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计划经济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论我国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解读
目前我国通胀预期形成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内蒙古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欠发达地区解决人才短缺的模式研究
基于体验的博物馆产品开发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提高我国政府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广告与经济发展
刍议公益广告
农业审计多方协作范式的实证探析
内蒙古经济增长模式的剖析及其启示——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
中国重化工业化转型的研究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规整与要素弥合:跨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
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安阳中小企业的调研情况为例
基于战略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思考
企业年金偿付能力风险规避
优化电网企业资本结构的思路
《北方经济》(下半月)组稿要求
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耦合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的思考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研究——基于公共财政视角
高级领导对人力资源评估的影响:层叠效应和复合效应
自然资源约束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基于索洛模型的分析
肯定列表制度对进出口国的经济效应分析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供应链合作伙伴选择中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
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与方法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农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会计核算统计分析
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研究
浅议海外代购的市场机遇与挑战
“碳关税”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
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国有企业财务集中将加速资源地区资金外流——以西乌旗为例
维护农村银行金融安全的思考
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关于内蒙古牧民收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积极应对危机加强区域合作努力保持呼包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实现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内蒙古固定资产投资的特点及存在问题
金融危机下内蒙古资源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内蒙古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研究
金融危机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影响分析
输美轮胎特保案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食品安全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思考
加大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力度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财经速递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美、日、印装备制造业政策比较与借鉴
地方产业集群演化形成的博弈分析——政府和企业角度
农业产业化发展实证分析——以天津武清区为例
篇2
虽然被称为“投资体制改革”，但纵览全文，有关融资改革方面的内容却一点也不少，力度也丝毫不弱，这也成为这次改革方案的鲜明特色之一。比如，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决定》中明确提出的至少就有六点。权威人士评价，其中两点内容，可谓是迈出了跨越式的一大步：一是基础建设项目IPO融资可能会有突破；二是包括国有、民营在内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从此可以一视同仁地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来融资。
这位曾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权威人士分析说，《决定》中“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和证券监管机构批准，选择一些收益稳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进行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的试点”的表述意味深长。因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先成立股份公司且有3年连续盈利纪录，方能进行IPO。而在上述表述中用了“经过批准”和“试点”的字眼，表明对现行的法律规定很可能会有所突破：即经批准的基建项目可以突破上述限制，进行IPO的试点。但鉴于有关法律法规尚未做出修改，因此用“试点”的说法可能是目前各方面所能接受的一个提法。
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也是此次融资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决定》中对此也多处强调，比如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融资，允许他们申请使用国外贷款，以及以股权融资方式筹集资金等等。这表明，民营甚至外资企业今后将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渠道，无论是发行股票、公司债券、还是海外上市，他们都将和国有企业得到平起平坐的地位。此外，在融资方面，《决定》还第一次在国务院的重头文件中提出，组织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鼓励保险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并再次强调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也肯定了今后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方向。
投资体制改革企业政府双管齐下
在投资方面具有实质性改革的内容有两个方面：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完善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今后企业投资的项目一律实行核准制或备案制，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进行核准，其它投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进行备案，但石油、天然气的项目还要拿到发改委备案。据了解，各地目前都已准备着手制定本省的备案管理办法，今后中央政府在核准制的改革取得一定经验后，可能将会出台有关备案制的具体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高度重视规划的作用。比如大型企业集团如果先编制了发展建设规划，并得到批准后，就只需按备案制来处理。
在改善政府投资方面，首次提出了政府投资的责任追究制度。在政府项目的建设实施过程中，也引入两条实质意义的改革：即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对于垄断性项目要通过招标选定业主。
宏观调控力图放而不松
据透露，本次改革方案早在数月之前就已获得国务院的原则批准，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笼，就是因为其中几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如给企业放权、给银行更大的审贷自等等，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它是否会对宏观调控产生影响的担心。一方面，企业自我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放权也许会使它的投资冲动更多释放；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企业获得更大的自，宏观调控也需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正是在这种两难境地下，有关部门最终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律，慎重推出此次改革。
因此在加强监管和宏观调控上，《决定》中的一些新措施就格外值得关注。
篇3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2）树立质量意识，狠抓产品质量。全面制定产品质量制度、产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配备各种质量管理人员，制定质量管理目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监督考核制度。要求全厂所有参加棉花加工的人员，人人都要有质量意识，而且人人都有产品质量标准。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质量要求，环环相扣，哪一级出了问题哪一级负责。厂质检考核小组不定期到车间一线抽查产品质量，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责令生产车间及时整改，调整各种机械性能，确保皮棉的加工质量。另外，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将和工人的工资挂钩，进行经济处罚。
（3）金融支持要与产业政策相结合。金融部门特别是基层农村信用社在对棉花加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时，不能盲目，要有选择性，对那些国家已经批准、有棉花经营许可证且管理完善、经营前景好的企业，应重点给予资金支持；相反，对那些没有取得棉花经营许可证的棉花加工企业，不予信贷支持，已经贷款的应逐步收回。
参考文献：
[1]李明,.加工食品价格上涨棉花价格继续回落——2007年4月全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变动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5).
篇4
计划经济就是指所有的资源都有国家按计划来协调分配。在计划经济下，企业都是国有的。企业的盈亏都由国家承担，大家都吃大锅饭。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企业的效率不高，竞争力意识不强，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十分严重。
市场经济是针对计划经济而言的，它指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重要，由价值规律来协调资源的流动。市场经济强调企业的效率和竞争意识，坚持优胜劣汰的原则。因此，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经济体制有：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经济学家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三个本质性的差别，即决策机制不同、协调机制不同和激励机制不同。决策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是由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做出的，而市场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分散地独立做出的。协调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贯彻落实，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由一个统一的价格来调节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使它们达到一致。激励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而市场经济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例如处理同一件事情，采取计划经济和采取市场经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是医院专家门诊挂号价钱的问题，如果采取计划经济，即政府做出规定：为了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看得起专家门诊，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不得多于14元。这样，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的看病热情则急剧减小，就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处理这种情况，政府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段方法。一、采取分给指，由挂号处人员决定将票号分给谁，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挂号处人员受贿的现象，损坏的还是人民的利益。二、采取排队制，即按次序挂号，每天售出一定量的票号，直至售尽为止，，这样，人们便都不去工作，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浪费了时间和大量的人力资源。三、会出现“黑市”，不法分子将14元的票号以100元的高价卖给看病的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如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放手不管，医院会自己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医院便会迅速降价，而一旦供给小于需求，医院又会相对的提升价格，在此过程中，医院不断地在寻求一个经济平衡点，直至供求相等，便实现了经济最大化。原来存在的种种问题，便自动消失了。
经济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十分重要！
篇6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篇7
第一、调控程序自身不平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因为作为一个计划，发行计划的主体在指导和监督计划的执行上都应该是政府。如果政府所制定的经济发展运行计划是平衡的，是客观的，具体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各种指数都是平衡的。在这种前提下，政府职能就是监管，以确保计划的完美实施。但是，政府如何制定平衡的经济计划，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政府通过获取制定一个计划的全方位，立体式，符合实际的客观指数，及时，准确的GDP数据；其次，政府总体规划方法要符合市场规律，遵循客观情况；再次，一个系统的计划是否完美，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规划方案是否科学，决策过程是否民主；而现实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等技术落后，市场主体根据自己的喜好，故意歪曲信息将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制定一个全面，及时，准确计划所需要的全部经济信息。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寻求最佳规划方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投入----产出方法，优化方法已用于制订计划，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尚未完全掌握优化规划的有效方法。其实，规划方法的关键在于制定主体对于改善经济恒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对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程度已经很清楚了，也希望有简洁和实用的数学模型，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一个国家的规划方法是计划经济的落后，许多的计划是，政策制定者和结果。再次，建立和完善规划制度在实践中是不容易的，而系统的建立和效率能保持各个利益之间的均衡，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最后，作为制定主体----规划师应该完全代表社会利益，完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着眼全局，但事实上是，在现实中这是理想化的存在，计划制定师总是难逃自身利益的局限，往往从己出发，或从其代表的部门或地区的利益出发，制定一个反映少数人利益的计划，着眼小集团利益。鉴于上述事实，现实的计划常常是不完美的计划，计划本身难以避免出现不平衡的结果。
第二、计划调控是零星的，不全面的。往往是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规划是已经预测了的，并且已经考虑在该项目中，但有些情况是计划中并尚没有出现，没有预测更无法提前考虑的，这些情况将使预先设定的平衡被打破。例如，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令计划执行措手不及，所以，他们需要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不断适应和更新计划，以求达到与时俱进。可是，这一简单的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客观情况是规划方法和制度出台以后，由于政治因素等其他原因常常导致这种调整的滞后，计划调整往往滞后或者片面，不均衡，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即使其中第一个计划是均衡的，也会因为规划调整导致宏观经济的片面失衡。为此，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而使计划能够跟上经济变化的脚步：首先，规划部门出台符合客观情况的执行规划和计划指标。其次，建立有效的评估或绩效识别系统。
第三，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体制。在优先考虑数据，技术，收益效益等环节的前提下，这些条件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计划经济时期，执行该计划时所产生的矛盾和不平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是不是一个很长的计划纲要下，为了实现计划指标指数不得不执行的现象出现。这些客观问题的存在，恰恰说明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宏观调控所导致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只要存在客观的经济失衡问题，就需要政府部门通过宏观调控激励和监督机制予以纠正。因此，宏观调控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在计划经济的拟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和激励造成的。
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有宏观调控。从形式看，似乎都没有区别，但事实是，也有明显的差异。要清理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但如何进行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同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适用宏观调控的程度也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市场经济条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计划经济是相排斥的。反映在客观情况下有必要建立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本能的调解功能，让市场经济机制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调控功能，它可以不遵循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对计划经济，更要能够使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重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破坏市场体系的正常功能，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改革。因此，应加快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革进程。
篇8
“内部人”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是含混不清的。一般而言，一个企业，尤其是现代化的公司制企业，其参与人主要有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三个层次，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所有者是国家，但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对于“内部人”这一概念，青木昌彦（1994）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实际上把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当作内部人，把所有者（股东）、投资基金、战略性投资者及银行等当作“外部人”。我国学者吴淑琨和席酉民（2000）给“内部人”做了一个完整的概括，他们认为内部人是“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的各个行为主体”。
按青木昌彦的分析，把企业资产的所有者（股东）等作为企业纯粹的“外部人”，显然是不合适的。首先，在两权分离的条件下，所有者虽然一般不直接介入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但他们是企业资产的主人，经营者经营的是他们的资产，经营好坏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的根本利益就存在于企业之中。其次，所有者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是有干预与决定权的。即使在国有企业，虽然所有者缺位，但政府通过对企业人事和投资决策权的控制，依然能够控制企业的行为，当然也就能够控制企业的经营者和职工。最后，即使在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得不到有效制止的情况下，作为股东个体可以行使最后权力――出卖或转让股权。这种权力对经营者来说更是一种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的，并非毫不相干的“外部人”施加给他的，因而具有实际效力。由此可见，从经济学角度讲，把企业资产所有者（股东）当作企业“外部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难以立足的。
但如果按吴淑琨和席酉民等人的定义，那么，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哪一个不是“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的行为主体”呢？哪一个又不是企业的“内部人”呢？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债权人也可以成为“直接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以及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的行为主体”，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债权人又是不是“内部人”呢？如果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债权人都是企业的“内部人”，那么谁又是企业的外部人呢？如果这些“内部人”不能控制企业，那么企业又应该由谁来控制呢？
因此，“内部人”这一概念是模糊的，不能反映任何经济矛盾的本质属性，尤其是把企业的所有者当作“外部人”来看待，更是不切实际的。
二、“控制权”概念的误区
即使我们将职工、经营者划为“内部人”，而将股东划为“外部人”，那么，什么是企业的控制权呢？内部人（经营者、职工）掌握了哪些权利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掌握这些权利，才成为“内部人控制”呢？
现代的委托―理论对控制权有明确的定义，按Crossman和Hart（1986）的观点，控制权是由于合同的不完备性而导致的，因而被称为剩余权――即合同中没有规定的事件的决策权。而张维迎（1995）认为控制权的内涵更为广泛，它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决策权；二是选择和监督经营者成员的权力。将这种控制权下放给国有企业或让内部人控制这种控制权，本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所以，这里所言的控制权是一种“正当”的权利，显然不同于“内部人控制”论者们所认为的控制权。因为“内部人控制”理论是要说明内部人（经营者、职工）掌握了这种权利，可能会造成对外部人（所有者）权益的损害，因此是一种“非正当”的权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当”的。遗憾的是，“内部人控制”论者们并没有给他们所认为的“控制权”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省略了对这一关键概念的阐释，就直接含混不清地跳到了“内部人控制”这一命题上面。
三、“内部人”能否“控制”企业
因为对“内部人”和“控制权”两个关键概念的含混模糊，人们对“内部人控制”这一命题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首倡“内部人控制”的青木昌彦认为，“我们所说的内部人控制，是指从前的国有企业（SOE）的经理或工人，在企业公司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控制权的现象。”我国很多学者在对这一命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时，也都强调“内部人”（经营者，职工）掌握企业“控制权”，但在控制的程度上有明显不同，有的说是“相当大部分”，有的则认为是“实际控制权”，有的则指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相当大部分”是一个模糊不清、很不确定的说法。企业控制权是一个完整的权利体系，它由许多不同的权利组成，并且各个部分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同。有些无关紧要（相对而言）的权利，尽管掌握了“相当大部分”，也不能在实际上控制企业；有些重大权利，尽管掌握了“小部分”，也能在实际上控制企业。实际上，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和投资决策权基本上还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代表国家（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依然很“牢固”。
而且，并非是所有的企业“内部人”都能控制企业。企业内部人很多，且有不同的群体与层面，于是有的学者“把内部人控制”细分为“经理人员为主、工人为主和合谋三类”，这是很不科学的。现代的委托―理论已经证明了企业最优的控制权安排是经理人员和所有者享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职工应该按合同的规定取得相应的报酬，即企业的控制权应掌握在所有者和经营者手中。在实践上，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里，还是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股份公司里，工人实质上都是企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生存就依附在资本上，他们是不可能控制所有者和经理人员的，所以他们更不可能控制企业。因此，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工人都不可能控制企业。至于“工人”与“经理”人员合谋的“内部人控制企业”，更是一种主观臆断和随意构想。
四、问题的实质
篇9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篇10
一、计划经济体制思想基础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是建构理性。建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是全能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实务都非常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思想将人抬高到神一样的地位，认为只要通过理性就可以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化设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由于知识和认识的范围有限，人们也会犯错误，而且人们所拥有的知识往往是零碎的，也难以进行传递。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社会任何一件事情了如指掌，因而说人能够对社会各方面都进行合理化设计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哈耶克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这些知识和能力是非常零散的，凭借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完成对整个系统的运作和设计的。
哈耶克强调社会的知识复杂而零乱，这就决定了这些知识并不是存在于某一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同时这些知识往往不具备传播性，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唯一性的方式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够独立地拥有对这些知识的所有权，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自由市场的作用。知识是社会最缺乏的资源，也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真正实现知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才能真正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过分推崇理性的结果，由此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也必然对人类的自由造成破坏，他认为想要充分运用理性，发挥人类的智慧就必须维护自发、自由的市场秩序。
二、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正观的批判
哈耶克指出人造秩序强调的是社会的公正，也称之为实质公正，对社会资源按照某种标准进行公平分配;而自生自发的公正观认为公正是建立在人的权利基础上，强调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认为只要人的行为公正便是社会公正。哈耶克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的公正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在拥有强制力的前提下对人民的权利进行践踏。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保证人的自由，也适应经济市场的发展，个人行为准则以工作做标杆，属于个体知识的范畴，是人的理性所达不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或组织能够对社会的行为负责任。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正。
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正义观，并对这一观念进行全力捍卫，这种观点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即其所告诉人们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禁止做什么，只要人们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事就符合了这一观点的要求，其结果也就是公正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人仅仅被告知不应该做什么，而对应该做什么并不知道;而在计划经济者眼中，社会具有高度的制度，以“理性人”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中，为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定旗杆，社会比任何一个人都具备超强的智慧和判断力，为所有的个人提供社会活动的方向和指导，并为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承担的主要是市场个体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在对社会收益进行分配的时候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则来进行，以使社会个体得到公正的待遇。社会权力机构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社会个体的经济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并将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尽管如此，由于权力机构的能力有限，想要将责任和义务分配给适当的人群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实际分配中并不能按照完全的公正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此时“社会正义”便成为一种指令性的经济，使自由竞争的市场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由经济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个人的报酬与其自身的付出在价值方面是一致的，而“社会正义”要求的是以正义或更加平等的方式来对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所分配的任务也是与社会个体的品行相吻合的。而哈耶克则认为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如同两个医术不同的医生，其所获得报酬应该是根据为病人提供的治疗来确定的，而不是更好的品行。
三、对计划经济体制平等观的批判
公平正义中最核心的便是平等，哈耶克站在古典主义的角度对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进行了批判，计划经济要求实质平等的依据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哈耶克首先便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无法成立。实际上，人人之间并不平等，对于这一说法，他用生物学的理论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每一个新生儿的基因是不同的，由此造成他们的先天构造也是不同的，即具备不同的先天气质，如果让这些新生儿生活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其长期所养成的性格和气质也产生差异，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得社会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人与人之间才能做好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因此，“人人生而平等” 的理念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考虑社会个体的差异性，为了追求计划经济的实质平等，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对经济进行控制。这就好比以家长式的控制能力来决定家庭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分配额度和比例，并认定其所分配的与个人的付出是吻合的。自此，人们所获的报酬并不再是自由竞争的产物，而是“社会”的强制性认定。而在追求实质平等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采取的是反证法，认为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哈耶克指出经济想要获得快速发展，就必须首先使一部分社会个体富裕起来，然后采取跟进和示范的方式来拉动另一部分人群的富裕，而决不能采取平均的方式，即陷入平均主义的陷阱。这就好比一种新开发产品刚上市后价格都比较贵，仅供少部分人群使用，而等到该产品的技术等提升以后，以低廉的成本便可生产该产品，便可以使整个社会都享用到该产品。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一观点上，哈耶克是赞同的。
四、对计划经济体制效率观的批判
效率体现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计划经济是一种人造的秩序，而这种秩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只有市场才能真正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市场经济具备较高的效率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经济形式具备了竞争和价格这两个最基本的市场要素，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规模巨大、主体众多的结合体，每一个经济体都在自身的活动范围之内，根据自己的选择和需求选择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这种多元化的经济决策通过相互作用反馈到市场中，由此形成了市场中较为抽象的价格信号。而其他的经济体从该价格信号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决策，从而使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化效应，实现社会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个体可以根据市场竞争状况而形成的价格信号进行搜集并有效判断，这一点比任何政治家所做出的经济决策更加有效。
而计划经济者认为管理当局可以将一些分散的个人知识进行广泛的搜集并进行整合，在获取自认为相对完备的知识以后，可以依据这些知识做出合理的经济判断和决策，而哈耶克认为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在上文中，已经明确说明管理当局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将社会上所有的零散的个人知识搜集起来，也并没有能力去充分整合，同时，做出的经济决策也未必是正确的，此外，信息不对称性、传递的滞后性、政策调节活动的滞后等都会使经济决策的作用减弱。市场经济具备较高效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哈耶克认为人性都是自私的，财产私有化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鼓励人们为自身牟利，如此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才具备巨大的活力，经济才会变得蓬勃。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中不对私有财产认可，则经济如何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管理当局的重要问题。
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想要在市场中生存并求得更好的发展，则必须对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进行变革，不断发展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价格优势，而其他一些企业同样基于此目的，不断强化技术变革，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才会向前发展。而在计划经济的市场体制中，价格都是由管理当局来统一制定，企业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来获得价格优势，由此企业就会丧失了技术和管理变革的积极性，造成技术落后而成本居高不下的窘境，显然这对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由此可见，与竞争市场经济相比较，计划经济的社会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居多。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也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的批判在某些地方仍有诸多商榷的余地。
第一，斯大林模式具有高度的集权和计划性，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等同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但也不能说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由于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众多的邪恶势力的威胁，想要保持政权的稳定，只能集权。在二战后，苏维埃政权没有对这一集权进行调整，这就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斯大林模式等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被证明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
第二，哈耶克强调社会法制的重要性，并对政府的权利进行限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仅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对社会的公平性诉求却忽视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除了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以外，还要防范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问题。
五、结语
篇11
1踏面管理的必要性
走行装置、车轮踏面各部件都有规程规定的尺寸，超过限度就要更换、处理。
大连快轨三号线车辆要求定期检查车轮踏面的磨耗程度，轮缘厚度在距踏面滚动圆向上12mm处测量，测量结果不小于23mm，踏面擦伤深度不大于0.7mm。当磨耗达到限度时，车轮踏面应重新镟轮；当车轮滚动圆直径达到Φ770mm限度时就必须报废。
大连快轨三号线现有车辆28列，在早高峰期间，最多可上线车辆24列。除1列厂修车、1列架修车、1列定修车和1列镟修车无法上线运营外，在没有备用车的情况下，刚好满足最低运营需求。如果因为车轮踏面损耗问题导致运营车辆无法正常上线，势必会影响发车间隔，大幅降低运力。现在，轨道交通已成为了大连市区至金州新区主要的交通方式，因为车辆紧张导致运能下降，将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为了消除因车轮损伤而产生的噪声、振动等问题，也为了避免更换车轮引起的车辆段回送不经济的问题，大连快轨三号线引进了不落轮镟床，但是，从实际镟修情况来看，车轮踏面损伤程度十分严重，三号线列车的车轮必须在直径方向镟削32～34mm。这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车轮踏面热裂纹扩展、下凹磨损和轮缘垂直磨损严重，特别是轮缘磨损时，为了使轮缘厚度增加1mm，踏面就要进行4～4.2倍的深度镟削，所以，要恢复到基准踏面就要增大车轮镟修量。
这种情况说明，要在车轮踏面损伤不严重或损伤轻微的时候，通过镟削恢复基准踏面，即做好“车轮踏面的计划镟修管理”。
2“计划镟修”的优越性
在车轮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轮缘大约下降4mm时，趁着车轮踏面有轻微损伤（偏磨、热裂纹），可以进行少量的镟削，将轮缘厚度增加1mm，踏面进行3.8～4倍的深度镟削，而且由于凹磨损或轮缘垂直磨损率较低，只需镟削15～16mm即可。
在踏面磨耗程度加剧后，轮缘大约需要下降8mm之后再进行镟削，这种“临时镟削”需要有32～34mm的切削量。与“计划镟修”相比，镟削量将大幅上升。
“计划镟修”的优越性：①同一列车的8个车轮的直径差很小；②可减轻偏磨、热裂纹、擦伤等对车轮的损伤；③可达到减少镟削量、镟修次数，节省镟修时间的目的；④可延长车轮的使用寿命。
从以上各点可以看出，“计划镟修”可以有效地延长车轮寿命、减少镟削量，所以要比“临时镟修”更加经济。
3“计划镟修”的新问题
自采用“计划镟修”的方式后，对大连快轨三号线列车的车轮磨损（形状的变化、踏面磨损度）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由这次跟踪调查的结果可知：
车轮磨耗量：踏面磨耗量为0.15～0.3mm/104km，平均踏面磨损量为0.2mm/104km；轮缘磨耗量为0.04～0.25mm/104km，平均轮缘磨耗量为0.15mm/104km。
由于实行“计划镟修”，轮缘部分没有大的损伤，车轮踏面的热裂纹和擦伤也只停留在表层，较之前热裂纹由踏面表层向内部深入发展而造成的踏面剥离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但是，轨道线路问题造成的偏磨现象仍然存在。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现行的“计划镟修”和“临时镟修”来说，由于它们都要按照“基准踏面”，即TB1968—87LM型样板（轮缘厚度32mm）进行镟削，所以又产生了几个问题：①为恢复基准踏面形状所需的镟削量、镟削次数、镟削时间相应增加；②轮对轮径尚未达到限度，因轮缘到限、擦伤和偏磨等原因需要进行镟修，却无法恢复至基准踏面时，即可认定为是镟削量不足。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经过研究，找出了一种新的镟修方法。
4经济镟修应用
4.1经济踏面
大连快轨三号线的不落轮镟床上装有可以按32mm的轮缘厚度进行镟削的样板，将其称之为“基准踏面”，与此同时，又另外加装了可按30mm、28mm和26mm进行镟削的样板，将它们称之为“经济踏面”。这种所谓的“经济踏面”就是指车轮镟削量在规程尺寸内尽可能少的镟削。
4.2基准踏面镟修与经济踏面镟修的比较
上文中所提及的“轮缘磨损”是指车轮在运行中与钢轨和制动闸瓦摩擦而产生的车轮踏面和轮缘喉部的磨损。例如，轮缘厚度为23mm时，恢复到基准踏面32mm需要镟削的车轮直径约为36mm，而恢复到经济踏面28mm时需要镟削的车轮直径约为20mm。
在相关技术标准中，“经济踏面”规定轮缘厚度在24～32mm之间，从安全角度看没有问题。“经济踏面”解决了轮对轮径尚未达到限度时镟削量不足的问题，使车轮寿命得以延长，避免了浪费。
5效果
上述实例表明，对车轮有计划地进行“计划镟修”和“经济镟修”可以延长车轮的寿命。
5.1未实施“计划镟修”的车轮寿命
车轮直径由840mm降至770mm，仅能进行1次镟修工作，在理想状态下可运行约1.06×106km，但实际上由于热裂纹和偏磨等原因，实际运行里程大打折扣，仅为5×105～8×105km。
5.2实施“计划镟修”的车轮寿命
实施“计划镟修”，能够进行2次镟修工作，在理想状态下可运行约1.1×106km，实际运行里程为7×105～9×105km。
5.3实施“计划镟修”+“经济镟修”的车轮寿命
实施“计划经济镟修”，至少能够进行3次以上的镟修工作，在理想状态下可运行约1.2×106km，实际运行里程为9×105～1×106km。
篇12
2015年11月29日，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现场，启功的《万丛红竹》经几十轮竞价，终以459.2万元人民币落槌。而在2015年3月苏富比（纽约）春季拍卖中，这件拍品的成交价仅为18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7万元，时隔半年激升近3倍。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将此案例归结为“文化力”的驱动作用。
“现在拍卖行业‘外热内冷’的格局，部分原因是拍卖公司对拍品的文化价值判断不足。”刘尚勇告诉《t望东方周刊》，对于拍卖公司来说，交易内容是文化产品，学术发掘和解释对于艺术品拍卖成交乃至企业的品牌塑造都有很大影响。
所谓“外热内冷”，是指中国买家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不同表现。
从2013年1.72亿元的毕加索《两个小孩》，到2014年2.8亿港元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3.77亿元的梵高《雏菊与罂粟花》、3.48亿港元的明永乐御制红阎魔敌刺绣唐卡，再到2015年1.7亿美元的莫迪利阿尼《侧卧的裸女》，近年来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纪录。
而在国内市场，2012年至今，拍品价档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拍品均价明显下调、投资性高价拍品数量锐减，大众化艺术品逐渐增多。
如2014年统计数据：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十大拍卖公司单件成交均价为37.39万元/件（套），较2013年的38.65万元/件（套）下降1.03万元/件（套）。而成交超过100万元（含） 的拍品共计3468件（套），仅占总件数的6.52%，较2013年的7.93%下调1.41个百分点。相反，100万元以下拍品件数达49735件（套），占比93.48%。
持续调整，在刘尚勇看来是市场本身纠错机制的作用：上一轮拍卖市场行情来自于资本的外力――一个表现就是拍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单场拍品的数量也一再激增。
而当资本找到新的逐利点，就有可能抛弃拍卖市场而去。拍卖市场必须具备内在的驱动力，才能不依赖外力而持续前行。
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崛起的中国拍卖市场，在第一个10年解决了从文化管控到市场开放的问题，奠定了市场主体的基础;新千年后的第二个10年，大型公司则进入“规模化竞争”，促成了市场的繁荣。
而从2015年起，中国拍卖市场进入了新的10年，其最大特色就是解决拍卖企业内部文化驱动力的问题。
拍卖业尚处在“低端”阶段
《t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国拍卖市场拍品数量激增，但是百万元以上的单品成交价格却在下降。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在哪里？
刘尚勇：国内每场拍卖会间隔时间较短，一场拍完立刻准备下一场，其间要征集拍品、做学术研究，还要包装策划、推广，无法做深入的文化挖掘和梳理，对拍品的价值判断不够。
这种过于重视交易本身、快买快卖的交易方式实际是浪费资源，很多好的艺术品都以出售大宗商品的方式卖掉了。
对于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外国拍卖公司来说，由于库藏丰富，无需“赶着拍”。有些艺术品还在藏家手中时，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已成为拍卖公司的“目标”。他们不断研究，力求把它的价值挖掘、展示殆尽。
同时，拍卖公司会向藏家提供详尽的商业运作报告，如请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并发表成果、推荐参加重要展览等。得到委托人认可后，寻找并联系潜在买家，找到合适买家才把艺术品推向市场，否则会建议委托人等下次拍卖会再上拍。
此外，国外每次拍卖会只有一两百件拍品，而国内往往远超此数，比如上千件。如此高密度的拍卖会上，想把一件艺术品拍得好，只能靠运气。
《t望东方周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刘尚勇：目前中国拍卖行业尚处于规模化竞争初级阶段，尚未结束完全自由竞争阶段，比如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拍卖公司。各家拍卖公司对拍品资源的抢夺十分激烈，在手续费上做“牺牲”、比谁会“忽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和我们国家低端制造业的情况很相似。
拍卖公司等不及把好的艺术品放上两三年、等研究透彻再上拍。委托人也不会同意，这家不拍可以找别家，整个行业的心态都比较急躁。
欧美拍卖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完成这个阶段，两者间有近百年差距。先在英国伦敦形成艺术品交易中心，后转移至美国纽约。现在欧美的拍卖资源都垄断在几家比较大的拍卖行手中，竞争相对平稳，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
此外，也有文化战略方面的原因。比如当代艺术不及古典艺术精致，价格却远超后者，这与美国在二战后为引领世界文化话语权而主推当代艺术有关，拍卖行在其中起了配合作用。
买艺术品也是买故事
《t望东方周刊》：一般来说，对于艺术品的文化挖掘和解释包括哪些方面？
刘尚勇：首先是艺术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其次是关于它的收藏故事。行内把艺术品的收藏脉络叫做递藏关系，就是通常说的每一手卖给谁，这些故事都是艺术品的附加价值。有时藏家出高价，与其说买艺术品，不如说是买故事。
国外拍卖行会把递藏关系挖掘、介绍得很详细比如拍品产生之初及首位藏家的情况。典型的像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在2004年苏富比纽约春季拍卖会上以1.04亿美元成交，是世界拍卖史上第一件突破1亿美元的艺术品。
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一个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故事被拍卖方讲述得曲折动人。它最早被犹太富商格奥尔格收藏，传承到年轻的继承者斯蒂夫手上。
斯蒂夫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贝蒂在二战中失散。战后，贝蒂多方寻找无果，直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看到《手拿烟斗的男孩》并坚持以高价买下，后来辗转与尚在人世的斯蒂夫见面。此时贝蒂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去世后，这幅作品再一次借由苏富比的拍卖会回到斯蒂夫手中。
再如，刘益谦在2014年购得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除稀有性外，其历任藏家身份显赫。从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收藏家LeopoldDreyfus夫人、80年代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奇，到日本大藏家坂本五郎、瑞士著名的中国官窑瓷器收藏家族“玫茵堂”等。而刘益谦用鸡缸杯喝普洱茶是这件藏品的又一个有趣的故事。
《t望东方周刊》：所谓文化力的概念，在藏家方面有怎样的体现？
刘尚勇：国内拍卖行业本身业务能力偏弱，倒逼藏家必须做足“功课”。对于具体藏品的信息，有时拍卖公司甚至不如买家掌握的信息多。而且现在即使在国际市场，藏家的资料挖掘能力也已经超过拍卖行。
2015年3月，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古代中国绘画和书法”日场拍卖会上以1402万美元购得一件署名“郑和”的明代佛经，达到起拍价的百倍。
其实围绕这件拍品仍有争议，比如郑和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写佛经呢？还有针对艺术品流转的质疑等。
但竞拍现场鏖战激烈，远超苏富比拍卖行的预料，来自西方、台湾、香港等地的藏家都参与其中。事实上，这件拍品应与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在南京为其母建造琉璃塔有关，在《马可波罗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郑和受朝廷诏令，请一位大和尚抄写佛经，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后来该塔倒塌，佛经大概就此散入民间，是存世为数不多的与郑和有关的文物中的一件。
参与竞拍的藏家显然掌握了拍品的丰富信息，其背后有专业团队做文化研究，所做“功课”甚至超过博物馆的专家，龙美术馆等私人博物馆的出现也非偶然。所以中国藏家很厉害，强悍的文化力似乎更多地潜藏在民间。 2015年3月12日，佳士得中国区总裁蔡金青（右）向收藏家刘益谦交付“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
必须让客户也满意
《t望东方周刊》：这几年拍卖市场下滑明显，业界也在讨论拍卖行业升级的问题，你怎么看？
刘尚勇：20年前，中国拍卖业刚起步时，很多公司是“夫妻店”“父子店”“能人店”，老板满意最重要;现在比较好的拍卖公司能做到让团队满意;但国外成熟的拍卖行早已发展到以客户为中心的阶段。
客户管理是欧美大型拍卖行的长项，只要客户满意什么都可以做。像苏富比拍卖行专门在比尔.盖茨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只服务他一人。
我称之为客户管理型公司，客户群体经过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保持长期有效的联系;同时将一些财富新贵及时纳入，对新买家的培育工作也很细腻。
这使得他们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事先找好目标买家，也许不一定出价很猛，但至少保证成交。而国内很多拍卖会指望的是意外买家的参与，事先心里有底数的很少。
篇13
一个经常被误以为正确的观点是，中央政府的强大等同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残余，而地方政府更多地体现为市场经济的代言人。殊不知，真正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与市场必须具有清晰的界限，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与市场混同，更不能成为市场的代言人，其惟一职能应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当然，以上论证仅仅说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强大的必要性。但恰恰通过种种历史反思，我们可以观察到，地方政府的确具有市场经济代言人的特点，于是惟独中央政府成为校正市场扭曲的重要角色――因为，种种成本都必然落实为中央政府的损失。
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事实：在2004年以前的历次通货膨胀，无一例外地体现为投资膨胀。而投资膨胀的出发点，是各地基本建设投资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大干快上”，因此，每一轮宏观调控必然演变为中央政府与各省的艰难协调。欠发达地区认为自己发展还可以更快一些，更需要加快投资速度、提高投资规模，而发达地区从投资效益角度，强调自己更有理由发展得快一些。问题在于，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成本由谁承担？显然，越不突击花钱的地方越吃亏――因为它首先丧失了投资收益，同时还必须为通货膨胀成本买单。
这一宏观经济事实延伸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所导致的损失一般体现为金融部门的沉淀性损失，并最终再度成为国家包袱，而收益却早已被某些地区和个体所掠夺。于是，政府必须独立于市场，而中央政府必须具有利益协调的基本能力和必要工具。
中央政府体现谁的利益？不少研究都提出，政府利益是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的。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出的，至少地方政府的利益是无法独立于当地利益的，这甚至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本无可指责。但其中的问题在于，如果上述利益的追求不会让本利益集团之外的任何人为此承担成本，当然政府的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但恰恰相反，在更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有相当多出于本地区和集团利益而迫使他人不得不承担成本的做法。
要协调这种矛盾，就需要两件东西：一是宪法，二是宪法的执行者――中央。宪法规定利益冲突面前的交易规则，而规则由中央政府执行。显然，中央政府行为所体现的利益，应是宪法所要求的全体国民的利益；而这里的宪法，应是布坎南意义上的获得了全体“一致同意”的宪法规则。
由此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任何政府（包括中央）制定的政策都具有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个群体承担成本的特征，比如财政扶贫就是纳税人承担成本而贫困阶层受益。显然，问题在于由谁、经由怎样的程序来衡量和“拍板”哪方受益、哪方受损，以及受损者如何补偿，其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等。这显然又涉及到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等深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