。
另外，家长应该安排固定时间与小孩聊天，主动谈他的学校、他的老师、同学，不要以为把他放到才艺班就是对小孩好，父母亲若能经常和小孩谈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长的脉动及分享他成长的喜悦，不会和他成长的经验脱节。等到小孩长大，才赫然发现他怎么改变那么多，甚至变得有点陌生了。
小孩也有双重性格的特征，如果为人父母不主动了解小孩在家与在校的行为，将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现。有些小孩在家懒散，可是在学校却热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动向老师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也不与他谈心，便以为小孩不乖，经常给予苛责，小孩的心里将难以平衡。原来父母对他的行为只有批评，得不到赞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说不定连带影响他在学校服务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认同及肯定，父母亲或老师如果经常只给他批评，而不给他赞美，小孩的情绪便大受影响。根据许多学生的反映，毕业后还会怀念的老师，通常都是能够以他们的心态和学生相处的老师，可见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无邪，内心世界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过演讲、作文、绘画、周记等多种渠道表达出来。学校愿主动为学生设计一些比赛活动、观摩活动，让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得以尽情发挥，借以培养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辅导人员极为缺乏，每15班才配备一位辅导人员。如果能在现有导师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辅导老师专门管理学生的生活，由于没有分数压力，师生关系或许更为融洽。
大众传播媒体具有议题设定的效果，荧屏或语言所塑造出来的形象经常构成青少年的价值观。在媒体一片崇尚金钱主义、崇拜偶像声浪的影响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为核心。倘若媒体能因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而激浊扬清，隐恶扬善，则功利主义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变，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才能产生效用。
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第三组主任郑崇趁表示：校园出现问题，事实上必须由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负责。因为学校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自成一个体系，家庭则是构成社会的最基础单元，与学校具有密切的联结关系。
据研究，青少年犯罪率与成长率均较成人为低，显示青少年问题不如成人问题严重，更何况青少年的犯罪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学习而来，因此把青少年问题一味归给学校颇不公平。
为改善校园问题，教育部已制定辅导工作7年计划，自1991年7月开始实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动重点分短期、长期两大项。就短期而言，系针对中小学老师开办辅导进修课程。课程分三种：（一）基础辅导知能的研习，提供辅导课程的训练，使具有初步辅导观念、辅导态度；（二）在师范学院开设辅导学分班，鼓励更多老师修辅导学分；（三）举办主题辅导工作坊研习会，把一些老师们耳熟能详的辅导理论，借由工作坊研习，实地应用出来。
就长期而言，有三项努力重点：
一、建立辅导网络。解决青少年问题，光靠老师力量并不够，若能结合学校辅导人员、社区服务社会工作人员、综合医院心理治疗人员、心理卫生单位心理卫生人员、热心辅导的社会义工组成一个网络，利用电话语音系统或服务手册分发的方式，提供各级学校、学生利用。
篇10
一、游戏法
你可以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来做个解题游戏：你站在学校操场的一边，扮成从哈佛开出的那艘轮船，其他同学站在操场的另一边，扮成从纽约开往哈佛的轮船，中间用六张小凳均匀分成七等份（相邻两张小凳间的距离约两步长），用来表示一个昼夜的航程（白天一步，夜晚一步）。在你的口令声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用相同的步幅向你这边走过来，前一位同学刚走到小凳处，后一位同学就开始出发，犹如每天中午从纽约开出的轮船。当第一位同学走到你这边，你就立刻匀速向对面走去，并记下迎面碰到的同学数。当你走到对面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一共遇到了15位同学。这就是说，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不仅如此，如果你注意记录下与每一位同学相遇的地点的话，你会发现每到小凳处就会遇到一位同学，每到两张相邻小凳之间处也会遇到一位同学，加上出发时遇到的那位同学，一算便知在途中遇到了15位同学。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解题游戏是不是很有趣啊？
二、算术法
在做解题游戏的过程中，如果设每艘轮船的速度是x海里/昼夜，一艘轮船刚与迎面驶来的轮船相遇时，同下一艘即将相遇的轮船间刚好相差一昼夜的航程（想一想，为什么），即为x海里。因此，同下一艘轮船相遇的时间应是x÷（x+x）=0.5（昼夜），也就是说一艘轮船可以在一昼夜遇到两艘迎面驶来的轮船。那么，七昼夜一共可以遇到7×2=14（艘）从对面开来的轮船，加上出港时遇到的一艘，一共15艘轮船。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算术解法是不是既简单又有趣呢？
三、图示法
如下图所示，如果我们用两条平行线分别表示哈佛和纽约这两座城市，把从纽约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日期和到达哈佛的日期连成线段，这些线段都是长度相同的平行线段，表示它们各自的航行路程的图线。最后我们假设这艘从哈佛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时间为7号，把它的出发时间与它的到达时间也用线段相连，不难发现这根线段的长度与上面的平行线段是等长的，这与条件“轮船都在同一航线上航行”相吻合。看！奇迹出现了，这条线段与从纽约出发的轮船航行路程的图线产生了15个交点，这15个交点的位置就是它们相遇的具体地点，因此“斯图姆的轮船相遇问题”的解应为15艘轮船。
四、转化法
我们先来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该轮船公司要维持哈佛与纽约之间的正常航行，至少需要配备多少艘轮船？”要解决这一问题，可设一艘轮船第一天中午从哈佛出发，经过七天，第八天中午到达纽约，第九天中午从纽约出发，再过七天，第十六天又回到了哈佛，开始准备下一个来回的航行。这十六天中，每天中午需从哈佛发出一艘轮船，所以，要想维持正常航行至少需要16艘轮船。
那么，如果该轮船公司的16艘轮船都在航线上，其中一艘轮船从哈佛出发时，它后面一艘轮船正好回到哈佛，它们之间没有其他的轮船；这艘轮船到达纽约时，它前面一艘轮船正好从纽约出发，它们之间也没有其他的轮船。这样，在从哈佛到纽约的航程中，该轮船与本公司的其他15艘轮船都要相遇一次。因此，从哈佛出发的轮船沿途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同学们，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分析以上几种方法，提炼出一种最适合你们自己的方法。
游戏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题目并得到答案，但显得十分麻烦，因为它需要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不能一个人完成。
算术法显得简单，只要一个简单的式子就解决问题了，但对题目意义的理解要求很高，只有在充分理解题意，掌握必要的方法后，才能列出正确的算式，否则很容易出错。
篇11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争议主要来源于哲学的主客体理论，有必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概念和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进行比较，从而科学地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范畴的内涵。哲学上的主客体概念是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哲学认为：“在实践活动中，人是活动的主动者，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担负着设定实践目的、操作实践中介、改造实践客体的任务。……在实践活动中，客体是指一切作为主体活动对象的事物。”因此，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而教育过程中的内容、方法、环境等是客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培养人才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内涵与哲学主客体的内涵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其区别为：第一，实践活动改造的对象不同。哲学讲的实践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这也是哲学对实践的基本立足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其改造的对象是有思想、有行为能力的人。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讲的“改造”，其含义是：“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适应新的形势和需要。”即这里讲的改造不是指过去极“左”的政治运动中那种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用强制性甚至是粗暴的手段改造教育对象，而是指教育主体通过理论教育与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用引导、激励等方法改变教育客体的错误思想，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使他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自己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改造对象不同，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对象性也就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含义。哲学主客体概念被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具有了该学科的特殊含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含义有重大区别：哲学讲的客体指的是主体改造的事物；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则是指教育主体改造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物，而是接受教育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受教育者、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这三个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指的都是接受教育的人。只不过，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从哲学角度讲的，受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从教育学的角度讲的。三个概念完全可以同时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区别，骆郁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一书讲得很准确：“哲学意义上的客体是从人和物的关系上划分的，是指人类活动的对象。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不是从人与物的关系上来划分的。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划分的。准确地说，是从人与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与被作用、教育与被教育。塑造与被塑造的相互关系上来划分的。”第二，不能将教育资料作为客体。这里的客体，应该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对象，即教育客体。教育客体与哲学客体的不同点在于：哲学客体指的是事物，教育客体指的是作为教育主体作用对象的人。如果照搬哲学主客体的含义，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资料作为客体的话，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改造的对象就是教育资料，而不是作为教育对象的人。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教育主体，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去改造教育资料。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塑造人，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第三，照搬哲学上主客体的概念，无法回答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以自己的属性和功能满足个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效益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满足教育对象需要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离开了教育对象的需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无从谈起。第四，只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片面的。有的书只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这是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存在是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存在，才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何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没有教育对象，何来教育者。反之亦然。教育主客体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和哲学主客体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就在于它特殊的改造对象，特殊的方法、环境，特殊的价值追求等。当哲学的主客体概念被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后，主客体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所赋予的特殊含义，即教育的主客体都是人，其区别点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通过理论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影响人，改变人的人。教育客体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被影响、被改变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不能直接照搬哲学主客体概念的内涵。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思考
1．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双主体说”的积极意义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双主体说”。如有的学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动行为者，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因此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因为他们都具有“主动教育功能”。“双主体”说对深入研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论具有积极意义。其意义在于：一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人，不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二者还有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教育者希望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还能在教育过程中锻炼和提高自身素质。受教育者希望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理论，提升思想素质，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活动。只有双向互动，充分调动二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缺少任何一方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二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效果都会受影响。
2．如何评价“双主体说”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是不同的。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主导着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他的职责是指导受教育者转变旧思想，提高理论水平。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他的职责是在教育者的指导和帮助下，接受教育者传授的理论和自学理论，参加各种教育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和职责来看，前者自然是教育主体，后者是教育客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地位和职责就会被颠倒和混乱，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不能有序进行。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和职责这个角度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只有一个主体和客体，他们作为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而存在。如果不认可这一点，就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谁？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还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我们认为：教育主客体尽管能够相互教育，也需要相互教育。另外，当教育主客体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时，教育客体会转化为教育主体。但是，在一般情况和教育活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只能是教育客体即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主体。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否存在“双主体”？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双主体”，但这种存在是有条件的。第一，教育主客体的关系会相互转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一对矛盾，教育主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被主导的方面。在《矛盾论》中指出：“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这对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过程中，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也会互相转化。互相转化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素质高的教育客体指导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文化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存在较大的知识落差，前者的知识水平一定高于后者，否则文化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一般情况下，教育主体的理论水平高于教育客体。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情况就不同了，有的教育客体的理论水平却高于教育主体。教育主体要开展好工作，就必须先向教育客体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就互易其位，向教育客体学习的教育主体就转化成了教育客体，而教育客体则成了教育主体。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教育主体不思进取，理论知识日益陈旧，思想观念不断僵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一些教育客体则勤奋学习，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思想观念都与时俱进。由于后者超越了前者，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这时，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就发生了转化。第二，教育主客体优势互补，长短相济。教育主客体之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也各有长处和短处。教育客体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去影响教育主体，也会使教育主客体的位置发生转化。“先生”向“学生”学习，“学生”教“先生”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是经常发生的。第三，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配合教育主体完成教育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客体通过自己能动性的发挥，主动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理念，新的理论传递给教育主体，使其能够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当教育主体接受教育客体传递的先进理念和新的理论时，他就转化为了向对方学习的教育客体。二是教育客体进行自我教育。教育客体为了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我学习、自我反省。这时，他既是教育主体，也是教育客体。自我教育，使他集教育主客体于一身。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就出现了两个主体。一个是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一个是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作为工作岗位、承担教育职能的教育主体在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尽管他转化成了教育客体，但他的工作岗位、承担的教育职能没有变，他还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是主体。所谓位置发生转化后的主体，是指他的原有身份是教育客体，当他去教育原有的教育主体时，他的位置就转化成了教育主体。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双主体”是存在的，但其存在是有条件的。如果无条件地讲“双主体”，既会造成教育活动管理的无序，也会使教育主客体地位、职责不明确，最后直接影响教育效果。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客体理论争论的评析
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应该使用主客体概念的人认为，使用了主客体概念会忽视了教育客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得教育主客体地位不平等，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1．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出来，不在于该用还是不该用教育客体概念，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教育客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认可。这是最根本的因素。教育客体在教育主体的引导下，认可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就会自觉主动地去追求它，实现它。因为教育目标包含着教育客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关系到他的素质提高和发展前途。教育客体一旦认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他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标的精神动力就随之产生，其主观能动性自然会被调动起来。二是在教育主体的教育和帮助下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教育客体要想在事业上有大的作为，就必须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有了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他会自觉学习科学理论，学习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在业务活动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由于受环境和自身阅历等因素的限制，教育客体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教育主体对他进行价值观教育和发展方向的引导，帮助他在实践活动中确立自己科学的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价值观的引导下，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出来。
2．教育主客体概念的使用没有否定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地位的平等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主客体的地位既是平等的，也是不平等的。
（1）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
关于教育主客体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可从法律角度和人格角度去分析。从法律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教育主客体二者是平等的。他们的差异只是在教育活动中分工的不同。教育主体是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决策者和实施者；教育客体则是接受教育的对象。分工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政治地位的平等性。从人格角度讲，二者是平等的。人格是法律赋予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都享有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利和人格尊严。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之间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关怀。从实现社会目标的角度讲，教育主客体都是中国梦的追梦者和圆梦者。二者都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正因为教育主客体具有以上的平等性，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
（2）教育主客体二者的不平等性。
从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素质和承担任务的角度讲，二者又是不平等的。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一是教育主客体在理论修养和思想素质方面存在差异。由于教育主体是经过组织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并进行了专业培训，有的还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有的还出国留过学；有的经过长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锻炼，具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丰富经验。一般来讲，教育主体的理论素养和思想素质高于教育客体。从素质差异的角度讲，二者是不平等的。二是教育主客体在教育活动中的任务不同。教育主体的任务是通过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引导、激励教育客体掌握科学理论和提高思想素质。教育客体的任务则是在教育主体的指导下，学习理论，转变观念，成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简单地讲，教育主体的任务是“教”，教育客体的任务是“学”。他们的素质、任务不同，决定了二者的不平等。三是教育主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的作用不同，是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是一对矛盾。讲：“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教育主体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起主导作用。教育客体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被主导的地位，要受教育主体的约束。这里所讲的约束是指教育主体为了完成教育任务，要用教育目标和组织纪律去约束教育客体，而不是讲教育主体要约束教育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更不是限制教育客体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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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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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内网建设，可以开辟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园地、建立网上舆情监测、建立心理健康咨询网站等，但学生上课或在户外时，网络则不能第一时间将关键信息通知到位。
2．手机
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手机功能的不断扩展，及3G、4G手机推出，使手机成为集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与一体的大容量、高速、互动的多元化信息传播平台，如手机短信群、手机报、手机QQ、微信等，但手机媒体的正确使用却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3．微博
微博的迅速发展，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手段，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微博图文并茂，可以将某一教育理论生动呈现，但微博普及性相对不高。
4．QQ群
QQ群的组织形式主要基于关系，可以根据各种关系进行分类，一对一交流或者多人进行交流。但QQ群的针对行式相对一个范围的，对于重要讯息仍需其他媒体辅助传播。
二、如何将手机新媒体更好的应用于高校学生教育
1.充分发挥手机媒体的优势
及时性：利用手机媒体对学生关心和困惑的问题、焦点问题和热点话题，及时进行解答、交流沟通，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增长见识、碰撞思想，对于突发事件危机处理，能及时传递突发事件的信息及正确的态度。互动性：通过短信群发、手机QQ、手机微信等手机媒体方式，积极开展健康向上、活泼生动的手机文化交流。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不受空间限制进行交流，增强思想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任感，实现预想的教育效果。便捷性：通过手机媒体将各类学科专业信息，及时快速地传递给广大学生；将重大节日、先进人物事迹编制成相关的信息发送给学生，开发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载体。隐密性：手机媒体通过新型交流方式，架构人际交往的隐密环境，让大学生拥有便于倾诉、乐于倾诉的心理健康交流平台，为师生之间架起一条和谐融洽的心灵沟通纽带，及时排除心理隐患。
2．排除手机媒体对学生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