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地域文化传播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已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入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①。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时代地域文化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草原地域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以及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其传播内聚民族文脉及文化特性，外显地域文化形象和文化发展的方略措施，已经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其传播形式、内容、渠道、功能层面均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融合，因此，通过对当下传播各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厘清，能够合理协调多元媒介关系，开阔传播视角，深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进而助力地域文化传播，挖掘地域及民族文化力量，对促进文化整合、促成文化增殖、形成文化积淀具有重要意义②。
1媒介载体的内核驱动
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助推器，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和主力军。媒介的“态度—行为—理念”构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首先，媒介传播态度是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前置因素，直接关系着传播中对于特定文化信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行为。调研中发现，如果媒介传播态度被动，其对于草原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行为就会受到客体质疑。如果媒介态度包含更多的主动性和客观性，且“态度—行为”是具有强一致性的，此时就能够引导传播行为的有力展开，进行草原文化传播。其次，媒介的传播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特色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提升传播行为的强度。且长期的传播实践行为，使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文化融合。再次，传播行为的积累促使新的传播理念产生，媒介在传播活动中责任感强，对传播利益的认知度强可以促使更新媒介的传播态度，促进草原文化的增殖，如此形成草原文化传播活动的循环与纵深发展。因此，媒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秉持多视角选择传播信息，坚持多渠道更新传播途径，形成多方向创新传播理念，以提升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应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增强本区域及民族的凝聚力，要让跨区域与民族的受众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实现“印象”的传播，更需要的是真正客观的阐释地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从媒介融合角度，不同的传播载体既应保持自身特色，又应加大协同合作。地域文化传播既可以大量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例如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等，也可以借助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手段，还可以通过各种小众媒介的参与丰富传播渠道，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之上坚持横纵向交叉传播。同时，任何媒介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都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通过创新传播理念，更加具有责任感及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行为推广地域文化精神。
2文化情景的环境助推
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受传播主体的支配，而传播主体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既受到其态度、立场、层次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也受到文化情景的深度影响。文化情景包含着文化环境的认知、文化意义的认知以及文化映像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地域文化传播离不开经济与政策的驱动，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这些主体对于传播的文化信息内容的选择决定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导向，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草原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情景是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选择与编码的重要环境助推，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强，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与编码的主观性越弱，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客观真实；反之，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弱，传播主体的主观性越强，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容易形成主观臆断。同时，文化情景还会影响传播主体对传播动机的修正，在强文化情景影响下，主体的传播动机明确，有助于内容的有效择取与准确编码，提升传播效果，在弱文化情景影响下，传播主体动机模糊，内容选择与编码分散，影响地域文化传播。因此，地域文化传播中应注意文化情景的助推作用，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继承和保存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精神性，要考虑如何包含能为各地区、各民族受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普遍价值，也要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考虑社会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基础上组织传播讯息。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传播主体中充分释放不同层级的活力，通过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衔接和融合，集众家之长，以多层互动的形式和均衡的布局形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多向创新，通过多种新的传播方式深入文化情景，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文化精神，在继承与传播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增殖，打造内聚文脉特征、外显区域形象与发展的地域文化。
篇2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陕西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典籍、文化遗存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陕西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许多瑰丽独特的民俗文化。
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主要视窗，辐射全国各地的民俗风土，既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打开视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是建设“人文校园”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设计思路
以陕西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透视陕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而部分内容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地域性文化。
篇3
历史文化：寻找与时事的结合点
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与山东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人文齐鲁”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在时事新闻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的结合点上挖掘历史，而这也与“人文齐鲁”开篇词中所言“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相呼应。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承办了帆船比赛，“人文齐鲁”刊登了《青岛栈桥——昔日的水上赛场》，介绍1933年第17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栈桥举办时的情况，还刊登过追忆青岛第一体育场建成经过的文章，传递青岛体育文化，照映当时的奥运主题。
此外，“人文齐鲁”在传播地域历史文化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推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专版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人文齐鲁”都会适时策划并推出相应的纪念专版或栏目，回顾当年事件中山东人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传承和弘扬山东精神，激励读者。
例如，“人文齐鲁”于2012年5月初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和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体现出山东人爱国爱民、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纪念日，“人文齐鲁”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之后，济南14所学校2500名学生大联合赴南京请愿的纪念文章，提醒读者勿忘国耻。在“刊前絮语”中，编辑还联系新闻热点，结合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钓”斗争，奉劝读者深刻反思，理国。
2008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齐鲁”即为纪念专版，选取《总理在青岛》《邓颖超泰安行》《、邓颖超的曲阜情结》等文章，生动反映了和邓颖超同志对山东的亲切关怀，记载了他们在齐鲁大地的足迹，表达了山东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2.结合热门电视剧话题，推出反映深层文化内涵的专题
2008年初，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热播，“人文齐鲁”特别推出了“闯关东”专题，刊登了《浮海与陆行：山东人的闯关东之路》《2500万人闯关东》《“闯关东”：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过对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人数、历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迹的介绍，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其中有一段话讲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东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鼓舞着他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开拓进取，努力生活。
“人文齐鲁”在随后几期中还陆续刊登过几篇“闯关东”主题的稿件，其中有透过郑板桥笔下的《潍县竹枝词》解读清乾隆年间潍县百姓“闯关东”的文章，角度新颖，追根溯源，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历史，既反映出报纸副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其他还有寻访《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讲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的故事等，这些都作为电视剧的纵深与扩展，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读者还原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弘扬了齐鲁地域文化和山东精神，加深了读者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
此外，在电视剧《牟氏庄园》以及《南下》等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时，“人文齐鲁”也适时推出相关专题，为读者还原与解读其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展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节日，又被称为“时空以外的时空”，主要指的是民间传统的周期性的集体参与的事件与活动，具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①人们常说，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表演场，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节日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场所。人们为了庆祝节日，年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由于长期以来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受区域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节庆习俗也不尽相同。山东各地庆祝节日的民俗活动是齐鲁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每逢岁时节日，“人文齐鲁”都会刊出文章介绍山东各地的过节习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围不仅限于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就连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节、中元节、腊八等这些相对而言并不特别为人们所重视的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在“人文齐鲁”的文章中也会有所涉及。
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节日习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记忆中。珍贵的文化资源，经由作者灵活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一方面开阔了当代读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节刊登的《老潍县分香面》一文，讲述的就是明清时潍县城里的药铺免费分香面，让女孩儿们做荷包的端午节习俗。如今这一传统虽已不复存在，读者仍可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载想象当时人们过节的场景。
“人文齐鲁”的文章在介绍岁时节日习俗时，还较多地穿民谣民谚，以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节日民俗的内容，例如《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乡的民谣，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总结。其他还有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饺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开门”“九月九喝杂面”等体现岁时节日习俗的民谚。在介绍节气的文章中出现的大多是农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例如与小雪、芒种、霜降、夏至、处暑等节气有关的天气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谣和民谚在表达方面有着通俗凝炼、朗朗上口的优势，同时内容上又贴近生活，直白地呈现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读者对于齐鲁大地的节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饮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赏
民间饮食指的是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属性、范围、制作过程和仪式、餐桌上的礼仪、节日和仪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称、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类生活中，饮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解决人们的温饱，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反映着人们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山东各地的特色饮食不胜枚举，然而“人文齐鲁”介绍饮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纯粹为吃货介绍美食，文章不仅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叙述食物的制作方法，还饱含着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与怀念，既充满浓郁的怀旧风情，又不忘观照当下和现实。
从内容上看，“人文齐鲁”传播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寓情于食，以情动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亲情与乡情。
以2012年4月12日“饮馔琐忆”中的《野菜情怀》为例，作者在介绍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忆了在时期自己吃野菜的经历，最后感慨道：“原来野菜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我喜欢挖野菜、吃野菜，原来不单单是为了品尝野菜的清香，还因为心中始终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乡情。”又如《什香面》一文，作者开篇就说：“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对家乡的赞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节的南瓜水饺》、《香气诱人的鲁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酱》《隆冬一碗红汤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绍美食的同时，都流露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对旧日生活的感怀。
这些介绍齐鲁饮食文化的文章，或通过向读者讲述食物背后的亲情故事，以真挚朴素的情感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令读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获感动，或抚今追昔，表达对旧时淳朴生活的怀念，让当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许心灵慰藉，滋养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表达方式来看，这类文章多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既传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用语上，文章注重兼顾不同的读者群，寻求雅与俗的平衡点，力求实现雅俗共赏，如《冬储大白菜》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口语：“要么有么”、“有些还是菜帮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烂了，还经常来回倒腾”……这些通俗口语的运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气，也方便了本地读者的阅读。而《三更风雨采菱归》的作者则引经据典，引用《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古籍中关于菱角的记载，以及历代诗人吟咏菱角的诗句，将饮食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风物文化：讲述“凝固的历史”
“风物”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此处既包括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齐鲁”中写风物的文章，并非单纯介绍建筑艺术和描绘自然风光，而是将游记、风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记叙、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抚今追昔，就像一部“风物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呈现中，展现齐鲁地方风物的历史变迁与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讲述了风物背后“凝固的历史”。以《赏不够的趵突泉》为例，作者在描写漱玉泉的景色时还提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漱玉泉的渊源：“这个清可鉴人的漱玉泉，相传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对泉梳妆、赋词吟诗的地方。”在观赏濯缨池时又提到其名称的由来：“‘濯缨’取之于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句。”随后还写到了古代典籍中对趵突泉的记载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对趵突泉的赞美诗句。作者对历史掌故和文学知识的引用，不仅使趵突泉的历史文化得到了生动呈现，也使泉城济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倘若只是描写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这一处，而其蕴含的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是独一无二的，是别的区域文化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这也正是写齐鲁风物的文章真正值得书写之处。
《济南贡院的变迁》则将贡院在清朝、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历程做了大致介绍，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淄河边有座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绍了历史上众多名人与淄河的渊源，展现了淄河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并且讲述了时期马鞍山上的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缅怀当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次，从山上下来时，正是黄昏时分。在淄河边漫步，恰好看到硕大的太阳正被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遮住，绚烂的夕阳之光就从山周边透射过来，整座小山几乎成了金山。也许，这是一种巧合的象征吧。山脚下，缓缓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红。”
作者们在描述风物时，还会穿插讲述一些与风物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中有一段讲述“水母娘娘”来历的传说，为文中介绍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透过《公冶长书院及其传说》中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读者可以对公冶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为人略知一二；《吕后与地名的变更》一文围绕着单县境内因吕后而改名的两个地方，讲述了与吕后相关的历史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单县作为吕后的故乡，也反映出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读者阅读这些介绍风物的文章，在欣赏美妙的自然风光与宏伟的建筑之外，还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典故，感受到风物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齐鲁风情。
结 语
“人文齐鲁”不仅在记录与传承齐鲁文化、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化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受到新媒体冲击和新闻同质化困扰的处于发展“瓶颈期”的纸媒提供了有益启示。纸媒的专副刊充分利用差异化优势，实施本土化战略，增强地方报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身边的本土文化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展现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拉近媒体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近了传统文化与读者的距离。这既是地方性报纸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纸媒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篇4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篇5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篇6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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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常化的社会生活进行小品式的提取和浓缩化的呈现，是微电影通用的一种叙述选择。立足于网络媒体传播形式的微电影，基于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努力挖掘小人物的情感，并将其不断扩大，使之表现为感性的个人审美和更加个性化的私人诉求，从而引起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由山西大同千映目文化公司制作的《出租车?迨隆罚?讲述的是一个穷出租车司机虎虎和一个酒吧女柳夏的爱情故事。虎虎父亲疯癫，母亲早逝，妹妹读书，自己32岁还没搞过对象，从小扛过锹，搬过砖，家里的一切都需要他来支撑。酒吧女柳夏，父亲去世，母亲瘫痪，早早步入社会，靠陪酒为生。两人都处于社会底层，经过几次接触，二人互生情愫。虽然仍是穷日子，但相互理解与信任，也自有乐趣。由山西朔州马邑人网络投资拍摄的《大伟的烦恼》，讲述一个大学生村官大伟因长期待在农村耽误婚姻大事，经过多次相亲未果，最终偶遇自己大学暗恋同学的爱情故事。打开全国各省市微电影网络，类似题材非常之多，没有太多的大悲大喜，有的更多的是小人物的亲情、爱情以及努力奋斗的励志情感表达。这种小人物的主题所反映的都是每一地方最普通民众的细腻情感、不懈坚持以及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感悟。
（二）地方语言、风俗、人情呈现
微电影的创作者选择拍摄的内容更多的是自己熟悉的风俗习惯与人文情怀，他们对所拍摄的生活有着深切感触，在借鉴传统电影叙事手法的基础上，借用微电影这种新型的视听表现手段，在叙事角度与视听手段实行创新，进而表达自己对这一方水土的诚挚情感。
纵观全国各地微电影，除个别运用普通话之外，大部分都是运用方言。方言作为一种地方历史文化的显性呈现，承接着一方水土的文明脉搏，微电影的方言运用无疑是对地方文化最好的传播。由山西大同京?C文化公司拍摄的《杏花》是阳高方言，千映目拍摄的《出租车?迨隆吩蚴谴笸?方言，还有其他如《族谱》是天镇方言，《红宴事》《大伟的烦恼》是朔州方言等。虽然同属于晋北地区，但发音用词均有差异，这些影片用影像方式真实呈现了“十里不同音”的说法，也将这一地方方言做了很好的音像留存。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史博公先生在其著作中写道：“电影与民俗是一对可以互动互惠的范畴，将民俗元素运用于电影创作中，不仅能增添作品的艺术魅力与民族气质，同时也可以通过电影这种现代视听媒体，让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得到更加直观、生动、持久、广泛的传播与传承。”[1]史先生谈的是电影与民俗的普遍意义，而对于微电影来说，则已然是一种生存方式。因为自身的诸多因素无法与传统电影抗衡，如果无法呈现当地民俗，微电影的存在意义也就微乎其微了。全国各省市县的微电影都竞相呈现自己的地方特色，对于民俗的传承做了莫大的贡献，也为自己赢取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在网络上能找到的大同微电影里，如《出租车?迨隆贰堵槔笔ν健返扔捌?都能看到“红内裤”。穿“红内裤”，是大同地区非常传统的一种习俗，除了结婚要穿之外，逢九、本命年、过大年也是要穿的，且还有逢“前三九后三九”“明九暗九”的说法，所以，“红内裤”是当地人必备之物，每年在大同的内衣销售量上，“红内裤”必然遥居榜首。但是，“红内裤”同时又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一个标志，其寓意辟邪、吉祥之外，另一层意思是土气，而外露“红内裤”则是一件极?逯?事。在山西朔州怀仁县南小寨拍的《香火》，慧明在正月时节站在怀仁街头四处化缘，用长镜头显现慧明背后十米之高的用煤炭垒成的正在燃烧的旺火。旺火是晋北地区传统民俗，在过年时节或者婚娶之日，这里的民众都要垒旺火，尤其是大年晚上，在请神迎神时分点燃旺火，摆贡品，全家老少转旺火，以表达一家人团团圆圆，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的期盼与愿望。旺火带给这里的人们喜庆、欢快的气氛，传达了这些以煤炭为生的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微电影对地方文化的叙事方式
（一）碎片化的结构叙事
微时代，是人们接受信息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网络碎片化的一个后果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网络时代的技术性改变，特别是现代人的时间被无限切割，观众的收视习惯已经碎片化了。”[2]微电影在技术上、设备上都无法成就一部大型制作，也正因如此，造就了微电影的构思方式和叙事模式，即碎片化的结构叙事。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让?贝西埃认为：“碎片化叙事是相对于传统叙事而言的，传统叙事一般倾向于线性地、完整地展示故事的全貌，注重故事的起承转合，戏剧结构要素交代得完整而充分，而微电影受篇幅以及其观赏环境所限，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典型的碎片的特点，即强调突出戏剧的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做略微描述。”[3]这种叙事结构虽然不是所有微电影的叙事方式，但极具普遍性。
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生高峰导演的《连翘》中，来自山西的刘盛林为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刘藻，钱被骗光后在地铁过道弹吉他卖艺求生，女儿刘藻在北京寻梦，却过着居无定所每天晚上张贴小广告的窘迫日子，来自东北大连的药师傅在北京做早点多年却时刻想着回到大连老家，而同样来自大连的小伙子任强有一个摄影师的梦想。女儿与父亲虽有关联，却并没有在京城碰面。四个人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梦想，影片没有强烈的戏剧化叙事，没有激烈的情感波澜，没有跌宕的起承转合。四个人的故事没有交集，唯一能交集的是他们都拥有梦想以及在寻梦过程中的无奈与孤独。影片借用连翘，这种在山西土地上遍地生长的适应性非常强的灌木植物，寓意山西人坚强向上的品质。山西朔州拍摄的《红事宴》，影片讲述石韦在好兄弟苏木和马宝的帮助下，通过假结婚筹钱为父治病的故事。红事宴本是为石韦筹办，影片结局真正结婚的却是苏木。影片运用开放式的结尾，石韦、苏木以及马宝的婚姻未来到底走向何方，都没有明确交代。影片通过好兄弟之间的情谊，传达出这一方水土人与人之间的真性情，这里的人重朋友、讲义气，就犹如他们的先辈尉迟恭一样，淳朴忠厚，知恩图报。
（二）标志性的时空表达
一种文化的表达须借助一定的空间实体和一定的时间维度，尤其是一些极具标志性的意象性元素，如自然景观、特殊建筑物等组成的物质意象以及业已形成的民间传说、饮食习惯或者戏曲艺术等组成的非物质意象。这些意象是这一地方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微电影将这种意象不断强化、夸大，并将其地构建为影像时空。由千映目文化公司拍摄的《酸辣师徒》，取材于大同煤矿下井工人的真实生活，影片实景拍摄矿工地下地上生活空间，地下空间是由一个个工人头顶灯照亮的煤炭世界，管道、锚杆、支架、割煤机是基本构成部件，地上空间由食堂、澡堂、宿舍构成，这是下井工人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的生活构成。对于煤炭大省山西来说，这样的生活空间无疑是山西人极具标志性的一种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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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传播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随着人际交往扩大而形成的产物，其学术背景是现代大众传媒，它以现代都市化大众为关照对象，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媒体对信息的传递与系统的控制。而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扩展了现代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信息传播的行为及活动规律、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进行现代建构。因此，研究民族文化传播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建构民族文化传播学，也将是极具创新性的，它是对历史与现代的连接和传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20世纪开始，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边缘学科的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成果丰硕。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属于“传播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范畴，同样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国内外研究来看，从事“民族学”、“民族文化学”、“人类文化学”、“少数民族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从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时，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视角
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建构，本文认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沿革；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的形成；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建立的意义。本文在基础理论梳理的基础上，以寻找和梳理民族文化传播介质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突破口，或者民族文化传播的原点进行研究。研究包含民族文化类型研究，即民族宗教文化传播、民族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形式的传播、民族语言文化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 、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同时还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媒体、多媒体泛滥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弱势文化、非主流文化，由于文化的定性、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手段的落后、原始，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而备受关注。西方学者斯宾格勒形容人类文化像田野里的花，是在一种崇高的无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文化具有天然的多样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意义，所以本文最终的立足点是文化安全，对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和保护，提出就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民族文化生态。以此作为立足点，民族文化传播学在凸现了民族文化传播学学科性质的同时，又超越了学科本身的范畴与属性，这是由该学科的对象性、可操作性、现实性、科学性所决定的。另外，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忽略新媒体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当今社会作为民族文化承载者的村寨，许多居民也在使用新媒体，变为网民，变为微博和博客的接受者和者。所以对民族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对民族文化活形态和今天存在的民族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活形态与现代传播的关系研究，也显得很重要。
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人的传承，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人的传播，人作为文化的媒介，成为传播的终极介质。人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的终极介质，而由于对人的传播研究推到文化场的研究，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即民族文化生存的环境研究，使得民族文化研究有了逻辑性和推理性的意义。
二、民族文化传播学类型描述
民族文化传播类型分为宗教文化传播、服饰文化传播、民族建筑传播、民族语言文字传播、民族艺术传播、民族手工艺传播、民族习俗传播、民族影视文化传播等几种类型，我们选择几类进行描述。
1.民族宗教文化传播
民族宗教文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本土产生的，与不同民族原初生存状态密切相连的原始宗教；二是从异地进入的，沿着古道、大海等通道传入民族地区，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
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特征即多元并存。比如拥有25个少数民族的云南地区，多数民族并不奉行某种单一的宗教，而往往是兼收并蓄，或以一种为主、多元并存，或不分主次，多元并存。第二，多形混融，即表现为多种宗教形态混合后产生出新的融生宗教，这是宗教混融最明显的体现。第三，表现为宗教功能的混融，宗教不仅行使自身特有的超自然向度的功能，而且同时具有审美功能、政治经济功能、社群伦理功能、信息传播功能、历史传承功能，而且民族地区的宗教往往与世俗生活混融一体。
可以说渗透进了各民族传统生活的所有领域，民族文化同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往往是同宗教的传承与传播结伴而行的。各种各样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宗教仪式，同时也是宗教教育，内容与形式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统一的。正如美国著名文化学者杰姆逊所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
2.民族服饰文化传播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独具特色的衣装服饰，服饰是区分民族之间的标志。少数民族服饰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范畴，所以说少数民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传播的表征，是一种民族性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是出于纯粹状态中的无声语言和标志。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总结归纳了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公式：人―利用符号―创造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人是“符号的动物”，拥有“符号化的思维”，并且利用“符号化的行为”去创造文化。他认为：首先，人是符号的人，人具有对符号运用和表达的倾向性，具有思维的符号性抽象。其次，人利用符号生活在一个由符号构筑起来的文化世界之中。也就是说，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和拥有文化之日起，就与符号密切相连，人也就进入了一种符号化的时代，符号赋予了人类能动的创造能力，并且为人类构建起了一个超越于现实物质实体的、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人的符号和符号能力不是人主观地、偶然地创造出来的，符号的发生、形成是人类物质实践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物质实践的结构功能和主体性在人精神上的内化和积淀。符号是实践结构和功能在人观念领域的形式化和纯化的结果。在长期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极端符号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其发展的演变展示了少数民族符号化思维的演变。民族服饰就是我们第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最初的符号和最本质的符号。
3.民族的建筑文化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建筑文化具有外显性，但在物化的实体之中又往往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外显与内在的有机结合体。民族建筑形态的丰富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与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相一致的、丰富多样的民族建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相联系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与丰富多样的生计方式相适应的、多样性的民族建筑。民族建筑的文化意蕴，首先表现为追求和谐的自然观。中华56个民族的建筑材料多取材于自然的土木竹石，进而使整个建筑也显示出一种与自然的相融契合，如傣族的干栏式建筑、摩梭人的木楞房。其次，建筑的结构布局因地制宜，巧妙利用自然环境，遵循着与自然环境协调相融的原则。
建筑另一种形式就是敬神祈神的民族宗教建筑。这类建筑中重要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神的位置，不论是傣族轻盈动感的缅寺和佛塔，还是藏族喇嘛寺敦实厚重的殿宇和玛尼堆，都力图营造出一种信仰世界中的神圣空间，从而唤起人们的宗教意识。在民族建筑中，同时还体现规范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建筑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体现。民族建筑的空间布局，尤其是内部空间的分隔充分表达了民族村寨或家庭内部严格的伦理秩序观念。
4.民族语言文字传播
民族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主体所创造、传承、使用的有意义的、符号的集合体。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因为，一个民族的语言符号结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表达、交流与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不仅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也影响着一个外部世界的沟通与认知。另外，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蕴含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无比丰富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主要就是依靠语言文字传承。
语言也是人类最早交流和传播的介质之一。人们为了能够相互沟通，获得信息，最初人们是用一些简单的动作和声音来表达思想与感情，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就语言而言，其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先产生出一些表达思想感情的音符，再对这些音符经过确定与组织，最后形成共同使用并明确其意义的语言。
文字的产生，使信息符号得以稳定在固态的物质材料上，为信息的间接传递创造了条件。文字的使用扩大了信息的交流范围，满足了人类远距离、长时间信息交流的需求，将人类的信息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表明人类社会交流的增多，活动范围的增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并出现了专职的信息传播者，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图画象形文字。那1400多个单字符号较好地记载和传播了纳西族文化。纳西族东巴称自己的象形文字为“司究鲁究”，即“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图画象形文字，其含意为’留记于树木岩石上的印迹”。
5.民族艺术传播
民族艺术传播即通过对少数民族留存下来的绘画、雕塑、剪纸、乐舞等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指出其包含、积淀的民族文化及其传播意义。
民族文化传播中，艺术传播是民族文化传播的最早、最普遍、最常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样式。现代，少数民族中，还有艺术形式和艺术的活形态的存在，并仍然不同程度地进行着传播。而这种传播行为还往往同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一定的关系，解读或了解他们的传播行为、生存状态，对于解读和认识、了解、研究民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艺术传播中，绘画手段的传播是十分丰富的，如宗教绘画，如藏族的唐卡，驻足长留在不同寺庙之中，传播着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东巴教的《神路图》卷轴画，一幅长10～20米的长卷《神路图》是东巴专门为开丧超荐时用的，内容与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观念相似，但更显原始纯朴。《神路图》画有天上、人间、地狱三界，并绘有360多个人、神、鬼，以及70多种奇禽怪兽。画面造型准确、色彩丰富、内容繁杂，反映出了现实与精神相交错的广阔场景。东巴画是纳西族古代绘画中一种最原始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遗产。
另外就是剪纸，所谓剪纸，就是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
乐舞指的是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类早期的乐舞与先民们的狩猎、畜牧、耕种、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最早的记载。《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先民们在原始乐器，如骨笛、陶哨、陶埙、石磬的伴奏下，欢乐歌舞的情景。 另外，民族文化传播还包含民族习俗文化传播、手工艺文化传播、现代影像传播等等，不一一而述。
三、“人”――民族文化传播的
终极传播介质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人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传播的终极介质。不同的民族，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承载体，从外在的，到内心心理的都体现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浸润的人都在表现和传播着不同文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关系到中华56个民族，关系到中华文化的生态建设，深层次上关系到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进而是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权利的最大尊重。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是西方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之一。的确，传播介质，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也是“人”的文化进程进步与发展的标志。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人”自我表述的载体，从这个意义来说，传播介质是“人”的延伸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民族文化的传播，民族本身就是介质，就是传播的主体。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点一定是“人”。民族文化传播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中，传播行为就被生活化、仪式化了，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传播也成为仪式化的民族生活行为。
文化通过物质载体直接服务于人类社会，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向来把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根本，上升到观念形态，便是 “天人合一” 、以人为本的思想。民族文化传播也就是人的传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我的文化属性的传播。因此，民族文化传播学研究中，研究的基点是“人”，是人对民族文化的彰显，以及人应用技术手段对文化的传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应该理解为创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理论，要以人为本，这正是对于传播理论元点的复归。
四、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与
民族文化传播学 唯物论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自身特定的物质属性，它的价值也是在事物的复杂关系结构中被体现出来的。民族文化的构成同样具有关联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文化。基于对民族文化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民族文化遗存形态这个概念，它更注重民族文化构成的在场性，尤其关注民族文化信息依附于其中存储的诸多介质的生存环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既有物质的存在，也有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对于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今人类来说，其价值意义都源于对历史文化存留信息的重新认识与阐释。从文化遗存形态的角度我们应该关注的是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信息的存储介质，诸多介质之间的关系。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介质的传播方式，这些传播方式不仅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指向的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信息存储介质的总体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当前应该着重保护的对象。
民族文化遗存形态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它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各个民族由于自身生活的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不一样，会形成独特的，完全不同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中都深深地沉积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像有色气体一样，是一种看得见但却摸不着的精神力量，它烙刻在民族心理上，不可抹灭。传统影响着各民族人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等，使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共生和谐。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定首先必须从文化的历史价值开始，换句话说，就是从对包括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开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进程，对多元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也是对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维护与回归。
笔者认为，对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研究，需要解决学术层面的问题是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价值认定及对其存在形式的探究；需要解决的实践层面的问题是怎样使民族文化遗存形态的保护与发展与当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谐同步。目前，中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民族文化遗存形态正在被现代化的双刃剑砍得支离破碎，现代化与民族文化遗存形态以及文化传统产生剧烈的矛盾，甚或是对立。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显得非常的重要。
五、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安全思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执政之基、立国之本、力量之源。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之一，逐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逐渐被外来异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地位而失去了自身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将面临着精神、文化层面的被奴役和被统治。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以及媒体传播全球化的到来，各国争相展开了文化软实力的比拼，在国际关系中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逐渐取代军事和经济力量成为当前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谁占领了文化制高点，抢占有更多思想文化阵地， 就意味着在未来国际影响力的比拼和较量中掌握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今天，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已成为全球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势不可挡，文化的大冲突日益突出，“文化安全”也应当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一样，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而进行研究，并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当国家安全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领域扩大到文化等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在扩大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战略时，也开始改变过去在其他领域的固有思维，呈现出一种“隐性化”的倾向，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之为“隐性文化侵略”。“隐性文化侵略”是一种潜藏的对思想意识和文化的侵略行为。它依附在各种文化载体上，从深层次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不易发现的，但影响力却是更为巨大和深远的，并且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在体制上它借助了新兴的大众传媒，飞速发展的电子传媒，其传入途径为：输入文化形式，引导价值观改变，影响生活方式；同时，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还有其传播输出方式：经改造后的民族文化会被误导、谬传、歪曲，最终导致民族文化资源破坏、丧失以至消亡。“隐性文化侵略”伴随着经济而来，区域经济的过度开发，使文化承载力降低，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和丧失，甚至导致文化失传。“隐性文化侵略”具有文化侵略的所有性质，它的背后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浸润对他国进行的文化入侵。它是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语境下产生的，它改变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加大了人们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文化同化，甚至征服其他民族的目的。它是冷战后文化侵略存在的必然演化体，只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和政治的竞争存在一天，文化侵略及“隐性文化侵略”就会存在一天。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加强，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安全正在遭受种种威胁和挑战。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一方面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不同民族文化元素、文化资源的使用和保护。由于现代文化交流融合的复杂性特点，强势文化随意使用“非己文化”来为自己创造价值和卖点早已泛滥开来。而“文化侵略”、“文化掠夺”、“文化交流”、“文化全球化”等词汇，包含了更多经济因素和文化产业化因素。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维护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防止隐性文化侵略，应该跨越“交流无界限”的因素而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层次和产业化的经济因素去考虑。
[参考文献][1][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
[2][美]萨默瓦，波特.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0，7.
[3]郑晓云.全球化与民族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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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投入专门的资源，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着力挖掘本地文化底蕴，并形成响亮的口号对外进行传播。像云南的“彩云之南”，贵州的“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四川自贡市“一座有盐有味的城市”等，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一媒体渠道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报媒上征集文旅宣传语，进行大篇幅报道的个案也越来越多。通过活动营销策划带活一个景区，成为政府部门的共识。地方文化特色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重要资源。事实上，无论是举办体育赛事还是文化活动，都离不开对当地文化元素的介绍，特别是对核心文化的强调。同一个省市，其辖区不同，地方的核心文化则不相同，需要根据当地文化传承与发展方向进行不同的提炼。以重庆为例，渝东北、渝东南及渝西的核心文化特色是有区别的。比如永川是“渝西枢纽与休闲游乐文化”，江北、渝北拥有机场及港口等便利，是重庆市“次中枢、主门户”，沙坪坝则是“抗战科教文化”，奉节是“诗城”，秀山是“边城”，忠县以“忠义”为核心文化。同是主城区的组成部分，九龙坡的核心文化是“西部休闲与旅游文化”，而北碚则是“开拓创意与农业园林文化”。地方文化特色的提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定位准确的特色文化有利于其快速传播，深入人心。而游移不定的定位则容易让受众认知模糊，无法准确识别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近些年，“名人故里”之争在不少地方上演，因为通过名人之名，容易让受众对当地的文化特色产生深刻的认知。著名的历史人物一生中会与许多地方有交集，有时会通过对建筑的命名而形成当地的文化元素，如西湖的“苏堤”“白堤”，便是杭州独特的文化元素之一。其所代表的城市形象不仅在国内有广泛影响，通过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特别是通过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还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二、新闻媒体传播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品牌
在新闻媒体的日常报道中，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是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当地的文化特色都会得到充分的展示。比如重庆新闻媒体报道热闹的年节活动经常会出现火锅的画面。众所周知，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城市名片”。通过新闻媒体（本地媒体与中央驻渝媒体）的传播，火锅这一地方饮食文化符号在受众与外地来渝游客中强化了印象与认知。城市品牌是通过大众传媒、人际传播、个人记忆以及物质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显然，要使城市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创造实际效益，传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城市形象推广便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公众对某个城市的内在实力、外显活力以及未来前景产生具体、生动的感知。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北京、西安、南京为最具历史文化底蕴的3个城市。而在西部，受访者认知中，西安位列最具历史文化底蕴城市之首，北京排在第二位。基于保护、传承地方特色文化的思路，城市发展的确不应该是“千城一面”的，因为各地的文化特色不一样。以一些地区发展旅游经济为例，当地文化特色使游客慕名而至。比如重庆市的巫山、巫溪，除了三峡这一特色，其核心文化以“神秘”为特点，与新闻媒体进行合作时，可以着重强调其神秘的一面，增加其文化特色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在黄金周、春节等重大节点，新闻媒体往往对各个地方旅游市场进行盘点类报道。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主动出击，向媒体提供相关报道资源。央视的节日直播，往往也会直接聚焦一个地方的文化与习俗，这类报道对于强化地方文化特色品牌相当有帮助。
三、新闻媒体与地方政府加强传播互动策略
当下，新闻媒体进入了“融合”转型发展的变革时代，对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仍是不少区域类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有人说，区域媒体自身就是当地文化符号的代表，东方卫视的时尚特色源于“海派文化”，浙江卫视立足于“钱塘文化”，湖南卫视的娱乐特色源于“湖湘文化”，华西都市报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成都的休闲文化。过去，地方新闻媒体对地方文化特色的传播往往局限于完成任务式的被动报道与浅层次的信息传播。要变被动为主动，挖掘信息的深度，制作出含金量高的节目与版面，媒体必须重视事前系统策划。在融合发展的新媒体时代，媒体还必须摒弃用单一手段传播地方文化特色的方式，在传播手段上积极创新，适时利用文化“智库”资源，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2017年元旦，重庆两江新区民国影视城开街前几个月，重庆晨报全媒体中心就开展了积极的策划与专家访谈等前期准备，并就全媒体传播的风格、方式、进度等具体内容反复与管理部门、建设方协调沟通，形成了厚达数百页的操作手册，细化到入场几十名记者的现场分工、采访细节与点位。开街前一个月，除了重庆晨报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还有上游新闻一个专门的摄像团队制作开街宣传短片和VR，另有作家采风团队等强大阵容入驻。上游新闻与重庆晨报对民国元素的深挖和全媒体传播，引发了游客强烈的怀旧情结。开街第一天，游客达到10多万人次，远超预期。媒体通过对民国影视城内系列“老重庆”建筑与文化的深度报道，以及对民国元素与“老重庆”民俗文化进行的全景式重现，使传播效果相当显著。地方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还可以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提前引入新闻媒体参与事前策划。地方特色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在传播中应遵循系统性原则，追求长远的品牌效应。特别是一些需要较长时间传播的文化特色品牌，可提前将其交给媒体进行运作。比如进行宣传语的征集与评选，在评选过程中，文化专家的点评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新闻报道，这是一种广泛运用的策略。新闻媒体不仅具备传播功能，还有“智库”作用。华西都市报与雅安碧峰峡的合作与互动，直接打响了“碧峰峡”这一品牌。最近两年，南方一些媒体集团“智库”收入大增，体现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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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狐形象的出现与兴起
氏族图腾中的瑞狐形象。狐是精怪种群中的佼佼者,是“中国文化的独创”。①按照初民“万物有灵”的观点,每一自然事物都有一灵怪为其主宰。狐是初民自然崇拜对象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这六种动物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其中的貔,据《尔雅》解释,为“白狐”。②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成家成室,我造彼昌。’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③狐是涂山氏的图腾。“绥绥白狐”的出现,被认为是子孙繁息、家族和邦国繁荣昌盛的象征。先秦时期有很多带有“狐”字的姓氏和地名。姓氏有狐突、狐偃、狐功、狐不谐等,地名有狐人、狐壤、狐父、令狐等。从文化人类学来说,这都是狐图腾崇拜的遗存。作为图腾被崇拜的狐,逐渐被赋予了“神圣、庄严、高贵”的意味。
古典文献记载中的瑞狐形象。关于狐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易经》,且往往与祥瑞征兆紧密相联。《易经》“解”卦卦辞载:“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这应是最早的猎狐记事,作为卜封吉兆被记载下来。《周易・未济》记载:“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其“彖”大意曰:虽在险中,但刚柔相济而适中,故终能亨通。故为吉卦。④
上古时期,狐是仁德的代表。《礼记・檀弓》载:“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唐代孔颖达作疏曰:“所以正首而向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虽狼狈而死,意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意说:狐将死,头必朝向出生的山丘,表达了不忘故乡的情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将狐归纳为三种品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狐尤其是九尾白狐,颜色中和、头小尾蓬多子、死则面故乡,符合儒家崇尚中和美、孝、仁义、不忘本等道德标准。
瑞狐形象的分化与保留
秦汉之际瑞狐形象的分化。在先秦人的心目中,狐是带来好运的吉兽。这种意识是远古狐图腾的延续。《史记・陈涉世家》中有“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用狐的鸣叫代表上天传达神谕。汉代以后,这种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九尾白狐由吉兽升格为象征君德国运的瑞应之兽;自然狐由吉兽下坠为“鬼所乘之”的妖兽。前者定位于符命文化系统,后者定位于民俗宗教系统。二者所传达、承载的文化意义完全不同,泾渭分明。⑤
古人认为,如果天下太平,社会兴盛,政治清明,则会出现白狐、九尾狐。九尾白狐成为祥瑞征兆的主角,普通狐则不具备这种能力。汉纬书《通帝验》云:“白狐,祥瑞兽也。”汉纬书《潜潭巴》云:“白狐至,国民利。”《宋书・符瑞志》说:“白狐,王者仁智则至。”白狐的出现,预示着贤君出世,盛世到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瑞应图》说:“王者不倾于色,则九尾狐至。”九尾白狐并非个人吉兆的显示物,其呈祥作瑞是对帝王或国家命运而言。在这一意义上说,祥瑞的出现无疑是上天对君王贤德、政治清明的肯定和褒奖。
两汉时期画在墓葬中的石壁、棺椁及地表碑、坊、石室上的画像,现代学者称之为汉画像。在汉画像艺术作品创作中,狐的形象也是祥瑞的表现方式,狐又有单尾和九尾之分,常作为西王母身边的侍者,如四川博物馆东汉画像砖上就有西王母、三足乌、蟾蜍、玉兔及九尾狐共处之像;桑村乡大郭村出土的两幅有狐的画像,则把狐神化,成为脚踏祥云的使者;嘉祥洪山画像石上,九尾狐身佩宝剑,供西王母传唤,充当天地的中介和使者,九尾狐在此也具有神格的意义。⑥
唐宋以后瑞狐形象的保留。唐宋以后,因种种原因狐逐渐被妖化,但朝野民间对狐崇拜的现象仍然留存,仍然把狐看做祥瑞之物。唐代《艺文类聚》引《魏帝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九尾狐见于谯陈。”当时人们把狐当做通天的神物,它的出现是改朝换代的先兆遗迹,具有神灵的色彩。
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周文王”条记载:“周文王拘里,散宜生诣涂山得青狐以献纣,乃免西伯之难。”“李揆”条记载:“唐丞相李揆,干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有客人向他解释“此祥符也”,第二天“果选礼部侍郎”。这都可看做狐图腾原始信仰的遗留和转化,狐的祥瑞意象在历史进程中长期存在。因“狐”与“福”谐音,相应地,在民间狐形象经常作为寓意福禄吉祥的纹饰。
古齐地域中的瑞狐文化资源
古代齐国,狐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九尾狐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所谓九尾狐,实际是指由九个氏族组成的狐图腾集团。《山海经》三次提到九尾狐,有关记载都提到青丘,或称青丘之山、青丘之国,指的是同一地域,即原始时期东夷人居住的地方,后来都属于齐国的统治范围。《南山经》记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海外东经》记载:“青丘国……其狐四足九尾。”《大荒东经》记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晋代郭璞注云:“太平则出而为瑞也。”并有《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标灵符。”可见九尾狐出是太平祥瑞的景象。
春秋时期,《诗经・齐风・南山》对“狐”也有所记载:“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友荡,齐子由归……”对其解说,学术界大致有刺襄公说和意中人他嫁说。实际上狐不仅是男性配偶的象征,还是国君或贵族的象征。清代学者袁枚认为:绥绥,形容转来转去,追求配偶的样子。雄狐绥绥是以雄狐在路上走来走去、追求配偶来兴起婚姻,兼有男性配偶和国君的双重内涵。
清初,淄博籍志怪小说家蒲松龄著《聊斋志异》,把狐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影响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峰。《聊斋志异》俗称《鬼狐传》,在近500篇作品中,与狐有关的就有86篇。在这些狐故事当中,写得最多也最动人的当属那些“多具人情,和易可亲”的狐女,她们大多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给人以特殊的美感。这与此前和同时代有关作品中那些欲魅人的狐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瑞狐形象与地域文化产业发展
从我国古代传播活动中,狐是作为一种瑞兽出现的。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将“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为了响应山东省委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重大战略部署,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⑦,淄博市政府致力于狐文化资源的传承、开发和利用,积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发扬,将本地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与新经济发展相结合,探索出地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2002年中国(淄博)国际陶瓷博览会举办,名叫“陶陶”的小狐狸形象成为吉祥物。2003年以后的淄博历届陶博会,也都以名为“迎迎”的小狐狸形象作为吉祥物。这些吉祥物皆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狐为原型,用拟人手法,经过抽象的变化、夸张、提炼,成为人们喜爱的形象。2009年淄博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赢赢”,也是借助蒲松龄先生笔下的美狐设计而成的。2009年12月31日,切合瑞狐形象的省运吉祥物“伶伶、俐俐”,体现了淄博的地方特色,展示了淄博的文化内涵。2010年9月19日,山东省第22届运动会在淄博举办,把人们关注的视野集中到狐文化的演变和影响上,将会给瑞狐文化的发展营造新的环境和契机。
吉祥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产品设计,它所依据的是市场定位和受众人群的消费需求。吉祥物的设计应该时尚,不仅能反映时代、反映生活,还有引领生活的作用,一定要站在生活潮流的前沿。“瑞狐”吉祥物的选定,正是基于“盛世瑞狐”的核心理念,突出了“彰显齐鲁文化,突出淄博特色”的要求,充分体现了淄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成为省运赛会精神的象征和延伸。省运吉祥物的面世,印证了地方政府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的决心。会议主办方淄博市政府,利用举办省运会的大好时机,弘扬本地传统狐文化资源,也成为地域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范例。
注 释:
①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赵晔:《吴越春秋》,岳麓书社,2006年版。
④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韦凤娟:《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选遗产》,2006(1)。
⑥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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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
电视文艺节目素有广播电视节目的半壁江山之称。从广播电视诞生之日起文艺节目便一直是广播电视宣传的主要内容，很多电视台都是从文艺节目和新闻节目的播出开始，逐渐增加服务性，教育性节目，构成一个完整的节目系统。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特别丰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有着广阔的的电视文艺创作资源，丝绸之路人文荟萃，独特的地理环境，多样的民风民俗，各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都是电视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佛陇深寺的暮鼓晨钟。皑皑雪山的神秘传说，美丽天池的动人故事，都将随着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机遇，摆脱远在深闺无人识的尴尬境地，走上亮丽光鲜的荧屏，与大千世界紧密沟通。
发挥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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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日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达8.59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每百人64.4部，其中上海普及率最高，达每百人122.9部；北京位列第二，为每百人121.4部，用户规模居世界首位。第五媒体研究中心于2010年了第五媒体首份行业发展报告，称截至2010年10月底，中国手机网民数近3亿，以手机为载体的第五媒体已经覆盖了超过60％的人口。预计2015年，中国市场手机用户将达到13.8亿，手机网民则达到10.6亿，渗透率接近77％。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终端拥有了越来越丰富的多媒体功能和更强大的交互性。手机的移动性、即时性的特点，不受时空限制，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有着巨大的潜能。随着手机终端覆盖率不断扩大，移动互联网跃入社会主流媒体行列，第五媒体已不可忽视。
手机报(Mobile Newspaper)是依托手机媒介，由相关部门、移动通信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用户可通过手机浏览到即时新闻。手机报可含长度为1000字的文章、50K的图片。优越的平台促使手机报发展速度非常迅猛。据统计，自2004年7月《中国妇女报》率先推出彩信版手机报后，到现在手机报增加到数百种。中国手机报已经经过了导入期，进入了高速成长期。手机报用户已超过1000万，并且仍在快速增长中。
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信息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是个和朋友沟通，同时也是抒发自己情绪的地方。它不仅是140个字符，也不仅是一张图片、一段视频，它赋予了所有用户属于自己的沟通平台。有了一个微博，相当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私人媒体。在这个平台上，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并交流信息，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彭兰教授认为，微博正在推动人与信息的融合，提供了信息源无限广泛的可能。
2.其他行业第五媒体的使用给档案信息与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媒体手机报、政府行业手机报的相继问世。目前，很多主流媒体都发行手机报，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各地方媒体也相继创办自己的手机报。很多地方还创办了政府手机报，如浙江省、广东省、湖北省、等的很多县市部开通了政府手机报。很多行业也开通了自己的手机报，如摄影行业、船舶海运、交通运输、机械制造、汽车、农药、广播电视、_网络游戏、证券等。有些地区的党建组工部门也都开通了手机报，及时对外发出工作动念和相关信息。
外交微博、政府微博、公安微博的出现。现在很多机构和部门已经越来越重视微博这一阵地，许多重要新闻也是通过做博传播的。例如开展做博外交。当首次访华的英国首相卡悔伦在北京鼓楼参加活动，最先抢报道消息的不是传统的通讯社、报纸、电视台，而是英国驻华使馆微博。另外在微博世界里，已经有了专注于职场交流、招聘、旅游等的微博。
我国已有多地政府部门开通官方徽博。从新浪微博平台正式开始运营以来，各级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用户，也出现在微博平台上。据《法制晚报》报道，截至2010年7月26日，共有59个政府微博，其中40个属于“公安微博”。政府微博的真实性是有可靠保证的，新浪徽博运营征实，以政府名义申请注册的做博都必须有政府公章的“申请公函”，才能得以允许通过认证。
3.第五媒体也给档案部门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
档案部门有自己的第一媒体，有自己国家级的报纸和刊物，省市级的期刊，院校的学术期刊，报道及时，水平较高，行业内读者群体庞大；也有自己的第四媒体，各级档案部门的网站数量众多，版式随工作发展不断更新和充实，内容丰富多样，有一定的互动，在社会上收到一定的宣传效果。
当第五媒体出现在公众生活中，并且呈发展迅速的态势时，档案部门要积极树立并拓展在第五媒体上的话语权，在这一媒体上“不失语”，使这一媒体的受众群体能够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
档案部门开拓第五媒体信息与文化传播的操作模式
1.创建并开通档案手机报
手机报具有覆盖面广费用低、可以反复阅读、可转发、速度快、直接发给目标群体、一对一等特点。它的信息传播是定点传播、点点互动、电网协动。由通信公司、网络公司以及相关部门如报社或政府或行业共同协作，三方共同构建的一种信息传播模式，三方担当了不同的角色。
手机报内容比报纸更为丰富。目前手机报多为彩信手机报模式，即报纸通过电信运营商将新闻以彩信的方式发送到手机上，以供用户阅读；另一种是WAP网站浏览模式，即用户可通过访问WAP网站，在网上浏览新闻。由此可见，从内容的丰富性上说，手机报的信息模式是多媒体，既有传统报纸的文字、图片内容，还可以有包含声音、动画、影视、游戏、娱乐、互动等的多媒体内容。因手机报其特性决定，手机报更强调娱乐性、交互性，再编辑既要强调新闻真实，也要强调信息的服务性、有用性，同时更要强调娱乐性、互动性；由于容量限制，手机报的新闻强调短、精，更强调信息的浓缩精炼。
选择创办并推出档案报手机版是档案部门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再创新，使媒体的宣传边界得到延伸。
档案手机报的编辑发行，可以先从公益做起，不做营利模式，具体操作可以有三种模式：一是可以依赖于《中国档案》杂志和《中国档案报》等国家级的档案媒体。目前，全国性报刊利用电信、网络公司打造的手机报很多。《中国档案》杂志和《中国档案报》有自身强大的采编队伍，网络平台成熟，网络版非常及时，内容也非常丰富，这为开发档案手机报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可以在建立起与电信、网络公司的合作后，推出全国性的档案手机报。
二是各省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托于地方报刊媒体利用当地的电信公司打造档案手机报，或者在解决了相应的技术环节的问题后独立推出档案手机报。
三是依托于高校学报开通学术方面的档案报。高校的报刊、网络系统完善，可以自行推出档案手机报，也可以与档案
学会、协会合作，共同推出档案手机报。
2.开通官方档案微博，鼓励个人在私人微博上探讨档案话题
徽博的使用者多为年轻人，且微博是一个很能展示个人思想的媒介。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在刚出现的时候，以政府相关新闻为全部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在微博平台上，很少能受到关注。经过调整，政府部门的微博内容日渐丰富，形象也愈发人性化，把微博从一个布告牌，经营成为一个议论场所，一个能达到“面对面”沟通效果的平台。
档案部门开通微博是占领媒体宣传的新要求。要想开拓微博这一领域的关注度，有内容是关键，有高质量的信息和不断刷新的较多数量的信息是保证，有及时、诙谐的回复是必须。微博适应了当今人们简短的阅读方式，也正适合档案部门消息的工作。开拓微博领域，在微博上面有话语权，可以使接受微博的受众从中得到档案信息，也使得档案传播媒介多了一种选择。
开通档案微博，可以由档案学会等社团牵头，既体现学术性，又有灵活性。同时还可以尝试由个人开通的微博，与建立做博且对档案宣传有兴趣的个人建立联系，在私人微博中探讨档案方面的话题，形成公办与民办合作的态势，共同开发新兴媒体的宣传工作。从当前搜索看，还没有看到专门的档案微博，但可以看到有私人微博上探讨档案的话题，这就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档案部门在第五媒体上的传播内容
《第五媒体行业发展报告》分析了第五媒体的主要特点，即受众广泛性、内容草根性、途径多样性、传播即时性、对象精准性以及信息可信性。
根据这一特点，要求档案部门利用第五媒体开展档案信息与文化传播时，注重突出对内容的选择和受众的感受。考虑到第五媒体的受众是依赖于移动网络的群体，相对年龄比较年轻，对档案、历史、档案工作的知晓度较低。面对这样的群体，在利用第五媒体时要注意将情感、文化、行政结合在一起。要适应第五媒体的语言和模式，在编辑加工中体现媒体特色，考虑受众需求。
1.历史文化亲民，突出文化和趣味
档案中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运用第五媒体应突出档案内容的文化性和趣味性。档案特别是历史档案中包含着许多生动有趣、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些是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模糊概念，有些可以说是历史之谜。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在档案之中，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谜底只能从档案中查找答案。这部分内容的宣传会引起人们比较强烈的兴趣，获得广泛的关注。
2.服务内容亲民，突出实用和效益
面对社会公众，要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与每个社会公民息息相关的重要关联告诉给受众群体，使之了解档案与档案工作是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获得收益。档案部门的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提供服务后的社会反馈，都可以在第五媒体上。获益的实例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最有效的传播。
篇13
中医典籍的日译属于翻译范畴，因此，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素问》的汉日翻译与中医文化的传播也具有密切关系。
二、《素问》日译现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中医翻译并未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和关注。20世纪上半叶，中医事业才得到国外学者的热切关注，中医药古籍翻译以《黄帝内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入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阶段，由国内外学者参与的《黄帝内经》英译本达12种之多。与中医英译取得斐然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甚至没有学者对《黄帝内经》的日译进行研究。笔者以“黄帝内经翻译”为关键词在中国拥有最大藏书量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进行网上检索，共得出约100条检索结果，遗憾的是这100条检索结果全部为英译的相关文献，并无日译的相关文献，基于《黄帝内经》日译本研究的文献也是一片空白。作为我国小语种中最大的语种――日语，拥有除英语外最大的外语学习人数，国内却没有人对负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典籍做出过相关日译研究，因此，以《素问》为代表的中医典籍汉日翻译研究迫在眉睫，需要广大的日语工作者和学习者共同关注和努力。
为研究日本国内的中医典籍日译情况，笔者通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黄帝内经”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885条相关检索结果，与《素问》相关的检索结果是419条，其中仅2000年～2016年就有22条相关检索结果，从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医典籍的日译得到日本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医典籍的日译主要是在日本进行的。笔者从中选取由专攻中国思想史和科学史的日本文学博士石田秀g（以下简称“石田”）监译的《黄帝内U素》和具有医学背景的小曾户丈夫（以下简称“小曾户”）编著的《素新》两个日译版本作为例证，分析其取材出处。
三、文化传播视角下《素问》日译实例分析
修辞手法的使用在中医语言中十分普遍。汤思敏就曾指出隐喻是中医语言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医语言的病因、病症、用药等术语中存在许多隐喻[3]。李照国也针对中医语言特性，分别从比喻（明喻、暗喻、借喻） 、对比、比拟等十个方面进行过详细研究，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分析比较，内容翔实[4]。
此外，中医典籍一般涉及中国传统哲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方面内容，文化色彩浓厚。如果中医文化得不到日本文化的认同，那么日本社会与民众就难以接受中医理念，因此，在日译中必须对其医学价值和人文色彩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5]。这就要求我们在日译时不仅对语言进行转换，还要把中医蕴涵的中国文化内涵表达出来。《素问》中的人文文化因素就成为日译的重点与难点之一。下面笔者从语言修辞和文化补偿两个方面分别选取译例，就石田译本和小曾户译本对中医文化知识的诠释进行具体分析。
（1）重视修辞手法，传递文化内涵 。医古文中有些中医术语独具特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而且经常使用比喻、对偶等修辞手法，在日语中难以找到对应词，则会对翻译造成一定的影响。
例1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兰秘典论篇》）
石田译：心は君主に例えられ、精神・意R・思惟活婴胜嗓稀みんなこれから出るのです。
小曾户译：心は、君主の官でありまして、君主に匹长工Cvでございますから、人gの生命を\婴工刖神活婴胃本を受け持つ所であります。
其意为“心就像是君王一样的器官，神明源于心脏” 。现代常说的“器官”一词即来源于此句中的“官”，其本指心、肺、肝等脏器十二官，其中心为君主之官，相当于封建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的皇上。这一句是运用隐喻修辞的典型，把心脏比喻成国王，寓意其强大和统领性，使语义更加形象化、具w化[6]。石田在翻译时直接把隐喻变明喻，并以“例えられ”来表示。小曾户对隐喻的翻译则比较抽象化，以“君主に匹长工Cv”即“相当于君主地位的一个存在”来表达“心”的重要作用，虽然没有明确把隐喻翻译出来，但意思表达尚可，只从忠于原文这一点来说，石田的翻译更接近原文所表达的意思。
例2 ：阳化气，阴成形。（《阴阳应象大论篇》）
石田译：は浠k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は形体を形作ることができる。
小曾户译：は物の荬Pきとなり、は物の姿を形作る。
阳化生力量，阴构成形体，这是一个对偶句，由于对偶是汉语有的修辞手法，日语中没有与之完全相对应的修辞手法，因此在日译对偶句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必要时可以舍弃汉语的对偶形式。石田和小曾户的日译可以说都体现了这一点。
（2）适度文化补偿，促进文化传播。中医源于东方文明，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日语读者而言，中医本身就是新事物，日语读者头脑中没有相应的文化图式储存，且中医语言本身比较含蓄，具有抽象性与模糊性、文学性与人文性的特点，翻译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化缺省现象，使日语读者更难以理解[7]。如果单纯进行音译或直译，不仅难以准确表达中医语言的独特含义，还会导致误解。因此中医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对文化内涵的翻译。
例3：天有八风，经有五风，何谓？（《金匮真言论篇》）
石田译：自然界の莺颏摔稀八Lの常があり、人体のU}には、五Lの病浃ある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あろうか。
小曾户译： 天に八Lがあり、Uに五L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いているが、どんなことかな。
日语国语辞典《大辞泉》对“天”的解释是：①地上を覆って高く冥るo限の空g。即汉语中说的“天空”的意思。②天地・万物の支配者。また、天地・万物を支配する理法。相当于汉语中常说的“天理”“天道”。对比石田和小曾户的翻译，石田对“天”加以推敲，将其译为“自然界の莺颉保而小曾户直接译为“天”。很显然，石田对其进行了文化补充，更易于日语读者消化；小曾户的翻译则稍显生硬，令读者难以理解。同样，石田对“八风”“经”“五风”都进行了适度的文化补偿，易于日语读者接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医文化。
例4 ：天以六六之节，以成一岁，人以九九制会，计人亦有三百六十五节。（《六节藏象论篇》）
石田译：天体の\行は、六の甲子の日で一年となり、人と地は、九州と九窍が基胜趣胜辍これに配当すると、人にもまた三百六十五があって、天地に相い辘袱皮い搿
小曾户译：天は、六六のを以て一年をなし、地は九九の会を以てなっている。算してみると、人にも三百六十五の穴があって、天地の数に辘袱皮い搿
中医典籍的一个语言特点就是高度凝练，中医理论的抽象性和中医语言的高度概括性是相符的，正因如此，中医典籍让人觉得晦涩深奥，在进行日译时更要研究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六六”在这里指古代以天干配地支计日，六十日称为一个甲子，“六六”即指六个甲子。“九九”，在地指九野、九州，在人指九窍、九脏等。“节”指腧穴，是人体气血交会出入的地方。天体的运行以六个甲子日为一年，人与地以九窍、九州为准度，与之配合，而人又有365节，相应于天地，正所谓天、地、人相配合。可以看出，这一句是在描述中医“天人相应”的主张。在翻译“六六”“九九”“三百六十五”这些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数字时，石田对其进行了延伸补充，中国文化得以体现；但是稍显遗憾的是，石田没有对中国的“甲子”进行文化补充。笔者认为，译者在其翻译“六の甲子”后加入“（中国の唤y的日法）”比较好，这样就对文句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全部进行了文化补偿。反观小曾户的日译，原封不动地直接沿用这几个数字，显得机械生硬，会使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日语读者产生理解上的困难。
两个日译本中，具有医学背景的小曾户更多地重视医学知识的翻译，突出了《素问》的医学价值；而专攻中国思想史、科学史的石田则更倾向于文化方面的传播，两者各有千秋。但石田的译本对中医理论及文化的翻译更形象具体，理解起来比较方便。
中医虽然是一门科学，但却带有浓厚的文化特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不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播。中医典籍的翻译是将中医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要纽带。翻译中医典籍时，需要重视源语中富含文化意义的修辞手段的使用，并充分进行文化补充，将中医的文化内涵完整真实地表达出来，为中医文化鞑ゴ丛炝己玫幕肪场
参考文献：
[1]麻争旗.翻译与跨文化传播[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52-56.
[2]罗选民.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J].中国外语，2008，5（4）：91-94.
[3]汤思敏.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中医隐喻翻译[J].嘉应学院学报，2010，28（3）：76-78.
[4]王雨艳，张 斌.中医药文化翻译十年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3，24（2）：467-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