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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人的特点
保荐人与其它证券公司相比有三个特点：
1、严格的资格条件。保荐人的资质条件比其他任何证券公司都要严格，即保荐人除了具备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应具备的成立条件外，还应具备适合保荐人自身业务和职责特点的资质条件。由于保荐人的职责涉及到上市公司在法律、证券、金融、财务、会计、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业务，所以要求素质更高、业务范围更全面的专业人员。因为保荐人要承担维护上市公司信用，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承担经济担保责任，所以保荐人必须拥有必要的资产条件以作为担保活动的物质基础。故而保荐人的人员条件和资产条件等方面的要求标准要严于一般的证券公司。
2、法定的担保职责。保荐人要为所保荐的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的虚假性、误导性和遗漏性而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无过错性的法定担保责任，它不同于共同侵权责任中的连带责任，即保荐人虽然主观无过错，但亦应为上市公司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3、较长的职责期限。保荐人所承担的对上市公司的保荐职责期间，不仅包括上市前的申请、发行阶段，而且还包括上市以后数年或上市公司整个存续期间的经营阶段。而其它推荐人或承销商的职责在公司上市之后即终止。
三、保荐人与推荐人的关系
推荐人是指在主板市场上从事将申请上市的公司推荐给证监会以使其获得批准上市的证券公司。推荐人是公司申请上市的法定辅助人。
1、保荐人与推荐人的共同性。
(1)保荐人与推荐人都是证券公司，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起联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管理者之间的中介环节的作用，都具有中介体（或中介组织）的共同特性。
(2)保荐人与推荐人都是公司申请上市的必要条件，都承担推荐职责，都在公司申请上市期间发挥推荐作用，都在推荐期间为拟申请上市公司编制、审核和申报申请文件。
2、保荐人与推荐人的区别性。
(1)职责作用性质不同。保荐人所履行的推荐职责行为对于公司能否进入二板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在二板市场的上市申请不同于主板市场，实行的是宽松式的核准制，即采用形式审查，没有额度限制。只要是有保荐人的推荐，对于公司的上市申请证券主管部门都予以批准。二板市场的证券主管部门是通过严格管理保荐人的方式，达到对上市公司的管理目的。而在主板市场上对于公司能否上市，推荐人不起决定作用，即使有推荐人推荐，上市申请行为也不一定获得批准；而对公司能否上市起决定作用的，是证券主管部门。所以在主板市场上，推荐人的地位不如保荐人重要。在拟申请上市公司与推荐人的双向选择中，拟申请上市公司占主导地位。而在二板市场上，保荐人的地位则十分重要。在拟上市公司与保荐人的双向选择中，保荐人则占主导地位。
(2)职责范围和程度不同。推荐人的职责仅限于推荐活动，没有担保等职责。而保荐人的职责范围则十分全面，不仅包括推荐职责，还有辅导、监督、担保、报告等职责。保荐人的推荐职责要重于推荐人的推荐职责，因为保荐人要对其所推荐的上市公司承担长期担保责任，故而需要极为慎重地推荐公司上市。
(3)职责期限不同。主板市场的推荐人职责仅限于公司上市之前，公司上市后则职责终止。由于推荐人的职责期限短，所以推荐人更容易在推荐期间为上市公司进行虚伪包装而为主板市场留下隐患。而保荐人的职责期限则较长，延续到公司上市后数年甚至包括整个上市公司的存续期间。
四、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关系
承销商就是根据证券发行人的委托，为证券发行人从事销售股票业务的证券公司。在我国只有综合类证券公司在取得承销资格后，可以依法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而成为承销商。
1、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共同性。
保荐人与承销商都属于证券公司，都为公司上市提供中介。
2、保荐人与承销商的区别性。
(1)职责不同。保荐人的核心职责是担保职责，即向投资者担保其权利不受违法性信息披露行为的损害，也即向投资者担保上市公司的初始性披露信息和持续性披露信息的合法性。而主板市场的承销商的核心职责则是为上市公司销售股票。当所承担的销售任务完成后，承销商的职责也就终止，而不再为以后的上市公司的持续性披露信息中存在的问题承担责任。此外，与承销商相比保荐人为上市公司承担更为全面的职责，其中包括为公司的上市申请活动提供推荐和协助的职责，以及更为严格的辅导、监督、报告职责等。
(2)职责期限不同。保荐人的职责期限要长于承销商，不仅包括公司上市之前，而且包括公司上市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不限于股票的发行阶段。而承销商的职责期限从订立承销协议起到完成承销任务时止。
(3)民事责任的归责形式不同。承销商只承担过错责任，即在承销协议期间，对于上市公司因违法披露信息的行为而给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有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性的过错时，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承销商主观上没有过错，则不向受损害的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而保荐人则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在保荐期间内，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违法性而给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即使保荐人主观上无过错，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五、保荐人与保证人的关系
保证人是依保证合同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向债权人承担代为清偿责任的民事主体。
1、保荐人与保证人的共同性。
(1)保荐人与保证人都是担保义务主体，都向担保权利人承担担保义务，都有义务在担保事由发生时承担实际赔偿责任。
(2)保荐人与保证人都具有承担债权风险的作用。保荐人与保证人虽然都不是所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但都要为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承担责任。
(3)保荐人和保证人都是人保形式，都是以自己的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担保财产，而不是以特定的财产作为担保财产。
2、保荐人与保证人的区别性。
(1)主体的义务范围不同。保荐人既具有担保义务，还具推荐、辅导、监督、咨询和报告等义务，是以担保义务为中心的复合义务主体。而保证人则是单一的担保义务主体。
(2)担保的对象不同。保荐人所担保的直接对象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法定权利，即证券法上的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利益不受上市公司违法性信息披露行为所侵害的权利，其间接的担保对象是上市公司披露法定信息或公开法定文件的行为。而保证人担保的直接对象是债权人所拥有的约定权利，即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所订立的保证合同所约定指向的债权。
(3)担保实现的原因不同。保荐人担保实现原因是由于其担保的上市公司所披霹的虚假性、误导性或遗漏性信息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而侵犯了投资者的权利。而保证人担保实现的原因则是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而使所担保的债权没有实现。
(4)担保的受益人不同。保荐人担保的受益人是上市公司的投资者，而保证人担保的受益人是担保合同中的债权人。在担保的赔偿责任依法定诉讼程序确定之前，保荐人担保的受益人是不特定的人，而保证人担保的受益人是特定的人。
(5)担保的根据不同。保荐人是直接根据有关的证券法律向投资者承担担保义务，而保证人则是直接根据保证合同向债权人承担担保义务。
(6)受益人的救济方式不同。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可以依据担保合同直接要求保证人履行担保义务；当保证人不履行担保义务时，则有权采用诉讼途径要求保证人履行。而投资者则须直接通过诉讼方式才能要求保荐人履行担保义务或向保荐人主张赔偿请求权。换言之，保证合同中的债权人既可以采用私力救济方式，又可以采用公力救济方式，而投资者只能采用公力救济方式。
六、保荐人与保险人的关系
1、保荐人与保险人的共同性。
(1)两者都具有预防和防范风险的作用。保荐人和保险人为了降低风险的发生率，减少自己实际赔偿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概率），都会尽可能直接或间接采取措施帮助权利人防止实际损失的事件的发生，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预防和防范风险的发生。
(2)两者都是实际发生的风险的吸收者和承担者，都是通过自己承担经济赔偿的方式来补偿权利人的损失，从而起着吸收和承担权利人风险的作用。
(3)两者履行现实的赔偿义务都是以一定的具有或然性事件的发生为条件，而不是以必然性事件的发生为条件。
2、保荐人与保险人的区别性。
(1)权利主体的范围不同。相对于保荐人的权利主体是二板市场的投资者，是不特定的人。这种不特定的人转化为特定的人，需要通过司法机关裁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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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审慎对待的。
二、作用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 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 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实践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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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建立阶段。1986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国务院颁发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暂行规定》虽然对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如实施范围、对象、资金来源、支付标准、管理机构都作了说明，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施范围狭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保障能力有限，保障待遇低，失业救济性质明显。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浮出水面。为了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代替1986年的《暂行规定》，但是《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并没有对《暂行规定》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失业保险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有些问题甚至更加尖锐和突出，从而导致了失业保险在经济改革中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巩固阶段。1999年国务院的《失业保险条例》，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强调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体现失业保险的性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方面无疑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l)确立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宗旨。(2)将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3)建立了国家、单位、职工三方负担的筹资机制。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提高到了工资总额的2%，职工个人按本人工资的1%缴纳。(4)确定了失业保险待遇的享受条件、申领程序。《条例》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必须同时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三是已办理失业保险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5)重新调整了支出项目和支付标准。在支出项目安排上，强调了失业保险金及其相关支出，增加了职业介绍补贴的开支项目，取消了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高于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则制定。累计缴费1—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为12个月，缴费5—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为18个月，缴费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6)提高了统筹层次，实行了市级统筹。(7)加强了基金管理，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人银行的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我们失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目前，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就当前各国对失业问题的解决情况来看，日本的失业保险制度比较成熟。以下将对中日两国在失业保险制度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比较，并通过比较找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与日本相比，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不仅建立时间短，而且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通过与日本的对比分析，有利于取长补短，促进失业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1.资格条件比较。失业保险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劳动者，而是一些具有劳动能力却因暂时失去职业而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失业保险的受给者，有着严格的条件。从两国的共同点来说，基本包括以下几点：(1)必须达到规定的资格期限，主要指投保期。(2)必须是非自愿失业，防止故意失业获取失业保险金。(3)已办理失业登记，又有求职要求。但要求的宽严程度不同：我国规定投保期限为一年，如果缴费期限不足一年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日本是离职前一年中要有六个月的缴费经历。给付内容比较。(1)给付标准：给付标准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准，但是它原则上达到受益人的收入损失得到部分补偿，又不能妨碍就业意志。日本规定一般劳动者每天的失业津贴相当于失业前半年平均工资的50%—80%，即平均日工资越高，基本失业津贴越低，反之则越高，这是它的合理成分。我国按照高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则，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发放。(2)给付期限：两国都有等待期和最长给付期的规定。日本采用综合标准，失业津贴的领取期限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期长短及就业难度等因素综合确定，最长领取期限为360天。此外，遇到特殊情况(经济衰退、全国就业形势严峻、跨地区求职、职业培训延期等)可酌情延长领取期限。我国采用的标准比较单一，根据失业前的累计缴费年限的长短：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期限最长为12个月；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期限最长为18个月；十年以上的，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费用负担比较。采用何种负担方式，取决于政府对失业应负责任的认识、企业的经济效益、历史传统等因素。日本失业保险金支出的部分由国家(政府)、雇主、雇员三方负担。并不实行全社会统一的单一失业保险费率，而是根据各行业的失业风险程度实行差别费率。雇主与雇员根据本行业的费率，按照等比制分担失业保险费。此外，国家财政负担部分费用。其中：一般求职者津贴和短期特例求职者津贴财政负担1/4；日雇劳动求职者津贴财政负担1/3；继续雇用津贴财政负担1/8。而用于雇佣保险事业支出的部分则完全由雇主缴纳。我国采用单一的失业保险费率，城镇企事业单位按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个人按本人工资的1%缴纳失业保险费。财政不固定负担部分费用，只在事业保险给付出现困难时提供紧急援助。管理体制比较。失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决定了政府责任，两国均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失业保险管理。
三、针对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不足，要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总的说来，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不足，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出发，也就是要不失时机地深化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客观地讲，我国在制定和两次调整失业保险制度时，并非没有注意到国外的改革动向，因此在制定上出现了许多问题。现在我们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主要的是因为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繁重的就业任务迫切要求失业保险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就现在看来，失业和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进入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在首先确保用于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有充足的调剂空间用于促进就业。近两年来，北京、上海等省市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不失时机地推进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减少失业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改革的重点是：
完善制度，强化约束，建立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的失业保险具有救济期限长(最长24个月)、申领条件宽松等特点，且待遇标准只与缴费期限挂钩，与领取期限无关，对是否积极求职约束性不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不能不导致失业人员对失业保险的过度依赖。处在失业保险金申领期的人员，对于公益性岗位、临时性工作往往不感兴趣，除非有收入稳定、体面的就业机会，否则宁可等待。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也是这样，放弃推荐的社区服务或其他公益性就业岗位而宁愿继续“吃低保”的现象并不在少数。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在改进制度设计上找出路，通过严格申领条件、强化对申领人员积极求职就业的外部约束来实现。为此，不仅需要调整相关政策，完善管理措施，还需要完善失业保险、低保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及时掌握失业人员、低保对象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并通过信息系统相互沟通，实施动态管理，跟踪服务。建立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相结合的费率调整机制，发挥失业保险在稳定就业和减少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就业，着眼点不仅要放在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上，更积极的做法是放在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减少失业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通过实行差别费率或浮动费率引导企业减少裁员，或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在不景气时期通过缩短工时、挖掘内部潜力等方式消化富余人员，不失为一项积极有效的失业调控措施。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扩大失业保险促进就业政策的受益对象范围。目前失业保险促进就业不仅基金支出渠道窄，而且享受对象也仅限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这是不合理的。固然，在失业保险金的申领上，强调权利义务相对等，强调以参保缴费为前提、与缴费期限相联系，这是符合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的。但是，作为失业保险延伸职能的促进就业措施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其对象自然也应当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来设定，而不宜仅限定在符合申领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人员上。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支出范围。理清楚了上述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无须多做分析了。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扩大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促进就业的支出范围，既要考虑落实积极就业政策的要求和资金使用范围，又要充分考虑失业保险基金状况，在优先保证失业保险金发放并留有充分余地的前提下，量力而行，适当扩大支出项目，逐步增加资金投入量。
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在研究是否扩大试点问题。其实，试点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的领域或不可预见的风险进行探索和评估，而在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作用这个问题上，其积极意义已为大量国内外实践经验所证明，其可能面临的风险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因此，在我国政府的努力下，确保失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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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陈建安.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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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包企业资源丰富，更适于学生实践
财务咨询公司专门从事记账报税、公司注册注销、实账培训等业务；税务师事务所专门从事税务鉴证、税务咨询等业务；会计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年检审计、专项审计、财务咨询等业务。这些公司有丰富的企业客户资源，真实的业务也优于会计实训室的模拟资料，更能锻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综合素质，完全可以满足高职院校会计实践教学的需要。
2.学校向企业付费，更便于校企合作
传统的校企合作，企业出于人工短缺或社会宣传等目的，会同意部分学生到企业参与实践或者实习，学校并不会向企业支付任何费用，相反学生实习期间企业一般还要支付给学生实习工资。这样的合作方式，企业当然不会有太多积极性。很多企业宁愿选择已经毕业的学生也不大情愿实用这些心浮气躁（实习期间毁约率高）、不确定性很大的在校生。如果高校以签合同付费的方式将实践教学外包给诸如财务咨询公司等的中介公司，则一方面拓展了合作企业的收入，企业更乐于接受。另一方面，以资金作为合作的纽带，也会使校企双方更加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使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3.教师参与校企合作，更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将实践教学模块外包，学校并不是简单地付费后将学生送给企业后万事大吉。相反，由于合作企业在培训师资方面的欠缺，一般更需要高校专业老师参与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包括实践资料的筛选、课程标准的设计、教学任务的设定、课堂实践的讲解等等。高校发挥师资优势，企业发挥资源优势，相比传统的教师到企业进短期培训，显然对教师要求更高，更利于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需要说明的是，高校以付费的方式将实践教学外包并不会增加学校的负担，相反，由于高校不需要再耗资建设和维护会计综合实训室，从省去的资金中支付外包费用反而会节约大量资金。另外，由于实践教学使用企业真实的业务资源，每一个业务都相当于一个项目，这给高校探索项目化教学、模块化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平台，利于高校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
三、会计实践教学外包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外包企业的选择
要将会计实践教学外包，必须选择合适的外包企业，而财务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最为合适。一方面，这些企业有比较稳定和丰富的客户资源供实践教学选用。另一方面，这类企业的日常业务基本涵盖了会计专业实践操作内容，方便和高校教学对接。
2.财务咨询公司的筹建
在上述外包企业中，财务咨询公司组建的门槛最低，笔者提倡高校专业教师作为股东筹建财务咨询公司，学校或仅提供场地、设备等支持，学校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从一开始就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责权分明的现代企业标准筹建，避免出现传统校办企业的机制通病。这样不仅方便实施校企合作开展实践教学，而且专业老师作为股东或法人在真正市场竞争中去经营企业，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正所谓“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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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科学合理的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关键，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要紧紧围绕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环节，统筹规划、查漏补缺，开展卓有成效的质量保障工作。
2．1加大解释和宣传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力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均属同一层次，但培养类型不同，它与一般意义上侧重学术、理论研究的研究生教育所不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在应用性、专业性、实践性，旨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客观需要，是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研究生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对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生事物的普及、被广泛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乃至新闻媒体等主体的共同努力，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介，深入第一现场多渠道、多途径加大对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宣传报道。使企业、社会人士和学生、学生家长对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能有一个全方位的正确认识、了解，被广大考生、考生家长、企业、社会充分认可和广泛接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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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做好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工作
1.1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改革水利工程质量管理体制,建立完善管理制度。推行水利工程质量管理总工程师负责制,制定完善质量管理制度。组建水利施工队伍,实行工程承包责任制。同时推行“全额承包、责任到人、共受奖罚、共担风险”的承包责任制。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效益达标活动,使工程建设与配套、管理、效益有机结合。从而使全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很快得到改观,工程建设的优质品率逐年提高。
1.2建立归口管理体制
以宣传贯彻《水法》为契机,水利建设与管理开始由人治向法制轨道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自1988年7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水利工作从此走上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新时期。《水法》颁布实施后,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了贯彻实施力度,进行了深入地《水法》宣传,实现了水资水政归口统一管理,依法行政。制定了配套法规,促进了依法管理工作的开展。《水法》的贯彻实施,水资源实现归口管理后,为水政水资源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大力发展水利经济,随着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水利基层管理单位的职能由单一的管理型逐步向管理与服务并重方向转变。为增强水利基层单位的服务实力,各基层水利单位逐步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和工副业,开展综合经营。
2完善水利中介服务
完善水利建设中介服务组织、水利建设市场中的咨询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水利建设市场中仅有监理服务体系形成的较完善,其他方面的中介组织基本上是空白,需要服务时还只能找政府部门和设计单位,带来诸多的不便,不利于建设市场正常运转。建议水利部尽快出台相应政策,完善水利建设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规范服务与管理。
3转变领导的观念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是:21世纪是一个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世纪,是一个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纪,统治人控制人并不是领导者的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领导者的终极目标。我们只有从等级权力控制型领导转变为学习型领导,才能顺应历史潮流、促进人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关键在转变领导的观念。领导工作的落脚点要转移到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上来,转变那些不适应依法行政、依法管水要求的传统习惯;转变到加强管理、建管并重;转变到对水事活动的管理;转变依靠法律手段进行管理上来。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工作新机制,为管理提供宽松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对于领导如何转变观念,我认为,当前热中要有冷思考,要头脑清醒,不能光靠热情。领导不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搞重复建设,不铺摊子,不盲目上项目,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为老百姓做实事。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失去它的真正意义!”
4做好监理工作
监理的目的是提高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强调市场之间监督与协调,提高工程管理水平。通过监理的工作,保证投资效益的发挥,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加大监理人员培训力度,提高监理人员水平。对监理工程师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合同法》、《招标投标法》等有关的法律。通过学习招、投标和合同管理等知识,掌握合同条款。学习行政管理知识,提高组织、应变能力,使之与实际情况尽量保持协调,使监理工作真正有效果。要树立服务意识,摆正自己的位置;要以合同为准则,控制在授权范围内,坚持合理、公正、公平的原则。
根据我国工程建设监理的有关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都要委托社会监理单位对工程建设实施监督、管理。尽管监理单位与承包方之间没有经济合同关系,但监理单位可根据项目法人的授权,监督、管理承包方履行工程承发包合同或设备、材料供应合同的情况。实行工程承发包、招标与合同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强化了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分散项目法人的风险,减轻了项目建设的工作量,保证了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这是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对提高我国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工程建设监理效果的优劣,取决于监理人员的水平、能力以及素质的高低。要求监理人员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掌握一定的法规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成为复合型人才,才能提高监理工作水平。政治合格、遵纪守法、法制观念强的思想素质决定着监理工作的质量。协调好合同双方关系,深入施工现场及时发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坚持实事求是、合理维护合同双方利益,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利于工程建设的进行。
5实行招投标制
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加大监管的力度,保证招标投标质量。尽量采取公开招标,严格限制邀请招标,保证优秀的施工企业中标。加强标底编制和评标专家的保密性。采取措施和大力度做好保密工作,对违法违纪人员要进行查处,并给予纪律处分,以致追究刑事责任。完善招标程序,制定评标办法。吸取先进经验,改进招标程序和评标办法,使其更加合理和科学。招标投标制已在全国兴起,说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已在
在我国企业中展开,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可喜现象。由于招标投标知识有限,经验不足,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篇7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之中，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在国内法方面，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据此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对外商在华投资的非商业风险(即战争和暴乱、政府征用、限制汇兑等政治风险)提供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保障，但对中国法人和自然人在海外投资的同类风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1995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在其有关“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律条文中，也没有针对海外投资的非商业性风险实行保险的专门规定。在国际法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即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以及有关的保险协定；二是多边条约，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汉城公约》)。总体来说，调整我国海外投资的国际法规范数量更多，体系更完整，内容更详实。在效力上也优于国内法规范。
三、关于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承保机构。对于我国承保机构的建立，可以采取审批和保险相对分立的体制模式。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内部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该机构应该受国务院委托，独立运做，独立核算，以服务于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为终极目标，与其他的承保一般商业保险的业务相区别。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承保委员会”负责投保审批，从国家财政计划上对可承保的海外投资项目赔偿金额做出合理的安排。关于被保险人。直接投资者，但是各国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包括：(1)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2)具有中国国籍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3)全部资本或50%以上资本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或控制的外国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关于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合格的投资项目。应该具备的条件有三：一是海外投资必须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壮大；二是应该获得东道国的批准，能够为东道国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三是一般限于新投资，包括新建企业，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
(2)合格的投资形式。一般只要依海外投资东道国的法律及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允许的适当的投资，不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给予承保，包括各种股权投资、证券投资、贷款投资等。但是对投资项目所给予的最高投资保险金额应该以总投资额的80%-90%为宜，剩下的部分由投资者自己来承担。这样可以提醒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尽到自己勤勉和注意的义务。关于承保的风险。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均将承保范围限于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外汇险，征用险和战争险。我国也应该将这三种政治风险作为基本承保险别。至于其他类型的风险，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不发达，经验还不足，可以暂时不予以承保。关于代位权。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向投资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处于投保人的地位向东道国索取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应以国际法上的外交保护为基础，加快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议的步伐，以协议作为行使代位权的依据更有严肃的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
四、结语
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不断拓展需要我国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注意吸纳各国共通的实践做法，也要适应国情需要采取一些灵活具体的立法措施以周全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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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刚，《美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其启示》，载于《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第12期.《维也纳公约条约法公约》.
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载于《现代法学》2002年10月第24卷第5期.
张志元，《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及给我国的启示》，载于《现代日本经济》1997年第5期.
篇8
一、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保险公司与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存在的共性问题
1.法律法规滞后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公司法》、《保险法》以及一系列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职责范围都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发展迅速，现实问题层出不穷，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譬如对在实践中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实行、业内普遍认同的首席执行官(CEO)制度，就没有明确的说法。对于现实中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应及时予以体现，以与现实发展情况相适应。
2.独立董事问题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中，无论是国有还是股份制，大多都聘请了独立董事，作为公司利益共同体的重要代表，独立董事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但目前独立董事制度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一是独立董事主要由大股东决定聘请，是否决定聘请以及聘请后的薪资问题都由大股东决定，使得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大股东，从而很难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很难对公司经营活动发表客观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身份尴尬；二是大多数独立董事来自院校和研究机构或政府部门，缺乏保险公司实际操作经验，很难对公司经营活动起科学决策和监督作用，影响监督的有效性。“花瓶”独董的现象不乏存在。最近一家主要媒体对各行业上市公司抽样调查显示，33.3%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35%的独立董事从未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有分歧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的作用受到广泛质疑。
3.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激励机制问题
目前在境外上市的保险公司中，有的尝试实施虚拟股票期权或股票升值收益权进行期权激励，但是国内相关法律和法规对高管人员实施中长期激励计划并无明确规定，更谈不上相关配套规定，在现实中很难操作。在保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形势下，很多公司为了稳定高管团队，使用提高年薪的办法，加大了公司的治理成本。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实行员工持股计划，但是由于人人平等，持股量小，达不到激励员工的目的。
(二)我国国有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股权控制问题
目前，在我国国有保险公司中，大股东是国家，国有股占比过高，股权性质单一，国有股占有绝对的控制地位。政府作为国有股权的代表对公司实行控制，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尚未寻找到高效率地行使所有权的方式，目前通过层层委托授权经营者管理，而委托人并不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不享有产权剩余索取权，原国有公司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公司经营者的绩效评估体系复杂且目标多元化，其人事任免权又另属一套体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对公司的人事安排干预过多，从公司总经理到部门经理都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因此难以跳出官本位的束缚，使市场意识和进取意识弱化，从而成为影响国有保险公司发展的重要阻碍。在国有独资保险公司中，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成员由政府委派。由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利益不一致，又不能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最终导致所有者缺位。政府官员干涉和控制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使保险公司的经营自得不到落实，使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得不到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较大。
2.董事会及监事会的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
在国有保险公司中，董事长及董事会的权力较小，凡是需要公司董事会做决策的事都由政府部门管理，国有保险公司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从公司总经理到部门经理都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公司的经营决策难以通过经理层的经营活动充分、有效地贯彻下去。同时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尚未得到有效地行使，监事会成员的监督水平、监督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有待于通过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没有建立经营管理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大多由政府而非董事会任命，他们的级别、工资、奖金和福利等与他们的经营业绩的好坏无关，这就抑制了经理层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同时，公司经理在经营的过程中，有可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资产所有者的利益。
(三)我国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尚未完全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通过多种筹资方式，逐步实现了保险公司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如推进规范上市。但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股东63家，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股东行使自己权利的积极性不高，股东大会表决流于形式，尚未形成对董事会具有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另一个问题是，有些股东通过关联股东，间接控制股份制保险公司。如有些企业通过其附属公司的关联交易控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份，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对金融企业单一股东持股限额10%的限制，容易造成少数股东大权独揽的局面，从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2.董事会及监事会职能未得到正确发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加强董事会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各项职能。目前在我国股份制保险公司中董事会的职权和责任还不明确。董事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董事长权力绝对化，没有真正做到集体决策。因为在股份制保险公司中独立董事尚未得到普及，即使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同内部董事在薪酬及是否聘请等方面一样受制于董事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董事长来决定和控制的。同时独立董事的作用未得到合理发挥就使得董事会成员和经理的经营活动往往偏离股东的利益，形成“内部人控制”。监事会存在同样的问题，监事在薪资、聘用等方面受制于董事会，难以有效地行使监事的权力，无法实现对董事会及经理层经营活动的有效监督。
3.经理层的职能未能很好地实现
目前股份制保险公司中经理层的激励机制没有得到完害，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实践中还有待于摸索。激励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经理层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相脱节，影响其职能的发挥。此外，有些保险公司中董事长与经理由一人担任，影响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也影响了经理层职能的有效发挥。
二、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相关对策
(一)国有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相关对策
1.产权配置创新，优化国有股权结构
引入多元化股权结构，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保持股权“国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产权流通、股权置换等多种形式，多方引入国有机构投资者，如社保基金、国有(控股)企业等，从而优化国有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相对分散，形成多元化。将国家独资的股权结构转变为国家持股、国有法人持股、民营企业持股、外资企业持股的多元化股权结构。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克服国有独资保险公司所有者“非人格化”的缺陷。在多元化股权结构下，各方面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强化对公司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监督和约束。
2.加强董事会的职能，完善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中国保监会领导曾强调，公司董事会的建设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应该从六个方面加强：一是保险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下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二是建立董事资格审查制度；三是加强对董事的风险教育；四是建立董事追究制度；五是建立监管部门与股东之间的监管信息反馈机制；六是建立外部审计报告制度。国有保险公司的董事会职能也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
同时应尽快完善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监事会要检查国有保险公司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保险、经济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情况；检查国有保险公司的财务，查阅其财务会计资料及与其经营管理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验证其财务报告、资金营运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核查国有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利润分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资金营运等情况；检查国有保险公司的董事、经理等主要负责人的经营行为，并可根据国有保险公司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保险监管机构对国有保险公司的考核评价办法等对主要负责人的经营管理业绩进行评价，提出奖惩、任免建议；通过提出专项检查任务等方式，指导国有保险公司的内部审计、稽核、监察等内部监督部门开展工作。实践中，应保证监事会按照以上规定对国有保险公司进行监督。
3.建立管理人员有效的激励机制
可以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创新，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合理拉开档次，根据员工职位、工作年限和贡献大小等确定相应标准，通过建立等级梯次，鼓励员王提升的积极性。同时可以完善实践中某些保险公司已经实施的股票期权计划，从法律上对此制度加以肯定，并制定配套政策措施，以便于该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的相关对策
1.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保持股权结构的清晰
投资主体多元化，可以避免股权过分集中，降低决策风险，股权清晰简单而适当集中可以确保董事会作用的有效发挥，为推动公司的快速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股东企业要规范、透明，确保质量。规范、透明的股东企业会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许多先天的优势。股东的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要一致。股东投资的价值观念往往决定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指导思想和策略。实践表明，目前许多公司出现的问题以及暴露出来的摩擦与分歧，在很多方面来源于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寿险公司经营规律、发展道路缺乏了解。股东企业行业背景差距太大，投资价值观念和管理理念不一致，为日后合作和发展埋下隐患。
2.正确发挥董事会职能
一是建立董事审查和问责制度。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建立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素质、有经验的人员进入董事会，确保董事能公正负责地履行职责，从而保证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应考察拟任董事的行业背景工作能力、业务能力，以及董事的忠诚度、代表性、职务与职责权限，使真正的内行和对于公司的发展管理具有规划能力、同时具有发言权的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董事问责制度是指对于在公司经营不当的时候，未能提出可靠的调整意见的董事，应该考虑基于保护股东、投保人等公众利益的理由，向法院申请取消其担任董事的资格，强化对董事的问责机制。要设立有法律地位的、有关公司董事责任的声明，要强化对公司董事的训练。
二是广泛设立独立董事，避免内部人控制。在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应该设立不属于“内部人”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也要避免流于形式。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监管制度上加以规范，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和法律责任。独立董事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公司的经营活动，维护股东利益，参与董事会的重大决策，为公司提供咨询、意见、考评董事会的工作绩效，并决定其报酬。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具有否决权，被独立董事否决的议案如果再议时，要由全体董事的2／3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并且要在公开披露的决议中列明独立董事的意见。对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独立董事应该能够及时获得。独立董事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应该承担责任。
三是应建立董事会议事制度。全面、高效地行使董事会的各项职能必须有完善的董事会议事制度和规则，并且要严格遵守和贯彻。董事会议题要务实，每次董事会会议都确定专项议题，进行专项讨论，解决具体问题，避免形式主义，走过场。建立追踪和整改制度。每次董事会议应将上次董事会责成落实的事项，向本次董事会进行报告，强化对董事会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
四是董事会应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如执行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应由外部董事担任。执行委员会应对公司的总体业绩进行监督，就有关公司总体方向的一切重大事项向董事长提出建议。审计委员会审查公司的内部财务状况。公司稽核部门直接向审计委员会负责，并有一套完整的审计追踪反馈系统，追踪整改情况。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外部审计是公司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补充，这对于具有公众性质的保险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如太平人寿就把内部审计、董事会审计和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三种方式相结合，发挥监事会在稽核审计中的作用，严格按香港上市规则要求披露信息，确保了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透明度。薪酬委员会应根据董事会决定的薪酬政策，确定应付给董事和由董事会任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3.正确发挥经理层的职能
一是建立对经理层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合理的报酬制度，将公司经理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可以考虑采取对经营者和骨干人员实行认股权证、股票期权等激励办法，使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也可以通过外部评价的方式，实现对经理活动的监督。
篇9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要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财政支持。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为主，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并依法由隶属于农业部的官方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农作物一切险及再保险；同时鼓励私营保险公司、联合股份保险公司及保险互助会等参与农作物保险计划，并依法对他们承保或的农作物一切险和再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民仅支付投保险种的纯保费的一部分，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
2．日本等国的政府支持型相互保险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其特点是，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但通过立法给予经济上、行政上的支持；经营的组织形式不是一般的商业性财产保险公司，而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社。这种模式的政策性很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以及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二是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督和指导；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提供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等。
3．西欧国家的民办公助模式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农业保险主要由私营保险公司、保险相互会社或保险合作社经营，但政府立法对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人与投保人予以经济、行政支持，包括经营费用补贴、保费补贴以及金融优惠政策等。投保以自愿为主，因而投保率普遍较低。近年来，为了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绿箱政策”，一些西欧国家也转而建立类似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4．亚洲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性重点扶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部：9-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特点大致如下：一是大多数国家的农业保险主要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或国家保险公司提供。二是保险险种少、保障程度低、保障范围小，主要承保农作物，而且农作物也只选择本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而很少承保畜禽等饲养动物，其目的就是确保粮、棉生产的稳定。三是参加农业保险都是强制性的，并且这种强制一般与农业生产的贷款相联系。
二、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约束因素
1．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
我国是拥有近八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又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额年均达1747亿元，占GDP的比重平均超过3，农业的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和受灾面积的比例分别超过20％和50；近年来自然灾害损失更是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42．1亿元。。在自然灾害损失中农业最为严重、最为广泛。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农业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农业平均发展成本高5个百分点，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和强度大造成的。与世界平均水平比，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18个百分点，自然保护成本高27个百分点，生态恢成本高36个百分点。我国生态环境的先天脆弱性使农业保险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因此，必须建立由政府主导或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制度。
2．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低
这是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自1993以后，在整个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却呈渐趋萎缩的态势。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受到高度重视。2004年后，相继批准设立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等国内不同经营模式的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但是，2006年全国总保费收入5641．4亿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1509．4亿元，同比仅增长22．6％。而2006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8．5亿元，同比仅增长16．2，比整个财产险保费增长速度还低6个百分点；农业保费收入仅占总保费的收入的1‰多，不到财产险保费的1。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建立必须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相适应。
3．建立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其它约束因素
(1)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处于工业反哺农业的初期，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拿出很多资金来支持农业保险，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必然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只能选择重点扶持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作物保险项目。
(2)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很大，农业的产业化、区域化、现代化发展很不平衡，既有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企业集团，又有农业商品化率仅在30左右的户均耕地面积只有几亩的数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差异很大。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不能搞“一刀切”，而应根据各地区自身的风险特点、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财政能力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
(3)农户的信用观念淡薄，违规成本低廉。我国农业保险中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保险中道德风险给保险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占保险赔款的20％，在牲畜保险中的骗赔现象更为严重。
因此，我国建立农业保险制度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某一模式，而要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依据本国国情，建立与我国农业经济现状和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同时，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必须从长计议，充分考虑各种制度模式之间的衔接，以便于将来的整合，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消除制度变迁的成本。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目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阶段，从国内外的农业保险实践来看，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进行农业保险制度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目前情况下，我国应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政府支持下的相互制农业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模式。
1．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经营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要在这个框架中经营农业保险及再保险业务，同时政府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经济、行政支持。参照美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农村经济比较落后的现实，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具有以下特点：
(1)设立农业保险管理专门机构，统筹全国农业保险的开展，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其主要职能是，负责设计和改进全国农业保险制度；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审查和监督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经营主体，并根据各经营主体的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对其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2)设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由于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只能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和畜禽保险采用政策性经营，予以重点扶持；其他保险项目实行商业性经营。政府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提供经济支持，主要是给予适度的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同时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如免除其营业税和所得税，提供各种形式的优惠贷款等。
(3)实行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政府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作物和畜禽实行强制保险，以保证承保面和参与率。其他保险项目实行自愿保险。但要处理好强制与自愿的关系，避免产生抵触情绪。
(4)建立政府支持的再保险机制。针对某些特殊的巨灾风险如洪灾、飓风等，建立由政府管理的巨灾基金，逐步完善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保证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经营。
(5)政府给予行政支持与协助。我国农业生产以小规模个体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村地区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因此农业保险的展业、承保、核保、防灾、查勘、定损、理赔等成本高、难度大，需要各级政府给予支持和协助。
由于农业保险业务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商业性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涉足其间，因而这种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于有政府的保费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也能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可以有效拉动农业保险的需求。但这种模式也可能带来政府过度干预，其财政补贴也可能导致效率损失。
2．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相互保险制度模式
相互制保险是合作制保险的高级形式，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高度一致，因而能更好地降低运行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维护投保人的根本利益。借鉴国外相互保险的经验，我国建立农业相互制保险的思路可以为：
(1)设立全国性的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由一定数量的农业龙头企业(初始会员)认购公司经营所必需的部分初始基金，同时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筹集另一部分资金。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选举公司董事，组成董事会，处理日常事务。初始会员应赋予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大的表决权和被选举权，以鼓励投资者设立相互保险公司。
(2)建立多级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组织体系。在总公司之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公司，县市设立支公司，乡镇设立营业处。由总公司负责制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政策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总公司主要负责各分公司的协调与管理，为各分公司提供再保险业务；各分公司根据本地区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独立开展各项农业保险业务。超级秘书网
(3)扩大农业保险经营范围。公司除经营传统的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等险种外，同时也经营与农业生产资料、农用设备设施、农产品储藏与运输、农产品加工与销售等活动相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扩展农业保险覆盖面，从而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4)建立有效的多层次农业风险分散机制。一是在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内部建立分级再保险制度。即基层相互保险公司向上一级公司分保。二是在目前市场条件下，由作为国家再保险公司的中国再保险集团采用事故超赔或赔付率超赔的方式，向相互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安排。三是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为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保证相互保险公司的经营稳定。
篇10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建设项目的质量、工期以及造价等问题和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密切，可以说，现阶段建设监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对监理工程师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监理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服务时可能面对的风险也逐步凸现出来，对此，人们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动监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监理工程师职业风险的防范。笔者认为，逐步推行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将有利于我国建设监理事业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在个别经济较发达地区开办了一些职业责任保险，主要包括律师职业责任保险、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医师职业责任保险、设计职业责任保险。中国首份监理责任保险于2002年在上海诞生，上海外建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取得了1000万元的监理责任保险。但上述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试办阶段，远未形成规模。与其他险种相比，职业责任保险从总体上仍然是最为滞后的保险业务。
纵观几年的发展历史，我国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业务量极其狭小，与巨大的职业责任保险潜在市场不相适应。虽然我国的职业责任风险大量存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职业责任保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处于低迷状态，难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
（2）发展不稳定，无规律可循。职业责任保险自从在我国起步以来，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保费收人等指标不是平稳地上升，而是上下波动，起伏不定，为保险人分析评估该险种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保险人目前在职业责任保险的风险控制上找不到规律，无法制定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职业责任保险承保办法以及其他实务操作规范，不能像其他险种那样放手经营。
（3）风险巨大，效益不佳。尤其是近几年，国内职业责任保险暴露出高风险的性质，赔付率居高不下，个别年景赔付率甚至超过1000l0，保险人几乎无利可图。为此，很多地区对这一险种望而却步，不敢问津，有限的几个地区开办这项业务，也是本着极其谨慎小l：的态度。
上述特点，也可以说是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
（1）我国目前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还没有足够的能够作为职业责任保险开办依据的各种职业责任赔偿条例。职业技术责任事故的处理，需要各种具体的法律依据。在我国，职业责任纠纷很大程度上依靠《民法通则》的损害赔偿原则来解决，各种专门的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很少。具体到建设工程监理，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建筑法》、《工程建设监理规定》等有限的几个法规条例对监理单位的损害赔偿作了规定，但却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且赔偿数额相对较小，致使监理单位风险意识薄弱。其他行业也类似。这就使职业责任保险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依据，从而无法大规模开展。
（2）缺少权威的鉴定机构来明确判断职业责任归属，对职业责任纠纷进行仲裁。由于职业责任与专业技术有关，保险人不可能对各行各业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像专家那样深人掌握，一旦发生事故，对于是否属于职业责任，是否应该赔偿损失，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是很难判断的。因此，必须有权威性的责任事故鉴定机构充当职业责任者与受害者及保险人之间的仲裁人，对责任事故做出科学的鉴定，才能明确责任归属，保障受害人的利益，从而有利于专业责任保险的发展。
（3）保险公司缺乏经营职业责任保险的经验，无法为投保人提供相关服务。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保险公司由于既懂保险又懂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难以为投保人提供有效的风险防范服务。而保险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服务的做法，也极易引起投保人的抵触情绪。即使在法规、政策等配套措施到位后，如果不尽早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将阻碍职业责任保险的顺利实施。
因此，受上述条件的制约，职业责任保险在我国发展缓慢，步履维艰。
三、我国职业责任保险的发展对策
1.完善相关法规和合同条件
监理工程师责任赔偿制度在立法上是否明确、完善，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能否有效推行的关键。《建筑法》规定了监理责任赔偿制度，这是实行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内容具体、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与之配套。此外，与FIDIC条件相比，我国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没有对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做出规定，对其中涉及监理工程师赔偿责任的条款也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解释，使得我国现有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过小，不足以补偿由于监理工程师的失误所造成的业主和第三方的损失。应参照FIDIC合同条件，在监理合同中加入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专项条款，使职业责任保险真正为业主和工程监理单位所重视，全面提高监理单位的质量意识、风险意识。
2.监理工程师的职业责任保险宜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
这是因为：第一，从保险原理分析，责任保险的基本社会目标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以自愿保险方式开展，则工程监理单位有可能不愿投保，保险人则有可能拒绝承保。这样，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将会降低。第二，从社会现实分析，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保险意识还不强，监理工程师制度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规范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的行为，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赔偿制度还有许多工作要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去贯彻落实。鉴于这些情况，只有实施强制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才能确保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促进我国建设监理制度的完善。在目前尚无强制保险的情况下，也可以制定一些倾向性的政策，来推动工程监理单位投保的积极性。在这方面，上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在建设工程监理招投标中享有优先中标权。建设工程监理评标方案应当有体现参加监理责任保险的监理单位优先中标权的内容。
3.建立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鉴定机构。
在发生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时，由何种机构判断责任归属，是实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监理工程师提供的服务专业性极强，保险人以及一般仲裁机构不可能对复杂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做出权威判断。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归属判断的权威机构有两种：一是人民法院，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的专家组成的鉴定机构，这是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时的责任认定机构。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索赔纠纷案件经上述权威机构认定后，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实施理赔工作。
4.提高保险公司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在建设工程方面开发的险种单一，保险费偏高，服务质量较差，专业人才缺乏，这与我国推广工程保险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也难以适应加入WTO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必须尽快加以改变。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人才和工程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制度，联合社会上现有的专业技术人才，为投保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不仅是推行监理工程师职业责任保险的需要，也是提升我国保险公司竞争力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1]艾幼明,关惠清,沈晓凤.责任保险与建筑安装工程保险[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篇11
一、提高立法层次，建立更具强制性的工伤保险制度
已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特征都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强制和互济，工伤保险的内容也是按照制定法律由政府直接组织或指导实施。德国是工伤保险立法最早的国家，早在1884年就颁布实施了《工伤事故保险法》，挪威于1895年颁布了《工伤保险法》，美国在1908年联邦政府颁布《美国联邦雇员伤害赔偿法》。以上国家由于采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工伤保险制度，效力高，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强制力，执行起来自然也较为顺畅。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历经了十多年的改革，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4年开始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者是部门规章，后者是行政法规，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效力较低，难于发挥工伤保险制度作用。例如，有些企业不参加工伤保险，严重影响工伤保险统筹基金的基数，以致造成工伤保险难于达到真正分散风险的目的。另外，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办法，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没有体现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使我国的工伤保险立法进入正规的国家权力机关立法层次，以便提高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实施与执行的力度；制定和颁布全国统一的工伤保险法或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有助于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提高，更有助于弱化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工伤的处理，这样有利于社会补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促进工伤保险法法律制度的全面建设。
二、建立健全我国的劳动行政执法队伍，提高经办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保障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其社会影响亦越来越大。尤其是工伤纠纷，由于直接涉及到职工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因此十分敏感，社会关注程度较高。我国劳动保障业务整体来说具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劳动保障的执法队伍应该得到加强，逐步淡化其“行政色彩”，强化其“法律特点”，时机成熟时在法院系统建立“劳动保障法庭”，形成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劳动保障法律事务经办队伍。在工伤保险开展较好的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德国)，工伤保险经办及纠纷处理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劳动法庭处理，这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建立劳动保障法庭，是劳动保障事业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国的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从国外的工伤保险状况来看，工伤保险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1964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工伤事故补助公约》，其中规定，工伤补助是对因工负伤者提供的保障。工伤补助的对象应当包括:因工受伤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因工伤不能工作并中断收入者；因工而永久地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因工死亡者需赡养的人口。由此看来，工伤保险对象应包括:公务员、各类企业职工、临时工、季节工等。实行强制性工伤保险的德国，其工伤保险的对象甚至超出了国际标准。在1885年工伤保险创立之初，首先在部分工业行业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到所有雇员。1942年，德国全部企业为工伤保险制度所覆盖。1971年，各类人员为这一制度所覆盖(从工人到国家工作人员及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儿童)。德国统一以后，1990年，该法对前东德地区生效。目前，德国8，500万人口中有5300多万人处于工伤保险的保护范围。我国2004年的《条例》对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大，规定在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伤户都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覆盖范围仍然比较窄。我国大量的人口在农村，在农闲季节他们涌进城市、城镇做临时工、季节工，这部分人数量比较多，可是未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因此，我国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工伤保险的对象应包括各种从业人员。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使现行《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能够真正参加工伤保险。
四、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和完善工伤认定工作
在工伤保险中，确定工伤是决定是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我国工伤认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规定。《条例》第20条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申请之日起60日作出工伤认的决定。也就是说，我国工伤认定机构由劳动行政部门组织保险经办机构来组成，至于如何组成，该机构的性质如何，权威性如何，该《条例》未作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机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作为一种秩序，权威在秩序中至关重要，工伤认定更多体现的是医疗专家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的结合，威信因素大于权利因素，在这一意义上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有很大的区别。人们之所以相信工伤认定结论更多出于对专家专业水平的认可及专家在该领域从业的经验所形成的威信。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成立一个由法律授权的完全独立的、由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来专门认定是否属于工伤。特别是这个机构不能隶属任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法律特许的社会服务组织，这样将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在工伤认定过程中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工伤认定的结论科学含量上升，行政权力含量下降，这样会使当事人各方更加满意，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端。如果当事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可直接向人民法院。
五、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和解决长期待遇费用平衡问题
5.1完善工伤保险基金运营机制:
各国政府在工伤保险领域注重选择基金制的原因，在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补偿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并且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发生是不可预见的，使得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无法精确预算，为实现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可能，实行基金制是可行的选择。但是若储存的基金因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导致贬值，则实行基金制的好处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基金的储存应当与基金的运营统一起来，即将可能遭遇的贬值风险与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统一起来。我国目前的工伤保险尚未规定工伤保险基金运营制度，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来实现工伤保险基金的增值势在必行。
5.2切实解决长期待遇费用的平衡问题:
国外工伤保险基金有的实行“现收现付”制，即经过精算，当年基金基本平衡；也有的国家如日本实行的是“部分积累模式”，即当年筹措的资金除应付当年支出外，还留有部分积累，以降低未来基金支付的风险。这种办法把一段时间内将花费的长期费用在相应的时间内征收上来，并考虑将来利息收入的增加因素确定费率，实际上是阶段性储备积累。该制度以3年内确保保险费稳定(行业费率不变)和6年内资金平衡为基础。具体说，确定保险费率时把基金筹集金额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等于该年度新增长期待遇领取人年金数量的6倍，第二部分为下年度短期待遇所需的费用。该办法的好处是当代人与下代人的负担能够合理分配。同时，根据不同工种确定费率，可能有利于劳动力从工业部门流向技术开发部门。“基金阶段平衡制度”所积累的资金，将支付给未来的年金享受人员。我国的《条例》确定了“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收付原则，对于长期待遇的支付是不合理的。日本的工伤保险待遇短期实行“现收现付”，长期待遇按当年新增人数所需年金的6倍征集上来。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这将有助于解决目前我国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费用难于平衡的问题。
六、加强工伤保险的预防和康复功能的发挥
传统的工伤保险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随着现代工伤保险的发展，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经济补偿是消极的事后补偿措施。如果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能够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将更符合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预防为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被当今许多国家看作是工伤保险的首要职能，它改变了传统工伤保险中以工伤补偿为主的模式。德国一般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取5%~7%用于工伤预防，预防费用逐年增加，1994全年预防经费超过了10亿马克。德国的成功经验表明，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工伤事故发生就越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伤案例减少了三分之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法国的社会保障机构除负责工伤补偿事务外，还建立专门的工伤预防基金和专职的安全监督员，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1.5%建立工伤预防基金，主要用于为企业提供安全方面的咨询，提供安全技术和安全专家，监督实施安全条例和工伤统计分析等工作。在德国，康复优于赔偿也同样被视为改变传统的通过行政划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模式，而利用现代产权理论，对资产进行评估，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实现现有资源的整合，从而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现代职业康复的社会机构；四是在管理上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我国工伤保险立法应当改变过去着重体现工伤补偿的功能，而应把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积极功能——工伤预防和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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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1.建立阶段
1986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劳动合同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国务院颁发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暂行规定》虽然对失业保险制度的主要构成要素如实施范围、对象、资金来源、支付标准、管理机构都作了说明，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其实施范围狭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保障能力有限，失业救济性质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浮出水面。为了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1993年国务院又颁发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以代替1986年的《暂行规定》，但是《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并没有对《暂行规定》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失业保险原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新的形势下有些问题甚至更加尖锐和突出，从而导致了失业保险在经济改革中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改革的进程。
1999年国务院的《失业保险条例》，在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强调失业保险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体现失业保险的性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方面无疑有很大的进步。确立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宗旨。将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建立了国家、单位、职工三方负担的筹资机制。在支出项目安排上，强调了失业保险金及其相关支出，增加了职业介绍补贴的开支项目，取消了生产自救费和管理费。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按照高于当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原则制定。提高了统筹层次，实行了市级统筹。加强了基金管理，规定失业保险基金必须存人银行的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覆盖范围窄，多数失业者享受不到失业保险金待遇
自《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后，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比过去大，但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就业岗位有限的实际情况比较而言，还是显得比较窄。我国广大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虽然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已把农民合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规定对工龄满1年以上、雇用单位已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农民合同工，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但是，这不能覆盖大量进城从事短时间打工的农民和每年从大中专院校毕业走向社会，短期内难以就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失业保险问题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失业保险金主要来源于征收的失业保险费，而各地的失业保险金以县(市)统筹，在当地使用。可见，失业保险金来源渠道单一，统筹层次低，防范和分散失业风险的能力不高、调剂能力差。
《失业保险条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但是实际上，我国失业保险仅围绕失业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展开，在如何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没有过多的涉及。面对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没有相应的就业激励机制和再就业培训措施，单靠给予生活救助是不够的，最终会导致保险基金不足，无法保障众多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三、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的对策
1.调整失业保险制度理念，充分认识就业保障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应该具有就业保障的功能，其基金的支出，构成社会消费需求，与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存在着一种反向运动的内在联系。在经济繁荣、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社会消费需求具有扩张倾向性时，社会保障金支出就会减少；反之，社会保障金支出就会增加。因此，只有达到充分的就业，才会从根本上减轻社会保障的负担。因此，应把失业保险制度与积极劳动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就业导向型的失业保障制度，以实现扩大就业的总目标。
由于失业本身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让所有非自愿而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都能够享受一定的失业保障并获得就业的机会，使失业保障进一步社会化，做到应保尽保。当前，要尽快将刚毕业暂未找到工作的学生，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被精减下来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农民合同工，农村潜在的失业者等纳入失业保险的范围。同时，要拓宽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建立基金来源多元化的失业保障体系，以满足基金不断增长的要求。将失业保险与促进再就业工作联系起来，营造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宽松环境。
推动失业人员重新就业本身就是失业保险工作的一个有机部分，失业保险除了对失业人员进行救济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提高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能力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因此，要将失业保险与促进再就业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加强对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做到失业培训工作经常化、有针对性，着力于全面提高失业人员的素质。另外，要营造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宽松环境，做到一要适当降低创业的门槛，减少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的资金限额和各种限制条件；二要为创业者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包括实施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息等举措；三要对失业人员创办企业提供一定的税费减免，降低创业的负担；四要鼓励创办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以缓解就业的压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而失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高度的重视。我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不断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
篇13
2004年9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在国内率先出台了地方性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成为我国确立知识产权战略的先导，标志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新的发展。“入世”以来，我国面临了诸多跨国知识产权争端，从2002年DVD产品在欧洲遭海关扣押，到2003年思科在美国华为软件和专利侵权、日本丰田诉吉利公司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等，反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代价。对此，企业管理中确立知识产权战略成为当务之急。
一、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战略的重要构架
在现代管理中，企业战略是企业基于未来内外部条件变化作出的预先安排。不同企业，战略层次不同，一般分为公司战略、竞争战略和运营战略三个层次。公司战略是公司高层指导和控制公司行为的纲领，解决公司经营理念、产业范围、资源分配和国际化等问题。竞争战略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运营战略指上述两大战略的贯彻或流程。因此公司战略和竞争战略构成企业战略的框架。
公司战略是总战略，可表现为：稳定性战略，指企业持续性地向同类型顾客提品或服务。增长战略，指提高销售额，扩大顾主和市场份额等。收缩战略，是减少经营规模或范围。组合战略，是指同时实行上述若干战略。以上战略由企业利用已掌握的资源，分析优劣而确立。
竞争战略由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ichaelPorter提出，他认为，管理的成功取决于选择正确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与组织和产业的形势相适应，也就是能建立起保持高于产业平均生产水平的竞争优势。他总结道：管理必须选择一种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战略，诸如成本优先、别具一格或专一化战略。成本优先必须是成本的领导者；别具一格战略强调高超的质量、非凡的服务、创新的设计技术专长或不同凡响的商标形象；而专一战略则集中在成本专一化和差别化的空间。不管采用何种战略，要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要跟上产业演变的步伐，另一方面必须阻挡来自竞争对手的侵蚀。企业建立某些障碍使仿制者难以得手，可利用专利或版权减少仿制机会，或与供应商订立专供合同来限制其向竞争对手供应渠道等。因此，竞争战略体现了公司战略的动态变化，也是公司战略确立和调整的核心。知识经济条件下，拥有知识产权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战略是21世纪企业战略的先导，是企业立足市场的利器。
知识产权战略要求企业考虑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并将其上升为战略来设计，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知识产权对经济的增长不会自然产生，它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造热情，保持竞争力来实现。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是知识产权特有属性在管理行为中的具体化，成为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的新形态。
通常，知识产权管理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制定战略。根据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如专利战略要求确立专利开发、调查、申请或实施等制度；商标战略要求商标设计、注册、使用和保护常规化；版权战略把握版权的使用和保护。设立管理部门。在组织构成上按不同知识产权类型进行分组，并将其归属相关的部门，如将其隶属于研发部门或法务部门等。管理制度的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可细化成几个部分：新员工的知识产权背景调查制度；知识产权资料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奖励制度；知识产权培训制度；知识产权审检制度，包括产品、合同等的审查和检验；保密制度，如与员工订立保密协议，在规章制度内确立保密条款等；评估制度，主要指知识产权评估的标准和程序。知识产权战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构架，是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的要义。
二、知识产权战略的迫切性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经济是用更先进的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谁掌握最新的技术、知识，谁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的掌握量和先进度。其特征是创新导致价格倍增，资本追逐知识，知识对价值的贡献比重增加。创新是企业的生命，创新的产生和成长依赖知识的滋养和孵化。企业为追逐利润在此表现的更为突出和迫切。知识产权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世界五百强企业发展的进程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在国内，且看各跨国集团在我国的跑马圈地，占山为王，多半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占领市场。如，早在1994年，百事可乐与四川天府可乐合资，百事以参股60%控股，并停用“天府可乐”，使被认为民族饮料象征的天府可乐悄然退出市场，而百事可乐行销市场。1999年，北京亚都科技集团被微软以侵犯软件著作权为由；继而思科公司对我国著名软件企业华为公司提出侵犯知识产权指控。微软则利用其技术优势，形成在我国软件行业的高端市场。2004年初，德国汉高公司收购上海轻工集团“熊猫”品牌，启用汉高牌并停用“熊猫”。这些案例凝聚了我国自有品牌痛失市场的教训，也是跨国企业成功发展的惯用模式。这种模式的背后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支撑。在知识产权战略的引领下，这些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开发上循序渐进，先是放水养鱼，继而步步为营，最后达到市场通吃的目的。
我国企业要立足于市场，不断提升竞争力，必须确立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战略是知识经济对企业管理的新要求，是知识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的必然。就国内企业而言，海尔集团不断发展之路就是很好的证明。海尔借助自有知名品牌和不断创新的技术，研发不同市场的产品，将市场拓展于全球不同的地区，使其成为中国知名品牌的一面旗帜。相反，急功近利的模仿与复制，除了遭受侵权之诉之外，永远只能给别人做嫁衣，替他人打工。
此外，确立知识产权战略，也是市场的呼唤。“入世”以来，国际知名品牌大举进入我国。2001年，世界五百强企业对我国投资达468.8亿美元，其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世界五百强是代表了全球先进生产力水平及企业组织管理水平和经营理念的强势企业群体。这些企业在对我国进行投资的同时，大量申请取得知识产权，企图建立和维持对相关领域的独占。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一大批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壮大。这些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品牌。他们利用劳动力和原材料方面的优势，日益成为跨国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跨国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采用综合战略措施，用商标、专利、版权及商业秘密立体交叉地展开对我国市场的争夺攻势，使我国企业面临诸多跨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争讼。我国企业要在此环境下生存，必须寻求包括知识产权战略在内的各种途径，确保市场地位。在国内外企业云集的我国市场，市场呼唤企业尽快建立自身的知识产权战略，保护我国经济良性发展，更为企业赢得一份竞争的席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定位
在纷繁复杂的知识产权纷争面前，我国企业只有建立多方位、立体化的知识产权战略系统，才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化被动为主动，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此，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着力定位于知识产权的研发、取得、合法有效的利用和保护若干方面。具体概括如下：
1品牌战略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品牌战略要求企业在市场营销方面确立全面的品牌意识，打造自有品牌，制订和采取保护品牌的制度与有效措施。
首先，强化商标意识，着力打造民族品牌，争取市场；同时，落实自有品牌的合法使用和法律保障制度，建立一套商标开发设计、申请和保护机制。将品牌的开发和利用列入企业目标管理的项目之中，并由企业研发部门、法务部门等职能机构将其制度化进而监督实施。
其次，洞悉市场竞争动向，尤其是竞争对手的发展状况，掌握跨国企业在华的商标战略，修正自己的商标战略。利用国内外市场资源，进行跨国经营，使品牌向全球发展，以商标的国际化带动知识产权战略。品牌战略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是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在我国，长期对知识产权缺乏了解，对商标的保护往往被忽略。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数百年来历炼了众多的民族品牌、字号，成为赢得市场的金字招牌，如“五粮液”、“同仁堂”、“吴良材”等等。其中一些是未经注册的驰名商标。一些投机取巧者在国内、外抢先注册，使这些品牌本应有的市场受到限制，甚至被扼杀。企业对驰名商标管理，一是形成制度化的使用机制；其二在遭遇被抢注时，快速反应，熟练运用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2技术创新战略
创新才有发展。企业若要长远发展，首先要培养创新能力，鼓励开发研制自己的核心技术。在思路上，将跟踪和模仿为主的初级模式调整为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在资源分配上，加大技术投入，提高开发费用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完善研发机制，突出研发与技术升级的地位。
另外，在专利已经划地为牢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对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开发围绕核心专利的应用性专利技术，形成对原核心专利的包围，利用交叉许可，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企业还可以采取企业跟随战略，把握市场技术动向，注意新技术对市场的潜在影响，分析新技术与企业产品的延伸可行性，认为有市场价值时跟随开发。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公有技术，结合企业特点进行技术改造，特别是注意追踪了解新近失效的专利技术，发现有应用价值的及时利用加以开发。总之，技术创新可以有多种途径，但确定创新战略是第一步。
3专利、商业秘密保护战略
“入世”以来，美、日等技术大国屡屡利用知识产权大棒对我国提起专利侵权之诉。据报道，近三年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圆。面对跨国企业来势凶猛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专利保护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身符。
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知识管理机构，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开通专利文献检索渠道，了解最新专利信息；对相似技术由专业人员进行侵权分析，避开侵权技术；了解本行业技术发展趋势，确保企业技术研发的方向和合法性。
普及知识产权常识，增强员工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遵守列入员工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项目，使之成为日常的工作规程。
加大专利申请力度，对专利及早申请，并在基本专利四周设置大量技术原理基本相同的不同权利要求范围的权利，以增加专利申请的数量，扩大专利保护的权利范围。一些企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就2003年，华为公司申请专利达1551件，中兴通讯达640件，占了我国IT行业专利申请的半数；在数字电视行业，康佳和创维也突破跨国企业的专利围困，申请一批核心和专利。
商业秘密往往不被重视，一般只在发生损失时，才仓促应对。事实上，商业秘密的分布非常广泛，不仅指技术秘密、技术诀窍，更大范围地存在于企业商业运作中的各种经营信息，如客户名单、货源渠道等；而且，在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初级技术尚不足以专利来保护的，往往成为商业秘密保护对象。如软件企业的源代码等。
近年来，因企业员工流动而造成商业秘密泄露案件时有发生，显示出企业的战略盲区。首先，企业应加强内部管理，制定严密的保密制度，订立保密协议；并将商业秘密保护作为企业保卫工作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项目之一。其次，强化对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落实泄密后的处置方案，构建企业安全防范网络。同时，在引进人才时，除了解其教育、技术等背景外，还应审查其带有的技术或秘密的知识产权状况，在掌握其合法性的条件下再决定是否引入，也是商业秘密战略的内容之一。商业秘密保护战略更大限度的构筑起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网。
总之，知识产权战略成为21世纪企业的鲜明特征，是知识经济对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战略要求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管理，树立品牌意识，洞悉发展趋势，立足技术创新，健全保护机制，构建起立体化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参考资料：
1.（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