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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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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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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十几年来，我国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近年来，重特大事故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总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
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监察体制不够完善、法制不够健全和国家企业安全投入强度较低之外，企业安全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和企业在安全生产基础建设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安全欠账太多，尤其是像煤炭等重要的基础工业问题更为突出。由于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一些重大危险源得不到有效治理，形成了特大事故隐患，时时威胁着广大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与健康已成我国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瓶颈。安全技术装备改造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企业本质安全现状无法改变，安全生产条件很难保障，也不利于尽快扭转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不利局面。
我国安全生产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应是：以企业为主体，以控制重大危险源，治理事故隐患为主线，以科技进步为动力，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装备改造提升企业安全技术装备水平，逐步淘汰落后工艺和技术装备，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优化安全技术装备筹资结构，努力提高我国工业系统的整体安全生产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减少伤亡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近期安全技术装备发展应坚持以下六条基本原则：
1、突出重点。
支持的重点应是对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具有有重大影响的高风险行业，主要目标是国内广泛存在的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技术或安全措施，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急需关键设备。对一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技术或产品，应将其作为近期的发展重点。集中资金与技术力量，重点解决问题突出、危害严重，受益面较大的安全技术装备改造项目。与此同时，要坚决制止不合理的重复建设，一般情况下不搞填平补齐和以扩大产量为主要目的的一般性改造。通过支持优势企业上能力、上水平、上质量，推进安全技术装备结构调整。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加快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
2、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硬件改造与软件改造并重，支持具有工业共性、关键、前瞻性技术的联合开发。优先采用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和相对成熟的技术装备。加快人才队伍培养，增如必要投入，提高企业安全技术装备研究、开发、维护和管理水平。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基础工业、制造业和其他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产业的本质安全水平，加大对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安全技术装备的改造力度，优化产品和技术的安全技术装备现代化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高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增强企业以技术进步推进安全生产能力。结合本行业和企业生产实际发展本质安全型产品，运用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从根本上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安全生产。
3、深化改革和全面技术改造同步实施。
安全技术改造应与行业和企业的工艺改革、设备更新及产品更新换代密切结合。争取做到能够同时计划投资、同时设计施工、同时验收使用。通过企业的深化改革和全面技术改造，完善技术改造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加大安全技术改造的规模，促进安全技术装备整体水平提升。
4、以企业投入。
依据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求，否则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生产安全投入必须得到保证和必须保证生产设备设施安全运行。企业对安全生产负有全面责任，其中包括对安全技术设备、使用、更新、改造和完善等。企业要保证安全技术装备的投入，应把安全技术装备资金投入纳入生产的成本和全面的生产规划之中，通过对企业自身的技术改造，提高企业安全技术装备水平和防止事故能力，保证安全生产。
5、坚持市场导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供给制约”转变为“需求制约”。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工业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全面竞争的环境，经济发展过渡到新的阶段。安全技术装备产业必须加强市场环境的分析，预测国内、国际技术经济发展趋势，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安全技术装备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
6、注意协调发展原则。
在国家安全生产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下，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注重发挥工业行业整体优势，提高重大安全技术装备自主化生产的比重，满足其它制造业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技术水平的要求；努力建立从设计、制造到推广使用的技术装备体系，并尽早形成产业化规模，拉动国内经济需求；加大技术攻关和改造力度，注重消除产业链中影响整体竞争力的“瓶颈”约束；充分利用国内外技术资金和管理资源，为安全技术装备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引导东、中、西部安全技术装备产业协调发展，支持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二、为加快我国安全技术改造的步伐，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加强安全技术装备方面的规章制度建设
安全技术装备涉及到国家、地方、行业、企业等许多方方面面和计划、财政、科技、经营管理等各个领域。为进一步明确各有关方面的职责、权限和利益，保证安全技术装备工作能科学有序的良性发展，应依据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尽早制定有关安全技术装备的规章制度，依法规范安全技术装备计划、投资、组织、监管等各种功能，以及设计、制造、使用、维护、推广等各类活动的行为。这些法规应包括《国家安全技术装备项目管理办法》，《安全技术装备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全技术装备重点项目、评价、验收技术准则》等一系列综合或专项的管理制度。
这些法规严格安全技术装备项目的管理程序，从立项、审批、组织和监管及验收等各个环节加强计划和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积极营造一个快速发展和良性循环的环境条件。
2、研究提出《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指南》
依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我国安全生产现状和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的实际情况并比较借鉴国外安全技术装备方面的先进技术，由国家安监局每年应研究提出年度的《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在该技术指南中应提出：我国安全技术装备发展目标；安全生产技术装备发展的重点领域；继续解决的关键技术与装备；采用先进技术的推广计划和淘汰落后生产力、不安全生产设备的清单，并列出优先选择的项目类别与范围等。技术指南还应提供专业附录，具体介绍一些先进技术，有推广价值的技术设备或在这个领域中成功的运行经验。技术指南既是安全技术装备发展战略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又是企业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安全技术装备计划和申请立项的主要参考依据。
3、设立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改造项目规划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和国家财政部等有关单位支持协调下，设立《国家安全技术装备改造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要在广泛征求各行业企业、各地方与主管部门意见基础上，根据企业对安全技术装备的需求和市场导向，以及资金，技术等资源配置的能力，提出当前或中长期的安全技术装备规划，要求做到计划清晰，目标明确、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从国家与企业两个方面列出项目的具体内容与资源配置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安全技术装备改造工作的实施计划是推及安全技术装备工作中项目组织实施、监管和验收的主要依据。
4、完善安全技术装备改造运行机制
注意总结多年来我国安全技术改造措施经费合理经验，充分借鉴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筹资的有效做法，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资金筹集和运作机制。由于我国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较短，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技术装备基础较差，安全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历史欠账太多，且安全技术装备又是涉及到千万职工安全健康的公益性事业，因此我国应设立国家安全技术装备基金，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设立专门科目，由国家拨款，专款专用。国家安全技术装备基金，由国家拨款和贴息贷款构成，年度拨款数额应在2.0亿元以上,地方年度拨款全国累计也应在3.0亿元以上，贴息贷款的总强度应不少30.0亿。该项基金主要用于：
1、支持一批技术创新性的推广价值大，示范作用强，且投资少，见效快，影响大的重点项目。
2、主要面向一些安全技术装备欠账太多的隐患突出，且在国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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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安全问题”的出现与“国家与社会”理论
“消费安全问题”的出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在西方学理传统中，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一种是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关系构架，另一种是黑格尔所倡导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关系构架。目前关于理想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模式，国外学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市民社会制衡国家、市民社会对抗国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等，还有学者认为在民主体制下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理想的格局是强国家和强市民社会和谐共存。
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社会力量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逐步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方向发展。然而，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政府该如何进行职能定位，成了关键性问题。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出现的背后，政府职能缺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监管制度不完善、相关政策安排未能及时跟上食品产业的迅速发展、执法不力等等都是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泛滥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的出现，都跟政府未能进行准确的职能定位有关。
作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改革目标的“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根据学者唐士其的观点，这种关系模式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而就国家层面来说，它要求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也就是说，在“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下，国家应该积极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角色来规范社会生活。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国家及其职能部门都不能很好地对其职能进行定位，不是滥用权力就是职能缺失，如此这般，必然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消费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2 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对策
2.1 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如何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既是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难点，也是关键点。在职能定位这一问题上，个人认为可以参照福山的观点。福山在国家这个概念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出了国家概念的两个维度，即范围与强度。在此基础上，他将国家概念区分为国家职能的范围和国家力量的强度：“前者主要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目标，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因此，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它应该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
2.2 培育社会资本
唐士其认为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和社会不是处于对立和冲突状态，两者处于相互制约、合作并彼此依赖的有机统一关系中。而这种模式要求建立国家与社会，尤其是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存在，这种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具体来说，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参与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
从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层面上来说，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于它对增加社会信任方面所起的作用。社会资本着重于那些文化价值和态度，这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相互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因此，社会资本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能够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肯尼斯·纽顿，2000）。
在解决“消费安全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应该注重并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福山认为，自发性社会群体——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团体对于维系和培育社会资本尤其重要。但目前我国的社团组织发展不健全，其自治性和民间性亟待加强。以消费者协会来说，它本该在消费领域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其职能的有效发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消费者协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极为欠缺的。
3 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表面上来看，这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但实际上，其深层次的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构。当下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消费安全问题，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强国家——强社会”这种理想的关系模式构建起来后，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2）.
[2]魏立颖.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9，（3）.
[3]唐士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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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时代与我国文化发展环境的变化
自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其第二个十年以来，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应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配和应用海量数据的时代，即大数据时代。不言而喻，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风暴给每个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我国文化及其发展环境而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使其传播方式、生成路径和影响效应等发生了巨大变革，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时代印记与现实表征。
第一，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近现代社会以来的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精英化、中心化、单向性和价值主导性等特征。而到了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和路径被相当程度地颠覆和变革，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特征之一是文化传播的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以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党宣机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专家学者手中，他们在文化传播的议程设置方面有着绝对的主导权；然而，到了大数据时代，由于媒体技术可获得性与便捷性大幅度提高，这就使得普通大众也能够轻松掌握和运用媒体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播的主导权开始下移，借助于微博、微信、博客等自媒体平台，普通大众在文化交流和传播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从而呈现出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特征之二是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和价值多元性。进入大数据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传播主导权的不断下移，文化传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而在此影响下，以往那种带有明显价值导向性的文化传播模式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价值多元化和多样性也愈发明显和突出。
第二，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生成路径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讲，自文化产生以来，其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高度凝结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精神产品，只有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人或由他们所建立的机构才能够进行生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虽然这种状况得以改观，但文化生产的精英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步入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的精英化状况从根本上得以改观，文化生产的既有范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由过去的撒网式、跟风式、标准化生产变为如今的定制化、差异化、个性化生产。在前大数据时代，文化生产者往往很难对大众的文化需求类型、关注点进行精确化的分析和把握；而到了大数据时代，受众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个评论等数据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和途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精确找到普罗大众文化需求的聚焦点、汇聚面。在这方面，腾讯视频可谓是作出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和尝试。如腾讯视频制作的新闻视频节目《事实说》借鉴了美国Netflix《纸牌屋》的生产模式，将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贯穿于《事实说》的选题、制作、传播、营销的生产全流程，精确地找准受众的关注点和兴趣点，进而在竞争激烈的娱乐视频领域收获不错的市场份额。据统计，自播出以来，《事实说》以其言论的深度和逻辑性、内容的知识含量受到关注，特别在70后、80后、90后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目前第一季共计12期已播完，总播放量达8千万、评论量达19万、大数据调查的参与量达3千万[1]。
第三，大数据推动了我国文化影响效应的变革。过去，受制于通信条件、地域阻隔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往往只能局限于一时一隅，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大数据时代，在网络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一种新的流行文化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传播到全球范围，在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群中产生巨大影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以往，受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中的影响力比较微弱。然而，近十年来，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我国文化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正在一步步走出国门，成为传播国家形象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张亮丽名片。仅以依赖网络通信技术程度较高的网络游戏这一文化产业为例，根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开始，中国网游海外出口就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十年来，中国网络游戏出口规模已经涨了30倍之多。2015年，中国自主研发网络游戏海外出口实际销售收入达到53.1亿美元，同比增长72.4%。可以说，网络游戏已经超越其他文化形式，成为中国文化出口的主力军。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安全风险剧增
步入大数据时代，计算机与互联网已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必备工具，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由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大面积使用，也使得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如果那些记录着个人和组织的海量信息被泄露或被盗取，将会给用户、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如有媒体就曾报道，2015年4月22日，重庆、上海、山西、沈阳、贵州、河南等超30个省市卫生和社保系统出现大量高危漏洞，数千万用户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从补天漏洞响应平台获得的数据显示，绕社保系统、户籍查询系统、疾控中心、医院等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经超过30个。据统计，仅社保类安全漏洞所导致的信息泄露就超过5279.4万条，涉及人员数量达数千万，其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2015年的10月19日，乌云漏洞报告平台接到一起惊人的数据泄密报告后新漏洞，漏洞显示网易用户数据库疑似泄露，影响到网易163、126邮箱过亿数据，泄露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密码密保信息、登录IP以及用户生日等[2]。
（二）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日益加剧
在经济全球化的助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向世界各个角落辐射和传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同时也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在保障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西方文化的过度入侵和B透，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在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比以往更甚，几乎是无孔不入，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一是方式更加多样。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和途径都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到的文化入侵和渗透方式。二是手段更加隐蔽。手段的隐蔽性是大数据时代条件下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大数据环境下的文化入侵和渗透只需要网络终端就可以进行，而无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这就使得防范文化入侵和渗透变得更加困难。三是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大数据时代西方文化入侵和渗透所造成的影响程度既是深入的，也是广泛的。这一方面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构成深刻的影响。
（三）文化产业市场遭受蚕食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值越来越突出和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文化产业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然而，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薄弱，许多方面尚处于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状态，这就使得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西方文化产业能够不断入侵和蚕食中国市场，从而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构成严重冲击。文化部前部长孙家正就不无警醒地指出：“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我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大的文化传播优势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借助现代市场机制和高新科技手段，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输入中国，在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同时，对我进行文化的扩张和渗透，抢占、争夺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资源和文化阵地，严重威胁了我国的文化和文化安全。”[3]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西方文化产业入侵更为便利，这就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市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四）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蚕食中国文化市场的同时，还使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因为，那些在大众中颇受热捧的西方流行文化、快餐文化表面上看只是占领和蚕食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其中就会发现，这些文化消费品同时在传递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一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不间断地利用文化贸易、文化产品输出等方式向我们或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况且，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产业不够发达，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高水平文化的消费需求，从而使他们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和依赖。可以肯定，长期浸染于西方文化，其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西化，而我们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则很容易被淡忘。以弘扬爱国和孝道的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为例，这个故事本来讲述的是一个女孩代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勇故事，在被美国迪士尼公司改编为动画片后，其主题已经变为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爱国和孝道的主题被“实现自我”的主题所取代。此片被引进后，在青少年中比较受欢迎。在文化输入过程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显然，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三、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
（一）建构文化安全预测和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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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因素来源于地缘政治理论，它强调地理环境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制定政治、军事、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国家安全战略是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离不开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该国的政治制度、精神特征以及对外政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达尔文主义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创立了政治地理学，他把人类国家和世界当作有机体来研究，认为国家在政治上的力量取决于该国领土的大小，国家之间不断进行着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因此，他认为国界也应是经常变动的，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确立生存圈。地缘政治理论确立后，经过马汉的“海权理论”、金麦德的“陆权理论”、皮克曼的“边缘地区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扩张和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理论依据。
历史上俄罗斯国家安全就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位置成为俄罗斯民族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特力量和手段。从最初寻求生存的领土安全，到扩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扩张战略，再到确保其独特欧亚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因素已经渗透到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
在探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影响因素时，如下因素必不可少：历史上俄罗斯民族的大规模迁徙浪潮开辟了俄罗斯国家扩张的道路，经济利益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恒久不变的因素。大俄罗斯主义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坚定不移的信仰，沙皇制度是俄罗斯国家不断扩张的重要因素，而更为恒久的则是地缘战略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为地缘战略因素不仅赋予了俄罗斯国家对外扩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1］。
二、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一）地理扩张时期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看，自基辅罗斯到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时期，由于俄罗斯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周围没有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易受攻击。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南方的波罗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袭扰过古罗斯，加之内部的混乱和彼此征战，不安全思想一直影响着俄罗斯，并积淀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思想中。因此，进行领土扩张和控制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被人为地加重了。1713年彼得大帝下令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城市彼得堡，把俄罗斯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位置，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对外扩张的野心。论文范文qiqi8.cn
在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基于地缘考虑进行的地理扩张被认为是防御的，是自卫性的，随之而来的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对抗，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国家通过地理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理由。
辽阔的东欧大平原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所以不断对外扩张领土往往被看做是确保俄国自身安全所必需的行动。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一直到尼古拉二世，沙皇俄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联盟来掌控边缘地带，以向南部、西部扩张寻求暖洋出海口为手段，实现对整个欧亚大陆的控制。十月革命后，苏联地缘战略空间一度收缩，面对严峻的形势，苏联被迫提出了“空间换时间”战略。经过二战后的短暂恢复，苏联很快确定了把美国势力逐出欧亚大陆，在实现对欧亚大陆掌控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地缘战略。
在总结俄罗斯历史时，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苏帝国在许多方面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帝国。欧洲帝国是典型的经济帝国，而俄—苏帝国是军事政治帝国。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四大支柱上，国家控制用于保障巨大军事威力的集中经济，旨在控制这种经济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的严格等级极权政体和救世主思想，建立帝国及无止境的领土和政治扩张，对抗以及为对抗体制找理由。” ［2］
（二）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步下降。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处于两难境地，这使得地缘战略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俄罗斯国家周边环境严重恶化，失去西线和南线战略屏障，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同时俄罗斯国内经济、政治、军事处于转轨时期，各国内部及国家之间因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俄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外部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北约积极东扩，将东欧地区逐步纳入北约战略防御空间。这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威胁使得俄罗斯地缘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影响逐步加强。
转贴于
从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形成了很多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地缘政治思想流派。这些地缘政治思想体现了欧亚主义关于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和地缘政治正面临挑战的典型特征，主张俄周边国家和国内民族及种族的融合、边界稳定、对西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对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潜在势力，尤其是雄踞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缘政治优势，使得俄把构建一个有利于自身长远利益的周边地缘政治结构作为一个特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加以追求和完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这不可避免地促使地缘政治安全思想在俄罗斯再度复兴。在地缘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独联体国家在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俄罗斯把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历史传统与俄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独联体视为稳定周边、抗衡北约东扩、重新树立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把推动独联体范围内的全面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把建立稳定的独立国家联合组织、使其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并且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作为俄对独联体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目标。俄把自己与近邻国家之间的边界称为“内部边界”，其特点是不设防，并在海关、居民出入境等方面执行较宽松的制度，而把近邻国家与近邻以外的国家间边界称为“外部边界”，由俄罗斯与近邻国家共同防御。“外部边界”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战略边界，因此，实施集体防御是确保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3］。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新的历史时期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对内复兴俄罗斯，巩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维护现有的地缘政治疆界和领土的完整，保证公民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对外创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确立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
1997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的颁布标志着俄罗斯欧亚大国安全战略的最终确立。鉴于亚太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借此发展和稳定远东，确立俄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维护亚太地区战略平衡。
身处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得俄罗斯拥有成功运用东西方平衡、突出俄罗斯地缘上欧亚中心位置的优势的可能性，但在借助自身实力的同时，集体安全和地区稳定也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战争成为国际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俄罗斯主张在扩大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未来的集体安全体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国际安全机制。
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地缘政治因素既是理论因素又是现实因素，它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杰弗里·帕克在《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未来》中认为地缘政治因素是从空间或地理的视角所作的国际关系研究。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作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
国家的地理位置制约着其政治行为，或者说，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在地理状态上，中国的海陆邻国众多，其历史一直为地理因素所支配，因此中国在对外战略中运作的精力应放在亚太及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存在有着明显的边际效应，近邻国家比相距较远的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因此，对周边国家和本地区的关注是地缘政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机理，从战略全局来看，亚太及周边地区潜在的危机可能成为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战略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区域大环境。立足亚太是指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和实践主要领域范围也是亚太地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以亚太地区为核心，应通过对外战略活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把自身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亚太和周边地区的稳定是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所必然拥有的地缘政治战略。在客观层面，中国面临的亚太和周边态势的基本情况是，潜伏着诸多不安定因素且缺乏相应的安全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和周边的动荡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立足亚太和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的优先考虑，就是进一步在亚太地区积极筹谋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整体局势的稳定。
随着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地缘经济考虑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凸显出来。地缘经济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从地理位置出发的联合、经济对立、设置壁垒等。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从而提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并以此改善国家间政治和安全关系。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兴局面使各种层级的地缘及国际活动异常活跃。中国在亚太与周边地区开展的互惠性双边或多边地缘经济活动将会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中国的对外战略能力。
参考文献
篇7
一、关于黑客
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译，《牛津英语词典》解释“Hacker”一词涉及到计算机的义项是：“利用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技术，设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访问计算机文件或网络的人”。最初的黑客，指的是那些尽力挖掘计算机程序的最大潜力的电脑精英，他们以编写简洁完善的程序和发现计算机系统漏洞从而促进计算机技术发展和系统完善为己任，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黑客的成分越来越复杂，部分黑客开始不遵守网络道德和法律规范，并对网络和网络用户进行恶意的攻击与破坏。现在有些电脑专家的解释是：“黑客”应该指那些利用计算机程序编制技术给电脑网站和计算机系统制造麻烦且危害网络安全的人。
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安全问题日趋严重，黑客攻击也日益猖獗，在大多数人看来，无处不在的黑客给整个网络社会和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恶劣的影响。
二、黑客入侵方式及防范措施
要对黑客入侵或攻击进行有效防范，就必须先了解黑客是使用哪些方式入侵，正所谓知己知彼。但是因为黑客入侵的方式方法有好多，黑客攻击技术更是层出不穷，但黑客入侵离不开四种最基本的方式和途径，所以最基本的防范措施往往也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下边分别作一介绍。
1、由IP地址入侵
这个途径是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黑客入侵方式，不管是通过操作系统还是应用软件的漏洞等哪种方式入侵，必须先知道你电脑的门牌号也就是IP地址，所以对于个人用户完全可以通过隐藏IP地址，使自己电脑的IP地址让别人无法知道，从而有效地对黑客进行防范。
2、E－Mail入侵
这也是很多黑客经常使用的入侵方式，是当通过IP入侵不成功后的第二种选择。要想防御黑客使用E－mail入侵并不难，只要对收到的邮件多查多看，而对未知来路的邮件不轻易打开，并经常对邮件程序进行漏洞修补，则很大程度上可以防范黑客入侵。
3、借助下载文件入侵
在Internet世界中下载文件是很普遍的行为，于是某些黑客就会在某些软件中夹带木马等恶意程序放在网站让人下载，当下载完成对所下载的软件进行安装的同时，木马等恶意程序同时进行了安装，往往让人防不胜防。其实对这种入侵进行防范，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正版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程序功能和具有网络监控防护的防火墙软件来进行防护，另外不要从不明网站和可能的恶意网站进行下载也是很重要的。
4、借助网页趁机入侵
通过浏览网页来趁机入侵也是许多黑客的惯用方法，这种入侵可以通过设置浏览器的安全级别以及ActiveX和Java程序进行禁用来进行防范，当然同时会影响部分网页的正常浏览。论文参考。另外不要浏览一些不正规和不可靠的网站，也可以有效防范借助网页进行入侵。
三、黑客群体的引导与利用
对于黑客的认识，多数人往往局限在其恶意攻击进行破坏的邪恶或罪恶的一面，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黑客对于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只要能趋利避害，黑客和黑客技术正是促进网络安全的需要。论文参考。
1.网络安全公司需要黑客
从事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服务的公司，如果没有研究和开发黑客技术的水平，或者没有发现客户系统潜在隐患与危险的能力，其网络安全服务质量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网络安全的防范对象是黑客，所以必须有了解攻击手段的黑客参与，才能更全面地防范黑客攻击。因此，黑客的存在至少对网络安全公司的服务质量的提高起着推动作用．合格的网络安全专家必须具备黑客的能力，不了解黑客技术的网络安全专家是不可想象的。
2.国家信息安全和互联网信息战需要黑客
Internet的开放与互连的特征，决定了黑客可以利用黑客技术远距离进行跨国攻击。论文参考。而黑客技术既可以用于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御，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自古用兵之道，必须攻防兼备。从宏观角度讲，国家安全不仅仅是过去的国家安全，它涵盖的范围逐渐扩大，信息安全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未来信息战的胜负可能会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整体黑客技术水平，同样，从信息国家安全的高度而言，黑客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大局。
网络安全专家和军事专家已意识到，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信息战还没有到来，谁也估计不到破坏会到什么程度，要打赢信息战这场未来的战争，除了对网络安全技术要有足够的准备外，其他方面的人力和物质准备更是重要，这也就有了黑客充分发挥他们特长为网络安全服务的机会。
四、结束语
黑客既有破坏网络安全的一面，同时黑客和黑客技术还能促进网络安全，只有充分利用黑客的知识、智慧与技术，趋利避害，使其“人尽其才、为我所用”，以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从而让我们能够从容面对未来的信息战！
参考文献
［1］高永平.“黑客”的来历.读写天地，2007，06.
［2］曹天杰，张永平，苏成编著. 计算机系统安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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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对几个美国政府机构进行了案例分析。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创立是“急剧改革”的经典案例。当时整个国家的银行系统面临崩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应运而生，其创建过程具有快速、危机驱动、共识推动的特点。国土安全部则是“急剧改革”的另一个案例，它是在飓风危机时建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建立属于“渐进改革”，进程缓慢，自下而上推动改革。国会预算办公室、美联储处于“急剧改革”和“渐进改革”中间地。而搭建了二战后情报机构、军事、国家安全决策框架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反映的是长期问题。
篇9
“在中国将近一万种杂志中，《新周刊》是我唯一一本自费购买的杂志。”
他收藏了所有的《新周刊》。他书房和办公室书橱的《新周刊》里，有他“洋洋洒洒”的签名：林公翔购于海口美兰机场，购于昆明，购于首都机场，购于重庆解放碑报刊亭……
最执着的首席读者
吴漾(四川省什邡市文化局)
“今后的每一天，生命在，与《新周刊》的缘分就在。”
他拥有除总第12期以外的所有《新周刊》杂志，包括增刊、别册、明信片、挂历以及图书，专门请人做了锦盒盛装《新周刊》前期的报型期刊。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新周刊》的《中国可以说不》，曾为刊后一句“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而怦然心动。
最有毅力的首席读者
李西西(儿童文学工作者)
“不管怎样，虽然谈不上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新周刊》几乎是起决定性作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辞去工作后，他带着《新周刊》从南方到北方寻找理想。在多个城市的流转中，从厚厚一摞到两个无比沉重的巨大纸箱，他始终没有丢弃任何一本《新周刊》。受《生活方式创意榜》启发，他和朋友一起完成童话《万能女生王卡卡》，成为作品发行12万册的作家。
最有意义的首席读者
帅很三冷(云南瑞丽读者)
“我10年来的愿望，已经集齐《新周刊》自第0期到今天的总第228期，距总第10000期的愿望只剩9772期了。”
“现在我仅仅有《新周刊》创刊的第。期一册，我还想再有第二册、第三册……第一百册、一千册、一万册(期)的《新周刊》。”10年前，他写给《新周刊》的话登在《新周刊》总第5期的“来函照登”上。8年后，《体验之都――云南》给这封信作了一个定位：这是《新周刊》和云南全接触中第一封来自当地的“读者来信”，拉近了广州到云南的距离。
最会交朋友的首席读者
晓德(大旗网)
“因为《新周刊》而走到一起参加电视榜的朋友，如今也如天上的墨墨一般散落在全国各地。”
他和《新周刊》曾有两次直接“约会”：2000年参加《新周刊》第一届“中国电视榜”颁奖；2002年再次接到邀请。在这个过程中，《新周刊》论坛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亦因此把不少《新周刊》的编辑、读者收编进他朋友的队伍。
最善学习的首席读者
李耘(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干部)
“我坚信，要论起《新周刊》对读者的影响，我不会输于任何一位比我更先结识它的人。”
邂逅《新周刊》“1997大盘点”时，李耘正操持一本名为《首都国家安全》的内部刊物，《新周刊》颠覆了其办刊理念：《首都国家安全》从此杜绝平板浮夸式的文章编排；杜绝公文陈述式的文字；好图必做成整页或跨页；2000年年初推出“影响20世纪的10大间谍事件”，引来多家报刊联系转载。
最辛苦的首席读者
袁斌(湖南省湘潭市新华书店集团供应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对《新周刊》那份渴望。”
他购买了从第。期到最新出版的所有《新周刊》。10年来，因为不方便从邮局订购《新周刊》，而2000年以前他所在的城市还没有哪个书摊上有《新周刊》卖，他的每一本杂志都是在他住地50公里以外的省会长沙买到的。
最有缘分的首席读者
梁光(上海港务工程公司)“每期必读，时时温故，成了我工作之外最大的癖好。”
1997年的一天午休，他被《中国不踢球》标题所吸引，从此成为《新周刊》的拥趸。和《新周刊》晚了一年认识的他，曾与编辑部、发行部工作人员多次联系追订创刊以来的各期刊物。参加过《新周刊》在上海举行的读者见面会后，他便和《新周刊》结下了9年的不解的缘分。
最有研究精神的首席读者
李叶华(暨南大学硕士生)
“处于成熟稳定期的《新周刊》专题策划时下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寻求质量和特色，树立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他选择了《〈新周刊〉专题策划模式和特色探析》作为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新周刊》在专题策划的得失。《新周刊》的编辑认真看过他的论文，《新周刊》的主编参加过他的论文答辩。
最见解深刻的首席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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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石油供给和需求现状分析
1.石油资源的供给
当前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在中东地区。如果按照国家来划分，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在中东、美国和俄罗斯;根据美国能源部情报署网站的数据可以看出，石油的供给主要操控在中东和俄罗斯手中，美国大权旁落。而对中国来说，我国石油的自产量仅仅是世界总产量的5%，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因此我国的石油资源主要靠进口。
2.石油资源的需求
发达国家的石油资源需求主要靠自己的供给。但是中国石油资源因中国经济的增长消耗量也在扩大，增长的速率每年5%。从1999年到2010年的十年之间，中国石油资源的使用量达到了全球的50%;在2009年中国因自身经济的需求，先后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地签署了贷款换油项目，涉及花费金额400亿美元。
二、石油能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1.石油能源影响中国的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石油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石油资源短缺的状况，而且这个能源缺口很大。一组数据显示，在石油资源的价格提升了100%以后，我国石油加工业和炼焦业的综合平均价格为53.03%和6.89%。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军事以及海上空中交通运输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今的中国还是以工业化产业为主导，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这就导致了工业耗能高，没有合理的预警机制，导致了中国石油市场的反应缓慢，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2.石油资源影响社会产业链的完整发展
石油资源是社会的主要能源，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对生产行业来说，石油资源是主要的工业原料，对社会生产有着重大影响，首先是对石油石化行业的影响，其次是对石油作为能源燃料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事实上，石油的产业链条从石油的开采、炼制，都是基于一定的技术手段，并对其实行提纯分馏，会产生出许多的化工原料，主要的包括医学药品、溶剂、化学肥料和聚乙烯塑料等等。对社会生活行业来说，石油通过炼制，生产出柴油、汽油等油气产品，运用于汽车消费、交通运输、民航等等的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
3.石油能源影响中国国家安全
石油能源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一个国家的石油储备不足，就无法实现长期有效的维稳。随着时代进入21世纪，世界反恐战争的背后都有着争夺石油资源的影子。一则材料指出，2006年11月日本最大的敷岛号巡逻船启航奔赴印度，并打着积极打击海盗的口号与印度妄图控制马六甲海峡，保障其石油资源的安全运输线。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石油资源作为世界上主要能源的现状不会改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石油都依赖于进口，如果一国断绝了与供应国的关系，那么遭遇到的资源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窘态不容忽视，这也就是石油资源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土安全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应对石油危机的解决策略
1.有效保护国内石油市场稳定发展，并实施广泛的石油外交战略
中国国内的能源消耗过度，导致我国能源危机日益凸显。因此，国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点，实现我国石油资源产量和使用的均衡化发展，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小康经济的需求。同时，也需要实施以石油为核心的新一轮的外交政策，并与周边国家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建立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推动中国石油进口的多元化。现在，中国虽然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有着能源不足的危机，但是与中亚、西亚等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进行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在这个战略发展的机遇期，应该加强双方的经济与贸易合作，从而实现双赢。
2.建立健全国内的石油的战略储备，保障国家安全的国防需求
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规划，我国在2050年到2060年间实现经济繁荣和领土主权统一的中等发展国家，在这个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国防队伍必须实现现代化建设，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由于中国战略资源主要依赖于进口，这就要求我国国家国防力量必须对我国国家的海上资源输送线路的安全。同时也要求我们国家建立健全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做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实现能源安全。
3.实施新能源发展战略，实现以新能源代替石油的战略构想
篇11
主办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爆破技术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安徽省淮北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34-1137/TD
国内刊号：34-1137/TD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3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篇12
——2013年6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迅速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对查出的问题实行“零容忍”，列出清单、限期整改，并公布检查结果。对于“零容忍”，易安网友如是说。
“安全生产，不只是‘嘴上功夫’。”
——2013年6月2日，湖南省安委办召集浏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负责人开安全生产培训会，谁料，台上讲者苦口婆心，台下听者却仰头睡觉。易安网友感言，安全生产宣教工作要想收到实效，除了要从“会”入手，还需创新。比如动用“多媒体”手段，让与会者真正“触目惊心”；采用“实战”演练，让与会者真正“感同身受”。
“培训工作很重要，但很多形式大于内容：一是学员认识不够，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安监人员；二是培训方式古板、单调；三是教材像论文，理论多，实际的少；四是参加培训比不上岗位变化快。”
——2013年5月初以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连发7个通知，开展各类安全监管监察人员业务培训。作为基层安监系统的一员，易安网友发表自己对安全培训的看法。
“职业病应与刑罚利剑挂钩。严刑峻罚，是职业病防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安监利刃。”
篇13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品德基础的建立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因榜样的砖块一天一天的铺砌起来的!”示范和引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教师作为学校的工作人员之一，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在学生心中留下“痕迹”。换句话说，教师也可以成为每一位学生道德品质发展最直接的榜样。因此，要想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融入德育教学，首先我们政治教学工作者自身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道德品质，为学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从小的行为约束自己，比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抽烟，不说脏话，衣着整洁……这些小事都可能成为影响学生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面对中职这些所谓难教的学生时，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言必行、行必果，不为物役，不为名诱，有爱心、有责任感，能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滋养学生的精神生活。
2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习政治这门学科，其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培养学生良好精神品质。可以说政治学科本身就是一门显性德育学科，其教材中涉及的内容都是与德育教育相关的。因此，作为新时期政治教学者，我们必须认真研读教材，结合德育教育要求科学地制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任务。如《透视经济现象投身经济建设》这一单元教学目标和任务就应该是培养学生正确的金钱观、让学生认识价值规律，践行文明消费;再比如《关注政治现象参与政治生活》这一单元知识的重点就在于，要求学生掌握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内容、行使渠道，懂得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义务。培养学生依法正确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最终帮助学生树立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关心、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这些内容无一不体现着德育的具体要求。我们教师应该时刻把“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挖掘教材中的德育教育内容，并作统筹安排，通盘考虑，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教学中德育教育任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