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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系统中最发达的一门分支科学。它以人类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的空间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特征，探讨地域经济发展规律，预测和控制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速度、规模和效益。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三：一是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二是具体区域的生产布局和组合规律，三是生产和经济部门的布局规律。
经济地理学理论萌芽早在古代就见诸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之中，但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则是近代的事。1760年，俄国M·B罗蒙诺索夫就创立了“经济地理学”之名，并领导了一个研究机构，但由于局限于描述，缺乏科学性而有名无实。1882年德国学者W·戈策重提经济地理学之名，论述其科学的任务，赋予其科学性，使之具备了学科特征。
经济地理学近代的形成过程有三个源流：一是16世纪产生的商业地理学和18世纪末形成的财政统计学，二是19世纪李特尔开创了人文地理学和其他人创造的区域地理学，三是19世纪初形成的区位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源、环境、人口、粮食等问题的加剧，使经济地理学进一步得到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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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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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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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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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篇5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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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转贴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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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地理学：空间具有粘性
空间不是光滑的，是带有“粘性”的。这种粘性就来自于地方的特性，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基于此，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过程不是一个自在之物，经济和自认、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要理解经济过程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情境之中，将其视为广泛情境的一部分，而不是无视外部世界而独立运行的“机械装置”。首先，经济过程总是和特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具有空间差异性。在考虑具体空间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依据经济“定律”预测的经济过程总是不一定发生。可以让学生们思考这些问题：价格上升是否能引起供给增加？投资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增长能解决贫困问题吗？很显然，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机制发展的具体空间，就会发现答案是不确定的。以粮食需求与供给关系为例。按照市场供求机制，一般来讲，粮食需求增加促使价格上升，这样农民或者农场主会增加播种面积，雇佣更多的工人或者购买设备，增加商品的供给量。很显然，这个过程要完成，一些前提条件需要满足———诸如土地、工人、设备的可获得性。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农民或者农场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粮食价格上升而无能为力。那么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这些资源、设备的可获得性往往与地理空间相关。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农民面临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如中国的农民在经营农业时候，面临土地的约束，不能及时扩大种植面积。同样，投资要有一定的投资环境才变得可行并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制度共同起作用才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其次，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往往被非经济理性的因素多影响，并不全是基于效用或者利益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消费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产品的象征性或文化价值。如消费者对汽车品牌和型号的选择，是基于价格、使用成本、品牌价值甚至是社会地位展示等多种因素考虑的结果，是一个文化过程。又如劳动力市场上，有些工作高度男性化或者女性化了，经济与社会特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现实中，经济与政治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机构，就不可能建立起大规模经济联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如货币、法律、交通、教育、卫生等。国家参与经济，不仅仅要考虑效率和经济增长问题，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区域平衡、收入差距等非经济因素。通过结合现实，通过对经济学和地理学视角的对比，让学生理解任何经济活动和过程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比如一个国家、一个诸如欧盟的国家联盟，以及一个流域等。经济过程是与这些地理空间中的政治、文化、环境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受到这些要素的调节和规制。因此，经济地理学是要理解为什么在特定地方发生特定的经济活动，它要分析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经济过程真实、鲜活的实地体验。
二、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空间思维
经济地理学注重对经济活动特定空间过程的识别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贯穿教学过程始终，从而让学生形成空间思维习惯。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由地点、区位和尺度基本概念构成。
1、地点
地点是和一个具体地域相联系的，可以指任何地方，如一个工业区、地区、国家，甚至是超国家空间。地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一系列要素的独特组合，而经济地理学首先强调以经济为中心对这种独特组合所形成的特定情境进行综合考察和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物质”层面考察这种“情境”，如考察资源、气候、土地等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等社会条件，以及区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新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则更强调地方人文特征对经济活动的“粘性”，认为经济过程深深根治于地方制度结构之中。以贫困问题为例来说明经济地理学的“地点”概念。按照经济学观点，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但经济地理学在解释贫困问题时候要从地点的特征开始，贫困发生在哪里？贫困在人口的不同年龄、性别、社会身份等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采取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对贫困群体是否有帮助？他们更需要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首先需要从地点内部的结构中寻找答案。
2、区位
“区位”一方面指该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的联系。农业工业生产活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也离不开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二是与社会经济环境的联系。经济地理学在不同空间层面上贯彻区位分析思想，微观方面考察企业区位，古典区位理论考察市场、原料、劳动力分布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上考察一个地点、地方与经济中心等空间经济体的邻近关系对其发展的影响。如在谈到区域优势时一方面会强调该区域的在自然、社会方面的禀赋，同时也会考察与经济中心的时间、空间距离是否足够短。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地理学会考察一个国家(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地缘政治格局的位置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二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分别以美国、原苏联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
3、尺度
如同前文所述，无论是地点还是区位的分析，都可以在不同空间范围的地理空间上发生，并且不同地理尺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尺度一方面是指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单元的“粒度”。经济空间格局可以从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大“粒度”研究，可以较好地展示了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宏观过程和规律的发现。如基于省级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研究，可以揭示中国经济的地带性差异。而小“粒度”研究有利于研究的精细化，甚至可以解释宏观过程。基于省份数据的研究，虽然较好地展示了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却忽略了省内区域经济的非均质性，尤其是一些跨越省级的经济地域特征，很难展现出来。而基于县域尺度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而这些增长轴的形成是跨省级行政区的，因此只有在小尺度研究才能观察到这一经济地理过程。经济地理学尺度转向的另一原因是经济活动、过程受到多个空间尺度的调节和规制，因此对经济地理现象的解释需要从不同尺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浙江温州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较快。可以从不同尺度来解释温州现象，从温州层面上，较差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商文化是发展的内力，从国家层面，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地理区位使得温州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国际层面上，中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密切、基于成本和资源的出口优势、跨国公司投资等是温州发展的国际因素。
三、不均衡：经济地理研究主题
1、经济地理的动态不均衡
关注经济的空间格局，而空间格局更多的表现为不平衡。因此，经济地理学一方面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更加技术、制度变化对经济格局的影响。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尺度，会观察到地方之间始终处于贫困与繁荣，增长与衰退此起披伏的变化过程中。“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过程如同波浪一样在空间不断的展开，永不停歇，使经济空间处于动态的不均衡状态。在世界范围内，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平行发展的历史开始大范围相互交融，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进更替，500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9个国家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在一国范围内，经济呈现出区域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如在不同的国内内部出现的铁锈地带，从前工业繁盛如今已衰落的地域，美国五大湖地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德国鲁尔区、伦敦工业区等。与之相应的是新兴地区的出现，美国南部阳光地带、中国东南沿海、德国南部的新兴工业区、英国苏格兰地区等。
2、不平衡的动力：技术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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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0.11
篇9
2 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 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 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 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 1 技术网络的空间分析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 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分析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 Kelly与Grubesic又分析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此类研究还很少见，但在近几年也开始兴起，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较早的开始了此类研究[28-30]。
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线通信用户似乎比互联网更加不受空间和场所的限制。但是，新的技术仍然受制于基础设施自身的地理格局。Gorman与McIntee比较了两者的基础设施，指出无线技术仍然依赖于通信设施(如各种塔、基站)的区位，以及对电磁波频需求的地理差异[31]。反过来，无线技术也加强了区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无线技术提供的正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
3. 2 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分裂，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 3 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分析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分析[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赌博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分析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 4 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 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分析，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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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成本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国外发达国家。而2008年新《劳动法》的实施、2009年以来通货膨胀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事实上，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已经或正在向我国内地以及越南等周边国家转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国内外对国际产业转移有大量的研究，主要理论包括：一是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催生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短缺、劳动力成本显著攀升，因此在降低成本的利益刺激下这些产业被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充足的发展国家；二是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论，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而不是从本国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三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衰退主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生产三个阶段，为了规避自身在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而向国外进行投资并转移（江霈，2009）。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与上述理论相比，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分析的区域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可以应用于分析不同层次区域单位的产业转移问题。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出发，最后得出一般均衡的结果，应用严密的数理逻辑，更适于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国内对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大多以制造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这不符合目前制造业只是部分转移，而且一些产业仍然在向沿海地区集聚的现状。 本文将对不同产业不同发展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解释了经济的空间集聚和区域间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新经济地理学首次从微观层面上严格地证明了空间里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分布是一般均衡的结果。与主流经济学不同，新经济地理学假设企业内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经济活动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发生所需要的信息费用、运输费用和各种税负等费用的总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权衡企业内部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成本做出区位选择。本文将推动经济活动集聚的力量称之为向心力，推动经济活动扩散的力量称之为离心力。
（一）向心力（集聚力）
图1中的λ代表其中一个地区制造业所占比例，τ代表两个地区间的交易成本，τb是突破点，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所有制造业就会集中到一个地区，称之为核心地区，相应地，另外一个地区则称之为边缘地区。τs为维持点，当交易成本高于τs制造业将对称分布在两个地区。当交易成本位于突破点和维持点之间时，这两种均衡状态都有可能出现。
克鲁格曼的边缘核心模型解释了经济集聚出现的原因。集聚的力量主要来自本地市场效用，由于厂商生产技术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厂商产销量越大，其利润越高，于是厂商一般倾向在产品需求量大的地方建厂。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一般分散的对称空间结构不再稳定，当交易成本低于τb时，经济的空间结构将转变为不对称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地区一旦出现，由于核心地区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将吸引熟练工人不断向核心地区流动，而工人的增加又增加了核心地区的本地消费，这进一步增强了核心地区的集聚力。而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促使更多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工资，因此集聚由滚雪球效应推动，一旦启动就会产生持续加强的作用。如图1所示，最终所有的产业将集聚到一个地区。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假设熟练工人是可以在不同地区间流动的，但事实上与工作相关的工人移动比例相当低，因此有必要解释在工人低流动性的条件下集聚出现的原因。其次它忽略了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的销售要占到企业销售的较大比例。维纳布尔斯（1996）的中间产品模型证明即使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条件下，CP结构同样会出现。假设某一地区集中了许多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则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将吸引中间产品的生产者，转而中间产品将以较低的价格在核心地区提供，这又吸引更多的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向核心地区流动。由于工人不流动，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增长，将造成工人工资的上涨，这又使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进一步推动经济集聚。
（二）离心力（扩散力）
在集聚力量产生的同时离散的力量也在增长，新的厂商在核心地区建厂，将压缩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导致利润下降。而且产品差异越小，厂商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当工人不能流动，新厂商的出现不仅仅挤压了已有厂商的市场份额，由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不变，而需求不断增加，这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同样降低了厂商的利润，将其称之为市场挤出效应。由于克鲁格曼模型严格的约束条件还有许多影响集聚的因素被忽略，本文主要讨论如下因素：
1.农业部门存在交易费用。在经济在核心地区集聚后，工业品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工业产品价格指数几乎相等，而核心地区要从边缘地区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果农产品交易费用不变，则相对于边缘地区，核心地区的实际工资更低，工人可能向边缘地区迁移，又由于边缘地区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厂商将向边缘地区流动，核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区扩散。较低的农产品交易费用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当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很高时能够完全阻止工业的集聚。
2.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堵车成本。居住在城市（核心地区）中的工人至少要承担两部分的费用：上下班的交通费用和租房成本，两者总称为城市成本。随着经济的集聚，工人数量的增加，城市成本必将增加，这将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同时增加厂商的生产成本减少其利润，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厂商将选择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边缘地区，工人也将选择城市成本较低的边缘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将由边缘核心结构转变为对称结构。总之，总体经济结构不仅受到地区间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地区内部成本变化的作用。
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和产业发散的过程都是产业转移的过程。但是在经济地理学中，只区分了以农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部门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现代部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发散都是以制造业整体作为分析对象。然而，现代制造业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对制造业转移的区域因素和制造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分开分析：
（一）推动产业转移的区域因素
1.如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所述，本地市场规模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一般厂商都倾向于在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建厂，所以在形成核心边缘模型时，厂商会选择从本地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搬迁到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此时的产业转移是产业集聚的过程。
2.当区域间的交易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区域间才会发生贸易。一个地区外部市场通达性对该地区制造业发展的作用与该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关。对一个本地市场较小的地区，较高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使其制造业向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转移。而对一个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较高的外部市场通达性会促进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
3.在一个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初期，制造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也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就会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上形成竞争关系，由于服务业较高的交易费用，将迫使制造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4.区域内部成本中的影响工人流动的上下班费用和房租成本单独就可以迫使核心地区的产业向边缘地区转移，较高的区域内部成本是产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推动产业分梯次转移的产业因素
1.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产技术、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差异造成不同产业出现集聚和发散的条件不同。由于不断有新的厂商进入同一地区，在土地要素供给给定的条件下，有理由相信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能出更高的价格，因此土地将分配给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一般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可以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在劳动力有限的条件下，生产效率低的产业将难以招到工人。因此那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可能选择转移到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的边缘地区。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率低的产业会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之前发散。
2.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运输成本。不同产品有着不同运输方式，运输方式的变革对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影响。一次运输方式的变革，可能只对部分产品的运输费用产生影响。随着运输方式的变革，那些早已集聚且运输成本下降更快的产业可能率先发散。服务业可以理解为交易费用很高的产业，虽然发达的核心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服务业，但这些产业由于技术含量低而不会发散。
3.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规模报酬率。规模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假设之一，事实上绝大多数工业都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率可以通过生产中固定成本的大小来衡量的，其固定成本越高，则规模报酬率越大。比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过高的固定成本，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才能盈利，因此倾向在市场潜力高的核心地区建厂，更容易集聚在一个地区，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投入较少，固定成本相对较小，因此通常率先发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4.不同产业有不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企业为扩大市场，在规模报酬有限和跨区域运输费用较高的条件下，一般会选择在其他市场潜力较大的地方选择建立新厂。对产品较大的需求量，使得产品无法在少数几个地方的工厂生产，使得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先于产品需求较小的产业转移。
结论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指出区域内部成本对于产业移出地关系到其产业升级，对于产业承接地关系到其承接产业的地区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到目前制造业在优势地区的集聚和未来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区域间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最初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区域差距将不断扩大，我国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的末期，而随着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区域收入差距将逐渐缩小。本文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区域内部成本对产业集聚和扩散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了一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交易成本、规模报酬率和市场规模在产业分梯次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年政策研究报告之四：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对策[R].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10
2.江霈.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9
3.Pierre-Philippe Combes. Thierry Mayer.Jacques-Fran？ois Thisse：Economic Geography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s and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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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体育场地设施是发展体育事业的物质载体.是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布局是体育场地设施实现功能全面化与效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体育场地设施的合理布局就是对体育场地设施的全面规划和安排。《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完善体育场地设施要结合城镇化发展，统筹规划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合理布点布局，在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新建社区的体育场地设施覆盖率达到100%。体育场地设施的合理布局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带动城市体育文化产业链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实现城市建设规划目标，推动城市新格局建设；有利于满足公众多元化体育需求，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有利于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推动城市体育事业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46平方米，严重制约着群众体育的发展。同时，布局不合理、结构不合理、利用率不高也是体育场地设施不能满足群众快速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促进全民健身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之下，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涉及诸多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学科。倘若对体育场地设施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其影响因素必然是整个研究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步骤，然而，多个影响因素又是受制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因此，如何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外研究文献显示，经济学和地理学是研究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的两个重要的理论背景平台，这两种学科理论表现出来的经济学特征及地理学特征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是完全吻合的。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演变规律的科学。增长极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络开发模式是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布局的经典理论模式（简称为“点一轴一网”理论模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属于体育产业分类之一。运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因此，以经济地理学的方法与理论来解决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问题是极有可能成功的一种选择。
二、“点”设计的基本思路
1.“点”的内涵及其特征
“点一轴一网”系统中的“点”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发展的“增长极”。在经济地理学中通常是指不同等级的中心城镇。“点”在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从经济地理学视角来分析。“点”具有两层内涵：一方面是以先导型或创新型产业或经济单位表现出来的经济内涵：另一方面是以地理的空间和区位表现出来的地理内涵。“点”所表现出来的“增长极”意义具有主导性、领先性和基础性特征。主导性表现为：综合产业组合体是以主导产业为主，同时与其它产业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在发展中利益共享。领先性表现为：在某些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是产业特色形成与发展的有力保障。基础性表现为：具备发展的基础条件，对于体育场地设施发展来说就是要求具备相关的基础设施条件，如交通与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条件。
“点”是通过扩散作用对空间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即“点”向周边区域扩散的要素与周边区域的发展要素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发展结点，从而有效地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点”称为中心点。作为“增长极”的中心点在区域空间范围内具有主导与核心地位，在大城市中，中心点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较为集中的区域。中心点是“点―轴―网”系统中具有“增长极”作用的中心极点。
2.选择“点”的条件
“点”的选择是指选择条件优越的地点作为空间发展的核心。优越的条件既包括经济的发达程度也包括地理区位上的优势。中心点的合理选择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由区域不平衡状态演变为动态的新平衡状态，进而产生新的中心点。中心点的发展最终成为区域或城市发展的各级中心。“点―轴―网”系统中“点”的特征是“点”在空间范围内发生扩散作用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以反馈的方式表明能够发生扩散作用的“点”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这些特征就是选择中心点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进而为“点”的选择提供依据。经过分析归纳，选择中心点的前提条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中心点是以产业综合体为表现形式的，产业综合体由若干产业组合而成。其中一个产业在产业综合体中占有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的指向作用，并且产业综合体与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第二，中心点应具备显著的特点，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地理空间方面，尽可能选择具有优势的中心点。第三，中心点必须具有一定的前期发展规模，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基础设施水平。除了选择中心点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以外，具体来说，中心点的选择还必须符合中心点的生成条件，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交通因素是选择中心点的重要条件。选择多种交通方式的交汇点或是多条交通线路的交叉点作为中心点。因为最佳的交通区位可以提高中心点的可达性，充分保障中心点的金融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有效通畅，有利于新的中心点的生成。第二，依托城市建设的成熟地段。城市重大项目的建设将会加快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完善城市居住设施以及发展城市服务产业。重大项目的建设用地通常划定在城市的边缘部分，因此，重大项目建设地段是中心点的理想选择。第三，全面考量城乡结合部或是几个城市的交集部。边缘效应是指在两个或多个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或其它系统）交互作用处，由于某些生态因子（可能是物质、能量、信息、时机或地域）或系统属性的差异和协合作用而引起系统某些组分及行为（如种群密度、生产力、多样性等）的较大变化。也就是说，两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交界区域内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明显大于同一生态系统内部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边缘效应带同时受到来自多个区域的吸引力与辐射力的影响，其发展潜力相对较高。因而，城市边缘地段成为城市空间拓展新的中心点。
3.选择“点”的一般原则
中心点模型运用于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布局是非常合理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模型应该具备在空间布局的前提与优势。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设置在城市区域的中心处，以便最大化地发挥其为周边地区提供体育服务的功能。在城市不同区域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设置是不同的。其差异主要是指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等级水平是不同的。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等级的选择取决于为周边地区提供体育服务内容，即提供的体育服务内容越多，其等级水平越高。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等级的选择决定着周边地区服务人口的形成，在区域经济学范畴一定地区的服务人口被称之为门槛人口，也就是说，门槛人口随着中心点等级的提高而提高，较低级别的中心点所需的维持的人口门槛相对较低。在整个城市区域范围内，高级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发挥着巨大的辐射作用，一般来说，这样的高等级中心点建设规模较大，建设的数量相对较少。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提供体育服务的功能使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体现出商业利益的优势与潜力，这主要通过中心点所服务的最低门槛人口的形成来表现出来，最低门槛人口的形成过程能够生成中心点的商业利益。
不同等级的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为城市不同行政区的公民提供体育服务，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等级选择与服务群体所属的行政区级别是一一对应的。不难看出，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选择与市场的需求息息相关。这对于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模式的应用来说，遵循的是市场原则。市场原则为第一个重要原则。市场原则要求的是不同等级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都有相对应的需求。每一个等级的体育中心点都有其需求曲线，如果以其影响距离作为半径旋转360°就可得到其服务区域，我们用六边形来表示这个区域，这样就不会留下盲点。如图1所示。
城市体育中心点的等级划分决定着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等级分布的选择。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不同等级的分布影响着城市体育场地设施的布局规划，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等级划定影响着获取体育服务的社会群体。城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规划具有等级性的特征.不同等级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对应着不同规模的服务群体。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等级的划分通常以服务距离为半径来确定。比如，以800米和2000米为服务半径来确定低级和中级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
交通原则是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选择的第二个重要原则。交通原则主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体育场地设施的交通设施的可达性，使得消费群体能够便捷地到达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最大限度地体现体育场地设施使用的公平性。交通原则对于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适用的性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对于建设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的体育场地设施来说，交通原则所表现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原则所提供的交通可达性的保障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体育场地设施的公共性。其次，对于依靠社会力量建设的体育场地设施。交通原则所发挥的约束力就不是很重要了。此时.市场原则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充分体现社会私人投资的回报效益。
行政原则为第三个重要原则。行政原则相对于上述两个原则更注重行政管理的系统性。行政原则要求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选择要服从我国城市行政管理系统的内在隶属关系，即居民区级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必须归属于上一级的街道级中心点的系统管理。
三、轴建立依据
1.轴的内涵
“轴”是连接区域或城市范围内不同级别中心点的人口密度较高与产业较为发达的资源带。这里所说的资源带包括各种交通线、能源供应线、水源供应线以及通讯信息传输线等各类现状基础设施线，其中交通设施线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轴”是连接两个或多个中心点的纽带和通道，是各种流相互渗透的主要路径。其中各种流包括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轴”是产业开发带，是次一级中心点产生的能源供给带。
“轴”所表现出来的是综合的产业生长带，不是孤立的产业培育基地，而是蕴含多种产业生长所需的要素的综合流通基地。并且通过不同的交通线路把这些流通基地连接起来，依托交通干线来进行产业生长要素的传输。这种轴被称为生长轴或发展轴，是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轴。可见，这种轴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轴的经济实力与潜力直接影响着周边地区，从而使得新的生长点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轴的建立依据
城市的发展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正因为如此，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比如韦伯的正六边形空间中心点模型结构）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交通因素是对城市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之一。因而，城市空间的拓展是沿着发达的交通干线来进行发展的。也就是说，城市发展轴（指交通干线）的选择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而确定的。城市发展轴的选择与确定使得城市发展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由此产生出形式与等级不同的发展轴。反过来说，沿着交通干线形成的发展轴线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发展轴是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它的方向、大小和生长速度受到地理环境、城市内部生长机制、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的影响。从逻辑学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影响因素也是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依据。发展轴建立的依据也就是其诸多影响因素。具体来说，依据之一是城市地理环境因素。地域特征是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考量要素，依海岸或河流而建的城市，通常选择海岸或者河流来建立城市发展轴，这样发展轴就会呈现出带状的发展走势。因此，河流、山川等地理环境的要素是城市发展轴建立的重要依据。依据之二是城市内部生长机制。城市内部生长机制致使城市不断地拓展扩大。城市必将由城市旧的中心点向新的中心点拓展。城市向新的中心点发展的趋向性是由城市内部生长机制决定的。这种城市的发展趋向在连接新旧中心点的城市发展轴上被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城市发展轴的建立是根据城市内部生长机制决定的。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一种情况是连接新旧中心点的发展轴选择最短距离，有利于新旧中心点之间保持密切的互通：另一种情况是连接新旧中心点的发展轴选择较长距离，但是发展轴距离较远是以新中心点选择最优的建设用地作为代价的，目的是为加快新中心点聚集效应。依据之三是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在空间结构规模较小的城市中，城市功能主要依赖交通基础设施来完成。在这种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建立沿着各种交通干线的线状发展轴，有利于发挥交通设施的运输交流优势。因而，在中小城镇中，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发展轴建立的主要依据。
四、“点一轴系统”与其腹地合成
1.“点一轴系统”空间结构模型的形成
在城市体育场地设施“点一轴系统”理论模型中的“点”是指不同级别的体育中心或体育场地设施，“轴”是指由以交通线为主组成的基础设施束（这里称之为“发展轴”）。基于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客观规律的作用。城市体育场地设施首先在“点”上集聚，再通过“轴”（交通线）来连接。当集聚效应在一个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上出现交通以及社会管理等负面问题时，空间扩散的客观规律便会要求体育场地设施在这个中心点上实施分散（平衡）发展，体育场地设施扩散到次级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上，相邻的次级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通过交通线（称为次级发展轴）连接，如此发展，第三级、第四级等发展轴逐次产生。综上所述，这就是城市体育场地设施“点―轴系统”空间结构模型形成的全过程。
2.“点―轴系统”与其腹地合成
任何经济客体的积聚过程都是发生在经济活动较为敏感的地点，这一地点相当于磁场磁力效应最强的磁极，“增长极”理论就是借喻磁极发生极化现象命名的。按照佩鲁“增长极”理论的指导，在“点―轴―网”建设布局过程中，增长极就是最富有活力的、具有很强的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的体育场地设施单元，本文将作为“增长极”发展及作用基础的体育场地设施单元称为关键单元，也被称为体育场地设施点：“增长极”理论就是体育场地设施点的建设布局.首先从一些关键单元开始，利用这些关键单元所具有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动力，继而通过空间扩散，最终影响城市或区域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的整体发展。
“点一轴系统”理论中的“点”是指体育场地设施的关键单元、社区中的健身路径或不同类型的体育中心：“轴”是指主要由不同行政级和不同类型的交通线路、城市设施、商业及信息设施、能源和水源供应等形成的基础设施束。随着体育场地设施的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个体育场地设施点周围居住人口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都不断增加，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两点之间被新修建的交通线连接起来。受空间集聚作用的影响，人口和城市设施等继续集聚在这两个点上，单一功能的交通线逐渐变成多种资源共享的基础设施束。这种基础设施束包含着多种发展元素，具备不断向周边扩散的发展能力.这种基础设施束被称为“发展轴”。此时的发展轴在“点一轴系统”中属于一级发展轴。以此类推，一级发展轴附近出现新的体育场地设施点，连接这些点之间的交通线随之出现，人口和社会经济单位也随之在此集聚，从而形成了二级发展轴。如此发展下去，三级发展轴、四级发展轴等相应产生，如图2所示。
区域空间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引起中心点与发展轴逐级生成的同时，在点与次级点、轴与次级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点与点、轴与轴之间的“交集”区，发生着各级体育场地设施发展轴之间的渗透与融合，使得“交集”区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点的形成要素与发展轴的“基础设施束”得以孕育与发展。“合成区”就是受到周边不同级别中心点与不同级别发展轴影响与渗透的区域。在经济地理学上将这种由于各级中心点与发展轴交叉与渗透作用形成的“合成”区域称之为“点一轴系统”与其腹地的合成区域。
遵循“点一轴系统”模式的理论思维，在城市或地区范围内，在具有发展条件的体育场地设施点之间确定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上及其附近的体育场地设施点重点发展，对于轴线上及轴线所吸纳的经济资源优先开发。随着体育场地设施发挥的效用不断增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的关注点已经转向较低级别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由此次一级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便产生。不同级别体育场地设施中心的职能在建设布局上表现为建设规模、功能特点、辐射范围、利用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这样，不同级别的体育场地设施中心、发展轴及其与腹地的合成区共同组成了城市或区域的体育场地设施“点―轴―网”的空间结构模型。
五、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沈阳市体育场地设施“点―轴―网”系统构建的实证分析
1.第十二届全国运运会沈阳体育场地设施状况
沈阳市是我国体育名城。2013年作为主办城市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简称第十二届全运会），不仅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群众体育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带动。其中，城市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与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第十二届全运会，沈阳市承担22个比赛项目，沈阳市提供全运会各类场馆38个，其中比赛场馆24个、备用场馆4个、训练场馆10个。在24个比赛场馆中，新建场馆15个，改造场馆9个。具体场馆的状况如表l所示。沈阳市承担的22个比赛项目应有22个比赛的场馆，这样，22个比赛场馆在地图上就形成了22个点。
2.“点―轴―网”空间布局模式的构建
《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中提出在未来规划中形成中心城区、新城、新市镇和一般镇四个等级的城镇体系结构。即“一城”、“六轴”的框架结构。“一城”指中心城区：“六轴”指沈山、沈大、沈抚、沈本、沈阜和沈铁（康法）六条城镇发展轴。《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同时明确了沈阳市建设“一横、两纵、四环、十射”的高快速路系统的实施计划。由此可见，“一横、两纵、四环、十射”构成了沈阳市整体的路网体系结构。“一横”为东西快速干道，西起于洪大工业区，东至棋盘山，全长47千米，线路走行北一路、东西高架、东陵路，沿线串连于洪、铁西、和平、沈河、大东、东陵、棋盘山等地区；“两纵”分为南北一干线（为黄河大街一南京街一线，北起道义，南至苏桃路，全长44千米，线路走行黄河大街、胜利大街、雪莲街，沿线串连沈北大学城、三台子地区、太原街、长白岛以及苏家屯）和南北二干线（望花街一小北关街一广宜街一西顺城街一风雨坛街一五爱街.北起蒲河岛，南至桃仙空港，全长36千米，线路走行望花街、五爱街、沈本大道，沿线串连蒲河新城、望花、五爱、中街、奥体中心以及航高基地，是青年大街的分流道路）；“四环”为一环快速路、二环快速路、三环高速公路、四环快速路；“十射”为十条城市出口高速和出口路，具体为沈山高速、开发大道、大堤路、沈大高速、沈丹高速、长青街、沈抚快速路、沈吉高速、沈哈高速和沈彰高速。此外，规划中的沈阳市地铁网络系统显示，地铁线路布局在一环线上，纵向贯通南北，横向连接东西，与地上交通道路系统构成立体式的城市交通模式。
基于上述第十二届全运会22个比赛场馆集中形成13个中心点的分布特点，结合《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一横、两纵、四环、十射”的路网状况，沈阳市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的22个体育场地设施的具置如下：铁西体育馆和铁西体育场位于西二环上：沈阳医学院体育场位于北三环上；沈阳农业大学体育馆和沈阳农业大学体育场位于东三环上：辽宁体育训练中心柏叶基地位于四环的东南部：沈阳工业大学体育馆和世纪高尔夫球场位于西四环和西三环之间；东北大学刘长春体育馆位于南一环和南二环之间；省浑南体育训练基地和奥体中心五里河训练场位于天坛南街上：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和辽大蒲河校区体育馆位于黄河大街上：沈阳马术运动中心位于丹阜高速上：绿廊体育公园和棋盘山景区位于104省道东陵路段：沈阳大学体育馆位于风雨坛街西侧。
综上所述，在沈阳市“一横、两纵、四环、十射”的路网空间系统中，第十二届全运会比赛场馆建设布局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有两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在二环上，即四环之二；第二，有三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在三环上，即四环之三；第三，有三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在南北一干线上，即两纵之一；第四，有四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在南北二干线上，即两纵之二；第五，两个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布局在东西快速干道，即“一横”。
篇12
一、鄂尔多斯模式简介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诞生了一个明星城市——鄂尔多斯。作为我国的第一产煤大市，坐拥“羊、煤、土、气”等巨大财富。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使得鄂尔多斯的经济总量迅猛翻倍，财富急速膨胀。作为一种成功的经发展方式，“鄂尔多斯模式”开创了与著名的“深圳模式”和“温州模式”不一样的发展方式，那就是每个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区域特点和要素禀赋，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腾飞之路，不能简单的生搬硬套，这对中西部的资源大市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既先进又适合本区地情的发展模式， 鄂尔多斯市后来居上， 一跃成为12个盟市中经济发展最强劲、最活跃的地方， 实现了由农牧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 加快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进程。[1]
二、鄂尔多斯模式解析
1.强势的地方政府以及正确的经济政策使鄂尔多斯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就是减政放权，随着权力的层层下放，地方政府既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来发展地方经济，又有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追逐经济效益的原始动力和兴趣。另一方面，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的分配份额比例下降，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需要和本地的财政收入，更加迫切地需要利用政治力量主动实现当地经济利益最大化，主动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而这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的力量无法推动大力度的经济增长，因此在这个阶段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适宜的政府介入和正确的政策可以引导当地经济步入正轨，像“旗帜”一样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不但不能盘活经济，甚至会将经济指向一潭死水，破坏经济秩序。
2.萨缪尔逊指出：“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2]21世纪初，鄂尔多斯政府提出了“思想开明、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战略。正是鄂尔多斯市政府的合理引导和正确政策的实施，再配合其资源禀赋优势，鄂尔多斯经济出现腾飞。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市场的力量逐渐强大，非行政因素开始成为主导，政府的介入逐步减少。这时，经济发展转型越来越受到民营力量的影响和市场力量的推动，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壮大更能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鄂尔多斯的区域内生能力渐行渐强。
城市地理学家进行城市职能分类的基本思想是：假如一种经济活动在一个城市被集中到一定的数量，以致这种活动支配了这城市的经济活动，那么这种经济活动就成为它的主导职能。[3]20世纪90年代初，鄂尔多斯市政府提出“抓大放小”，组建企业集团，形成以经济实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企业主体。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内部经济实力的束缚，其主要依靠简单的煤炭开采挖掘，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卖出来实现财富的积累。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煤炭工业结构调整便提上日程。鄂尔多斯通过对煤矿的整合重组，煤炭资源的开采基本实现正规化、机械化。随着经济的大力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鄂尔多斯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挖煤”——“卖煤”模式，于是大力发展煤炭工业的关联产业，如煤炭深加工、煤间接液化、“煤变油”、新型煤化工等，壮大高附加值、低污染、高科技、竞争力强的煤化工体系。与此相伴的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因地制宜地培育生态农业，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三、鄂尔多斯模式对庆阳市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1.在我国，所有的能源资源在产权上都属于国家，因此在企业体制上形成了以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开发模式。目前，庆阳的能源资源开发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长庆油田和庆阳石化等大型国企负责，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企业实力强大、技术水平高、对财政收入贡献大、对地方经济的带动能力强等。但鄂尔多斯模式的经验表明：庆阳市必须努力扶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延长产业链方面有很大优势，可以有效地推动以能源产业为中心的其他服务行业的繁荣。因此，庆阳市政府应该树立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财政增收的蓄水池、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的观念，出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创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同时积极邀请民营企业家参与能源开发，准许个体参股能源企业，鼓励民营企业以合资、合作的方式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
2.早在18 世纪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就认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对实现一个农业社会及其紧接着的工业化社会的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对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后以Wright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对单一国家的个案分析或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论述了能源资源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4]因此，庆阳市必须因地制宜的发展能源产业，坚持以资源型产业为核心的工业化，通过产业的辐射效应带动其它相关产业聚集，产生聚集效应，最终达到低成本和聚集经济效益。怎样发展能源产业呢？仅仅依靠简单的“挖油”——“卖油”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属于能源开发的微利模式。不但造成高消耗和高污染，而且产品的附加值低，利润外流，不能带到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分工的日益深化与不断演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分工不断深化与演进的过程，而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扩大。[5]
3.庆阳市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采用适度重工业化的策略。石油开采、石油化工、油气炼化等都是庆阳市的支柱产业，能源工业的特点和属性也决定了其属于重工业范畴，这些都是庆阳市的战略性产业。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大部分资源型城市在努力探索经济发展转型，这是在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和经济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庆阳市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需慎之又慎，一定要打好经济基础，切不开在工业化水平低的情况下“扔二举三”。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走在全国前面的珠三角模式和长三角模式是成功的，这是一种对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大指导意义的经济模式。同样的，成长于西部地区的鄂尔多斯模式对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庆阳市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学习他人的成功之道，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切不可简单的复制和粗糙的模仿。另外，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必须考虑到能源资源的开发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
参考文献：
[1] 易培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有益探索——简评鄂尔多斯模式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03）：1-2.
[2] 萨缪尔逊等.经济学（上册）[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87.
篇13
①原文分别为"... the question of why modern science， the 'new 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t" the time ot" Galileo， had arisen onl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not in Chinese or Indian." 以及"…… a second question hiding behind that first one: namely， how could it be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been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European in finding out about Nature and using natural knowledge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for fourteen centuries or so before the scientifie revolution?" 见J. Needham 所著"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发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炫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初看起来带有偶然因素。为何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地处欧洲边陲、被乾隆皇帝斥之为蛮夷之国而不屑与之交往的英国，正好能提供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而不是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希腊、中国，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意大利，或借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一度称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带给世界的法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的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问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时，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之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力日益下降，在讨论社会—经济的变化时，往往遭到忽视。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需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3．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4．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以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以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社会长期自陷于农本社会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节为结束语。
1．宋朝之谜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李伯重，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1997，P．456)，甚至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1994，P．90)。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1999，P．32)。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都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什么原因导致宋朝在丧失大片成熟耕地的不利条件下①，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仍有质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