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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国外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大城市恶性膨胀的问题，于是他们普遍采取了“人口向郊区转移”的城市化战略。例如原联邦德国、日本、法国等，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第一，加强城镇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在小城镇居住生活。为改造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设资金的大部分是来源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乡镇的税收。
第二，重视规划，多数城市仍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新区和旧区的有机结合，反映出欧洲人严谨的规划意识。例如，20世纪70年代，原联邦德国进行了广泛的县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改革，按现代化的标准重新划定县的区域范围。所以在很多西方国家，我们会看到从城市到乡村，特别是小城镇，街道整洁、设施齐全、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由此可见，西方人在城镇化进程中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
第三，致力于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和保护农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巨额补贴消除农业与工商业的利率差，为银行构建稳固的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对技术创新、区域平衡、环境保护类的银行贷款等重点项目，政府甚至可以全部贴息。
第四，因地制宜，分区治理。政府结合当地城镇的特色，发展与之相对应的产业，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六十年代，为帮助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法国采取了“领土整治”和“工业分散”的政策。在西部、西南部、中部地区，在有自然资源的地区，传统工业衰落区以及“新工业区”，政府重点以“国家发展资金”的方式吸引大财团、大企业到这些地区新建或扩建工厂，使得原来衰落的小城镇又恢复了生机。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据《中国县域经济年鉴（2010）》统计，截止到2009年12月31日，我国县城经济单位共有2001个，其中县级市366个，县1463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前10名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江苏吴江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太仓市、浙江绍兴市、江苏宜兴市、福建晋江市、浙江义乌市、广东增城市、浙江余姚市。其中江苏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四个县级市作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
我国由于地大物博，县域经济的差异性非常大。在面积上，大的有几万平方公里，小的只有几百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区，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岛；在人口上，多则超过200万人，少则不到1万人；在资源禀赋上，有富集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的资源优势县，有地下无矿藏、地上无良田又缺少资金和人才的劣势县；在产业上，有的是工业主导，有的是农业主导，有的是旅游和商贸主导；在发展水平上，有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县，有相对落后的西部山区县。县域经济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等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二）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第一，县域百强县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第十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比中，全国县域经济的前十名全处于沿海发达地区，而中西部无一榜上有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存在较大差异。
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在县市之间存在着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的差异，但各县市的市场化程度却不同程度地有所变化，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第三，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有特点。例如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的江苏省，它的县域经济规模大，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特点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浙江省的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富裕程度相对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省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区域经济协作比较突出。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口会大量向城市集中，为了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以缓解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大力发展周边地区经济，让中心城市去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增长极战略为基础，集中力量发展中心大城市，获取了较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导致了大城市、中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不易解决的城市问题。于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抛弃“增长极”策略，转而普遍发展基层小城镇，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同样遇到类似的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我们应该以大中城市为基础，用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去发展周边地区的经济，发挥县域经济的作用。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能够极大地缓解由于城镇化给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保险、教育、医疗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到51.27%。然而，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赫然摆在眼前。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能只图大，即大城市的发展，而应因地制宜的发展小城镇，保持原有的生态和特色，坚决摒弃到那种大功能分区、大路网、大尺度的构筑物等过时的做法，提倡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大力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吸引劳动力就近就业。例如江苏江阴市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当地企业集团的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江阴市已经形成了特种钢铁、机械装备、高档纺织等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出了一大批规模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的发展，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第四，大力保护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如今，一些城市存在着盲目追求建设速度，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对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破坏的现象。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将来就可能建立一批没有文化的城市，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我们在大力提倡发展县域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地进行规划，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切不可以牺牲后人的做法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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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27（8）
1 现代城镇化进程
1.1 基本认识
同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城市化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类社会的城镇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城镇化（城市化，下同）”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与古代城镇化发育相比，现代城镇化发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镇职能的扩展：即现代城镇不仅继承了其古代时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功能，而且极大地发展了集聚生产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图1）。这种功能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镇对农业生产的依附性，并且最终将城镇推到了国家或地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1.2 中国现代城镇化
客观地讲，过去60多年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城镇化发育进程（系指城镇经济在国家GDP产出中的比重）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相关研究表明，1952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仅有14.1%，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15.6%、人口城镇化为12.7%，经济城镇化于人口城镇化两者比例为1.22。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85.6%、人口城镇化为49.9%，两者的比例为1.71（图2）。这一差异值不仅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13的标准，而且也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1.60的水平（图3）。
导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这种差异特征的关键在于城镇经济、特别是二产的快速发展，这正是造成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及其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保持相对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费
2.1 总量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现代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强烈的传统职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使得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足1500万吨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集聚生产职能得到明显增强，从而导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7%（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100多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育阶段（1981～2010年），其中经济的产出职能得到大幅增强。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7.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84.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8000多万吨标煤，约为初始发育期的6.3倍。
2.2 结构演进
在现发育阶段，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1.95，较1952年时的增长了0.88（或增长了82.6个百分点，图6）。
进入快速发育阶段后，在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反而呈现明显倒退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约为64.1%，比1980年时上升12.8个百分点（图5）。这一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6，比1980年时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图6）。
2.3 单位产出能耗
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能源产出效益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职能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发育对一次能源消费有着较少的依赖。因此，有限的城镇生产集聚尚能将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1952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能够达到14.0吨标煤（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门结构单一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近30年的初期发育使中国城镇的经济的总体产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呈现出大幅上扬态势。1962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达到了24.8吨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77个百分点。经过了3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开始回落到17.6吨标煤。此后，受“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吨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来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为12.0万吨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10年进一步降至到5.0万吨标煤，比1990年时的有降低了约58个百分点。
3 碳排放
3.1 总量增长
随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1952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仅有0.11亿吨碳，约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城镇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强，其结果，全国城镇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态势。到198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2.1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9.4倍（图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集聚生产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镇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放大。到201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18.4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69.4倍。重要的问题在于，1981-2010年期间，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过了0.54亿吨碳，为现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的7.6倍。
3.2 单位产出碳排放
与单位产出能耗的变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应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的城镇单位产出碳排放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后，随着生产职能的增强，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吨碳/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时增长了30.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集约化的生产彻底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已经降至不足4吨碳/万元。与1980年时相比，降幅接近3/4（图9）。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明显变缓。
4 产出效率国际比较
4.1 比较结果
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能源投入产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进行了相关比较。
以2010年为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1.5万吨标煤（亿美元，2010年价）的水平（图10），其中日本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万吨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2.5吨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10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5%，但是，中国当年的单位GDP产出能耗接近3.0万吨标煤，如此的单位产出能耗不仅数倍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是，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图11g）。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应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供应的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12），相应地，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节能减排路径选择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财富积累的原动力来源，是一个涵盖了从资源开发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内的所有物质产品消耗和使用过程。其中，包括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生产性消费；制成品的使用过程则可称为社会使用性消费。能源消费正是这种由社会生产性和社会使用性两种形态所组成的社会能量消费过程（图13）。
遗憾的是，人们并未系统地认识社会物质能量消费的这种组合形态特征，因而在论及社会的节能减排时，常常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上，而较少关注制成品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益。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将两种消费形态分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国的实践正是这一方面教训的典型例证。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同，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单向伺服模式。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因此也可以称为能源被动供应战略。换言之，在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下，社会能源消费完全决定着能源供应的规模增长和系统发育走向，而很少顾及因各种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供应成本提高和运行风险增大。
5.2 路径选择
应当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伺服模式或被动供应战略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地实现了系统空间发育从地方化区际化和国际化的跨越。与此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外环境变化压力与挑战。有鉴于此，未来国家能源供应进行从 ‘单一服务’ 或‘被动供应’向‘主动协调’的战略转变，其中‘源头调控、效率优先、整体协调’是这一总体战略转变的基本构成（图14）。
5.2.1 源头调控。
同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一样，能源供应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能源消费，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然而，人们很少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出发，考虑能源开发与供应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质疑原有观念。但若完全取代国家能源供应的传统观念，人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能源消费始终保持在6.0%的年递增速率。其结果，2010年中国最终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超过美国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时的情况增长了8.7个多百分点。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例如，2010年中国的矿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5.3%，为发达国家的2～4倍。因此，‘源头调控’就是要通过主动抑制工业生产部门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最大可能地降低工业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5.2.2 效率优先。
作为一个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具有同样的节能潜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社会生产部门。在这里，有两个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实例。
首先，中国现有建筑面积430亿m2，由于门窗保温性能低下（例如北京节能门窗的标准为K =2.8w/m2.k，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欧洲现行标准，中国的建筑能耗将因此每年减少4.3亿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和13.8亿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考虑到未来每年城镇竣工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持续保持在10亿m2以上的话，那么中国一年的建筑节能潜力将变得更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能源消耗为3.1亿吨标煤，CO2排放量7.96 亿吨（2005年），分别相当建筑节能潜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惯性思维，政府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方面，以解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准备上马新疆庆华能源集团等15项、年产能力为110亿方的煤制气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之相比，在国家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至今仍未能够制定出一个可供国家、企业及社会共同遵循和执行的发展目标和法律依据。
其次，2008年中国的照明用电已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2010年中国生产节能灯42.6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目前约80%的照明市场仍然在使用传统的白炽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换为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其节约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国性电荒，中国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亿元用于电厂建设，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励节能灯使用的补偿不足1亿元人民币。显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整个消费链条的能源消费效率应置于国家能源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体协调。
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能源供应质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结构改善及供应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将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受此影响，未来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其中，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超过其它能源矿种，成为中国燃料结构演进的核心。因此，为满足天然气生产与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规模的快速增长，专业码头、储配装置和输（配）气管线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成为未来国家能源时空协调发育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确保能源供应规模快速扩张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应加速推进国家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并着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与区域储备机制体系的建立。
6 对策建议
为了尽早实现上述总体战略目标，以便使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之路走的相对从容一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对结构节能的认识，将产业结构节能置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构节能降耗的效应；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尽快改变目前第二产业一花独秀的局面，这样才能使得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逐步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格局，为实现产业结构的正态演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为三产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风险分析
中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发育将主要面临来自地缘政治、资源价格和环境压力3个方面的挑战。
7.1 地缘政治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而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则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为了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与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将其战略重点东移至亚太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东移不仅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对未来中国能源供应时空协调产生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等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国家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产品进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
另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可能来自中东的波斯湾地区。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国试图通过打压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维持所谓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为了国家安全和宗教尊严，伊朗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方针，美伊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中国油气进口来源地的安全与产品价格的稳定将面临这一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7.2 资源价格挑战
与地缘政治相比，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时空协调更具挑战性。
经历了二战后的长期政治波动，国际油价的变动开始进入经济主导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博弈程度和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石油出口国、老牌（欧洲、美国等国家）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图15）。其结果是，投机行为开始占居了油价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国际油价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高油价阶段。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石油输出国、老牌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状态下，投机成分主导下的风险机制将使世界油价继续处在一个高风险阶段。所不同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石油市场的消费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其消费比重的不断增大，新兴石油进口国在新油价机制的建立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气变暖和减缓经济衰退趋势，老牌石油进口国对油价新机制的确定也将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此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很可能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未来国际油价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围（按2008年价格计算），其价格变幅大体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石油进口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升。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有效地发挥自身市场的潜在优势乃是获取国际油价稳定的一个关键。
7.3 环境压力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方面，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国家碳减排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要求各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大国减排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未来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因此，能源供应的国际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在国内，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其中以大气和水环境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为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减缓乃至最终遏制大气与水环境的恶化应成为国家能源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
7.4 其它风险
为实现社会整体节能的目标，确保能源供应系统发育的时空协调，中国还将面临其它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门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受损，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如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在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进程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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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 城中村改造中的普遍问题
1.1 较少经济增长点
城中村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子，很难找到经济上的亮点。据了解，一般现在的城中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出租房子给外地人，获得租金。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征用土地时，发放的一次性补贴，或者是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政府给予的津贴。城中村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区的迅猛发展，但是在这种落后的情况下，城中村的经济发展却依旧很少有较好的突破点，所以经济的增长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由于对城中村的改造中，对经济带来的动力还远远不够，当地的村民从以前的农业中退出却没有更好的发展，导致城中村的经济很局限，没有脱离单一的以地换钱的改造模式，也很少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城中村和在其改造中具有经济起步晚，原有经济薄弱，缺少新型经济的特点。
1.2 缺少规划，土地利用率低
根据统计显示，在城中村中，违章建筑数量较多，管道线路较为复杂，市政管理最为松懈，而且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和基本功能都未能到位。在城中村中，各种违章违规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缺乏法律法规的知识，利用所趋，盲目的建设简易房出租；还有就是对现存土地的利用率低也很不合理，大部分都是弃而不用，等待政府征地，没有体现土地应有的价值，而且这种弃而不用的做法，对土地造成了损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缺少合理的统筹规划或者没有严厉的执行规划是城中村改造中的大问题，由于不合理的规划，会大大增加拆迁改造中的成本，从而拆迁改造的质量也就下降了。还有对建筑的不合理规划，导致城中村的建筑风格很不统一，结构很凌乱复杂，不能拉近城村的距离，不能达到城中村改造的目的。
2 我国城中村改造的现状
2.1 政府主导作用
城中村的改造就目前形势来看，政府是唯一的主导作用者；而现有的改造形势和改造方向也是政府所主导的。对于城中村目前的改造现状而言，政府为拉近城乡经济差距，积极募资进去对城中村的改造和完善。其中，改造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新建城中村的破旧民房，整体改迁或是聚集到较集中的居住地段；同时，对一般的商业用楼也会按照规划的要求进行整体的整改。同样的改造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影响的，政府在当前主导的城乡改造过程中，是希望改造和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同时，能够为当地带来足够的经济带动力。政府优先考虑具有一般性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对城中村的改革和改造，在要求整体设施完善的前提下，为当地的居民创造更多的经济带动力和经济增长点。
2.2 市场带动作用
政府对改造的影响是直接而短时见效的，而市场作用的是目前城中村改造中作用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对城中村的直接的影响作用是促使城中村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的力量之一。和政府的直间作用相比较市场的影响是不易察觉的，而却是时刻影响的，市场是利益的代表，有利益就会促使一部分人为了利益而进行一些运作和对现有状态的一些改变，从而就会对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一些利益关系的合理调配，使之想利益的最大化方向发展。市场是一只看不见手，他对利益的巨大驱动会给城中村这种比较滞后的地域带来契机，廉价的土地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市场，为资本实现其更大化的利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城中村就会在这种资本的带动下朝着实现利益的和带动发展的方向发展起来。当然资本的自由运作是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所以目前市场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
3 对中国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3.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和健全关于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和整体规划管理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目前城中村拆迁改造的重要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建立普遍使用的改造措施规范，而地方的相关部门也应当建立适合当地的保障措施，和强制法律法规。并且要有具体的监督职能部门，就是这种监督会使相关的措施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样的，有了法律规范就不会出现像以往类似的的混乱局面，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中村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也更容易出现一些素质不高的管理人员，损害集体和国家和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的情况。
3.2 合理调整利益关系
在城中村的拆迁和改造过程中，应该认清各方的利益关系，并且考虑到各方面都利益的需要。在城中村的开发中，土地的征用和出让是最大利益的所在。土地市场化，商品房的房价的飙升，是一种不安分的爆炸发展和增值。土地的利益将会有更多方面的问题出现，开发商和政府的角度是相对立的，政府一般考虑村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却需要廉价的土地，需要从村民那边榨取更多的利益。政府部门应该实事求是的为人民干实事，切实考虑到贫穷城中村村民的利益。合理的利用和征收土地，从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妥善安排土地的规划用途，不能只顾眼前短期的利益回报和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盲目开发和自杀性发展。
3.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社会保障和加强村民的就业工作在城中村在改造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城中村在改造中的内在要求。政府应该采取相关的措施，促进城中村村民的再就业或重新创业，保证他们得到应有的权益，支持鼓励村民的创业，可以从发展现代农业，畜牧业，养殖业的方向开展，让村民自己当家作主，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价值。同样的，政府应该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善基础教育并加强未来发展方向的人才重点培养。设立必要的培训中心，保证村民能够快速的进入价值的创作中。丰富和改善村民的文化环境，在提高村民素质的同时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保证村民心理的健康；提高医疗保障能力，医疗保险惠及每一位村民。
小结：城中村的改造任重而道远，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根据实际发展的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来指导城中村迅速而良好的改造，严格执行法律规范，控制操作层序，强化有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并且做好良性发展的宣传工作，加强基本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保险额度，循序渐进的完善和加强村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 向碧华.城中村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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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变革户籍体制，以及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消费构成的改变，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相比较以前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人们会更加偏向旅游消费，这也是城镇居民消费模式升级转变的一种重要体现。而消费模式的优化也带动了旅游行业消费水平的提高，加速了旅游经济投资消费结构的升级，促进旅游经济良性发展。同时，旅游经济的优化升级，又反作用于城镇化进程，成为城镇化发展进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渡，以及城市人口向农村地区的发散，其中也包括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传播。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城镇化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优化了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比例，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农村人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为旅游行业拓展了消费空间，丰富了旅游经济构成。同时，这种影响又是双向的，农村地区人民依赖城市提供的旅游服务，而城市居民也开始把旅游的地点拓展到农村地区。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逐渐成为许多城市居民周末度假的去处，还有许多农村居民把农家乐当做主营业务，这又进一步推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从投资方面来说，由于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城乡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不断增长，而城市由于较发达的工业商业，出现了许多“城市病”，例如空气污染、植被减少、河流污染、垃圾过多、交通拥堵等问题，加大了设置配套旅游相关设备的难度，限制了旅游行业在城市中的拓展。但这种影响却为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动力，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农家乐，以及目前发展迅速的酒店饭店行业，都推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服务项目，实现了与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节奏，吸引了大量投资，极大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在这种由于环境污染而形成的旅游项目推动中，我们也不能忘记整改城市问题，城市环境问题是围绕在每个城市居民身边的问题，向周围农村扩散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我们仍要严格把控污染物的出现，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科技，实现工业模式的转变，这也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一大重要举措。
城镇化的内在核心主要是人口的城镇化，虽然城镇化是一个全面的多层次的过程，但人的城镇化是最主要的体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思想观念消费心理的变化，都是可以通过人口的迁移得到展现的。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自1993年开始，从28%提高到2011年的51%，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一倍。在旅游行经济方面，由于中国旅游事业起步较晚，可以说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后，才开始出现的。也是从1993年开始，旅游行业总收入以年均百分之十八的速度在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同步，从侧面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与旅游经济的相互关联，并且旅游经济在发展速度上还远超城镇化进程。在产业结构上，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产业比例也大不相同。比如第三产业比重最高的北京，在第二产业上是最低，而像山西、河南等省份在第一第二产业上比重很高，第三产业却是倒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产业越发达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旅游经济越发达。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和旅游经济实质上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旅游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水平是成同方向变动的。城镇化对于旅游行业有着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方式。在直接的方面，人口的迁移、收入结构的升级、消费观念的改变都直接推动了旅游行业的发展。从间接的方面来说，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长久而深远的。根据数据平稳性检验、回归方程模型、AIC最小准则等多种数学方法，我们得到的结果都是具有显著性的。在众多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累积资本、第二产业比重、人口劳动力都呈正相关关系，各因素的共同推动作用是城镇化影响旅游经济的重要渠道。同时城镇化也影响着旅游行业固定资本的增长，农村人口的迁移也为旅游行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解决了人手短缺的问题，在我国大力优化改革产业结构时，旅游经济也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丰富了行业种类，提高了第三产业比例，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以及产业比重变化都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着旅游经济的途径。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越高就越能推动旅游经济的良好发展，并且随着水平的提高，还可以不断的减少旅游行业中遇到的阻力。比如物质财力对旅游服务业的限制会逐渐减小，开发区域不断增加，交通设施更加便利，都为出游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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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文化人。文化是社会发展之基因，是生命价值之所在，是城市社会之空气。文化，是文化之于民，闻于民声，见于民行，成于民德，定于社规，并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形成绚烂多彩的物件，在每个人生记忆中形成斑斓多姿的痕迹。宣城的中国文化基因没有遗失核心片段，还没有本质上的变异，更没有异化为西方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使市民能够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形成共识，对城市家园拥有融于山水、和于人生、巧于天工的理念。对城市化中城市管理的方向形成坚定的选择，对种种疑难问题形成富有创造力的方案。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官民、官商、民商之间乐于沟通、乐于变革、乐于规范和被规范，从而使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管理模式的营养皿。
二、以人为本。管理者以市民的需求为本来确立管理的目标---满足居民发展中的需求。人的需求与设施供给的矛盾，是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根本矛盾，而其复杂性又在于不同人群之间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这对矛盾不仅表现为设施供给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还表现在设施种类和水平难以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宣城管理者不仅满足国外游客的高端需求，而且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如就近买早点、买菜、买零食，这样的需求可能在别的城市被视为低端需求，而宣城把他看做中国传统形式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基本的需求，多元的需求，同样想方设法给予满足，划地方，提供便利设施，让卖者低成本经营，让买者少支付铺面费。这样的需求还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停放处，羊肉串的摊位等等，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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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02-02
1 引言
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说，城镇化对当下的中国都是大趋势。粗略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每年将有13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城市人口总数也将在2030年跨过1亿大关。城镇化不应该只是基础设施、住房和城市规划所导致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和有机的过程，是政治、人口、经济、政策、思想、社会和文化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的重建，而是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自我认同在文化和心理学上的复兴。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需要生态意识，而且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的文化和心理连续性。除此之外，后者还有助于平缓不可避免的城镇化转变进程所带来的不安和困惑，因为伴随城镇化进程的还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巨大变化。然而，大多数的城镇化研究关注对象的硬件指标，如经济（Jacobs，1970； Kirkby， 1985； Scott，2008）、工业和政策（Davis&Henderson，2003），、人口（Davis， 2011）、城市规划（McCarthy&Knox，2005），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在巨大变化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讽刺的是，人应该是城镇化所关注的核心，而不是对政策规划这种欠缺实践性内容的过度关注。城镇化是一个从国家的角度对包含经济、产业、政策、人口和城市规划在内的大问题，但微观社会文化环境需要通过人类明确网络的意义和相互关系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心理学（Shweder，1991；Berry，1999； Kovecses，2003）和环境心理学（Ba rker， 1968； Gifford，2007）的相关研究表明，适应新的环境是一种从物理环境到心理状态的交互作用过程，文化元素在环境改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手工艺产业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现状，并探索关系式的概念以实现青海省互助县土族自治县（称为互助县）传统手工艺融入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阶段的研究中，关系式设计的概念通常以4C原则来定义，包括沟通（communication）、社群（commun.ty）、情境（context）和连接（connection）。关系这个词语起源于两个汉字的拼音，是用来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概念。不同于其他研究中的业务资源和利益，在本文中，关系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创建无形秩序的框架，而且还是对过去和熟悉感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维系，这将在城镇化转型期间通过工艺品促成与新环境的亲密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新理论，在2014年，我们对与青海省互助县当地工艺零售商合作的10个民间工匠进行了开放式家庭访谈。由于篇幅限制，在本文中我们从10个访谈中选择了1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探讨民间工匠和当地零售商以及非专业的设计师之间是如何相互受益，并逐渐适应城镇化进程的。本文还将从工艺品设计、城市规划、情感与心理适应这几个可能会促进工艺及城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对关系式设计和4C原则的影响及应用进行说明。
2 手工艺设计联盟与个案研究
互助县的工艺和设计的联盟值得关注，因为它构成了城镇化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互助县的工匠和设计师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具体模式。如今，互助县零散的工艺品制作经历着从手工艺制作经济到以市场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的转变，涉及到车间和工厂、工匠和设计师，这为手工艺与设计的联盟打下基础。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并不令人惊讶。
在当地工艺机构的帮助和指导下，可以实现本地手工艺人产品的展示、大量营销、订单签订等，也可以被视为互助县工艺品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因当地民间工匠聚集的工艺品社群而闻名。手工艺社群主要采用民间工匠和设计师在生产过程中双向合作的生产方式，主要产品包括土家族文化工艺品，如土家族特色服装、刺绣，以及其他衍生品。手工艺社群只有八个全职员工，其中有三个人负责工艺制造和生产，同时也担任设计师，给在家中工作的工匠提供市场定位；四人负责业务和市场，负责从民间工匠那里收集工艺品；还有一个负责手工艺社群运营管理的领导，同时也从事工艺品设计及给民间工匠制订培训工作等计划。
一般而言，待嫁的土家族女孩需要准备一套土家族刺绣服饰作为嫁妆，代表好运、财富和幸福。但对李发秀（Li faxiu）而言，用针线为自己缝制嫁妆的习俗在城镇化引起的生活方式快速改变中消失了，既幸运又讽刺的是，她们的母亲为她们制作了嫁妆，就像李发秀（Li faxiu）为她的女儿制作嫁妆一样。李发秀（Li faxiu）惋惜地说“土家族刺绣会随着母亲们的离开而消亡”。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土家族刺绣被赋予了当地文化的标签，吸引游客购买，李发秀（Li faxiu）的手工艺品被外国游客和专业的工艺品收藏家所熟知。她还与手工艺社群的设计师合作，探讨如何对传统土家族刺绣作出改变以延长它在城镇化中的生命周期。由于当前土家族民族服装只出现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造成这种服装占据过多劳动力成本和过长的生产周期，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李发秀（Li faxiu）和设计师团队致力于将传统刺绣的实用和功能特性转换为现代刺绣的装饰性和以生活为中心的特征，更好地与城市环境下的新生活方式进行匹配，如刺绣钱包、刺绣手机套、刺绣戒指和旅游商品等。
3 “关系”和4C原则
3.1 关系：创建隐形规则
关系意味着人、物、环节以及自然等之间的联系，尤其适用于描述个人或集体社交网络的动态性影响。陈小平（Xiao-Ping Chen）认为关系不仅指人际关系，它也是国内成功商业模式的一个关键条件。在成为新城市居民的民间工匠中，大多数是女性、老人或文盲，没有了手工艺，他们更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文化的DNA深入他们的骨髓。另外，当进入新的环境，我们需要对他们持续进行关注，特别是那些只精于手工艺技能的农村人，在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较多深入的研究。
要想从社会关系角度了解中国文化，关系是“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元素”，最近，它横跨中西方学者的界限逐渐成为没有额外文字解释的词语。在国内外文献中，关系已经巩固了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有效范式的地位。尽管对于关系有多方面的意见和见解（Jacobs，1982； King，1991； Xinand Pearce， 1996； Farh et al.， 1998； Lin， 2001； Gold et al.， 2002； Chen andChen，2004），但几乎没有关注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商业中的关系意味着资源和利益，而在本文中，我们把手工艺品制作看作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促进与新环境之间亲密关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连结。城镇化转型期间通过工艺品。不同于陈小平（Xiao-Ping Chen）的对关系的解释“关系是中国本土构建的产物，是一个非正式、具象的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遵守着相关社会规范的这样一个隐形心理契约，如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相互承诺、忠诚和义务”，这里的关系，不论是指实物工艺品制作还是城市规划，或是情感维系，都是作为一种隐形的规则而存在，而并非严格地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可以指人与物之间通过手工艺的连接，进而减轻变化所引起的焦虑感和陌生感。黄（Hwang）将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即社会情感型、工具型和综合型。这里的关系更接近于第一种类型。
3.2 手工艺可持续性的4C原则
4C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来自外在客观世界的社会和沟通的维度，由刚性、不可避免城镇化后果来决定；环境和连接的另一个方面是内在主观系统，由当地文化的可持续性和工匠的心理需求所共同决定。
手工艺必须找到一种在消费的社会和城镇化中存活的形式来寻求发展和壮大，而设计思想是实现可持续性转变的有效工具。工匠和设计师之间的相互通信维持商品和文化之间的平衡。工艺社群中的设计师也扮演着销售者的角色，他们了解市场需求，也熟知专业的设计方法，可以促进手工工艺到工艺品的转变。此外，设计师涉足民间工匠领域将对之后的产品市场推广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渐适应消费者的文化。另一方面，民间工匠在创造具有原始当地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工作中显然更具优势。然而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不仅是工匠与设计师之间的沟通，手工艺设计社群也很重要，它能提供一个将当地劳动力转化为利润的交易平台，以及作为一所培训学校为手工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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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农村人口城镇化是实现农村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
劳动输出作为当下实现农村城镇化最直接快速的途径。通过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输出，并在一定时间后向农村流回，这个过程使得城市文明被带入融进农村。并逐渐改变了农民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
2.农村人口城镇化可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持续扩大内需
实现城镇化，只是单纯的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地二产业是不现实的。只有把大量劳动力引入第三产业才是正途。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与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第三产业和农村城镇化，这些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二、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
虽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城镇化建设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具体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遇到能源消耗急剧增加的问题。钢铁、水泥、电力等主要资源，都是城镇建设过程中所必需的。中国城市的代谢量统计表示:城市消耗了全国钢铁的86%,铝材的88%,铜材的92%,水泥的75%,能源的80%;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二氧化硫占全国的98%,化学需氧量占全国的85%。而城镇化的建设将加剧耗能问题的恶化。
2.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镇定居问题
据统计，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这个数字有八千万之巨。但是每年只有大概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劳动力能留在城镇。这是我国的特有的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较易彻底转移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西方发达国家在不仅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还实现了人口定居。但在我国虽然每年都有大量劳动力输出到了城市，但每年定居的却少之又少，难以对我国城镇化进程起到贡献作用。
三、关于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若干建议
1.普及小城市，促进城镇化建设
小城市不仅与其周边的广大农村是密不可分，而且是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小城市与大中城市相比，较易发展成规模。较之大中城市，小城市具有区位优势，即其所处地域与农村临近，其生活习惯和消费水平与农村相差不大，农村劳动力较易融入其中，易产生人口集聚。特别是乡镇企业极易在小城市生存，农村劳动力较易转移到小城市来，为第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机会。这一切，都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动力和积淀。
2.切实遵循户籍改革，促进城镇化建设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期达到加快城镇化进程的目的。户籍制度经过改革，其限制已逐渐宽松，为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大开方便之门。而各地方政府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纷纷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使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但总的来说，全国在措施制定方面力度不一，步伐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果。建议地方政府在此后，应进一步落实政策，最终达成充分的制度供给。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定居问题上，应切实解决子女上学、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方面问题。
3.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
土地不只是意味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还是农村赖以生活的根本。对于迁往城市定居的广大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生存烦人依靠。农民的土地产权分属不甚明了，其劳动力的迁移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转移农户土地收益权不仅体现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了粘效应，也造成了大量的“两栖”农民。因此，尽早建立农村土地要素的流转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中国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符合国际化标准的城镇化，这是我们必须树立的信念。在当今中国，转移农村人口，加快城镇化进程，牵扯到很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复杂的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这绝不是一件容易达成的事。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拒绝转移农业人口，停止城镇化进程。转移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毕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如何解决人口城镇化中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因为工作难度大就放弃这项正确的选择。不要试图把农民困在农村，从事没有前途的劳动，而应该开发户籍让农民自由进城，进而融入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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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落后县城区以及集镇建设发展都比较滞后，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强，未来发展空间很大。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以及地理因素决定的生产条件的限制，工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产业体系不完善，现代商业、物流服务业发展较慢，造成产业支撑不强，后劲不足。另外，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不足，城市功能及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需求等方面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笔者认为，在铜仁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学编制城乡规划，增强规划的控制和约束功能
城乡规划是用于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基础，科学的城乡规划是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城镇化建设的框架蓝图。坚持科学规划，切实增强规划引领城镇发展的纲领性作用，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其次，城乡规划在城镇化发展中遵循适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则，在科学预测未来城镇发展中如交通压力、停车问题、地下空间等有可能导致“城市病”的问题进行有效规划。加强了县城城市道路、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场、供电、通讯、绿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体育等市政工程建设力度加大，提升城市的功能和品位。城镇建设，规划先行，要坚持按照规划蓝图建设，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按要求擅自开工建设，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微调的方案要按照规定严格把关，切实增强规划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二、创新投融资体制，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投融资体制主要是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经营和管理总体规划范围内全部社区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方法，其内容包括投融资决策制度，投融资组织结构，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融资收益分配，投融资资金筹措及投融资监督体系建设等。城市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内容主要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及环境保护、绿化美化、供水、供电、天然气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制度的建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必要手段。在城市建设的初始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及市政设施的建设必然要先行，其资金缺口巨大对于保运行、保正常的政府财政支出来讲是无能为力的。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积极创新理念，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和完善政府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整合各类资源，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规范运营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运行效果，为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财力后盾。
三、完善城市功能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的服务功能有着越来越高的期望，停车难、噪音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城市生活的大难题，城市的绿化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及环境保护的功能方面都对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了广大市民的不满。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善城市各项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的科学管理已经刻不容缓。未来城市的发展迫切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功能完备、优化，城市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城市个性充分彰显，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提高。这充分要求铜仁今后在城市的建设上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在城区供水及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建设上不打折扣，对于过去建设中出现的侵占公用设施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有力纠正。要积极改善城乡电网、信息网络覆盖率，加强城市排水、消防、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形成节能降耗的良好局面。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满足人们的就学、看病需求，高标准的规划和建设文化体育休闲娱乐设施，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尽快理顺体制机制，调整职能职责，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加强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队伍建设，充实和提高城市执法队伍力量和能力，探索科学化、信息化、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加强宣传教育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市民素质，构建和谐的城市环境。
四、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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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生态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城镇建设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与规模效应，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破坏。目前，我国的许多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城市灰霾天气增多，水环境问题严重，公共绿地减少，环境自净能力下降，城市垃圾生成量巨大，交通拥堵愈演愈烈等。这些问题正在影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着人体健康，阻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城镇作为主要的人居环境吸引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其数目和规模在迅速增加和扩大。最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1]。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地点，城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重要场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要求人们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要求把生态思想贯穿到居民生产生活的始终。
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化建设的实践发展
自1971年联合国提出要开展城市生态的研究后，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投入到城市生态的研究和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
1982年8月28日，第一次城市发展战略思想座谈会提出了“重视城市问题，发展城市科学”的重要主张，城市生态学正式列题，并把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86年，江西省宜春市第一个提出将建设生态城市作为其发展目标，并于1988年开始试点工作，这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成为我国构建生态城市早期探索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全国各省市都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或市的实践要求。1994年7月《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的颁布，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方向，在具体措施上促进了生态概念的推广，可以说是开启了我国各个生态城市建设的大门。1994年，国家环保局组织制定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并于1995年，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由此拉开序幕。1996年批准了第一批试点，2004年已有9批，共528个试点，通过3次考核验收，已经命名的有166个[2]。为组织实施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目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97年创建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把生态省、市的建设作为加强生态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任务，首次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2003年，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是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同年，国家环保总局了生态省（市、县）建设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已有天津、山西等14个省（市、区）开展了省域范围的建设，500多个市（县）开展了市县范围的建设[3]。200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生态县、生态市建设规划编制大纲（试行）》，同年，国务院将推广循环经济典型，开展生态示范区、生态省（市）、生态文明村以及绿色社区的创建活动列入其当年的工作要点。2007年1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制定了《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强生态示范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生态省（市、县）和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的创建工作。同年，建设部了《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越来越多的城镇开始关注、提倡生态城市的建设。
3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合理规划，规范管理
城市的生态化建设的前提是要搞好城市规划，通过扩大自然生态容量、调整经济生态结构、控制社会生态规模等一系列规划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我国城市类型多样，城市的生态化建设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城市自身的特色，按照符合生态要求的原则进行规划分析。同时在生态化城市的管理中，要有科学、民主、系统的管理体制，形成良性的运行机制；要制定符合城市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战略、原则、目标和实施步骤；制定科学合理的鼓励政策，加快生态化城市的建设步伐；创建服务于生态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科技条件，实现生态化城市管理的智能化、信息化。
3.2 实现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方式
生态化城市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保证自然再生的前提下扩大经济规模，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切实加强生态工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建设；立足于可再生资源与能源的利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3R原则，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完美结合；形成以绿色或生态产业为特色的以“生态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格局；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合理布局、优化提升，通过圈区管理、规模效应和产业共生等方式减少资源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废弃物排放，减轻环境压力。
3.3 建设生态化的人居环境
生态化城市的建设中，要求人居环境洁净、优美、舒适，要充分贯彻生态学理念，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城市的人居环境实际上涉及到了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而各个方面均需要在绿色生态的理念下发展完善。如在城市的交通体系发展绿色交通，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生态用地的规划，实施多重水资源的优化配置等[4]。
3.4 倡导生态化的生活方式
生态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理性的、节制的、和谐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的，要求从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将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纳入到生态系统整体中考察，从生态系统的承载量、容纳量及整体的良性发展出发，规约、限制人类自身的行为活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一个个体的参与，而生活方式则是个体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观的表现。例如，在生活中，要养成绿色消费习惯，自觉践行节能、节水行为，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避免使用一次性产品，自觉维护周边的自然环境，履行每一个人的生态责任。
3.5 重视城镇生态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城镇是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镇的主体是居民，城镇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提供良好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因此城镇的生态化建设过程是离不开居民的支持和配合的。在城镇生态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积极引导，让公众从思想上认识到城镇生态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为其尽责尽力。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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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6月28日
一、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综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历程，无不伴随着教育的发展。据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50%。然而，教育资源配置却面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选择，人民群众对城镇高水平教育呈现日益高企的巨大需求。本文从中国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城市教育带来的影响为出发点，结合国内城镇化与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以河南省为例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教育制度和体制、教育政策、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对策及政策建议。
二、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非农业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由此产生的快速增长的城镇人口与教育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量的增加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也是最基本的问题。
通过抽样调查河南省部分城市和乡镇的学校情况了解到，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现状及问题大致如下：
1、硬件配备差距较大。城乡间生均教学设备及设备利用情况差异较大，尤其是教学设备的配置（多媒体教室的配置、体育器材以及场所的配置）等方面存在极为明显的区域差距。
2、师资力量差距较大。生师比可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使用效率及教师的分布情况，河南省与较发达地区的生师比仍有显著的差距。（表1）优质教师资源城乡分布极不均衡，表现在义务教育学校师资的学历结构和中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比例，从学科分布看，农村教师结构性缺编的整体情况比城市严重。
3、教师队伍稳定性差距较大。相对于城市教师，农村教师工作变动频繁，优秀教师流失严重。
三、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1、城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由来已久。自2007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开始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城乡基础教育普及率都比较高。但是，从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教师师资水平、办学条件等方面比较，农村与城镇基础教育投入仍有很大差距。
2、教育资源及教育资金投入水平较低。尽管我国在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更高标准来看，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软肋”。目前，城乡教育差距、地区差距、学校差距依然存在，择校现象屡禁不止、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教育不公现象依然存在。
3、城镇化进程中面临教育资源重新整合的问题。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城镇化的进程导致了人口的集中，有效地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节约了政府的投入。同时，城镇化率提高之后，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采取的是高度行政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区划的合并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供我们考察城镇化对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城镇化、人口集聚之后，包括学校建设在内的教育资源面临整合的问题，而加大投入则是保障质量提升的必要条件。
4、计算机网络建设不足，扩展优质资源的远程教育无法得到真正实施。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建设与维护不到位，计算计网络教师人才匮乏，使得一些边远地区学校因为没有计算机网络或因为计算故障无人维护而无法真正实现远程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5、在城镇化进程下，农村和近郊学生整体素质低于城区水平。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由于受到户籍制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将子女带到城区上学，致使农村和市郊留守学生增加，由于这些学生大都是隔代培养，缺乏父母的监督，导致整体素质下降。城镇化进程中，同时在正常的、稳定的儿童和留守、流动的儿童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
四、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原因分析
1、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教育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子系统之一，其发展必然受环境和发展水平制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乡分割局面逐渐被打破。但是，在现实中消除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现象”在今后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的城市偏向型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的“精英教育”理念使国家教育投资长期集中于高等教育和城市居民的教育。在教育制度的设置与安排中，也突显出明显的“城市取向”，采取城乡不同的教育投资模式和不公正的高校招生政策，这些都自然地构成了城乡教育的严重差别。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明显向城市倾斜而非向农村倾斜，由于城乡教师待遇差距等问题，甚至一些农村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还在不断地向城市流动。其结果直接促使城乡之间本来已经存在的教育差别继续扩大。
3、受教育权利公平保障措施未执行到位，教育投入失衡。我国基础教育受教育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得到公共教育财政的充足保障，正是由于我国在执行教育政策时，执行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法律和政策所需的配套资源的缺乏或使用不当或低效率使用。我国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各地历史传统、人口等因素的综合累积影响，导致了人们基础教育平等受教育权利只得到了部分实现或低水平的实现与保障，造成了我国基础教育受教育权利公平的法律规定与实际保障的脱节。
4、未合理吸引民资进入基础教育发展领域。教育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头等大事。我国教育历来存在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学校间的不平衡、学校内部的不平衡等资源不平衡现象。这直接导致人们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而抢夺优质教育资源。这种抢夺战从幼儿园一直蔓延到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使人们的幸福指数下降。所以，为了让人们幸福地学习，必须要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一直以来，在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培植还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未合理吸引民办资本进入基础教育发展领域。因此，为了缓解国家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状况，应大力鼓励民办教育资源的投入，并促进教育公开机制形成正确的社会引导机制，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的入学选择，并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下对教育的需求。
五、解决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对策
1、加大教育资源投入，改善教育分配不均衡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何促进教育公平是代表委员关心的焦点问题。实现教育公平，要从弥补城乡鸿沟入手。教学设施陈旧、教师队伍老化、教学质量堪忧的农村教育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短板。具体的，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学校的资金投入，做到专款专用，使不同学校的基础设施得到均衡的发展。还可以在县城、集镇修建教育园区、寄宿制学校，可以把人口流动造成的留守儿童的中学教育问题在城镇更好地解决。尝试把全县的高中和大部分初中学校办在县城或条件较好的集镇，以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在此任教，使广大农村学生享有与城镇学生同等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段的合理流动，使得义务教育教师这个最重要的资源能尽可能均衡配置。
2、灵活的配置教育资源，实现基础教育的多种供给结构。目前状况是我国教育资源的投入仍严重不足，在进一步深化教育拨款体制改革和学校经费使用制度改革，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同时，要加大民资教育的投入，实现基础教育的多种供给结构。国际经验表明，私人供给或市场供给较公共供给能够有效缓解财政压力，因而是一项对社会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正的外部性的活动。由此，应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增强基础教育的供给能力与质量。
3、提升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着力解决转移人口“融入”问题。城镇化是人口迁移和转换的过程，表现为人口大规模迁移，同时城镇化也是人口身份转换的过程。在推进城镇化教育资源配置的进程中，要着力解决“进入”与“融入”的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探索教育福利与户籍脱离的管理制度，加快落实以稳定居住为依据的城市户籍准入制度。其次，要加快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形成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统一、地位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实现国民教育等各方面均等化，促进转移人口积极融入城市，保障转移人口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做好与高中教育的衔接。
4、充实城镇人力资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更是城镇文明、生活价值等向乡村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人们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在此基础下，我国应该以发展投资少、收效快、可行性大的职业性教育。我国目前的发展方式还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仍属于粗放型的发展。如果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型，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还需要大量专业化的高技术人才，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加强资金投入，开办教学质量高、社会公信力强的职业学校，扭转职业教育不被公众认可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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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影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本文首先从规范法律制度方面确立农民在农村土地上的合法权益，然后探求新型的征地模式。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收益
（一）农村土地产权权利界定模糊。农村土地在承担城市保障的同时也承担着农民生活保障的任务，不仅如此还是部分城市开发建设的资金来源。我国关于征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条款中均规定除过城市土地与在农村的国营农场属国家所有的外，其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宪法》规定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禁止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农用地流转只限于农业用途。农业用地不得参与城市房地产建设，将农业用地转为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经过审批。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公共权利”的概念界定不清，建议在相关下位法修订时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与界限，以便于合法的区分哪些是公益性事业用地、哪些是经营性商业用地，严把征地审批手续。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缺位，虚位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但同时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三类：一是村农民集体；二是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权利主体多元化导致权利主体缺位，致使村委会或地方政府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引发农地非法征用、侵害农民利益事件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应在法律高度具体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
（三）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目前，我国农民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完整，仅有耕作权，部分作物受益权以及受限制的处分权。农民并没有农转非农的转让的权利以及将农地用于除农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权利、无租赁权。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被严格的限制，只准许以从事农业为用地目流转农地，农转非农尤其是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笔者认为，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使该项使用权囊括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多项权利。将权利主体、全力施行范围、权力实行对象，以及违反规定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方式等都要列明。
二、构建新型的农地征用模式
（一）构建“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用模式。主体农地征用的利益相关方有3个：政府有关部门、村民集体、开发商。
1、政府有关部门主导城市建设，是农地征用的主导力量。在二级市场中，政府与开发商在工程项目投资上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一旦两种利益失衡，社会利益就会流向经济利益。在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之后，就在法律层面认可且保障了农民合理且合法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政府主导之下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2、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且由村民委员会出面与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商讨农地开发面积与开发强度。
3、开发商主要指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提供开发方案与并垫资部分项目，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之下与村民委员会商讨具体的合作细则。
（二）征地模式的运行管理机制。在法律明确农地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依托“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地模式主体，以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征地补偿费用控制、项目进程控制为驱动力，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
（三）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内涵
1、项目进程控制。在城市开发小组的行政主导之下，由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确立项目进度责任制。由三方代办机构签订项目进度责任协议，确定交地和开工建设的最后期限，并明确在协调工作中的各自责任和义务。
2、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在确立项目后，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共同投入资金启动项目。在施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负责监督财务与工程质量，由开发商具体负责项目进度。社工完毕后进入盈利阶段，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分享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
3、征地补偿费用控制。维护征地模式良性运作的关键管理控制机制。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把开发项目所获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补偿款拨予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征地补偿费用既要包括被征地农户农作物收成的损失，也要包括土地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增值部分。既要保障农户的生活水平不变，也要考虑到农户失地后再就业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成本。于是在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主导下，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长期有效运行的征地模式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农村集体所有权与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制度必须体现在法律中。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不仅应承担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任务，而且应承担起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经济红利的任务。
篇12
一、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解析
土地的集约利用概念最早源自农业生产领域，由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在其关于地租的理论中做了相应的阐述。土地的集约利用是指在农业生产领域，运用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投入劳动资料和人类劳动，在面积相对较小的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学者和机构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不同层面多角度论述。著名土地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在其著作《土地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对现在已利用的土地增加劳力和资本，这个方法叫做土地利用的集约”。《土地大辞典》中对土地集约经营的定义为：“土地集约经营是土地粗放经营的对称，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单位面积土地上集中投入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品产量和负荷能力的经营方式。”此外，还有大批学者从土地集约利用的不同阶段展开多角度研究。有学者从投入要素的形式和类型进行探讨，将集约要素分为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部分学者从土地集约利用的结果进行分析，认为效益应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并注重各部分的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定义为：在科学合理进行土地规划布局和结构安排的基础上，以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前提，通过增加单位土地面积在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工具，以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益和效率，实现土地在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二、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土地集约利用问题
（一）城镇建设盲目性大，城镇规模偏小，用地集约化程度低
由于缺乏科学统一协调的城镇体系规划，城镇发展，特别是小城镇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重点不突出，全面开花，性质类同，多以行政中心为重，无特色。大多数建制镇设镇后，无明显变化，仍以农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缓慢，与一般集镇无明显区别。
（二）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城镇建设占用影响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城镇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耕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和耕地的减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田大量丧失，因此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虽然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很多，但在生产技术未出现较大革新之前，耕地减少毫无疑问都是引起粮食产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三）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农民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补偿价格难以反映土地实际价格，导致土地征用费用远低于土地出让价格。村集体和农民一般只能得到相当于土地价格10%－20%的征地补偿安置费。这一方面剥夺了村集体和农民永续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效益权，损害了农民利益，同时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为追求土地出让收益，尽可能征用农民土地，农民以低额的征地补偿费失去土地，却要用高额的市场出让价进城使用土地，结果导致农村最稀缺的要素―土地流入城镇，而农村最过剩的要素―劳动力大量滞留在农村，使人口转移与土地转移不能同步进行。
三、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明晰农地产权
明晰农地产权可使农民的产权意识得到强化，提高农民维护自己土地权益的能力和热情，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根据我国国情，使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权能明晰化是极为必要的，其中，让农民拥有稳定、完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相应权能是最关键的，可以借鉴永佃权制度的合理因素（如没有期限限制、可以转让、抵押等)，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使农民拥有永久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严重产权残缺”问题，而农民对土地便拥有了独立的处置权和决策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可以给予有效抵制，对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行为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力，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农民建房、乡镇企业等用地中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二）改革征地制度
一是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将政府的土地征收权严格限定在“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之内，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容，借此规避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扩大征地范围。二是要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扩大征地补偿范围,让农民参与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使失地农民能“安居、乐业、有保障”。农民补偿标准的提高实际上使地方政府征地成本增加，进而，抑制地方政府过度征地行为。三是要健全和规范征地程序。为保证征地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必须建立征地目的审查制度,必须将征地公告、补偿登记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制度等真正落到实处。建立切实可行的公众参与、听证及举报等制度，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全社会对征地过程的有效监督。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制，确保农民的申诉权。征地程序的完善能保障征地的合法性，防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低成本征占农民集体土地。
（三）完善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
1.完善财政分权制度。首先，要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应承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安排且全体公民共同受益的事务。地方政府应承担由地方承办效率更高且仅限于某一辖区内的社会公民共同受益的事务。中央政府应组织承办不局限于某一行政辖区公民受益但也非全体公民受益的事务，但地方政府要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地方政府应承办由全国国民受益但由地方承办效率更高的事务，但中央政府应给予资助。其次，要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互匹配。目前，国家正在进行“营改增”试点，国家应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以避免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同时，为保证地方政府有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应完善土地增值税，并将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设立房地产税。此外，还要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管理权。
2.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一直以来，主要是根据如GDP增速、投资规模及财政税收等经济发展中一些“量”的指标而非“质”的指标来考核评估地方政府的政绩，这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因此，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中，应大大弱化经济发展中一些“量”的指标的评价作用，而要强化“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就业与收入水平提高、贫富差距缩小”等更能反映民生问题的一些“质”的指标考核，促使地方政府对地方发展理念及政绩观的转变，使其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出发，集约利用土地资源，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城镇化进程大大加速，目前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土地浪费严重，利用率低等。中外城镇化过程的历史表明，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利用方式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城镇化发展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的多元化和土地利用结构的根本变化，同时城镇扩展还带来土地权属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基于此，本文研究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指出城镇化过程是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有效途径，以其为中国城镇化建设道路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1]周晓鹏.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问题研究[D].广东工业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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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节约集约运用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国的城市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均用地远远低于农村，只有加快了推进城镇化进程，把农村人口引入城市，才能节约出大量的土地。城镇土地利用率较高，效益大，使农村的广大土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效益，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动力之一。同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科学合理的配置土地资源，通过相应的技术，充分利用和挖掘土地的使用空间，开拓土地的使用潜力，才能有效的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
其次，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土地要进行科学规划，在规划中进行仔细的经济分析，努力提高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率。要根据土地的区位、地形、环境等主要特征，对土地使用用途进行科学定位，使每寸土地都做到物尽其用。同时，在土地利用过程中，要制定详细的方案，在对比中实现节约集约，发挥其最大使用效益。
再次，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需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要统筹考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住房保障等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土地利用方式。要在土地资源节约集约运用的过程中，实现效益最大化，同时得到广大群众的充分认可。
2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节约集约运用存在的问题
2.1 城镇化进程过快，超出土地承载能力
据测算，到2020年以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6到0.8个百分点是比较合理的。这意味着，城镇化进程并不是越快越好，因为在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过程中，用地速度也逐步递增，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对于过快的城镇化进程速度是无法适应的。近几年来，由于受到政绩或者利益的驱使，部分地方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导致了土地利用规模越来越大、使用效益越来越差。这种片面追求城镇化进程速度、过分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明部分地方政府对市场规律认识不够深刻，还不能充分理解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特点。
2.2 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的利用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用地的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充分的体现在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商业服务等用地较低，这就导致了土地使用的效率太低。随着部分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地方都把土地大量囤积起来，存在只占用、不适用的现象，有的地方的土地利用项目，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这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益。总之，由于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合理，造成了部分地区老城区交通堵塞、住宅紧缺，新城区发展空间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都严重的降低了土地的综合使用效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的提高容积率，是今后城镇化进程中集约利用土地的有效举措。
2.3 开发区用地粗放，土地浪费现象严重
近年来，我国的开发区数量与日俱增，规划面积不断加大。据统计：全国目前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近4000家，平均每个省有100多家。这些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多数都在二十平方公里左右，开发区使用土地的数量、规划面积之大，远远超出了我国城镇建设的土地总量。其中，一些地方利用“以租代征”方式，规避土地征用审批权限，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土地浪费。虽然部分地区开发区数量多，但真正投入的资金较少，导致土地投资密度过低，使用效益低下。同时，当前开发区土地利用多集中于工业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规划很少，这充分说明开发区用地的非生产性过大，土地利用形式十分粗放，再加上规划土地后的“圈地不用”，造成了本来有限土地的进一步浪费，土地使用效率不仅低下，而且投入和产出的比例严重失调，难以形成较高的使用效益。
3 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土地节约集约运用的对策措施
3.1 进一步加大城乡规划力度
只有进行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才能使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实现更好的节约集约使用。地方政府要积极发现城乡规划中的薄弱和不足环节，完善规划管理工作，加大城乡区域规划力度，使土地实现较大的产业聚集效应。要进一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适度打破过去城乡划分的管理体制，合理规划城乡布局，使土地资源的使用更好的适应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发展。对于城乡结合部，要进一步加大土地规划管理力度，在控制盲目圈地的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使城乡结合部逐渐发展成城镇居民点。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建设土地利用的指导力度，合理规划农村集镇，在符合农村群众意愿的前提下，进行并村、搬迁等工作，将农村土地集中起来，发挥最大效益。要加强各种规划间的协沟通调，分别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发挥最大的综合协调作用，实现多方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3.2 进一步构建科学用地体系
要科学合理的制定土地使用目标体系，对工程项目建设用地要加大修订完善力度，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尤其是教育、卫生等公共惠民设施，要优先制定合理的土地使用指标，使土地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在惠民生、解民忧、办实事上。要严格遵循城乡规划制定的土地使用指标，对于建设用地，不得超出国家用地指标，不得越过土地节约集约用地指标规划，对于各类新建项目，要严格执行用地规划指标，超过规划指标的，不能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坚决杜绝超规模用地、圈地不用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小城镇用地控制指标，因为目前小城镇用地普遍比较粗放，这是影响城市用地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要重点挖掘小城镇的土地使用潜力，加大对城区区域土地利用的规划调控，合理划分土地使用功能布局，制定区分性强的土地，使土地利用体系更加科学高效。
3.3 进一步清理整顿开发区用地
随着当前开发区用地的过多、过滥、过频繁，要进一步加大开发区用地的清理整顿力度，不断强化开发区用地规划管理，在城镇化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上实现突破。对于地方政府或者部分自行设立未经审批的开发区，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收回余地，并给予相关人员一定的政纪处分，切实保障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审批通过、符合规定的开发区，要进一步加大规划管理力度，适度控制开发区规模，开发区用地审批权要严格集中在市、县级政府主管部门，不得随意下放。同时，要深入、有力的挖掘开发区土地使用潜力，通过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分配产业功能，全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开发区土地的使用产出效益，确保开发区持续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路子。
4 结语
总而言之，人多地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最大制约因素。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确保用地需求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节约集约使用土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土地的节约集约运用问题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只有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进程，千方百计的提高城镇化建设土地利用率，才能进一步提高城镇化进程质量，使土地在节约集约运用的过程中，产出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进一步加快我国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推进经济社会科学、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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