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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海洋功能区对不同类型功能区的海域生态环境进行严格限定，特定的海洋功能区必须满足相应的生态环境要求，因而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的空间关联分析至关重要。自2002年起，国家海洋局历年的《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均高度关注“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成为本研究的重要支撑，文中采用的海洋功能区数据、海域生态环境指标等均来源于2013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在此基础上，将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尽管在全国尺度和大比例尺下，图像配准和投点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并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判断。通过叠加比对发现，我国国家级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之间的空间关联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海洋功能区大量分布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海域。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用海活动高度集聚于近海，因而海洋功能区划主要在近海展开，大部分国家级海洋功能区分布于毗邻陆地的近海地区，而近海恰恰是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海域。受此影响，不少海洋功能区与海域生态环境污染区域空间重合，某种程度上，较差的海域生态环境基底严重影响海洋功能区的正常运转。第二，以开发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达标情况相对较好。海洋公园、滨海旅游度假区、海洋牧场示范区、集中集约用海区，以及因缺少相关标准而无法测算的海洋倾倒区、海洋石油探矿区域等是达标情况相对较好的海洋功能区，其共性特点就是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主要功能。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该类区块的功能实现往往对生态环境质量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功能区划定时就以一定的生态环境质量为前提。第三，以保护为主导的海洋功能区海域环境超标情况较为严重。海洋特别保护区超标最多。例如，80%的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超标，尽管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功能在于协调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但当前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规划和设立中，地方政府仍然更倾向于特别保护区的开发功能，加剧生态环境影响。又如，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超标程度也达到65%，而这一功能区直接关系到人类食用水产的安全，在日后海洋功能区管理中应引起重视。当然，保护性的海洋共更趋超标情况严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引导、规制的作用，其标准大多较为严格，不过，如此高的超标比重必须高度警惕。综上，空间关联分析表明，我国海洋功能区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小觑，应当引起广泛重视，对海洋功能区划进行优化调适，为此，必须进一步对导致问题的主要诱因加以剖析，这也构成本文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3海洋功能区划生态环境难局的双重维度
空间分析直观展现了我国海洋功能区不容乐观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其中关键因素的分析将主要从空间与体制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展开。
3.1空间维度：毗邻功能区相互掣肘
不同类型的海洋功能区在空间布局上却彼此交错叠合，但其功能取向却可能极具差异。一般说来，相近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彼此功能冲突相对较少。例如，不少海洋自然保护区包含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可以对生态环境和水产种质进行共同保护；又如，许多滨海旅游度假区往往又是风景名胜区，既起到风景保护功能又起到旅游开发功能，一些地方更将两功能区的管委会合署办公从而发挥集合作用；再如，不少国家海洋牧场示范区中又设有多个渔业增殖区，两者的功能取向都是为了鱼类增殖，因而可以共存。然而，倘若不同功能取向的海洋功能区空间叠合或毗邻，就有可能产生冲突，甚至加剧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海洋倾倒区与其他海洋功能区的冲突较为典型。海洋倾倒区的功能在于协助管理倾倒疏浚物，而疏浚物本身就具有污染性，所以倾倒区应选址在水体交换活跃区，具有较强的自净能力和较大的环境容量。尤其重要的是，海洋倾倒区必须与海洋保护区等保护性的海洋功能区设置一定距离，后者对海洋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质的要求极高。例如，对烟台市的海洋倾倒区研究发现，倾倒区与海洋功能区相距必须在2km以上，倾倒物才不会进入芝罘湾的海水养殖区、港区及海滨休养区沿岸和养马岛附近等[7]。如果海洋倾倒区与海洋保护区的距离过近，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例如，珠江口原本设立有海洋倾倒区，伴随着港口海运等的迅速发展，倾倒物和疏浚量不断增多甚至存在乱倾倒现象，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较大压力，特别是淇澳岛东南倾倒区与珠江口中华白海豚保护区相叠合，疏浚物增加海水浊度、影响白海豚种群的正常繁衍，最终该海洋倾倒区于2005年封闭。不仅如此，在一些海洋功能区密集交错的地区，功能区间潜在的空间冲突也应引起重视。山东省正是典型区域，沿海岸带分布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特别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海洋保护区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占有较大比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2011）》指出“重点打造海州湾北部、董家口、丁字湾、前岛、龙口湾、莱州湾东南岸、潍坊滨海、东营城东海域、滨州海域九个集中集约用海片区”，这些集中集约用海区大多邻近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海洋牧场等，尽管努力改变以往较为粗放的用海方式，但仍有可能对其他功能区潜藏生态环境影响。例如，规划指导下首个获批的烟台龙口湾港高端制造业聚集区，是全国获批的最大人工岛群项目，规划填海面积35.2km2，拟建造6个人工岛和1个突堤式人工岛，如此庞大的集中围垦和填海工程是否会对相邻的龙口黄水河口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等带来影响，必须在长时间的海洋监测加以关注。
3.2体制维度：功能区管理尺度错位
海洋功能区分属沿岸区县级政区的不同专业部门管理，但大多数海洋功能区的管理都并非某地某业能够独立承担的，因而近年为化解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体制摩擦问题，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管理协调委员会、联席会议、联合执法等协调机制。然而，在协同能力方面，有的联席会议每年只会晤一次，缺乏长效机制甚至避重就轻；在执行能力方面，国家和地方众多相关法规条例相继出台，但滨海开发的利益驱动牵制了执法动力，有的城市虽然严格推行联合执法，却面临执法人员素质、执法装备、执法效率、执法方式等问题；在创新能力方面，相关技术创新的原始性、集成性及产业化程度较低，难以适应当前海洋功能区生态修复、整治、保护等的新变化与新要求，等等。与此同时，以往沿海城市的滨海地区大多是乡村和农场，社会诉求相对单一，近年人口与产业等不断向海集中，社会构成趋于复杂，随着海洋功能区划的确立，如何协调海洋产业、生态环保等与沿海社会治理间的关系问题突显。遗憾的是，目前不少地方重产业发展轻社会管理、重工程项目轻公共服务，难以回应日益多样的社会诉求。加之城市向海蔓延挤压滨海农民、渔民的发展空间，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失海渔民的就业问题。不仅如此，在海洋功能区规制作用以及近海生态恶化影响下，一些渔民远赴他国管辖海域捕捞，甚至导致国际纠纷。显然，上述问题不断累积，势必加剧海洋功能区划的生态环境风险，极有可能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生态羁绊”，优化海洋功能区的生态环境效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4破解海洋功能区生态环境难局的策略建议
4.1促进海洋功能区划与城市规划等的衔接
沿海城市是海洋功能区编制的基本主体，海洋功能区划应努力实现三方面转变：首先，从重经济总量向重生态容量的转变，确立“反规划”理念，以海洋环境容量与陆域生态承载为双重约束，规范滨海新城、新区、开发区的开发强度，促进海岸带及近海资源的集中集约利用；其次，从重陆域协调到重陆海协调的转变，加强沿海城乡规划、海岛规划、海洋经济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等的相互衔接与协调；再次，从重土地潜力到重综合潜力的转变，尤其是海洋功能区集中设置的深水岸线、海洋旅游、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潜力。
4.2强化海洋功能区的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
规范引导与协同治理是优化海洋功能区划的重要支撑，一是从技术创新到集成创新，在不同功能区治理关键技术攻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管理、政策等集成创新等；二是从专项示范到综合示范，目前已有海洋功能区的水环境监测、综合管理等专项示范，但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加快建立综合示范点，示范产业方式、社会管理、考核指标、灾害应急等多方面内容；三是从项目主导到标准引导，项目主导注重海洋功能区管理的当地特色但推广价值有限，要在示范项目基础上，加快研制“海洋功能区划的标准和技术导则”并进一步推广，保证功能区管理的过程优化和质量控制；四是从部门规范到公民规范，将规范引导进一步落实到公民自身行为，有的国家颁布《海岸带公民指南》取得了很好效果，为此，要加强海洋功能区划的宣传教育与科学普及，增强公众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