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 的创办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光辉旗帜。而科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科学分类就是按照各种客观、主观或综合性原则将科学划分为若干学科门类。科学产生于知识的分化，科学分类则在科学的分化与综合中形成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科学分类的原则、性质、维度、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缺乏对新文化运动以前———尤其是晚清科学分类的系统研究，即使涉及也语焉不详。而晚清是近代西方科学分类学说输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分类的萌芽期。鉴于此，本文拟以期刊为例，探究晚清社会对科学分类问题的认识与演进。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分类产生于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欧洲。而晚清因科学严重滞后，缺乏科学分类生成的基壤。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格局中，早期来华传教士以报刊为媒介，在传播西方科学新知的同时，也把科学分类思想传入中国。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根据科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不同，将自然科学分为化学、察地之学鸟兽草木之学、测天之学( 天文学) 、电气之学( 电学) 、重学、流质学、听学( 声学) 与视学( 光学) 等九个学科门类，并一一予以说明。其中察地之学即地质学与地理学; 鸟兽草木之学即动植物学; 测天之学专门研究行星、定星( 恒星) 、星气( 星系) 等宇宙天体; 电气之学是研究隐藏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电气，“昔人畏避之，以其能杀人也。今则聚为妙用，以代邮传，顷刻可达数百万里。”科学无限发展，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宇观的天体宇宙、宏观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学问之道无穷矣。上而 天 文，下 而 地 理，中 而 人 事，纷 赜 变 化，莫 可端倪。”

一般来说，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应该建立在科学事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只有科学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人们方能把握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与特征，以及各门科学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科学的分门别类才有产生的可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科学发展迅速，传教士逐渐加深对科学分类的认识。丁韪良在北京创办了《中西闻见录》，就将科学的外延由自然科学拓展到社会科学，认为“西国之天学、地学、化学、重学、医学、格致之学，及万国公法、律例文辞、一切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鱼鳖昆虫之学，年复一年，极深研究，推陈出新，义理有非言语所能尽者”。各专门科学之间不存在的边界，彼此相互联系与渗透。其中，数学是最普遍的科学，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常见而有力的工具。“夫欲明格致者，必先精算术。若算术未达，何能遽造此奇器乎?”并强调物理学与化学的极端重要性，“计天下万物，除神魂而外，再无有能出于斯二学者。凡造大炮火轮车船及铁路等项，咸出于格致之学。”并从研究对象、重点与实用价值加以区分，“格致学论万物为一，化学论万物不同。格致云万物一理，化学云万物各有各理。格致云万物方位气候同，则其用必同;化学云万物方位气候同，而所用各异。”二者“外观似相反，而内实相称，彼此可互补不足”。从微观物质到宇观天体都是如此，好比揉泥成团，又恰似太阳系中的五星相离，外观上似无空隙，但内有间隙。

传教士林乐知将科学划分为研究“天地万物本质”的“神理之学”( 哲学) 、研究“人生当然之理”的社会科学与研究“致知格物”的“物理之学”( 自然科学) 三类。《万国公报》上先后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哲学，但没有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培根、笛卡儿、斯宾塞、洛克、黑格尔等哲学家的科学分类思想。如《万国公报》上曾先后刊发多篇介绍近代科学先驱培根的专文，但重其哲学思想，尤其是归纳法，而忽略其科学分类法。

传教士还涉及各个科学部门的分类，其中生物学分类最为详尽。1850 年，英人合信的著作《博物新编》就较早地介绍了动物学分类知识，并附有胎生类、卵生类、鳞介类与昆虫类等四类动物插图，但不也不。《遐迩贯珍》曾将生物分为柔软生物、多节生物、多肢生物与有脊生物四类，其中有脊生物包括哺乳动物、鸟、虫、鱼等四类。后来，慕维廉在《动植物分界》一文指出，植物种类“约有八万三千种，生于水陆，具有定界”。因温度、湿度、气候、经纬度等地理条件不同，植物的地理分布与种类差异很大。动物分类也“略与植物同，或产热带中，或产温带中，亦有产寒带中者，此外或因陆地不相通而分产诸大洲，或因土性等事而分界”。

相对而言，传教士创办的科普期刊《格致汇编》对动植物学的分类最为详备，其中以傅兰雅的功绩最为显著。动物学分类上，傅兰雅参照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的动物分类法，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将动物分为草体部、蛤螺部、甲节部与脊骨部等四类，而且“每部分为若干族，每族分为若干门，每门分为若干等，每等分为若干类，每类分为若干种。种者，为多年多代不改变其行性者”。显然，傅兰雅的部、门、类、种的动物分类与今天相似。1890—1891 年间，《格致汇编》第 5 年第1 卷至第 6 年第 1 卷连载美国著名昆虫学家斯普林•帕克昆的名著《虫学略论》，就将昆虫分为晶膀类、鳞膀类、蛤蝇类、吸蚤类、蝎蝇类、纲膀类、钳尾类、跳尾类、蛤膀类、筋膀类、锥嘴类、寓虫类、毛膀类、绥膀类、好蟒类与蜻蜓类等十六类。植物学分类上，傅兰雅简单介绍了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双名分类法和法国植物学家珠西亚的天然分类法。1890—1892年间，《格致汇编》又连载药物学著作《泰西本草撮要》，根据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的自然分类法，分门别类地介绍双子叶植物纲的药用植物。而此时西方生物学界通行的植物分类法是自然分类法而非人为分类法，因此，《格致汇编》在近代科学分类学传播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此外，晚清传教士期刊还涉及数学、地理学与人种学等学科的具体分类。谢洪赉就将数学明确分为纯算学与杂算学两类，类似今天的理论数学与应用数学。其中纯算学最为重要，包括数学、代数、形学、三角、代数形学与微积分六种;而杂算学使用广泛，“如天文、地舆、测地、航海、重学、清单学，诸凡赖算为址，而以格致润色之者是也”。登郡赫士则将属于“格物之一门”的地学划分为力学、石学、物迹学与地势学四类。

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也包括人类自身的起源、地理分布、人种划分等方面，慕维廉曾主张将人种分为高加索类、蒙古类、阿墨利加类、古类、无来由类等五类。有的则主张划分为蒙古人、高加索人、阿非利加人、马来人、美利加土人等五类。尽管这不同于现代人类学的分类，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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