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传播学界关于学刊属性的研究上,普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他们认为,大学学报作为特殊商品的属性已经达成共识;“市场化是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学术期刊商品论”倾向,在自然科学期刊编辑学界尤为严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张九玲先生认为“大学学报作为特殊商品的属性已经达成共识”,同时他又认为“学报走产业化道路,其结果只能被市场经济大潮所吞没”。很显然,这样的观点自相矛盾。相同观点持有者崔学兰先生也认为,“高等学校期刊作为科技期刊的一种,和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都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和物质再生产,其价值、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特殊性”,更是矛盾丛生。矛盾一,她关于学术期刊“和任何一种商品一样,都是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它的使用价值不是进行直接的消费和物质再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商品中所说的“交换”是指“物物交换”或者是“物与货币的交换”,并且是以“等价交换”为前提的。绝大部分学术期刊有这种情况吗?当然没有!其次,什么叫“直接的消费”?作为商品,通过交换后,就是用于直接的消费。例如以光盘为载体的音乐作品这种精神产品,通过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就是为了直接消费,就是通过听来得到愉悦从而得以消费。吃、穿、住、行等类商品,也都是供购买者用来直接消费的,如果不是为了消费,也没人愿去购买。矛盾二,她认为“高等学校期刊”就仅仅包括“科技期刊”。约定俗成,“科技期刊”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术期刊。而大学学报中的社会科学版是科技期刊吗,大学主办的众多社会科学专业期刊,像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中山大学的《现代哲学》,等等,是科技期刊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矛盾三,她在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的前提下,又不得不承认学术期刊的经费“当然主要依靠政府的支持。”试问,主要依靠政府资助、支持的行业能称其为商品生产者吗?常识告诉人们,这些行业生产的至多是产品,而产品不一定都是商品。这里的产品只能属于一般产品。
“学术期刊商品论”另一持有者是刘斌先生。他认为“学术期刊是文化产品,作为意识形态,它不是商品;但作为物化形态,需要通过市场得到传播,所以它又是商品”“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主要来自于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学术期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可见,刘斌深深地陷入了学术期刊“既是商品,又不是商品”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事实和逻辑不允许模棱两可。同时,不难发现,他还犯了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他认为文化产品一方面都属于意识形态,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但他没有意识到学术期刊登载有大量的非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例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登载的绝大部分内容、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登载的经济与管理等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成果,都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科学无国界”。同样,学术期刊生产的主要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更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因为学术期刊登载的是科学方面的创新成果,它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目的是为了人们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其中很多科学技术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创造出社会物质财富。所以,刘斌的上述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在本质上也是错误的。
“学术期刊商品论”者们还有如下观点:《电化教育研究》杂志社的张小红先生也认为,“当出版物走向市场之后,期刊便作为特殊的商品而存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编辑部的钱俊龙等先生也赞同“学术期刊商品论。”浙江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编辑部的杜利民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第14次学术研讨会”上,撰写了《营造学术期刊市场化的环境》,也认为“学术期刊是商品”。
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界,持这种观点的虽然比较少,但是也有。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编辑部的陈炳珍先生就认为,“学术期刊正是从精神产品中脱颖出来,成为整个出版行业的商品之一。”
综观上述,不难发现“学术期刊商品论”的论者们企图通过强调“学术期刊是特殊的商品”,来回避上述这一系列矛盾,同时来证明他们的“学术期刊商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特殊的商品,而正是这些众多的特殊才构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性。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一般寓于特殊之中。要说商品的特殊性,马克思仅仅说“货币是特殊商品”,而没有说书籍等文化产品是特殊商品。所以,企图通过假定学术期刊是“特殊商品”,来认定学术期刊是商品,无疑是徒劳无益的。
“学术期刊商品论”论者们还有意无意地偷换了概念,例如他们将“期刊”混同于“学术期刊”。其实二者在内涵上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属于大概念,后者属于小概念。“期刊”包括学术期刊和大众性的“消费类期刊”。从创新知识和文化角度讲,学术期刊刊载创新成果,而“消费类期刊”的刊载内容至多属于普及性的;从读者群来看,学术期刊需要它的读者具有高深的专业和知识修养,所以读者少,而“消费类期刊”的读者,无论老幼、知识多寡皆宜,读者众多;从发行量来看,学术期刊发行量小,至多有万份,有的只有几百份,而且这些期刊只是大面积的用于同行间的交流、赠阅,而“消费类期刊”由于它的读者面宽,所以发行量大,这些可以通过2005年的“消费类期刊”发行量可以得到印证:读者500万册,知音423万册,故事会372万册,家庭305万册,青年文摘213万册,家庭医生192万册,小学生时代160万册。编辑这两类期刊,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后者也远远高于前者。因为从发行量上来看,我国已经有不少消费类期刊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而我国的学术期刊还没有一家成为世界名刊。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学术期刊种类已跻身世界大国的行列,然而至今还没有一家学术期刊能够像《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和《Lancet》(柳叶刀)那样享誉全球。我国学术期刊现状不容乐观。
诚如人们预料的,学术期刊走产业化之路,其结果只能是被市场经济大潮吞没。因此,“学术期刊商品论”论者们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混乱和有意无意的混淆是非,必然导致学术和实践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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