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分类既是人们科学认知深化的结果，也是人们科学水准的客观反映。作为新型的大众传媒，晚清期刊为传介科学分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晚清科学分类体系的建构上，早期传教士报人是中介，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是主体，他们从不同角度与标准对科学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具有外源性、自主性与无限性、渐进性与多样化、局限性与进步性的特征。晚清是近代中国科学分类的萌芽期。

一百年前，《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 的创办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光辉旗帜。而科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科学分类就是按照各种客观、主观或综合性原则将科学划分为若干学科门类。科学产生于知识的分化，科学分类则在科学的分化与综合中形成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科学分类的原则、性质、维度、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缺乏对新文化运动以前———尤其是晚清科学分类的系统研究，即使涉及也语焉不详。而晚清是近代西方科学分类学说输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分类的萌芽期。

科学分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体系，往往随着科学知识的分化与综合而发生变革。关于科学分类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报人与时期的维新报人都没有认真地主动探究。直到 20 世纪初，辛亥报人才有了比较的说明，并肯定了科学分类对科学事业的促进作用。“各种科学，欲知一定之原基，而各得其适当之位置，则不得不用分类法。依物质自然之组织，而区分之为何部何门何类何科何属，乃能一一求其主要，由终追始，由末溯本，由已知推未知。”科学分类关系到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亚里士多德时代“已具学科分立之形，而开泰西今日学科之门径”。而中国科学分类思想“发达积迟，学术之不进，未始不由此”，以至于中国“学术不分业，则学者万能，必至万不能，而学界亦终不能离浑沌之状态”。

晚清社会对科学分类的认知，总体上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特色。首先，科学分类信息上的外源性，主要有两个主体与两种渠道。及时个主体是早期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新知与科学分类同步进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第二个主体是留学生，戊戌维新以后日文中的科学分类说成为其主要思想来源。其次，科学分类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与无限性。因社会身份使然，传教士报人“以学辅教”，科学分类思想充其量是传教布道的副产品。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则担当晚清科学分类体系的建构主体。而且科学无限发展，科学分类也永无止境，晚清仅启动了中国科学分类体系建构的进程。再次，科学分类的渐进性与多样化，这也是科学本土化( 或科学中国化) 的外在反映。不同认识主体各自划分标准的不统一，导致科学分类的多维性与分类结果的多样化。，局限性与进步性并存。尽管晚清期刊中的这些科学分类话语简陋零散，甚至谬误丛生，但对尚处科学洪荒时代的晚清社会而言，这种理性思考显得弥足珍贵。晚清科学分类的识进，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因晚清的政治危机与社会乱象，科学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代错位也使得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呈现为两极化趋势: 一方面，维新派与革命派更加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而忽略科学的理性魅力，“以学辅政”的价值取向弱化了晚清科学分类话语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科学的功能又被无限扩大，科学万能论( 或唯科学主义) 潜滋暗长，混淆了国人理性看待科学分类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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