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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篇2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第四，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来“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和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各国社会和全球市场可能产生深刻影响。据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数将从2005年的4亿增至12亿。
第五，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将对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压力的同时，也创造新的机遇，从而改变未来全球就业结构。
第六，环境风险将明显增大，从而损害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将带动能源消费急剧上升，相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据估计，如不采取新技术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50%。另外，跨国人员流动和物流的增加，带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断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将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压力。
四、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社会都产生双重综合性影响。
从正面看，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减贫。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年以来，世界人均收入增长近100%；1990年以来，世界约4.5亿人口摆脱赤贫状态。
其次，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增加，生产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导致劳动力消费物价下降、生产增长和工人报酬提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报告，过去25年里，进口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实际GDP和劳动报酬平均提高了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美元计算，全球化使美国每年6DP平均增加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国际贸易对美经济增长作用增大。美进口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5%，支持着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岗位；外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提供约600万个就业机会。相反，近几年来，美国会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绪已经使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西方跨国公司从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投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全球化，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
再次，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东亚和南亚地区持续快速增长，同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5.4%提高到9.5%、8.6%。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资金不断增多。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FDI净流入额从1998年的170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亿美元；同期，汇款流入额从727亿美元增至19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年官方援助额的3倍。不少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提升产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有40家跨国公司跨入全球跨国公司500强的行列，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韩国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个穷国，参与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目前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0ECD)行列。
从负面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第一，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和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入困境，失业增加，工人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来，美总体失业率下降，但制造业失业状况改进不大，美企业主及高级主管收入大幅增长，而非管理员工工薪增长几乎停滞，这一定程度上与美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流程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离岸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人工作及其工资水平也受到一定影响。据估计，美国外包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4年的54万个增至2015年的340万个；2004年一2009年间，发达国家将把200万个金融服务岗位外包到低工资国家。但不应夸大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美学者研究显示，在当前美、欧失业队伍中，只有4%—5%与离岸外包活动的裁员相关。
第二，发展中国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参与全球化能力较弱、自然资源缺乏的低收入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等的“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与富国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其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达国家的经贸摩擦增多，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其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机制缓解全球化对其民众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类社会保障机制，缺乏规避风险和缓冲压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很小，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受益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的业主和工人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原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还使不少中产阶级沦为新的贫困阶层。在发展中国家，能适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但拉美、东欧地区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许多国家贫困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赤贫人口的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纪初的47%。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第一，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财政基础，缩小其政策抉择范围。第二，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等国际体系本应以国平等、自由让步为基础，但实际上仅向具有贸易、金融实力的西方强国提供角逐的平台。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对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并危害其民主进程。第五，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的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则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第六，全球化进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式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东欧等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第七，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发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视言行又加剧了两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的力度，但当今世界却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五、路径与对策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际社会“拯救全球化”的呼声日高。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让各国、各阶层、各群体更广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并更有效地规避全球化的风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不少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学者在积极探索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他们大都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协调合作，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制定出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
(一)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国家等推行“华盛顿共识”效果不彰，原因是过于强化市场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公平性。“综合发展理念”在东亚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社区和个人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推崇和借鉴，一些西方专家也承认，“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适合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
(二)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不公平，没有充分考虑穷国的处境，没有真正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确保各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发达国家应增加对最穷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使这些资源贫乏的国家有能力进入全球制成品市场。另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确保社会最底层工资增长的措施。只有在这些改革举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使多数国家、群体、个人受惠。
(三)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全球化条件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垄断和不公平。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三是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了知识传播和应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此外，知识产权体制还应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特点，照顾其特殊利益。
(四)促进资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资源丰富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容易被西方垄断集团或国内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挤压”其他行业的发展，导致其他行业萧条。另外，西方国家在开采资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国际社会应制定行动计划，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协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销售市场，开采自然资源应控制环境污染。
(五)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对世界各国的不利影响日益显著。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议定书》，抑制了全球气体减排进程。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等国家应尽快加入《京都议定书》，建立公平的体制来制订减排目标，确定实施共同减排的方式和议程，并寻求低成本的路径来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鉴于《京都议定书》对解决全球减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机制，也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
(六)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少利益，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择手段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做法，包括出现腐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所在国利益。为了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使其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通过激励机制加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全球竞争法约束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和垄断行为；改进公司治理，兼顾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加强对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监管，限制腐败现象。
(七)切实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减贫事业的进展。在解决债务危机时，应遵循不附加损害国利益的条件等原则，采取债务重组、适当减免债务及制定国际破产法等举措，确实减轻外债负担。同时，债务国也需在借债方面采取慎重态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债。
(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出现资金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极为不利。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过程中还要向银行支付交易费，其投资回报极低，无法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如考虑美元贬值因素，发展中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九)改革全球治理制度。现行全球治理制度已无法有效管理全球化问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存在着单边主义倾向，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出现“民主赤字”，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让全球化的好处得到更广泛和公平的分享，须从政治层面进行改革。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加强国际机构自身的治理，增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加强国际法规的实施，通过签订全球社会发展协议等，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改进IMF等金融机构的治理和监管功能，强化其作为最终贷款者作用。有的专家还建议，应加强八国集团的作用，扩大成员规模，并使之成为全球性问题谈判和决策的新平台。
(十)发达国家应改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相关政策和机制。主要通过国内经济增长、加强教育和培训等措施，帮助失业者寻找出路，而不应将责任“外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应助长.经济民族主义抬头，不应以贸易保护主义阻挡外国竞争。尽可能扩大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解决这些不断产生的变化对分配的影响。采取有效政策举措，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扩大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促进工人从衰落部门转向扩张部门，并确保社会安全网在调整期间充分发挥作用。
篇3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全球经济失衡、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原因。但是单从某一个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必须综合起来才可能比较全面地解释当前的国际经济现象。
2、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可持续性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能否继续持续下去关键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借钱，二是后者是否愿意继续借钱给美国。如果美国会继续借钱，那么其他国家的决定取决于两个因素，即风险与回报。这里，外债余额占GDP的比例有多高是一个较好的技术指标。债务余额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累积，前者是后者的积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90年代头几年有所好转，但以后又进一步恶化，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迅速增加。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的外债余额占GDP之比曾经达到60%，爱尔兰为70%，而目前美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一程度。因此，尽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经很高，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说这种逆差已经不可持续。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提供资金。如果答案肯定，那么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此外，当前国际金融安排存在一种内在的限制美元下跌的机制，从而约束着那些持有美国资产的国家。其原因在于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都是以外国货币计价的，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下跌，美国所持有的海外资产自然升值，相反外国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将遭受损失，这当然是持有者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
对美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方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东亚地区。在经历了疯狂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认识到必须通过贸易顺差增加外汇储备，以保证经济安全。不过只要有了安全感，这些国家就会停止追求贸易顺差，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短期性。二是日本。目前日本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居民储蓄率也在下降。企业的高储蓄率是日本储蓄大于投资且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预测当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后，投资必将更加活跃，其经常项目顺差也会随之减少。第三个是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输出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激增。最后是我国。我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集中表现为“双顺差”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均为顺差，而且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这样的国际收支格局是不正常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正常的格局应该是经常项目的逆差与资本项目的顺差并存，东亚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的走势。
3、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存在的问题分析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在与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顺差两部分造成的。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部分：经济周期的影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以及短期冲击。
首先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从1994年开始在总体上告别了相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并进入了紧缩时代。多年来CPI等物价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与1993年之前的情况相比产生了重大的转变，与投资储蓄缺口的变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和一致性。宏观经济态势的转变和投资储蓄缺口的改变，部分地为长达十多年的经常帐户顺差提供了解释。此外宏观调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资和进口需求的减少。其次是结构性因素的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稳定增加，为国民储蓄的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坚持对外开放和面向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加入WTO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目的国，直接增大了资本帐户的顺差。此外，金融体系改革的滞后以及医疗、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居民不得不放弃即期消费，导致储蓄率一直持续不下。再次是体制的影响。对出口和FDI流入的过度刺激和鼓励，是形成贸易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的制度性原因。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规模和出口创汇量成为衡量地方行政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最后是短期冲击。近几年，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汇改前中国实行盯住美元制，使得人民币也相应发生实际贬值，对出口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短期冲击是投机性资本的较大规模进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4、改善当前中国收支不平衡的几点建议
通过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适度的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帐户顺差才是正常的国际收支格局。只有维持这样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才可以确保中国继续通过资本净流入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向别国特别是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输出资本。
我国已经在1995年对汇率政策做出了调整，目前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利于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油画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空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物价稳定，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效果。（2）从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影响角度看：适当调整汇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两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方向的各种疑惑、猜测和不良预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社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增强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失衡状况。有助于改善国际“热钱”的流动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促进国际短期资本的合理流动。
此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调整：
调整贸易和发展战略。应该进一步调低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在中国已经存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鼓励出口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政策目标。不仅仅要调低税率，还应逐步优化税收结构。此外，还可以调整进口政策，以刺激进口。
资本流动政策应该更为谨慎。近几年大规模投机性资本的流入，对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害，因此需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另外，要适当加快推动资本外流的步伐，加速国内优质企业的海外投资、扩大QDII的规模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目前，我国面临一些结构性经济问题，前文也有所提及。财政应加大对医疗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健全，从而使居民能够放心的进行即期消费，从而优化中国储蓄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政府由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转为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直接扩大内需，而且可以缓解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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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边贸易显著,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多边贸易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传统，不同层次的生活，不同的政治环境下的许多多边贸易国家引起了贸易摩擦。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影响，这些国家可以进行低成本生产，而发达国家已经渐渐失去在过去生产领域中强有力的霸主地位。这种变化的结果，使得西方国家将永远不会再自己去定制一套经济运行和竞争的规则。
（三）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关系的统一趋势
国际贸易的逐渐扩大，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互利双赢的，各国经济关系形式正逐步形成。在这种密切的联系，单点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内法律调整和规范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国际合作与相互协调。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会使和它有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实质上是各个国家在国际层面上的统一，是国际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对各国国内法影响
日益加深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的同时，国家实现和发展战略选择总体对外开放经济,同时加强内部市场化的改革,国内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而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特别是成为国家经济的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WTO,欧盟和其他国际公约组织越来越大,加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每个缔约方和申请人必须按照国内法律对相关合同或协议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国际经济法规会越来越多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和适用性。
（五）最优惠国待遇体系正在发生变异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制度，也帮助所有WTO成员国，这项基本制度体现了非歧视原则。根据例外的最惠国待遇制度，WTO成员并不在WTO体制下和区域贸易协定的WTO体制下成员之间相互给予优惠;然而，由于WTO成员绝大多数也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下的成员，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并在世贸组织内的快速增长，使各成员国在享受区域贸易协定相关优势待遇的比例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宽，换句话说，最优惠国待遇不是普遍的WTO体系，其成员待遇也因为其不同的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或贸易协议的成员是不一样的。事实证明，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制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二、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一）跟随国际趋势,更多地使用法律机制
解决贸易争端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组织由于国家经济的弱化作用，多边贸易的执行机构日益完善，约束力和强制性逐渐增加，国际贸易争端主要是依据国际法律手段进行解决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对于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机制仍不理想，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也落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强我国对WTO争端的法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努力研析WTO各项规则和制度，合理有效地利用WTO豁免、免责条款或例外条款，尽可能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主要集中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实体规则的分析研究，充分研究和利用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及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行业知识，提升整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观察和学习其他成员对WTO规则的理解和学习，通过机制解决实际贸易争端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和有效地利用保障体系，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加强和维护国家。
（二）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律法规处于被动局面，必须加快相应的立法步伐。经济发展中修改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法律法规，对目前的国际经济规则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加强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相关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培养，对现有情况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抱着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的积极态度去研究对经济生活中的保护功能的法律和规定，不断探索创新具有指导以后经济发展的立法，以适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传统观念，为将来的新挑战和新发展机遇做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份子，应该积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应在制定和完善的国际规则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坚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使在国际争端中更加公平合理，并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经济互利，真正合理的，公平的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长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提炼中国经验,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制新的理念和规则
国际经济法的变化，中国应认真细化其发展的经验，倡导新的创意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规律，去创造，去发现这些思想和原则的新规则。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在为此而努力。在1996年初的苏比克会议上，我国就已经详细地提出了APEC合作机制，充分尊重各成员的多样性，承认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利益和需求的不同。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的共识；遵循平等互惠互利，，自愿原则，寻求共同点。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主席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强调要注意各国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已有广泛影响。在未来，这种做法的延续，巩固和加强直接影响更多的国际规则和解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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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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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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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局一份报告(2003年)，在现代经济史上，全球化浪潮出现过三次。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80年，这次浪潮完全不同于以前两次：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市场，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脱离世界经济逐步边缘化，导致收入下降和贫困增加；国际移民和资本转移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微不足道，如今变得非常突出。货物运输、旅游和通讯速度明显加快；一些亚洲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世界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为：
(1)经济活动的中心由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知识本身成为生产中的首要因素，知识、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对经济活动日益起着决定性作用。(2)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明显的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全球贸易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如今在142个WTO成员国中，70%是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其中，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国家有巴西、中国、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3)贸易、资本、金融和人员流动越来越突出，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贸易自由化使全球经济逐步融合，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推动了产业结构全球化调整，人员跨国流动和国际旅游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全球化服务市场。(4)新的国际规则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对引导国际贸易发挥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若干国际标准系列(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即ISO)，以及地区性或双边性贸易协议等，对促进经济全球化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工业革命中，制造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而以全球一体化经营的跨国企业，引领着全球化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将传统产业和非核心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国际产业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1)信息化、网络化：新技术改变了企业与其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产业的结构和组织，影响着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根据各个生产环节的不同功能和阶段，整个工业活动正在世界各国分散开来；同时，为保证整个生产过程的有效性，各生产环节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产业集聚化：工业企业在地理分布上的集聚越来越重要，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新的竞争环境压力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挑战，需要进行以下转变：从追求大规模的静态外部经济效益，转移到培养基于新技术、新技能和新网络的动态创新能力上来。
(3)产业生态化：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为实现工业化和GDP增长，以大量资源消耗、大量废物排放和低利用效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形成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对立与冲突(AudraJ.PottsCart，1998；LloydConnellyetal，2001)。这种线形物质能量流动的经济系统已经导致资源消耗和超出自然消化吸收入类垃圾的能力(J.Korhonenetal；2003)。通过改变新的组织形式、调整政策来恢复和保持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调节能力，将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自然循环和功能协调整合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二、产业生态——国际产业转型与世界发展潮流
199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把发展产业生态型经济、建立生态型社会看作是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德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在英国，1999年专门成立区域发展局，研究经济发展与改造，负责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协调和长期的全面规划(ChrisShearlocketal，2000)；芬兰是世界上已经进入产业生态良好循环的国家之一。芬兰2／3的土地为森林覆盖，但森林年砍伐低于年生长量(2001年增长724万m3，年砍伐只有448万m3)；芬兰林业70%的燃料来源于废料如纸浆和锯渣废料的黑酒精(J.Korhonenet81，2003)。
产业生态(1ndustrialEcology，又称循环经济)依据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1990年代刚刚兴起的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应用科学，产业生态学是研究各种产业活动及其产品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Al-lenbvandRichards，1994；AudraJPottsCart，1998；Allenby，1999a，xi；MichaelHHuesemann，2001；T·P.Seageretal，2002；Raftlsenmann，2003)o国际电力与电子工程研究所(1EEE)在“持续发展与产业生态学白皮书”报告中指出：产业生态学是一门探讨产业系统与经济系统以及它们同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是研究可持续能力的科学。
产业生态是一种新形态经济或生态型循环经济，这就需要改变现有土地利用的思维模式，改变产业流程减少废物排放，使产业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来适应产业(AudraJ·PottsCart，1998)。目前不可持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以不同的系统发展原理运作而导致的结果(J·Korhonenetal，2003)。因此必须把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自然循环和功能协调为统一的生态系统，通过改变新的组织形式、调整政策来恢复和保持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调节能力。未来可持续能力决定于调节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功能延续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资源管理系统(DavidJ·Brunckhorst，2002)。产业生态将不可持续变为可持续发展，是通过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进化到一个新系统的状态而不是依赖效率提高的发展模式来保留现有系统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生态原理应用到经济系统，不能直接将生态原理照搬到经济系统上。因为自然演化毕竟不同于经济系统演变，自然系统没有人类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文化，自然也不能象人类经济系统那样有意识地进行规划；信息流动和反馈也不尽相同。因此，采用新陈代谢方法并不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原理搬到经济系统就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中国产业生态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影响和最不可预知的力量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对各种原材料—从花生到生铁的巨大需求，使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严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量的40%，消耗了水泥世界总量的50%，石油进口800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35%，粮食缺口1100亿斤，大量进口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而巨大的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种种迹象表明，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必须转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资源消耗过快、资源利用率过低、资源再生使用率过低的粗放经济。
(2)生态环境严重透支。随着经济以每年8%、9%、甚至10%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着迅速退化的灾难：270万平方公里耕地被沙漠吞噬、70%以上水系被污染、400座城市缺水等等。大量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电力、钢材供求紧张，以及投资增长过快等可能引起的传统性产业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而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生态所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目前，中国发生的环境危机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环境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它大多数地方退化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而在中国则是无可挽回的：中国北部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经干涸，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每年大多数时间河水也开始断流。华北许多城市地下裂开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盖了中国18%的土地面积，并以每年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全国30%以上的地方遭受酸雨侵害。除非中国对目前的发展方式做出彻底改变，不然的话，大片区域的生态崩溃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有关专家断言：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出现在中国。
(3)社会文化出现了毁灭性破坏。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占用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过去一味建造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的种种弊端，已经在很多地方显现出来：美丽的风景、庙宇楼台、圣水神山、精雕细刻的传统手工艺和城市景观被清一色的混凝土建筑、沥青马路所取代，古老的运河、城墙被铁轨、环城公路截断，庞大的城市吞噬了大片农田，许多城市无可挽回的被开发成清一色的灰色城镇，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些最具民族文化和传统特色、外国游客一心想看的东西被胡乱建造的新式楼房无休止的吞噬，居住环境日益恶化。
四、产业生态与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无数事实证明，传统的分散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和人文居住环境。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认识到这一点。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中国需要绿色革命》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西方的“资源饥渴”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我们唯一的可行之路。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在我国，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方兴未艾。值得关注的是，在珠江流域，分布着两个非常典型的产业生态模式，为中国未来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启示。
(1)中国农业生态模式的典范——桑基鱼塘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是闻名中外的典型农业生态模式，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而来的科学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也是我国农业生态的典范。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把基塘系统列为研究项目之一，并在全球推广应用于低洼地改良，开创了改造低洼积水地的新途经。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结合起来，是按一定面积比例建成的基面与鱼塘相结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基面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养鱼、塘泥肥桑，充分显示出水陆相互交换、植物和动物相互交换的高效能量转化过程，具有较高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率，氮磷钾三要素的循环效率分别为0.43、0.46、0.96，循环效益综合指数达1.85。并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较高的稳定性，充分发挥了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达到系统的最大产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2)产业生态工业模式的典范——贵港生态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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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市场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生产的国际化，它使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的全球化。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应当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有着多方面和多层次内涵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商品和生产跨越国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有密切的联系。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展的产物。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统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实现。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确实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同时并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有促进和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扩张，它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维持世界经济的旧秩序。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竞争机会。
由于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科技革命推动基础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的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存在谈判的机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而这样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及特征
（一）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机理
1.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着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就是代表当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企业的远距离控制成本。对于一个现代企业来说，其经济的活跃程度，表现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半径，是与其所有权控制的成本呈负相关关系的。远距离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因特网的诞生，使这种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有能力进行全球扩张的企业，它的活动范围都可以达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经济全球化的体制障碍。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趋同态势是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缺少外部资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实行改革和开放并举的战略。而且，在改革中促开放，在开放中促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十年，采取不同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3.微观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是促使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商品与要素价格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差异，被人们称之为“区位优势”。区位优势的客观存在，为企业在全球范畴内的“套利”活动提供了空间。于是，便有了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以及企业生产过程的分解与全球配置。在这种微观主体世界范围内的套利活动中，跨国公司逐渐扮演了主角。这是因为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使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诀窍、管理战略以及资金实力：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将产品销售到价格更高的市场上进行套利；另一方面，将巨额剩余资本转向资本稀缺、投资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套利。而内部化优势，又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将生产和销售活动按照最有利的区位优势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将每一个分支机构及其所联系的企业在职能专门化的情况下，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网络，通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而服务于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样做的结果是，国际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实际上变成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当跨国公司利用优势而大举进行全球性套利活动的时候，其客观的效应便是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世界除个别国家外，都在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这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统一的经济体制基础。
2.新一轮科技信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术基础。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世界缩小成为“地球村”，使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流动。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速度加快。
3.现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已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全球化。二战后其基本特点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了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产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同时，无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来势更加迅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仅从贸易转向直接投资，而且进一步转向间接投资和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加快了资本转移，活跃了金融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5.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
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安排，既不同于过去的单极霸主制，又没有达到对称制的要求，可视为发达国家霸主制，表现在：
1.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80年代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后八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2.国际组织在促进各国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并没有找到一条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因此，传统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要求它们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调控已显力不从心。WTO的产生，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做法，将人为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风险。
3.全球一体化程度低于区域一体化程度，并且区域间一体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统一的、一体化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它们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应更快，它们的政策选择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但因两类国家制度建设上的差异，造成同样的政策选择，其效果却存在极大差异。
4.全球经济一体化规则，最终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这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公平，要考虑到资源的初始配置情况。然而，作为这一规则的主要倡导者——发达国家，很少考虑到由历史原因造成的资源配置初始状况的不平等，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初始不平等。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它取决于国际制度和规则，因为制度和规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担。在现行的国际制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在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国际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极大地发挥其优势而将其劣势保护起来，从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担更少的成本。
1.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样，当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及其他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活动时，就不会面临规则的冲突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2.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3.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规则极大地发挥了其优势和保护其劣势。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而对于纺织服装这一发展中国家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却给予发达国家十年的时间以消除“多种纤维协定”的配额。
4.世界经济中的“集权”效应（财富自分配的效应）。无论是金融投资还是商品的生产、推销、全球化，都意味着把决策权上缴给超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跨国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业和机构。而跨国公司的扩张又造成了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国公司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1/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70%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世界上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如微软公司对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所具有各种优势，使得发达国家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潜在的巨大机会；另一方面，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的现状，从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因为：
1.国内制度尚不稳定，尚在变革之中，没有现成的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就要承担重多的制度变迁成本。
2.发达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主导，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效应的影响。从供给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传统制成品的生产行列中来，从而造成该类产品供给的急剧增加；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世界经济步入信息经济时代，人们对传统制成品的需求不断下降，其收入弹性已呈递减趋势。结果，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现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效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恶化，贸易利益也会随之流失。
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非对称的冲击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的利益，就要实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如在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同时，尽快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积极参加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本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五、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由于中国总体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同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国内体制改革不到位和经济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全球化浪潮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冲击。
（一）体制冲击
中国现行的体制与全球化所要求的结构调整是不相适应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地方分割的市场体系与经济全球化是不相适应的。其次，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机制和创新机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国的企业制度尚不够自由，奇高的开业费用（包括货币的与时间的），限制了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脱颖而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要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要下决心退出市场活动，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分工。
（二）贸易冲击
贸易冲击来源于一种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就具有这样的特征。中国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经济：一方面，是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在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下，一般而言，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生产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针对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贸易冲击，中国需要通过开发中西部来实现产业梯度大转移。借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并且因为其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那些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也会因为成本的降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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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核心技术和复合型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的出口产量很大，很多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也占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占领的市场份额也不少，但常常会因为产品缺少核心技术而让产品性能受到压制，只是价格低占领市场，进而导致产品利润低下，不能为企业获得最大利益。我国企业在一些高科技技术上还很缺乏优势，虽然我国企业的某些技术在该领域或者方面站在世界领先水平的地位上，从总体上来说，和发达国家企业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我国企业的很多技术还是从发达国家技术引进，然后再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输出，但是输出还是一些手工艺技术等；同时，在我国企业中许多高新技术从无到有的时候，发达国家企业中却已经是从好到精，始终不能跟上发达国家发展脚步。在经营管理中，常常缺乏相关的优秀管理人才，导致一些专业人员因为外语的原因不能管理好企业经营，而有些则是懂得外语，却没有相关专业知识而影响企业经营的管理和发展。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管理改善的策略
1.我国企业想要真正的实心跨国经营，就应该向考虑好企业要如何开拓国际市场，仅仅是为了增加企业产品销售量，是为了了解全世界消费者的需求，以此实现企业产品领导世界主流，还是为了能够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生产水平，以此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只有明确了企业的经营目标之后，企业才能够更好的针对目标提出企业跨国经营管理的相关策略，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管理的时候，可以借鉴国际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将人员当地化作为基础，再将管理当地化作为管理核心，以生产当地化和行为当地化为两翼，实现跨国企业的效益经营。2.企业要选择合适的产业结构和投资地区。企业首先要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对产业进行全方位的选择，要详实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及论证调研，然后根据获取的利益和风险回避的原则上，选择适宜的经营国家和区域。在实际经营管理中，还要积极的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管理的起点高，并且积极快速地进入到高附加值产业中去。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有一些相对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和东欧国家中，因为我国经济和前面列举的三类国家的互补性比较强，在技术上我国企业也2014年第10期中旬刊（总第567期）时代Times是具有很多相对优势，尤其是某些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很适合在这些市场进行发展，拥有比较广阔的企业发展前景。由此可以得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市场跨国经营方向是：确立亚太地区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继续保持对欧美这两个市场投资；积极开拓东欧、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3.因为我国很多跨国企业都没有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技术，所以在跨国经济管理中投入大量的产品技术研发，打造出属于企业自己的核心技术。因为在WTO协议中有意向重要内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对于我国很多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和意识还是十分薄弱，因此需要引起企业经营管理者足够的重视，通过加强学习逐步掌握这一锐利武器。这都是为了跨国企业能够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而先进的技术就是支持品牌的一种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就要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出具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和产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国外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稳妥并快速的发展。4.还要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企业可以采取内部员工培训和高薪聘请专家等多种路径，培养出一批既能懂外语，又能懂得相关贸易、经济和法律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并让其在企业跨国经营管理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也可以利用当地人才inanceNO.10，2014（CumulativetyNO.567）资源，实施国外机构人员的当地化管理战略，为企业提供管理人才，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除了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还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养机制，形成终身学习、永恒成长的能力提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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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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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集聚是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制度、政策等经济要素在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要素合作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集聚就是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管理、品牌、专利、跨国经营网络等要素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生产者。通常所说的要素在地理上直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这是狭义的要素集聚。本文所指的要素集聚是一种广义的要素集聚,是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过程。
(二)要素集聚的特征
要素集聚是一个动态过程。要素集聚实际是要素的移动过程。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基本区别在于,开放经济体系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在国内资源不足时,从外部输入,国内资源充裕时向外输出,通过资源的国际流动实现资源的跨期最优配置。
要素集聚不是简单堆积。要素集聚不是简单把外部要素聚拢过来,或拥有或占有,而是让各种要素协同作用,进行要素合作,实现要素的价值。经济全球化解决了一个国家或企业仅仅依赖单一国家资源的问题。
要素集聚是不均衡的。要素集聚状况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都是不均衡的。实际上,之所以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要素集聚不均衡造成的。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发达国家集聚了科技创新、资本、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往往成为新技术、新产业的发源地,当这些产品标准化及产业成为夕阳产业以后,就会被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所以,发展中国家只好成为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者或者组装者,生产和加工最低端环节的产品。
要素集聚模式决定分工模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和跨国经营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集聚,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把生产基地、地区总部甚至研发中心向该地区转移。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了世界要素的主要集聚地,由此也成为了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三)要素集聚的途径
要素集聚主要有四种途径:自然集聚、人为集聚、近程集聚、远程集聚。不同国家在这些途径的应用比例有所不同。自然集聚是指一个经济体由于具备初始的资源禀赋,从而拥有吸引资源的能力。人为集聚的主体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包括主动挖掘、吸引、管理、配置优势资源,以及对退化资源的处理。近程集聚指的是区域经济体积极的挖掘、利用和整合积累内部及邻近区域资源,而远程集聚则是破除地理的限制,积极从较远的国家或外部地区集聚优势资源。通过这些手段,可以实现国家集聚环境的补缺和扩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激励。
单纯的要素流动比商品流动要困难一些,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素流动的背后会涉及军事、政治问题,比如移民限制是很普遍的现象。即使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内部,包括资本在内,人口的流动也受到很大的控制。所以,要素集聚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以企业、产业为载体的要素流动过程,主要表现为:
1.进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本身就是一种要素集聚过程。现实中,贸易的确是要素流动的替代品。中国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意味着美国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即表明中国利用了国外的技术、资本要素。国际贸易作为间接的要素交换,美国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是要素的“远程集聚”。外包就是一种典型的远程要素集聚。
2.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带动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移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其本身就是资本跨国集聚的结果,并且随着跨国公司业务的开展,它会带动技术、人才、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向东道国集聚,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活动也带动了中间产品和资金的流动和交易。
3.外包。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企业的外部寻源。国际(离岸)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外包企业向境外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近年来,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国际外包业务,使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国远程集聚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
(四)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
影响要素集聚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变换。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就是实际的贸易壁垒。因此,要素集聚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
安全因素。保证生产要素的安全是一切要素目标的前提条件,这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自由的市场环境。要素集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值机会,提高要素收益,而流动性是保持要素获得盈利机会的前提,自由的市场环境则是要素流动的保障。所以,互通有无是要素的根本。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与外部要素流入有关。
开放程度。较高的开放状态虽不是要素集聚的充分条件,但却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因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能够较自由的流动,提高了要素流动的效率和社会收益。经济全球化下,价值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增加了要素之间合作的机会和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地理位置、交通及通讯等条件,甚至还有良好的环境。
政策、法规。政策要素能人为地或有意识地创造要素集聚环境,法规则是要素集聚的法律保障。
其他条件。宜人的气候、清洁的空气会成为要素集聚的理由。全世界的对冲基金经理都集聚在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和英国伦敦的梅费尔,但近几年来不断向新加坡集聚,因为该国宜人的气候、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优越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才、法律环境和免税政策等要素环境。
经济全球化与要素集聚的相互关系
要素集聚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一方面,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要素集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要素集聚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就是要素的跨国流动不断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和专家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如罗肇鸿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状态,主要是讲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余永定也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在世界处于一种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全球化作为这一流动过程的终点,意味着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达到了它的空间极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帕累托优化”。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
战后,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将世界各国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并促进了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因此,要素的国际流动才是经济全球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要素集聚机制
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要素的国际交流将世界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在这种联系和交流中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安排、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机制促进了要素交流。要素的交流能力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硬实力,又反映其软实力。
全球经济多边规则与制度安排,规范了商品、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马丁•舒曼在《全球化陷阶》中指出,“这些组织框架和制度的出现,本身就是特定时期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博弈的暂时均衡的结果”。由于经济实力和相应的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经济运行规则,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具有全球化的国际制度优势,不断利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本国意志,保护本国利益。
要素集聚机制就是引领要素顺利集聚的法律规制,它影响乃至决定要素集聚方式和效率。一个地区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区要素集聚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加快体制转轨。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显示,一个好的、有效的要素集聚机制可以顺利实现要素的自由交流与配置,降低要素交流成本。
在当今世界,国际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率的会晤、协商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及其载体,世界各国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从而使一国无能为力的问题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解决,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要素集聚能力和集聚效率。
在国际要素集聚机制框架内,除了上文提到的国际组织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要素集聚,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要素的有效集聚,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欧盟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1993年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1999年启动的单一货币欧元,部分实现了要素的无障碍集聚。
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化经济要素流动的本质与基础性特征决定了开放经济通过要素的流入(或流出,但当前中国主要是流入)实现了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国的组合。由于这种组合,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概念。上世纪后半期以产业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以产品的国民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分工,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不同国家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组合,形成某一产业,生产出某类产品并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可称为“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某一种或几种特定生产要素参与全球化经济下的国际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国际分工,即要素供给的国家专业化,可称为“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
尽管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要素集聚的全球化,但是,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仍由要素的稀缺性决定。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国际营销网络等稀缺要素,发展中国家则拥有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发达国家支配了国际分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二)要素集聚与区位优势
硅谷、新竹、剑桥、深圳、浦东等很多地区的发展经验都证实了要素集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企业、区域经济、宏观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旦某个区域、某企业成为整个经济国际当中的经济极和经济场,往往就会有资源集聚而来,创造出更高经济效益。并且,通过努力,将其拓展为发展优势,形成全面的增长态势。英、美、日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利的要素集聚环境,包括:安定的社会环境,政府与民众互信,文化、制度、人文精神,以及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世界银行曾经对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占64%,远远高出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本和工厂道路等人造资本。劳动力与教育相结合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就越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越强,也越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因此,要形成良性要素集聚机制,就要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未来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调动现有人才资源,并通过“筑巢引凤”,集聚各种外部生产要素。
(三)要素集聚与比较优势
城市集聚了过多的社会经济要素,农村则被边缘化。反过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集聚各种要素。城市具有较强的要素集聚力和完善的分工体系。城市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带,教育、科技、人才、资本大量集聚此地。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就源自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同时,要素集聚的不均衡性严重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中国,制度和政策是最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根源,它只不过是把本来一直隐蔽存在、更深层的制度机制问题以更夸张的形式表露出来。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是问题的表象,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才是收入差距恶化的本质。而权力制约机制最根本的是支配要素的权利。因此,要素的不均衡集聚是造成地区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实质就是发达国家发挥高层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低层面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集聚了高级要素,发展中国家集聚了低级生产要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集聚创新要素的规模与层次。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资源要素流动不断加快,这为我国集聚国内外要素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国家拥有丰裕的科技资源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资本、人才,从而拥有产品研发阶段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的普通工人和相对较低的环境标准,或教育程度,因而拥有产品装配阶段的比较优势。要素集聚能力决定发展潜力。在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集聚了大量的外部要素,经济率先发展,这里的人也率先富裕起来。反过来,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内陆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速度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也较大。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在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要素集聚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减少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为要素提供了广阔的增值空间。外部要素的大规模流入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和以加工为特色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除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中国内地的各种要素(如人才)也集聚东南沿海,形成了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产业集聚区,成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生产中间产品的重要基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低端,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增值率低,处在加工工业“微笑曲线”的底部。中国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即交易条件)处于不利境地,造成规模经济下的贸易条件恶化。在中国的出口创汇中,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到8%的微薄加工费,换来的却是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条件恶化的不良后果。
造成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主要是由于要素集聚模式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的资金短缺问题,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国民收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要素集聚过程中,国外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偏向性产业扩张,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在优惠政策和外资推动下的对外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价格比较优势。但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的路是走不远的。因为劳动力成本会不断上涨,且还有比我国更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必须集聚更多更高级的生产要素,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创造要素优势,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仅要集聚外部要素,而且要考虑对稀缺要素的创造。在集聚内部要素的时候,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富裕”,改变要素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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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分张扬个性，社会责任感淡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他们崇尚自我主义，主动参与各类活动，希望凸显自己的个性，而并不考虑过分张扬自我个性表现出的与众不同，是否符合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否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另外，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极主义等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产品、恶性竞争、欺行霸市等，这些是严重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行为主体是大学生，他们过分张扬自我，崇尚金钱万能，是非不分，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使得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多样和复杂，也增加了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三）盲目崇洋，民族意识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很多大学生逐渐丧失民族自信，被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再加上商家的炒作，很多大学生逐渐崇洋。例如，许多大学生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过度热衷，而对清明节、中秋节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不以为然。大学生弱化自身的民族意识，盲目推崇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加任何取舍地移入我国，并在自己的行动中极力展现，极易引导更多的人养成崇洋的心态和行为，十分不利于我国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和弘扬，削弱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性，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网络文化的泛滥，社会交往危机凸显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信息都及时呈现在大学生的面前。网络本身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特色功能博得了大学生群体的青睐，并深刻影响他们的学习、思维和生活方式。徐柏才、张俊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指出“网络信息的高度图像化往往会导致青年学生渐渐忽视思考，习惯于形象思维而放弃追问本质的抽象逻辑思维，它的直接化、形象化倾向会导致他们用‘看’而不是用‘想’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另一方面，网络因其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随意性、便捷性和发散性，向网民呈现出一个与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满足感。网络的虚拟特点深深吸引着大学生，他们沉湎于虚拟世界中，很多大学生沉迷网络、痴迷游戏等就是典型案例，更有大学生轻率的谈网恋、见网友，最后深受其害。大学学生盲目、过分依赖网络，非常不利于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沉迷网络，不断模糊自身原有的社会认知，“必然会使人产生去社会化倾向，导致人们正常社会交往能力下降，并带来人际关系淡漠、人际距离疏远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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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由西方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提出来的，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却众说纷纭，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局限于各个不同国家疆域内的诸多经济活动、制度正在冲破国界的局限而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市场、民族国家和信息科技前所未有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就要求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际经济法变革的几大动力
(一)国家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定者，在当今它仍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这就使国家行使的范围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某些在传统上一贯被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事项进入了统一的国际经济法规则调整的范围。例如GATI和WTO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谈判来降低关税并约束关税，这无疑就是一种国家经济的让渡。其次，国际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扩大，将越来越多的各国国内政策纳入其视野。WTO协定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就是国际经济条约调整各国国内政策的表现。最后，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凸显起来。
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确在向市场让步，适当放松了其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但是，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如果缺乏国家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和控制，资本的扩张不一定能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相反地，会使财富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不利于全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因此，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节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也不同。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
(二)商人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商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跨国公司。经济的全球化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那么商人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会冲破各种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国，进而也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商人可以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另一方面，商人还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为了保障他们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会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影响国家赋予其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并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
(三)非政府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了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转三、国际经济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尤其是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的国际经济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回应，有新的发展。
(一)国际经济规则统一的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跨国经济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规则的统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首先，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主体的商人(尤其是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惯例。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人们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成为统一的商事惯例，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其次，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一些国家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也推动着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
最后，国际经济规则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还借助于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其原因主要是：(1)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事实上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2)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
(三)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加激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大为加速。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由此可见，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需要首先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只有最终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环境下发展o
(四)电子商务对国际经济法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