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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对企业参与类群的影响
在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相继出现的阶段中，变迁的机制是和社会组织的某些类型或某些方面的替代联系在一起的。纵观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直到当下的知识社会的发展进程，企业制度随之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可以说，企业制度的演变直观上看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更多的是人类在一定场景下实践活动的延伸、演变。
18世纪的产业革命前，生产方式基本上以手工操作为主，手工作坊和家庭式工场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此时的所谓的企业制度结构是以劳动为主导地位来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18世纪的产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社会关系的变革。福特生产制与斯隆管理体制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制度的范式，极大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雇佣与控制，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结构的逻辑是资本、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围绕资本的多寡展开。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知识经济的到来，动摇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结构的根基。在这次新的变迁中，企业制度结构面临旧有制度的解构与新制度的重构过程。这势必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演进与重构，而非大地震般的解构与重建。在企业类群缓慢发生变化过程中，在互动关系发生微妙转化的过程中，企业制度结构逐渐重构。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循环往复的特性，也就是说，它们是由社会行动者一手塑成，但却持续不断地由他们一再创造出来。社会行动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创造社会实践的途径，来表现作为行动者自身;同时，行动者们还借助这些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再生产出使它们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资源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化，以互动过程中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作为基础，并由这些行动者不断地再生产出来。权力与局部利益的实现并不具有本质上的联系，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资源，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通过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社会系统里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灵活性。其前提是行动者或集合体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中，彼此之间例行化了的自主与依附关系，不过所有的依附形式都提供了某些资源，臣属者可以借助它们来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活动。因此，在考察制度中的支配结构时，不能把它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塑造出的像机器人一般活动的“驯服的身体”。
经济时代，知识资源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还逐步成为主要的劳动，知识作为关键的经济资源，逐步成为主要的资产，其经济价值正超过有形的资产。资本的可获得性变得相对容易，而知识的稀缺性日益突显，知识开始成为企业经营成功的关键性或战略性因素。工业社会是以操作知识的发展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则可能更加强调协调知识、从而协调者(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经营以及企业权力、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稀缺资源从资本转向知识，企业参与者类群发生了新变化。知识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相对作用的加强正使得权力的行使以及对成果分配的控制正在逐渐变成知识工作者的“专利”，新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调度依赖于创新企业内部成员的集体努力，其中个人的贡献很难与别人的贡献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创新企业通常具有团队的性质，知识参与类群在企业权利关系中地位的提高。
企业制度结构主要表现为不同参与者类群在企业经营中相对权力、利益关系特点的差异，可以从权力和利益两个维度来解构，企业制度的核心将以知识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从而要求以知识为核心来决定企业中的权利关系、利益关系。知识提供者逐步成为主要生产者，知识性劳动逐步成为人类的基本劳动形态，人才成为主要人才，知识要素所有者在知识型企业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知识生产者在企业权、利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二、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
社会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社会活动的实践操作方面，所有具备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在完成各种实践活动方面都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不是无关紧要的偶然之物，而是内在的组成部分。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短缺成为主要的基本的短缺，知识生产逐步成为基础性生产，知识产品逐步成为主要产品，知识创新逐步成为首要的创新，经济活动的竞争转向知识竞争。企业没有人可以拥有足够的信息，把企业所有其他成员的行为当作机器人一样程序化，所以，专家的专长成为企业内部的行政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组织内部行政权力的分散。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权力下放、决策分享变得越来越必要，利益分配模式也随之改变。
权力是指组织成员间相互的一种影响力，可分为决策权力、执行权力。其中形成的权力关系是指在一定时空延续中，成员因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在权力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表现为各类参与类群在企业权力系统、特别是在决策权力系统中相对地位的不同。因此，权力的作用旨在建立与维持秩序。
利益实现是指活动动机的满足。利益实现的方式包括预付成本的实现、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在利益关系上，这种区别主要与各类参与类群的利益实现方式有关。根据权力的掌握者和利益的分配中心，企业制度可为以下不同模式：资本逻辑的企业制度，劳动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逻辑的企业制度，综合逻辑的企业制度。知识经济带来了委托-关系的转变，促使企业制度结构从资本逻辑向知识逻辑演进。
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逻辑下，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中，作为最重要也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所有者在过程开始之初就拥有着选择过程运行的方向、组织过程的推进、处理过程的结果的各种权力。资本的控制权，规定着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权力关系及相对地位的确定。而作为人的经营者，只是利用其管理知识(或企业家才能)起到执行者和运营者的作用。
在这样的资本逻辑下，经营者与员工的委托-关系，是通过控制和命令来实现和维持的，而且都是“垂直”的，或者说是以层级结构为标志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所有者(此时为风险投资家)与经营者(此时为知识拥有者)的委托-关系中，由于知识正在逐步取代资本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作为知识拥有者的经营者在企业权力关系中地位迅速提高。作为风险投资家的资本所有者只拥有较小部分的股权，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知识拥有者的手中，资本所有者不仅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高风险，而且还不能对自己的资本拥有控制权，只是获取股息的收益权。
同样，作为拥有者的经营者与作为知识劳动者的员工的委托-关系，也逐渐转变为非强势的授权与被授权的委托-关系。企业管理从“以工作为本”演变为“以人为本”，正是体现了这样的转变。管理大师德鲁克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21世纪面临的管理难题是如何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劳动生产率。
可见，知识逻辑下的委托-关系是“平行”的，或者是以合作双赢的网络结构为标志的。
古典企业家是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的结合，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人力资本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当作成本投入，激励主要针对当财务资本与经营才能不能合二为一时，如何使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期望，降低委托成本。财务资本所有者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经理人员凭借经营能力也能取得一定的剩余索取权。针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契约是静态的、长期的，激励契约的实施必须依据一些法律上可以量化的财务指标。而在知识社会中，企业家是专业技术与经营才能的结合，财务收益最大化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实现知识资本的最大增值，知识资本所有者在与财务资本所有者的抗衡中，往往处于上风。虽然有外来风险资本注入，但企业家一般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营才能取得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自己经营企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委托问题不再重要。而对知识人的激励契约不能完全采用传统的财务指标，还必须考虑知识资本的规模、质量、发展、回报、生产率、稳定性等指标。新产生的价值以何种比例在提供知识的人和提供资本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对知识人的激励必须是普遍的、动态的，必须考虑到知识人的生命周期，故而同时是短期的。
传统激励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之上的。这种人性假设在知识社会中适应吗?知识人是不是一有机会就败德呢?如果败德，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另外，知识人那种一有机会就试图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特点在威廉姆森的契约人假设中没有涉及，而这对知识型企业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本逻辑下的委托-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人隐藏真实劳动行动的道德风险，例如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等。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主要是以利益刺激为主的激励相容政策。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复杂性的增加，大公司越来越依赖新型执行人员：职业经理人，他们一般因为其战略才能、技术知识和组织经验而成为组织的执行人员。因此，知识逻辑下的委托-关系的道德风险，主要是人隐藏真实知识劳动的道德风险，如企业核心知识的泄露与转卖，自身知识的隐藏与怠用等。这种道德风险，比较而言，其隐藏能力更明显，破坏性也更大。而解决这种道德风险，已不能简单利用利益刺激，而是以合作双赢的效用一致性激励来解决，从企业文化入手，促进企业与员工发展的共向性，利益的共享等。
由创新引起的一些新问题有着弱产权的形式及适时问题，表现为对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的确认，即经营管理者和企业技术骨干享有参与企业经营成果，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分配，这在实践中已有许多的尝试。如国内对承认和落实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大胆尝试，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有规范的股票期权(少数在境外上市的公司)，经营者持股计划，虚拟股票分红权，动态股权等。在现代西方企业制度结构变革的实践中，企业所有者采用使经营者和企业技术骨干拥有企业的股权、至少是分配权的方法，如最常见的股票升值权、虚拟股票期权、受限股票计划以及互换股票等。
因此，知识经济下，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均发生变化，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相对作用得到加强，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以知识的占有与应用及其效率为主，知识的分配逐步成为基本的分配方式。企业的制度结构随之发生改变，从“资本的逻辑”转向“知识的逻辑”，权力派生于知识(特别是协调知识与原创性知识)，利益(经营成果的分配)由知识的拥有者所控制。
三、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实例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一般包括H型结构、U型结构、M型结构等，它们都是基于传统经济模式形成的。随着知识经济模式的深化，当知识成了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后，特别是企业职员的特殊技能或特殊技术等隐性知识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时，相应的控制权和组织结构将发生相应的改变。传统企业的控制权集中于领导层，而拥有隐性知识的技术专家一般居于中间层，要使居于中间层的技术专家的隐性知识应用于实践或用于管理，就必须将隐性知识向管理层或操作层转移。但由于隐性知识在不同层次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转移的问题，所以，原有的层级结构就不适应现有实际了。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控制权分配给拥有隐性知识的人，这样就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为了使隐性知识所有者负责任地行使控制权，必须充分肯定隐性知识的价值，采取有效措施激励隐性知识持有人。企业控制权向隐性知识持有者分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企业组织扁平化及激励的特殊性正是由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特殊作用的隐性知识所决定的特有现象。隐性知识具有运用上的专属性，难以转移，有类似于资产专用性的特性，而且这种专用性更为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表现有二：一是除非通过学习，否则某一属体的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给另一属体;一是掌握某一隐性知识的属体转换方向去掌握另一类隐性知识，所付成本高昂。隐性知识没有定型化、结构化、编码化的形态，不但产权固化较难，而且难以计量和计价，其投入多少，是否被恰当的运用都很难界定，所以市场交易不易，以长期契约的方式运用更为经济有效。当然，隐性知识通过一系列活动也可以显性化，转化为显性知识，通过转化为显性知识参与市场交易，但这与在某一利益集团内共同使用隐性知识相比，是不经济的。同时，隐性知识在应用过程中，受主观性的影响非常大，成效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意识，不易对隐性知识的投入进行监督，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在现代企业中相对作用的加强使权力的行使及对剩余利益分配的控制正逐步转向知识的所有者，企业的制度结构从资本的逻辑正转变为知识的逻辑，权力和利益派生于知识和知识的所有者成为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
风险资本融资是一种分阶段融资方式，它从给创新项目提供种子奖金开始，以企业的首次公开上市或被大公司收购结束。在此过程中，创业投资者和创新企业家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剩余索取权、表决权、董事代表的权利和清算权可以组合成不同方式，具体根据创新企业的创新和开发阶段而定。企业权力的配置结果是：如果公司经营不佳，创业投资者将获得全部控制权。随着公司业绩的改进，企业家逐步得到一些控制权。如果公司业绩非常好，创业投资者就只保留剩余索取权，剩下的大部分控制权甚至清算权统统交给企业家。创业投资者拥有特定的解散企业的权利具有特殊的意义。
创业投资者通常对企业拥有控制性股权，并行使治理职能。如果创新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面临资金约束，虽然不可能将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不意味着他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创新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信息共享，创新企业聚集在硅谷一类的地区似乎不是偶然。硅谷模式是指构成聚集在一起的创新企业、各种中介机构，如创业投资者，其他职业服务提供者等共同发展的现象。
在硅谷模式中，不仅每个创新企业开发其模块产品，而且其信息加工活动(分析、开发、设计)也是模块式的，使每个创新项目免受外部干扰，使别的创新项目不会受到本模块产品内容变化的影响。因此，每个创新项目的模块产品在不损害现存系统完整性的条件下可以获得独立和持续的改进。由于多个企业从事同一模块产品的设计工作，创新性产品系统不需要事先集中设计而可以自行演化，免去了彻底偏离现存模块组合方式时所产生的压力。
在中国，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风险投资踊跃，以知识为核心的企业大量涌现，以知识为逻辑的企业制度初见端倪。
四、知识经济下企业制度结构化演进面临的新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以知识为逻辑的企业制度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企业内上下均有专家团队，专业知识成为权力基础，由专家仔细守护，每个专家团队慢慢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获得可以分享权威和权力的职务，企业从集权转变为分权。专业人员为组织贡献专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决策权。决策权的下放，伴随了一系列复杂性的产生，管理转变为协调众多专家所掌握和分享的权力以及现代化的团队如何负责的问题。每个权力下放的企业一定违反帕累托最优、传递性或者全域，每个可能性均带有一系列令人不快的组织问题，或组织设计必然涉及多种不愉快权衡替代。如违反帕累托最优时，对组织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作出自认为对组织最优的选择，但最终却是一个无人喜欢的结果。
其次，分权的结果，在组织中可能会引发帮派主义斗争。因为目标不同的团队之间、部门之间会发生冲突，造成组织中的资源浪费;丧失合作机会;每个部门或团队对其它团队或部门的行为作出自利的反应而导致不稳定。每个拥有决策权的人会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组织决策中效率低下或者不稳定。
再次，激励机制不易设计，对努力所创造的收益的分配，必然产生出不适当行为的激励，如果不是雇员行为不当，便是管理中“剩余”利润所有者行为不当，所有个人一直都会有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的卸责、欺骗或遵循自己偏好的激励。
总之，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必将引致企业制度的结构化演进，给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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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无形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的，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本。以技术、品牌、商誉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本具备了资本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远比有形资本强大的价值增值能力。无形资本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与有形资本有所不同，无形资本理论是对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1、无形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个别劳动时间，一般具有较高的价值（或价格）。大多数无形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高风险、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象特许经营权这样的无形资本，是“权利资本化”的结果，没有价值，但却有价格。从均衡价格理论来看，由于无形资本对企业有很高的效用强度，使其成为市场中一种稀缺的商品，因而有较高的市场价格。无形资本的创建，具有个别性生产的特点，不象一般商品那样可以成批重复生产，所以它的价值量应由个别生产者在个别生产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来决定。实践中，企业在创建无形资本中的各种耗费，很难完整准确的计量，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用无形资本可能带来的收益，确定无形资本的价格。
2、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造成其产权容易被侵害。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表现为，它可以被一个主体反复使用和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这使得无形资本被侵害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之无形资本存在方式的非实物性，造成产权主体对无形资本的独占能力弱化，因而无形资本的安全对法律有绝对的依赖性。
3、无形资本具有强大的增值功能。无形资本的增值能力源于它的强大的竞争功能和垄断能力。新技术可以数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品牌、商誉、特许经营权等经营用无形资本，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使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使企业垄断某种产品的某个细分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无形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资本增值方式，其价值可以在数量不扩张的情况不断地积累，这也是无形资本具有较高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形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发生有形磨损，有些无形资本反而可以自动增值。例如品牌资本，使用的次数越多，其知名度越大，价值越高。
4、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保证了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实现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是无形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即“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企业以有意识、有计划的有形资本的投入，催生和扩张无形资本，即所谓的“有中生无”。同时，企业应发挥无形资本的强大的增值功能，以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增值，提高资本利润率，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无中生有”。无形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多数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无形资本进行投资、出售、出租、特许经营，以实现其的价值或取得某种收益权。
二、无形资本理论呼唤企业制度的创新
1、无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工业化初期，以机器、设备、厂房为代表的有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支配地位。此时，企业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的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有限，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在生产经营中处于辅助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而残酷，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开始由生产环节转向产品开发环节和销售环节，技术、品牌等决定企业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无形资本，逐渐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进而取代有形资本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企业拥有无形资本的质和量，以及管理和经营无形资本的能力和水平。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物质资源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企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2、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当企业的发展主要靠有形资本的投入来实现时，企业的制度安排是以生产环节为重心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有形资本为主体，企业的组织结构以生产组织为主体，企业的产权制度以无形资本产权制度为主要内容，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以工人为主体，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对有形资本的管理为核心。当无形资本超越有形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要素之后，企业的制度安排则要围绕无形资本的开发和经营这两个重心来进行，这给企业制度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涉及上面提及的所有方面，这种变化过程就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
3、企业的制度创新，同时又促进了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活动使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从而使无形资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企业，正是那些无形资本的富有者和高水平的经营者，也毫无例外的是始终进行制度创新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改组，特别是近年来，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联合令人瞩目，企业无形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
4、无形资本理论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导向作用。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形资本的发展为这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形资本理论为这种创新指明了方向。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企业开发和运用无形资本的能力，应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目标。拥有世界第一品牌的可口可乐公司，其可口可乐品牌和配方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本，而且还在继续为可口可乐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润。比尔·盖茨创造的微软神话更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无形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有形资本无法比拟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是无形资本的时代，无形资本将把企业带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
1、制约国有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无形资本意识淡漠、认识落后，是导致无形资本理论和实践低水平的主观原因。认识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无形资本存在意识淡漠。由于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不易被人的感官感觉和把握，而且企业对无形资本的管理和运营也不太熟悉，这些往往使企业忽视无形资本的存在，甚至对其流失也视而不见。第二，无形资本的生产要素意识淡漠。在传统的观念里，企业的生产要素仅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土地和有形资本，而忽视了无形资本，更不能认识到无形资本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在企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对无形资本的功能认识还不到位。虽然企业对技术开发、品牌培育等的重要性的认识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大多数企业还认为，技术开发和广告等的投入是企业的费用而不是投资，说明企业对无形资本的认识还有差距。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都在影响着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强化了这种不利影响，使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国有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普遍仍带有明显的“生产型”特征，还没有质的改变，势必会限制企业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化倾向，使从事无形资本开发和经营的企业人力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结果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第三，国有企业人才的流动和使用，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离“市场化”的距离还很远。在人力资本的选用和开发上，用行政手段是代替市场选择的做法是低效率的。第四，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份公司以无形资本方式的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否则工商部门将不予注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无形资本的核算范围、入帐价值的确认方法以及费用摊销方法等，导致无形资本帐内无价或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类似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障碍。第五，对国有无形资本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以及在兼并等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不计算或低估国有无形资本价值的情况；国有企业的技术诀窍流失、专利技术被侵权、商业秘密泄露、名牌商标被假冒等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国有无形资本大量流失。第六，国有企业无形资本的投资水平不高。一方面是不舍得投资，不敢冒风险。一方面是投资效率不高。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之争，中标企业花费的巨额广告费用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投机性，没有和企业有形资本的生产经营很好地结合，巨额投资开发出的是“泡沫”无形资本。
2、通过企业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操作平台。首先，要改革无形资本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主体、明晰权责边界，保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实现无形资本优化配置和使用的一般条件；反映无形资本特点，保证无形资本的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殊条件。国有企业中建立的“法人财产制度”，为明晰国有资本的产权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逐步取消对包括无形资本在内的国有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具体来说：一，除了与企业无法分离的无形资本（如商誉）和企业无法完全控制的无形资本（如供销网络），应允许可交易的无形资本进入资本市场；二，对于产权可以自然人化的无形资本（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不应片面强调其国有化或法人化，应鼓励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的结构中存在自然人产权，并赋予其与国有产权和法人产权平等的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可以避免非自然人产权带来的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三，应在法律的层次上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有无形资本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上的责任。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无形资本产权模糊、产权主体错位和产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将会改变国有企业中无形资本开发无动力、经营无活力、负责无能力的状况。
其次，要建立企业人力资本制度。如果说有形资本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的话，那么无形资本的发展壮大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是人，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却具有资本的功能。建立人力资本制度就是要承认他们的资本所有者地位，他们进入企业就是以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虽然他们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是应该拥有产权。相应的，他们的收益应该是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企业的股份构成中设立人力资本股，其产权属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并适当限制其转让或上市交易，以此作为企业人才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的基础。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在企业中建立人力资本股制度的代表，袁隆平院士拥有该公司的250万股份，占公司股本的5%，这250万股就是袁隆平院士人力资本投资，体现的是他所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袁隆平”品牌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人力资本股制度比经营者年薪制更科学、更规范、更到位，因为它把分配制度完全纳入到股份制度中去了。
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的引入制度和开发制度。就引入制度而言，一，国有企业应打破地区和部门的条条框框，打破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依托人才市场而不拘一格引入人力资本。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当然有权力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但选择的对象应该是市场中形成的企业家，而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人员；二，以人力资本股制度的建立为龙头，确立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创造吸引人力资本的企业制度环境；三，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功能创造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舞台；四，与引入制度相配合，建立相应有退出制度，保证人力资本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就开发制度而言，企业对人力资本开发要舍得投资，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回避制度。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要企业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得到的将是长远的利益。企业可以依托院校培训和市场实践为企业开发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的引入和开发结合起来。
第三，要加强企业的无形资本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企业无形资本的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好比是企业的“两翼”，缺少任何一个会失衡，只有“两翼”丰满，富有力量，协调一致，企业才能展翅高飞。就技术开发而言，第一种模式是设立企业的研究所或研究院。其优点是技术的可转化性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第二种模式是与国内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联合，把技术开发交给他们去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精简机构，转移开发风险，缺点是开发周期长，技术的适用性差。第三种模式是完全通过技术市场购买企业所需技术。引进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好的技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中，我们提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开发，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以避免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我们主张企业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同时，又有利于提高技术的转化率。从宏观上讲，国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就企业营销用无形资本（如品牌、商誉、供销网络等）的开发和经营而言，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但应配备具备创新能力的专门人员负责。由于这些无形资本一般存在于企业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中，所以协调企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加强企业的开发组织和营销组织，并不是否认生产组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造加工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同企业之间不会有太大差异，因生产水平上的差异而形成企业在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已。
第四，要调整无形资本的管理制度和经营制度。无形资本的管理是无形资本经营的基础，主要涉及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和安全管理。就价值管理而言，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而且价值量难以准确计量，给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价值评估和财务核算是无形资本价值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具体制度应以企业无形资本的完整、合理和及时地计量为原则。现行的无形资本核算制度和注册制度应予以调整，解除其对企业进行无形资本价值管理和引入无形资本投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应特别注意对无形资本的效益进行监控，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设立反映无形资本效益的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企业的效益指标体系中去，这是企业配置和使用无形资本的依据。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完全不同于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盗、防火等，是防止有形事故的发生，而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侵权、防损害、防泄密等，其难度更大，对人才、制度的要求更高，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
无形资本经营是发挥其增值功能的关键。在国有无形资本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转让、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无形资本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特点，实现无形资本本身的价值和价值增值。充分认识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相互促动的关系和无形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用企业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的生产和经营，实现企业资本的迅速增值。以无形资本为纽带，进行企业间的兼并联合，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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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51－05
一、制度化管理的西方历史现实
1.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制度化管理
在资本主义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实践能力的限制，人类的认识被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里，认识的内容充满了想像和对以往经验的肯定。那个时候的权威关系主要依靠习惯和信念以及对神灵的崇拜、信仰来维持。这种权威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较为强烈的，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却是脆弱的，因为其权威得以建立的基础是脆弱的。建立在感情和信念基础之上的权威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会充满不确定性从而变得不可控制。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捍卫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1]人类的理性发挥了从来没有过的作用，展示了从未展示过的力量，这时的权威形式也就随着成为包含理性成分的权威。科学、理性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人类行为前所未有的统一于某些共同的制度规范。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物质生产到经济和政治生活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无不深深打上了科学理性崇拜的烙印，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制度权威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旧的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采用新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资本主义经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工厂管理必须服从技术的客观要求，从而促使制度化管理成为工厂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选择。
资本逻辑的支配是西方企业制度形成、发展、成熟的基本力量，也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基础。资本作为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通过产权形式在企业制度中体现自身，借助契约形式整合其它要素，通过财产保值增值要求支配企业全过程。资本逻辑是说资本不仅仅代表了有价值的物品，而且代表了物品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不仅代表了物品或财产的权利，而且代表了财产保值、增值的内在要求；不仅意味着符合财产保值、增值的要素组合、经济活动本身，而且意味着相应的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不仅意味着既定的、单一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而且意味着变化着的、运动中的社会关系和支配规则。简单地说，资本运动的逻辑支配企业运动，强调企业建立在财产制度基础上，企业决策服从资本保值增值的要求，决策权按照财产权利构成行使，企业制度由财产权利的构成和逻辑决定，企业的经营、扩张、发展、投资、兼并都以资本增值保值的要求为转移。[2]
资本逻辑支配下，资本要素在经济活动，企业运转中发挥支配作用。管理过程中应该以理性的制度权威作为各种管理方法、手段、过程的核心。与信仰、感情、经验基础之上的传统权威相比，理性的制度权威使组织摆脱了的随机、易变、主观、偏见的影响，具有比传统组织优越得多的精确性、连续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制度化管理更符合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作为经济体的企业的追求。
2．制度化管理随工业革命出现
制度化管理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制度化管理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展的产物。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处于手工劳动阶段，技术水平低，交通、通讯不便，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成本高、有效性低，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一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规模小，结构简单。因此，那时的管理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判断和直观基础上的传统经验管理。
工业革命后，机器劳动取代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飞跃发展，新的经济组织――工厂制度普遍建立，组织规模扩大，内部结构复杂。组织运作所要求的连续性、规范性、精确性使管理难度空前增大，管理成本人为上升，大量工厂的经营不善和破产倒闭使传统的经验管理遇到了挑战，改进管理降低组织活动的成本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以小瓦特、欧文、亚当•斯密、巴贝奇等人为代表，人们开始真正重视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从此生产计划、技术和劳动分下、设备的合理使用、劳资关系等成为管理者的研究专题，管理思想从经验直觉进入了较系统的研究。但在此之后，尽管工厂制度及其管理经验从英国推广到其他国家，但由于缺乏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动力，因此管理理论没有大的进展。这种情况直到美国铁路企业出现后才开始改变。
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铁路管理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如协调困难，发生事故，运输成本高等等，面对这些严峻挑战的是大批新型的支薪经理人员。他们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在1841年10月5日的一次铁路事故后，乔治•W•惠斯勒为西部线设计了现代化的分工仔细的内部组织结构，从而使西部线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以职业经理通过严密的管理系统而经营的现代企业；1846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本杰明•拉特岁布经过对财务会计理论和铁路管理精确性的精心研究，将财务活动从铁路作业活动中独立出来，首次提出了记录铁路运营的款项并编制日报表、月报表以便考核的制度；1852年就任宾夕法尼亚铁路总经理的J．汤姆森以明确中央管理机构、区段管理机构中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为重点，形成了一套分权的、权力机构与职能部门分设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后来M型组织结构的雏形。于是分工严密、结构合理、协调控制的铁路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逐渐形成，而与之相适应的近代财务会计、统计制度的基本方法也在50～6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
究其根本来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条件，生产过程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制度规范，因为这时的生产过程中的制度规范是以经验方式获取，并以传统和惯例的方式来保留和延续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机器化大生产在给生产方式带来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工厂的制度和管理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人们考虑问题的重点已经转到厂商内部的各种问题中。如加工过程、设备排列、场地布置、生产技术、刺激制度，以及其他等等。”[3]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关系达到了空前精细和严密的程度，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规范性要求变得空前严格。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个人权威已经开始让位于制度权威。从19世纪末的泰罗制，到20世纪初期出现的法约尔等人创立的管理组织制度，再到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管理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制度，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制度规范的严格性及其权威性。
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变革中，工厂里的技术对各种活动和关系的结构起了重大作用。从手工技术到机械技术，因为蒸汽动力的应用，效率更高的技术不断出现。类似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流水技术，可以以较低的单位成本生产出大量的标准化产品。由于产品的生产流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操作过程，因而产生了不同的部门。随着部门数目的增加，就需要设立管理部门来协调各道工序的工作。结果是产生了等级组织结构，而且建立起了更高的管理层和更为详尽的程序和系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组织内的各种努力协同起来。[4]从根本上讲，技术影响了组织的结构。早期的“批量”生产方法并不那么要求正式的程式，但是，由于蒸汽动力的应用，产生了新的工厂技术――流水式生产，这种技术要求组织在设计上要具有更为正式的程式。使用蒸汽机车的铁路开始了运输革命；电报和越洋电缆则引起了通讯革命。这些力量的综合，创造了大型组织的成长。企业的成长产生了一种需要，就是通过制度化规范以便于协调和控制。在大规模生产中，为达到产品的低成本和标准化的每个细节，制度是必需的，制度化管理成为对大型企业成长的反应。
二、制度化管理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1. 现代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管理制度
现代工商企业是从19世纪后半叶在美国开始兴起的。当时美国的食品加工、烟草、冶炼、石油、机器制造和运输设备等工业，由于大批量生产技术的采用，企业开始向前结合产品分配和销售活动，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同时，为了确保原材料等投入的稳定供应，又进行后向结合，建立自己的原料采购与生产组织。当这个过程完成后，企业制度便实现了从传统工厂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变迁。现代工商企业正是“把大规模生产过程和大规模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而形成的”。在现代工商企业产生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管理制度的产生。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在这几十年里，美国经历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革命性的改变。一方面，随着无烟煤和蒸汽动力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大量采用，铁路的兴起以及电报和电话网的建立，为大规模生产和分配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及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铁路庞大的规模和系统性，要求对车辆和货物进行及时调度。因而，在美国经济中率先建立了多职能的、拥有多层级经理的企业组织，并率先发展了直线参谋制的组织管理原则。
生产上，蒸汽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使制造一件产品的几乎全部过程被集中到一家工厂之内（即所谓的内部化），少量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大量的产品。而科学管理运动在工厂管理中的推广，使技术带来的“速度经济性”得以发挥。分配上，铁路和电报所创立的新型物流和信息流通方式，改变了商业形态。独立的批发商取代了实行佣金制的商，百货公司、邮购商和连锁商店等零售商蚕食了传统小商店的份额，进而又侵蚀着批发商的势力范围。新兴商业形态的优势在于所售商品的低价，而低价来自商品库存的快速周转。大规模分配由此兴起。在独立的销售商无法吸收大量生产所带来的高额通过量的产业中，制造商不得不实行横向结合。例如在肉食加工企业中，领先的企业如阿穆尔和斯威夫特，由于要将西部的牛肉销往东部的城市市场，因此必须建立庞大的冷库和冷藏运输的网络。这样，就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联合。当大量生产与大量分配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时，现代工商企业就诞生了。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现代工商企业的诞生是因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的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能增加资本金的竞争能力；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体制取代了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由领薪经理所管理的企业，已取代了传统的家族小公司而成为管理生产和分配的主要工具”。[5]管理上的“看得见的手”已取代了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
现代工商企业是通过垂直和水平结合成长起来的。垂直结合的企业一般是采用连续批量作业技术的企业以及产品要求特殊分配和销售服务的企业。进行水平结合的企业大多是规模较小、家族或个人拥有的企业。这些企业为了控制产量，抬高价格，实行合并或兼并。但这些企业很快就发现，为了使合并后的企业继续成长，必须进一步向上游和下游行业实行垂直结合。因此，垂直结合才是现代企业形成的最基本的途径。
垂直结合并不单纯是企业的一种竞争策略行为，其实是一种制度创新。现代工商企业能够将一部分由市场组织的社会分工转变为企业内部分工，克服了因采用新技术或生产新产品引起的市场失效。由于垂直结合，现代工商企业内部分工的范围已包括原料生产与采购，零部件加工生产，产品生产以及分配与销售。为了保证企业的长期发展，还需要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进行长期规划。现代工商企业因此需要对企业管理的体制与方法进行改革，这就导致其层级管理的形成、发展与成熟。层级管理制度确定了现代工商企业内部决策与日常管理之间的分工，使得企业能够以更大的规模、能力和更高的效率管理和协调内部日趋复杂的分工与交易。
2. 制度化管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1）组织方面。工业革命使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生产制度，同时带来很多家庭生产中从未遇到过的管理问题。如何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是许多管理实践者面临的难题。麦卡勒姆将制度化管理带入了铁路经营，他认为，良好的管理要以严格的纪律、具体和详细的职务说明、经常准确地报告任务完成情况、根据成绩确定工资和提升、明确规定上下级权力层次以及在整个组织结构中贯彻个人责任和下级对上级报告的责任等为基础的。他以正式的组织图规定了权力和责任的层次、各个业务部门的劳动分工以及报告和控制的通讯联络线。对麦卡勒姆的做法的仿效，促使美国第一流的大企业实现了制度化。追根到底，正如亨利•普尔所言，没有其他任何方法能使这样一部巨大的机器安全而成功地运转，只有通过秩序、制度和纪律才能做到。制度化管理的复兴是企业成长的需要，通过建立规章、建立标准和程序，制度化管理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钢铁巨人。[5]
（2）人事方面。工厂制度兴起之后，很多管理者注意到，生产效率低下的起因大概是怠工或者故意限制产量。规章制度可能改进工厂的经营，但必须同时提供一种激励，以取得工人的合作，刺激他们对增产的需要做出反应。建立某种根据劳动表现付酬的制度，也就是工资激励和计件工资制是制度化管理人事问题的标志。法国经济学家A•R•J•杜尔哥提出一套有关利润分红的建议，查尔斯•巴比奇也大力提倡这种做法。亨利•R•汤在此基础上，提议工资等级的工资制度方法，为每一个工作单元或部门确定成本和生产定额，根据表现返还赢利。弗雷德里克•A•哈尔西则批评了利润分红和个人计件制的缺点，提出“支付劳工奖金计划”，认为激励应当建立在过去产量记录的基础上，加上确保最低数量的工资，再加上对超额工作的奖励。弗雷德里克•温•泰罗提出了一种计件工资制度，作为部分解决劳动力问题的进一步措施。为了实现预想目标，制度化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从那以后，制度化管理运动更加稳步地发展起来。
在工业化革命中的企业生产实践中，制度化管理能够从组织、人事等方面提高效率主要是因为：
第一，制度化管理塑造组织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当公司和其它工业开始成长的时候，也面临着管理大型组织的难题。它们需要制定获取人员、材料、设备和资本的计划；需要通过劳动分工、委派权力、分配责任以及将生产活动组织成为部门，以组织这些资源；需要通过提供激励、协调人际关系、在组织内部提供通讯手段，以领导和协调人的努力；需要通过衡量表现、比较实际结果与计划、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以实现协调和控制。只有将技术、材料、人力、资本等因素和生产过程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制度化管理能够有效地组织这些资源，使企业的相关活动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从而使企业的资源契合了组织生产的需要，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第二，制度框架使大规模生产有可能，而且更有秩序。大规模的生产需要最有效的制度，为达到产品的低成本和标准化的每个细节，都需要这种制度。制度意味着建立规章、建立标准和程序，以掌握生产车间中增长的活动总量。制度化管理还包括建立工具的标准、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通过选择工艺和制定时间表来协调工作流程、工资的激励、成本核算、确定岗位职责，以及妥善处理诸如怠工之类的劳动力问题等等。通过规章制度，大规模生产井然有序，促使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第三，制度化管理把人事和组织有效融合。规章制度不仅有效地使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而且为了实现生产目的，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使人能够按照制度要求配合组织安排，成为组织机器上的零件。这种融合才真正发挥了制度化管理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功效，促进了大型组织的成长。
三、制度化管理与科学理性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交通、通讯条件改善，资本冲垮旧有的社会纽带，社会关系世界性的流通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革后，脱离传统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的力量、个性解放的力量和社会流动性增强突破了传统社会管理中起支配和约束作用的以等级、身份为基础的，建立在传统的权威、魅力型权威基础上的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以个人私欲为动力，以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契约规则、自由竞争逻辑为基本规范，以资本运动的逻辑为支配力量，又受制约于技术内在规定性约束，逐步萌生和发展出一套以形式化、制度化为特征的管理体系。
组织的理性是因为组织有着自身的价值尺度，它有着稳定的目标，这种目标又可以使组织取得最大的效能。理性不仅为组织提供目标的选择，而且也提供了目标选择的工具。组织借助于理性而建立，以理性为媒介对组织成员进行沟通，从而使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目标达成认同的结果。[6]组织具体明确的目标可以为相应的行为提供明确标准，使行动具体化，规范行为，并且对设计组织结构有指导作用。结构形式化、角色形式化可以准确、清晰、系统地解释控制行为的规范，描述在该结构中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岗位标准化、规范化、形式化使行为变得更确定，成为形式化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经典论述，明确指出建立在“法理的权威”基础上的科层制组织在精确性、稳定性、连续性、可靠性方面优于历史上任何组织类型，确立了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的地位。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以来形成并逐步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科学信念，使得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成为西方管理最突出的方法特征。从泰罗的时间动作研究、计件工资制，到今天林林总总各种管理方法体系，无不强调标准、规范、程序、职能这样一些外在于个人的，形式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方法和手段。这跟动不动强调积极性、情感、态度、表现、思想这样一些难以标准化、规范化的更富有个性色彩的因素形成鲜明的对比。
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把组织锤炼成为一个实现既定目标的高度理性化的结构性工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理性面，使个体的行为成为组织机器的一个部件，大幅度的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效用，成为成功且有效的管理手段体系。可以说把形式化、制度化的作用，把组织理性层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制度是让组织管理得以进步的理性工具，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和制度权威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管理不断进步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规则是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被发现以至占据支配性地位。在组织中，成文的规则往往被作为直接的管理监督的替代物而使用。这种替代具有节省管理精力、将由于区分地位而导致的功能性失调的后果最小化的优点，并且这种做法避免了涉及利益冲突的直接对抗（Gouldner，1954；Crozier，1964）。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认为，只有让管理者对组织作有效的计划，以此为根据明确组织的发展目标，并预见到组织发展未来的方向，这样才能算是高效的管理。而要建立高效的组织，就必须理顺组织内部成员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明确组织中各成员的角色职责，并以制度和规范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四、总 结
工业革命前，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集中阐述生产的两个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后来又承认资本为投入的要素。亚当•斯密把企业家作为一个要素进行过论述。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则是第一个明确承认生产有第四个要素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管理作为资本、土地、劳动力之外的第四要素是使组织发挥最高效率的关键。
伴随工业化革命的是技术和文化的革命，手工技术到机械技术驱动了大型企业的成长，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制度化管理的构建是企业在追求效率、效用时解决技术、材料、组织职能和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组织问题和方法问题，以及促进、发展、激励和控制人的行为的人事问题等工厂制度和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组织基础（要素）尤其是技术、人、环境等因素发生变革时，职能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制度化管理是组织理性的极致表现，制度化管理的实行有利于企业解决面临的组织难题，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从工业革命前到工业革命的管理，再到科学管理，现代管理，整个西方管理史以及西方的社会经济史、企业发展史表明，管理的科学化、理性化是管理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制度化管理是组织理性的表现，组织的制度化本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组织的管理水平。就制度化而言，制度权威的程度如何，是衡量制度化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中的企业管理制度化某种意义上是对理想的科层制的追求。但科层制本身纯粹是一个排除了不确定性的封闭的理性模型。这个模型将组织视为精密仪器，它对人的假设是排除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因素，把人当成了科层制这个大机器上的零部件，完全剥离了人性。但人有别于物的特性决定了“人的关系”不可能被置换为“物的关系”。而且个体的需要、情感、价值追求即使在理想的组织中也不可能全部获得充分满足，个人的完整人格必然兼具组织人格和个人人格。理想的制度化忽略了人的某些特性、需求，所以管理制度化必然存在限度。从组织目标来看，在追求的效率前提之下，也应当在组织发展中考虑到对人的发展的平衡，制度化的限度不仅是必然，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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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ized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Zhou Yan，Ge Jianhua
篇4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篇5
无形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的，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本。以技术、品牌、商誉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本具备了资本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远比有形资本强大的价值增值能力。无形资本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与有形资本有所不同，无形资本理论是对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1、无形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个别劳动时间，一般具有较高的价值（或价格）。大多数无形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高风险、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象特许经营权这样的无形资本，是“权利资本化”的结果，没有价值，但却有价格。从均衡价格理论来看，由于无形资本对企业有很高的效用强度，使其成为市场中一种稀缺的商品，因而有较高的市场价格。无形资本的创建，具有个别性生产的特点，不象一般商品那样可以成批重复生产，所以它的价值量应由个别生产者在个别生产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来决定。实践中，企业在创建无形资本中的各种耗费，很难完整准确的计量，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用无形资本可能带来的收益，确定无形资本的价格。
2、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造成其产权容易被侵害。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表现为，它可以被一个主体反复使用和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这使得无形资本被侵害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之无形资本存在方式的非实物性，造成产权主体对无形资本的独占能力弱化，因而无形资本的安全对法律有绝对的依赖性。
3、无形资本具有强大的增值功能。无形资本的增值能力源于它的强大的竞争功能和垄断能力。新技术可以数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品牌、商誉、特许经营权等经营用无形资本，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使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使企业垄断某种产品的某个细分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无形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资本增值方式，其价值可以在数量不扩张的情况不断地积累，这也是无形资本具有较高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形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发生有形磨损，有些无形资本反而可以自动增值。例如品牌资本，使用的次数越多，其知名度越大，价值越高。
4、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保证了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实现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是无形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即“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企业以有意识、有计划的有形资本的投入，催生和扩张无形资本，即所谓的“有中生无”。同时，企业应发挥无形资本的强大的增值功能，以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增值，提高资本利润率，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无中生有”。无形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多数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无形资本进行投资、出售、出租、特许经营，以实现其的价值或取得某种收益权。
二、无形资本理论呼唤企业制度的创新
1、无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工业化初期，以机器、设备、厂房为代表的有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支配地位。此时，企业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的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有限，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在生产经营中处于辅助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而残酷，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开始由生产环节转向产品开发环节和销售环节，技术、品牌等决定企业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无形资本，逐渐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进而取代有形资本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企业拥有无形资本的质和量，以及管理和经营无形资本的能力和水平。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物质资源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企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2、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当企业的发展主要靠有形资本的投入来实现时，企业的制度安排是以生产环节为重心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有形资本为主体，企业的组织结构以生产组织为主体，企业的产权制度以无形资本产权制度为主要内容，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以工人为主体，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对有形资本的管理为核心。当无形资本超越有形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要素之后，企业的制度安排则要围绕无形资本的开发和经营这两个重心来进行，这给企业制度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涉及上面提及的所有方面，这种变化过程就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
3、企业的制度创新，同时又促进了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活动使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从而使无形资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企业，正是那些无形资本的富有者和高水平的经营者，也毫无例外的是始终进行制度创新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改组，特别是近年来，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联合令人瞩目，企业无形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
4、无形资本理论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导向作用。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形资本的发展为这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形资本理论为这种创新指明了方向。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企业开发和运用无形资本的能力，应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目标。拥有世界第一品牌的可口可乐公司，其可口可乐品牌和配方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本，而且还在继续为可口可乐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润。比尔·盖茨创造的微软神话更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无形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有形资本无法比拟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是无形资本的时代，无形资本将把企业带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
1、制约国有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无形资本意识淡漠、认识落后，是导致无形资本理论和实践低水平的主观原因。认识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无形资本存在意识淡漠。由于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不易被人的感官感觉和把握，而且企业对无形资本的管理和运营也不太熟悉，这些往往使企业
忽视无形资本的存在，甚至对其流失也视而不见。第二，无形资本的生产要素意识淡漠。在传统的观念里，企业的生产要素仅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土地和有形资本，而忽视了无形资本，更不能认识到无形资本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在企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对无形资本的功能认识还不到位。虽然企业对技术开发、品牌培育等的重要性的认识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大多数企业还认为，技术开发和广告等的投入是企业的费用而不是投资，说明企业对无形资本的认识还有差距。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都在影响着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强化了这种不利影响，使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国有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普遍仍带有明显的“生产型”特征，还没有质的改变，势必会限制企业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化倾向，使从事无形资本开发和经营的企业人力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结果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第三，国有企业人才的流动和使用，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离“市场化”的距离还很远。在人力资本的选用和开发上，用行政手段是代替市场选择的做法是低效率的。第四，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份公司以无形资本方式的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否则工商部门将不予注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无形资本的核算范围、入帐价值的确认方法以及费用摊销方法等，导致无形资本帐内无价或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类似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障碍。第五，对国有无形资本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以及在兼并等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不计算或低估国有无形资本价值的情况；国有企业的技术诀窍流失、专利技术被侵权、商业秘密泄露、名牌商标被假冒等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国有无形资本大量流失。第六，国有企业无形资本的投资水平不高。一方面是不舍得投资，不敢冒风险。一方面是投资效率不高。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之争，中标企业花费的巨额广告费用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投机性，没有和企业有形资本的生产经营很好地结合，巨额投资开发出的是“泡沫”无形资本。
2、通过企业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操作平台。首先，要改革无形资本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主体、明晰权责边界，保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实现无形资本优化配置和使用的一般条件；反映无形资本特点，保证无形资本的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殊条件。国有企业中建立的“法人财产制度”，为明晰国有资本的产权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逐步取消对包括无形资本在内的国有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具体来说：一，除了与企业无法分离的无形资本（如商誉）和企业无法完全控制的无形资本（如供销网络），应允许可交易的无形资本进入资本市场；二，对于产权可以自然人化的无形资本（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不应片面强调其国有化或法人化，应鼓励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的结构中存在自然人产权，并赋予其与国有产权和法人产权平等的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可以避免非自然人产权带来的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三，应在法律的层次上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有无形资本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上的责任。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无形资本产权模糊、产权主体错位和产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将会改变国有企业中无形资本开发无动力、经营无活力、负责无能力的状况。
其次，要建立企业人力资本制度。如果说有形资本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的话，那么无形资本的发展壮大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是人，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却具有资本的功能。建立人力资本制度就是要承认他们的资本所有者地位，他们进入企业就是以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虽然他们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是应该拥有产权。相应的，他们的收益应该是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企业的股份构成中设立人力资本股，其产权属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并适当限制其转让或上市交易，以此作为企业人才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的基础。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在企业中建立人力资本股制度的代表，袁隆平院士拥有该公司的250万股份，占公司股本的5%，这250万股就是袁隆平院士人力资本投资，体现的是他所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袁隆平”品牌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人力资本股制度比经营者年薪制更科学、更规范、更到位，因为它把分配制度完全纳入到股份制度中去了。
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的引入制度和开发制度。就引入制度而言，一，国有企业应打破地区和部门的条条框框，打破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依托人才市场而不拘一格引入人力资本。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当然有权力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但选择的对象应该是市场中形成的企业家，而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人员；二，以人力资本股制度的建立为龙头，确立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创造吸引人力资本的企业制度环境；三，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功能创造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舞台；四，与引入制度相配合，建立相应有退出制度，保证人力资本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就开发制度而言，企业对人力资本开发要舍得投资，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回避制度。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要企业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得到的将是长远的利益。企业可以依托院校培训和市场实践为企业开发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的引入和开发结合起来。
第三，要加强企业的无形资本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企业无形资本的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好比是企业的“两翼”，缺少任何一个会失衡，只有“两翼”丰满，富有力量，协调一致，企业才能展翅高飞。就技术开发而言，第一种模式是设立企业的研究所或研究院。其优点是技术的可转化性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第二种模式是与国内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联合，把技术开发交给他们去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精简机构，转移开发风险，缺点是开发周期长，技术的适用性差。第三种模式是完全通过技术市场购买企业所需技术。引进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好的技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中，我们提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开发，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以避免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我们主张企业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同时，又有利于提高技术的转化率。从宏观上讲，国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就企业营销用无形资本（如品牌、商誉、供销网络等）的开发和经营而言，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但应配备具备创新能力的专门人员负责。由于这些无形资本一般存在于企业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中，所以协调企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加强企业的开发组织和营销组织，并不是否认生产组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造加工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同企业之间不会有太大差异，因生产水平上的差异而形成企业在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已。
第四，要调整无形资本的管理制度和经营制度。无形资本的管理是无形资本经营的基础，主要涉及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和安全管理。就价值管理而言，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而且价值量难以准确计量，给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价值评估和财务核算是无形资本价值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具体制度应以企业无形资本的完整、合理和及时地计量为原则。现行的无形资本核算制度和注册制度应予以调整，解除其对企业进行无形资本价值管理和引入无形资本投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应特别注意对无形资本的效益进行监控，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设立反映无形资本效益的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企业的效益指标体系中去，这是企业配置和使用无形资本的依据。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完全不同于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盗、防火等，是防止有形事故的发生，而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侵权、防损害、防泄密等，其难度更大，对人才、制度的要求更高，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
无形资本经营是发挥其增值功能的关键。在国有无形资本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转让、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无形资本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特点，实现无形资本本身的价值和价值增值。充分认识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相互促动的关系和无形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用企业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的生产和经营，实现企业资本的迅速增值。以无形资本为纽带，进行企业间的兼并联合，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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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卢宏定.现代企业无形资产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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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企业制度；关系思考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企业通过制度使企业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工作秩序，通过企业文化让不同意志的人们能够有共同的目标，建立起共同的信念。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制度起源于文化，文化作用于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要使企业能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实现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制度的相互作用，让二者能够共生、共赢，共同发展。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管理之间的关系
对企业来说，制度和文化不过就是企业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已，在企业文化中蕴含着企业制度，同样，在企业制度中也体现着企业文化。制度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缺一不可，企业文化是管理制度形成和创新的依据，它促使了管理制度的形成；而制度管理的细则要求，又时刻的体现着企业文化。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二者密不可分。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除了统一性和互动性以外，还有对立的辩证关系。对企业来说，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形成影响，使员工能对企业有认同感，团队具有零距离，企业文化对企业的运行有着思想道德的指导作用，能使企业的战略、策略形成良好的沟通环境和默契。企业制度则是通过对员工起到类似于法律的作用，通过员工在企业制定的规则规范里行事，使企业秩序变得高效、规范，能确保经营管理的稳定进行。对企业来说，制度是基础，文化是高度。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管理的问题
1、机械化制度管理阻碍了企业文化发展
在企业形成的初期，通常在企业管理者中会靠个人权威（老板）来进行整体调控，但随着企业的发展进步，完全依靠制度的高压来约束员工、管理员工的方式已经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员工心理的需求。极端的制度化容易物极必反，员工是有情感、有情绪、有追求、有本能的感性人，所以制度化管理讲究的是以制度为基础，以制度为底线来谋求制度与人性化之间的平衡。
2、企业文化的残缺会导致企业制度缺乏理性
事实上，在企业建立的时候，企业文化就已经衍生了，这时候应加以引导的建立起一种富有战略性的企业文化，然后在企业的逐步发展中对其进行修订，使其能逐步被员工认同和接受。首先，积极良性的企业文化能增强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样，如果开始就在高压制度下形成的消极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成长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消极的企业文化对企业会造成抱怨、倦怠的负面影响，反而会给企业员工带来精神枷锁。
三、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融合的策略
1、以企业文化为导向建立企业管理制度
以人为本是社会的根本，企业在构建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时需要进行人性化的考虑，充分的考虑到员工的个性需求，以保证所制定制度是被员工所支持理解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制度得以准立实施。建立以文化为导向的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融合的以方面，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2、严格执行管理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的制定并非是要约束员工的行为，制度是底线，执行是关键，企业制度只有得到强有力的执行才能充分发挥效果，如果执行不到位，则失去了制度制定的初衷，而且严格执行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所以严格执行管理制度是企业必须要做到的。
3、文化与制度相互促进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二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检测以人为本，以制度为底线，构建和谐、积极的企业文化，以及高效、有序的企业工作秩序，来促进企业制度的有效革新和发展。健康积极的企业文化和健康人性的管理制度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4、激发员工责任感和主动性
企业发展的根本在于企业的员工的支持，也就是“人”的作用，无论是企业文化，还是企业制度，其制定和存在的主要意义在于激发企业员工责任感和工作主动性。加强员工凝聚力、向心力，以此提高工作效率。企业制度是一种刚性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则是一种软性的管理方式，对于企业来说，要充分做到“软硬”结合，通过文化和制度的共同作用来影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达到企业管理的目的。
5、创造良好的融合环境
通过人才培养和素质的提高来为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制度的融合和相互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选择符合企业文化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以此达成二者的融合，更加有力的推动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采用培训的方式，加强内部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的相关培训，培育出遵守制度，符合文化的高素质人员，以此来推动企业文化和制度的共同发展，在日常企业管理中，大多采取第二种方式。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两个方面，企业应根据自己企业的发展阶段，来决定二者的重要性。企业需把制度和文化相互结合起来，使其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促进，以文化为指导思想，以制度为要求规范，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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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
（一）涉及面广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财务管理主要涉及到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方面，财务管理表现在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节，企业的每个部门都需要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合理的使用，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又要接受财务管理部门的监督。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各种利益主体存在着各种关系，相互之间进行广泛的融资、投资和利益的分配，这主要包括企业与股东、政府、金融机构、客户等之间的联系。
（二）综合性强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系统，包含了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人事等多个子系统。财务管理是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子系统，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济活动当中。财务管理又包含了筹资、权益分配以及成本管理等多个方面，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财务管理可以通过企业资金的合理流动来全面反映企业产品的经营情况，并且可以通过价值管理来进行企业的产品管理。由此来看，企业的内部管理可以从财务管理方面入手，通过价值来真正的协调和促进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
（三）灵敏度高
灵敏度高主要是指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的合理运营所决定的。因为，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必须最大限度的控制成本，实现收入的最大化，收入的扩大势必会带来企业人力和物力的大幅度增加，而这些因素则可以通过企业资金的流动在财务管理上全面展现出来，并且对财务指标的完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财务管理是企业整个内部管理的核心，财务管理的变动反映出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变动。
二、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政策支持未到位
首先，财务制度过分与国际接轨，忽视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则是以私有制为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只是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来引导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完全照搬国外的财务管理模式来规范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显然是不现实的。其次，对国有资本出资人的管理空间太大，主要表现在企业法人拥有的财产权过大。尽管我们赋予了企业法人的财务权，也将很多权利下放到了企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企业法人往往突破一些约束机制，出现滥用权利的现象，从而在一些对外投资决策上造成盲目和浪费。最后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我国的监督体系整体上并不完善，监督的执行力度有限，对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处理，造成了有效监督的缺失，容易造成企业财务审计和监管方面出现重大的失误。
（二）企业对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够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旧财务体制的影响，一些企业尚未建立起诸如时间观念、边际观念、机会成本等科学观念，反映在财务管理目标上就是未能确立最大化的思想。当前一些企业之所以出现效益不好的现象，主要在于其企业管理当中并未把财务管理作为核心地位，在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体制方面，财务管理的地位函待加强。企业的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权责并不明确，财务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另外，当期一些企业存在监管不力的现象，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形同虚设，并未得到有效的运用，造成了资金运用管理方面的诸多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对于资本运营的意识性不强，不清楚如何开展资本运营，虽然表面上看资本运营良好，但是仍处于低运营状态，企业内有大量闲置资金沉淀，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营。
（三）财务机构设置、财务人员素质有待提升
从当期情况来看，我国一些企业财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出现了效率低下的现象，财务管理部门臃肿，缺乏创新性，彼此之间的协调性差；另外一些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落后，整体素质较差，缺乏创新意识。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标准化，妨碍了企业信息化和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三、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重心
（一）加强资金管理，发挥资金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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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档案管理探究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档案管理工作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原有的工作模式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做出相应改变，从而重新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管理体系。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寻求好的改善方法，对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管理有着深远意义。
1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1.1企业管理体制外部环境变化
企业管理体制外部环境变化是多方面形成的，首先，企业不能再依附于政府，转变成需要靠自我发展，实现自主经营，并自负盈亏的模式。在一系列改革后，政府职能部门相对精简，通过放权与简政，相对削弱了对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其次，二级企业与企业集团关系发生转变，原来的下级对上级的关系转变为简单的资产连接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转变，使得企业集团内部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被大大削弱。
在改革前，政府对于企业档案的管理工作进行行政干预，企业的管理部门借助行政规章对企业内部档案进行管理。而现代企业制度对国企改革的重点就是大幅度减少政府方面的干预，将行政手段为主的方式转变成为企业自主的管理。但就目前改革情况来看，改革并未充分展开，不足以扭转原有局面，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存在缺位、越位及错位的现象。
由于当前撤消了企业的部分主管部门，现行的政府管理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更为艰难。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展开，企业的一部分行政管理部门被取消或者发生了职能转换，从而使政府对企业档案管理的工作难度加大。
1.2产权变动带来档案管理模式转变
档案是产权的承载体，载体的转变必然引发档案管理形式的改变。但事实上我国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变动不大，甚至部分企业未获得经营权。因此随着企业的改革，档案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降格、或被是兼并，从而成为没有监督作用，没有实权的虚职部门。部分产权变动企业由于处于空置转型期，其档案的流向与归属很难确定，仅有少数单位的档案得以完整保存，大部分处于空置转型期的企业档案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种无人管理的状态极易导致档案缺损或丢失，因此必须加强对产权变动企业的档案管理。
1.3现代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结构转变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来临，许多企业进行了新的重组，这些企业可能由原来的单一法人变为多个法人的企业集团，从而导致了产权出资多元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大多数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不再简单依照政府机构进行设置，因为如果依然沿用原有的集中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企业档案管理面临新的困难，所以要想跳出这个瓶颈，必须改变原来的工作模式。
2 如何改善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管理
2.1政府职能精准定位
政府首先要理清与企业的关系，同时摒弃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给予企业充分的权利实现自主管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意在让市场引导企业，而政府只是调控市场、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摒弃传统思想、冲破束缚，用新的工作方法来管理企业档案。政府放权，同时行政管理部门要实现职能的分解，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将不受政府干预。总之，政府的职能要以宏观调控为主，通过制定完善的政策、法律、法规来调控各企业档案工作。政府管理企业档案的工作重心将变为执法监督、完善立法计划协助等辅助工作。同时要落实到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对地区内档案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也要跟据不同企业的特色，有重点的进行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其次伴随着企业集团对内部的行政管理被削弱，强化了属地管理的意识，从而完善了企业自身的职能。
行政管理部门要认清新形势，不断摸索新的管理方式，改变传统的被动命令、直接管理的模式，转变成为主动服务以及间接协助的方式。
2.2实现“依法治档”有据可寻
当前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必须要做出适时的改变，并且入法制化轨道。政府管理部门在实施统一调控的过程中，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的要求，认真执法，并实现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同时企业的档案管理部门要积极地落实贯彻国家有关档案管理工作各项法规，并严格遵照规章进行检查监督，从而实现企业档案工作规范管理，维护好企业自身利益的目的。
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管理的基础，现代企业必须要制定一套高效的过程控制方法来协调整个档案系统整体发展。首先要制定档案管理的整体目标，然后细化目标到各部门及个人，从而为规范性管理起到导向性的作用； 其次进行责任分割，对重点实施项目的管理，要选取实力强，经验丰富的单位承办，并适时总结经验在全系统推广； 再次建立动态追踪机制，通过追踪动态数据及时掌握当前工作状态，方便检查、监督与指导等工作展开 。
2.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多方合作共同管理
积极开展业务陪训工作，强化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培养职员的协同工作意识，调动员工积极性，全面提升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工作系统的整体功能。此外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档案管理工作还要充分依靠现有的资源，比如行业内各部门以及成立民间组织，灵活管理，如建立企业档案协会、建立档案咨询及服务中心、引导社会服务组织等形式的机构为企业档案提供指导，协助服务。国家档案管理部门也要出台政策、信息等引导、促进社会化组织的规范形成与发展，而以上社会化组织的成立将为国企的档案管理提供更大的帮助。
3 结束语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遇到了全新的挑战，同时也为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为顺应市场发展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必须全面改革。档案的管理工作强化其社会化服务功能，不断调整服务模式，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探索适应于本企业工作方法，建立新型最优档案管理方法，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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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管理模式陈旧，配置失衡
受到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制约，在企业中，还存在着一些政企不分的状况，并且管理人员沾染很多机关习气，从而使得实际的管理工作缺乏与实际的联系，管理还沿袭以往的模式和手段，尤其是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的情况严重，这样的管理工作，是无法真正落到实处的。就是因为在我国很多企业中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管理工作才无法发挥效果，久而久之，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毫无意义，除此之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还非常容易引起企业内部配置失衡，从而导致企业的管理体制出现问题。
（二）企业执行力度不够，责任不明
在我国一部分企业中，一些管理人员还存在着以往的机关习气，企业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从而导致上、下级工作分工不明，工作无规矩可循，无章法可依，工作人员对于领导的依赖性太大，做事完全依靠领导的指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样非常容易导致领导独断专行，工作存在片面性，缺乏科学性。下级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的作用，并不能得到完全发挥，职位形同虚设，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太多，这样混乱的管理，会导致问题多，责任难落实，上级对下级不满，下级也会存在怨气。这样的毫无规章制度、责任不明的管理环境，不但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员工工作积极性差，还会导致人力与物力的大量流失。
（三）内控制度管理效率低
部分企业缺少科学的管理制度，依赖经验办事，内控制度不够全面或者过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员工工作效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内控制度的起草者的管理知识不足。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是运行有效的内控机制的前提，企业在建立和实施内控过程中须贯彻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和成本效益原则，依据企业自身的发展需要，针对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进，建立健全有效的内控系统。
三、提升国有企业内控制度执行力的措施
（一）加快建设现代化企业制度
加快产权改革。产权问题是国企内控执行力的关键因素，尽管国企产权改革己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需要做出更多根本性的改变。可以借鉴成功的管理机制和方法，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明确责权利体系。杜绝企业领导职务重叠，明确区分经理层、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并有针对性的设计各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使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经营机构、监督机构相互分离，相互制衡，促使各机构发挥应尽的作用。
（二）增强国有企业内部内控培训力度
培训是组织传递观念、传递知识、传递技能的重要方式，精髓在于组织文化的渗透。内控执行力的提升归根到底还是内控文化的形成，培训可以提供良好的软环境来提升内控的执行力。培训能够提升员工关于内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也增加了员工的执行信心。而管理者要以身作则，先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同时要积极地与下级沟通，做到逐级渗透，在一个轻松良好的氛围下提升内控执行力。这样内部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执行起来才会顺畅，也不会产生应付及压抑的心理。
（三）建立科学合理、可执行性高的内控体系
内控执行力如何，始于内控体系的设计，如果一个企业从设计内控制度开始就没做到细致严谨，那么执行起来问题重重也不足为奇。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内控方面的人才，导致内控设计不尽合理。但是，由于内控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国有企业对内控人才的聘请也显得尤为重要。聘请时，也要考虑一定的成本效益理论，尽量将资金利用到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避免出现高薪聘请伪专家的现象发生。
（四）各部分各环节配备专业内控协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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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的地位
1.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是现代企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只有当财务管理的决策、计划和控制职能涵盖了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容，企业经营管理才能真正从供给制、核算型向经营决策型转变。
2. 科学的经营决策及风险控制需要依靠财务管理
企业的经营自中最重要的经营决策权，表现为企业法人可以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而风险条件下的经营决策是财务管理的职能之一。
3.经营监督需要依靠财务管理
企业的经营监督主要依靠财务监督。通过制定财务目标，校正经营者行为；实施日常监督，校正经营者的经营偏差；开展财务分析，校正经营者的经营思路。
二、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
（1）涉及面广。首先，财务管理活动涉及到企业内部生产、供应、销售等各个环节。其次，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也涉及到企业外部的各种关系。
（2）综合性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财务管理作为一种价值管理，它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权益分配管理、成本管理等等，是一项综合性强的经济管理活动。
（3）灵敏度高。财务管理是一切管理的基础、管理的中心。抓好财务管理就是抓住了企业管理的牛鼻子，管理也就落到了实处。
三、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政策支持未到位
（1）财务制度忽视了各国经济模式的差异，过份注重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的财务制度只将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下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嫁接到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下的经济管理模式，希望通过制度的统一规范达到对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规范，引导和管理，显然是不现实的。
（2）没有明确国有资本出资人的管理空间，对企业法人财产权放得过宽过大。我们赋予了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同时还将很多属于出资者或所有者的职权也一并交给了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前提下，出现了企业滥用权力的现象。
（3）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我国目前的监督体系总是执行不力，监督不够，对违法违纪的处理不严，表现在监督的部门过多、过滥，而且监督的职责、权限和责任没有划分清楚，达不到有效监督的效果；
2.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对财务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够
（1）财务管理观念落后。由于几十年来在思想上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旧财务体制的束缚及影响，尚未完全树立起诸如时间观念、风险观念、边际观念、机会成本等科学观念。
（2）监督、控制力度不够。当前企业普遍存在监督、控制不力的现象，使有的制度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形同虚设，从而加大了资金的浪费与流失，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3）企业资本的运营失效。一是缺乏足够的认识，资本运营的意识不强；二是不清楚怎样开展资本运营；三是有的虽然表面上看似在从事资本运营，但仍处于低效营运阶段，企业内仍有大量闲置资产沉淀，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从事资本运营。
（4）财务机构设置、财务人员素质仍需改善。我国现有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滞后、理财知识欠缺、理财方法落后，这一切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5）过度负债经营，财务结构脆弱，资本结构失调。
四、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的工作重心
1.坚持以加强资金管理，发挥资金整体效益为切入点
资金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实行全员、全方位的管理。为了优化资金管理，在使用上要有计划性。一是各类资金的结构和比例要合理，二是资金周转速度要快，三是资金的投入和产出须成正比，要成本低，效益高。
2.坚持以加强成本管理，降低成本费用为主攻点
成本费用是影响企业效益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企业就应注重眼睛向内，确定成本管理方法和核算方法，使管理制度科学化、规范化。
3.坚持以强化财务管理的预警能力为创新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切经济活动切不可盲目进行，而必须以快、准、全、新的信息为导向。在现代企业中工作的财会人员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必须由过去凭经验决策转变为凭信息、凭科学决策。
4.坚持以注重财务预算化管理为连接点
实行以预算为前提的财务管理模式，在预算过程中落实财务政策，强化财务控制，带动和推动企业各项工作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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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企业制度化管理建设工作使企业已有的优秀管理方法和成功经验模式得到固化,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和避免偏离目标，保证企业管理工作按照即定“轨迹”运行。
2 制度化管理的含义
有句俗话：无规矩不成方圆。意思是，人类的行为缺少规则（即制度）的约束，就会混乱。社会中有各种群体，其中每个群体都有一些利益和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最好、最文明的方法就是制定成员一致认可并约定共同遵守的规则，也就是制度。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约束行为的规则与机制。道格拉斯・诺斯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写道，制度就是 “一系列被人们制定的规则与服从程序，以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来提供一种人类相互影响下的框架，确定竞争和协作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尤其是形成了一种经济秩序”。对于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制度的目的是规范人类行为,营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经济秩序；对于企业来说，则意味着制度是通过一系列的规章条例、政策法规之类的法律关系，结合人们心理上的因素，把管理制度化，从而推动企业实现和落实目标。简单来说，制度化管理就是把企业制度作为标准，即使是在日常的工作之中也要处处把制度作为准绳，使工作标准化、流程化和透明化，不断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不论是中小型企业，还是大型企业，或者是集团公司，要想达到“法治”管理，都必须经过制度化管理这一过程。
3 企业制度化管理建设的意义
人的行为决定于规则、制度，规则、制度是什么样的，人的行为就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规则、制度，可以解释人们不同的行为。世界上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却可以用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管理学界有一个关于“分粥制度”的广为传诵的案例：有一个7人小团体，每一个成员都是平凡的，他们彼此平等，虽然有些自私自利，但绝对没有害人之心。他们想通过一种和平方式──制定制度来分食每天仅有的食物――一锅粥，但他们没有带刻度的容器，也没有称量工具。大家开动脑筋，试了好多方法，终于逐渐完善了制度。第一种方法:选择一个人全权负责分粥。结果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分到的粥总是最多。于是指定另一个人，每次的结果都是负责分粥的人分到的粥最多。于是得出结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第二种方法：大家轮流负责分粥，一人一天，这就等于承认可以为自己多分粥，同时每个人都得到了多给自己分粥的机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平等，但结果是这7个人每周都只有在轮到自己分粥的那天能吃饱，甚至有剩余，其他天都在忍饥挨饿。结论是这种方法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第三种方法：大家推选一个共同信任的人负责分粥。开始时这个品德相对上乘的人还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分粥，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给他自己和阿谀奉承他的人多分。其他人不能容忍风气日益败坏，也不能看着他堕落，于是还得另寻思路。第四种方法：推选人员分别组成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这样就有了制约和监督。方法是好的，公平也基本能做到，可是等监督委员会想好各种措施，分粥委员会再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不等分完，粥就已经凉了。第五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一样，7个人轮流分粥，但不同的是，主持分粥的人要在最后领粥。这时令人惊奇的事发生了，在这种制度下，每次7个人分到的粥都一样多，好像用科学仪器测量着分一样。每个负责分粥的人都知道，如果每个人分到的粥不一样多，那他分到的粥将会最少。“分粥制度”的事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管理的真谛其实在“理”而不在“管”。
建立一个合理的，像“轮流分粥，分者后取”那样的“游戏规则”,让每一个员工都根据“游戏规则”实现自我管理，是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利益、责任和权力是管理平台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德治和人治都没有规则有效持久。“分粥制度”故事通篇要说明的是机制在团体中有重要作用。无论大集体还是小集体,必须要有一套或无形或有形的规则形成保障才能、和谐共处。对于一个部门、一个企业,每个人的需求都要尽可能满足,这就需要一个制度不仅能实现公平分配,还要能提供一种鼓励相互合作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去寻求更多的共同成果。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建设时注重对制度的变更与创新的组织才是现代组织，好的制度不仅要追求民主，还要更充分地体现出效率原则。因此，实施企业管理制度化，就是使“人治”管理模式向“法治”管理模式过渡，有利于部门内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制度化管理建设工作对企业的操作流程和管理规则进行梳理和确定，在企业内传播统一的制度信息，并固化在员工的工作行为和思想意识中，从而保障庞大的企业有机体的协调有效运作。
4 企业制度化管理建设的方法与建议
4.1企业管理制度需要一个不断完善和健全的过程。制度所产生的规范力和约束力，能使员工始终保持明确、高效和有序的行为状态。从“分粥制度”故事可以看出，只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从而提高人的自律意识远远不够，建立科学的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并且，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可以显著降低决策失误。
4.2企业制度化建设需要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执法实施保障体系，才能顺利实施、取得实效。制度化管理使监督更有效,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加强行政监督。同时,还要建立系统的民主监督体系和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有了规章制度,员工实际上已经成为行政监督检查人员,不仅自督自检,还对他人形成约束和监督。
4.3 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结合起来，不仅要制定严格的约束机制，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奖惩评价规则,建立合理、公正、公开的问责程序,完善相关制度。另外,也要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使每个人公平竞争、发奋努力。根据严格的检测程序,定期检查、评估考核结果,根据结果严格奖惩,使管理逐步达到制度化。制度化建设最重要的是落实，一定要加强行政监督,确保典正法度。
4.4 企业在不断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制度也要及时调整和修改，才能防止僵化，更符合实际。实现制度创新,第一是要创新关于权利和责任统一的管理制度；第二是要创新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如在民主交流等基层民主方式上进行创新,改善群众的知情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巩固基层群众的利益保障机制和权利表达机制。
5 我国的制度化管理建设
目前，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已经逐步接轨，制度化管理模式也逐渐被国内单位学习和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制度虽然已经健全，但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很差。因此，在制度健全以后，还要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化管理规范，并确保在实际中的严格遵守和完整执行。
6 结束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社会变革和体制转轨的历史时期,在客观上存在许多诱发腐败的因素，更需要加强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来杜绝腐败。企业管理制度化的加强和改进是最重要的遏制腐败的手段,也是反腐败成功的关键。只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使权利得到有效限制,才能杜绝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新制度的建立又会引发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而我们关于企业制度化管理建设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但有思索就会有进步，就会在政治文明道路上不断前进。长期如此，企业的制度化管理建设一定会健康有序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王丽.萍朱云.政府问责制:提高执政能力的制度化建设[J].宁夏社会科学,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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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该企业和该行业的深入了解后，笔者感悟到了该企业运转失败的真正症结。原来该企业属于流动资金密集型行业，具体表现是：生产设备只能使用设备供应商生产的专用包装材料(砖式包装盒)，且在购买该包装材料时，供应商规定了最低限量。而作为保鲜产品，如果没有良好市场营销网络，很难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千家万户，这在液体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现实中是非常残酷的。如在保质期内还不能将产品售出，最终只能割包、倒掉，所有投资血本无归。
由此不难看出，本案例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盲目决策，资金结构安排失调，忽视激励机制的建立。
二、现代企业离不开财务监督、科学的制约和制衡机制
本案例企业的控股股东是一个净资产为5亿元左右的企业集团。该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物业管理、传统加工业等业务。集团的领导者敏锐地意识到，集团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力争营造一个百年企业，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结合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势，集团的领导者果断地作出向高科技产业进军的决策。经过多方努力，该集团将高科技企业定位在高科技人才济济的上海，并得到了上海某著名高校的60余位从事IT行业研究的博士的技术支撑，最终定位在银行系统的平台结算系统的研制与开发。为确保该企业的高效运作，集团的领导者对该企业的运作模式定位为股份制加年薪制，以期吸引高素质的IT人才加盟到企业中来。具体做法是：集团通过出借资金的方式将资金借给掌握关键技术的科技人员，借此确立了关键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合法股份，该类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近40％；授权关键技术人员招聘技术人员，所聘用的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一律实行年薪制，年薪在15～20万元之间，对外地人还一次性支付10～15万元的安家费；为充分调动关键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集团不介入该公司的日常财务管理。我们从中不难清晰地看到，该集团试图超脱地以大股东身份分享高科技给其带来的丰厚回报，该集团的领导者的胆量和气度确实令人赞叹。
那么该企业的实际运作效果如何呢?经过一年的实际运作，实际的结果与该集团的预期大相径庭，一年的实际亏损近2300万元。这一数字令人震惊!经过深入了解，笔者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概括一句话则为：缺乏制衡机制、管理失控、费用开支过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资过高且冗员过多；二是财务监督形同虚设、费用开支没有约束。实际已经面临不追加投资公司运转不下去、追加投资有去无还的境地。透过这些表面的现象，经过认真的分析后，笔者感悟到如下两点：第一。没有任何约束条件的高额年薪制，不能真正发挥激励作用，只能助长人们的惰性；第二，股份制作为良好的企业组织形式，只有在科学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下，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优势；第三，当自然人不是以“真金白银”投资人股，而是以超越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被动地从他人那里获取所谓的准“干股”时，并不能激发起这些所谓的股东的自我约束意识。面对出人意料的结果，该集团的领导层痛定思痛，客观分析导致企业运转不理想的症结，并果断地作出调整企业运行机制的决策。一方面，对高额年薪制附加了相应的约束条件，将高科技人才真正推向市场，让他们依托自身优势到市场上去挣工资；另一方面，将财务主管人员聘用的决定权交给公司董事会，强化了财务监督，以便将公司所制定的激励机制真正落到实处。目前，经过近两个月的实际运作，该公司的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受聘员工的紧迫感明显增强，冗员大幅度减少，控制项目费用率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公司在新的运行机制下，依靠高科技人才的强有力支撑，一定能够实现该公司投资人与公司受聘员工双赢的格局。而不再是“牺牲”大股东，“幸福”打工人。
三、充分利用本行业内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企业成功运行的根本保证
本案例企业的主人公是一群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他们共同来自于某知名的上市公司。两年前，该知名上市公司的二号人物，因为体制上的原因带领近50名生产经营各环节的中层和基层干部愤愤地离开了他们十分眷恋的公司，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之所以50余人同时离开该知名的上市公司，一方面是因为领头人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认识到他们的组合具有强大的“无形资产”。离开上市公司后，这群人倾其所有注册成立了本案例企业，人人都持有股份。带着自己投入的真金白银，他们开始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运营。由于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该知名上市公司的市场营销网络，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就能顺利销售出去。但是，企业刚刚组建尚不具备生产能力，他们就将视野盯在本文的案例中的某企业上。他们一行九人集体受聘于案例中某企业，主管该企业的供应和生产。由于案例中某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紧张，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他们就设法与该企业签署委托生产协议，借助该企业的生产能力迅速生产出产品，利用该知名上市公司的营销网络迅速将其品牌推向市场。尽管半年左右，案例中某企业的老板发现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解除了聘用合同，但此前他们已经选择了另一家加工企业，从而保证了产品顺利供应。在采用委托加工方式迅速占领市场的过程中，适时利用所赚取的利润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及时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在产品有了一定知名度的前提下，该企业逐步上了生产线，一方面减少对受托加工企业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提高产品利润率。通过上述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该品牌在全国已经有了较高的知名度。
可见，该企业充分利用本行业内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其成功运转的根本保证。
四、结论
通过对上述3家企业实际运行案例的介绍与原因剖析，笔者试图对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科学的财务管理方法做如下小结：
1、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现代财务管理方法的充分运用。一般说来，股份制企业能够构造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的展开创造必要的外在环境。即该类企业的财务管理的主体明确、动力充足。这样就可以使该类企业在财务结构和资金成本安排与选择、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利润分配中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取舍、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项流动比例的把握乃至各项业务周转率的控制中，充分利用现代财务管理的科学方法，借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行之有效的年薪制作为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员工收入最大化，实现企业效益与员工收入双赢的格局。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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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企业集团化、跨地区经营的特点，企业总机构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下属分支机构之间的财务管理关系。处理好统一性与自主性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做到既能灵活地集中财力，保证生产重点需要，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又有利于调动下属分支机构的积极性。使其在保证完成总机构下达的各项经济任务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享受相应的经济权益并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由于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广、分支机构多、物资流量和资金流量大，企业必须从商品经营为主转变为以资本经营为主。总机构应成为投资中心和分配中心。分支机构成为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要适当划分各级管理权限，费用计划管理，资金有偿使用。以资本增值最大化为目标，为股东或投资者谋求最大的回报。
适当集中财权，强化管理。资金调度权、资产处置权、投资权、收益分配权、财力人员的任免权要集中总机构，各分支机构只有经营权，实现由分权型管理向集权型管理的根本转变。同时，缩小管理半径，尽量少设三级或以下的分公司，减少管理层次，有利于适当集中财权，实现有效监控。
健全内部机制，强化财务监管。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中心，因此必须保证财务管理的权威地位。财务管理机构设置要科学，财力管理制度要健全统一，执行要有刚性，检查、监管要到位。设立内部结算中心，以便有效融通资金和加强监控。实行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联网，提高财务监控质量。
实行目标管理，健全激励机制。目标管理是一种以考核最终成果为核心的现代管理方式，实现对下属分公司的绩效评价与控制，是最理想的激励方式，对调动下属分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的积极性来说，是一种强制约束机制。
统一采购物资。实行类似政府采购制度的统一采购制度，以利降低采购成本，减少仓储费用，加速资金周转。
二、建立符合现代企业特点会计管理模式的新要求
确立自主理财的主体经营服务地位。“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已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法人资格，变为经济实体，确立了主体地位。会计作为企业专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成为服务于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理财主体，并确立了理财的主体地位。因此，应按照企业赋予它的理财职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确立自主理财的清产核资规范制度。“产权清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前提。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分离组合日益频繁，企业间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单一的国有企业将向合资、合作、联营、承包、股份制、集约化公司等多种企业组织形式转化，这样必然带来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产权的转移和变化，形成价值形态的变化和流动。
确立自主理财的资金管理运作中心。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说到底都是资金运动的过程。而资金运动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既有实物形态，又有价值形态；既有动态，又有静态（相对而言）。因此，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从理财的角度，如何全方位管好资金的变化与走向，是建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模式的关键所在。
确立自主理财的成本核算管理网络。建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模式，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做好成本核算管理工作。一是要建立目标成本中心；二是要建立成本核算体系；三是要建立成本考核制度。要以责任成本为重点，形成成本管理系统网络。
确立自主理财的效益目标考核机制。建立现代企业的会计管理模式，根本目的，就是实行集约化管理，确保效益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财会工作要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理财重心，建立效益目标考核机制，做到优化资金使用效能，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效益。?
确立自主理财的决策参与管理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主经营和管理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会计为其服务的主体地位。会计是反映资金运动全过程的，企业的一切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
三、对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1]
就加强企业会计管理而言，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建立和健全会计管理制度，及时、准确地反映企业资金运行和经营状况，做到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其中更重要的是完善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包括会计人员的管理和会计企业管理两大部分。会计人员管理涉及选用、考核、奖惩等，会计业务管理包括财务收支计划、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分析、日常会计基础工作等。
建立和完善企业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体现出先进、合理、高效的原则，使会计管理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综观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分散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由各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第二种交叉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由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会计业务由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第三种是统一型管理模式，即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统一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下面就这三种会计管理模式作一比较分析。
其一，分散型管理模式。目前相当一部分企业采用这种管理模式，它的特点是：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由各责任单位领导与管理，会计人员在核算第一线，有利于会计人员比较全面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运行状况，对责任单位的会计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坚持会计核算的相关原则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会计人员和会计业务受控于责任单位，在会计核算上易导致按责任单位的意图办事，而不顾全企业整体利益。如在责任或成本核算上，该进入当期成本的而不进入，甚至乱摊、乱挤成本；在责任利润核算上会出现虚列成本减少利润，或少列成本虚列盈利，该处理的损失得不到及时处理。同时又因会计人员自身利益与所在责任单位的利益息息相关，容易发生会计人员不按会计制度去处理会计业务。有的会计人员害怕打击报复或怕得罪领导，不敢坚持原则和制度，使会计监督职能无法履行。由于各责任单位的工作和企业会计部门的工作配合不够，使一些急办的事不能及时落实与处理，影响会计工作的整体效率。同时，由于会计人员缺乏，一些业务素质不高的人员从事了会计核算工作，必将影响核算质量。此外会计核算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证。?由于企业把实现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目的，把获取局部利益只是作为一种保证手段，而推行责任会计核算旨在强化会计管理，确保企业的整体利益。在这种分散型管理体制下，各责任单位的人、财、物三权融为一体，各自为政，企业也就无法实行有效控制，整体利益得不到保证。权衡利弊这种模式往往弊多利少。?
其二，交叉型管理模式。它的特点是：由于会计业务归企业会计部门领导与管理，对会计人员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人和事两者又必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所以这种交叉型管理模式不符合行为科学管理的原则。管理体制上的这种交叉模式，容易造成既管又不管的局面，往往出现对已有利的就管，有矛盾和困难时就互相推诿，易造成工作混乱。?
其三，统一型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克服了上述两种模式的不足之处，能有效地发挥会计职能和作用。它的特点是各责任单位核算机构是企业会计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会计部门的派出机构，为各责任单位服务，同时执行好会计职能。这种统一型的管理体制，有以下三大好处：?各责任单位的会计管理受企业会计部门统一领导，给会计人员实行会计监督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会计人员执行制度，提高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会计人员业务素质通过企业会计部门直接考核、评比和奖惩，有利于会计人员钻研业务、提高技能，做好会计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企业会计部门实行计划、资金、制度、管理等方面的调节与控制，在扩大责任单位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有利于实现企业的整体效益。
四.建立适应现代企业特点的会计管理体系[2]
根据我国企业的会计实践和现代企业的要求，企业会计管理体系应该分为一般会计，责任会计和管理会计三个层次。
一般会计即传统意义上的财务会计，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及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处理企业各类账目，按时向税务部门与社会保险等部门交纳税费。一般会计是企业会计管理体系的基础，它完整地记录企业经营活动的收支情况，并通过分类账、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向外报送财务报告，为企业的管理层财务分析与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信息，同时提供投资者（国家）和股东作为投资的参考。
在西方现代管理会计中，责任会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主要是通过解决企业内部会计管理上责任不清的问题，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大公司对内推行了分权管理，事业部制应运而生。对事业部制的管理控制，在会计方面主要就是依靠责任会计。事业部制的核算、控制、考核等，无一不是采取责任会计的方法进行的。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如目标管理、指标层层分解与考核、厂内银行结算等，丰富了我国责任会计的内容
管理会计是通过一系列专门方法积累资料，以为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为主，面向未来的规划和控制日常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数据资料。它主要通过对企业价值的预测、计划、控制和决策，包括企业财务目标的制订、利润规划、财务预算的编制、财务控制与成本控制、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新产品开发预测和销售预测等，为加强企业管理，参与决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