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学机制中，文学期刊占据中心地位，它既是刊发阵地，也是指挥基地，还是培育平台。从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地说是 1949 年 7 月的 “及时次文代会 ” 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属性倒逼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组织、引导、评价的管理机制，或曰文学制度。王本朝认为: “文学制度是文学与社会发生互动关系的一种规范形式，它包括文学性、文学观念和形式的生产方式和过程，文学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合谋与同构。它往往表现为文学对社会的接纳与反叛，社会对文学的建构与控制，从而构成一种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关系。它既促进了文学的社会化，拓展了文学的场域和空间，又折射出社会如何被文学所想象和构型。”可见，文学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体制之下，按照洪子诚在 《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所说的，文学体制当然也有着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文学体制的复杂性问题”，但无论如何，“制度化” 也是文学的社会属性。20 世纪中国文学从现代走向当代，文学的观念与制度发生了转型。与此相适应，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为核心，以省市县各级文联、作协为骨干，以各级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为阵地，与国家行政级别、计划经济体制、“供养制” 相匹配的文学机制得以迅速建构。这样，文学期刊从现代的 “商业办刊”转向了当代的 “体制办刊”，文学期刊的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 “为政治服务” 的宣传职能; 二是 “为群众服务”的教育职能; 三是 “为作家服务” 的培育职能; 四是 “为地方服务” 的建设职能。当然，基于“体制办刊”的文学期刊，必然会随着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推演及体制机制的改革而出现起伏荣衰。既有 “政治中心时代” 的勃勃生机，也有 “经济中心时代” 的重重危机。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整体上由计划经济为主向市场经济为主的转型，文学期刊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文学期刊与作者、读者的关系，都迫切需要重新界定与确证。

( 一) 从亲密到疏远: 文学期刊与读者的关系危机

文学期刊与读者亲密关系的解体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突出。当然这种亲密关系的解体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主要包括市场经济语境的普适、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影视文化的崛起等。内因主要包括文学期刊自身的 “精英化” 与 “圈子化”、办刊机制的滞后、办刊策略的守旧、发行渠道的不畅等。

首先，文学期刊的 “精英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文学观念发生了剧变，曾经主流化的 “向外转” 的文学观更多地让位于 “向内转” 的文学观，所谓的 “回到文学自身” 的先锋文学大行其道。 “先锋” 不再仅仅是一种形式试验，更多是一种文化标牌与审美时尚。 “先锋” 为众多作家们所追捧，也为文坛所青睐，在这中间绝大部分文学期刊在刻意推波助澜。这种在文学形式的求新求异、标新立异，虽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审美价值，但是无不因为内容的贫乏空洞而演变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背离了最有土壤的现实主义传统。在 “写什么”上，不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 在 “怎么写” 上，不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这样，先锋文学虽然独自孤吟、自鸣得意自己所谓的 “先锋性” 与 “先锋美学”，但是看不懂先锋文学的广大读者却因备受拒斥而转身离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文学又迎来了所谓 “专业化”“唯美化” 的社会思潮，向所谓的 “纯文学” 进一步迈进，这样文学与大众进一步脱离。假如说 20 世纪 80 年代的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虽有着或多或少的艺术缺陷，但是它们对大众所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抒写，依然能够激起大众读者的广泛兴趣与普遍热议的话，那么到20 世纪 90 年代的 “先锋小说”“朦胧诗派” “实验诗派”“东方意识流小说” 等，尽管在形式上确实新颖新奇，也仍然成为了文学的自说自话，甚至是文学人的 “独角戏” 与 “语言游戏”。大众对看不懂的、没有可读性的文学掉头不顾，从而出现了王蒙所谓的 “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 的冷清场面。这样，文学进入了象牙塔，疏离了读者。这种局面的形成无不与文学期刊的 “精英化” 办刊思路与办刊策略直接相关。

其次，文学期刊的 “守旧化”。俗话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文学的通变论必然要求文学期刊切忌因循守旧与墨守成规。文学期刊的 “守旧”，主要是指文学期刊固守旧有的办刊机制、办刊思路、办刊模式与办刊策略，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社会对接，不与市场接轨，这样既落后于时展，也落后于文化变迁。这种 “驼鸟式” 的埋头办刊，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现尤其明显。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年代，特别是 “南巡讲话”之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力推进，“以经济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的思想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在这种 “市场化” 的语境中，文学期刊依然延续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办刊机制、办刊思路、办刊模式与办刊策略，面对市场经济的潮涌不为所动，依然是我行我素，以期刊为中心，以作家为中心，而不是以市场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缺乏创新创意，缺乏谋划策划。相比较而言，同时代的大众期刊如 《读者》《知音》 《家庭》 《故事会》 《读书》 《大众电影》等，时尚期刊如 《时尚》《瑞丽》 《世界时装之苑 ELLE》 等，时政期刊如 《新闻周刊》 《南风窗》 《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远胜于文学期刊，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期刊界的 “市场神话”。从理论上说，任何期刊都需要读者市场，也需要有核心读者群，文学期刊也不例外，毕竟核心读者群的存在是一个期刊生存发展的坚实土壤，他们不仅是期刊的衣食父母，也是期刊的对话者、交流者、传播者，还是期刊的消费者与守望者。邵燕君认为: “文学期刊缺乏这样一个核心读者群体，就会沦为自说自话: 作家写给编辑看，编辑办给批评家看，批评家说给研讨会听，背后支撑的是作协期刊体制和学院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圈子化———这里的圈子，不是志趣相投者的同仁团体，而是权力分享者的利益共同体。”正是由于文学期刊对市场的漠视和对读者的忽视，以期刊为代表的精英文学迅速地被大众冷落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语境中，文学期刊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处境日益恶劣，读者市场大幅缩水，发行量急速下滑，曾经的 “洛阳纸贵” 已是遥不可及的往日神话。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文学期刊被迫于 1999 年开始践行了一次规模较大、范围较广的 “改版潮”。客观地说，文学期刊的 “改版” 有一定的起色与成绩，但是由于体制限制、机制陈旧、经验缺乏等原因，离预期的目标还是相去甚远，相反，“不改等死，一改准死” 一时成为不少改版期刊的生动写照。事实上，近年来不管是 “改版” 还是 “不改版” 的文学期刊也没有死掉多少，这不是它们的造血功能强了、适应市场的能力强了、服务读者的意识强了，而是国家一直在 “加奶”、政府一直在 “输血”，这得益于 “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与各级财政部门行政拨款的大幅增加。其实这对守旧的文学期刊可能是幸事，但未必是好事，毕竟国家的扶持与供养可能会再次滋生它们的依赖感与自恋情结，这也许是前行的包袱，毕竟没有机制创新、理念创新的文学期刊终究难以自强行远。

( 二) 从无间到有间: 文学期刊与作者的关系危机

文学期刊与作者的互动关系、亲密关系的解体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突出，概括地说，就是从所谓的 “无间的共同体” 走向所谓的 “有间的联合体”，从所谓的 “作者中心主义”走向所谓的 “期刊中心主义”，并且延续到新世纪的当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 “专业—业余”作家体制的解体; 二是 “业余作家”的急速衰落，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三是文学期刊的培育机制的解体甚至是缺席。

在中国当代文学体制中，有一套完整的作家体制，即所谓的 “专业—业余” 的作家体制。这种作家体制是与 “作协—期刊” 行政管理体制相配套的衍生体制。事实上，“作家” 这一概念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被建构起来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并在历史处境中得以清晰描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建构起来的 “专业作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换，那就是所谓的 “干部”，而且是有级别、有层差的 “干部”，这就是所谓的 “专业作家” 制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庞大的创作队伍中，除了 “专业作家”之外，还有一支庞大的 “业余作者群体”，而且这二者是相关联的。换言之，“专业作家” 是建立在 “业余作者群体” 的基座之上的，这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构成的是高台与基座的关系，构成的是师傅与徒弟的关系，构成的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当然，“业余作者”只有经过 “专业作家” 的培育与帮扶，才能成长与成熟，才能更好地夯实 “专业—业余” 作家体制的基座，通过选拔与纳新也才能壮大 “专业作家” 的队伍，提升 “专业作家” 的创作水平。客观地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几乎所有的 “专业作家” 都经历了 “从文学爱好者走向业余作者再走向专业作家” 的蝶变。正是如此，中国作协一直在践行着它对基层作家、业余作者的培育职能，就像茅盾先生所说的: “我们的专业文学工作者数目不大，大概几千，业余的却大得多啰! 我想大概上百万吧。无论工厂、农村、机关，都有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他们要求提高写作水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作协的性在减弱，基于 “媒介优先” 原则文学期刊占据了更中心的位置。这样，中国作协与专业作家、业余作者的关系被更多地替换为文学期刊与专业作家、业余作者的关系。文学期刊作用得到了大力彰显，这主要体现在用稿权、改稿权、排稿权、推稿权上。文学编辑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他们不再仅仅是 “为他人作嫁” 的幕后英雄，也不再仅仅是 “助产士”，而是文学生产的领头雁、排头兵。这样，文学期刊的编辑与文学工作者形成了 “伯乐与千里马” 的互动关系，其实也是一种 “师徒关系”。在这个时期，编辑不仅仅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者、执行者，也是文学创作的指导者、把关者，更是文学思潮的引领者、掌旗者。从 “伤痕文学” 到 “反思文学”，从 “改革文学” 到 “寻根文学”，从 “传统文学”到 “先锋文学”，每一次文学热点的勃发，每一种文学潮流的勃兴，都与期刊及著名编辑的 “太极推手” 密切相关。比如 “先锋文学” 就有着鲜明的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特点，这是先由像李陀那样的名编辑树旗立帜、开宗命名，刻意策划炒作、宣传鼓吹，然后网罗像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残雪、扎西达娃、格非、北村、孙甘露等一批青年作家冲锋陷阵，加之评论界的肆意追捧和社会各方的遥相呼应，终使 “先锋文学” 名实相副。陈晓明指出: “先锋派小说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与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然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随着社会语境的整体转型与文学自身的转型，文学期刊与作者( 含专业作家、业余作者) 的良好互动关系出现了裂痕甚至是解体。一种隔阂在潜滋暗长，一种疏远在渐行渐远。个中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却与文学期刊抱残守缺、忽视对作者的培育不无关系。尽管“专业作家”依然有着体制的保障与供养，但却是 “躲进小楼成一统” 自说自话，难以形成像 20 世纪80 年代那样的合力与洪流，文学真的像王蒙说的那样失去了轰动效应。当然，较大的问题还在于业余作者的自生自灭与急速衰落。业余作者这个先被预设为文学的忠实读者、文学创作的较大主体，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强大后备军，却处于体制的关照之外，处于期刊的关怀之外，处于编辑的关心之外。况且随着所谓的 “纯文学”门槛的提高以及所谓的 “精英化” “小众化” 的期刊策略，业余作者通往“专业作家”的 “文学之路”基本被无情的现实所阻隔切断。这样，一大批业余作者转而拥抱影视，进入新世纪之后，进而拥抱网络。影视文学与网络文学的繁华，比照出期刊文学的孤寂。在文学期刊将业余作者的 “文学梦” 踢破之后，文学期刊自身不仅抽空了 “文学园” 的底座，也抽干了 “文学源”的泉水。值得一提的是，在业余作者走向衰落的同时， “专业作家” 也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期刊的“孤岛效应”也就越来越突出了。进入新世纪之后，不仅业余作者的队伍在大幅缩小， “专业作家” 的队伍也因分化而大量减员。如宣布退出作协者有之，下海经商者有之，改行做编剧者有之、做教授者有之、做行政者有之。比如刘恒、海岩做了编剧，王安忆、阎真做了教授，铁凝、余秋雨做了行政，等等。这样，作者队伍的 “小众化” 很难换来文学真正意义的 “大繁荣”。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