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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他确实是个偏爱例外的人。1995年秋天，当他的同班同学都在教室里安静自习的时候，他偷偷溜进了街上的录像厅。在那里，他看了《英雄本色》，从此迷恋周润发。那时他出门总是一身黑衣，冷酷不言，下手凶狠，又极讲义气。因为和一群不良少年纠缠不清，他父亲不得不三天两头来学校摆平。高三时，他从家里偷钱，交给朋友花。被发现的当晚，他父亲拿着鞋底在院子里追打他。他回忆着，然后指着右眉骨上一道缝了5针的疤痕说：“一只鞋底‘啪’地打在这里，登时血流满面。”
他理所当然地没有考上大学。于是在县里的网吧当网管。闲来无事，日子悠长，开始只是用游戏打发时间，后来渐渐开始钻研技术。刚学编程不久，他就成功地黑了邻县政府的一个网站。初出茅庐便告成功的喜悦，让他更加废寝忘食地研究技术。他很少出门，一天一杯水和两个苹果。就像4年前他执着于江湖一样，现在网络成为了他的江湖，而要在网络江湖中称雄，靠的就是过人的黑客技术。他一边学艺一边练手，不断通过分析对方服务器的弱点，攻击别人。一次他在一个论坛上给管理员留言，声称网站存在安全隐患，因为管理员对他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篡改了论坛的主页。后来管理员发信说，因为这件事自己失业了。这事让金波歉然了很久，他开始追问自己黑客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何在。
现代侠客
1999年4月，黑客金波买到一张美国大片――《黑客帝国》。影片精致的影像，完美的剧情深深打动了他。而影片所传达的理念也让金波一直思考的问题有了结果。“我们究竟是不是只能破坏？”“如果黑客只是世界的破坏者，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何在？”是《黑客帝国》让金波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黑客。他为自己约法三章：首先，要以建设者的身份回到现实，而不仅仅是破坏；其次，要勇于承担责任；第三，对技术要积极进取。
当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黑客们通过发送大量垃圾邮件，使美国白宫网站不堪负荷。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愤怒的中国黑客们再次用相同的手段攻克了台湾多个部门网站。那一年，中国黑客联盟、中国红客联盟、中国鹰派等一大批黑客网站相继兴起，成为传播黑客精神的播种机。在那段日子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红客，用来与国外的“黑客”对应，概括那些爱国的中国网民。作为这些联盟的参与者，金波回忆说：“那是中国黑客最具侠义精神的时代。”
他总爱把黑客和中国古代最具魅力的职业“侠客”相提并论。事实上，黑客的内核就是正义、独立、颠覆和反叛精神。他们的精神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云集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技术精英们身上。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实验室里操作机器，为的是实现一切信息都应免费的诉求。他们甚至篡改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自己做。”上世纪70年代，两个年轻人以黑客技术实现了免费长途通话功能。他们这么做，关乎理念，无涉金钱。后来他们成为苹果电脑的创始人。
金波说这番话时，秘书进来递给他要签发的文件。他熟练地翻阅着，然后在落款处签上名字。他现在是这家网络安全公司的总经理，泛着金光的派克笔让人很难想象7年前它的主人还只是一名普通网管。
2000年，不甘寂寞的金波从山西县城来到广州。他打着几份零工，包括送报和送外卖，他用不多的积蓄在房间里置办了电脑，无日无夜地练习编程。那时他在黑客圈中早已成为受人尊敬的高手，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一文不名。这时一个黑客朋友告诉他，有一家报业集团正招聘网管。对此驾轻就熟的金波，轻松获得了这份工作。
黑客从良
2000年――千禧虫肆虐之年，黑客技术开始在国内迅速泛滥，如同洪水猛兽，而网络安全被认为是将要兴起的诺亚方舟。在金波看来，网络安全和黑客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比如木马程序，黑客用来攻击，就是木马病毒，而转成网络安全术语，就叫“远程控制系统”。他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微妙转换间的可能性。他笑说：“我那时满脑子想的都是黑客怎样从良。”
这个被梦想燃烧的男人开始行动。他利用自编软件，向广州各公司发送邮件，推销自己的计划。如同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他要说服那些生意人采纳他的意见。功夫不负苦心人，他遇到一个从事资本运作的广东商人，他终于说服人家出资，而自己技术入股，成立一家网络安全公司。那时总部在上海的黑客组织“绿色兵团”也已经进行了商业化运作，摇身一变成为上海绿盟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在公司内部，技术方和资本方究竟谁应该占据主导？上海绿盟很快因为技术方与资本方的矛盾而分裂。
他们的合作维持了3年，后来广东商人撤资，但此时的金波已有足够资本进行独立经营。目前他主要从事网站建设和网络维护方面的业务。就在金波艰难创业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两次大规模的黑客大战：其一是2001年的三菱车事件、日航事件、教科书事件使得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国黑客对日本网站发起了全面进攻；其二是，南海撞机事件之后，中美黑客发生大混战。双方的互击引起其他国家的黑客纷纷参战，支持中方或者美方，而来自欧洲的黑客干脆不顾任何立场，不管中国或者美国的网站，只要有漏洞就进行攻击。
金波没有参与任何一场黑客大战，他已经淡出江湖。因为他发现参战的黑客已不再是怀抱单纯的爱国之心；暴躁的冲动、毁灭的欲望，甚至狭义的民族情绪在主导战争。硝烟弥漫在没有道义的战场上，胜利者缺失，只有失败者。2002年4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告制止有组织的攻击行为，从此大规模有组织的黑客攻击不复存在。
“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的黑客？”
“堕落了”，他笑着把两手交叉在一起，继而沉默起来，“现在利用黑客技术制造传播木马、盗窃账户信息、第三方销赃、洗钱的木马产业链已经形成了。”
“不是还有黑客变成了道德警察、网络暴民？”记者提到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络虐猫事件和铜须事件。
“真正的黑客不是这样”，金波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真正的黑客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侠客，是《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
“那你算是真正的黑客吗？”
他突然定在那里，双手抱肩，目光像风吹过的稻田，稻叶下的清光一闪，又暗了下去。“我早已经不是黑客了”，他黯然地说，“我现在是商人，是网络安全人员。真正的黑客不会做这些，更不会接受媒体采访。”
篇2
然而，今年4月12日，“白帽子”袁炜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被批捕的事件，让白帽子们措手不及，挖掘漏洞的法律争议使得“白帽子”这个群体也越来越引发各界关注。
成为白帽子很普通
在网络世界中，白帽子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存在。何诣莘说：“我挖掘企业的网站安全漏洞时，基本不会留下行迹。换言之，如果我不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来过。”
另一名白帽子张坤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确实是这样，企业通常不会发现我们对他们的网站进行了渗透测试。”张坤是何诣莘的朋友，在金融第三方从事安全工作的他也是一名兼职白帽子。
除去白帽子这个身份，何诣莘的职业是成都一家大型数据公司的专职网络安全工程师，收入不菲，生活优渥。谈及为何对网络安全感兴趣，并成为一名白帽子，何诣莘告诉《方圆》记者：“少年男孩，总有一颗想成为黑客的心，却苦于不知如何入门，所以最初我并未关注网络安全问题，若不是一次意外，我现在最可能是一名‘码农’。”
何诣莘口中的意外是某天在贴吧里看到某位大牛记录自己的黑客生涯，“他的经历看得我热血沸腾，” 何诣莘崇拜地说，“当你看到一个牛人展示他的才华的时候，你就会想变得跟他一样。”然而，他并未经过专业的网络安全知识的学习，“我完全是野路子出身，我是从泡中国红客联盟开始学习安全知识的。” 何诣莘说。
然而，如今何诣莘在民间著名漏洞收集平台漏洞盒子上却是小有名气，在排名榜上，他稳定在在二三十名之间，而漏洞盒子有近两万名的注册白帽子。他曾经挖出某航空公司内网、江苏十几家银行的安全漏洞，得到了这些厂商的致谢和不菲的奖励。
张坤成为一名白帽子，完全是靠兴趣。“我在大学的专业是网络工程，但是早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对网络安全产生了兴趣。尽管二者都带有‘网络’，但是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兴趣的指引下，我大量地阅读相关书籍，不断地与人切磋交流，不断地尝试挖掘网站安全漏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收获，直到有一天我挖掘出一个企业的安全漏洞，我才从心里认为自己真正成为了一名白帽子。”
何诣莘等大多数白帽子认为自己一点都不神秘。在他们看来，他们跟普通人并无差别，只是自身兴趣爱好不同而已。
挖掘漏洞进化史：从手动到自动
何为网络安全漏洞？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谢永江认为：计算机网络、硬件、软件、服务或者是管理存在弱点，这个弱点能够被别人利用来进行攻击，即为用来实施威胁的落点，就是网络安全漏洞。
那么白帽子是如何挖掘漏洞的呢？
何诣莘告诉《方圆》记者他如何发现的第一个漏洞。那是一个越权漏洞，“我刚开始尝试找漏洞的时候，并没有确定要找哪些厂商的漏洞，只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关键字，也就是‘撒网捞鱼’这种模式，通过在使用搜索引擎时的关键字设置（如搜索inurl：user_add.php，就可以查找存在身份验证漏洞的网站），就可能会发现某些未做身份识别验证的页面，可以修改网站首页显示的新闻、图片、管理员信息，可管理数据库，甚至可以拿下网站服务器权限……我在搜索到页面的第二、三页的时候，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漏洞，当时心里非常激动，仿佛打开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个漏洞让何诣莘很欣喜，但是他并不否认这只是最初级的挖掘漏洞的模式。“现在挖掘漏洞，可以针对不同的功能进行手工测试。”张坤补充道。
与何诣莘、张坤靠自学成为白帽子不同，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对抗专业的石涛成为一名白帽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是科班出身。他向记者介绍了一种自动的漏洞挖掘模式：白帽子利用自己写的全自动化扫描程序，关注每天最新的厂商未发现的最新漏洞，然后把相应规则添加进自己写的程序，填入域名，就可以自动扫描网站。之后，再把扫描出来的漏洞进行人工验证。“这样的漏洞挖掘模式效率是相当高的，也是很多业内高手的常用手法。”石涛说。
拥有挖掘漏洞能力的白帽子在确定挖掘哪些网站的漏洞时，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
随着技术的提高，何诣莘在查找漏洞时已经摒弃了“撒网捞鱼”的原始模式，“现在确定挖掘目标，已经不是靠前期的关键字搜索了，有时是定点，比如说买机票的时候就会对航空公司的内网进行一个测试；有时是圈内朋友让帮忙看看某个网站；有时是社会上的一些热点现象涉及的网站；还有时是漏洞平台的一些众测项目。”而他有时一天就发现几个漏洞，有时发现一些大型目标，他会认真研究，那时可能就一两个月都没发现漏洞。
身为某互联网公司开发工程师的石涛在挖掘漏洞时，主要是偏重于互联网企业，“身为一名IT开发工程师，相对于其他企业，我对互联网企业会有更多的关注。” 石涛告诉《方圆》记者。
不同于何诣莘和石涛，张坤确定自己的挖掘目标就容易多了，“我主要去一些有SRC（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的企业那里找漏洞，或者是一些在漏洞收集平台注册过的企业。”
挖了漏洞给谁
白帽子挖掘出安全漏洞后，怎样处置这些漏洞？事实上，官方与民间有很多漏洞披露平台可供白帽子选择。而选择哪一种，不同的白帽子选择各异。
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运行部副主任、正高级工程师严寒冰介绍：自从2009年以后，多家漏洞平台陆陆续续地成立，这些漏洞报告平台担负着搜集漏洞、处置漏洞相关任务。国家层面成立的漏洞平台有CNVD、CNNNVD；民间漏洞平台有补天平台、乌云网、漏洞盒子等；另外有一些企业成立了自己的安全应急响应中心（SRC），建立了企业与白帽子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比如百度、阿里、腾讯、网易、京东等等。
何诣莘挖掘的漏洞大多在漏洞盒子提交，“跟漏洞盒子的人比较熟”是他选择漏洞盒子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乌云的模式，因为‘白帽子’崇尚共享，而乌云网是一个很好的共享平台，它是很多‘白帽子’学习进步的好地方，在那里可以学习到很多挖掘漏洞的技术和思路，会让人脑洞大开。”
因为张坤主要去一些有SRC的企业挖掘漏洞，所以他挖掘出来的漏洞可以直接提交给企业，相当高效快捷。
石涛挖掘的漏洞主要提交给乌云网，乌云网会给乌云币以及乌云排名成绩作为奖励，利用乌云币可以参看受限的内容，买安全会议的门票，这有利于他的技术的提高。乌云排名更是实力的体现，排名对白帽子是一种荣誉的体现，“排名高在圈子里会受尊重，找工作也能当成能力佐证。”石涛很看重rank值的高低。
白帽子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相应的平台，不同平台的特色亦有不同。与乌云网逐步公开漏洞细节不同，补天漏洞收集平台在漏洞细节的公布策略上较为灵活。补天漏洞收集平台是隶属于360公司的漏洞收集平台。补天负责人告诉《方圆》记者，平台提供公有SRC和私有SRC两种公益的服务模式。公有SRC是漏洞招领模式的互联网安全协作平台，当白帽子上交漏洞后，补天会进行审核，确认后会尝试联系企业，当联系不上时，会在网站上进行漏洞招领，招领时只公布漏洞标题，不会公布细节。企业只要免费注册就能认领漏洞，并得到漏洞的详情和修复建议。而补天私有SRC是为企业提供自建SRC服务的互联网安全协作平台，企业在线充值后可以自助漏洞征集公告，白帽子提交的漏洞由360仲裁并被企业确认后，由企业发放奖金给白帽子。
也有企业不重视提交的漏洞
由于经常挖掘安全漏洞，谈及漏洞的危害，何诣莘深有体会：“一些使用开放源代码建立的网站或者网站安全防护设备的漏洞可以用来攻击一批网站。因为这些网站的搭建用的是同样的系统，只是由于界面有定制，所以表面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一旦发现这种系统的漏洞，就能影响一批网站，可能导致的危害就是用户信息被盗取，举个例子，如果是金融系统的漏洞的话，就能修改银行或者P2P金融系统中用户金额这样的敏感信息。”
“好在金融系统的安全意识比较强。”何诣莘介绍，他发现银联等企业的漏洞并且提交后，这些企业很快进行了修复，“还对我表示了感谢。”
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面对漏洞的态度都是这么积极，“有时候我们白帽子发现漏洞，告诉企业之后，他们的态度相当不积极，有时甚至可以说对我们有敌意，可能这些企业认为，我们白帽子不发现漏洞、不提交漏洞，他们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漏洞不存在，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一旦漏洞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就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数据泄露，危害用户的数据安全，严重的可能会造成重大金钱损失。”何诣莘对此很无奈，但是他坦承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由于法律上对白帽子的行为尚无明确的界限，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他的底线是“不窃取数据、不擅自修复漏洞、不影响网站业务”，他直言：“我从没把自己当成拯救网络风险的英雄，发掘、查找漏洞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我绝不会为了某网站用户数据不泄露，而擅自去修复漏洞，因为这样会触犯法律。”
篇3
1.2产品类别变化明显，产业结构不断调整
从饲料产品类别来看，生产猪饲料108.08万t，同比增长1.7%；蛋禽饲料98.11万t，同比增长2.2%；肉禽饲料130.94万t，同比增长55.7%；水产饲料0.42万t，同比减少60%；反刍动物饲料25.17万t；其他饲料1.36万t，增长明显。
1.3企业数量下降，生产规模和能力不断提高
截至2012年底，山西省总共有饲料生产企业260家，其中，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221家，单一饲料企业29家，添加剂企业10家。与2011年相比减少4家，饲料工业总产值却增加了26661万元，同比增长3%。按照生产能力来说，2011年时产5t以上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52%，而2012年时产10t以上的企业61家，占企业总量的24%，其中，年产超过10万t的大型企业5家，总产量116万t，占山西省总产量的36.4%。新增企业无论从生产规模、设备条件，还是从人员素质、厂区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
2当前山西省饲料行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蛋白质原料供求矛盾突出、企业利润空间减小
原料是饲料行业的基础，是饲料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山西省蛋白原料长期短缺、一直依赖从外地购买，而由于经销环节多，原料霉变、蛋白原料掺假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质量无法保证，而且价格长期受制于人，增大了饲料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管理的难度，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畜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山西省饲料添加剂工业还不发达，大量的添加剂依靠外来供应，是制约山西省饲料工业做大做强的又一因素。
2.2饲料企业规模偏小
截至2012年底，在260家饲料企业中，年产量超过10万t的大型企业只有5家：大象集团、晋龙集团、山西正大集团、粟海集团、平遥龙海。其中，大象、晋龙、粟海集团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体来看，小企业多，“龙头少、蛇头多”，全省平均每个企业年产不足1.2万t。而2011年仅山东六和新希望集团的饲料总产量就达到1200万t，是全省总产量的好几倍。说明山西省整个饲料产业的集中度仍然较低，低水平经营、低质量产品、低层次竞争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直接影响到养殖户的利益和养殖积极性，影响到畜禽存栏量，从而影响到饲料的产销量。
2.3饲料质量安全问题复杂
“三聚氰胺、健美猪、速成鸡”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养殖业和饲料业的信任危机。据饲料管理部门2a来几次规模较大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检查显示，生产企业使用无证原料、目录外原料，不按规定使用饲料药物添加剂，养殖环节违规使用违禁物品，流通环节制售假冒伪劣饲料、无证生产饲料等问题依然无法杜绝，饲料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保证饲料质量安全任重而道远。
2.4执法监管体系不健全，缺经费欠能力
饲料产品质量安全涉及面宽、线长、点多，监管难度比较大，目前大多数市县只有1～2名兼职饲料管理人员，没有专门的饲料监管机构，有机构的也存在有机构没编制、缺经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饲料监管工作的连续性和各项政策制度的落实和监督。
3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现阶段饲料工业自身特点所造成
3.1.1全国性饲料资源短缺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本身人均占有的粮食就很少，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肉蛋奶需求刚性增长，还需从有限的粮食资源里分一杯羹。根据全国饲料工业办公室估算，按照我国人们膳食结构与养殖业的发展规划要求，所需的能量饲料与蛋白饲料均有较大的缺口，其中以蛋白饲料更为紧缺。以豆粕为例，目前对进口的依存度达75%左右，鱼粉进口也在70％以上。另外，能量原料玉米的用量已超过1亿t，占国内玉米年产量的64%，供应紧张已成定局。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玉米—豆粕型为主的日粮结构不改变，随着养殖业和饲料工业持续发展，大宗饲料原料的供求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受自然灾害、国际贸易、政治、金融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剧增，价格波动更加频繁是必然趋势。近几年，饲料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直接推动饲料产品进入高成本时代，由于饲料行业下游是养殖业，成本的增加直接会拉升畜禽产品的市场价格，而畜禽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到广大民众的生活，因此，饲料价格的上涨空间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否则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3.1.2劳动力成本提高
饲料工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我国廉价劳动力市场阶段的结束，尤其是当下国内外通胀形势严峻，更助推了餐饮、交通、购房、教育等生活成本的上升，饲料行业的人工成本攀升使得企业家措手不及。山西省地处内陆，本身就缺乏吸引人才的地域优势，再加上饲料企业普遍存在重技术轻生产的固有的经营观念，降低人工成本首先从生产入手，导致工作在生产一线的员工，往往是对饲料、机械管理、电气、自动化等知识知之甚少的初中（甚至小学）学历的“农民工”，对价值数百万乃至几千万的自动化设备的维护与保养知识十分匮乏，更谈不上对设备的合理利用；另外，在制造过程中，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可追溯理赔机制与标准，结果造成重复生产及成本资源的极大浪费，变相地增加了生产成本。
3.2体制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形成了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的状态，同样会体现在目前的饲料标准化管理体制上。目前，饲料标准化的政府管理职能涉及到农业、质监、工商等多个部门，在标准的审批上存在省、市和县多级审批，在审批、评估和管理上它们各自为政、互相脱节，想要把这些职能统一起来势必会触动不同部门的利益，难度较大。
3.3管理机制落后，缺乏科技投入意识
目前，山西省饲料企业的管理一定程度上还处在经验主义与“英雄”领军人物阶段，企业经营管理是非理性的：部分企业缺乏明确的经营理念、统一的企业文化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与制度；整合经济资源的方式单一、对企业的战略管理与研究涉猎不足；重视盈亏表面数据，忽视深层次过程管控分析；在技术研发与配方设计上，往往随市场大流“灵活”掌握，没有明确的技术研发路线，随意性十分突出。与发达地区相比，山西省在饲料研发方面科技能力与投入重视不足。从人才队伍上看，从业人员中硕博士人才占0.5%，发达省份的高级人才比例是山西省的3倍以上；从对科研机构的重视和投入来看，山东、河南、广东等饲料生产强省的规模企业大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江西“双胞胎”为例，仅凭饲料形状的工艺改进一项科研攻关成果，就带来企业效益几何级数增长，而山西省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没有相应的研发机构，即便是设有研发中心的企业，不论是研究氛围、设备和人才都与生产强省相差很大，多数还停留在一种形象宣传上。对科研投入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山西省饲料产业发展的隐。
4构建山西现代饲料工业体系，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4.1因地制宜，和谐发展
4.1.1政策支持，扶优扶强
山西省饲料工业虽然发展势头看好，但是总体而言产业集中度低，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这远不能适应畜牧振兴的需要，不能满足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需要。2012年5月山西省政府召开了振兴畜牧业工作会议，副省长郭迎光对全省饲料工业的发展明确提出，要积极扶持本土饲料企业的发展壮大，挖掘饲料科技潜力，加大新型饲料资源和饲料品种的研发力度，促进饲料产品更新换代，大力发展优质、安全、高效、环保的饲料产品，着力构建现代饲料工业体系；会议还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加大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的推广力度，推进饲料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努力打造一批年产量为50万t的饲料企业集团。政策是风向标，对加速整个饲料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有实质性的意义。山西省的饲料企业小而多，产能扩张与市场拓展能力不匹配；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饲料资源的利用率总体偏低；蛇头多，缺乏本土的、有强势整合能力的领军企业。为了提高山西省饲料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必要采取措施，对现有的饲料企业进行整合，支持大型企业发展，培育形成产业核心力量。如实施扶优扶强的发展战略，使已经具有实力的饲料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通过资源重组，形成以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支柱，分工协作、布局合理、运作高效、服务方便的企业群体，使整个饲料行业形成产业大军、集群产业带，这样的一大批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兴起，将对提高山西省饲料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意义深远。
4.1.2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饲料行业
山西省拥有广阔的草地面积，大约有400hm2，天然的牧草资源可为草食动物提供充足的“食品”。山西地处北温带，是世界上最适合玉米生产的黄金地带之一，每年玉米种植面积都在160万hm2以上，而且在山西特有的气候条件下生长的玉米，具有蛋白、淀粉、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高、产量大的特点，正常年景产量都在70亿～80亿kg之间，能够满足全省存栏畜禽能量原料的需求。另外，山西省还盛产黑豆、豌豆等多种小杂粮，这些都是饲料不可缺少的优质营养添加品。众所周知，牛羊等草食动物更适合以牧场、草场相结合的方式来饲养，这样生产出来的畜产品无论从味道的鲜美程度还是从营养成分含量方面都更受消费者的青睐。山西省有许多不适宜种植粮食的丘陵地带、盐碱地，非常适宜发展牲畜放养与圈养相结合的养殖模式，这是许多粮食生产大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2014年1月国务院颁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推广膳食结构多样化的健康消费模式，其中提到，到2020年人均肉类消费要减少1/2，而牛奶消费要增加10kg。未来发展草食动物养殖会成为一种刚性的需要。未来山西省饲料工业的产业布局与研发方向应结合该省地理、资源的特点，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展有山西特色的饲料工业。
4.2企业自身强化
4.2.1认清形势，明确定位
饲料业的竞争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势性变化。领先企业之间的竞争，正由技术领先、规模领先、营销领先和效率领先模式向产业链延伸能力领先快速转变；企业也正在由单纯的“饲料生产者”向“产业链整合者”的角色过渡。饲料企业的这种转变是盈利模式的巨大转变，其市场竞争焦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与产品、渠道与渠道之间，而是升级到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并进一步升级到全产业链竞争这一更高竞争阶段。随着竞争层次的逐步提高，国内饲料业新一轮的产业竞争和整合时代已经来临。结合我国饲料工业的特点，国家提出的“鼓励饲料企业采取兼并重组、产业联盟等形式进行整合融合，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发展方式，已逐步在发达省市展开，继六和、新希望等强强联合之后，广东、北京等省市也相继出现了中小型企业联盟，为饲料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山西省行业主管部门正在研究适合本省特点的企业整合模式，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行业和谐发展。
4.2.1.1发展合作社企业
在德国，农业合作社遍布整个农村地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涉及各个领域，通常在制定涉及农民、农村和农业方面的相关政策时，政府会积极与这些组织进行协商和沟通，以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立法来保障合作社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地位。这种组织方式为促进德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德国的饲料行业中也存在着诸多的合作社，如德国第二大饲料公司AGRAVIS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公司，农户是它的股东，每个社员都能以社为家，为合作社的发展献计献策，合作社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资源对内提供各类服务。合作社采取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的方式，如批量采购原材料，规范产品生产和销售标准，使用统一品牌等，可降低社员的生产成本，形成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此类合作社的存在和发展为德国饲料工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相信对山西省的饲料工业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4.2.1.2实行“基地+公司+市场”的产业模式
21世纪的到来，结束了饲料企业的高利时代。饲料企业的利润被昂贵的物流、沉重的资金流经营成本所吞噬，并遭受“原料市场”与“销售市场”的双重挤压，局限了企业的再投入及技术革命能力。饲料加工处于整个产业链条的中间，其盈亏除了与企业经营管理有关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应是其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因此，如何激活产业链条上各种积极因素，有机整合各种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最终实现产业共享，意义十分重大。“基地+公司+市场”的产业模式着眼于饲料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条产品及资源实现相对控制与占有，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把可控风险纳入风险决策机制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实现有效经营。山西文水大象农牧集团就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者。目前，大象农牧集团拥有全省最大规模的肉鸡养殖基地和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的数量庞大的肉鸡养殖户，以及在肉鸡产业化链条上带动起来的种植户、运输户、维修业、服务业等10万余名从业人员，取得了优秀的经营业绩和社会效益。
4.2.2依法经营，加强自律
2011年10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的颁布，2012年5月已经开始施行；2012年5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公布，2012年7月实施；201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2］第1773号（饲料原料目录）》公布，2013年1月开始施行。2012年10月《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由农业部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2012年11月27日农业部办公厅了《关于贯彻落实饲料行业管理新规推进饲料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2013年11月颁布的《饲料标签》（GB10648—2013）标准，自2014年7月起执行。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充分体现出国家规范饲料行业的决心。标准已经设立，要求已很明确，企业要积极整改、立即行动，不要心存侥幸，蒙混过关。该扩建厂区的加紧施工，该购置设备的赶快下单，该规范流程的尽早梳理，该补充队伍的提前物色。总之，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维护企业发展利益的同时更要把握行业底线，保证行业健康成长的整体利益。
4.2.3重视科研投入
农业部《饲料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用“科技支撑依然不足”来评价饲料工业的现状。总体来看，饲料科技领域引进技术多、自主创新少，一般性科技成果多、重大突破性成果少。科研与技术推广结合不紧密，成果转化速度慢，水平不高。与发达省份相比，山西省饲料企业在产品研发方面愈显不足。未来5a，随着现代养殖业的加快推进，饲料行业科技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面临艰巨的任务。规划提出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中，“秸秆养畜示范工程、蛋白质饲料资源开发、杂粕苜蓿高效利用示范工程”中山西省都有研究的空间和基础研究优势。企业领导层要有“磨刀不误砍柴工”和“十年磨一剑”的思想准备和决心，要把科技强企推到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企业的资源配置上来讲，要营造科学研究的氛围、配置足够的设备和有正规的研究程序、要有较高素质的研究人才；从研发目标设定上要与本省、本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国家重点项目对接，可以借助科研院所的力量来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
篇4
9月14日，是北京各大高校开课的日子。每到这个时点，学生和老师们其实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宁静的校园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大集市。最财大气粗的莫过于几大电信运营商，与校方早早就打好招呼，气派的宣传棚一夜之间便强势“霸占”了校园的主干道，还雇佣了一大批兼职学生向过往的学弟学妹手里拼命地塞各种电话卡产品的宣传单。
各大手机厂商，以及美团、滴滴、饿了么这些互联网企业中的土豪当然也不甘示弱，早早便在这场营销大集上抢占了一席之地，从宣传栏海报大战到路边扫码换礼物大战再到大学生购物节，忙得不亦乐乎。孙高峰的宅米更是别出心裁地在新生军训练场地的边上搭起棚子，给学生们送毛巾送水，其“蜘蛛侠”装扮的物流团队也重出江湖，在校园里抢足了风头……
对于学生来说，大学校园是与外界隔离的象牙塔，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学生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解决生活上的大多数问题；而对于上述这些蜂拥而至的企业来说，校园则是生意战场，是忙于圈地的江湖。由中国2000多所大学的2700万大学生所构成的高校市场，已经成为令很多品牌企业和创业公司共同垂涎的一块重要用户阵地。从学习到交友、从娱乐到购物到信贷服务……大学生在校生活的24小时，都正在从“商业机会”的角度被重新审视。
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下称BAI）管理合伙人龙宇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指出，“校园”这一首先是在地域维度上的划界，恰恰是极为有效地圈定了一大批“特征相似、关联紧密”的主流消费用户群，所以“大学生市场你想不关注都不行，校园经济就在那儿，很显眼，任何人都会看到”。
由一大批创新创业项目所构成的校园经济圈，在2015年以来成为投资人追捧的新热点。以宅米为例，孙高峰在9月14日宣布公司获得由美团领投，高榕资本、BAI、祥峰投资跟投的近3500万美元B轮融资，这已经是这家创业不足一年的年轻企业，在过去半年内轻松完成的第四轮融资。
但投资人也对校园经济提出了更多的期待。用龙宇的话来说，“未来的校园经济，不仅仅是做卖盒饭卖零食这么low（低级）的事。纵然这些事也可以做大做好，但大家拿校园是在试未来消费经济的模型，因为三年之后，这些学生就会成为白领，成为消费阶层的中间力量”。
可见，投资人满心期待的，是这些早期萌芽于校园的创业项目，有朝一日可以具备一种能力――能伴随手中学生用户的成长而最终一起跳出校园的围墙，成为适应人群更广、也更了解彼时主流消费需要的一代明星产品或平台。
（1）
新一轮围绕“移动互联网”主题所展开的校园经济，最早始于2012年。
那一年，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两年的李天放，带着一个很小的团队，开发出一款用于管理大学生课程表数据的工具性产品――“课程格子”。上线的第一学期获得的用户数就达到100万人。课程格子的优势在于它直接接入了各个高校的教务系统，一扫大学生们查询课表、考试和成绩等信息的痛点，因而得以很快便在全国扩散。
“我在硅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校园特别好，因为看到Facebook，会觉得校园就是个宝藏。而我刚回国开始做课程格子的时候，国内却几乎没人碰校园，也没看到其他任何校园产品。”2015年8月，课程格子CEO李天放接受《财经天下》周刊专访，回忆起自己创立“课程格子”的开局之年――那时，校园经济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命题，大学高校被认定是一个很难被突破的狭窄市场，因为大家都不约而同看到了一个“前车之鉴”：人人网。
2011年5月，作为创立6年、对标于如日中天的Facebook的校园社交网站，人人网虽拼尽全力完成赴美上市，却在一年之内市值缩水80%，疲于每年校园用户的常规性流失，其商业前景也并不为外界所看好。
“其实突破任何一个狭窄的领域都是很难的事情，突破校园和突破其他互联网人群，比如白领或者高端女子消费群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李天放说，正因为周围没人关注，所以自己才要锁定大学市场，做一个专注于学生“学习”主题的产品。
6岁便随父母去美国生活的李天放，2010年回国前，曾经是估值250亿美元的Palantir公司的前50号员工，此外他在硅谷也有过创业经历，因而一回国便成为创新工场这一著名天使创投机构的座上宾。那时，智能手机刚开始在中国流行，iPhone进入中国市场不到两年，很多人还不知道何为App；而彼时的大学生多数在大一或大二时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他们的网络生活基本游走于QQ、人人网、BBS和各类网站。
为了了解大学生用户，李天放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做调研、演讲，和大学生们面对面交流，至今“课程格子”还在全国高校发展了上千名“学生大使”，为的是在一线为产品“把脉”，帮助团队了解校园里的其他产品和用户，也帮助产品进行校园推广。
自2012年课程格子以学习工具的身份踏入校园，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关注到校园市场的价值。李天放说，自己每年都看着一波公司进来，也看着一波公司淡出。
2013年10月，课程格子宣布注册用户达到600万、日活跃用户100万。彼时，30岁的江西人肖文杰在腾讯工作6年后辞职，创办大学生分期消费平台――分期乐。
传统金融机构从2009年之后，停止面向在校学生办理信用卡，曾在腾讯财付通担任产品总监的肖文杰则坚信，有着较强消费欲望却在经济上还相对较穷的大学生群体，一定会引领信用消费的潮流。
分期乐产品的主体，是一个针对大学生消费群体的分期购物网上商城，通过一套大数据系统对学生用户进行信用评估后，学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他们喜欢的商品。由于常年待在腾讯，肖文杰选择广州作为自己的起点，很快便从10所学校扩张到全广州市的大学。
进入2014年，课程格子用户突破千万。这一年也被称作“中国创业元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响彻全国，很多创业者也将目光投向校园。
随着活跃于校园的产品越来越多，导致地推费用也随着校园经济的整体火爆局面而一路水涨船高。李天放举了个例子，课程格子在很早就想到去利用大学的“新生手册”，花钱买个广告页，在上面列举一份“开学必装App”的名单，顺便也能推广自己的产品。为此，课程课子曾迅速签下了几百所学校的新生手册。这个办法确实有效，但后来也很快被各个公司复制，导致“新生手册”的广告价位，仅仅过了两年，就从最早的2000元一页涨到现在五六千元、甚至一万元。
2014年6月，分期乐获得来自BAI、险峰华兴和经纬中国等投资方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也是在这个6月，在阿里巴巴工作了8年的狄玮杰从支付宝离职，创立北京奥特智科技有限公司。3个月后，他带领团队研发的大学生生活信息服务平台――“黑白校园”宣布正式上线。
“如果让我选择现在拥有一千万或者回到十几岁年轻的时候再来一次，我会选择后者，”狄玮杰1999年进入同济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谈及自己的大学生活，他笑着说除了学习基本都是宅在寝室“上网、打游戏、看片”。而狄玮杰的妻子，曾是浙江大学论坛自行车版的版主，骑车几乎玩遍了全国，而这件事也触动了狄，令他日后重新评估大学生活的价值所在。“黑白校园”的产品灵感，就在于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活动和服务信息，鼓励多尝试新的东西，过更丰富的生活。
2014年秋天，带着地推团队串联于全国各地高校的肖文杰，已经结识了一大批同样围绕校园经济做文章的创业者，这其中，1993年出生的上海大学学生孙高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宅米主要卖频次高的快消品。记得我自己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晚上饿得睡不着，宿舍楼封了没地方买，尤其是冬天，不想出寝室，学校晚上也要关门。”肖文杰不仅很看好宅米模式，更看好孙高峰本人。
“第一次见到孙高峰，他告诉我，自己一个礼拜没洗澡，一天可以从北京上海来回几趟。”肖文杰对《财经天下》记者评价说，孙高峰很能吃苦，在他身上展现出很高的执行力。
2013年2月，还在上海大学材料学专业读大二的孙高峰办理了休学，随后加入校园O2O电商平台――59store。2014年7月，孙高峰从59store离职创业。
孙高峰告诉记者，自己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所以从小便学着自己赚钱――儿时的他，过年时常跟着妈妈去卖鞭炮；上中学后去餐厅打过7块7一小时的钟点工，高中时代开过淘宝店卖网球拍；进入大学时代，孙高峰第一次尝试互联网创业是在大一，自学编程后做过一个返利网站，但结果并不成功……这样的成长历程其实注定了，孙是一个敢折腾、能折腾，同时又难获安全感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他内心，创业的梦想是如此根深蒂固。
决定自己另起炉灶时，孙高峰兜里一共剩下5000块钱，还欠了七八万元的债，在上海交通大学对面一间6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他开始孵化“宅米”，并四处寻找融资。
孙高峰曾经找过饿了么的创始人张旭豪聊自己的创业想法。张没给钱，却留下一句话，让孙高峰至今仍将他视为是对自己创业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我问他（张旭豪）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他说，明路要问你的团队。”得此建议后不久，孙高峰做了一件挺疯狂的事――他跑到上海交大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和信息学院的研究生宿舍楼，冲着一两百间寝室挨个敲门，见到有人开门，他就马上问对方：“同学，有兴趣一起创业吗？”
“很多次被别人当作是搞传销的给轰出来……”孙高峰也知道，自己是完全没有背景的草根创业，但他只能用这个方法拼一下。最终，孙高峰成功说服了5个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加入团队，大家挤在孙的小平房里埋头搞研发，累了倒头就睡。与此同时，孙高峰曾亲自扮成蜘蛛侠，开着小摩托车在校园里送货，招来很多学生围观拍照并传到网上，很快让整个上海交大都知道了宅米的存在。
2014年12月，分期乐宣布获得由DST领投的1亿美元B轮融资。
同月，宅米App上线，首先针对上海地区的大学校园推出以自营为主的“蜘蛛侠超市”，配以自建物流，承诺30分钟内送货上门，此后又将业务扩展至由宿舍楼长的“5分钟夜猫超市”。宅米很快就和孙高峰的前雇主59store成为竞争对手。
（2）
全国每年录取近700万大学生，同年龄段人口每年在1700万左右，大学生占据这一代人口数量的40%，“这40%的人多年来没有新的App和新的服务模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黑白校园CEO狄玮杰说，移动互联网正在扭转这种局面。如今，他手机上的600多个App中有100多个是与大学校园相关的产品，覆盖了校园社区、社交、O2O电商、物流快递、金融消费、学习工具等领域。
“如果平均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1500元，一年1.5万元，那么按全国有3000万高校在读学生算吧，那就是4500亿元。其中，3000亿元花在吃喝和日常生活用品，剩下的1500亿元，是除掉基本生活之外的生活消费。”校园经济的盘子到底有多大？狄玮杰给《财经天下》记者算了笔粗账，新一轮校园经济风起云涌，分食的其实就是后面这三分之一的市场――从零食到水果，从服装到化妆品，每个细分品类都有可能分去上百亿元的蛋糕，也不算小。此外，3C产品的消费和报名英语、驾校等各种培训课程，通常需要父母额外支付。
“本科有34%-40%会报考考研辅导班，另外调查显示几乎所有95后每年都会旅游一次，而媒体上有数据说，60%毕业生在毕业季花费大约是4000元……”狄玮杰说。
2015年春天，宅米调整战略，砍掉“”加盟模式，专注于推广寝室楼里的便利店。所有的货物由宅米统一采购，并负责配送到各寝室店长手中，由他们进行分销。
25岁的李鸿是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同时也是一位加盟宅米寝室便利店的“店长”。今年9月，《财经天下》记者参观了他的宿舍。
这是一个大约十几平方米的6人间。一进门右手边，便是李鸿的小写字台，桌面上放着他的电脑、书本、一些杂物和一个深蓝色的饼干盒――盒子里整整齐齐收纳着各种面值的零钞，共有一两百元，那是他用来给买东西的同学找零的钱。
李鸿住在下铺，床铺就是他的“仓储中心”――靠墙镶着一排置物架，现在上面摆满了薯片、方便面、松饼等各类零食和一沓粉红色的开学优惠宣传单。床头还放着另外一个装满了零食的大纸箱。睡觉前如果不把东西挪开一些的话，连脚都伸不直。即使是这样，李鸿每天睡觉还是免不了要与这些零售为伴，而且自己总是被挤到床边的位置。
李鸿是从今年4月开始经营宅米寝室便利店，一向热爱迈克尔・杰克逊舞蹈的李鸿，放弃了平时练舞的时间，每天下午一下课就回到寝室打理生意。整个交大校院内，人数最多时，一度有二十几个宅米店长，李鸿与其他店长划分了不同的业务区，他目前只负责自己所在寝室楼的3、7、9层，剩下一些楼层，则由另一个店长承包。
生意开张几个月后，李鸿也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学生下单的高峰期从每天下课后的7点到晚上11点，最忙的时候一分钟能接十几单。不熄灯不断网的时候李鸿会营业到深夜一点多，他自己配货、送货，学生很懒，李鸿往往是送货到寝室，甚至把东西送到其床铺。考虑到夏天学生们会喜欢喝冷饮，在室友的掩护下，他悄悄买了个冰箱放在阳台的角落里，“冰箱一千多块钱，三天就赚回来了”。
由于寝室空间有限，生意好的时候李鸿几乎每天都进货，最多的时候，拿货的品类会多到100多个。室友们不反对李鸿开店，李鸿总是对他们说“想吃什么就自己拿”，但室友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会付钱。
他拿出2015年4到7月的订单记录给记者看，其中饮料是卖出最多的，一共卖出了1300瓶1.5升装的农夫山泉矿泉水、927瓶可口可乐、650瓶雪碧、58瓶啤酒，此外他还卖出了340桶统一老坛酸菜方便面。这些产品都是学生买得最多的。大多数学生会在宅米网站上下单。
原先所有商品的价格由宅米来定，比如每桶方便面，寝室店长拿到的进货价是2.9元，卖出价是3.9元，从而可赚取1元差价。今年9月新学期上线的新版系统，则开始允许店长自己调价。比如在周末深夜时段，寝室里不熄灯又断网的时候，一桶方便面的价格有可能涨到4.5元。
除去同学直接到寝室用现金购物，李鸿平均每天通过宅米平台可接收大约90份订单，每日的营业额在700至1200元之间。直到放暑假停止营业时，减去最初的6000元成本，李鸿从寝室便利店生意中净赚约2.5万元，他把其中的一万五千元寄回给远在贵州家里的母亲。
和宅米主打售卖零食产品不同，肖文杰的分期乐商城里热销的，则全是各种电脑笔记本、智能手机一类“3C类大件”。
记者从分期乐网站苹果iPhone 6S手机的产品页面上看到，仅10月11日当天，购买该产品后发表的用户评论数，就高达一百多条。这款手机最低配置，以24个月分期、零首付的标准，其月供金额为268元（包括本金221元和47元的服务费）。换言之，学生为这部分期付款购买的手机，支付的利息高达21.27%。
五六千块钱的一部手机，平摊到24个月之后，就变成了大学生可以消费得起的一个数字。没错，这就是分期乐的生意奥秘所在。
“26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16岁就做这件事情的体验和心情是不一样的，年轻人不能等――这是年轻人的态度，他们的文化最不同的就是注重当下，接受享乐主义的现实消费。未来经济增长会向信用消费发展，而大学生则是未来消费的主力军。”BAI管理合伙人龙宇分析说，大学生的消费能力本来有限，但分期乐平台上的3C消费品和大学生消费得起的奢侈品，的确拥有很大的加价盈利空间。
分期乐除了主攻大学生分期消费，还提供一项名为“信用钱包”的功能，支持最高3000元的取现、校园一卡通充值以及理财等功能。
“大学生用户相对健康单纯，我们服务的同时也在培养他们诚实守信的习惯。”肖文杰告诉记者，他首创了一套风控和授信模式：一是物流面签，当面交易并认证质量；二是借助100多人的技术研发团队，根据交易数据和消费行为综合运算评估学生信用。如果是新用户就根据学校、专业、年级、地区、购物行为、浏览次数和点击次数等数据来完成分析和风控。在分期乐的平台上，目前大学生支付月供的逾期率为3%-4%，坏账率小于1%。
和银行办卡服务比起来，常在校园内高频宣传的分期乐离学生更近，银行填表办信用卡大概需要一个月，分期乐则是派业务员直接到寝室帮学生办理申请验证和证件上传流程。分期政策也灵活，有6种时长选择，最长分期可达到24个月，按月收取服务费，提前还款的还可免手续费。根据肖文杰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分期乐已经覆盖了除外的所有学校，涉及2000多学校的6000多校区，聚集了几百万学生用户。
狄玮杰回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上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泡各大论坛和上QQ聊天，有时候一天能登录论坛二十几次”。现在，例数国内仍然比较活跃的BBS产品已经不到20个，其中人人网从高校退潮，微信偏重熟人社交，微博上又鱼龙混杂。但狄玮杰坚信，BBS这种兼具信息和社交功能的产品，在大学生用户中，仍然有很大需求。
黑白校园定位于一个社区与社交结合的校园生活信息服务平台，用户不仅可以看到本校和同城的各类实用信息，还可以发帖灌水。
大学生们的生活有着很强的时间性――白天往来于教室、食堂或图书馆，心态偏理性；而晚上大都待在寝室、躺在床上，情绪更感性。他们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刷存在感，喜欢尝试新鲜好玩儿的东西，手机里经常摆弄三四十个App是很正常的事。
每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上7点之间，“黑白校园”的界面的背景色会从白色变成黑色，而用户的ID也会变成匿名状态，所发的帖子“黑白分明”――晚上看不到白天发的内容，白天也看不到晚上发的内容。
截至目前，黑白校园已经覆盖了全国2000所大学，用户注册量过百万。晚上内容集中度高于白天的两倍，而“男/女朋友”、“单身”、“睡”和“玩儿”似乎永远霸占着论坛的热词榜。图片社交是90后和00后最喜欢的社交方式，所以“自拍联盟”是一直很受欢迎的小组之一。当然，发自拍的大都是女生，男生们则喜欢围观、评论、点赞或打分。
狄玮杰知道，做社区要想盈利，光有趣不行，还要有用。在黑白校园清华大学的校内公告栏里，大多数是各类校园讲座、比赛和招聘信息，同城板块更多则是各个校外商家或组织举办的活动、展览、聚会、电影等信息，最受学生欢迎的是类似“枕头大战”之类的娱乐活动。
与此同时，狄玮杰希望黑白校园能成为企业触达学生的入口。在支付宝工作时，他曾负责校园品牌推广，那段经历让他体会到“企业愿意贴钱为学生服务，但一直没有办法很好地触达学生”。黑白校园现在每天超过300条合作企业的信息，狄玮杰觉得，未来可以通过广告和企业服务收费盈利，也会尝试与品牌合作卖适合大学生的产品。
（3）
作为分期乐和宅米的投资人，在BAI龙宇的眼中，曾在腾讯工作过6年的肖文杰并非校园创业达人，而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品经理，也是风格稳健的南派企业家，下盘扎实，在深圳低调地打磨自己的产品”；而说到宅米的CEO孙高峰，则是“火花四射一小只”，天天在团队里散布自己最喜欢的“海贼王”精神，领着整个团队不眠不休地打鸡血、跑马拉松、喊着口号往前冲。但这二人又有一个共同点：都有超强的执行力和地推能力。
创业之初，肖文杰在广州自己开车，跑了好几个月的地推和配送，“一天开四五百公里，绕着整个广州市转两圈”，其目的就是为了针对市场营销、物流以及风控等地面管理环节积累经验，从而梳理出一套有效的标准化运营流程。
此外，早在腾讯工作时，肖文杰就已经看明白一点――互联网10年变迁，很多公司死在广告费上。互联网金融行业要获取一个新的客户成本，也已经涨到几百元，而分期乐这样的产品，对应的是非常垂直的用户群体――大学生，也不可能从网上买到精准流量推广。因此，肖文杰从一开始就决定通过线下地推的办法进行市场推广，简单说就是自己发传单。
2014年上半年，肖文杰开始将在广州地区试验出的地推模式，迅速复制到全国，以广州、上海、重庆、武汉、北京为节点城市确立五个大区。经过一年努力，分期乐现在已经覆盖了全国2000多所高校，公司员工规模也迅速扩张到数千人之多。
1993年出生的宅米CEO孙高峰则是学生创业类型的代表。2015年4月宅米开始大规模扩张，那时团队成员还几乎都是学生。
孙高峰不否认自己经验有限，而弥补不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挖人。在这一点上，孙高峰显然已经胜绩累累。这一次，他将目光盯上了前阿里巴巴前首席架构师、大数据专家李智慧。
两人第一次约见是在上海交大旁的一家小面馆，孙高峰聊完自己的创业故事，便开始旁敲侧击地问当时已然年薪过百万元的李智慧：“你有没有野心？”“百万年薪能满足你的胃口吗？想不想干点更牛逼更有意思的事情？”此后，他便开始不断约李智慧吃饭、打桌球、聊创业。
成为朋友后，70后的李智慧终于向90后的孙高峰敞开心扉，说自己其实一直想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产品但苦于没有渠道，又担心独立创业的风险，孙高峰听完，立即表态自己也有相同的梦想，当下的创业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孙这样对李智慧描绘自己的超级梦想：“等有钱了，我想养一堆科学家，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和外来生物。”
在孙高峰的iPhone6手机里，一直保留着一款类似Siri的虚拟人工智能助理App，他告诉记者，那正是李智慧设计的产品。
“给我一次机会吧，用两年时间，我会让你实现财富自由并且成为一名人物，你能学会创业的各种技能。”经过五次深谈，孙高峰最终放下这句话，之后便望向李智慧，最终他成功收获了这名技术大牛，出任宅米的CTO。
“挖人是要精准定位，找到目标后迅速行动，像追女朋友一样。”孙高峰事后这样总结他的挖人秘籍。孙显然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创始人，他甚至向李智慧传授了自己初创技术团队时的那项绝活儿。于是，热血喷张的李智慧，后来一度经常晚上开着车和孙高峰一起去到腾讯上海分公司的办公楼下，见有人从楼里出来，就追上去问对方是不是腾讯的、在哪个部门工作。如果撞见的是一位工程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邀请对方：“我们有车，要不要载你一程，送你回家？”
在宅米位于上海的办公室里，墙上贴满了《海贼王》的人物海报。孙高峰的确很喜欢看《海贼王》，特别是喜欢其中的男主角路飞，“路飞就是只想把事情做好”，孙高峰觉得这种最单纯的心态，也是创业的初心。
在团队中，孙高峰也是像路飞一样的“船长”。宅米华北区经理赵云鹏对《财经天下》记者说，当初正是这个大他3岁的CEO用热情把自己“忽悠”入伙。
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爱穿印有“超级英雄”卡通人物T恤的哈尔滨男孩，2014年秋天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大一刚上到一半，在学校接触到宅米，甚至慕名专程跑去上海见了一次孙高峰。孙没有任何架子，两个90后“既聊梦想，也聊赚钱”。一番交流之后，原本计划边学习边积累工作经验的赵云鹏，更新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要想创业做好一件事，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大一学期结束，他就办理了休学，从此成为宅米的全职员工。
全民创业的热潮之下，大学生也成为被积极鼓励创业的对象。所以赵云鹏的休学行动也并没有显得太出格。
赵云鹏从“哈尔滨城市经理”的职位做起，今年4月升任为华北区经理，那时宅米的华北区只涉足北京和哈尔滨两个城市，赵云鹏带着一个8人的团队，主要任务是负责市场开拓，包括招聘城市经理、区域经理乃至校园寝室店长，以及策划校园推广。他和另一位城市经理、两个区域经理在昌平区合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生活和工作都在这54平方米大的空间里。到北京的第一天，赵云鹏的手机记录下他共打了581分钟电话，分别给公司总部、下属、合作商和应聘者等。那段时间，他每天的时间被打电话、跑学校、面试、谈合作这样的事情完全塞满，一个月后，宅米华北区团队已经增加到50人，覆盖城市数量达到15个。
而宅米团队的总规模，现在也已经扩大到350多人，其运营部门主管来自携程网，市场部主管是连续创业者，也是59store的创始人之一。最初的学生初创团队几乎全部被换血。
（4）
当初，还是肖文杰把孙高峰介绍给BAI的龙宇。但与龙宇第一次见面时，孙高峰竟然迟到了两个小时。刚坐下，因感觉抱歉，率性的孙高峰直接对龙宇说：“迟到这么久，你要砍价的话，我也不说什么了。”
“谁都缺乏经验，只要让他成长就行了，很少人能超越自己的成长阶段。”龙宇很欣赏孙高峰身上的“海贼王”作风，也信任他对校园生态的了解以及个人的执行力。宅米距今最近的两轮融资，BAI都有参与。
“我们愿意投资一个项目，并不因为它是为校园而做的，而是看产品本身是否做得好，在其服务校园阶段是否容易抵达用户，先成为校园里的一个优秀产品。以分期乐为例，未来它一定是服务全中国的年轻人的一款产品。”BAI龙宇对《财经天下》记者强调，在投资人眼中，其实是从关注“大消费”的角度，视校园经济为其中的一个用户子集。
过去一两年，围绕校园的创业案例纷纷“下注”的投资人，其野心绝非只限于校园市场，他们最大的期待，是这些校园产品有朝一日具备翻越高校围墙的可能性。
肖文杰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自己局限在校内大学生群体，理由很简单――因为“信用”数据会一生跟着用户走。“毕业生也是我们很想抓住的人，没有证据说明学生用户在毕业后信用会变得很差。”肖文杰透露，分期乐的技术团队现在已经在不断调整信用评估算法，2014年就曾尝试给一万个大四学生做了放宽（分期数）的测试，今年的用户测试数量则增到5万个，待算法优化被验证成功，明年则可能就全面放宽对大四学生的分期条件，以方便他们在离校之后，继续维持着使用分期乐平台购物的习惯。
有关跳出校园围墙的话题，狄玮杰答案是“一半一半”。他觉得黑白校园的社区板块将会留在校内，而生活服务信息平台则更像是一条“帮助学生跨跃校园高墙”的通道，两端连接着外部企业和校内的大学生人群。这个通道未来不仅可以横向拓展到各个服务领域，也可以跟随学生走到校外，为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后时代”人群提供服务。他以自己常去的水木清华为例――现在水木活跃的用户中，可能80%都不再是学生了，但很多人毕业后仍喜欢留在那里，像“辣妈羊毛党”这样的板块，因为能看到很多有用的动态消息和商品优惠信息，一直热闹非凡。
截至2015年9月末，上线仅10个月的宅米迅速覆盖了全国22个省市1900所学校共两万多栋寝室楼。孙高峰的目标是于年底前覆盖全国4000多所高校。至少到目前为止，孙高峰希望宅米还是要一直专注在寝室便利店的扩张和服务优化上，2016年以后再考虑如何将服务扩展到白领和居民社区。
尽管“校园电商+最后一米的物流”的模式，看起来今后还有机会拓展到学生之间的二手交易、代收快递、旅游甚至是社交等领域，但想要跳出校园，难度仍然很大。
虽经过三年的演变，但打开产品，出现在第一屏的内容，仍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课程表。与课程格子基础功能相近的同类产品中，以超级课程表为例，虽名为课程表，其首屏却早已被“社区”占领，用户需先进入“发现”板块，在次级页面才能找到课程表内容。
李天放对记者坦言，这是他在纠结了2014年整整一年、走了不少弯路之后，才将产品功能设计重新拉回到“一切从简”的思路上。
课程格子自2012年秋天上线，18个月后用户就顺利达到1000万人。截至今年3月，其注册用户数平稳达到1500万人，全国排名前300学校的用户，就占了总用户的一半。这本是一份看似很不错的成绩单，却让李天放和团队陷入迷茫――全国有2700万的在校本/专科学生，除去不常上课的大四学生，就算再拼一拼，把用户数最终做到2000万，但那也基本上就算是课程格子的天花板。换言之，这个产品如果不能突破“校园”概念，便注定无缘加入到那个让众多互联网创业者和投资人具备基本安全感的“上亿俱乐部”。
“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什么时候需要转型，这是创业中最难的决定。”此后，李天放也曾带着产品团队，不断试图开发和添加新的功能，以拓展增长点，他们尝试想过做社交、O2O电商以及在线教育，但效果均不理想。
进入2015年，李天放终于对课程表产品有了一个最终的判断：这是一个很好的刚需切入点，而缺点是没有拓展性，无法突破校园。课程格子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用的工具类产品，但课程表做好了不等于就可以去做送餐、送水果、分期、社团或兼职招聘等等所有与大学生相关的领域。
“我一直喜欢indie（独立而小众）的音乐、电影。就像《纪念碑谷》这样的游戏，它是一个作品，就像一幅画一样，不会有很多通关付费模式，也不会做成大型手游。课程格子最终也会是这样一个indie类型的产品。”现在，放下包袱的李天放，索性就做出一个好用、有价值的作品级的App，无偿贡献给大学生使用。课程格子已经打通教务系统的院校有1400所学校，李天放有意在产品后台运维设计上，力求“高效”到只用一个技术人员就足以维护与1000所学校的系统对接工作。
2015年起，课程格子开始通过在产品中植入一些精准广告而获得收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实现了公司账面自创业以来的首次盈亏平衡。由此，李天放为课程格子设定了下一个目标：在两年内成为一个每年赚到1000万美元收入的公司。
“现在互联网公司都只谈估值，不谈赚钱。在这个市场里想要拿到一亿美金估值其实挺容易，只要你会讲故事，但是真的想做到一年赚1000万美元，却不容易。”现在，课程格子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东北二环外一座商住两用写字楼中，团队规模保持在40多人，平均年纪只有26岁。已经31岁的李天放，平时仍喜欢穿牛仔裤和Cross的敞口布鞋，说着一口吐字清晰、不带美国口音也没有过度京味儿的普通话，虽不属于侃侃而谈之人，但思路清楚，对于已经想明白的事，态度也很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