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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国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是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最为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高校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当前中国有600多所高校都开设了国际贸易或类似专业，这些专业的培养方式和内容几乎是同质化的，学校之间无论是办学目标还是教育理念、改革目标及措施、教学模式等方面都较为相近，缺乏差异性和特色性。对于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项人才培养较为匮乏。二是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高端人才匮乏。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还缺乏对高端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本身的高端人才较少，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高校和专门的培训机构针对国际贸易高端人才开展专项培养。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需要越来越多在具备复合型素质的基础上，掌握某一领域或者某些领域的专业技能。如2015年总理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明确表示将有序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跨境投资人民币使用、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既促进中国自身的发展，适应世界金融体系和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随着这些业务的推进，必将促进中外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必将越来越多。三是国际贸易的人才培养缺乏实践性。当前的国际贸易主体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贸易更多地受制于跨国公司。显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贸易是不同的，后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式以及统计方法。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方法”，跨国公司本身的“逐利性”使得国际贸易中对于“结果”的追求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成为国际贸易人才的根本诉求，这就要求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实践，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校园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培养过程中缺乏贸易实践锻炼。
二、基于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策略分析
一是要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而人才是国际贸易中的核心竞争能力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国际贸易的人才培养。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公司层面(尤其是存在国际贸易行为的跨国公司)、社会层面等多个不同的主体出发，协同创新，高度重视国际贸易人才培养，只有在理念上高度重视了，才可能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二是要加强国际贸易的高端人才专项培养。国际贸易人才需要具备多元复合的素质要求，如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通晓国际规则和管理、熟悉并热爱本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流实践能力。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高端人才在国际贸易中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前文已有论述，可谓非常重要。很多时候，高端人才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往往是决定方向的人物，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很可能是公司业务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在跨国公司主导国际贸易的背景下，对于国际贸易的高端人才专项培养亟待发展。三是重点提升国际贸易人才的实践能力。“纸上来得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商场如战场，风云变幻，波云诡异。因此需要在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强实践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针对高校的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所输送的毕业生是否被社会所接纳，是判断高校办学水平和效益的一条根本标准，因此国际贸易的毕业生最根本的检验标准在于能否投入国际贸易实战并能胜任相应的工作。
作者：陈静 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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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环境不断优化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实施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三大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道路的有效途径。为推进全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辽宁省近年来不断致力于优化服务外包产业环境。一是加强了政策支持力度。省政府制定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提出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外包业务，积极发展境内服务外包和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努力尝试培育一批承接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外包服务企业，不断提升全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水平和质量，将全省努力打造成全国重要的服务外包基地。二是构筑了产业内部集聚基地。辽宁省长期以来将发展服务外包作为扩大出口和调整出口结构的主攻突破口，持续增大对服务外包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软件外包产业水平，扩大服务外包产业规模。目前全省服务外包产业的集聚基地雏形基本形成，形成了以软件技术研发、物流信息平台、金融服务等为代表的外包产业集聚基地群。其中沈阳动漫城、大连软件园、沈阳软件出口基地、东大软件园腾飞园区、大连金州新区等十大重点软件产业园发挥了较好的产业群集聚基地效应。目前辽宁省已经拥有通过CMM和CMMI认证的服务外包企业60余家。三是积极培养服务外包人才。为更好地发展服务外包，更高质量地承接跨国公司外包业务，辽宁省打造服务外包人才培养、培训基地，积极为服务外包产业储备和沉淀专业人才。目前辽宁省已经拥有省级高端服务外包培训基地6家，尤其是目前依托大连软件园中心，于对外贸易学校成立的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前瞻性地确立了新型校企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辽宁省非常重视对新生外包服务企业的培育，截至2011年底，全省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已经达1200家，从业人员超过16万人，离岸服务外包产业位居全国前列。
3．承接服务外包以日、韩为主就目前对我国发包业务的拥有量而言，日本拥有80％以上，而欧美市场仅有15％左右。辽宁省承接国际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沈阳和大连两大城市，而沈阳、大连与日、韩的地理优势使得全省的主要承接跨国公司外包服务以日、韩发包市场为主。以大连为例，大连市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致力于建设“中国IT外包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充分利用与日本、韩国的地缘优势，积极开拓与这两个国家的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渠道，集中力量吸引一大批日、韩企业在大连扎根，从此日、韩两国外包业务大量转移进入大连。软件产业已经成为目前大连经济增长的支柱型产业，大连已经形成了以软件出口和外包业务为核心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日益形成了以软件产业和外包产业助推经济增长，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新格局。
4．重点城市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现状国家首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大连和省重点服务外包城市沈阳是辽宁省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兴起的主要驱动力量。因而对大连和沈阳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状况的分析是研究辽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现状的重要方面。大连市作为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和“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是我国外包业务服务能力极强、服务水准极高的跨国公司外包业务承接基地。2013年，大连地区生产总值实现7650．8亿元，比上年增长9．0％，在线登记的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达20．31亿美元，且执行金额为1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9％。截至2013年年末，全市拥有1035家服务外包企业，12．8万人次的外包从业人员。大连市现有包括东北财经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轻工学院、大连医科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在内的高等学府30多所。2013年，大连市拥有博士、硕士研究生3．9万人，其中1047名博士生毕业，11295名硕士生毕业以及4．9万名本科生毕业。同时，大连还建立服务外包实训基地和培训中心200多家，为储备和输送服务外包产业专业人才打造了坚固的孵化摇篮。沈阳作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和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城市，虽然不具备大连市的优良港口优势，但沈阳市充分吸收和发挥外包产业扩散发展所形成的优势和有利条件，特别是以此为依托建立起来的软件基地，为沈阳外包服务企业搭建了便捷的公共服务平台。2013年，沈阳地区生产总值达6606．8亿元，比上年增长10．0％，人均GDP为80532元，增长9．2％，第三产业增加值2902．5亿元，同比增长了8．9％。2013年全市新签外商投资合同项目158个，合同外资额2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实现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金额19．4亿美元，增长32．0％，完成营业额9．7亿美元，增长36．0％。沈阳市正在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努力提升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承接能力，着力将服务外包产业打造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柱性力量。
二、辽宁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而言，尽管辽宁省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起步较早，且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方面已经初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1．扶植政策滞后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领导下的重大经济行动。政府的扶持和引导无疑是这一重大经济行为的第一助推力量。就全省范围来看，虽然大连和沈阳根据自身的外包产业发展状况，在软件园和产业基地建设、园内企业孵化、产业规模效应等方面制定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且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但目前辽宁省在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尚未制定一系列的资金扶持和产业优惠政策。另外，辽宁已有的一些外包扶持政策还停留在鼓励层面，欠缺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外包服务主体的进一步巩固性扶持，这与全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尚不成熟有关。
2．人才储备不足人才是跨国公司在选择外包合作伙伴时衡量人力资源成本的重大考虑因素。目前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进军国外外包市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兼具专业技术和第二语言的复合型人才。辽宁省是初级人才资源的重要集聚地，企业在运用本地初级人才从事外包业务时，还需要对其进行专业技能或相关外语知识的培训，如此便会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另外，虽然辽宁的人才储备较多，但是处于人才结构高端的人才沉淀量和储备量较少，人才储备结构需要向高层次、高技术型方向调整。发展服务外包业既要满足对高级工程师的需求，又要保证对低层次软件开发人才的供给，否则人才储备的不合理不但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会制约辽宁省服务外包业的良好发展势头。
3．服务外包业务发展失衡目前业务发展失衡在辽宁省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中普遍存在，这种失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业务价值链上，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失衡。在承接方式上，当前辽宁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时主要采用传统的承包方式。在承接目标上，辽宁多以以业务流程和信息技术为主的业务价值链低端市场为主要目标。而对于经济附加值高、社会效益好的服务外包市场和业务承接较少；二是在区域上，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展失衡。虽然辽宁省拥有发展服务外包的重要地理位置优势，但目前的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局限在省会城市沈阳和沿海发达城市大连，全省大批内地城市的服务外包业业务非常单一且发展缓慢，更主要的是该业务的开展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如锦州、铁岭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城市，其外包产业发展几乎没有成形，对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的承接能力严重欠缺，且政府对此类地区或城市发展外包产业的扶持相当缺失。
4．承接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欠缺辽宁省作为国内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先锋省份，其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在全国已经位列前茅，全省目前已经拥有超过1200家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拥有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将近20万人。然而，辽宁企业长期以来重视重工业而轻视服务业，将制造业作为企业发展的重点与核心，服务业的发展相对则滞后，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上更是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营销经验等。与国际上的一些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企业相比，辽宁省服务外包承接企业普遍呈现出规模不够、知名度不足和品牌意识不强等现象。目前辽宁省的软件外包公司东软集团的外包收入尚不足1亿美元。承接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欠缺是导致当前全省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方面竞争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直接导致辽宁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中，对潜力巨大的欧美市场渗透力表现严重不足，仅开拓了发包商订单规模相对较小的日、韩发包市场。
三、促进辽宁省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对策建议
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形势演变要求每个经济体积极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的突破口，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无疑成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辽宁省在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业务中，需要充分整合省内企业和跨国企业间的优势资源，积极打造推动全省经济增长的新生着力点。
1．合理规划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政策服务外包业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和发展所带来的惊人效益，促使世界各国各地将政策重点转移到支持本国或本地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上，辽宁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定的外包市场份额，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规划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对服务外包的激励政策和促进外包产业稳定发展政策，引导和扶持服务外包企业迅速而又稳定地发展。一方面政府应该站在全省经济总体情况的高度，更新服务外包发展观念，准确定位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对本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从未来服务外包产业在本省的重点发展方向出发制定长远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全省应该充分考察本地区发展服务外包业务的有利自然环境、经济状况以及人力资源等，对不同城市、不同项目实行差异化政策，在保证发展服务外包业的同时尽量减少资源浪费。例如，对适合发展外包服务的地区降低服务外包企业的出口关税或者对其进行补贴，对适合经济发展的重点服务外包业项目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
2．鼓励外包服务商进行合作联盟从对服务外包的承接定位来看，辽宁省服务外包企业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承接力度去接收欧美市场上具有高附加经济价值的高端外包业务。因此，省内服务外包企业可以同国外有实力的公司合作，达成服务外包联盟，引进先进的外包接收经验、技术和人才等，这样有利于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有助于及时了解和掌握外包市场的最新动向，从而迅速提升企业对国际发包方的业务承接能力。印度在外包服务商的合作联盟上做得最为成功，作为目前的第一大外包承接国，其外包企业的崛起就是在同美国外包公司形成合作联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外包服务企业在与国际外包商的业务交流过程中，应当十分重视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不失时机地运用合作联盟的力量将自身推荐给国际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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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资过度进入制造业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FDI与引进制造业投资同步进行，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从1999年开始就不断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时，制造业占比已经达到70%以上;之后，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处于下降状态，到2012年降到43．7%(见表1)。从FDI在华的产业分布看，引进外资中大约有60%进入制造业，给外商带来的88%的FDI工业增加值来源于污染密集型的产业，其中30%属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产业［8］。从“三废”排放量来看，制造业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废水排放量已经占到工业排放量的79%;废气排放量占到63．7%;废弃固体物排放量占42．1%。从国际竞争态势看，由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制造业生产扩张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转移。这也说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并没有整体上改善环境污染，或者技术外溢不足或者是技术吸收不足。当然，从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断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经降到43．7%。这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与升级，第三产业处于上升态势，对环境污染程度的降低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环境标准的国际差异性导致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目前，国际上有《多边环境协议》、《卡塔赫纳生物议定书》和《蒙特利尔公约》等国际性的相关环境保护条约。然而，这些条约或者是单边条约，或者是与WTO的有关规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内，有关环境保护的协定尚不完善，更没有如国际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那样的协定对相关方面的明确限定与约束限定。制造业的输出国基本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而这些国家对环保标准的制定有严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对于能耗高、污染严重等行业的惩罚相当严厉，开出的罚单动辄上亿元。但中国对相关污染的外资企业开出的罚单仅为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外资企业通过污染生产获得的收益远大于遵守环境规制所付出的相关成本，根本起不到应有的惩罚作用。另外，发达国家主要依据本国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国内的基本条件而制定制造业标准，他们不会过多考虑或者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推进阶段，这就导致发达国家在其国内发展高污染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当然，也有相当的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中国与其母国的环境标准“压力差”将污染转嫁到中国。
第三，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造成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引资竞争，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须获得相当的财政收益，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行政费用支出的需求。同时为了政治上的晋升极力追求经济增长率。而要在“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中取得优势，选择“资本推动型”发展模式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断地创造或者改善软硬环境，以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相对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中国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有严格的限制，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就会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权力，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以尽最大可能获得外资的审批权。这种基于对经济资源最大化的不断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资的利用规模和数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对外资引进的疯狂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倾斜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外资进入基本上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逐步梯度推进的格局，然而FDI在华地域分布的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东部地区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显著的“表面”政绩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突破环境底线，引进了一批技术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资企业，结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态环境更趋恶化。特别是外资偏向于投资制造业的引资结构更是加大了中国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压力。第四，大量“洋垃圾”进口到中国，造成国内环境污染。由于发达国家对环境污染的严格限制和巨大的惩罚成本，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垃圾转移就成为他们处理污染的一种途径和方式。其具体做法就是将产生于发达国家内部的大量工业与生活垃圾，特别是产生的有害废弃物，通过各种方式转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必然给进口垃圾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环境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断遭受到洋垃圾进口的影响。洋垃圾进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贸易、走私、捐赠等形式，对中国的环境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涉及工业垃圾与危险废物垃圾等。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00年至2011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垃圾废品交易额由最初的7．4亿美元增加到115．4亿美元，2011美国出口给中国的垃圾交易额占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11．1%，其总量仅次于从美国进口的农作物、电脑和电子产品及化学品和运输设备等。更触目惊心的是，全球每年产生5亿吨各种电子垃圾，其中70%以各种方式流入中国。某种程度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电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高污染产品在中国主要是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与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产、消费和出口国，出口占全球贸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国的焦炭生产技术与工艺整体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术落后的土焦占有较大比重，我们生产一吨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约一吨的废水、废气和废渣。随着中国出口焦炭数量的增加，环境污染指数也在不断上升。
三、提升环境质量的应对策略
第一，提升我国治污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先进治污技术引进力度。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环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术创新的突破。技术创新能力对环境的改善作用体现在:一是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能用更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更大的产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环境压力;二是治污技术的发展与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从而获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者的治污积极性;三是从环境监管视角看，检测技术的进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所以，从长远和根本上看，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发达国家具有成熟和先进的治污技术和产品，我们要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整体水平提升，就必须引进国际上已有的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环保产业，以提高环保产业的技术含量，解决我国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增强环保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推动中国环保产业发展。要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和清洁生产技术与科学的管理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要完善政策引导，大力促进国内清洁生产与循环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
第二，调整引进外商投资的战略定位，注重提升引进外资质量。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必须遵循环保优先的原则，设立产业发展环保标准门槛，严把环境保护关，把能否节约资源和提高环境效应作为引资的标准，大力引进节能减排型企业。要健全和强化对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资的政策导向，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全程环保监管，要对具体的外资项目进行环保评估，并实行严格的生产审查制度和程序，严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资项目的进入。
第三，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优化我国产业结构。针对外资过度进入制造业的现状，我们必须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应当限制其投入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加工制造业，鼓励其投向高技术含量领域和能够带动大量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增加的基础产业。我国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不同的行业划分为鼓励、许可、限制及禁止类，在未来的产业调整中要更多侧重于环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类中添加调整部分污染严重的行业，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在发达国家更加强化对高污染和高排放行业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环保理念，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并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使中国经济朝着“绿色发展”方向迈进。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资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法规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这造成了利用外资过程中的监管漏洞。我国有关控制外国污染转移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环境风险评估预警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环境影响评价法》;两部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即《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5个部级文件，即《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境风险评估预警技术指南———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等。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的时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规面对现实环境存在各种漏洞，如技术性不强、检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使得监管效率不高。
发达国家针对环境污染和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较超前，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如美国在环境污染规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大气污染规制、水污染规制、噪声污染的规制和固体废弃物污染规制等。美国针对大气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有《能源供应与环境协调法》等;水污染规制法律法规有《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针对噪声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规有《噪声控制法》等;固体废弃物的规制方面有《固体废物处置法》等。英国首都伦敦曾经被称为“雾都”，这是英国长期工业化发展而没有重视和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英国于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洁空气法》，并逐渐实行了能源结构转换，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伦敦的空气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伦敦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学的规划与管理。我们要科学借鉴发达国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规，充分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制定统一规范有效的外商投资环境管理的相关法规。第五，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动环保产业快速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环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终不到2%。根据实践和预测，如果要真正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对环保的投入需要达到GDP的2%～3%。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国家已经或即将启动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污染防治计划。当然，这些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环保投入，其中仅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总投入预计5年就要达到1．7万亿元，年均3400亿元，中央财政总投资2700亿元。但实际上，2013和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资只有1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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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标准
即通过研究一个公司在海外经营的资产额、生产额、销售额和利润额来识别它是什么类型的跨国公司。一个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额、生产额、销售额和利润额应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即所谓“不可忽视的比重”：一方面指比重较大，一般要求不低于25%；另一方面指该比重对跨国公司或东道国来说有较大影响。
3.行为标准
即通过对企业在经营和决策时的思维方法和策略取向的研究来识别是否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应当有全球性经营战略：为把握世界各地的市场机会，追求全球范围的最大限度的利润，应当合理地对待和处理各地子公司的经营，把各子公司经营作为实施全球性经营战略的手段与途经，通过将它们有机地组合与协调，形成最强的经营力量，来达成总公司的目标。
二、融资及其分类
跨国公司实行的是全球经营战略，从企业的开办到正常的生产经营，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规模的壮大，必然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合作。期间，资金之于公司犹如血液之于人体，是一系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起着重要作用。由此，融资策略成为一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资管理尤其是融资风险管理也成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按融资的地域范畴，跨国公司融资可以分为两大类：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融资，目的在于在充分防范各种筹资风险的基础上，从多种筹资渠道，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及时、足额、合理和低成本地获得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和资本结构调整所需的资金，并合理使用以实现其财务目标。归纳起来就是：融资成本最小化、避免和降低融资风险、建立最佳融资结构。
三、国际融资的主要渠道与方式
由于跨国公司着眼于全球化经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筹集和配置，调整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经营活动，开拓市场，以实现筹资成本最低化和资本收益最大化，所以跨国公司在开展活动时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会涉及众多国家和多种货币。因此，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国际融资活动是跨国公司融资的主要和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国际融资活动泛指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运用各种金融手段，通过各种相应的金融机构进行资金融通。跨国公司进行国际融资有着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融资渠道方面，有来自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融通、来自跨国公司母国的资金融通、来自跨国公司东道国的资金融通和来自国际间的资金融通(包括向第三国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在国际资本市场筹资)等几类；筹集方式方面，目前主要有国际股权筹资、国际债券筹资、国际信贷筹资、国际租赁筹资、国际贸易筹资和国际项目筹资等。跨国公司的筹资渠道与筹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定的筹资方式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筹资渠道，但同一渠道的资金往往可以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因此，跨国公司筹集资金时，必须实现两者的合理配合。
四、融资风险和融资风险管理
由于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各国汇率、利率的走势迷离，再加上各国贷款者及投资者的目的、意图各不相同，跨国公司国际融资中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在这里，我们把由于政治、汇率、利率以及税收政策等因素变动造成的融资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称为融资风险。按照定义，将跨国公司国际融资风险分为因不同币种之间资金调配转移带来的汇率风险，因不同融资市场选择受政局或政策的稳定性以及干预经济行为的影响带来的政治风险，因不同的信贷方式带来的利率风险，以及因不同融资手段的选择给融资成本带来的税收风险。跨国公司国际融资风险管理就是指公司对其融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测定和分析评价，并适时采取及时有效的方法进行防范和控制，以经济合理可行的方法进行处理，以保障融资活动安全正常开展，保证其经济利益免受损失的管理过程。
五、跨国公司国际融资的特点
1.国际融资活动广泛而复杂
跨国公司国际融资活动牵涉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牵涉到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比国内融资活动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特别的是，国际融资的媒介是各种国际货币，由此带来的汇率浮动造成的汇率风险是跨国公司国际融资过程中的主要财务风险。
2.国际融资的管制性非常强
各跨国公司所在的国家政府，从本国政治、经济利益出发，为了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贯彻执行本国的货币政策，以及审慎管理本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金融机构，无不对本国的跨国公司的国际融资活动加以管制。国家对国际融资的管制体现在，对国际融资的主体、客体和融资信贷条件实行法律的、行政性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各国金融当局不仅根据国际融资主体的不同，实施宽严不同的管制措施，还根据货币种类不同实施宽严不同的管制措施。如对以本国货币承做的国际融资业务的管制较严，而对国际流动范围广、汇率坚挺、汇率风险小的外币管制较松。其他管制还有国际融资业务的授权或审批制度、融资金额管制、贷款利率管制、融资期限管制，等等。
3.国际融资风险较大
国际融资和国内融资一样，面临着通常信贷交易中的商业风险，即债务人到期无力偿付贷款或延期偿还，即偿债能力风险。此外，与国内融资相比，国际融资还面临国家风险和汇率风险。其中国家风险指某一国家或某一特定国家有的借款人，如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或其他借款人不能或不愿对外国贷款人履行其债务责任的可能性。这种风险对贷款人来说往往是一种难以防范的风险；汇率风险则指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以外汇计价的收付款项、资产与负债业务，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或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国际融资经常以外国货币计值，如果融资货币发生贬值或升值，汇价波动，即可能影响借款人的按期收回贷款和债权收益。
六、跨国公司财务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将出现的变化趋势
1.跨国公司因其业务所涉地域和领域范围宽泛，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或汇率风险将加大，在此方面的研究将持久的深入下去，并将更多的结合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将会更多的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如金融学、计量经济等。
2.由于各国的联系紧密加强，各国在财经、会计、税务等制度规定方面势将趋同，同时由于更多的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在相同的规范条件下进行经济往来，这些变化将给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带来较大的冲击。税务风险、倾销与反倾销、垄断与反垄断、知识产权、技术引进与壁垒等法律纠纷方面的风险将更大程度上的影响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
篇5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3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法律适用
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住所或注册地经常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应使用何国法律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此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解决：一是直接适用东道国的法律来解决子公司的独立人格问题；二是子公司人格被否定以后，原子公司因合同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应根据合同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来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9]
在我国现阶段，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欢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我们应该提起高度重视，在我们的立法中要考虑到这一点。
4、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国际管制
首先看一则报道，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40%是虚亏实盈；30%在华跨国公司从未交过所得税，80%的跨国公司逃漏税，跨国公司年“避税”300亿。[10]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
4.1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宏观分析
4.1.1对跨国公司管制的种类
（1）法律管制。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跨国公司行为所作的反应又常常导致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法律管制。
（2）国家管制。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限制和避免跨国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等。这种管制我们称为国家管制。
（3）国际管制。国家管制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组成跨国公司的各个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因此，单靠一国的法律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进行区域管制和国际管制。[11]
4.1.2制定国际统一的行动守则
早在1977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专门委员会就开始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由于各国对守则的内容、法律地位、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守则搁浅，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制定行动守则是解决跨国公司管制问题的最佳方法。因为，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可以对跨国公司的消极活动予以管制，促使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确立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国际规范，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2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微观分析
通过分析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多以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和国际避税为主，下面就这两种行为加以分析。
4.2.1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4.2.2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12]
5、对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管制的必要性
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新动向。伴随跨国公司的进入，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科学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新型的经营策略引进我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期间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以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华逃税等案例，这就说明对在华跨国公司管制的研究是必要的。具体如下所述。
5.1是维护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需要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市场和获得利润。为此，在设立合营企业时，跨国公司总是利用其资本优势尽可能地实行控股。通过控股掌握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支配权、原材料采购权，从而能逐步控制东道国的市场，以便为进一步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东道国吸引海外投资除为获得本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营外，最终目的是发展民族工业，实现本国经济腾飞。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与东道国引资意图是存在着矛盾的。
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容动摇。因而，为避免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形成操纵，为保证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为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害，有必要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管制。
5.2是我国有序进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企业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尚未完全适应竞争规律和市场的要求，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处在转换经营机制的紧要关头。我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目的是将企业培育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不是盲目地将积累多年的国有企业拱手让与外方，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策现象”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的收购行为有选择地转让一部分企业的产权给跨国公司，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任意选择收购国有企业，已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这也是防止我们利用外资却被外资所用的必要措施。
5.3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结构不平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状况尤为突出。为此，我国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而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局面未能根本扭转。目前，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同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指定明确的、具体的产业政策规划，有目的地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业，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农业、交通业、能源和原材料、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避免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突破我国的行业准入限制，排挤民族工业。
5.4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需要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部分产业虽已形成规模，部分产业却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如果任由跨国公司来华与之竞争，必然会对其产生强烈冲击，甚至会扼杀这些幼稚产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损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发展初期均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二战以后，日本发现与欧美各国的产业差距，也采取了对本国产业的有效保护措施，使日本能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因此，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我们必须将国际竞争限制在中国的民族工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有步骤、有区别地将民族工业推向国际市场。[13]
6、我国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及法律原则
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工具。坚持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政策，同时又是完善和建立我国外资立法的指导原则被写入宪法。法和政策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扩大，现行外资立法的缺陷也就越来越明显。为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使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在最大程度上与我国引进外资的价值目标协调发展，我们应充分利用政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内容，同时也更好地弥补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上的不足。
根据上面对跨国公司责任管制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所制定和应用的政策及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积极引进的政策及其法律原则。（2）加强引导的政策及法律原则。（3）合理限制的政策及法律原则。（4）严密监督的政策及法律原则。[14]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事业要取得成功，缺一不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对外国跨国公司政策的内容、手段和具体措施都会相应调整和变动，进行不同的组合，但是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忽视或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损害我国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事业。
7、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可以起积极作用，因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就能够弥补本国资金不足，提高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具有消极作用，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垄断等手段，可以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当地重要行业部门，排挤民族工业，恶化国际收支，阻碍经济发展。[15]然而我们不能怀着狭隘的民族情绪把跨国公司看作“洪水猛兽”，一方面我们应给予其国民待遇，甚至一些优惠待遇，把跨国公司请进国门；另一方面，需要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加以管制。同时制订国际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更多的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1]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3.
[2]余劲松：《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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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9.
[8]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华琼：《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学习资料网）。
[9]戴琼：《浅议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问题》，《国际法学》2004年第4期，P24.
[10]《跨国公司违法“避税”长亏不倒》（《法制早报》2005年11月14日）。
[11]陈翩：《涉及跨国公司的五大法律问题》，《国际法学》2002年第一期，P12.
[12]赵志琴：《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法律论文资料库）。
[13]盛杰民：《论对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反垄断对策》，《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
[14]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P528.
[15]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P31.
摘要：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追求高额利润，这就会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与与母国间、东道国与母国间，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跨国公司的活动会给有关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对其管制的法律问题。
篇6
环境污染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活跃，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愈益深广。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技术转让、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就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的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影响
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的生产受到政府和环保主义者的限制，环境成本正在朝着内在化方向发展。所谓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之中，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费原则。环境成本内在化在各国有权制定本国环境标准的情况下，使各国环境标准存在差异、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存在差异，企业在不同国度和地区生产同样产品，所承担的环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准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发直接投资主体——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寻租”活动。即将资本从环境标准高、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撤出，投向环境标准低、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低(实际上是一部分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取源于环境成本差异的“租金”(超额利润)。因此，在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环境恶化的代价。跨国公司大量开采能源，把发展中国家作为“污染避风港”，将污染严重、耗费量大的生产制造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还有一种观点是“污染光环”论。持这种论点的经济学家认为，受国内较严规则管制的外国企业所使用的新的清洁技术以及环境管理体系向东道国扩散。由于跨国公司在母国内要面临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政府、社会、消费者的环境要求，跨国公司相应的具备更先进的环保或污处理技术。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投资的同时，不仅能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知识扩散，来解决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污染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跨国公司这种“污染光环”的做法，正是达到帕累托最优。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给东道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在于它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国民对环境标准的要求提高。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通过技术转让、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道国环保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国家之间深层次、广泛的环保合作，这对实现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国公司影响环境的效应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经济活动通过三种效应影响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类似的，跨国公司对环境污染的效应也分为三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规模效应)会导致更多的环境压力，例如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环境(空气、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结构变化和技术效应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产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对环境的结果依赖于这三类效应的综合变化。
(一)规模效应
因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就是“规模效应”。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增加，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在污染系数和生产结构一定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使用大量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应当是负的。但是规模效应究竟有多大，要取决于研究定的环境要素。
事实上，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环境污染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回加重环境污染。当经济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环境污染将会逐渐减少，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它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规模效应究竟对环境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战略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格局。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难对跨国公司的环境规模效应得出定论。
(二)技术效应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直接或间接地给东道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先进的技术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同样的产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更小。除技术转移外，外国投资者还会给东道国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仿效跨国公司的技术、雇佣跨国公司的技术职员，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更高的环境标准)等。而东道国厂商能否效仿跨国公司的技术通常取决于东道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严格程度。
(三)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指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影响东道国的经济结构，进而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影响。结构效应与由于资源使用方式改变而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之间或者各经济体内部的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投资加速东道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而对东道国环境所产生的结构效应被认为是积极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加快了东道国专业化分工，东道国更依赖于自己的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推动东道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使东道国的产业结构由污染严重的第一、二产业为主导向污染较轻的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变。正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状况一样，跨国公司的投资为东道国的环境带来巨大的改善。从环境的角度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服务业的投资，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积极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从第一产业转向资源处理，向轻工业、服务业转变，带动了环境质量的提高，而服务业也将从环境的改善中获益。但是由于每一种服务业对环境影响各不相同(例如，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所以必须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结构调整对环境的作用。
三、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一般来说，美国或欧洲的跨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厂商的环境保护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国公司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跨国公司必须遵循高标准的环保规则。由于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经由国外直接投资的途径直接监督投资于东道国的分公司，所以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关企业会因所在国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环境保护标准。一旦跨国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发生环境争端，就会影响到整个跨国公司的商誉。所以跨国公司已经无法规避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在公司内部制订了保护环境的原则和方针，对东道国也作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的承诺，并且不少跨国公司已经付诸实践，比如美国的道化学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已经明确提出在东道国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欧盟国家也开始要求所属跨国公司不仅要在欧盟内部，而且在海外投资时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环境标准。此外，在我国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虽然没有采取母国的环境标准，但其环境保护意识较高。这些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带到我国，在我国的环境保护领域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并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环保意识。
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以及快速的技术改进，有力地促进了节能环保事业。高效的使用自然资源，能够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强度。清洁技术越来越有效地解决各种环境问题；市场的力量能够矫正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严重的价格扭曲，有效防止资源过度利用，大大降低资源退化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收益。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大大强化了技术和市场的力量，这是一种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国在开放的条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源、资金和管理，加速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能源高效利用、低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机理在于：由以原料为基础的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务产业转移；促进清洁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减少贫困和与贫困有关的环境负效应；为支持环境投资创造外部资源。通过这些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使经济增长同产生污染及消耗资源分离开来，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刺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FDI，可以转移环境敏感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除了鼓励发展中国家中更多的FDI，跨国公司集团还希望联合国制定高标准的全球环境规则。很明显，这对于环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实力。它会淘汰当地产业和较弱的跨国公司，因为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跨国公司才有达到环境法规要求的资本资源。
有时跨国公司的环境保护行为却是被动的。当跨国公司认为自身的生产和投资对实现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很重要时，它们就会在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得积极。这些跨国公司也许有关于环境、健康、安全的部门，但是这些部门可能仅仅是提出了“良好的实践的声明”，而不是达到实践的具体目标和行动。在这样的跨国公司内部，环境保护的管理战略仍然处于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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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化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可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初期，削减贸易壁垒以促进区内贸易发展往往是政策重点，一旦区内贸易达到一定水平，区内企业将通过跨国投资来调整自己的战略，以适应扩大了的市场和有效利用区域内可供资源。同时促使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察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区内各国相对区外来说比较优势得到提高。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人到新的国际分工中，并从中受益，这些国家迫切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以期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促使区内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规则的形成，使区内市场得到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一体化可扩大区域与外部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区内、区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贸易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跨国公司一体化，区内、区外可进一步加强新知识的交换，不断扩大区域内创新网络的联接范围，提高创新能力。
以英国、德国为例。1952-1982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5.8亿马克(1956年)上升到0.5亿马克（1988年)。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一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为18.500，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8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14.41亿英镑,19$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01962-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跨国公司区域内规模的扩张
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主要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投资转移是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据统计，在1984一1989年，前欧共体所有成员国又妙卜直接投资总额从2145亿埃居增加到685。亿埃居.年均增长28%，但在地区流向上投在共同市场以外的增长速度却下降，即使在增长较快的1954一1986年间，年均增长也仅为20写，在1985和1989年，增长速度分别下降到3.5%和5%。与此同时、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增长速度异常迅猛，从1984-19$9年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总额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年均增长54%;而在1988和1959年，年均增长61%和7400/u。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大，从1954年的19%上升到I959年的22%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还使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发生变化，且为实行复合一体化战略提供便利。最初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绕过东道国万日及的贸易壁垒。这种壁垒越高，越能促使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局种原因所导致的投资只能使跨国公司停留在多国国内战略上，其一体化程度比较低。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将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将利用统一的大市场，促使中同产品的交换以及分工的细化;在区内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促使其实现复合一体化战略
三、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关系
尽管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但随着两种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它们之间的矛盾将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区域化直接利益的独享性，即具有.‘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排他性。比如欧盟内部的农业政策将产生对外的贸易壁垒、导致国际竞争加剧，区域内保护主义抬头，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分割二另外，区域化组织间的竞争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相比，交锋更多，层次更高，范围更广，因素更复杂，程度也会更加激烈。这显然不利于跨国公司一体化。
其次，跨国公司一体化会破坏区域内社会文化基础，使当地企业间降低互相信任程度。因为，跨国公司一体化促进了要素的加速流动，如:知识、信息等.区域内经济活动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这将会导致社会文化环境逐步发生变化。据有关资料，美国硅谷地区1988一1991年的三年间，Intel公司被本地小企业控告侵犯知识产权的官司增加了10倍。面对众多跨国公司的进入，有些小企业竞相采用降低产品的价格进行竞争，区域内机会主义不断出现，从而破坏了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一体化还会破坏区域内原有的创新网络，加大当地中小企业对跨国公司的依赖，从而逐步失去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跨国公司一体化通过对市场交易制度的替代，把通过市场进行的社会分工转变成依靠管理决策而进行的企业内分工，这意味着生产的集中和非市场交易的扩大，从而形成跨国公司的垄断。跨国公司的垄断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不完善的垄断。如新产品、产品差异、特定营销技巧等。二是要素市场不完善的垄断。如资源、技术、知识、无形资产和生产诀窍、新工艺等。三是企业规模的垄断。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生产可以降低单位成本，使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佳的竞争力，能够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因此有可能在价格上取得某种垄断性控制。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垄断将持续保持，并巨越来越大。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分工的利益，这意味着市场的统一和扩大，客观上要求竞争和决策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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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组织所需要的知识是由组织经营的业务环境决定的。传统的组织环境主要包括竞争者、客户、供应商以及常规环境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的业务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是对传统环境因素的一种补充。Drucker(1992)Ill发现，组织的业务环境本身在向复杂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发生的环境变化主要在四个领域影响组织的业务：(1)组织结构的变化；(2)劳动力构成特征的变化；(3)员工角色及责任的变化；(4)信息技术的变化。一个组织若想对这种时刻变化的业务环境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其知识来源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组织结构正在逐步扁平化，即组织结构是围绕着团队和项目组织起来的，因此，组织能够对挑战和机遇做出较快的反应。劳动力的构成特征是不断变化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表明，技术纯熟的员工(从生产线、研究机构、技术支持队伍以及其他领域直至管理队伍)会在不同的时间被指派到不同国家的不同地点的公司开展工作。员工的角色和责任在向以团队和项目为基础建立的队伍转移，这样的队伍以员工的知识和专业技术为基础，员工拥有更多的决策权。组织越来越依赖各个层级所有职能团队的员工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这表明了知识的生产力支持竞争优势。当今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知识管理和组织结构，技术使得人们对于构建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有了多种新选择；同时反应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如今，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员工的知识和专业技术可以被记录备案，并且可以在组织内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共享。
二、经济全球化中的知识密集型公司
组织结构中的这些变化、以团队和项目为基础建立的队伍、信息技术以及知识来源的转移都是后工业组织的明显标志。后工业组织，就是那些利用信息技术来提升其员工集体专业知识的组织。这种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一起便构成了知识。那些极大地开发了自身的知识探索能力的后工业型组织，主要是那些知识密集型公司。知识密集型公司自从工业时代便已经存在。所谓知识密集型，是指这些公司生产力的基础对知识、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依赖性相对较高。知识密集型组织与其他类型组织的区别，主要在于其知识是被管理和组织的。知识密集型组织的结构与官僚的层级组织结构有所区别，它更倾向于依赖组织中员工的独立自主，要求员工进行广泛的交流以便进行协作从而解决问题。在知识密集型组织中，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作用尤其重要，Bender和Fish(2000)提出了知识层级的观点，认为信息是有意义的资料的集合，而知识是由信息通过整合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转化而来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相区别之处在于知识的深度，专业技术是通过个人的学习、训练、经历和教育积累起来的。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知识密集型组织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组织，如管理咨询公司、法律公司、会计公司、计算机咨询公司、具有研发功能的机构以及高技术组织、医药业、建筑业、广告业、保健业，等等。在知识密集型组织中，人力资本的质量在决定公司的成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Svieby(1999)指出，与传统的生产型组织不同，在知识密集型组织中，信息的流通、人力资源以及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而前者更重视货物或产品的流通、机器和固定资产。当组织跨越国境，在与本国极为不同并充满挑战的地域开展其业务时，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就愈发明显。国际化推动各个组织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有效地协作，转移、共享、使用并积累知识。
三、知识密集型跨国公司中的知识分散问题
知识是组织获取成功的核心因素，知识资产往往被认为是组织能力的基础，而能力是公司向市场供应产品和服务的基础。知识管理已经逐渐成为公司为了在将来的动态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而必须培养的核心能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一国的界限并进一步扩充其市场基础，跨国公司逐步在海外建立了办公地点、分公司和合资公司，以便开发国际市场中存在的广泛机遇。随着公司逐步走向国际化，组织为了成功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必须有效且高效地利用和管理其组织知识，并将组织知识战略性地应用到其全球经营的具体条件和环境中。此时，激烈的竞争会给组织实施这些活动造成极大的压力。对于知识密集型组织来说，知识管理的主要挑战一直是支持组织存在、成长和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先进的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帮助了这些组织进行更有效的内部和外部协作，员工问随时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公司内部网络、因特网、视频会议、组件、电子布告栏、数据库和其他工具进行联系，以便进行协作和共享。尽管技术已经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它本身不能管理分散性的组织知识和为公司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很多组织已经意识到，为了保持竞争地位，企业必须挖掘从其员工、供应商、客户和合作伙伴那里收集来的显性和隐性的组织知识资产。对于知识密集型组织来说，不断地推动员工问的面对面交流和个人识别尤其重要。视频会议以及其他技术工具只能帮助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联系，员工们若想互相学习必须成为一个大环境下的团队的成员，在这个大环境中，他们可以进行互动，并且每个人都可以亲自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中去。Garvin(1993)认为，互相学习和共享知识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参与到人员流动活动中去。人员流动活动是有益于组织中的人员之间共享和储存知识(尤其是隐含知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跨国公司的海外员工和国际作业人员更应该强化这种活动的参与意识，而不应该逐渐减少这种活动。只有通过员工的积极参与，一种学习环境和知识共享文化才能得以建立和发展。个人的专业技术是通过培训、学习、实践和教育获取的。组织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动态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它包含了所有个人的专业技术。组织的知识是通过时间积累的，最终会形成一套规则或者更有序的、有组织的原则，通过这些规则或原则，组织可以创造、改善和转移新的能力。在实践中，由于知识是分散的，员工可能掌握很多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新的信息和知识或者很多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信息和知识，而这些是企业管理人员所没有的。Tsoukas(1996)”研究发现，一个组织也是一个分散知识系统，具体而言，一个公司的知识是分散的，它本质上是含糊的，原因在于没有人事先知道某种知识的内容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公司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分散知识的特点是它从不集中地存在于公司中，而仅仅以不完整的、往往是矛盾的知识点的形式存在，被所有独立的个人拥有。
分散知识本质上是分散的。不可能聚集起来传达给组织内部的权威人员。企业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强调了知识的分散本质。在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中必然导致企业员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结果往往是这些员工对于他们所在东道国市场了解更多。国际化增加了知识密集型组织由于知识的分散本质引发的问题的数量：
(1)当组织进入新的市场或者参与到新的实践领域时，组织需要更大数量的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形式的资源。
(2)当组织进入新的市场或当组织引进一种新的服务，而客户对这种服务没有经验时，信息的不对称性就更加明显。这些不对称性可以归咎于知识差距。在这种知识差距中，学习依赖于过程，能力是通过实践学习创造和发展的。另外，由于知识的分散本质，每个行动者都会掌握不同的能力、知识、对国际环境的理解和认知框架，而这些都会导致更大的不对称。
(3)结构的不确定性导致更多的在国际环境下的决策问题和解决方案，不同选择的可能性以及所有的不同选择都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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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与区域分布
目前，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涉足1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式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餐饮旅游以及咨询服务等领域。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行业依次为贸易、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
从地区分布来看，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大量涉外企业集中在港澳、东南亚、独联体等相邻国家和地区。原因是地理位置和人文的相近，相对而言风险较小，开拓市场比较容易。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低级阶段，比较优势尚不突出，投资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往往更容易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二是欧美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近年明显增长，且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也反映出发达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地位重要性日益增强。（见下表）
1998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分布（含港澳地区）
地区投资额（亿美元）比例（%）
我国港澳地区35．959
北美洲8．914
大洋洲4．57
亚洲3．76
欧洲3．25
非洲3．15
拉丁美洲2．54
2、跨国投资的主体结构
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主体有四类。
（1）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集团。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直属的外贸专业公司和大型贸易集团，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等。这些贸易大公司的优势是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市场网络，掌握熟练的营销技巧，有灵通的信息系统，稳定的业务渠道，融资便利。这类贸易性大公司是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主力
（2）生产性企业或企业集团。如首钢集团、海尔集团公司、格兰仕集团等著名企业。此类大型生产性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优势是，有外贸经营权，有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一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在国内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这些大企业跨国投资一般都是避开国际大跨国公司的锋芒，在国际市场的不同部分，技术的不同层次，生产的不同工序，产品的不同类型上向国际市场渗透。这些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由于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而这类生产性企业集团的海外经营起步虽晚，但正以较快的发展速度向海外扩张。
（3）大型金融保险多功能服务公司包括中国银行等五大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等。这些公司资金雄厚，提供专业化服务，有良好的信誉，经营规模较大。
（4）中小型企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数量多，投资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但在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近年来发展迅速。
二、中国公司国际化的路径和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上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林立，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道路并不平坦，以什么方式发展壮大自己？与国外跨国公司在国际舞台上共舞，出发前，该如何寻找好切入点？出征后，应怎样不断调整，在竞争中保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是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需要不断思索的问题。
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经营扩展的区域也是从一个国家到几个国家再到全球的过程，在跨国经营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虽然跨国经营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选择，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进行有效的、长远的战略规划是在国际市场的长期竞争中获胜的重要基础。战略主要涉及组织的远期发展方向和范围，追求在理想状况下，是资源与变化的环境，尤其是市场与消费者或者客户相匹配，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即使规模达不到，但先有目标与战略规划，仍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失误不仅会导致国际成长目标难于实现，而且还可能导致企业经营陷入重围。
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始位置，基本决定了该企业跨国发展与全球战略形成的路线、策略和行为。也就是说，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初始位置不同，基本决定了跨国发展与全球战略在路线、策略、行为等方面的不同。企业国际化经营与跨国发展的位置是由企业所处行业国际竞争状况和企业自身技术自主程度所决定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比较晚，我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国际化时，其行业的国际市场中已充满了跨国公司，并且这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主要是从外国引进的，基本属于后发展型跨国公司。因此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动机方面，普遍重视技术和信息的获取；在组织形式方面，较多的采用部分股权；在跨国经营的区域选择方面，往往优先选择与本国的“相近性”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这种“相近性”包括地理上的和经济文化等方面。
1、进入国际市场的地区选择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目前已经有两种模式凸现出来：一种是以海尔为代表的“先难后易”式；另一种则是以TCL为代表的“先易后难”式。
海尔是国内最早开始国际化的企业之一，也是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家电企业。海尔一开始即把目标对准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发达国家，试图以美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来锻炼自己并得到成长，并希冀这些高难度市场的成功能够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的成功。海尔的国际化策略对它的品牌形象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海尔模式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创新力，因为只有品牌和产品才是支撑市场的最锐利武器。另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往往是品牌意识非常强的群体，新品牌进入之初很难被消费者认可与接受，这就决定了发达国家市场开发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要能承受得起暂时的挫折乃至一定时间内的亏损。
日前有证券分析人士对海尔国际市场的资本研究后发现，海尔在国际市场上的现金流可能是负数，这也就更加确认了对于一个采用“先难后易”模式进入国际化的企业来说，它必须承受得起“阵痛”。美国的《商业周刊》曾刊文《海尔的艰难国际化之旅》，对海尔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上的艰难探索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海尔，较索尼、松下、惠而浦、GE等国际品牌形象来说，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仅仅是占据了发达国家的低端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另一点是，海尔的研发还有一定距离，这些国家的市场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对于市场的细分需求是很关键的，这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个性化的市场群体。
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采用海尔模式的投入巨大风险也相对较大。因为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技术力与产品力都远远超过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最发达国家输出技术与产品，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事实也是这样，中国企业真正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的还不多。当然，换个角度来说，像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这样的市场也有其便利的一面：这些国家的市场秩序非常成熟，非市场因素对企业的干扰很少，只要企业具备真正的实力，这样的市场开发起来反而相对容易一些。
TCL模式与海尔模式恰恰相反，是典型的“先易后难”模式。TCL先从与中国文化背景比较相近的东南亚国家着手，比如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然后一步一步向发达国家扩张和渗透。TCL彩电经过3年的拼搏，在越南市场已经做到第二位，仅次于索尼。在菲律宾市场，TCL彩电成长也很快。联系最近TCL收购德国彩电企业施耐德一事，表明TCL向更大范围扩张已经初显端倪。
像TCL这样模式的企业在国内家电业比较多，比如说海信、荣事达等。这种模式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而益处显而易见：第一，释放了其强大的产能过剩的压力，更加突出规模经济，弥补国内市场的相对需求不足。第二，中国企业国际化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国际化人才以及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这种方式能够使中国企业积累国际化经验，储备在全球经营的国际化人才，熟知国际化规则等。第三，进退方便。避免其大规模的投资和企业资源的浪费。从目前TCL的情况来看，效果比较理想。2001年，TCL出口创汇达到7.16亿美元，2002年前7个月达到5.69亿美元，预计全年将超过10亿美元，成为国内国际化效益最显著的企业。这种模式有点像爬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攀，越攀越高。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一，对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来说，日本产品占据着其高端市场，国内企业只能占据中、低端市场，而这些国家里中、低端市场的利润空间非常低，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其二，由于进入的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有望进入国际品牌的企业的品牌形象来说，有一定弱化影响。不管是这些市场的不发达还是在这些市场所占据的位置来说，不利于其今后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
仔细研究这两种国际化之路，结合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战略特点可以看出：像索尼、松下、惠而浦等企业跟海尔的国际化模式很类似，都是先入主发达国家市场，而一些处于成长性的企业则跟TCL的模式很类似。也就是说，海尔模式更适合于成为世界跨国公司的战略，而TCL模式则更适合于准备打持久战的企业。
2、中国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
低成本扩张，境外收购、合资、独资建厂，进行境外加工贸易是当今世界上跨国公司盛行的投资方式和跨国经营方式，也是发展最快、最有前途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变产地为销地，有利于突破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迅速形成规模，降低成本，扩大品牌影响力，直接开拓目标市场。
根据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获取优势的最基本战略有两种：低成本和差异化。我国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一般都不掌握核心技术而难以搞产品差别化，因而大多数都会选择低成本战略以成长。当企业以规模经济行为基础实现低成本优势时，往往会选择海外发展，以进一步实现规模经济性，在我国的企业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如电子、食品、纺织服装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这种模式成长为跨国公司的。所以先以规模经济实现低成本优势，在跨国发展成为我国跨国公司的成长的主要模式。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应当是海尔集团，1984年组建时规模很小并亏损，90年代中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具备了低成本优势。1996年起在海外建厂，东南亚、美国、西亚、北非、欧洲都有海尔的足迹。规模和范围是相辅相成的，规模是产品的规模，范围是经营的范围，这两个在战略管理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双方都带来各自的积极性，也就是能带来规模经济，范围能带来范围经济。追求规模目的，主要是通过大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更好的降低成本。海尔就因此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增强了低成本优势，也使原在国内的售后服务和品牌优势扩展到国际范围。但是低成本扩张的战略并不一定是和所有的中国企业，这个模式的特征是必须在全球获得规模上的优势，要远远大于竞争对手，才有可能整合全球市场。但是不同的行业，其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对于电器行业60%是制造成本，还有品牌、渠道等方面的成本，所以只有像海尔这样得大公司才比较容易利用这种方式取得成功。而对于产品差别性比较小，品牌要求比较低的行业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作为集装箱行业的中集集团通过整合国内市场，在采购、生产、运输上获取巨大的成本优势，然后再整合这个行业，进军国际市场。现在已经占有全球集装箱市场的46%。另外东道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环境也会对跨国公司的成本造成影响。所以中国企业在利用低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时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以更大的把握实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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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风险的相互匹配决定了企业在日常运营、扩充业务种类、海外收购等提升股东价值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不确定性，但风险具有双重性，既包含形成损失的可能性，也是收益形成的来源。风险管理并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去避免风险，而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去经营风险。风险偏好能够体现管理层对风险的态度，比如愿意承担哪种风险、最多能够承担多少风险、如何承担风险、对每份盈利愿意承担多少风险等。在确定了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要对其量化以构建一套包含关键控制点的风险容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同时，要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将风险绩效指标纳入个人目标中以构建“风险管理责任制”。风险管理不仅是涉及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体系，也是公司高层、中层与基层全员协作参与的过程。如果每个员工都能够居安思危危，保持高度的危机感，并为风险和机遇的到来做好准备，就能够促使企业更有效地运转。
（三）建立基于事项的风险管理程序
在营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并设定了系统的公司目标体系后，公司需要针对具体的风险点设定相应的控制策略进行管理，这就涉及到对具体事项的识别、对风险影响程度的评估及对风险应对措施的制定这三方面的活动，见图2。与之前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相比，ERM框架特别强调了要基于会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潜在事项来识别风险和机会，并认为对于有负面影响的事项应加以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而对于会带来有正面影响的机会事项，管理者可以将其反馈到战略和目标设定过程中。定义的事项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经济状况、自然环境、商业环境、时事政治、社会状态及技术变革等外部环境，二是生产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及技术采用等内部环境，表2对内外部影响事项进行了列举。在风险管理程序中贯彻事项思想可以帮助公司回归风险事件的本源，从而能够更清晰地描述风险及其对经营业务活动的影响，并据此对事项发生的性质和可能性进行预测。依据事项思想，企业对具体风险的认识起源于事项的识别，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识别机制。具体而言包括外部环境的识别、内部环境的识别和事项类型的划分。对于外部环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所涉及的业务活动、产品或服务的特点、所在行业等来辨识可能会影响目标实现的外部因素，尤其需要关注市场趋势及经济动向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对于内部环境，公司应首先对其业务循环进行划分，然后详细分析现有的价值链流程以了解实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取出影响所设目标实现的关键事项。最后还需要对识别出的内外部事项进行类型划分，即区分为对目标实现有负向消极作用的事项和有正向积极作用的事项。企业内外部影响事项如表2所示识别风险和机会事件后，跨国经营企业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风险程度指标构建一个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以衡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风险程度指标应尽可能合理地定量化，而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可以考虑采用标杆分析法、Delplli法或者分级描述法以科学地判定其对于既定目标的影响程度。随后，在了解了相关风险和机会的影响程度和发生可能性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应针对具体的评估结果采取应对措施。对于经常发生而且影响程度很大不确定性事件：会造成负向影响的风险要减轻并加以控制，建立灵敏的检测系统和对冲措施；会造成正向影响的机遇则要加以利用并拓展，结合自身优势适时把握机会。对于影响程度高可能性低又难以控制的偶发性事项：对消极性风险则可以考虑用分担的方式把风险转移到组织以外；对积极性机会则应加以收集并做好具有针对性的前期准备以保证不会错失良机。应对经常发生但影响程度低的不确定事件：有反向影响的风险要严格加以控制，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有正向影响的机遇则应择机利用，提高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对目标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一些低度风险和机遇，由于发生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都不显著，企业可以直接接受，但也需做好监控工作防止其对公司运营造成过多影响。风险评估的简单分类及对应的管理策略参见图3。另外，在对风险实施应对措施后，通常还要对剩余风险进行分析返回重新评估。
（四）设计高效内控流程
对于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而言，设计高效内控流程首先应建立统一的信息系统总体控制制度，然后在该制度的指引下利用信息技术建立风险管理系统以实现对业务关键点的实时控制。信息系统内控制度应结合企业具体实际设置包括分工与职责、系统管理、安全管理等控制要点。关于分工与职责，在企业采用信息技术控制时，可以通过设置安全口令控制来实现职责分离。关于系统管理：从信息系统管理层面来说，母公司要设立信息系统管理部负责公司总体信息化归口管理工作，各分(子)公司设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总结和指导本单位信息化工作，除对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行使管理职责外，信息系统管理部通常还要负责组织编制跨国公司信息化建设中长期规划；从信息资源管理方面来说，集团公司各职能部门、事业部、分(子)公司要定期梳理本部门管理的内部信息及需要其他部门提供的信息和需外购的信息，而信息管理部门则需要建立内部公共信息平台，实施信息集中和信息整合，采用统一标准接入、存储、处理和各类信息；从IT一般性控制方面来说，信息系统应制定要包括数据访问管理制度、程序变更管理制度、系统运行制度；从信息披露业务控制方面来说，董事会秘书局会同财务部制订出定期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计划，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披露工作计划及相关规定向董事会秘书局提供相关资料，董事会秘书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地监管机构的规定编制定期报告。关于安全管理，公司应制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配备网络监控、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必要安全措施，编制信息系统应急方案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其次，跨国公司还应成立全面预算控制体系，通过预算制定、预算执行、预算分析及考核等具体措施对有关事项的风险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调控。全面预算一般按销售预算、经营预算，再报表预算的流程进行，全面预算体系中可以初步揭示企业下一年度的预计经营情况，根据所反映出的预算结果，预测其中的风险点所在，并预先采取某些风险控制的防范措施，从而达到规避与化解风险的目的。另外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设计应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相匹配：通常来说，初创期应该以资本预算为基础，成长期要以销售为起点，成熟期要以成本控制为基础，衰退期要以现金流量为起点。对于大型跨国公司集团总体一般处于成熟期，应以成本为基础，但对于新设的下属子公司，可能要拆分计算再予以汇总。再者公司需要完善其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可以考虑通过合理设置股票期权激励机制使管理层及员工薪酬的发展与股东的长期利益想匹配。在业绩的衡量方面要综合采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比如可以构建类似于平衡计分卡的全面评价体系，而在财务指标的选择上可以不局限于总资产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盈利为基础的业绩计量方式，也可以加入市场增加值、经济增加值等直接与股东财富创造的业绩指标。在激励契约的设计方面，企业应防止管理人员的短视行为，设定长期的激励机制，以维护企业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篇11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在融资方面具有渠道多、方式多等独到优势。大型跨国公司既可以使用公司体系内的内部资金，也可以在母国、东道国或第三国的资金市场上融资。大型跨国公司的融资方式有国际银行信贷、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国际贸易融资以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总之，大型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全球的分支机构和自身良好的信誉，以最佳的方式筹集到最低成本的资金。大型跨国公司强大的融资能力如果应用到其对我国分支机构的投资，则在本地融资有利于调动我国的储蓄，在我国上市有利于我国的投资者直接分享其利益，最重要的还是非本地融资有利于扩大对我国的投资。
2、技术水平先进
一些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向我国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对我国的技术贡献越来越大，成为新产品和新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主要表现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中约占55％，申请的发明专利约占高新技术产业申请专利数的2／3，在高新产品出口额中约占81％，在高新技术产业利润额中约占79％。据统计，多数大型跨国公司提供了其最先进和比较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多数企业提供了填补我国国内空白的技术，使用一般技术的很少。
3、研究开发本土化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不同，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具有长期性，而且后备力量雄厚。近年来，他们在我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增加较快。到2001年8月底，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至少有100家，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生物制药、精细化工和运输设备等先进行业。早期主要以适应型、专用型技术研发为主，最近两年，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研发机构的档次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1）研发机构规模较大，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2）研发的内容从适应型技术发展到基础型和创新型技术。研发机构的增加说明了大型跨国公司高度重视我国市场，真正融入了我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跨国公司把我国全面纳入其全球网络，加快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
二、我国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必要性
1、融入国际分工的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国际分工也发生了变化，已经从产品分工过渡到要素分工，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根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球产业结构开始了新一轮的动态调整。在这种环境下，我国要想加强融入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加大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力度，因为他们具有中小型跨国公司所没有的优势，而且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我国以融入大型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体系为载体，不仅可以更快地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而且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2、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大型跨国公司进入我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事实证明，具有长远投资战略的大型跨国公司要么较早进入我国，抢占先机，要么逐渐扩大其在我国的投资和经营规模。大型跨国公司于1993年提出建立投资性公司的要求，并从1994年开始建立了大量的投资性公司。这是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系统化、长期性投资和对其投资企业进行系统性管理的标志。大型跨国公司长远的战略方针和积极的态度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在特殊情况下，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3、特殊社会责任的需要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具体承担了以下几方面的特殊社会责任：
（1）大型跨国公司致力于技术知识的传播，积极参与东道国的信息、
科技和教育基础设施项目，由于大型跨国公司面对全球激烈的竞争，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各种工序放到最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在此基础上，只有提高各个工序的比较优势，才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
（2）大型跨国公司在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管理上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因为企业当地化趋势加强，全球竞争加剧，人才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3）大型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的社会责任，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当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时，跨国公司本身的利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4）大型跨国公司对改善东道国的环境质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由于产品的国际环境标准越来越高，世界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4、外资政策的需要
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以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业务、拳头产品先进入我国，然后，其他业务和产品跟进，形成全部或大部分业务进入我国的投资局面。这样的行为方式与我国的引资政策具有一致性：
（l）现有企业向上下游产品和相关产业延伸。大型跨国公司以单个项目进入我国，在我国运行一段时间后，对我国的投资前景看好，就会产生新的投资，企业规模越大，增资的规模就越大。这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扩大引资规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加，其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市场潜力巨大，为了获得这一市场，许多企业不得不主动加快产品和技术的更新速度，从而保持和获得竞争优势，这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提高引资质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本地采购增加，也与我国的引资政策要求提高国产含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综合能力的需要
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利用外资已不仅仅是利用资本本身，更重要的是利用外资所带来的外部和内部效应。与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大型跨国公司的进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科学的组织形式，还带来了全新的市场经济观念，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型跨国公司主动或者不自觉的行为，不仅与我国的外资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可以加快我国融入国际分工的速度，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三、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对策
1、引资方式问题-拓展外商投资渠道，大力引进并购投资方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大型跨国公司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需对其企业具有绝对或相对的支配权和控股权，同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大型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以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只有紧跟国际潮流，才能达到最大的引资效果，才能把大型跨国公司引到我国来。跨国并购作为国际上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跨国并购能使产权多元化，有利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进行跨国并购的多是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以后，就成为外商独资或控股企业了，最终都是外商企业，只是实现形式不同。并购不仅引进了外资，而且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造、重组，对外资达到了双重利用的效果，对我国十分有利。
面对各国对外资的激烈争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借鉴国际并购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加紧完善和制定外商以并购方式投资的可操作性政策和规定，鼓励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受让股权、买断资产等不同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
2、引资环境问题-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
大型跨国公司由于其目标利益具有长远性，因此格外注重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政策的稳定性与透明度等对其长远经营活动影响较大的因素。对东道国的优惠政策他们却缺乏兴趣，因为一般说来优惠政策越多，东道国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越差，越不利于他们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为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我国应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努力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l）完善政策环境和法律法规环境
我国政府应不断完善关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环境，如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鼓励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并根据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清理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订的同时，要特别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为外商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
（2）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我国政府应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打击侵权盗版行为，坚决制止对外商投资企业乱收费。乱检查等行为，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进一步简化政府审批程序，改善行政环境
我国应该加快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依据合理性、有效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原则，进一步简化外资审批程序，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的审批制度，简化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的审批，增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减少随意性，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努力建设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努力为外商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4）减少贸易保护，降低与外资有关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入世后，我国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国际市场中，我国的经济利益将进行重新整合，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将面对这种利益的整合而重新定位，加快某些特定产业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步伐，这不仅有利于吸引效率寻找型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减少市场、资源寻找型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提高引资的质量，而且也符合世贸组织减少贸易保护，降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行业里（例如汽车行业），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外资企业，这样受到保护的是外资企业，并不是我国的内资企业，保护也就发生了错位。在这样的行业里减少保护，对我国来讲具有上述双重意义。
（5）培育我国的要素优势，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做好准备
培育我国的要素优势主要有两种：一是劳动力优势，我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技能性劳动力缺乏，符合外商要求的高级技术人员更是紧缺。只有加大科教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二是企业优势，企业优势是建立在劳动力优势基础之上的。我国企业只有符合大型跨国公司的要求以后，才能融入其分工体系，才能吸引更多的与之相关的实施全球战略大型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形成吸引大型跨国公司进入的聚集效应。
3、引资领域问题-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服务贸易领域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国应真正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我国服务业结构，提高我国服务业的水平。随着服务业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加大，国内法律环境的改善，服务行业、制造行业等各种行业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都将达到一个阶段。
四、适度控制大型跨国公司的政策
由于大型跨国公司实力雄厚，有可能在我国市场上形成垄断，会对我国的内资企业、现有市场结构、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大型跨国公司的同时，还应对其进行适度限制。对大型跨国公司适度控制的最好办法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大型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
虽然大型跨国公司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国内企业也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家用电器等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中纺织行业是国内企业的主导产业，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只能以新产品、低价格、零利润的方式生存。但是，国内企业总体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要想利用这种方式，就必须培育自己的企业，也就是说，要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
2、外来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直接竞争
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壁垒很高的领域内，国内企业短期内还无法具备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产品领域中至少应引进两家大型跨国公司，使不同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由原来的寡头垄断变成竞争垄断，这时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为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引入的大型跨国公司要多元化，不仅是同一项目的企业数目不要单一，而且在项目上也要多元化，不能只集中于某个产业，这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利。大型跨国公司的地区来源也要多元化，不要过分集中于某国，这样容易产生对某国的依赖性，加大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不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篇12
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再分工的加速。我国由于社会政治稳定、市场容量巨大、人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正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制造业加速转移的重要区域。2002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超过长期居于全球第一位的美国,这一势头还将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的进一步兑现得以持续。特别是我国一些大型都市进行了一系列的功能性改革,为承接国际制造业的垂直分离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我国进入买方市场以来,制造业整体上呈现出需求低迷、产能过剩、竞争过度、竞相杀价的不良格局,我国制造业企业已陷入空前的困境(刘志彪,2000)。制造业如何摆脱衰退的困境?除了要探讨其陷入衰退的原因外,更要寻求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何实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战略。分析制造业衰退的原因,既要从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因素去探寻,又要在研究中摆脱单一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既要从封闭的微观经济框架内去分析制造业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又要从开放的角度去寻求如何获得制造业的新生。
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当前国际制造业有一种垂直分离的趋势。大型全球化跨国制造企业,虽然横跨了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但正快速地收缩其自行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领域,它们正将其主要精力转向核心业务。大型跨国制造企业目标的转移,在全球制造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专门化供应商,使得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产品价值链发生了异化,伴随着多样化的制度创新和在不同经济中的实践,使得制造业全球化垂直分离趋势在加速。
如何克服我国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如何形成我国优势产业集群?如何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国际趋势对接?对于此类问题,亟需研究与探讨。
二、垂直分离的内涵、现象与理论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前,垂直一体化占据主导地位,而90年代以后,垂直分离则是跨国制造业的主流趋势。制造业垂直分离,又称制造业专门化,或称生产的垂直非一体化、“价值链切片”、“碎片化生产”、“蜂群分巢”、“工序分细”、“垂直专业化”和“工序外包”等。
垂直分离作为一种与垂直一体化相反的过程,是指将某些生产环节,主要是制造环节,从原来一体化企业中分离出去的过程。原生产企业仍然从事产品研发和设计,仍然承担市场开发和营销,但是将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作分离出去,由专门的制造企业来承担。
企业究竟采取哪种组织形式?首先取决于产业本身的技术特点和工艺上的可分性。如果生产的各环节在技术工艺或者在所使用的机器设备上具有较强的不可分性,由此而将各个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企业内进行,称作垂直一体化。如果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在工艺或机器设备的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可分性,因而各个环节的生产能由不同的企业分别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垂直分离。
通常,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垂直分离的发展。跨国公司商业活动的日趋复杂,大型机构考核员工业绩成本的上升,科技革新的日新月异,虚拟网络的快速发展,市场信息费用的日趋下降等,都对垂直分离起推动作用。
垂直分离在产业本土化的地区更加突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研究者都曾预言,在未来的世界区域经济将会重新复苏,相互联接的各专业化企业在一个地区的集中,能够成为全球竞争的集团势力。而且,不少学者都将精力集中于小企业的模块研究。众多的小企业在一个产业中虽然具有不同的生产工艺,但处于相关的专业化阶段。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地区的优势,柔性专业化生产,并不来自单个企业的能力,而是来自该地区整个产业体系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专业化的产业集聚是实现外部范围经济的地理手段。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可能会出现两种效应:一方面,为了获得范围经济,企业内部分工日益深化,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在等级管理体系下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垂直一体化的;另一方面,某些产品由于受到内在技术限制而不能达到范围经济,致使各个局部劳动过程出现分离,最终会形成独立的专业化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组织方式是垂直分离的。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使企业内部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分工。
尽管集群内的企业在发挥其专业化生产的优势时,存在着对劳动特许权的分割,但一体化劳动,模块化的产业集群,将它们铸造成比单个企业碎片有更强的集合力。这种垂直分离的再一体化过程,在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美国的硅谷、东南亚的半导体装配业中十分流行。这些产业并不是由少数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由许多小企业分别瞄准各自的目标市场,并以不同的身份加以合作。
这一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容易进行企业编队,形成企业航母。这要求新加入的企业,必须树立开发新产品的观念,而不干扰整个生产流程的其他环节。
垂直分离的动因有哪些?哪些行业最有可能发生垂直分离?比如,当企业无法将劳动过程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系统时,它自然会分裂为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吗?如果产品市场不稳定或不可预料,为避免市场的不稳定,通过公司的垂直安排能传递信息,生产者会选择垂直分离吗?再比如,经由一些熟悉专业管理或拥有专门知识的公司来提供所需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这些中间产品可能由一些理想的最小经营规模的工厂来完成,这些最小经营规模的工厂又是如何依赖其上下游垂直关联企业来支撑的?垂直分离的情形在高技术产业中十分普遍,因为高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快,更新周期短,高科技产业频繁发生垂直分离的机理何在?
学者们从成本节约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模块中各独立企业相互联接的再一体化,产生了系统内的相互适应性,提升了新企业成长的速度,增强了企业抗拒破产的能力。那么在产业集群的这些企业模块形成过程中,技术因素和市场因素分别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从技术因素来看,企业集中的关键优势并不体现在静态的外表上,而是体现在动态的技术创新上。
新的技术、新的作业方式,乃至新的产业组织模式,能够在动态的再一体化过程中得以成长。垂直分离的成功,劳动虽然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合适的制度构架和集体行动的秩序,对于企业模块的形成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柔性生产系统的发展,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深刻地改变着企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全球化改变了大企业的组织方式,使商品价值链发生了垂直分离:一部分保留在发达国家内,另一部分则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还带来中小企业的互动,使市场加厚,既改变了大型企业或机构的联系方式,也改变了它们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人们认识到,全球经济中典型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即企业的地理集聚或产业集群,直接与国家竞争优势有关。遗憾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垂直分离还没有被系统地研究。
从市场因素来看,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对制造业的垂直分离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机制比较完善,专业化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易于形成外部供货,企业多以非一体化形式来组织生产。垂直分离之所以能在许多企业推广,有其必然性:它强化了核心能力和比较优势,实现超分工组合;解决了大组织的管理问题,有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增进了效率;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经营中,优化了资源配置。制度经济学虽然能解释垂直一体化,但不能很好地解释转包关系。Grossman和Hart(1986)意识到交易势力作为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引入了管理者激励因素,分析了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的动因,但也不能对跨国公司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给出完整的解释。
虽然交易成本是解读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但对垂直分离与产业集聚的研究,更多的是见诸于产业地理学文献。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由地方化发展而来的集聚经济。垂直分离的过程,预示着产业联合体的产生,围绕精心设计的公司间或工厂间的交易来联系组织。交易关联的结构,包括面对面的接触和信息的远程交流,长期和短期的转包和再承包,物质的投入产出等。这些交易联系,在地理上通常有依赖的成本结构,单位交易活动的成本越大,与之联系的制造商在空间上将聚集,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制造业的垂直分离,通过虚拟的企业网络联接,这种类型的产业组织被描述为“灵活的专业化”。现实中,许多产业都具有灵活的专业化趋势,甚至在传统的大批量生产行业,比如汽车和钢铁,也存在灵活的专业化。一个产业从垂直一体化向垂直分离的灵活专业化生产转变,会使生产活动和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重新再定位。一个产业的空间布局和单一公司的定位决策,必然会引起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从而强化它们的集聚行为。
从产业地理经济学来看,地方外部经济不应被假设为源于市场规模或市场指向效应。垂直分离的外部经济与“大推进”工业化模型中想象的外部经济相似,可以利用外部经济和互补性降低投资风险。
克鲁格曼将这些外部性看做是“难以捉摸的”容易模拟的金钱外部性,他在对地方群集解释时援引某些类似马歇尔式的外部经济,但忽略了技术知识溢出效应的外部性(Krugman,1995)。
总之,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垂直分离与产业集聚作了各种探讨。从1970年代中期起,就开始了一场关于“制造业扩散化”的争论。所谓扩散化,就是将原先集中在一个企业内进行的生产任务,分解给转包关系中的承包方来完成,这些承包方多半是一些小企业。这里,先进的批量式样设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高技术的控制过程,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投入,都是与制造业垂直分离相一致的。但对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地理学或产业地理学的层面,更多的要纳入理论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分析范畴。因此,对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垂直分离这一新的动向,理论界应予以关注。
三、垂直分离发生的机制与利益协调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发生机制,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中由于贸易的一体化导致了制造业的垂直分离,贸易一体化与制造业的垂直分离是一种内生关系(Feenstm,1998)。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比例的上升,垂直分离程度也在上升;国家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中间品贸易比例也越高。
全球化使得投入品供应商更容易搜寻外部购买者,提高了事后成交指数,使得市场安排更加有效。跨国公司的活动影响着国际化市场的测度,因而国际化对垂直分离价值链有重要影响。通过网络供应链的相互联接,使得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成为产品生产的国际化过程。
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过程同时也是各制造商利益博弈的过程。如果某制造商选择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他就不必受对付上下游厂商激励冲突的烦扰。然而,在寡占市场,制造商之间的利益不协调,使得制造商必须考虑垂直分离。这时,制造商可以通过收取特许权费,尽可能多地攫取关联厂商的剩余,使价格高于单位制造成本。垂直分离的选择,正是出于制造商的集体利益,使得垂直分离均衡时的利润高于垂直一体化时的均衡利润。可见,探索垂直分离的机制问题,就成为研究制造业垂直分离的一个重要主题。
Bonanno和Vickers(1988)在探索垂直分离的利益动机方面具有开创性。他们利用简单的双头寡占模型,揭示了制造商销售其产品时,通过独立的零售商(垂直分离)而不是直接销售(垂直一体化)。垂直分离更有利可图是因为它不仅能从其竞争者友好的行为中分享利润,还可以通过从销售商那里收取特许权费,挤压零售商的剩余。垂直分离不仅出于制造商的个人利益动机,也是制造商集体利益之所在。
Lyons和Sekkat(1991)通过假定工资和投人品价格均不可变,认为无论是垂直一体化还是转包合同都是基于私人偏好,对社会无所谓效率可言,并且与组织选择和资产专用性无直接的联系。垂直分离能够作为一种提高谈判地位的机制,是企业家权衡成本与收益后对某种制度安排取舍的结果。
垂直分离使价格偏离生产成本有利可图,可以通过收取特许权费来实现,而垂直一体化则要受到价格等于成本条件的硬约束。在制造业垂直分离博弈过程中,反应函数正是通过变量的灵活选取改变的。战略替代(价格变量)和战略互补(产量变量)战略选择的不同,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虽然Vickers早期认为,垂直分离是基于单个制造商的利益,而不是出于集体利益,但在垂直分离是各主体利益协调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当特许权费为负,即由上游制造商支付特许权费给下游厂商时,价格将低于成本。虽然垂直分离的战略优势仍然存在,但改变了博弈中的决策变量,其本质会迥然不同。
通常,上下游的厂商,包括制造商与零售商,当然也包括制造商与制造商。但是,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垂直分离主要考虑的是交换结构,而制造商之间的垂直分离则不仅要考虑交换结构,还要考虑技术方面的因素。
企业间的垂直关联主要包括三种,即产权关系、契约关系和网络关系。垂直一体化主要涉及产权关系,垂直分离则不仅涉及产权关系,更多的要涉及契约关系和网络关系。既然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垂直分离辅之以适当的契约,能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战略动机,那么,通过引导竞争性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就会产生一种更大程度的垂直分离的契约激励。
一些著名的战略承诺文献,检验了垂直分离的各种方式,支持了这一假说。但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网络理论对于制造业垂直分离的解释力是不同的。
虽然现实中垂直分离发挥作用也有成本,但作为一种战略承诺方式,垂直分离确实具有一些优点。
比起内部激励和组织设计以取得相同的战略目标,垂直分离使得承诺更易观察,而且很难逆转;比起战略投资改变成本,垂直分离并不扭曲要素选择以及恶化内部效率。因此,制造业的垂直分离,值得我们从战略视角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竞争性企业战略决策的需求方案适度相关时,非对称均衡将会发生,此时只有一个企业决定前向一体化,而它的竞争者则选择垂直分离。然而,当需求方案高度相关时,对称均衡将会发生。因为企业将会从模仿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选择同其竞争者进行抵触。因此,厂商的垂直分离,更可能接近企业生产高度替代品的垂直一体化(Gal-Or,1999)。可见,采用逆向归纳方式对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研究,极富有挑战性。
制造业的垂直分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过程。伴随着规模经济,垂直一体化企业通过对下游竞争企业的供给,能够降低上游企业的成本,这些竞争者可以选择不从一体化企业购买,除非一体化企业的中间品价格比其替代供给品价格低很多。在简单的动态规模经济的模型中,通过学习效应,均衡的垂直非一体化即垂直分离将会发生。当且仅当整个产业垂直分离时的利润高于垂直一体化时,垂直分离才得以发生。垂直分离行为是整个产业的群体的观点,值得推敲。
企业哪些投入品应该“外购”?哪些则要通过“自制”来完成?Yu(2003)引入了一个两阶段模型,认为范围经济是核心,各种投入品的差异程度来自产品的不同外购方式以及中间产品投入相对于最终产品的范围经济。该模型采用了两分法,即只讨论了垂直分离和垂直一体化的两种极端状态,而没有考虑二者的混合状态。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对垂直一体化与外包关系进行了产业均衡分析,对外包与国际贸易一般均衡地方化转包关系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包是不完全契约中对合作伙伴的搜寻和关系专用性投资活动。
Jansen(2003)进一步给出了上游企业在何种情况下选择垂直分离,在何种情况下应选择垂直一体化的系统均衡模型。垂直分离企业在固定的契约成本和战略契约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当两个以上古诺寡头的供给品相互替代时,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将会共存。当垂直一体化和垂直分离共存时,社会福利可以通过减少垂直分离企业的个数得以改进。而这种共存的范围经济,在假定的可观察性和承诺条件被放松时递减。
四、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社会效应垂直分离较之于垂直一体化,是否侵害消费者剩余?不同的学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垂直分离能增进社会福利,有人对此提出质疑(Ordover,1990)。
由于下游企业后向一体化提高了中间品的投入价格,从而对下游非一体化企业和消费者不利,因此,垂直一体化不可取,应当垂直分离。Riordan(1998)基于产业经济学市场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重新评价了垂直合并对产业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认为产业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企业的后向一体化,由于提高了中间品的价格,从而可能严重地降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效率。
Fontenay(2004)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虽然大多数观点都在肯定垂直一体化的正面效应,其实这些观点多数是错误的。他的观点与Ordover类似,认为垂直一体化在侵害消费者的福利,只有垂直分离才能增进消费者福利。目前,垂直分离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垂直分离能否导致产业的本土化和产业集群效应?Kie(1996)指出,大量的地理经济学文献的结论是,当前的制造业以生产的垂直分离和小型制造业的集群为特征。作者在评价Scott交易费用和产业区位理论以及柔性生产和垂直分离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垂直分离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制造业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
学者们通过引入信息机制、协同效应等,肯定了垂直分离对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效应。他们讨论了垂直合并和垂直分离不同的竞争性效应,认为垂直一体化是厂商信息隐藏而不是信息发送的利益动机。他们还以博弈论为工具,从战略投资利益协同的角度,论证了垂直一体化的市场溢出效应。由于一体化企业在其内部开展贸易,而不是通过可观察的公开市场交易,所以一体化企业将先前公开的市场资料转化为企业的私人信息,导致一体化企业的成本不能确定,最终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五、垂直分离的实证研究与生命周期理论目前,对于制造业垂直分离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具有典型意义的是Holmes(1999)对垂直分离的研究,作者利用购买投入占产出价值的百分比,即以购买投入强度(PII)作为垂直分离程度的指标,并引入本地及邻近地区就业水平虚拟变量,得出了产业地方化与制造业垂直分离正相关的结论。但作者只考察了整个制造业的平均关系,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特性,得出的结论较为模糊,其借鉴难度较大。
关于垂直分离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斯蒂格勒的研究具有奠基作用。他依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原理,提出了垂直分离应当是成长性产业的典型特征,而垂直一体化则是衰退产业特征的重要命题。他还指出,如果我们观察产业的整个生命周期,必然能发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垂直非一体化。按照斯蒂格勒的解释,在幼稚产业,企业应当垂直一体化,因为生产水平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太小,不能支撑专业化企业和中间品市场。然而,随着需求扩张,企业达到新的生产阶段,专业化递增的报酬能够提供市场所需的产品数量;当需求下降时,这一过程将会相反。
斯蒂格勒还认为,是市场变化的速率,而不是企业成长、衰退或市场容量决定着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程度。虽然这一差别在分析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时是非本质的问题,但对制造业垂直关系的分析至关重要。考虑到市场容量和市场变化两个维度,大容量市场下经济的微小变化将导致低度的垂直一体化;而经济的快速变化,垂直一体化的程度将会提高,市场容量越大,这种效应越明显。依赖市场变化的速率,我们可以观察大市场与小市场中垂直分离的程度。斯蒂格勒的研究还发现,伴随着企业的成长,不同阶段制造业垂直一体化的程度有所降低,他的这一发现与他的假设是吻合的。
Elberfeld(2002)在企业组织是内生的产业结构均衡模型内,重新审视了斯蒂格勒的假设,认为斯蒂格勒假设在市场完全和自由进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证实。然而,当进入中间品市场被严格限制时,或者中间品制造商串谋时,垂直一体化将伴随着市场而成长。可见斯蒂格勒命题中的假设很重要,他的这些重要结论是在市场完全和自由进入两大限制条件下得出的。如果将斯蒂格勒的研究放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必然会有新的发现。
六、垂直分离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目前,国内对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研究尚为空缺,但学者们已经在关注跨国公司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现象。刘东对生产的非一体化经营有效性的原因、交易费用条件等进行了讨论(刘东,2001)。刘志彪不仅给出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界定和测度方法,还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发生的原因和机制,并从价值链管理模式和从内部垂直一体化到虚拟垂直一体化的价值链变迁角度,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造业组织和分工形式的演化过程(刘志彪,2001)。
毕竟垂直分离是在近一二十年才被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的现象,因此对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垂直分离的实践,在一定程序上对垂直分离的研究成为发达国家的专利。就目前西方对制造业垂直分离的研究而言,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关注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及其制造业,而对发展中国家及其产业关注的极少。因此,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给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不得而知。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发达国家学者对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研究,都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如认为跨国公司垂直分离可能会对本国非熟练工人产生冲击,造成本国产业的外移和“产业空心化”,因此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规范法律以保障跨国公司的利益。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尽管已有的文献使用了理论分析、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但很少有文献综合运用上述分析方法,对垂直分离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垂直分离现象的描述上,对制造业垂直分离发生的机制、利益协调、社会效应及实证研究的较少。
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生产模式是有国家利益的。在这种模式下,发达国家不仅可以把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那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以及污染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高级”产品的低级生产环节外包出去,甚至会出现一种极端情形,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只从事新知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全部生产环节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由于从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函数是收益递增的,这类产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因此跨国公司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并拥有这些新兴产业的绝对控制权。而发展中国家加入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生产链条,仅仅是通过劳动获得应有的报酬,却要面临上下游厂商的多重挤压,风险是很大的,不仅可能会沦为,而且可能导致产业的畸形发展。
理论的发展也是有国家利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市场就是国际市场,企业的国内竞争事实上已经成为同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制造业的垂直分离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自身的就业和收入再分配,而且这种就业和收入差异扩大的风险,将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垂直分离虽然对东道国的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带来正面效应,同时也将产生各种消极影响,如对东道国企业和市场的冲击、人才的流失与贫富分化、技术逆向外溢、技术依赖以及环境问题等。
因此,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要顺应跨国公司制造业垂直分离的趋势,必须重视产业的本土化,优先发展产业集群。同时,我国企业在加入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生产贸易链条时,必须对合作时机、合作伙伴加以选择,对垂直分离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综合权衡,还要关注跨国公司制造业的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委托代工)、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深度代工)、OBM(OwnBrandManufacture,品牌经营)、EMS(ElectricManufactureService,电子制造服务)等经营模式的转移,在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时,要抓住时机树立企业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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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跨国公司通常以一个国家为基地设立母公司，同时又在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设立不同的实体，接受母公司的管理、控制和指挥，从事各种经营活动，这样一种富有高度组织性的巨型企业客观上需要有高度严密科学的管理。发达国家跨国经营具有雄厚的物力、财力、人力等优势，在资金、技术运用上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具有熟练的、规范的、科学的管理技术。而我国境外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缺乏应有的经营自利，难以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做出灵活的反映，制约了企业跨国经营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多为国内母公司的附属公司，在单一目标市场各自为战，分散经营，缺乏组建战略联盟的意识；管理人员的选派被视为照顾或福利，综合素质差，缺乏企业家才能。因此，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数目虽然可观，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对于现代跨国企业来说，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市场份额、资本市场市值等规模的大小是挤身于世界级企业的显著标志，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世界500强的主要依据是对公司营业收入的规模进行排名。进入美国《商业周刊》的1000家企业，则要根据各企业在股市的市值大小进行排名：企业规模意味着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地位和影响力，若达不到相当的规模，就无从谈及世界级的企业。大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但大而不强，意味着效率低下，同样缺乏竞争力，做强是发展的关键。做大可以通过政府手段加以解决，做强则需要企业内在的实力。因此，大企业应瞄准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找差距，定战略，在企业国际化战略上下工夫，提高竞争实力。我国联想、海尔企业国际化战略上的成功，说明我国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具备冲击世界级企业的潜能。
二、我国跨国公司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55％，收支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这说明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
首先，海外投资规模不大，战略优势不明显。据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透露，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FDI的0.5％，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仅占国际工程发包额的2.1％，在外劳务人数仅占国际劳务市场的1.5％，“走出去”的规模仍然偏小。投资项目仍以中小型为主，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虽然已经由2002年的281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448万美元，但与发达国家海外平均投资额约600万美元、大型跨国公司平均投资约6000万美元的规模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我国的跨国投资整体水平偏低，规模不大资本不足，尚未形成明显的战略优势，影响了我国企业在境外的扩张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制约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海外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中国海外投资，在行业结构上，贸易型投资企业比重偏高，制造业投资企业比重才刚刚过半，在地区结构上，投资遍及五大洲168个国家和地区，虽然投资的区域比较广泛，但对外投资的46.8％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北美，占13.7％。从整个海外投资布局来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明显偏少，影响了中国对外投资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布局上的战略意图、战略层次有待进一步凸显；投资方式虽然已经由“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等方式扩展，但经营方式仍比较单一，作为跨国经营中资本运营的重要手段——并购，实施的频率和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根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687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投资达4410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63.6％。但目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中新建方式约占78％，而以收购、兼并方式建立的企业仅占22％左右。
第三，海外投资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世界跨国公司的渗透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一些高技术产业，比如航天航空、微电子、生物工程等，在现代跨国公司中逐步成为支柱产业。而我国企业在科技方面比较落后，许多企业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形成核心技术。因此，尽管我国的跨国经营投资范围广、涉及行业多，“十五”期间也陆续建设了一批境外研发中心、工业产业集聚区，对外承包工程也向EPC总承包、BOT等更高层次发展，大项目逐渐增多，技术含量逐渐提高，但以贸易性企业及资源开发和加工企业为主的初级格局尚未有根本改观。中国最大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都集中于资源开发和制造加工业，如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投资1.12亿美元与澳大利亚合资建立恰那铁矿，首钢总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中信加拿大公司与加拿大鲍乐公司、巴瑟斯特公司联手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等，这些都表明资源开发业仍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层次和转换速度都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业分布为：资源开发(林业、矿业、渔业)、加工制造、交通运输、建筑承包、医疗保健、旅游服务等领域。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业和初级加工制造业，大约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过渡时期，因而尚未形成直接投资的产业体系。
第四，海外投资宏观管理体制滞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且透明的政策。由于宏观管理的无章、无序，造成资本投入失控，加之财务制度、经营管理的不规范，造成了海外企业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海外企业监管制度不健全，造成了内部风险管理的失控；海外投资立法工作显得滞后和单薄，尤其是海外保险与保证制度，在许多方面甚至还是空白；海外投资在体制上仍然带有浓厚的部门和地方所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的色彩。国内跨国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部门或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仍保持高度控制。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最大体制仍然是政企没有完全分开，政府对企业投融资、进出口贸易等一系列市场活动采取审批制，过细的产权和人事管理，在部门与地区利益的驱动下对企业的联合、重组、收购、兼并，进行行政干预等，凡此种种，严重影响跨国企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首先是缺乏全球化的理念和国际化的思维，以及缺少跨国经营和管理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讲，国际化人才是我国跨国企业最稀缺的资源。
三、发展我国跨国公司的对策思考
1．制定明确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战略管理是企业战略策划、制定、实施和控制的过程。我国跨国企业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通盘谋划，合理确定企业战略目标，科学制定战略方案，并加强企业战略的控制。由于不同国家的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的程度不同，跨国经营一般分为三个层次产品出口，即公司跨越国家边界销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多国经营，即公司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市场中开展经营活动，每个市场一般被看作是独立的，总部会实施一定程度的控制并对各地经营活动施加影响；全球经营，即公司从整体上选择和利用全球市场机会，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以实现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目的。采用全球市场战略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出现在如美欧日等广泛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而我国的跨国公司由于国际化经营的历史较短，全球化战略的程度较低，大多处于由多国经营阶段或向全球经营转型的过程当中，因此实施海外经营时应选择目标更为明确的多国市场战略。随着企业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海外经营参与程度的不断深入，逐步过渡到全球市场战略。
2．培育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存在较大差距。要在充满风险的国际舞台上竞争，求得生存并不断壮大发展，就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企业的研发能力，这是取得海外经营成功的关键。一个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知名品牌，没有独特的研发技术就谈不上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都在5～10％之间，强者高达20～30％，巴斯夫一家的研发人员就超过1万人。目前，世界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又频频进入我国，这对我国的自主研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因此，加强企业的研发体系建设对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显得尤为紧迫。
3．采用渐进式海外发展模式。我国跨国企业一方面人力资源匮乏，缺乏对海外市场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资金实力不足、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因此应采用渐进式海外发展模式，即从国内市场——海外市场一产品直接出口——海外代表处——相邻海外分公司——相邻海外子公司——海外建厂——扩大海外市场区域——全球市场。渐进模式是一种从地理和经营方式上逐步演变、循序进入的扩张方式，以提高跨国经营成功率。渐进发展模式有利于不同资源、文化、综合能力的融合、培养与吸收，逐步增强跨国企业实力，从周边国家扩张到欧美发达国家，并最终走向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